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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林业
第一节 资源
本地境内，山地丘陵为三七开，林业资源尚称丰富。森林植被属中亚热带东部常绿阔叶林带，地貌、土壤、气候与生态环境均有利于林业发展。
全乡有丘陵山地10万余亩，其中林业用地80490亩。在垂直分布中，林业面积海拔在51～200米占总面积的20％；201～500米占60％；501～800米占15％；800米以上的占5％，最高为915米。在林地的坡度分类中，6～25。的缓、斜坡面积占45％。缓、斜、陡坡构成比例为27∶37∶36。
全乡山地多数土层深厚，宜竹木衍生。海拔200米以下以红壤为主；200～500米为过渡型红黄壤亚类土壤，并穿插以红壤；500米以上以黄壤为主。陡坡剥蚀地段为山地石砂土侵蚀型红壤黄壤类。本乡山地土壤含硅率低，PH值为5～6.5，质地粘重，其中黄泥土、红砂土腐植质较丰富，透水透气性尚好，宜发展竹林或经济林，黄壤表土有机质达5％,PH值为4.5～5.5，以山地黄泥土为优质，宜种茶、果；侵蚀型黄壤亚类土层浅薄，肥力低，不利林木生长。
第二节 营林
一、采种育苗
本地旧时有自采自育柳杉、马尾松的传统，大多数地区的林木均靠飞籽成林或移栽野生苗。
建国初，宁波地区林场和鄞县人民政府实业科分别建立苗圃场后，便无偿供应造林苗木。1955年根据国务院“自采自育自造”方针，农业合作社多挖野生树苗造林。1959年政府号召向深山荒山高山进军，并鼓励田、路、河、宅四旁植树，造林形成高潮，公社和大队相继建立苗圃。60～70年代是造林育苗的高潮年。1979年起，省政府对林木育苗实行扶持政策，育苗3亩以上者每亩补100元并原粮500斤，培育“四旁”植树的大苗则每亩补150元，苗农得到鼓励，翌年全乡育苗20余亩。1981年后，由于采种费工，采集者日见稀少，苗木多从外地购入。1983年推行山林承包责任制后，逐步形成一批育苗专业户。
本地土著树种有马尾松、赤松、金钱松、刺杉、柳杉、扁柏、乌柏、油桐、油茶、苦楝、枫、樟、槠、板栗、栎栗、檫、檀、槲、榆、梧桐、棕榈、柳、水杨、银杏、香椿、冬青、短叶松、杜仲等；70年代引种火炬松、湿地松、水杉、池杉、泡桐、白榆等，其中水杉、池杉速生，美观，适应性强，材质好而得推广，而泡桐、白榆因易染病虫害而被淘汰。1980年引进日本扁柏、深山含笑、榴木、细叶香樟、大叶香樟和日本香樟，其中日本扁柏经海拔500米山地试种成功，成为低山缓坡绿化的理想树种，1989年被推广，由于成材效益日益为人们重视，树种结构在近年有较大变化。
二、植树造林
有资料可稽的大规模山地造林可溯至清乾隆间，其时本乡的雪岙、茶〓等村的植树面积达上万亩，种植杉木600余万株，此后以20年为周期，砍伐火烧后萌芽更新。凡此大规模造林，农民互助种植，地主和公堂山则雇人栽种。20～30年代，本乡造林2万余亩，至40～50年代砍伐，收到较好效果。
建国初，贯彻中央“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和合理利用”的方针，于1950年发动群众造林1000余亩，1953年以新兴的农村互助组为主体，扩大了造林面积。农业合作化后，山地入社，集体成为主要造林者。由于合作社的社会化生产有条件顾及地理单元的整体性，因此在以绿化荒山为主要目标的造林中，注意到用材林、薪炭林、水源林、防护林、经济林和风景林等各种森林功能的整体组合。政府规定社员的造林工分在当年分配中兑现，合作社组织在拆并、升级等变动中，以“谁种谁有，等价交换”的办法处理林产，激励了农民的植树积极性。1956年，根据毛主席“浙江要发展一千万油茶”的指示，县政府规划建立2.2万亩油茶林，次年又提高到7万亩，并借助行政手段逐步付诸实施，三年后发展到15万亩，其中本乡发展了1.5万亩。其时，有林山地已在土地改革时随林产分到户。1961年起，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压缩销粮，山区普遍毁林种粮，导致水土流失、生态失衡，数年经营的油茶也锐减至近百亩。为此，县委和县人委制订以治山为主的山、水综合治理方针，并于1963年由县人委与鄞西河网上游的龙观、大皎等6个公社212个生产大队分别签订还林合同，共计停垦还林1274.8亩，其中本乡200余亩。此后，县政府又与本社茶〓、大皎公社的细岭等大队签订合作造林合同，政府以每亩熟地4元、生地5元补给生产大队，在政府所有的荒山造林，收益后政府与大队以2∶3比例分成。1964年，政府对在低山、水库周围、江河上游沿岸和不宜开垦的山坡实施突击造林和封山育林，以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至1971年全社平均每年造林千亩以上。1966年夏兴起的“文革”使原有的山林管理秩序陷入混乱，一度导致严重的乱砍滥伐，历史遗留的山权纠纷也乘机萌发，山林资源破坏严重。1970年，国家为“备战备荒”计，号召发展木本植物食油，以腾出油料地种粮，并发展油桐以补充工业用油。县革委会根据省指示再次制订发展油茶10万亩的规划，并逐步付诸实施，本社又一次掀起种油茶热潮，然因经济效益不高大面积推广后未获成功。1972年，又据林业部“在南方建设以杉木为主的速生用材林”指示，遂于1974年掀起种植杉木热潮。1977年，为加快绿化荒山的进度，本社建立林场，政府同时增加定销粮以激励山区造林。1982年实行林业“三定”政策后，70％集体山林落实了家庭承包。1983年起，为鼓励农民造林，县财政补助全垦造林每亩15元，条状造林每亩10元。1985年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林业发展思路从单纯注重用材林转变为长短结合方针，用材林——经济林——水果林成为新的构成模式，从而加快了荒山绿化的速度。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五龙潭”风景区的开发，生态林的建设，全乡已有80％的山林实行了封山育林，成为生态绿化林。
三、森林保护
历代官府均有封山护林的措施，山区乡民则以立“禁碑”，订乡规民约、“吃封山饭”等传统形式封山育林。建国后，政府吸取了民间封山育林成功经验，并以行政和法律手段封山护林，禁止盗伐滥伐，每年将封山指标随造林计划下达，重点在水源处、江河两岸、公路两旁。1952年，根据省政府颁发的“奖励育苗造林及保护森林暂行办法”，本乡建立护林组织。1953年春，本地金谷、环溪、观岭三乡滥伐林木行为受到省人民政府通报批评，有关人员均受行政处分。1954年，国家实行木材统购，采伐得以限制。1965年11月，县人委针对“公社化”时期和三年自然灾害毁林种粮现象，下达“停止毁林开山种粮的通知”予以制止。1972年，县林业部门会同樟水区党政机关，在龙观乌头门设立木材检查站，控制木材出山外运，本社林业资源得以保护。1980年，县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通知》，从各区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重点山区，本社列在其中，处理了10余起破坏山林案件。此后，农村以电、煤、液化气代柴日益增加，更有利于封山育林。1981年10月，根据县委《稳定山权林权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文件精神，全社查处山林纠纷60余起，协商调整插花山50余块，以解决乱砍滥伐的隐患。翌年冬，又查处乱砍滥伐、盗代木材案件20余起。1984年，对封山育林实行经济扶持，凡连片200亩以上，四址山界清楚，管理落实、连封四年的荒山、疏林山，经县林业部门验收合格，每亩可补助1元。1985年，取消木材统购任务后，为加强护林管理，本乡设立了林政员。其中1978年，为加强育林科技研究和技术推广，聘请了公社农民林业技术员。1987年乡建立了林业技术服务站。
