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第一章 饲养
本地原始畜牧业，可在毗邻蜃蛟卢家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得到佐证。出土相当数量的牛骨头、鹿骨及其它动物骨骼，表明5000年前已有了畜牧业。长期以来，畜牧业仅为家庭副业。直到民国，一如《《鄞县通志·食货志》称：“居民鲜及于畜牧狩猎，虽或有此业为生者，顾为数至甚少，其所经营之事业亦微不足述”。
建国后，与农业生产中畜力与土杂肥密切有关的耕牛、生猪，其饲养量不断上升，其他畜禽亦有较大发展，畜牧业成为农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畜牧业内部结构比重，其排列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建国前后为牛、猪、禽、羊、兔；五十年代为牛、猪、禽、羊；八十年代前期为猪、牛、兔、禽、羊；后期为猪、牛、禽、羊、兔；九十年代后为猪、禽、羊、牛。
第一节 猪
一、饲养量
三十年代，本地每年养猪1000头左右，解放前后为1500头左右。1953年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积肥成为养猪的一个主要目的之一，谚有“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之说，故饲养量不断增加。是年，全乡养猪3000头，平均每户0.8头。1955年以后贯彻执行农牧结合方针，1956年又实行生猪派养派购政策，采取公有公养，公有户养和私有私养公助等多种形式，至1957年饲养量上升至4000余头，户均1.05头，是年上市量近1000头，农村食肉基本自给。1958年公社化，户养生猪全部归收集体饲养，政策又未采取进一步的指导性政策和优惠措施，加上粮食形势紧张，影响农民养猪积极性。因此，1961年锐减至近2000头，平均每户0.5头，1963年后提倡公养私养并举，集体牧场也采取定人、定饲料、定产量、定肥料和超产奖励的办法，户养则按劳动工分定养猪任务，现金收购畜肥，并折工分参加年终分配和奖励饲料粮，猪饲养量又迅速上升。1966年达到9000余头，平均每户2.5头。1967年鼓励养猪的政策被作为“资本主义物质刺激”受到批判，取消了奖励，是年又遇大旱灾，粮食歉收，1968年生猪饲养量再次下降，全乡仅6000头，户均1.6头。1970年县委建立畜牧业领导小组，每年制订鼓励养猪政策，饲养量重新上升，至1979年为11000余头，平均每户达3头。1980年后，由于乡村工业的发展，农民致富门路增多，虽有“以工补牧”措施，但养猪的经济效益较低，1981年至1990年每年在4000头上下。90年代后，养猪户逐年减少，逐步向养猪专业户发展，至90年代底，农户基本不养猪了，全部由专业户饲养，政府给予优惠奖励政策，每年出售量在2000头左右。
二、饲养形式
家庭饲养 是历年养猪的主要形式，建国前多为富裕农民择屋旁杂地搭猪舍或取屋角设栏栅圈养，也有少数农户将猪养于灶前，一般春养冬宰，故称“年猪”。
建国后，农民大都为积肥和增加收入养猪，1953年养猪农户达60％以上，至1956年，家有正劳力者，几乎户户养猪。1959年强调发展集体养猪，限制户养，至1962年户养仅500头，占总存栏猪的24％。1963年后又鼓励户养，至1970年户养生猪10000余头，占总饲养量的97％。此后，由于农村部分劳力转移到乡村企业，户养猪有所减少，至1980年仅有74％的农户养猪。90年代后，出现了养猪专业户，家庭猪场开始兴起。
