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征购
一、田赋粮
本地田赋，可考始于宋代，夏税绢绸棉，秋税米。延至元、明，或征银米、或征米钞。清雍正四年（1726）起“摊丁于地”。民国田赋仍设地丁、南米两类。1913年每两折交银元2.55元，其中：正税1.5元，粮捐（省税）0.3元，特捐（县税）0.75元。南米，民国初改称抵补金，其折银几经变动。1924年，抵补金每石折交正税3元，省税0.3元，另设抵补金建设特捐、抵补金建设附捐等8项附税计3.32元，每石共计折交正附税6.62元。1932年起田赋分为上、下二期。1941年4月，县城宁波沦陷，在日军占领区，田赋被日伪政府控制。1945年9月，日军投降，政府免赋一年。
1946年，田赋改名为征实稻谷，按田等级，上等田每亩产2斗2升，中等田每亩1斗6升5合，下等田每亩1斗1升，农田每亩8升2合。是年，实行五成折征。民国田赋除正税外，另有附加（省县额外征收），民国后期愈多。1948年除按原赋额每元征实征借各1斗5升外，另有省公粮4升5合，地主积谷1升5合，代征乡自治教育谷、“绥靖”经费谷及地籍测绘材料谷等，实纳每赋元计谷6斗5升。
二、计划征购
解放后，改田赋为农业税，由粮食局按“先征后购”的原则代赋税部门征收现粮。1949年10月，根据省人民政府《征收农业税暂行办法》下达征粮任务，本乡以柴草折粮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1950年起，中国粮食公司宁波分公司委托县供销合作总社代办粮食收购。1952年11月撤销宁波分公司后，由县粮食局委托县供销合作总社代购。其时粮食收购不定任务，农村余粮或售给供销社及收购点，或上市交易。
1953年12月，粮食局统一收购农村余粮，并对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统一销售，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俗称“统购统销”，粮食购销遂纳入国家计划。
1955年，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到户，俗称“三定”，按略低于前几年平均产量定产额，核定留粮标准，以人均243公斤提留口粮；规定肉猪每头可提留饲料粮50公斤，母猪每头提留150公斤，耕牛每头7.5公斤；每亩留种子6公斤左右；余粮社、户另留4％左右为社会余粮。留粮和征粮后，产、留、征相抵平衡的自给社、户无购销指标；产大于征、留的余粮社、户，由粮食部门定额收购；产小于征留的缺粮社、户，由粮食部门额定销粮。定购三年不变，定销每年调整，同时实行增产增购减销和减产减购增销的办法调剂丰歉。实行“三定”后，遇人口迁移，土地划拨、征用均按规定调整粮食购销指标。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改粮食包干为一年一定，实行高额征购。次年，粮食征购任务提高二成。后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征购任务无法完成，而1959年至1963年五年中农村人均口粮仅为196公斤稻谷。
1964年，粮食丰收，农村余粮恢复增产增购，每亩增购2.5～10公斤，并适当提高口粮水平。1965年起，粮食征购任务改为一定三年，后因“文革”延续至1970年。1971年粮食征购改为一定五年，并增加征购任务。1979年后，调减山区、半山区征购任务。1982年省对县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次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入库量逐年上升。1985年，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可自由购销，形成了粮食合同定购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粮食购销“双轨制”。90年代后，本乡取消粮食定购任务。
三、农村储备粮