森林病虫害，历来依靠天敌钳制。建国后，逐步采用药械防治和生物防治。1956年，林木形成危害的主要有马尾松毛虫、柳杉毛虫、油桐尺蠖、乌柏毛虫、竹象虫和竹蝗。1971年，马尾松毛虫暴发，曾发动群众捉虫。1985年，主要害虫有松毛虫、松梢卷叶蛾、松梢螟、杉梢小卷叶蛾、竹绒野蛾；病菌有杉木细菌性叶枯病、杉木炭疽病、杉木黄化病、毛竹枯梢病、松杉苗立枯病和柳杉赤枯病。危害四旁树种的主要是袋蛾类和蚧类害虫。
1983年，县政府根据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和省人民政府《浙江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建立鄞县森林植物检疫站，对干果、种苗、木本花卉实行产地病虫害防治指导和处理违章调运。1986年7月，森检站对苗圃场花卉检疫调查，危害花卉的主要病虫害有松针褐斑病、落针病、赤枯病、根腐病、梨桧锈病、毛竹枯梢病、蚧壳虫、红蜘蛛等。
本地山林依赖林间山路和农田及山林之间的少量隙地作自然隔火带，森林火灾时有发生。1977年起社队的山林专业队设护林员，火灾发生时负责及时扑救。1983年，林业实行定权、定自留山、定林业生产责任制以后，70％以上的山林为家庭经营，管理再度放松，擅自上山用火的增加，尤以上坟放鞭炮、烧纸钱致使森林火灾发生频繁。1987年，为加强护林防火，县建立护林防火委员会，本乡建立护林防火领导小组，同年11月，县政府确定每年10月1日至次年4月15日为重点防火期，实行昼夜值班。1988年乡护林防火配备了风力灭火器。1990年3月起，本乡山区、半山区实行野外用火许可证制度，烧山造林、烧荒垦地、烧拓防火线等较大的生产工艺用火，面积在50亩以下的由乡护林防火领导小组批准，50亩以上报县护林防火委员会批准发证，而烧灰积肥、烧地墈地埂、烧茭白地等小型生产用火，则由村护林小组批准发证。
第三节 林政
一、权属划定
据民国《鄞县通志》载：1932年全县林地私人占有的为80％，团体占有的为20％；荒山私人占有的为25％，团体占有的为75％。土改时，政府没收地主私有山林，征收团体山林分给无山和少山农民所有，部分风景林、防护林、水源林归乡村所有。1955年后，山区、半山区组织农林业生产合作社，除社员宅前屋后的零星树木、经济林仍属个人所有外，其余山林树木均计股入合作社。至1957年，本乡完成山林入社。是年5月，县委规定凡归属未定而面积1000亩以上、林木分布集中或面积不到1000亩、林木积蓄量大、经济价值高的山林以及县境内的风景林、防风林、护堤林、护溪林、水源林、公路防护林、国防林均归国有；面积不足500亩的用材林、1000亩以下的幼林、500亩以下的特种经济林、机动荒山、薪炭林及规模不大的护村林、护堤林归合作社经营。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全社大部分山林归生产大队经营，部分归生产队经营。翌年，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除少量山林留作大队外，绝大部分山林划归生产队经营。
二、经营管理
建国前，林业生产由个人、宗族或社团分散经营。1956年，山林折价入社后，逐步推行林业包产、包工、包本制度。人民公社在山区建立林业专业队（场）、组织山林管理员专业从事管理。这种以大队、生产队为基本经营单位的体制一直延续至80年代初。1981年10月，根据国家《森林法》和《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县政府抽调县、区、社三级干部落实林业“三定”政策，推行山林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时，荒山、疏林山、幼林山和薪炭林承包到户或到专业队；毛竹、茶叶、桑树、果树等经济林多由专业队承包；用材林到户或联户承包，承包期限为15至20年。至1987年，全乡划定自留山、承包责任山、村统管山分别比例约为28％、45％、27％。1990年下半年，县成立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办公室，对林业生产责任制作全面检查，清理自留山，登记在自留山上寄养的集体林木，落实管护责任制，树木按每立方米60～150元，毛竹按每斤0.04～0.07元折价归社员所有，村统管山落实了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同时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档案。
第二章 特产
第一节 竹
一、品种分布
本地竹种资源丰富。据元至正《四明续志》、明万历《桃源乡志》、清康熙《宁波府志》载，鄞县境内有慈孝竹、算竹、紫竹、早归竹、箭竹、苦竹、斑竹、紫筋竹、凤尾竹、石竹、佛面竹、观音竹、方竹、莜竹、笙竹、筋竹、四季竹、公孙竹等品种。又据民国《东钱湖志》载：“猫竹，一作茅竹、又作毛竹，干大而厚，异于众竹，人取以为舟缆。”1982年4月，普查乡境内竹种资源，有近20个品种，历代所记可能多为同竹异名，有待考证。本地竹类中，笋竹两用的有毛竹、淡竹、龙须竹、花坑竹、花壳竹、花壳淡竹、乌竹、早竹、六月乌、青竹、雷竹、黄皮毛竹等，其他还有金竹、水竹、大头管竹等。
本地竹林分布较广。几乎每村都有竹山，达16000余亩，其中毛竹占总竹林面积80％、杂竹占20％。杂竹面积为鄞县之最。然因历来管理粗放，且在改溪造田和公路、水库、村镇建设中砍伐甚多；一些混生于树林灌木中的龙须竹因林木砍伐后，枝叶缺乏依托，常被大雪压折枯死，更有因开花生竹米而枯亡的，故杂竹面积日减。
二、种竹育笋
竹、笋虽为本地大宗出产，然历代几无文字记载，仅民国《鄞县通志》载：
1928年，全县产竹材917953株，产笋12633担。50年代，因建筑材料不足，遂以竹代木和钢材，竹子被列为主要发展林种，竹林面积遂得扩大。1950年至1956年，全乡营造竹林近500余亩。1956年起，根据国务院《关于保护和发展竹林的通知》，加快发展速度，三年中，新增竹林千余亩。1958年，学习奉化县培育大毛竹经验，要求一年后，每亩毛竹山原有102株基础上，达到280株，力争320株，并新发展毛竹山17000亩。县财政为此拨款6万元，在爱中、龙观等11个乡建立大毛竹生产基地。是年冬，改革传统的母竹移栽、鞭根诱导等方法，采用竹株倒栽法，然成林率低，后未推广。1955年至1961年，7年间采取大种大伐方针，过量砍伐使毛竹资源骤减。1964年至1966年，县人委3次通知留笋养竹，规定要求大年只许掏死笋、并株笋、挡路笋；小年凡能成竹的笋概不起掏，禁止擅入产地收购毛笋，社员带笋下山不得超过10公斤。“文革”期间，竹林遭到乱砍滥伐，1971年，竹林面积锐减。1972年，县革委会发文要求留笋养竹，引进毛竹新品种，并以鞭根诱导繁殖等措施扩大竹林面积，至1974年竹林面积有所回升。1975年和1976年，为造“大寨田”和兴修水利，有少量竹林被毁，并有千余亩竹林荒芜。1979年，县政府要求迅速垦复荒芜竹山，建立毛竹丰产基地，并推广竹笋两用山。至1982年竹山到户，竹笋两用山大幅度开发。
三、加工
本地竹材加工经销以竹编为主。旧时多生产传统竹器，如竹篮、竹箩、竹簟、竹筛、竹篾、竹土箕、竹匾、竹椅、竹床、竹扫帚等，在本地销给商贩，但经济效益均低。八十年代起，本地开始兴办竹编厂，加工竹编工艺品运销中外。产品有篮、盘、罐、盆、瓶和各类动物模型、摆设、挂件等饰物，通过广州口岸远销美国、日本、意大利、苏联、法国等20几个国家和地区，产值达10万美元。
竹笋加工先是生产罐头笋。1987年，本乡兴办食品罐头厂，产品均由县粮油土畜产品对外贸易公司经销，每年销售量达500吨，创汇200万元以上。进入新世纪后，竹笋加工量突飞猛进，年创汇超过千万元。
第二节 茶
一、茶园
晋《神异记》中有四明山茶事记载。唐·陆游《茶经》中载茶叶“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明州〓县生榆夹村……”。清·万斯同《〓西竹枝词》中载：天井山茶味自长，它泉烹酌淡而香；并论太白谁优劣，一任闲人肆抑扬。民国《鄞县通志》载鄞之茶“以四明山、白岩山、太白山、福全山等所产者为佳”可见本地产茶历史悠久。