集体饲养 本乡1957年始有集体养猪场，饲养数占全乡总存栏猪76％，采取评工记分和包工包料的办法管理。1961年粮食减产加上农村集体经济下放，集体牧场全部解体。1972年在“农业学大寨”中再次提倡集体饲养，至1976年几乎队队办牧场。1982年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猪场大多解体。
三、饲料
传统猪饲料以谷糠为主，辅以糟渣、残羹剩饭和青菜野草，以谷、麦、玉米和甘薯等催肥，故有“养猪一头，用糠八百”之说。
青饲料 1956年起以紫云英作饲料，兴办集体牧场后，始辟饲料基地。1957年全乡种植苦麻菜、饲用南瓜、蕉藕等作青饲料。1959年集体牧场普遍建池养殖小球藻，后因化工大，产量低被淘汰。1966年从温州引入水浮莲种苗放养河漕，连同水葫芦、水生草和绿萍，合称“三水一绿”成为集体牧场主要青饲料。1975年全社种植甘薯、南瓜、萝卜、猪菜等的饲料基地发展至200余亩。1980年以后，粮食增产，精料充裕，种植各类青饲料逐步减少，“三水一绿”利用者甚少。
精饲料 精饲料以按计划提留谷物和国家按收购商品猪奖售两种形式供给。1955年至1982年，全乡平均每年提留5000公斤。1956年实行生猪派养派购以来，每出售一头国家奖售饲料粮25公斤。
配（混）合饲料 1980年开始试用以麦皮、清糠、玉米、大麦、稻谷为主，配以菜籽饼、鱼粉等混合配制，饲猪平均日增重0.5公斤，增重率比单一饲料养猪提高48％，饲料由县饲料公司加工供应。
第二节 牛、羊、兔
一、牛
本地耕牛多由天台、黄岩、金华、温州等地贩入，在宁波南门三市和横溪等牛市场交易，故有“温州生、台州养、宁波耕”之说。建国初，因一般农民没有耕牛，由农户联合集资在政府扶持下购买耕牛。秋冬时节，开展以保护耕牛为中心护畜宣传活动，政府发放耕牛贷款，鼓励农户养好牛。1954年各农业社采取“包本责任制”定膘估价，分户饲养。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少数农民对政策不理解，曾发生滥杀和出卖耕牛，又由于农业社对集体耕牛管理不善而死亡较多。1958年耕牛折价归社后，因役用过度，护养不善，死亡又多，至1960年耕牛达10％左右。时政府限制耕牛跨地流动，乡内牛力难以补充。其后，集体耕牛建立定草料、定工分、定责任、定肥料的“四定”护养责任制，并鼓励社员私养，开放耕牛市场，耕牛数量有所回升，至1969年全社耕牛达400余头。1970年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畜力使用减少，耕牛存栏量下降。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耕牛由各农户轮养，死亡增多，存栏量再次下降，又因耕牛饲养时间长，使用时间短，导致春买秋卖（宰）增多，至1995年后全乡逐年减少耕牛，至今全乡几乎没有耕牛。
黄牛 历史上耕牛素以黄牛为主，1949年占总存栏98％,1965年江、浙、沪签订耕牛调剂协定，上海水牛大量流入，因水牛役力强，易管理，农民开始买水牛，黄牛饲养量有所下降，至1978年，占总养牛量的85％,1988年后水、黄牛分别占40％和60％。
水牛 旧时本地没有水牛。1965年后有少量水牛饲养。至1978年水牛饲养量占总存栏15％左右。以后逐年上升，至1988年存栏数40％。
奶牛 本乡饲养奶牛于80年代初，当时由精制茶厂兴办牛奶场，养了二十几头奶牛，随后也有少量农户家养奶牛，然由于售奶收入不及乡镇企业，至80年代中期奶牛场解体，遂之农户饲养奶牛亦自行消失。
二、羊
