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内容
本地种植业可上溯至公元前5000年河姆渡文化时期，其时正值第四纪最后一次海浸后海退，今境内逐渐成陆，先民们种稻、养牛、烧陶，形成了原始农业。商代时，本地周围已形成奴隶制村落，人们也从事农耕、狩猎和纺织。秦汉时，本地周围开拓日广。至西晋，已形成一定规模。南朝·宋时，耕地有组织开垦揭开帷幕。及隋，人口增殖，种粮有益重视。唐·太和以后，县内大规模整修水利工程，促进了种植业的发展。两宋时，缘水膏腴之地开拓几尽，形成了精细的耕作技术。此后直到民国，种植业长期徘徊不前。建国后，经过生产关系和耕作制度的改革，农业投入的大量增加，以及科学技术的应用，种植业得以发展。
本地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伴以油菜等多种经济作物。粮食中尤水稻种植最早，面积最广，随着产量的不断增长，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
第一章 粮食作物
本地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辅以大小麦、玉米、甘薯等夏秋杂粮。马铃薯、豆菽等在歉收年也充作粮食，丰年则作蔬菜。据《宋会要辑稿》载，政和七年（1117年）明州粮食单产居全国之首，亩产六、七硕（每硕约今46.2公斤）。宋以后，宁波腹地的城市化带动了种粮技术的进步，但所收不抵日益增长的需求。至清代，丰年仅得供求平衡，平年尚须仰求于温饱，荒歉年更须求于洋米，至民国一如前代。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运动及全面推广水稻七大技术，粮食产量逐年增加。1956年起，因受社会、自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产量曲线上升，其间的兴修水利、改变耕作制度、推广良种、增施肥料、改进栽培技术、防治病虫害等措施，则是增产的重要因素。1958年亩产达300公斤，1970年亩产达到400公斤，1984年亩产高达800公斤，至1990年，粮地面积虽然比1949年减少25％左右，而总产量增长1.5倍。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种粮经济效益不高，且操作艰苦，粮田面积进一步调减，全乡几乎很少有早稻种植，中汛稻种植面积也在2000亩左右。2004年，全乡粮食种植面积2121亩，总产1047吨，其中中晚稻面积880亩，总产406吨，农田多向现代化多种经营方向发展。
第一节 耕作制度
本地粮地以水田旱地兼半，水稻为大宗作物，素以一年一熟和间作的一年二熟者居多。建国后，历经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和二熟改三熟的耕作制度改革，提高了复种指数，增产甚著。
一、传统耕作制度
间作稻（俗称生晚青）宋·开庆元年（1259年）庆元知县吴潜在《出郊偶赋》（己未六月十七日）诗中有“并岸低畈苗颔长，近陂高陇稻头垂”句，又在《喜雨》中有“雷使巡行遍五方，夹秋不怕旱为殃……己卜晚青催出穗，且将早赤急舂粮”句。可知南宋时鄞县就采用水稻间作。光绪《鄞县志》载：“鄞地稻收早熟，以清明前下种，芒种莳苗，稀行密莳，先莳早苗，旬日后复莳晚苗于行间，俟立秋成熟，割去早禾，乃钥理培壅其晚者，盛茂秀实，然后收其再熟，与《农田余话》所熟闽广再熟同”，详细记载了当时的间作稻栽培方法。1936年，本地间作稻占水稻总面积50％左右，至1949年为60％左右。间作已成为当时本地主要耕作制度。由于间作稻亩产普遍比单季的中、晚稻多收50～100公斤，建国初逐年扩大，1954年种植面积占总面积70％。1955年推广连作稻后，次年间作稻锐减至40％,1965年连作稻歉收，1967年间作稻又增至55％，其后三年因连作稻增产而减少。由于稳步推广连作稻，间作稻逐年减少，至1970年几乎不见种植。