建国初，鄞县茶区主要分布于本乡及原樟水区4个乡。1950年起，国家通过调整茶叶收购价格、发放贷款、供应肥料等措施以发展茶叶，垦复荒芜茶园，且开辟新茶园，使茶叶生产由分散到集中、从间作茶园向专业茶园转化。1958年受“愈采愈发”的理论影响，为刺激夏秋茶生产，价格高于春茶，于是四季采茶，片叶下山，致使采摘过度，茶树生机受损。60年代初，由于粮食紧张，毁茶种粮，1961年茶园面积锐减50％以上。翌年，贯彻毛主席“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的指示，开发荒山荒坡，以“改树、改土、改园”和“保水、保土、保肥”为主，恢复和发展茶园，并以樟水区为重点，建设高标准商品茶叶基地。1978年，本乡茶园面积达到1000多亩。1979年，为实现茶园“良种化”，引进10几个新品种。1982年，茶园面积增至1500多亩，成为全县主要产茶区之一。1983年至1984年，茶叶滞销，收购价格下跌，本乡茶叶产量下降。1985年，采取“多茶类生产，多渠道经营，多口岸贸易”的办法，茶叶生产有所回升。至1987年，茶叶亩产从1949年的32公斤上升到109公斤。是年开始建设千亩连片茶园，本乡茶园达到1400多亩，年产茶叶300吨以上。2004年，茶园面积达到1783亩，总产达到369吨。
二、栽培
本地茶树传统品种多系灌木型中、小叶种，茶园套种玉米、蕃薯、马铃薯、大豆、蔬菜等作物。1956年，一些农林业生产合作社垦复荒芜茶园后，挖掘野生茶树补植，逐步发展集中成片单条播专业茶园。1961年后，以保水、保土、保肥为主要内容进行茶园建设。并从外地引进鸠坑、福鼎大白茶、毛蟹等品种，本乡有50％以上的茶园更换了良种。1970年，推广亩产300斤干茶的栽培技术。1975年，推广矮化密植速生茶园栽培技术措施，建成了一批早成园、早投产的高产优质茶园。至1978年，茶园亩产达55公斤，比建国初期32公斤增长70％。1979年引进迎霜、浙农12、菊花春、翠峰等品种，至1987年，全乡有矮化密植茶园300多亩，占茶园总面积的20％，茶叶亩产达到109公斤，为建国初期的3.4倍，比1978年增长98％。进入九十年代后，引进雪尖等名茶品种，经济效益比一般珠茶提高10倍以上。
三、采制
本地历来只采春、夏两季茶，不采秋茶，有“春茶一担，夏茶一头（即半担）”之说。采摘用“一脚踏、一把捋、一口咬”的方法，采齐大茶并结合洗蓬（采光当季新叶）。1964年，条栽常规茶园陆续推广，经过二三次定型修剪后，开始投产。投产茶园一年进行一次轻修剪，并开始采摘秋茶。采时春茶后期留大叶，夏、秋茶留鱼叶，采高留低，采中留边，采密留稀，采茶结束不洗蓬，使之剪、采、养相结合，以扩大树冠采摘面，延长采期。1990年，夏、秋茶产量占全年总产量的52％。2000年后由于茶叶价格下降，肥料、制作等成本提高，一般不采摘夏、秋茶。
为提高采摘工效，1957年学习杭州梅家坞双手采茶法，70年代引进上海市农机所的手动采茶机。1980年以来引进日本产和国产修剪机及双人采茶机，经试验因国产机械质量欠佳，国外机械不能大量引进，未能推广。1990年又在本乡桓村茶场进行机械试摘，工效比人工采摘成倍提高，于是进行了大量的推广。
民间历来采用铁锅高温杀青，在竹匾上用手揉捻，再在斜锅上炒干。民国中期始有茶厂经营，但本乡仍用土制加工茶叶。50～60年代曾推广58型茶叶揉捻机、手摇杀青机，后又相继推广工农84型双锅杀青机、二青机、珠茶炒干机，使茶叶初制加工实现机械化。1978年，樟水区在本乡办起了精制茶厂后，全乡茶叶加工全部实现了机械化。1984年生产的“天坛牌”特级珠茶，在马德里第23届世界食品博览会上获金质奖。1990年后，各茶场相继进行了龙井茶加工，茶叶质量提高，经济效益也成倍增长。
四、销售
旧时，茶叶由茶商上门收购或茶农自运至宁波、鄞江等城镇茶行出售。建国初，供销合作社与私商同时收购茶叶，1957年5月实行国家计划统购，未完成统购任务的不得自由运销。1962年起因国家统购价低于市场价，政府实行奖售政策。每收购100斤茶叶，奖售粮食12.5公斤，化肥62.5公斤，社员自用或馈赠亲友的茶叶每户不得超过1公斤，其余均需卖给国家，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不得直接向生产者购买。1980年，县调整收购政策，以1978年茶叶收购的总量为基数，超基数的茶叶60％由国家减税加价收购，春茶加价30％，减税10％，夏、秋茶加价25％，减税15％。其余40％可自行出售。1983年，全乡茶叶产量超过定购基数近3倍，销路受阻，县政府遂实行国家派购和农工商联营经销相结合，开展多渠道销售。1996年后，茶叶销售全部放开，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销售。
第三节 桑蚕
一、桑
本地桑园种植于建国前，当时农户以蚕桑为副业。建国后，经历年拓展，至1960年桑园面积达200余亩。此后逢三年自然灾害，桑园多毁而种粮。1963年后，后隆等开始发展桑园，当年植桑万余株，至1969年，累计栽桑10余万株，约300亩。1982年后，蚕桑承包到户，由于分散经营不利蚕事，养蚕数量骤减。加之桑园套种贝母，1985年后，贝母价格看涨，是年贝母每100斤超过800元，而蚕茧每100斤仅228元，故农民大批毁桑种贝。至1990年，本乡几无桑园。
种植 清光绪《鄞县志·物产》有“浙间植桑，斩其叶而植之，谓之稼桑，二年即盛”当为桑苗杆插栽培法。海桑为本地品种。农民习惯用桑籽播种实生苗，移植三、五年后，离地一尺许作“人”字形嫁接，称“抱娘接”，成活后逐年凿断砧木，使母株死亡，接穗长成新株，但此法多影响嫁接口愈合，造成桑种退化。1952年从外地调入嫁接桑苗，效果显著，品种有桐乡青、荷叶白、团头荷叶白、湖桑等。
旧时民间多植桑于“四旁”，有贝桑套种的间作桑，每亩植桑50～100株，采取中高干养成，产叶约1吨，树势高，树龄长，单株产量可观。桑树的养成是从乔木到剪桑，从高干到中干、到低干、到无干，种植株数从200多株到2000多株，从间作桑园到专用桑园，主要是速成早产，最高单产可提高一倍。1952年推广每亩产200～300株的中干拳式专用桑园，1958年，推广速成桑园，亩栽1000株以上。1969年推广无干密植桑，亩栽2000株，离地5～6寸定拳，后因株密干底，通风和光照不足，多泥叶、黄叶，遂提高主干，采取中低干养成，亩栽减至1000～1200株。
二、蚕
蚕业 《唐书·地理志》载，明州土贡有吴绫、交梭绫、绢、丝、绸等。据河姆渡出土文物有蚕纹蚕饰，其地与本地紧邻，故本地蚕事发端亦甚早。然宋宝庆《四明志》称“俗不甚事蚕桑纺织，故布帛皆贵于他郡”，当时本地蚕业并未见发达。清·万斯同《西竹枝词》注有“明时蚕利大兴，今唯林村不废”，可见清初本地蚕业又衰。清·光绪《鄞县志》称“养蚕缫丝，向惟小溪鄞江桥一带为盛”；民国《鄞县通志》称“樟村一带农民，多有以育蚕为业者”。至30年代初，蚕业生产“只以墨守旧法，不知改良，更受外资压迫，遂至逐年衰落，势将绝灭”（《鄞县建设》）。解放初至1980年，蚕业又兴又衰。1982年，政府投入大量财力鼓励养蚕业，这一年全县蚕茧产量达3016担，其中本乡达到555.6担，为历年产茧量之最。1983年后，蚕业分户经营，养者减少，且经济效益不佳，产量连年滑坡，1988年后，全乡蚕桑业几无消失。
蚕种 1952年，县蚕业指导组推广改良蚕种，两年淘汰土蚕种和自留蚕种。1952年至1989年，品种不断更新换代，早期10多年一换，嗣后二三年就更换品种。
附： 主要蚕种引进表
蚕期 传统养殖多为春蚕。1933年省建设厅提出“应提倡秋蚕，禁止夏蚕”，1934年始饲养秋蚕。至1959年后，提倡春蚕、夏蚕、早秋蚕、中秋蚕、晚秋蚕5期饲养。1979年，试养“两秋”，其后6年为“三秋”和“两秋”并存，1985年改养“两秋”，全年四期。历年产量中春茧产量占全年总产量一半以上。春、夏、秋蚕茧比例为：1955年，春83％、秋17％;1965年分别为65％、2％、33％;1975年为54％、5％、41％;1985年为53％、7％和40％。