农村储备粮始于1958年，是年早稻收获分配后，本社各大队、生产队都留有储备粮，称机动粮，动用频繁。当年秋，农村普遍创办大食堂，粮食集中保管，故多填食堂亏损，储备粮有名无实。1959年后，适逢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储存者甚少。1964年，粮食丰收，县人民政府为以丰补歉，倡导生产队储备粮食，当年，本社各生产队都储备粮食。1966年，县人民政府推广本社红旗（后隆）大队连续6年坚持储足人均半年粮的经验，当年，全县粮食储备猛增至18600吨，其中国家代生产队储备粮食2213吨。其时农村储备粮贯彻“备战、备荒”，“无战不动”的原则，动用储备粮需社员大会讨论，经生产队同意，报人民公社批准。全乡从1964年至1983年20年间，人均储粮达到117公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储备粮实行藏粮于民，集体储备粮不再提留，储备数量有减无增。至今，农村几无储备粮。
第二节 销售
一、粮食市场销售
解放前，本地粮食销售以鄞江桥为主要集散地，新粮上市时，粮商向农民收购稻谷碾米出售，居民向米店购粮，或向农民购谷加工后食用。粮商多凭掮客为媒介，以赊销放帐方式吸引客户，亦有奸商在青黄不接时抛青苗牟取暴利。
粮食业受年景丰歉和洋米进口多寡影响，常有兴衰。1927年春夏间，因发生灾害粮价飞涨，继而洋米定货纷至，秋收又丰，行市一落千丈。1928年夏秋间，买价低廉，卖价频升，粮商沾利颇厚。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战事波及鄞江商埠后，米行业盈少绌多，经营惨淡，至1933年，米业渐见衰落。
抗战期间，交通封锁，粮源先紧后断，奸商乘机囤积粮食，粮价飞涨。1940年9月实行“计口授粮”，凭户口贴发放购米证，俗称“户口米”。1941年，汪伪县政府成立米谷委员会，以图用控制米谷的手段控制政局，粮商更受打击，米店为此改成流动摊担在乡下收购米谷，偷运至城区出售，数量虽少，但买卖差价悬殊，获利颇厚。是年，城区闹粮荒，每石米价突破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1000元，其时，一般车夫日进70～80元，三口之家不得一饱。
抗战胜利后，内战继起，粮源仍紧张，奸商囤粮，操纵市场，粮价一日数涨，殷富之户购粮储备，居为奇货，升斗小民叫苦不迭，导致城镇抢粮风潮迭起。1948年5月，米价比上年上涨40余倍，最高时涨至1260万元（法币）。虽各乡镇多实行公卖平粜，但杯水车薪，仅济一时之急。同年8月，民国政府发行金圆券，同时实行粮食限价，由于滥发货币，致使贬值，米价遂越限越涨，到次年5月，每石涨至12050万元（旧币），9个月实际上涨602.5倍。
解放初，市场仍以私商经营为主。其时粮食局为支援解放定海战役急需筹粮，而奸商乘机囤积，投机倒把，致使粮价暴涨，市场动荡混乱。人民政府和粮食部门一面动员粮商粮贩出售粮食，一面组织粮源实行抛售，以遏制粮价涨势。1950年5月，县供销合作总社开始承接中国粮食公司宁波分公司粮食，本地周围鄞江桥设营业所、樟村设粮食代销点，经营粮食购销业务，市场粮价渐趋平稳。
1953年12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中粮公司宁波分公司在鄞县的粮食购销业务全部划归县粮食局，本乡设立了粮食代销点。1964年12月停办群众交易的粮食市场，由国家粮站挂牌实行议购议销。1985年起非定购品种的大麦、蕃薯等全部实行议购议销。1987年后，在加强对粮食管理的同时，交易市场扩大横向联系，经营多种粮油品种，以丰富市场供应。1995年后，本乡粮站撤销，粮油全部放开经营。
二、粮食计划销售
1953年12月，粮食实行计划供应，俗称统销，以供应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人口的口粮。同时取消民间市场自由贸易和私商的粮食经营。
粮食统销后，本地缺粮人口凭村证明向国营粮站定额购买口粮，村民常少需多购，甚至套购粮食。1954年春季，粮食销量直线上升，仅3个月销量即占年计划的32％。为此从4月起实行核定统销计划，凭证分月供应粮食。1955年农村粮食实行“三定”，按先吃自产粮，后吃定销粮的原则，核定分月供应计划到社、户，凭证凭票定点供应。合作化后，以社和生产队为单位落实定销指标，以增产抵销和减产增销的方式调剂丰歉，人口、土地发生变化时，相应调整定销指标。此法沿用至90年代底。