与间作制度同时并存的还有其他形式的耕作制度：
单季早稻 主要栽于晚稻易受旱涝的地带和早稻收后种植经济作物或休闲的水田，有时也偶因劳力不足而栽种。
单季中汛稻 主要栽于温、光不足的山区、半山区地带。
单季晚稻 山区略于种植。1956年在推广连作稻同时，也提倡改中汛稻为单季晚稻，此外，连作晚稻的秧田也种单季晚稻。1985年种植业结构调整后，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单季晚稻面积又有增加。
旱地种粮 山区占有一定比重。其耕作制度，一年一熟者，多为棉花前作，种植大小麦或蚕豆。一年二熟者，全山区多为大小麦（或蚕豆、豌豆、马铃薯）——玉米（或甘薯、高粱、黄豆）。一年三熟多为间作套种。
二、连作制度
1953年，县试种连作稻获得成功，次年在全县40个农业社扩大试种，平均亩产395.5公斤，比间作稻增产80公斤。1955年本地试种后，增收88公斤。次年大规模扩种，是年早稻亩产虽有220公斤，但晚稻由于遇台风涝灾，亩产只有110公斤，故1957年连作稻面积减少。1958年再次扩种，收成有所好转。至1971年本地双季稻均改为连作制。
三、三熟制
1956年前，春粮（大小麦）——双季稻已有零星种植，间作改连作后，略有扩大。1960年县试行三熟制，亩产达804.2公斤，比是年连作稻每亩增产197.7公斤。次年即在全县提倡三熟制。由于全面实现连作制后，肥料和劳力不足，农民又不很习惯于种麦，三熟制推广不快。1971年后，氮素化供应量增加，加之学习了江苏龙桥、塘桥的种麦经验，春粮面积迅速扩大。1972年后，本地有20％农田实行了三熟制，至1979年三熟制面积达到40％以上。1985年种植业结构调整中，因大麦经济效益不高，三熟制面积逐年减少，90年代后几乎消失。
第二节 种子
一、品种演变
1、水稻
本地水稻种植历史已有七千余年，所种品种，宋始有记载，但无详述，据历朝鄞县志书载，列表如下：
至民国以后记载较详，各品种有早稻、晚稻、中稻和籼、粳、糯之分。
早稻 民国时期，间作早稻以早尖、早火稻、罗江尖居多。1948年县农业推广所从黄岩引入早籼503，是年种植，平均亩产比早尖等农家品种高出20公斤左右。建国后逐年扩大，1954年占早稻面积40％,1957年成为当家品种。其后因混杂退化而减少。1959年后，遂为南特号、陆财号、莲塘早替代。为防止水稻倒伏，1960年宁波市良种繁育场引种矮脚南特号，经两年试种证明，该品种秆矮抗倒伏、抗病、适应性强，亩产比陆财号等高秆品种增产50公斤以上，1964年扩种。品种矮秆化的栽种成功，是继间作改连作后，粮食生产上又一重大突破。同矮脚南特号相搭配的良种有矮南早一号、青小金早等。1969年，宁波地区农场引入广陆矮四号，该品种具有耐肥、抗倒伏、抗病、适应性广等特点，青秆黄熟，稳产高产，成熟期比矮脚南特号早2～3天。亩产在480～550公斤之间，即被推广种植。与广陆矮四号搭配的良种有二九青、庆莲16、青秆黄等。1983年县良种场引进二九丰（305），表现熟期适中、米质好、产量高等特点，宜作春花早稻，1986年起即在本乡推广种植。建国后先后种过的早稻品种还有早黄岩、黑壳早稻、黄叶大秆、有芒早粳，九箩矮、团粒早、朝阳一号、先锋一号、中秆早、原丰早、二辐早、早籼141等70余种。九十年代后，推广“甬优”系列品种。目前推广“甬优”系列杂交品种，此品种抗倒伏性强，且耐病耐寒，产量高于常规稻10～15％，米质比常规稻高一个等级，达到国家优质米指标，米饭松软清香。