蚕事催青（暖种）为蚕事之始。本地有“小满不上山，斩斩喂老鸭”之谚，故建国初多在3月底至4月初催青，使之小满前上簇结茧。旧时用桑收法或羽扫法收蚁（幼虫）。50年代中期推行打落法。60年代后，推行纸引法和网收法。本地原以圆形蚕匾育蚕，以三脚蚕架分层支撑，后部分村改为长方形蚕匾和梯形蚕架。1957年，推广防干纸育，1965年推广炕床、炕房育，1967年推广室外塑料棚养蚕，1988年，推行片叶立体育。
蚕为变温动物，蚕室温度适当，生长良好，旧时采用小火缸“顶头火”加温。建国后组织共育室集体养蚕，用火缸、地火龙、天火龙加温，后推广炕房、炕床加温，至70年代有用电加温。旧时蚕簇多用湖州把、筅帚簇，也有用麦杆、竹梢、油菜杆作簇具。1953年推广蜈蚣簇、伞形簇。1971年，推广竹簇（广东花簇），1972年，试用稻草折簇，1977年，改用茅草制簇。
桑产量应与蚕食量基本持平或略有余，但本地习惯上常多发蚕种，致使缺叶闹荒倒蚕事件时有发生。
茧·丝 本乡向有采茧自缫自织传统。清光绪《鄞县志》有绫、绢、丝、纱、绸、绵为贡品的记载。1934年，“未统制收买，由蚕户自行缫制土丝”（《鄞县建设》第1集）。民国《鄞县通志》载，1926年至1931年，茧、丝绸输出数量甚大，虽系宁波港总出口量，但本地也有相应产出。50年代，产茧为樟水区为最多，大多年份占全县总产的80％以上。1982年产出量约占全县20％。之后逐渐衰落，正如新编《鄞县志》所述：樟水老蚕区的衰落，即可见鄞县蚕业凋蔽之一斑。
建国初，本地农民自养自缫自织，自用有余，少量外销。1952年，部分丝绸由供销社代购或代销，部分自销至宁波、上海等地。其时，每张蚕种可产丝8～9斤，织绸3匹，绸价每尺2000元（现币2角）。1955年在樟村设蚕茧收购站，本地鲜茧全部销往该站。后在本乡后隆设站收购蚕茧，将全乡蚕茧全部卖于后隆蚕茧收购站。1957年5月，国家规定蚕茧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不得自由买卖。1962年，出售蚕茧国家奖售化肥等物，每担蚕茧奖化肥200斤，棉布10尺，煤油4斤。1963年，按蚕茧的质量改为以金额计奖。1964年规定蚕农可自行留茧。1965年，蚕茧出售实行重奖，全额收购。1985年，蚕茧出售以换购化肥取代化肥奖售。1988年，又改称奖售，每担蚕茧奖售化肥100斤。
第四节 果
宋宝庆《四明志》载：“鄞之产（杨梅）小溪亦有之，色红……名酪蜜脚。”明、清果品增多，且基本形成产区。明万历《桃源乡志》载有樱桃、枇杷、青梅、桃、李、桔、柚、金柑等20多个种类。清万斯同《西竹枝词》：“小溪橘柚旧知名，未入园林气已馨；象坎梨头建岙栗，一般佳味此为兄。”抗战时期海路封锁，果品价格低落，致使种果业衰落。
建国初，政府重点发展桃子，至1957年全乡果树面积达300多亩，产量23吨。1958年起发展成片集中型果园，翌年果园面积达500亩，产量42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乡毁果种粮，至1962年水果面积锐减至低谷。后随粮食逐年丰收，水果生产得以发展，主栽品种由桃转向梨。1974年贯彻中央南方水果会议精神，此后以柑桔为主的水果生产迅速发展。1985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本地主要发展水蜜桃、梨、无核桔和葡萄等。2003年全乡果园面积2043亩，总产达到1758吨，至2005年底，全乡水果面积达2100亩，总产达2000吨。并形成了水蜜桃、梨、桔柑、杨梅等6个百亩以上水果基地和“四季平销、周年供应”的水果格局。
桃 属蔷薇科。明万历《桃源乡志》有桃的记述。清光绪《鄞县志》载有“五月桃、六月桃、七月桃、八月桃、十月桃（名雪桃、冬桃）”等品种。1933年前后栽培甚盛。1940年有玉露桃、红桃、早生水蜜、企园、太仓、蟠桃等10余个品种。抗战时衰落，建国后，政府恢复和发展桃子生产。1960年种植桃子面积达200余亩，三年自然灾害因毁桃种粮，全乡几乎桃园。1964年后虽有恢复，然因树龄老化，产量徘徊不前。1977年，因罐头桃出口量增加，本乡又开始种植黄桃等品种，以后逐年扩大，至1988年，黄桃占全乡种桃面积达50％。90年代后，黄桃又有减少，至今几无绝迹。近年兴起水蜜桃品种有白凤、塔桥、岗山早生、雪雨露、雨花露、春蕾等，分为极早熟、早熟、中熟、晚熟不同成熟期。
梨 属蔷薇科。清·光绪《鄞县志》载有青梨、沙梨、雪梨（乳梨）、酥梨、棠梨等品种。1937年引入黄蜜、菊水、长十郎、祗园、太白、二十世纪、晚三吉等日本品种，成为主栽梨树，改变了本地砂梨系品种结构。1964年果树生产发展发展重点由桃转为梨后，本乡古山、后隆、金溪等地各建立了50亩左右梨基地，至70年后大批量收获。之后，因品种退化，梨园面积减少。90年代底，又开始新发展梨园生产，2003年起桓村、大路、古山、后隆等村的黄花梨有批量上市。
柑桔 古称“柑柚”，属芸香科。明万历《桃源乡志》载，柑桔有桔子、柚子、橙子、金柑、香橼、香抛等种，且有“橙子，色黄、皮薄、味美”的品质记述。民国时期，先后引入柑桔良种，1929年引入日本早生、尾张（俗称“无核蜜桔”）品种。抗战时，柑桔衰落。建国后逐年发展，1959年柑桔面积达200亩，产量130担。60年代初因三年自然灾害，桔园毁坏几尽。1964年后，恢复发展柑桔，1973年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和农业部、商业部、外贸部南方水果会议精神，选择本乡雪岙、金星（后隆）及鄞江镇芸峰等5村作为大面积试种温州蜜桔示范点，翌年春，本乡种植约300亩，以后逐年增加。至1983年，5年生常规栽植园获亩产800公斤，平均株产13公斤。1985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全乡出现“柑桔热”，一些承包户和专业队改粮田为桔园，影响粮食生产。1986年下半年，县委县府发文规定不准在水稻田发展多年生经济作物，本乡将部分种植质量差、生长弱的桔园又垦复为稻田。
建国前本地柑桔种类主要是金弹，50年代以朱红、凤仙为主，60年代起发展温州蜜桔，至70年代中期大面积推广，90年代主栽品种为温州蜜柑中的尾张品系，面积占85％以上，次为宫川早生品系，小面积栽培的有金柑、兴津早生等，零星分布有本地早、朱红、雪柑、柚子等，还有脐橙、鹅蛋柑、锦柑、哈姆林、南柑20、八朔等。
第五节 花卉
一、种植
旧时花卉以家庭盆栽为主，而保护较好的多为寺庵净地。本乡白兰山妙智寺的雀叶黄杨（1982年移至宁波甬港饭店）和五色茶花（原株在1974年办化工厂时枯死，今全乡已有繁殖），庄圣寺的山茶花等，均历时数百年。
1947年本乡大路村农民李学富从妙智寺采来十八学士五色茶花穗枝，扦插繁殖。建国后，继续在房前屋后繁殖山茶花，成为全县花卉种植之始祖。1960年，半山大队开始小规模生产花卉。1979年，大路、古山大队相继办花木苗圃，是年，全乡有花卉近10亩，销售收入达1万元。花卉由此成为商品生产得以发展。1984年，本乡建立花木管理站和苗圃场，次年，花卉发展到180余亩，销售收入达70万元，其中古山村有5户专业户收入均在1万元以上。为此，村支书吴甫康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富民书记”称号。1985年，全乡村村种植花木，面积达到500余亩，成为花卉乡。1986年，花卉滞销，价格骤跌。至1988年，多数场圃缩减花卉面积，有的停办或转产，面积锐减至50亩，销售仅几十万元。近年来，花卉发展有所好转，尤其是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花卉品种的改良，桂花成为主导产品，李岙、山下、雪岙、大路等村已成为桂花村。至今，全乡花卉面积达4500亩，年销售达800万元左右，初步形成“中国桂花之乡”之雏形。
二、品种
清雍正《宁波府志》载，花之属有木犀、牡丹、芍药、瑞香、蔷薇、葵、菊、芙蓉、海红、长春、石严（杜鹃）、鸡冠、石菊、丁香、海棠、兰、金钱、山花、水仙、紫荆、金凤（凤仙、满堂红）、莲、山丹、罂粟、茉莉、紫薇（百日红）、望春（报春花）、山樊（海桐）、含笑、玉兰等30余种。