1958年秋，各地大办农村食堂，将口粮集中于食堂，倡导“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造成粮食大量浪费。1959年实行高征购，大队、生产队因虚报产量而不得不出售“过头粮”，又遇连年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到1960年，本社大部分食堂粮源告急。每公斤大米出饭率由原来3公斤通过多次加水蒸煮提高到5公斤，其后更以粥代饭，并杂以瓜菜及可食的野生植物，其时，全社大食堂先后改为全年食粥，倡导“瓜菜半年粮”，因营养不良，许多农民出现浮肿病。至1961年，本社大食堂停办。1962年，农村居住的职工家属、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简称四属户）的口粮，由国家向生产队收购后，发给用户周转粮票到国营粮站购粮，以保证其粮源的稳定。1966年，提高山区、半山区农民的口粮标准，毁林种粮的土地在停垦还林后，该地农民口粮也由国家定销。1972年，农村四属户的周转粮票改发周转粮证，试行一年后废除。1979年，以国家定销的方式提高缺粮社队农民的口粮标准。1985年，取消农村周转粮，四属户口粮由村负责供应，农村定销粮由统购价供应改为按收购比例供应。1986年，因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定销指标下降，之后，本地取消了计划定销指标。
三、食油销售
民国时期，本地油菜籽种植甚少且产量低下，食油多赖青岛生油或牛庄、大连豆油在市场上自由销售。所产少量油菜籽在小油坊加工后，仅作补充食用及作灯油照明。其时，本地有加工棉籽作油源，多作照明之用。
解放初，食油仍由私商经营。1951年后，油脂交易由国家统一管理，委托供销社经营，形式仍属自由购买，至1954年油脂实行统销。1965年起本地有议销食油，但数量不多。1981年8月起，供应半高价菜油，每公斤3.2元，11月后，调整每公斤2.8元，至1986年停止。
1954年1月，食油实行计划供应。1956年起农村供销社根据所属常住人口数，凭购油证按每人每月定量数销售，以不突破计划为限。1957年1月，规定每人每月为125克，后视油源情况，逐月公布供应标准。7月，改为凭证购油凭票供应，油票分季发放，分月使用，隔月作废票面不作定量规定。1962年贯彻食油包干政策，农村只购不销。6月起，机关、团体、农村国家供应户口等不参加生产队收益分配的非农业人员，每人每月供应食油50克。此外，凡口粮由生产队供应的，食油亦由生产队解决。同年国家开展以籽换油业务。1964年6月起，集镇和不产粮人口的每人每月食油定量由50克提高到100克，12月起，又提高到150克，次年10月，再提高到200克，一直沿用至90年代。
一、田赋粮
本地田赋，可考始于宋代，夏税绢绸棉，秋税米。延至元、明，或征银米、或征米钞。清雍正四年（1726）起“摊丁于地”。民国田赋仍设地丁、南米两类。1913年每两折交银元2.55元，其中：正税1.5元，粮捐（省税）0.3元，特捐（县税）0.75元。南米，民国初改称抵补金，其折银几经变动。1924年，抵补金每石折交正税3元，省税0.3元，另设抵补金建设特捐、抵补金建设附捐等8项附税计3.32元，每石共计折交正附税6.62元。1932年起田赋分为上、下二期。1941年4月，县城宁波沦陷，在日军占领区，田赋被日伪政府控制。1945年9月，日军投降，政府免赋一年。
1946年，田赋改名为征实稻谷，按田等级，上等田每亩产2斗2升，中等田每亩1斗6升5合，下等田每亩1斗1升，农田每亩8升2合。是年，实行五成折征。民国田赋除正税外，另有附加（省县额外征收），民国后期愈多。1948年除按原赋额每元征实征借各1斗5升外，另有省公粮4升5合，地主积谷1升5合，代征乡自治教育谷、“绥靖”经费谷及地籍测绘材料谷等，实纳每赋元计谷6斗5升。
二、计划征购
解放后，改田赋为农业税，由粮食局按“先征后购”的原则代赋税部门征收现粮。1949年10月，根据省人民政府《征收农业税暂行办法》下达征粮任务，本乡以柴草折粮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1950年起，中国粮食公司宁波分公司委托县供销合作总社代办粮食收购。1952年11月撤销宁波分公司后，由县粮食局委托县供销合作总社代购。其时粮食收购不定任务，农村余粮或售给供销社及收购点，或上市交易。
1953年12月，粮食局统一收购农村余粮，并对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统一销售，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俗称“统购统销”，粮食购销遂纳入国家计划。