本地饲养的主要是山羊，解放前饲养量极少。建国后，本地山区、半山区有所发展，主要以农户家养为主。1956年生猪派养派购政策规定，山区、半山区可以以养羊抵养猪任务，山羊饲养量大增，1960年达到500余头。1961年政府因自然灾害鼓励以户养形式发展食草牲畜，并以现金收购羊粪作肥料，且记虚工分作年终饲料粮分配依据，于是山羊饲养量进一步增加，至1963年达千余头，为建国以来养羊最多年。后为保护山林，禁止山羊上山、上（溪）滩、上畈，存栏量锐减，至1970年仅百余头。1971年后，解除禁令，山羊饲养量逐步回升，至1979年达800余头，以后几年均稳定在500头左右。
三、兔
建国前有少数乡绅养兔，以供观赏。1955年起供销社收购兔毛，养兔剪毛成为农民家庭副业之一，自此发展较快，至1959年达1100余只，平均每只兔年产兔毛18.5克。随之社、队收养群众家兔兴办兔场。由于缺乏过梅、过伏和剪毛的经验，家兔死亡率高，产毛量低，至1962年饲养量下降达50％。次年兔毛收购实行奖售，并引进安哥拉全耳毛兔，由于兔种改良，平均每只年产兔毛56克，提高了养兔收入，1966年至1968年全社家兔存养量稳定在1000只左右。1969年兔毛价格下降，存养量也随之锐减，至1972年仅百余只。1973年至1978年兔毛价格回升，并注重选种，存养量也逐步回升，至1979年存养1000只左右，平均每只年产兔毛107克。1982年后出现养兔热，形成一批养兔专业户，遂有“一只兔油盐醋，十只兔衣衫裤，百只兔全家富”新民谚流传。
1983年兔毛价格下跌，翌年又流行兔瘟，存养量再次减少。1985年兔毛一度转俏，饲养量再度回升，随后毛价又跌，存养量再度减少，至今养兔者甚少。
第三节 禽
鸡、鹅、鸭
本地向有户养家禽习惯，散养母鸡以产蛋、养阉公鸡食肉，鹅以小群户养为多，专供肉用，鸭则群养产蛋为主，食用为次。解放后，户养鸡普遍增加。1956年形成集体养鸭业，并引进绍兴麻鸭，与宁大种杂交以改良品种。1957年养禽4万羽，鸡鸭鹅分别占比重65％、25％和10％。1958年农村“大食堂”兴起，户养家禽锐减，几乎没有家养。翌年为改善农民生活，食堂、牧场普遍养禽，同时引进苏州种肉鸭专供出口，收益较高，家禽得以回升，1961年饲养量达3万羽。1962年春又引进北京鸭取代苏州种，饲养肉鸭效益进一步提高，饲养者剧增。以后粮食稳定增产，养禽业亦趋稳定，年饲养量在3万羽上下。1965年后，集体养鸭被视作妨碍粮食生产、家庭养鸡视作“自发资本主义”而批判，施药饵毒禽事件累发。至1968年全社饲养量减至5000羽左右。1970年引入“白洛克”肉鸡，饲养90余天，出售每羽获利0.8元，农户纷纷效仿。此后肉鸡、肉鸭，蛋鸭同步发展，至1974年全社饲养家禽4万余羽。1979年贯彻执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方针，家禽迅速发展，达5万羽。1980年起先后引进新波罗、罗斯、AA等良种肉鸡和狄高等良种肉鸭，推广配合饲料、关棚饲养等技术，降低饲养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商品率。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养禽逐步专业化、商品化，全乡出现了一批养鸡、养鸭专业户。
第二章 兽医 防疫
第一节 主要疫病
牲畜口蹄疫（五号病） 1983年1月病源随肉贩从省外购入的病肉带入境内，传染至本乡牧场，死亡病猪10余只，此后，由于加强检疫，未再发。
猪瘟 本地时有散发，俗称烂肠瘟。1963年、1967年、1982年本乡牧场均发生过此病，死亡病猪共30余头，1987年后由于加强防范，虽有病猪流入，但未造成流行事故。
猪丹毒 俗称鬼打印、桕树班，多在六、七月间发生。建国前多有发生，死猪多。1953年和1965年本乡两次发生此病，死猪60余只，此后，有零星散发，多数治愈。
鸡新城疫（俗称鸡瘟）和禽霍乱 本地均有发生，家鸡以混合感染居多。死亡率甚高，鸭仅发禽霍乱。1962年家鸡发生瘟疫占存养数30％，死亡率高达82％。近年发病率有所下降。