1979年以来，从外地及日本、美国引进近30余个花卉种类，百余种花卉品系。主要有五针松、龙爪松、黑松、锦松、雪松、金钱松、大叶罗汉松、中叶罗汉松、广玉兰、白玉兰、紫玉兰、山玉兰、君子兰、白兰花、含笑、香樟、龙柏、桧柏、翠柏、米针柏、地柏、扁柏、孔雀柏、花柏、日本香柏、花桃、寿星桃、樱花、腊梅、海棠、牡丹、月季、玫瑰、大叶栀子、小叶栀子、女贞、月桂、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石榴、桔子、金柑、四季柑、香泡、茶花、杜鹃、红枫、赤枫、青枫、紫薇、法梧、南天竹、黄杨、棕榈、茶花、兰花、菊花、迎春花等百余种。其中雪松、龙柏、香樟、广玉兰是鄞县庭园绿化主要品种；五针松、茶花、杜鹃是鄞县家庭盆景主要品种。
1984年，茶花定为宁波市市花，故茶花品系引进较多。主要有美国赛牡丹、万道霞光、娇美人、红珍珠等7种；日本品种有春日野、鹿儿岛、酒中花、雪灯笼等20种。国内名茶花有绿珠球、赛洛阳、大珠沙、花牡丹、凤仙等60余种。
第一节 资源
本地境内，山地丘陵为三七开，林业资源尚称丰富。森林植被属中亚热带东部常绿阔叶林带，地貌、土壤、气候与生态环境均有利于林业发展。
全乡有丘陵山地10万余亩，其中林业用地80490亩。在垂直分布中，林业面积海拔在51～200米占总面积的20％；201～500米占60％；501～800米占15％；800米以上的占5％，最高为915米。在林地的坡度分类中，6～25。的缓、斜坡面积占45％。缓、斜、陡坡构成比例为27∶37∶36。
全乡山地多数土层深厚，宜竹木衍生。海拔200米以下以红壤为主；200～500米为过渡型红黄壤亚类土壤，并穿插以红壤；500米以上以黄壤为主。陡坡剥蚀地段为山地石砂土侵蚀型红壤黄壤类。本乡山地土壤含硅率低，PH值为5～6.5，质地粘重，其中黄泥土、红砂土腐植质较丰富，透水透气性尚好，宜发展竹林或经济林，黄壤表土有机质达5％,PH值为4.5～5.5，以山地黄泥土为优质，宜种茶、果；侵蚀型黄壤亚类土层浅薄，肥力低，不利林木生长。
第二节 营林
一、采种育苗
本地旧时有自采自育柳杉、马尾松的传统，大多数地区的林木均靠飞籽成林或移栽野生苗。
建国初，宁波地区林场和鄞县人民政府实业科分别建立苗圃场后，便无偿供应造林苗木。1955年根据国务院“自采自育自造”方针，农业合作社多挖野生树苗造林。1959年政府号召向深山荒山高山进军，并鼓励田、路、河、宅四旁植树，造林形成高潮，公社和大队相继建立苗圃。60～70年代是造林育苗的高潮年。1979年起，省政府对林木育苗实行扶持政策，育苗3亩以上者每亩补100元并原粮500斤，培育“四旁”植树的大苗则每亩补150元，苗农得到鼓励，翌年全乡育苗20余亩。1981年后，由于采种费工，采集者日见稀少，苗木多从外地购入。1983年推行山林承包责任制后，逐步形成一批育苗专业户。
本地土著树种有马尾松、赤松、金钱松、刺杉、柳杉、扁柏、乌柏、油桐、油茶、苦楝、枫、樟、槠、板栗、栎栗、檫、檀、槲、榆、梧桐、棕榈、柳、水杨、银杏、香椿、冬青、短叶松、杜仲等；70年代引种火炬松、湿地松、水杉、池杉、泡桐、白榆等，其中水杉、池杉速生，美观，适应性强，材质好而得推广，而泡桐、白榆因易染病虫害而被淘汰。1980年引进日本扁柏、深山含笑、榴木、细叶香樟、大叶香樟和日本香樟，其中日本扁柏经海拔500米山地试种成功，成为低山缓坡绿化的理想树种，1989年被推广，由于成材效益日益为人们重视，树种结构在近年有较大变化。
二、植树造林
有资料可稽的大规模山地造林可溯至清乾隆间，其时本乡的雪岙、茶〓等村的植树面积达上万亩，种植杉木600余万株，此后以20年为周期，砍伐火烧后萌芽更新。凡此大规模造林，农民互助种植，地主和公堂山则雇人栽种。20～30年代，本乡造林2万余亩，至40～50年代砍伐，收到较好效果。
建国初，贯彻中央“普遍护林、重点造林、合理采伐和合理利用”的方针，于1950年发动群众造林1000余亩，1953年以新兴的农村互助组为主体，扩大了造林面积。农业合作化后，山地入社，集体成为主要造林者。由于合作社的社会化生产有条件顾及地理单元的整体性，因此在以绿化荒山为主要目标的造林中，注意到用材林、薪炭林、水源林、防护林、经济林和风景林等各种森林功能的整体组合。政府规定社员的造林工分在当年分配中兑现，合作社组织在拆并、升级等变动中，以“谁种谁有，等价交换”的办法处理林产，激励了农民的植树积极性。1956年，根据毛主席“浙江要发展一千万油茶”的指示，县政府规划建立2.2万亩油茶林，次年又提高到7万亩，并借助行政手段逐步付诸实施，三年后发展到15万亩，其中本乡发展了1.5万亩。其时，有林山地已在土地改革时随林产分到户。1961年起，由于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国家压缩销粮，山区普遍毁林种粮，导致水土流失、生态失衡，数年经营的油茶也锐减至近百亩。为此，县委和县人委制订以治山为主的山、水综合治理方针，并于1963年由县人委与鄞西河网上游的龙观、大皎等6个公社212个生产大队分别签订还林合同，共计停垦还林1274.8亩，其中本乡200余亩。此后，县政府又与本社茶〓、大皎公社的细岭等大队签订合作造林合同，政府以每亩熟地4元、生地5元补给生产大队，在政府所有的荒山造林，收益后政府与大队以2∶3比例分成。1964年，政府对在低山、水库周围、江河上游沿岸和不宜开垦的山坡实施突击造林和封山育林，以保持水土、涵养水源，至1971年全社平均每年造林千亩以上。1966年夏兴起的“文革”使原有的山林管理秩序陷入混乱，一度导致严重的乱砍滥伐，历史遗留的山权纠纷也乘机萌发，山林资源破坏严重。1970年，国家为“备战备荒”计，号召发展木本植物食油，以腾出油料地种粮，并发展油桐以补充工业用油。县革委会根据省指示再次制订发展油茶10万亩的规划，并逐步付诸实施，本社又一次掀起种油茶热潮，然因经济效益不高大面积推广后未获成功。1972年，又据林业部“在南方建设以杉木为主的速生用材林”指示，遂于1974年掀起种植杉木热潮。1977年，为加快绿化荒山的进度，本社建立林场，政府同时增加定销粮以激励山区造林。1982年实行林业“三定”政策后，70％集体山林落实了家庭承包。1983年起，为鼓励农民造林，县财政补助全垦造林每亩15元，条状造林每亩10元。1985年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中，林业发展思路从单纯注重用材林转变为长短结合方针，用材林——经济林——水果林成为新的构成模式，从而加快了荒山绿化的速度。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五龙潭”风景区的开发，生态林的建设，全乡已有80％的山林实行了封山育林，成为生态绿化林。
三、森林保护
历代官府均有封山护林的措施，山区乡民则以立“禁碑”，订乡规民约、“吃封山饭”等传统形式封山育林。建国后，政府吸取了民间封山育林成功经验，并以行政和法律手段封山护林，禁止盗伐滥伐，每年将封山指标随造林计划下达，重点在水源处、江河两岸、公路两旁。1952年，根据省政府颁发的“奖励育苗造林及保护森林暂行办法”，本乡建立护林组织。1953年春，本地金谷、环溪、观岭三乡滥伐林木行为受到省人民政府通报批评，有关人员均受行政处分。1954年，国家实行木材统购，采伐得以限制。1965年11月，县人委针对“公社化”时期和三年自然灾害毁林种粮现象，下达“停止毁林开山种粮的通知”予以制止。1972年，县林业部门会同樟水区党政机关，在龙观乌头门设立木材检查站，控制木材出山外运，本社林业资源得以保护。1980年，县政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坚决制止乱砍滥伐森林的紧急通知》，从各区抽调人员组成工作组，深入重点山区，本社列在其中，处理了10余起破坏山林案件。此后，农村以电、煤、液化气代柴日益增加，更有利于封山育林。1981年10月，根据县委《稳定山权林权和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文件精神，全社查处山林纠纷60余起，协商调整插花山50余块，以解决乱砍滥伐的隐患。翌年冬，又查处乱砍滥伐、盗代木材案件20余起。1984年，对封山育林实行经济扶持，凡连片200亩以上，四址山界清楚，管理落实、连封四年的荒山、疏林山，经县林业部门验收合格，每亩可补助1元。1985年，取消木材统购任务后，为加强护林管理，本乡设立了林政员。其中1978年，为加强育林科技研究和技术推广，聘请了公社农民林业技术员。1987年乡建立了林业技术服务站。