1955年，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到户，俗称“三定”，按略低于前几年平均产量定产额，核定留粮标准，以人均243公斤提留口粮；规定肉猪每头可提留饲料粮50公斤，母猪每头提留150公斤，耕牛每头7.5公斤；每亩留种子6公斤左右；余粮社、户另留4％左右为社会余粮。留粮和征粮后，产、留、征相抵平衡的自给社、户无购销指标；产大于征、留的余粮社、户，由粮食部门定额收购；产小于征留的缺粮社、户，由粮食部门额定销粮。定购三年不变，定销每年调整，同时实行增产增购减销和减产减购增销的办法调剂丰歉。实行“三定”后，遇人口迁移，土地划拨、征用均按规定调整粮食购销指标。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改粮食包干为一年一定，实行高额征购。次年，粮食征购任务提高二成。后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征购任务无法完成，而1959年至1963年五年中农村人均口粮仅为196公斤稻谷。
1964年，粮食丰收，农村余粮恢复增产增购，每亩增购2.5～10公斤，并适当提高口粮水平。1965年起，粮食征购任务改为一定三年，后因“文革”延续至1970年。1971年粮食征购改为一定五年，并增加征购任务。1979年后，调减山区、半山区征购任务。1982年省对县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次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入库量逐年上升。1985年，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可自由购销，形成了粮食合同定购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粮食购销“双轨制”。90年代后，本乡取消粮食定购任务。
三、农村储备粮
农村储备粮始于1958年，是年早稻收获分配后，本社各大队、生产队都留有储备粮，称机动粮，动用频繁。当年秋，农村普遍创办大食堂，粮食集中保管，故多填食堂亏损，储备粮有名无实。1959年后，适逢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储存者甚少。1964年，粮食丰收，县人民政府为以丰补歉，倡导生产队储备粮食，当年，本社各生产队都储备粮食。1966年，县人民政府推广本社红旗（后隆）大队连续6年坚持储足人均半年粮的经验，当年，全县粮食储备猛增至18600吨，其中国家代生产队储备粮食2213吨。其时农村储备粮贯彻“备战、备荒”，“无战不动”的原则，动用储备粮需社员大会讨论，经生产队同意，报人民公社批准。全乡从1964年至1983年20年间，人均储粮达到117公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储备粮实行藏粮于民，集体储备粮不再提留，储备数量有减无增。至今，农村几无储备粮。
第二节 销售
一、粮食市场销售
解放前，本地粮食销售以鄞江桥为主要集散地，新粮上市时，粮商向农民收购稻谷碾米出售，居民向米店购粮，或向农民购谷加工后食用。粮商多凭掮客为媒介，以赊销放帐方式吸引客户，亦有奸商在青黄不接时抛青苗牟取暴利。
粮食业受年景丰歉和洋米进口多寡影响，常有兴衰。1927年春夏间，因发生灾害粮价飞涨，继而洋米定货纷至，秋收又丰，行市一落千丈。1928年夏秋间，买价低廉，卖价频升，粮商沾利颇厚。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战事波及鄞江商埠后，米行业盈少绌多，经营惨淡，至1933年，米业渐见衰落。
抗战期间，交通封锁，粮源先紧后断，奸商乘机囤积粮食，粮价飞涨。1940年9月实行“计口授粮”，凭户口贴发放购米证，俗称“户口米”。1941年，汪伪县政府成立米谷委员会，以图用控制米谷的手段控制政局，粮商更受打击，米店为此改成流动摊担在乡下收购米谷，偷运至城区出售，数量虽少，但买卖差价悬殊，获利颇厚。是年，城区闹粮荒，每石米价突破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1000元，其时，一般车夫日进70～80元，三口之家不得一饱。
抗战胜利后，内战继起，粮源仍紧张，奸商囤粮，操纵市场，粮价一日数涨，殷富之户购粮储备，居为奇货，升斗小民叫苦不迭，导致城镇抢粮风潮迭起。1948年5月，米价比上年上涨40余倍，最高时涨至1260万元（法币）。虽各乡镇多实行公卖平粜，但杯水车薪，仅济一时之急。同年8月，民国政府发行金圆券，同时实行粮食限价，由于滥发货币，致使贬值，米价遂越限越涨，到次年5月，每石涨至12050万元（旧币），9个月实际上涨602.5倍。