晚稻 民国时期和建国初，间作晚稻以细秆晚青为主，辅以红米晚青。单季晚稻则以稔糯、梁湖糯居多。1953年从松江引入晚粳老来青，1954年试种，平均亩产达350公斤。至1957年，占连作单季晚稻面积的80％。连作晚稻试种红须粳，占70％，主要搭配品种为“10509”。1959年试种农垦58，有矮秆、穗多、耐迟栽、产量高等特点，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至1965年，占连作晚稻面积的50％。同期搭配品种有新太湖青、荔枝红、红壳糯。1969年后的连续四年，中粳、糯（南粳7号、东方红、京引15等）、早籼（矮脚南特号），种植面积占50％以上，其时品种繁多，无当家品种。1970年县种子公司从嘉兴引进晚粳农虎6号，经县良种场和各区重点队（本乡后隆红旗畈）试种，其熟期与农垦58相似，株型紧凑、结实率高、耐肥耐寒、抗倒伏、稳产高产，故大面积扩种，1971年至1979年占晚稻面积60％，成为当家品种。与农虎6号搭配的良种主要是杂交水稻汕优6号，还有沪选19、东选4号、嘉湖4号。1980年引进秀水48，试种后比农虎6号增产13％，即也推广。1982年至1990年成为当家品种，占晚稻面积85％。同时搭配品种有秀水27、祥湖84（糯）等。建国后先后种植的晚稻良种有：光头粘晚、猪毛簇、台中育、矮红稻、双糯4号、祥湖47、祥湖25等80余种。
中汛稻 民国时期有鹅黄白、淮白、虾公稻、天化稻、红秆广籼、白秆广籼、落霜青、杭州白等。建国初期仍沿用淮白、广籼等。1954年引入田基度。1960年引种珍珠矮，表现耐旱、耐瘠、产量高，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的当家品种。1977年杂交水稻汕优6号作中汛稻试种，1979年汕优6号中汛稻亩产高达500多公斤，比珍珠矮品种每亩增140多公斤，1982年后大面积推广，几乎全部种植该品种。
2、大小麦及杂粮
大小麦在北宋时本地已有种植，据宋·庄绰《鸡肋编》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偏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明·万历《桃源乡志》载：“宋淳熙三年（1176）丙申麦一穗二岐。”至南宋时，鄞县已普遍种麦。
大麦 建国前种植的品种有四棱大麦、六棱大麦、裸麦。五十年代先后引进种植，面积较大的有二棱大麦、立夏黄。1963年由宁波地区农科所引种矮白洋，亩产208公斤，比立夏黄增产16％左右，1971年本地引种面积占大麦总面积50％左右。之后，引种早熟三号，具有早熟、抗病、耐湿、高产、耐迟栽等特点，本地大面积扩种，约占76％。80年代后引种舟麦一号，其千粒重高过40克，宜作啤酒原料，当时全乡几乎全部种植该品种。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麦随之不种植。
小麦 建国前多为地方品种，主要有紫皮小麦、黄皮小麦、光头小麦。1952年引入南大2419，经逐年扩种，1959年占93％左右。1972年引种“908”和麦场一号。“908”成熟早、耐湿性好，1977年种植占70％左右。此后七年中为当家品种。1985年起被扬麦四号替代。之后，本乡田地多种经济作物。
玉米（俗称六谷） 据明·万历元年（1573）田艺衡《留青日札》载：“御麦（玉米）出于西番，旧名番麦……吾乡（杭州）传得此种，多有种者之”，推定鄞县在此前后亦有种植。建国前种植的大部分为农家品种，为早稻六谷、红须六谷、糯米六谷。1952年～1980年先后引种的有半黄种、白玉米、金皇后、满蒲金、丹玉6号、旅曲和苏玉米1号等。
甘薯（俗称蕃薯） 据《金薯传习录》陈世元追述，“康熙初年（1662）元先大人客于鄞县，鄞多旷土，先大人阴栽种，凡地迩斥卤诸硗，确教其土人如法布种，初，犹疑与土宜不协，经秋收卵，大逾闽地。”种植品种建国初期以红皮白心为主，其他有白皮蕃薯，红皮黄心。1955年引种胜利百号，表现藤短、耐肥、耐湿、薯质好，面积逐年扩大，1963年占甘薯总面积85％左右。此后，陆续引进的还有华北284、超胜4号等。