森林病虫害，历来依靠天敌钳制。建国后，逐步采用药械防治和生物防治。1956年，林木形成危害的主要有马尾松毛虫、柳杉毛虫、油桐尺蠖、乌柏毛虫、竹象虫和竹蝗。1971年，马尾松毛虫暴发，曾发动群众捉虫。1985年，主要害虫有松毛虫、松梢卷叶蛾、松梢螟、杉梢小卷叶蛾、竹绒野蛾；病菌有杉木细菌性叶枯病、杉木炭疽病、杉木黄化病、毛竹枯梢病、松杉苗立枯病和柳杉赤枯病。危害四旁树种的主要是袋蛾类和蚧类害虫。
1983年，县政府根据国务院《植物检疫条例》和省人民政府《浙江省植物检疫实施办法》，建立鄞县森林植物检疫站，对干果、种苗、木本花卉实行产地病虫害防治指导和处理违章调运。1986年7月，森检站对苗圃场花卉检疫调查，危害花卉的主要病虫害有松针褐斑病、落针病、赤枯病、根腐病、梨桧锈病、毛竹枯梢病、蚧壳虫、红蜘蛛等。
本地山林依赖林间山路和农田及山林之间的少量隙地作自然隔火带，森林火灾时有发生。1977年起社队的山林专业队设护林员，火灾发生时负责及时扑救。1983年，林业实行定权、定自留山、定林业生产责任制以后，70％以上的山林为家庭经营，管理再度放松，擅自上山用火的增加，尤以上坟放鞭炮、烧纸钱致使森林火灾发生频繁。1987年，为加强护林防火，县建立护林防火委员会，本乡建立护林防火领导小组，同年11月，县政府确定每年10月1日至次年4月15日为重点防火期，实行昼夜值班。1988年乡护林防火配备了风力灭火器。1990年3月起，本乡山区、半山区实行野外用火许可证制度，烧山造林、烧荒垦地、烧拓防火线等较大的生产工艺用火，面积在50亩以下的由乡护林防火领导小组批准，50亩以上报县护林防火委员会批准发证，而烧灰积肥、烧地墈地埂、烧茭白地等小型生产用火，则由村护林小组批准发证。
第三节 林政
一、权属划定
据民国《鄞县通志》载：1932年全县林地私人占有的为80％，团体占有的为20％；荒山私人占有的为25％，团体占有的为75％。土改时，政府没收地主私有山林，征收团体山林分给无山和少山农民所有，部分风景林、防护林、水源林归乡村所有。1955年后，山区、半山区组织农林业生产合作社，除社员宅前屋后的零星树木、经济林仍属个人所有外，其余山林树木均计股入合作社。至1957年，本乡完成山林入社。是年5月，县委规定凡归属未定而面积1000亩以上、林木分布集中或面积不到1000亩、林木积蓄量大、经济价值高的山林以及县境内的风景林、防风林、护堤林、护溪林、水源林、公路防护林、国防林均归国有；面积不足500亩的用材林、1000亩以下的幼林、500亩以下的特种经济林、机动荒山、薪炭林及规模不大的护村林、护堤林归合作社经营。1961年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确定林权、保护山林和发展林业的若干政策规定（试行草案）》，全社大部分山林归生产大队经营，部分归生产队经营。翌年，实行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除少量山林留作大队外，绝大部分山林划归生产队经营。
二、经营管理
建国前，林业生产由个人、宗族或社团分散经营。1956年，山林折价入社后，逐步推行林业包产、包工、包本制度。人民公社在山区建立林业专业队（场）、组织山林管理员专业从事管理。这种以大队、生产队为基本经营单位的体制一直延续至80年代初。1981年10月，根据国家《森林法》和《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县政府抽调县、区、社三级干部落实林业“三定”政策，推行山林联产承包责任制。其时，荒山、疏林山、幼林山和薪炭林承包到户或到专业队；毛竹、茶叶、桑树、果树等经济林多由专业队承包；用材林到户或联户承包，承包期限为15至20年。至1987年，全乡划定自留山、承包责任山、村统管山分别比例约为28％、45％、27％。1990年下半年，县成立完善林业生产责任制办公室，对林业生产责任制作全面检查，清理自留山，登记在自留山上寄养的集体林木，落实管护责任制，树木按每立方米60～150元，毛竹按每斤0.04～0.07元折价归社员所有，村统管山落实了不同形式的责任制。同时建立林业生产责任制档案。
第二章 特产
第一节 竹
一、品种分布
本地竹种资源丰富。据元至正《四明续志》、明万历《桃源乡志》、清康熙《宁波府志》载，鄞县境内有慈孝竹、算竹、紫竹、早归竹、箭竹、苦竹、斑竹、紫筋竹、凤尾竹、石竹、佛面竹、观音竹、方竹、莜竹、笙竹、筋竹、四季竹、公孙竹等品种。又据民国《东钱湖志》载：“猫竹，一作茅竹、又作毛竹，干大而厚，异于众竹，人取以为舟缆。”1982年4月，普查乡境内竹种资源，有近20个品种，历代所记可能多为同竹异名，有待考证。本地竹类中，笋竹两用的有毛竹、淡竹、龙须竹、花坑竹、花壳竹、花壳淡竹、乌竹、早竹、六月乌、青竹、雷竹、黄皮毛竹等，其他还有金竹、水竹、大头管竹等。
本地竹林分布较广。几乎每村都有竹山，达16000余亩，其中毛竹占总竹林面积80％、杂竹占20％。杂竹面积为鄞县之最。然因历来管理粗放，且在改溪造田和公路、水库、村镇建设中砍伐甚多；一些混生于树林灌木中的龙须竹因林木砍伐后，枝叶缺乏依托，常被大雪压折枯死，更有因开花生竹米而枯亡的，故杂竹面积日减。
二、种竹育笋
竹、笋虽为本地大宗出产，然历代几无文字记载，仅民国《鄞县通志》载：
1928年，全县产竹材917953株，产笋12633担。50年代，因建筑材料不足，遂以竹代木和钢材，竹子被列为主要发展林种，竹林面积遂得扩大。1950年至1956年，全乡营造竹林近500余亩。1956年起，根据国务院《关于保护和发展竹林的通知》，加快发展速度，三年中，新增竹林千余亩。1958年，学习奉化县培育大毛竹经验，要求一年后，每亩毛竹山原有102株基础上，达到280株，力争320株，并新发展毛竹山17000亩。县财政为此拨款6万元，在爱中、龙观等11个乡建立大毛竹生产基地。是年冬，改革传统的母竹移栽、鞭根诱导等方法，采用竹株倒栽法，然成林率低，后未推广。1955年至1961年，7年间采取大种大伐方针，过量砍伐使毛竹资源骤减。1964年至1966年，县人委3次通知留笋养竹，规定要求大年只许掏死笋、并株笋、挡路笋；小年凡能成竹的笋概不起掏，禁止擅入产地收购毛笋，社员带笋下山不得超过10公斤。“文革”期间，竹林遭到乱砍滥伐，1971年，竹林面积锐减。1972年，县革委会发文要求留笋养竹，引进毛竹新品种，并以鞭根诱导繁殖等措施扩大竹林面积，至1974年竹林面积有所回升。1975年和1976年，为造“大寨田”和兴修水利，有少量竹林被毁，并有千余亩竹林荒芜。1979年，县政府要求迅速垦复荒芜竹山，建立毛竹丰产基地，并推广竹笋两用山。至1982年竹山到户，竹笋两用山大幅度开发。
三、加工
本地竹材加工经销以竹编为主。旧时多生产传统竹器，如竹篮、竹箩、竹簟、竹筛、竹篾、竹土箕、竹匾、竹椅、竹床、竹扫帚等，在本地销给商贩，但经济效益均低。八十年代起，本地开始兴办竹编厂，加工竹编工艺品运销中外。产品有篮、盘、罐、盆、瓶和各类动物模型、摆设、挂件等饰物，通过广州口岸远销美国、日本、意大利、苏联、法国等20几个国家和地区，产值达10万美元。
竹笋加工先是生产罐头笋。1987年，本乡兴办食品罐头厂，产品均由县粮油土畜产品对外贸易公司经销，每年销售量达500吨，创汇200万元以上。进入新世纪后，竹笋加工量突飞猛进，年创汇超过千万元。
第二节 茶
一、茶园
晋《神异记》中有四明山茶事记载。唐·陆游《茶经》中载茶叶“浙东以越州上，明州、婺州次，明州〓县生榆夹村……”。清·万斯同《〓西竹枝词》中载：天井山茶味自长，它泉烹酌淡而香；并论太白谁优劣，一任闲人肆抑扬。民国《鄞县通志》载鄞之茶“以四明山、白岩山、太白山、福全山等所产者为佳”可见本地产茶历史悠久。