此外，本地曾发生过的传染病还有鸭瘟、兔瘟、牛炭疽、破伤风、猪气喘病、仔猪副伤寒、黄（白）痢、雏鸡白痢、鸡痘、小鹅瘟等，但未造成区域性流行。
由于饲养管理不当而发生的普通病，如耕牛过冬饮水不足引起瓣胃阻塞（百叶干）和前胃弛缓，春季采食过量紫云英（草子）而造成瘤胃臌气。役季易发的四肢损伤和误食农药化肥中毒，生猪多发生便秘、胃肠炎、肺炎。家禽特别是群养者常因饲料搭配不当，造成的维生素缺乏症和微量元素缺乏症等，常有所见。
第二节 预防 免疫
免疫接种从1953年始，基本上由国家编制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担负，疫苗以牛炭疽为主，是年牛炭疽预防注射率达20％。1956年起，集体猪场进行预防注射，至1958年猪瘟预注率达到14％。1962年起以乡兽医人员为主，全面开展猪、牛、禽预防注射，但密度很低，猪的单针预注率不到10％，牛炭疽预注率为30％。“文革”期间，免疫预防很少有人问津，至1976年才引起主管部门重视，是年猪瘟预防注射率提高到70％，猪丹毒预注率40％，家禽预注率达3万羽次。1980年后县防检部门加强对预防注射的指导，1986年起又推广畜禽系统免疫程序，畜禽预注密度逐步提高，到1987年猪瘟预注密度占饲养量的116％，猪丹毒预注密度达到60％。家禽免疫注射数达5万羽次。
第三节 兽医
建国初，本地无兽医，由专业阉割手游医乡村，以“针挑”为主，辅以民间土药。1954年县农林局建立畜牧兽医站，并在各区农技站陆续配备畜牧兽医干部。1958年吸收民间兽医，建立区家畜保健站。1959年家畜保健站划归人民公社管理，多数兽医安置到畜牧场负责防疫治病工作。1965年区畜牧兽医站下放为公社兽医站，实行“单独核算、临诊收费”制度。1972年推广村畜病合作防治制度，实行“社队联保，两级记帐，盈亏各半”的管理办法。1974年提倡“一枚针、一根草”治病，组织兽医上山采草药治病。1981年后因集体牧场停办，兽医逐步转务他业。1994年起，乡重新建立畜牧兽医站，划归乡农业办公室管理，一直沿袭至今。
本地原始畜牧业，可在毗邻蜃蛟卢家桥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得到佐证。出土相当数量的牛骨头、鹿骨及其它动物骨骼，表明5000年前已有了畜牧业。长期以来，畜牧业仅为家庭副业。直到民国，一如《《鄞县通志·食货志》称：“居民鲜及于畜牧狩猎，虽或有此业为生者，顾为数至甚少，其所经营之事业亦微不足述”。
建国后，与农业生产中畜力与土杂肥密切有关的耕牛、生猪，其饲养量不断上升，其他畜禽亦有较大发展，畜牧业成为农村经济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畜牧业内部结构比重，其排列在各个时期有所不同。建国前后为牛、猪、禽、羊、兔；五十年代为牛、猪、禽、羊；八十年代前期为猪、牛、兔、禽、羊；后期为猪、牛、禽、羊、兔；九十年代后为猪、禽、羊、牛。
第一节 猪
一、饲养量
三十年代，本地每年养猪1000头左右，解放前后为1500头左右。1953年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积肥成为养猪的一个主要目的之一，谚有“养猪不赚钱，回头看看田”之说，故饲养量不断增加。是年，全乡养猪3000头，平均每户0.8头。1955年以后贯彻执行农牧结合方针，1956年又实行生猪派养派购政策，采取公有公养，公有户养和私有私养公助等多种形式，至1957年饲养量上升至4000余头，户均1.05头，是年上市量近1000头，农村食肉基本自给。1958年公社化，户养生猪全部归收集体饲养，政策又未采取进一步的指导性政策和优惠措施，加上粮食形势紧张，影响农民养猪积极性。