马铃薯（俗称洋芋艿） 本地种植约一百年历史，所种品种以土种居多。其余有甘肃种、荷兰种、里外黄等。
豆类 蚕豆以“牛踏扁”为主。豌豆有白豌豆和红豌豆两种。黄豆，在建国后种植的主要有“六月黄”、“七月黄”等品种，八十年代初推广“矮脚早”，因成熟早、产量高，深受农户欢迎。
二、选种与繁种
建国前农户种植品种，多系自留或互换，政府供种甚微。1952年县、区、乡分别建立良种普及和选种委员会，举办良种田间展览会和良种评选会，提倡“家家都选种、户户多留种”。1953年起推行种子田选种制度。1959年后，为了保证种子质量，先后兴办公社良种场和生产大队种子队，进行选种繁种。1978年各大队建立了种子队，种子田占总面积3.5％。1982年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良种场和大队种子队先后解体。1983年建立种子专业户，后因品种更换期缩短，所推广新品种纯度较高，种子专业户逐年减少，直至取消。
第三节 肥料
一、有机肥
紫云英 素为早稻的当家肥料。其“梢间开紫花、结弯角、中有子、黍米大，状如腰子”（《群芳谱》）。本地在清末已广为种植。《鄞县通志》载：“紫云英即四乡所种草子也，深秋撒之，三月开花……割后淹水之，用以肥田。”解放前农户偶有种之，建国后，政府重视积肥，面积扩大，至1957年，占总面积的87％以上。后因多种春粮、油菜，面积逐年减少。1962年调减春粮、油菜，面积有所上升，至1970年后又因多种春粮、油菜，面积又逐年减少，至1974年占总面积60％左右。1977年后，逐步推广“绿肥搬家”，沤制草浆泥，一亩绿肥二亩用。1982年后，面积稳定在50％左右。由于务农劳力减少，农民无心种大草子，产量锐减，至今几乎没有种草子农户了。
绿萍 1962年从温州引入，能增肥、改土、灭草、增产。试种后，于1966年推广，是年养萍20％，至1971年达到50％以上。由于农民没有掌握养萍、倒萍技术，使早稻田后期贪青减产，1973年减至几十亩。1974年全面改进养萍技术，改自然倒萍为人工倒萍，早稻田放养荐口由绿肥田改养于春花田，同时在县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建立绿萍越冬基地，萍种自给，是年养萍有所发展。1978年又引入西德的细绿萍品种，因该品种繁殖快，逐步取代了本地绿萍，1979年在早稻田和晚稻田养了30％左右。其后化肥供应增加，花工较大的稻田养萍面积遂逐年减少，至1982年，人工养萍绝迹。
水花生（俗称革命草） 农民素有捞草肥田习惯，1951年本地河塘就有野生革命草繁衍。1955年起，有留草种放养河漕的做法。由于肥料不足，1965年起，大面积人工养殖革命草，几乎将河塘覆盖，至1977年，基本实现了“大河两边青，河塘满天星”。后因与绿萍同样原因，水花生放养面积减少，至1982年基本绝迹。
人粪尿 素为农田优质肥料，除农村自给自用外，宁波市环卫处每年有大量人粪尿下乡，1958年前，农民竞相购买，以订购合同形式常年销售量为4～5万吨。1959年后，实行计划分配。70年代本乡农民每年以生产队为单位去甬购买人粪尿。1980年后，因化肥供应增加，务农人员减少，不再去换人粪尿。至今，因无机肥供应充足，绝大多数农户安装了家庭卫生厕，人粪尿作为污水处理了。
稻草 建国初期，早稻收割时，已有农民将早稻草撒于晚稻行间，但面积不广。1956年始将稻草还田列为肥源之一，1959年因稻草还田数量过多，且因化肥不足，部分晚稻发僵减产。1960年后稻草还田面积下降，此后十年间徘徊在20％左右。1971年以后，春粮、油菜面积扩大，需肥量增加，稻草还田面积有所回升。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有机肥大减，为保持土壤肥力，政府采取措施，稻草还田面积猛增，1986年起达70％以上。据三年试验，稻草还田能改土肥田，每亩增产稻谷26公斤以上。近些年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很少种水稻，稻草还田也随之消失。