建国初，鄞县茶区主要分布于本乡及原樟水区4个乡。1950年起，国家通过调整茶叶收购价格、发放贷款、供应肥料等措施以发展茶叶，垦复荒芜茶园，且开辟新茶园，使茶叶生产由分散到集中、从间作茶园向专业茶园转化。1958年受“愈采愈发”的理论影响，为刺激夏秋茶生产，价格高于春茶，于是四季采茶，片叶下山，致使采摘过度，茶树生机受损。60年代初，由于粮食紧张，毁茶种粮，1961年茶园面积锐减50％以上。翌年，贯彻毛主席“以后山坡上要多多开辟茶园”的指示，开发荒山荒坡，以“改树、改土、改园”和“保水、保土、保肥”为主，恢复和发展茶园，并以樟水区为重点，建设高标准商品茶叶基地。1978年，本乡茶园面积达到1000多亩。1979年，为实现茶园“良种化”，引进10几个新品种。1982年，茶园面积增至1500多亩，成为全县主要产茶区之一。1983年至1984年，茶叶滞销，收购价格下跌，本乡茶叶产量下降。1985年，采取“多茶类生产，多渠道经营，多口岸贸易”的办法，茶叶生产有所回升。至1987年，茶叶亩产从1949年的32公斤上升到109公斤。是年开始建设千亩连片茶园，本乡茶园达到1400多亩，年产茶叶300吨以上。2004年，茶园面积达到1783亩，总产达到369吨。
二、栽培
本地茶树传统品种多系灌木型中、小叶种，茶园套种玉米、蕃薯、马铃薯、大豆、蔬菜等作物。1956年，一些农林业生产合作社垦复荒芜茶园后，挖掘野生茶树补植，逐步发展集中成片单条播专业茶园。1961年后，以保水、保土、保肥为主要内容进行茶园建设。并从外地引进鸠坑、福鼎大白茶、毛蟹等品种，本乡有50％以上的茶园更换了良种。1970年，推广亩产300斤干茶的栽培技术。1975年，推广矮化密植速生茶园栽培技术措施，建成了一批早成园、早投产的高产优质茶园。至1978年，茶园亩产达55公斤，比建国初期32公斤增长70％。1979年引进迎霜、浙农12、菊花春、翠峰等品种，至1987年，全乡有矮化密植茶园300多亩，占茶园总面积的20％，茶叶亩产达到109公斤，为建国初期的3.4倍，比1978年增长98％。进入九十年代后，引进雪尖等名茶品种，经济效益比一般珠茶提高10倍以上。
三、采制
本地历来只采春、夏两季茶，不采秋茶，有“春茶一担，夏茶一头（即半担）”之说。采摘用“一脚踏、一把捋、一口咬”的方法，采齐大茶并结合洗蓬（采光当季新叶）。1964年，条栽常规茶园陆续推广，经过二三次定型修剪后，开始投产。投产茶园一年进行一次轻修剪，并开始采摘秋茶。采时春茶后期留大叶，夏、秋茶留鱼叶，采高留低，采中留边，采密留稀，采茶结束不洗蓬，使之剪、采、养相结合，以扩大树冠采摘面，延长采期。1990年，夏、秋茶产量占全年总产量的52％。2000年后由于茶叶价格下降，肥料、制作等成本提高，一般不采摘夏、秋茶。
为提高采摘工效，1957年学习杭州梅家坞双手采茶法，70年代引进上海市农机所的手动采茶机。1980年以来引进日本产和国产修剪机及双人采茶机，经试验因国产机械质量欠佳，国外机械不能大量引进，未能推广。1990年又在本乡桓村茶场进行机械试摘，工效比人工采摘成倍提高，于是进行了大量的推广。
民间历来采用铁锅高温杀青，在竹匾上用手揉捻，再在斜锅上炒干。民国中期始有茶厂经营，但本乡仍用土制加工茶叶。50～60年代曾推广58型茶叶揉捻机、手摇杀青机，后又相继推广工农84型双锅杀青机、二青机、珠茶炒干机，使茶叶初制加工实现机械化。1978年，樟水区在本乡办起了精制茶厂后，全乡茶叶加工全部实现了机械化。1984年生产的“天坛牌”特级珠茶，在马德里第23届世界食品博览会上获金质奖。1990年后，各茶场相继进行了龙井茶加工，茶叶质量提高，经济效益也成倍增长。
四、销售
旧时，茶叶由茶商上门收购或茶农自运至宁波、鄞江等城镇茶行出售。建国初，供销合作社与私商同时收购茶叶，1957年5月实行国家计划统购，未完成统购任务的不得自由运销。1962年起因国家统购价低于市场价，政府实行奖售政策。每收购100斤茶叶，奖售粮食12.5公斤，化肥62.5公斤，社员自用或馈赠亲友的茶叶每户不得超过1公斤，其余均需卖给国家，机关团体、部队、企事业单位不得直接向生产者购买。1980年，县调整收购政策，以1978年茶叶收购的总量为基数，超基数的茶叶60％由国家减税加价收购，春茶加价30％，减税10％，夏、秋茶加价25％，减税15％。其余40％可自行出售。1983年，全乡茶叶产量超过定购基数近3倍，销路受阻，县政府遂实行国家派购和农工商联营经销相结合，开展多渠道销售。1996年后，茶叶销售全部放开，由指令性计划改为指导性计划销售。
第三节 桑蚕
一、桑
本地桑园种植于建国前，当时农户以蚕桑为副业。建国后，经历年拓展，至1960年桑园面积达200余亩。此后逢三年自然灾害，桑园多毁而种粮。1963年后，后隆等开始发展桑园，当年植桑万余株，至1969年，累计栽桑10余万株，约300亩。1982年后，蚕桑承包到户，由于分散经营不利蚕事，养蚕数量骤减。加之桑园套种贝母，1985年后，贝母价格看涨，是年贝母每100斤超过800元，而蚕茧每100斤仅228元，故农民大批毁桑种贝。至1990年，本乡几无桑园。
种植 清光绪《鄞县志·物产》有“浙间植桑，斩其叶而植之，谓之稼桑，二年即盛”当为桑苗杆插栽培法。海桑为本地品种。农民习惯用桑籽播种实生苗，移植三、五年后，离地一尺许作“人”字形嫁接，称“抱娘接”，成活后逐年凿断砧木，使母株死亡，接穗长成新株，但此法多影响嫁接口愈合，造成桑种退化。1952年从外地调入嫁接桑苗，效果显著，品种有桐乡青、荷叶白、团头荷叶白、湖桑等。
旧时民间多植桑于“四旁”，有贝桑套种的间作桑，每亩植桑50～100株，采取中高干养成，产叶约1吨，树势高，树龄长，单株产量可观。桑树的养成是从乔木到剪桑，从高干到中干、到低干、到无干，种植株数从200多株到2000多株，从间作桑园到专用桑园，主要是速成早产，最高单产可提高一倍。1952年推广每亩产200～300株的中干拳式专用桑园，1958年，推广速成桑园，亩栽1000株以上。1969年推广无干密植桑，亩栽2000株，离地5～6寸定拳，后因株密干底，通风和光照不足，多泥叶、黄叶，遂提高主干，采取中低干养成，亩栽减至1000～1200株。
二、蚕
蚕业 《唐书·地理志》载，明州土贡有吴绫、交梭绫、绢、丝、绸等。据河姆渡出土文物有蚕纹蚕饰，其地与本地紧邻，故本地蚕事发端亦甚早。然宋宝庆《四明志》称“俗不甚事蚕桑纺织，故布帛皆贵于他郡”，当时本地蚕业并未见发达。清·万斯同《西竹枝词》注有“明时蚕利大兴，今唯林村不废”，可见清初本地蚕业又衰。清·光绪《鄞县志》称“养蚕缫丝，向惟小溪鄞江桥一带为盛”；民国《鄞县通志》称“樟村一带农民，多有以育蚕为业者”。至30年代初，蚕业生产“只以墨守旧法，不知改良，更受外资压迫，遂至逐年衰落，势将绝灭”（《鄞县建设》）。解放初至1980年，蚕业又兴又衰。1982年，政府投入大量财力鼓励养蚕业，这一年全县蚕茧产量达3016担，其中本乡达到555.6担，为历年产茧量之最。1983年后，蚕业分户经营，养者减少，且经济效益不佳，产量连年滑坡，1988年后，全乡蚕桑业几无消失。
蚕种 1952年，县蚕业指导组推广改良蚕种，两年淘汰土蚕种和自留蚕种。1952年至1989年，品种不断更新换代，早期10多年一换，嗣后二三年就更换品种。
附： 主要蚕种引进表
蚕期 传统养殖多为春蚕。1933年省建设厅提出“应提倡秋蚕，禁止夏蚕”，1934年始饲养秋蚕。至1959年后，提倡春蚕、夏蚕、早秋蚕、中秋蚕、晚秋蚕5期饲养。1979年，试养“两秋”，其后6年为“三秋”和“两秋”并存，1985年改养“两秋”，全年四期。历年产量中春茧产量占全年总产量一半以上。春、夏、秋蚕茧比例为：1955年，春83％、秋17％;1965年分别为65％、2％、33％;1975年为54％、5％、41％;1985年为53％、7％和40％。
蚕事催青（暖种）为蚕事之始。本地有“小满不上山，斩斩喂老鸭”之谚，故建国初多在3月底至4月初催青，使之小满前上簇结茧。旧时用桑收法或羽扫法收蚁（幼虫）。50年代中期推行打落法。60年代后，推行纸引法和网收法。本地原以圆形蚕匾育蚕，以三脚蚕架分层支撑，后部分村改为长方形蚕匾和梯形蚕架。1957年，推广防干纸育，1965年推广炕床、炕房育，1967年推广室外塑料棚养蚕，1988年，推行片叶立体育。
蚕为变温动物，蚕室温度适当，生长良好，旧时采用小火缸“顶头火”加温。建国后组织共育室集体养蚕，用火缸、地火龙、天火龙加温，后推广炕房、炕床加温，至70年代有用电加温。旧时蚕簇多用湖州把、筅帚簇，也有用麦杆、竹梢、油菜杆作簇具。1953年推广蜈蚣簇、伞形簇。1971年，推广竹簇（广东花簇），1972年，试用稻草折簇，1977年，改用茅草制簇。