因此，1961年锐减至近2000头，平均每户0.5头，1963年后提倡公养私养并举，集体牧场也采取定人、定饲料、定产量、定肥料和超产奖励的办法，户养则按劳动工分定养猪任务，现金收购畜肥，并折工分参加年终分配和奖励饲料粮，猪饲养量又迅速上升。1966年达到9000余头，平均每户2.5头。1967年鼓励养猪的政策被作为“资本主义物质刺激”受到批判，取消了奖励，是年又遇大旱灾，粮食歉收，1968年生猪饲养量再次下降，全乡仅6000头，户均1.6头。1970年县委建立畜牧业领导小组，每年制订鼓励养猪政策，饲养量重新上升，至1979年为11000余头，平均每户达3头。1980年后，由于乡村工业的发展，农民致富门路增多，虽有“以工补牧”措施，但养猪的经济效益较低，1981年至1990年每年在4000头上下。90年代后，养猪户逐年减少，逐步向养猪专业户发展，至90年代底，农户基本不养猪了，全部由专业户饲养，政府给予优惠奖励政策，每年出售量在2000头左右。
二、饲养形式
家庭饲养 是历年养猪的主要形式，建国前多为富裕农民择屋旁杂地搭猪舍或取屋角设栏栅圈养，也有少数农户将猪养于灶前，一般春养冬宰，故称“年猪”。
建国后，农民大都为积肥和增加收入养猪，1953年养猪农户达60％以上，至1956年，家有正劳力者，几乎户户养猪。1959年强调发展集体养猪，限制户养，至1962年户养仅500头，占总存栏猪的24％。1963年后又鼓励户养，至1970年户养生猪10000余头，占总饲养量的97％。此后，由于农村部分劳力转移到乡村企业，户养猪有所减少，至1980年仅有74％的农户养猪。90年代后，出现了养猪专业户，家庭猪场开始兴起。
集体饲养 本乡1957年始有集体养猪场，饲养数占全乡总存栏猪76％，采取评工记分和包工包料的办法管理。1961年粮食减产加上农村集体经济下放，集体牧场全部解体。1972年在“农业学大寨”中再次提倡集体饲养，至1976年几乎队队办牧场。1982年在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猪场大多解体。
三、饲料
传统猪饲料以谷糠为主，辅以糟渣、残羹剩饭和青菜野草，以谷、麦、玉米和甘薯等催肥，故有“养猪一头，用糠八百”之说。
青饲料 1956年起以紫云英作饲料，兴办集体牧场后，始辟饲料基地。1957年全乡种植苦麻菜、饲用南瓜、蕉藕等作青饲料。1959年集体牧场普遍建池养殖小球藻，后因化工大，产量低被淘汰。1966年从温州引入水浮莲种苗放养河漕，连同水葫芦、水生草和绿萍，合称“三水一绿”成为集体牧场主要青饲料。1975年全社种植甘薯、南瓜、萝卜、猪菜等的饲料基地发展至200余亩。1980年以后，粮食增产，精料充裕，种植各类青饲料逐步减少，“三水一绿”利用者甚少。
精饲料 精饲料以按计划提留谷物和国家按收购商品猪奖售两种形式供给。1955年至1982年，全乡平均每年提留5000公斤。1956年实行生猪派养派购以来，每出售一头国家奖售饲料粮25公斤。
配（混）合饲料 1980年开始试用以麦皮、清糠、玉米、大麦、稻谷为主，配以菜籽饼、鱼粉等混合配制，饲猪平均日增重0.5公斤，增重率比单一饲料养猪提高48％，饲料由县饲料公司加工供应。
第二节 牛、羊、兔
一、牛