二、无机肥
氮肥 初称肥田粉，据《鄞县通志》载：“民国22年，全县施用硫酸铵5223.5袋”。建国初期施用量极少，据统计，平均每亩稻田0.75公斤，山区几乎不使用。其后十年内有所增加，至1963年平均每亩为5.8公斤。后由于化肥工业发展，氮化肥供应量增多，1965年平均每亩稻田27.6公斤，此后十余年增减不大。1978年进口化肥增加，是年平均每亩稻田62.6公斤。1980年后，兴办地方化肥厂，平均每亩稳定在89～98公斤之间。
磷肥 本地农民传统习惯施用骨粉，多数作紫云英肥，少数施用于大小麦、水稻。平均每亩紫云英用量，1951年为1公斤，1953年～1959年增加至3.5～4.5公斤，1959年～1961年下降至0.5～1.5公斤。1962年增至2.7公斤，以后稳定在5公斤左右。1982年以后由于务农劳力减少，农民不愿种大绿肥，骨粉用量减少，1986年平均每亩用量为1.6公斤，至今基本不施用骨粉。
化学磷肥 主要是过磷酸钙。据《鄞县通志》载：“民国22年。输入突尼斯磷酸钙、硫磷酸钙和过磷酸钙409529袋”，主要用于旱地杂粮作物。1953年普遍试用磷肥，后逐年增加，主要用于紫云英田。1958年后，推广施用大小麦、油菜，销售量继续增加。1965年开始扩大施用水稻秧田，十年内基本普及。1976年扩大施用至早、晚稻，因早稻施磷增产效果好于晚稻，此后，早稻施磷面积逐年扩大，至1988年，占早稻面积的75％左右。
钾肥 本地农家素以柴草为燃料，每年都有大量的草木灰，施用农田作为钾肥，1978年以后，农村燃料改用煤球、煤气，并逐年增加，至1987年草木灰的用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至今几乎没有草木灰了。
化学钾肥 由于化学钾肥靠国外进口，建国初，施用量较少。1974年鄞县部分地区才试用，每亩增产稻谷35公斤左右，以后在全县推广。结果表现晚稻施钾肥后增产效果好于早稻。1977年全面推广晚稻施用钾肥，施用面积占68％以上。至1988年，施用面积达80％以上。
复合肥 1976年进口，开始在杂交晚稻中施用，后扩大到常规水稻和大麦。至1987年，施用面积占85％以上。
第四节 栽培技术
一、育秧
本地种稻原为直播，西晋时陆士龙《答车茂安书》记载：县“遏长川以为坡，燔茂草为田，火耕水耨，不烦人力……”。至唐中叶，白居易在杭州时，作有“水苗泥易耨，畲粟灰难锄”的诗句，表明浙东北已有育秧移栽。宋·《开庆四明续志》记载：开庆元年（1259）庆元知府吴潜有“插种如云四月头，代他田畯阅耕畴”诗句，说明此时鄞县已普及采用育秧移栽。建国后，为防止烂秧，培育壮秧，育秧技术改革较多，下择要者分述。
1、种子处理
盐水选种 1953年开始，以县农场为中心，层层现场示范，改清水淘种为盐水选种。盐水比重为1.13度（波美尔比重表测定），一般每100公斤加盐24公斤。将留种稻谷放入盐水中，淘出上浮的秕谷和半饱满谷粒，下沉谷粒取出用清水选净作种。经测试，经盐水选种后种子饱满，生活力强，烂秧减轻，成秧率高，秧苗素质好，选出的半饱满谷种仍可作粮食利用。次年本乡推广，国家对农用食盐优惠供应。至1956年，全乡早、晚稻种子有98％经盐水选种，后一直沿袭至今。
药剂浸种 为消灭种子表面带菌和提高发芽率，1956年推广小苏打浸种。占早稻总用种量的95％。稻热病常发地区则推广2‰西力生药水浸种。1957年因小苏打浸种无明显作用而停用。而稻热病地区仍继续采用西力生或赛力散浸种消毒。1973年开始推广“401”和“402”浸种，对防止恶苗病有明显效果。以后浸种数量逐年增加，常年均在60％～80％之间。1986年引入“线菌清”浸早稻种子，1988年经县农技推广中心植保组试验，效果好于“402”，1989年本地推广，是年早、晚稻种子用“线菌清”浸种，占水稻总用种量的16％,90年代基本用此药浸种。