解放初，市场仍以私商经营为主。其时粮食局为支援解放定海战役急需筹粮，而奸商乘机囤积，投机倒把，致使粮价暴涨，市场动荡混乱。人民政府和粮食部门一面动员粮商粮贩出售粮食，一面组织粮源实行抛售，以遏制粮价涨势。1950年5月，县供销合作总社开始承接中国粮食公司宁波分公司粮食，本地周围鄞江桥设营业所、樟村设粮食代销点，经营粮食购销业务，市场粮价渐趋平稳。
1953年12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中粮公司宁波分公司在鄞县的粮食购销业务全部划归县粮食局，本乡设立了粮食代销点。1964年12月停办群众交易的粮食市场，由国家粮站挂牌实行议购议销。1985年起非定购品种的大麦、蕃薯等全部实行议购议销。1987年后，在加强对粮食管理的同时，交易市场扩大横向联系，经营多种粮油品种，以丰富市场供应。1995年后，本乡粮站撤销，粮油全部放开经营。
二、粮食计划销售
1953年12月，粮食实行计划供应，俗称统销，以供应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人口的口粮。同时取消民间市场自由贸易和私商的粮食经营。
粮食统销后，本地缺粮人口凭村证明向国营粮站定额购买口粮，村民常少需多购，甚至套购粮食。1954年春季，粮食销量直线上升，仅3个月销量即占年计划的32％。为此从4月起实行核定统销计划，凭证分月供应粮食。1955年农村粮食实行“三定”，按先吃自产粮，后吃定销粮的原则，核定分月供应计划到社、户，凭证凭票定点供应。合作化后，以社和生产队为单位落实定销指标，以增产抵销和减产增销的方式调剂丰歉，人口、土地发生变化时，相应调整定销指标。此法沿用至90年代底。
1958年秋，各地大办农村食堂，将口粮集中于食堂，倡导“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造成粮食大量浪费。1959年实行高征购，大队、生产队因虚报产量而不得不出售“过头粮”，又遇连年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到1960年，本社大部分食堂粮源告急。每公斤大米出饭率由原来3公斤通过多次加水蒸煮提高到5公斤，其后更以粥代饭，并杂以瓜菜及可食的野生植物，其时，全社大食堂先后改为全年食粥，倡导“瓜菜半年粮”，因营养不良，许多农民出现浮肿病。至1961年，本社大食堂停办。1962年，农村居住的职工家属、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简称四属户）的口粮，由国家向生产队收购后，发给用户周转粮票到国营粮站购粮，以保证其粮源的稳定。1966年，提高山区、半山区农民的口粮标准，毁林种粮的土地在停垦还林后，该地农民口粮也由国家定销。1972年，农村四属户的周转粮票改发周转粮证，试行一年后废除。1979年，以国家定销的方式提高缺粮社队农民的口粮标准。1985年，取消农村周转粮，四属户口粮由村负责供应，农村定销粮由统购价供应改为按收购比例供应。1986年，因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定销指标下降，之后，本地取消了计划定销指标。
三、食油销售
民国时期，本地油菜籽种植甚少且产量低下，食油多赖青岛生油或牛庄、大连豆油在市场上自由销售。所产少量油菜籽在小油坊加工后，仅作补充食用及作灯油照明。其时，本地有加工棉籽作油源，多作照明之用。
解放初，食油仍由私商经营。1951年后，油脂交易由国家统一管理，委托供销社经营，形式仍属自由购买，至1954年油脂实行统销。1965年起本地有议销食油，但数量不多。1981年8月起，供应半高价菜油，每公斤3.2元，11月后，调整每公斤2.8元，至1986年停止。
1954年1月，食油实行计划供应。1956年起农村供销社根据所属常住人口数，凭购油证按每人每月定量数销售，以不突破计划为限。1957年1月，规定每人每月为125克，后视油源情况，逐月公布供应标准。7月，改为凭证购油凭票供应，油票分季发放，分月使用，隔月作废票面不作定量规定。1962年贯彻食油包干政策，农村只购不销。6月起，机关、团体、农村国家供应户口等不参加生产队收益分配的非农业人员，每人每月供应食油50克。此外，凡口粮由生产队供应的，食油亦由生产队解决。同年国家开展以籽换油业务。1964年6月起，集镇和不产粮人口的每人每月食油定量由50克提高到100克，12月起，又提高到150克，次年10月，再提高到200克，一直沿用至9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