本地耕牛多由天台、黄岩、金华、温州等地贩入，在宁波南门三市和横溪等牛市场交易，故有“温州生、台州养、宁波耕”之说。建国初，因一般农民没有耕牛，由农户联合集资在政府扶持下购买耕牛。秋冬时节，开展以保护耕牛为中心护畜宣传活动，政府发放耕牛贷款，鼓励农户养好牛。1954年各农业社采取“包本责任制”定膘估价，分户饲养。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少数农民对政策不理解，曾发生滥杀和出卖耕牛，又由于农业社对集体耕牛管理不善而死亡较多。1958年耕牛折价归社后，因役用过度，护养不善，死亡又多，至1960年耕牛达10％左右。时政府限制耕牛跨地流动，乡内牛力难以补充。其后，集体耕牛建立定草料、定工分、定责任、定肥料的“四定”护养责任制，并鼓励社员私养，开放耕牛市场，耕牛数量有所回升，至1969年全社耕牛达400余头。1970年后，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畜力使用减少，耕牛存栏量下降。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耕牛由各农户轮养，死亡增多，存栏量再次下降，又因耕牛饲养时间长，使用时间短，导致春买秋卖（宰）增多，至1995年后全乡逐年减少耕牛，至今全乡几乎没有耕牛。
黄牛 历史上耕牛素以黄牛为主，1949年占总存栏98％,1965年江、浙、沪签订耕牛调剂协定，上海水牛大量流入，因水牛役力强，易管理，农民开始买水牛，黄牛饲养量有所下降，至1978年，占总养牛量的85％,1988年后水、黄牛分别占40％和60％。
水牛 旧时本地没有水牛。1965年后有少量水牛饲养。至1978年水牛饲养量占总存栏15％左右。以后逐年上升，至1988年存栏数40％。
奶牛 本乡饲养奶牛于80年代初，当时由精制茶厂兴办牛奶场，养了二十几头奶牛，随后也有少量农户家养奶牛，然由于售奶收入不及乡镇企业，至80年代中期奶牛场解体，遂之农户饲养奶牛亦自行消失。
二、羊
本地饲养的主要是山羊，解放前饲养量极少。建国后，本地山区、半山区有所发展，主要以农户家养为主。1956年生猪派养派购政策规定，山区、半山区可以以养羊抵养猪任务，山羊饲养量大增，1960年达到500余头。1961年政府因自然灾害鼓励以户养形式发展食草牲畜，并以现金收购羊粪作肥料，且记虚工分作年终饲料粮分配依据，于是山羊饲养量进一步增加，至1963年达千余头，为建国以来养羊最多年。后为保护山林，禁止山羊上山、上（溪）滩、上畈，存栏量锐减，至1970年仅百余头。1971年后，解除禁令，山羊饲养量逐步回升，至1979年达800余头，以后几年均稳定在500头左右。
三、兔
建国前有少数乡绅养兔，以供观赏。1955年起供销社收购兔毛，养兔剪毛成为农民家庭副业之一，自此发展较快，至1959年达1100余只，平均每只兔年产兔毛18.5克。随之社、队收养群众家兔兴办兔场。由于缺乏过梅、过伏和剪毛的经验，家兔死亡率高，产毛量低，至1962年饲养量下降达50％。次年兔毛收购实行奖售，并引进安哥拉全耳毛兔，由于兔种改良，平均每只年产兔毛56克，提高了养兔收入，1966年至1968年全社家兔存养量稳定在1000只左右。1969年兔毛价格下降，存养量也随之锐减，至1972年仅百余只。1973年至1978年兔毛价格回升，并注重选种，存养量也逐步回升，至1979年存养1000只左右，平均每只年产兔毛107克。1982年后出现养兔热，形成一批养兔专业户，遂有“一只兔油盐醋，十只兔衣衫裤，百只兔全家富”新民谚流传。
1983年兔毛价格下跌，翌年又流行兔瘟，存养量再次减少。1985年兔毛一度转俏，饲养量再度回升，随后毛价又跌，存养量再度减少，至今养兔者甚少。
第三节 禽
鸡、鹅、鸭
本地向有户养家禽习惯，散养母鸡以产蛋、养阉公鸡食肉，鹅以小群户养为多，专供肉用，鸭则群养产蛋为主，食用为次。解放后，户养鸡普遍增加。1956年形成集体养鸭业，并引进绍兴麻鸭，与宁大种杂交以改良品种。1957年养禽4万羽，鸡鸭鹅分别占比重65％、25％和10％。1958年农村“大食堂”兴起，户养家禽锐减，几乎没有家养。翌年为改善农民生活，食堂、牧场普遍养禽，同时引进苏州种肉鸭专供出口，收益较高，家禽得以回升，1961年饲养量达3万羽。1962年春又引进北京鸭取代苏州种，饲养肉鸭效益进一步提高，饲养者剧增。