5406催芽 1972年县农资公司引入5406菌粉，经试验结果证明此法孵芽安全、整齐、发芽率高、播后生活力强、不易烂秧。1977年本地推广，后数量逐年增加，至1981年达80％，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一家一户种田，种子量少，此法不便应用。建国后曾采用过的还有小箩催芽、地洞催芽、蒸汽催芽、焦泥灰大堆催芽等。
2、育秧方式
合式秧田 旧时均为水秧田，畦阔沟浅。1934年为方便秧田治虫，采用秧畈阔约四、五尺的合式秧田。1953年起在全乡推广，至1956年达90％,1957年后阔畦浅沟的水稻秧田绝迹。
半旱秧田 秧田做法同水秧田，但播种时不灌水，边耥边播，播后塌谷，用砻糠灰、干猪泥粉、岩衣和斩碎的紫云英等，取其一种覆盖。播后二叶期前一般不灌水上秧畈。1956年因间作稻改为连作稻，早稻播种期提早，为防止烂秧，本地大面积推广，占是年早稻秧田面积51％左右。1967年绿肥田早稻全部采用半旱秧田。
通气秧田 秧田燥耕、燥整，做成毛秧畈后灌水耥平，排水播种，播后管理同半旱秧田。1964年学习苏州“龙桥经验”，进行试验，因秧畈通气性好，防止烂秧效果好于半旱秧田。1965～1976年全乡绿肥田早稻秧田均采用。1977年后，有所减少。
塑料薄膜育秧 在半旱秧田和通气秧田的基础上，播种后再复盖塑料薄膜保温育秧。1964年开始，县农场等进行育秧试验证明，此法可达到早播不烂秧，提高成秧率，早熟又增产的目的。1965年公社样板队扩大试验，再次证明效果显著。1966年在全社提倡。但因其成本高等因素，未能全面推广。至1980年，塑料薄膜育秧所种早稻面积占绿肥田早稻面积50％。1982年以更薄的塑料薄膜育秧成功，成本降低，推广加速，至1984年全乡塑料薄膜育秧面积占89％。1985年后塑料薄膜育秧占90％以上。
小苗带土秧 1968年引入此育秧方法，在公社试验田试育。因秧龄短，播量密，育秧、铲秧、运秧省工省本，适用于早、中熟品种，移栽后发苗快，有利于足穗增产，农民乐于接受，次年推广，面积迅速扩大。至1971年全社早、晚稻推广面积达90％以上，后因长秧龄品种推广，小苗带土面积锐减，至1978年后极少采用。
3、播种
根据本地气候，水稻的播种期历来是早稻清明播种，立夏前后移栽；中汛稻和间作晚稻也在清明播种；单季糯稻清明后播种。建国初仍按此俗。1955年以后，随着耕作制度的变化和品种的更换，早、晚稻播种期有较大的变动。一般绿肥田早稻、塑料薄膜育秧在3月下旬，露地育秧在4月初至清明前；大麦茬早稻掌握麦头齐时节播种；油菜茬早稻在4月中旬末；连作晚稻则根据品种不同而有先后；杂交稻汕优6号于6月15日播种。
建国前，早、晚稻每亩秧田的播种量在125～175公斤，密的高达200公斤。1953年开始，推广“落谷稀”，为求培育壮秧，早、晚稻每亩秧田播种量逐年减少，1954年一般早、晚稻每亩秧田播种100公斤左右。1955年后，随着耕作制度的变革，水稻品种、育秧方式的多样化，依据秧龄长短和育秧期间的气候条件，每亩秧田的播种量各不相同。1981年以后，全乡的耕作制度、水稻品种和育秧方式基本统一，秧田的播种密度也因此大致统一，并逐步降低。
二、翻耕整地
本地水稻种植在西晋时仍是“水耕水耨”，西晋末年北人南迁，改变了鄞县地广人稀状况，同时带来了先进农业技术，开始有了翻耕种植。民国时期一般二耕三耙。1953年春，全面推广深耕密耙、适时燥耕起畈。耕的深度由原来7～8公分增加到8～9公分；密度由原来六株稻耕6犁增加到7～8犁。起畈时间由原来谷雨前后，提早了五天左右。1955年推广连作稻时，在晚稻插种前一耕一耙。1956年起因连作稻面积大，季节紧迫，劳力、牛力不足，部分晚稻种前只耙一次。期间为深耕密耙，春耕时曾推广双轮双铧犁，后因操作不便淘汰。1958年邱隘试用手扶拖拉机旋耕，1978年后，本社全面普及。