桑产量应与蚕食量基本持平或略有余，但本地习惯上常多发蚕种，致使缺叶闹荒倒蚕事件时有发生。
茧·丝 本乡向有采茧自缫自织传统。清光绪《鄞县志》有绫、绢、丝、纱、绸、绵为贡品的记载。1934年，“未统制收买，由蚕户自行缫制土丝”（《鄞县建设》第1集）。民国《鄞县通志》载，1926年至1931年，茧、丝绸输出数量甚大，虽系宁波港总出口量，但本地也有相应产出。50年代，产茧为樟水区为最多，大多年份占全县总产的80％以上。1982年产出量约占全县20％。之后逐渐衰落，正如新编《鄞县志》所述：樟水老蚕区的衰落，即可见鄞县蚕业凋蔽之一斑。
建国初，本地农民自养自缫自织，自用有余，少量外销。1952年，部分丝绸由供销社代购或代销，部分自销至宁波、上海等地。其时，每张蚕种可产丝8～9斤，织绸3匹，绸价每尺2000元（现币2角）。1955年在樟村设蚕茧收购站，本地鲜茧全部销往该站。后在本乡后隆设站收购蚕茧，将全乡蚕茧全部卖于后隆蚕茧收购站。1957年5月，国家规定蚕茧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不得自由买卖。1962年，出售蚕茧国家奖售化肥等物，每担蚕茧奖化肥200斤，棉布10尺，煤油4斤。1963年，按蚕茧的质量改为以金额计奖。1964年规定蚕农可自行留茧。1965年，蚕茧出售实行重奖，全额收购。1985年，蚕茧出售以换购化肥取代化肥奖售。1988年，又改称奖售，每担蚕茧奖售化肥100斤。
第四节 果
宋宝庆《四明志》载：“鄞之产（杨梅）小溪亦有之，色红……名酪蜜脚。”明、清果品增多，且基本形成产区。明万历《桃源乡志》载有樱桃、枇杷、青梅、桃、李、桔、柚、金柑等20多个种类。清万斯同《西竹枝词》：“小溪橘柚旧知名，未入园林气已馨；象坎梨头建岙栗，一般佳味此为兄。”抗战时期海路封锁，果品价格低落，致使种果业衰落。
建国初，政府重点发展桃子，至1957年全乡果树面积达300多亩，产量23吨。1958年起发展成片集中型果园，翌年果园面积达500亩，产量42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乡毁果种粮，至1962年水果面积锐减至低谷。后随粮食逐年丰收，水果生产得以发展，主栽品种由桃转向梨。1974年贯彻中央南方水果会议精神，此后以柑桔为主的水果生产迅速发展。1985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本地主要发展水蜜桃、梨、无核桔和葡萄等。2003年全乡果园面积2043亩，总产达到1758吨，至2005年底，全乡水果面积达2100亩，总产达2000吨。并形成了水蜜桃、梨、桔柑、杨梅等6个百亩以上水果基地和“四季平销、周年供应”的水果格局。
桃 属蔷薇科。明万历《桃源乡志》有桃的记述。清光绪《鄞县志》载有“五月桃、六月桃、七月桃、八月桃、十月桃（名雪桃、冬桃）”等品种。1933年前后栽培甚盛。1940年有玉露桃、红桃、早生水蜜、企园、太仓、蟠桃等10余个品种。抗战时衰落，建国后，政府恢复和发展桃子生产。1960年种植桃子面积达200余亩，三年自然灾害因毁桃种粮，全乡几乎桃园。1964年后虽有恢复，然因树龄老化，产量徘徊不前。1977年，因罐头桃出口量增加，本乡又开始种植黄桃等品种，以后逐年扩大，至1988年，黄桃占全乡种桃面积达50％。90年代后，黄桃又有减少，至今几无绝迹。近年兴起水蜜桃品种有白凤、塔桥、岗山早生、雪雨露、雨花露、春蕾等，分为极早熟、早熟、中熟、晚熟不同成熟期。
梨 属蔷薇科。清·光绪《鄞县志》载有青梨、沙梨、雪梨（乳梨）、酥梨、棠梨等品种。1937年引入黄蜜、菊水、长十郎、祗园、太白、二十世纪、晚三吉等日本品种，成为主栽梨树，改变了本地砂梨系品种结构。1964年果树生产发展发展重点由桃转为梨后，本乡古山、后隆、金溪等地各建立了50亩左右梨基地，至70年后大批量收获。之后，因品种退化，梨园面积减少。90年代底，又开始新发展梨园生产，2003年起桓村、大路、古山、后隆等村的黄花梨有批量上市。
柑桔 古称“柑柚”，属芸香科。明万历《桃源乡志》载，柑桔有桔子、柚子、橙子、金柑、香橼、香抛等种，且有“橙子，色黄、皮薄、味美”的品质记述。民国时期，先后引入柑桔良种，1929年引入日本早生、尾张（俗称“无核蜜桔”）品种。抗战时，柑桔衰落。建国后逐年发展，1959年柑桔面积达200亩，产量130担。60年代初因三年自然灾害，桔园毁坏几尽。1964年后，恢复发展柑桔，1973年贯彻“以粮为纲，全面发展”方针和农业部、商业部、外贸部南方水果会议精神，选择本乡雪岙、金星（后隆）及鄞江镇芸峰等5村作为大面积试种温州蜜桔示范点，翌年春，本乡种植约300亩，以后逐年增加。至1983年，5年生常规栽植园获亩产800公斤，平均株产13公斤。1985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后，全乡出现“柑桔热”，一些承包户和专业队改粮田为桔园，影响粮食生产。1986年下半年，县委县府发文规定不准在水稻田发展多年生经济作物，本乡将部分种植质量差、生长弱的桔园又垦复为稻田。
建国前本地柑桔种类主要是金弹，50年代以朱红、凤仙为主，60年代起发展温州蜜桔，至70年代中期大面积推广，90年代主栽品种为温州蜜柑中的尾张品系，面积占85％以上，次为宫川早生品系，小面积栽培的有金柑、兴津早生等，零星分布有本地早、朱红、雪柑、柚子等，还有脐橙、鹅蛋柑、锦柑、哈姆林、南柑20、八朔等。
第五节 花卉
一、种植
旧时花卉以家庭盆栽为主，而保护较好的多为寺庵净地。本乡白兰山妙智寺的雀叶黄杨（1982年移至宁波甬港饭店）和五色茶花（原株在1974年办化工厂时枯死，今全乡已有繁殖），庄圣寺的山茶花等，均历时数百年。
1947年本乡大路村农民李学富从妙智寺采来十八学士五色茶花穗枝，扦插繁殖。建国后，继续在房前屋后繁殖山茶花，成为全县花卉种植之始祖。1960年，半山大队开始小规模生产花卉。1979年，大路、古山大队相继办花木苗圃，是年，全乡有花卉近10亩，销售收入达1万元。花卉由此成为商品生产得以发展。1984年，本乡建立花木管理站和苗圃场，次年，花卉发展到180余亩，销售收入达70万元，其中古山村有5户专业户收入均在1万元以上。为此，村支书吴甫康被县委县政府授予“富民书记”称号。1985年，全乡村村种植花木，面积达到500余亩，成为花卉乡。1986年，花卉滞销，价格骤跌。至1988年，多数场圃缩减花卉面积，有的停办或转产，面积锐减至50亩，销售仅几十万元。近年来，花卉发展有所好转，尤其是政府的指导和支持，花卉品种的改良，桂花成为主导产品，李岙、山下、雪岙、大路等村已成为桂花村。至今，全乡花卉面积达4500亩，年销售达800万元左右，初步形成“中国桂花之乡”之雏形。
二、品种
清雍正《宁波府志》载，花之属有木犀、牡丹、芍药、瑞香、蔷薇、葵、菊、芙蓉、海红、长春、石严（杜鹃）、鸡冠、石菊、丁香、海棠、兰、金钱、山花、水仙、紫荆、金凤（凤仙、满堂红）、莲、山丹、罂粟、茉莉、紫薇（百日红）、望春（报春花）、山樊（海桐）、含笑、玉兰等30余种。
1979年以来，从外地及日本、美国引进近30余个花卉种类，百余种花卉品系。主要有五针松、龙爪松、黑松、锦松、雪松、金钱松、大叶罗汉松、中叶罗汉松、广玉兰、白玉兰、紫玉兰、山玉兰、君子兰、白兰花、含笑、香樟、龙柏、桧柏、翠柏、米针柏、地柏、扁柏、孔雀柏、花柏、日本香柏、花桃、寿星桃、樱花、腊梅、海棠、牡丹、月季、玫瑰、大叶栀子、小叶栀子、女贞、月桂、金桂、银桂、丹桂、四季桂、石榴、桔子、金柑、四季柑、香泡、茶花、杜鹃、红枫、赤枫、青枫、紫薇、法梧、南天竹、黄杨、棕榈、茶花、兰花、菊花、迎春花等百余种。其中雪松、龙柏、香樟、广玉兰是鄞县庭园绿化主要品种；五针松、茶花、杜鹃是鄞县家庭盆景主要品种。
1984年，茶花定为宁波市市花，故茶花品系引进较多。主要有美国赛牡丹、万道霞光、娇美人、红珍珠等7种；日本品种有春日野、鹿儿岛、酒中花、雪灯笼等20种。国内名茶花有绿珠球、赛洛阳、大珠沙、花牡丹、凤仙等60余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