以后粮食稳定增产，养禽业亦趋稳定，年饲养量在3万羽上下。1965年后，集体养鸭被视作妨碍粮食生产、家庭养鸡视作“自发资本主义”而批判，施药饵毒禽事件累发。至1968年全社饲养量减至5000羽左右。1970年引入“白洛克”肉鸡，饲养90余天，出售每羽获利0.8元，农户纷纷效仿。此后肉鸡、肉鸭，蛋鸭同步发展，至1974年全社饲养家禽4万余羽。1979年贯彻执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方针，家禽迅速发展，达5万羽。1980年起先后引进新波罗、罗斯、AA等良种肉鸡和狄高等良种肉鸭，推广配合饲料、关棚饲养等技术，降低饲养成本，提高经济效益和商品率。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养禽逐步专业化、商品化，全乡出现了一批养鸡、养鸭专业户。
第二章 兽医 防疫
第一节 主要疫病
牲畜口蹄疫（五号病） 1983年1月病源随肉贩从省外购入的病肉带入境内，传染至本乡牧场，死亡病猪10余只，此后，由于加强检疫，未再发。
猪瘟 本地时有散发，俗称烂肠瘟。1963年、1967年、1982年本乡牧场均发生过此病，死亡病猪共30余头，1987年后由于加强防范，虽有病猪流入，但未造成流行事故。
猪丹毒 俗称鬼打印、桕树班，多在六、七月间发生。建国前多有发生，死猪多。1953年和1965年本乡两次发生此病，死猪60余只，此后，有零星散发，多数治愈。
鸡新城疫（俗称鸡瘟）和禽霍乱 本地均有发生，家鸡以混合感染居多。死亡率甚高，鸭仅发禽霍乱。1962年家鸡发生瘟疫占存养数30％，死亡率高达82％。近年发病率有所下降。
此外，本地曾发生过的传染病还有鸭瘟、兔瘟、牛炭疽、破伤风、猪气喘病、仔猪副伤寒、黄（白）痢、雏鸡白痢、鸡痘、小鹅瘟等，但未造成区域性流行。
由于饲养管理不当而发生的普通病，如耕牛过冬饮水不足引起瓣胃阻塞（百叶干）和前胃弛缓，春季采食过量紫云英（草子）而造成瘤胃臌气。役季易发的四肢损伤和误食农药化肥中毒，生猪多发生便秘、胃肠炎、肺炎。家禽特别是群养者常因饲料搭配不当，造成的维生素缺乏症和微量元素缺乏症等，常有所见。
第二节 预防 免疫
免疫接种从1953年始，基本上由国家编制的畜牧兽医技术人员担负，疫苗以牛炭疽为主，是年牛炭疽预防注射率达20％。1956年起，集体猪场进行预防注射，至1958年猪瘟预注率达到14％。1962年起以乡兽医人员为主，全面开展猪、牛、禽预防注射，但密度很低，猪的单针预注率不到10％，牛炭疽预注率为30％。“文革”期间，免疫预防很少有人问津，至1976年才引起主管部门重视，是年猪瘟预防注射率提高到70％，猪丹毒预注率40％，家禽预注率达3万羽次。1980年后县防检部门加强对预防注射的指导，1986年起又推广畜禽系统免疫程序，畜禽预注密度逐步提高，到1987年猪瘟预注密度占饲养量的116％，猪丹毒预注密度达到60％。家禽免疫注射数达5万羽次。
第三节 兽医
建国初，本地无兽医，由专业阉割手游医乡村，以“针挑”为主，辅以民间土药。1954年县农林局建立畜牧兽医站，并在各区农技站陆续配备畜牧兽医干部。1958年吸收民间兽医，建立区家畜保健站。1959年家畜保健站划归人民公社管理，多数兽医安置到畜牧场负责防疫治病工作。1965年区畜牧兽医站下放为公社兽医站，实行“单独核算、临诊收费”制度。1972年推广村畜病合作防治制度，实行“社队联保，两级记帐，盈亏各半”的管理办法。1974年提倡“一枚针、一根草”治病，组织兽医上山采草药治病。1981年后因集体牧场停办，兽医逐步转务他业。1994年起，乡重新建立畜牧兽医站，划归乡农业办公室管理，一直沿袭至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