大小麦一般翻耕整地，作畦播种，1965年冬县进行稻畈麦试验，因除草问题未能解决而未推广。1984年试验稻畈麦先喷草甘磷除草剂，再进行播种，获得成功，1986年全面推广，1987年除少量旱地外，均用免耕栽培。
玉米和甘薯，沿用传统的翻耕整地方法。山地用锄深翻，锄碎后作畦播种和扦插。
三、插种密度
水稻 建国初间作早稻行株距50～30（公分）左右，每丛插秧10根左右，旬日后，行间嵌插晚稻。单季中、晚稻行株距均在30公分左右见方，每丛插秧3～5根。1953年后，全县推广合理密植，1955年种植密度提高，产量大增。1956年进一步提高播种密度，结果早稻高秆品种倒伏；晚稻贻误播种季节，二季都减产。1957年又放宽播种密度。1958年因受“大跃进”，“瞎指挥”影响，播种密度又大有提高，因未获增产，后又逐年放宽。1963年总结经验教训，全面调整种植密度，1965年后因推广矮秆品种，密度又有提高，连作稻行株距17×14（公分）左右，每丛插秧5～6根；单季中、晚稻20公分左右见方，每丛插3～5根；间作稻33×20（公分）左右，每丛插6～7根。1977年后推广杂交晚稻，因品种分蘖力强，带大分蘖秧移栽，行株距20×17（公分），每丛插一根。此后，密度比较稳定。1984年后，因种粮经济效益较低，务农劳力减少，雇工插秧工资高，播种密度又稍有放宽。
大小麦 原为散播，至十三世纪大麦改为点播，十五世纪小麦点播亦得推广，一直沿用至建国初期。1959年宁波市良种场改点播为条播、散播获得成功后，推广全社，至1966年普及。1971年大麦面积扩大，播种季节紧，全社散播面积达85％,70年代中后期因推广稻畈麦，均采用散播。播种量每亩为12.5公斤左右。
玉米 山区间作茶园，亩种2000～2500株。1958年山区采用双株密植，亩种4000～5000株，获得增产，后推广全社。
甘薯 育苗剪藤扦插密度，历来亩栽2000株左右。
四、田间管理
水稻 一般浅水插秧，深水护苗，返青后浅水灌溉，分蘖后期及时排水适度搁田，复水后进行行间歇灌溉。返青至分蘖期耘田2～4次。1955年连作早稻在收获前7～8天断水，改大水割稻为燥田割稻，后因连作晚稻翻耕牛力、劳力不足，1957年早稻又恢复大水割稻。1972年采用开深沟搁田和潮田割稻，增产显著，次年即全社推广，至1978年普及。1983年因开深沟搁田花工多而逐年减少。1986年开始推广大田化学除草剂除草，效果显著，面积逐年扩大，至1988年全乡除少数农户外，均用化学除草，而不再进行耘田。
大小麦 建国初期采取中耕3～4次和清沟排水、沟泥培土的管理方法。1959年推广散播后不再进行中耕。1973年对散播麦三叶期进行敲麦试验，有控上促下，增加有效分蘖，防冻保暖和预防草荒等效果，后被推广，至1979年普及全社。
玉米、甘薯 基本沿用传统方法管理。1963年改甘薯翻藤3～5次为提藤2～3次。
第五节 植物保护
一、虫害 病害
螟虫 有大螟、二化螟、三化螟之分，蛀食稻茎危害，是水稻的主要虫害。宋·嘉定十四年（1221）螟、旱成灾。清·康熙十一年（1672）禾熟发生螟害，是年大歉。1929年螟虫猖獗成灾，全县粮食损失37.8％。1949年螟害率为31％,1950年至1953年四年平均螟害率为24.5％。此后，防治加强，危害减轻；1954年至1962年，平均年螟害损失率3.7％，以三化螟为主。1964年起，因耕作制度和品种的改变，危害以二化螟为主。是年二化螟大发，早稻虫伤株率达25％。1978年后，由于采用高效农药防治，螟害年损失率下降至1％以下。
蝗虫 俗称蚱蜢，食稻禾，常成群为害。唐·天元二十四年（736）本地旱蝗频仍，疫疠又作，民苦不堪，以致“宰相姚崇奏闻于朝，特遣御史一员巡历群县，以施消除之术”。（万历《桃源乡志》），宋·嘉定八年（1215）六月久旱，西乡山村飞蝗蔽野。1933年全县蝗虫为害，损失稻谷10％。1957年早稻成熟时，群蝗暴发，咬食剑叶，弹落稻谷，受害面积达30％，损失稻谷占总产量20％。
其后长期普遍施用有机氯农药，蝗害逐年减轻，至1962年蝗虫几乎绝迹。
稻纵卷叶螟 属迁飞性害虫，幼虫纵卷稻叶，居内嚼食叶肉。六十年代前为害较轻，七十年代起遂为主要虫害之一。1973年大发，早稻叶片被二代纵卷叶螟“吃白”占总面积5％以上，三代发生面积占25％。晚稻被四代纵卷叶螟为害面积达30％。1980年至1983年年均为害面积约15％左右。1984年后，加强测报，在虫蛾高峰后7～10天，用高效农药防治，年发生面积锐减至1％左右。此后，因受南方虫源及当地气候条件的影响，年发生面积有多有少，但经防治后均损失甚微。
黑尾叶蝉 吸禾汁直接为害早、晚稻，又能传播矮缩病。多发生在早稻后期和晚稻前期。1949年为害率7.4％。1950～1963年为害率3.45％。1971年重发，早稻每亩虫量40～60万只，高的达200万只以上，传播早稻黄矮病，晚稻普通矮缩病，早、晚两季损失率达8.5％。
稻飞虱 属迁飞性害虫，吸稻汁为害。其中的褐稻虱是六十年代后晚稻主要虫害。1968年晚稻大面积被害倒伏。1975年褐飞虱大发，晚稻倒伏约有5％。1978年至1987年，平均年发生面积10％，经防治后损失面积占5％左右。水稻常发性虫害还有稻螟蛉、稻苞虫、稻蓟马。突发性虫害有稻椿象、潜叶蝇。多在山区、半山区发生的有稻秆潜叶蝇和负泥虫。五十年代曾发生过的有铁甲虫，后已绝迹。
纹枯病（俗称花秆、烂脚瘟） 水稻整个生育期中都可发生，分蘖期至抽穗期前后发病最烈。主要为害叶鞘和叶片，病斑常数个融合成不规则云纹状大斑，引起叶片发黄枯死。严重时也能为害穗部和深入到茎秆，造成“胎里死”和稻株折倒。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为害甚微，后随着施肥水平的增加和密植程度的提高，为害加剧。七十年代后为早稻主要病害，并逐步为害晚稻。
稻瘟病 有苗瘟、叶瘟、节瘟、穗颈瘟、谷粒瘟。以穗颈瘟为烈。建国初期多发生在山区、半山区。后因施肥水平提高，发生区域扩大。七十年代发生较多，1981年后，因早、晚稻均选用抗病品种，基本上没有发生为害。
白叶枯病 主要为害叶片，建国初期发生甚少，六十年代渐趋扩大，1976年后随着杂交水稻的扩大，该病流行较广。1982年后，采用综防措施，加之药效提高及杂交水稻面积减少等原因，发生面积下降。水稻其他病害有菌核病、细菌性条斑病、恶苗病、稻曲病、根基腐烂病、胡麻叶斑病、黑粉病、猝倒病、绵腐病等。
二、病虫防治
旧时农民因缺乏科学知识，视病虫害为天意，常以求神拜佛等手段，祈祷消灾。民国时期，有些农民曾采用过人工防治和土农药防治。建国后，政府重视病虫害防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防治方法逐步发展和完善。
锄劈稻根 建国初，政府每年冬季屐群众锄劈稻根，消灭越冬螟虫。1953年锄劈稻根占81.5％,1956年冬锄劈稻根占82.5％。1962年后推行齐泥割稻，以割杀螟虫。
点灯诱蛾 1932年4月至10月，全县点灯4213盏。1952年春夏秋三季人人发动点灯诱蛾。1970年始，采用黑光灯诱蛾。1974年后，由于高效农药使用，此法停用。
利用天敌治虫 1929年曾推广稻田放群鸭治蝗虫，收到良好效果。1952年推广螟卵寄生蜂保护器。1970年后推广早稻搁田留田沟水，保护青蛙蝌蚪，晚稻搁田时田沟留水，保护褐稻飞虱天敌——黑肩绿盲蝽。
土农药防治 1933年始用插烟茎防治螟虫，用闹羊花、雷公藤等防治各种害虫。建国后曾二度大办土农药。1970年因化学农药不足，土农药再次代用。当时防病的土农药有大蒜液、松柏叶液、泽漆液、苦楝树皮液、草木灰加石灰等，治虫的有山栲树、辣蓼草、枫杨叶、山麻骨、闹羊花、雷公藤等。
化学农药防治 民国时期使用的化学农药有砒酸钙、砒酸铅、石硫合剂、波尔多液等，且多用于经济作物。建国后化学农药发展迅速，品种由少到多，品质由低效高毒逐步发展到高效低毒，并成为防治病虫害的主要手段。1951年开始使用有机氯农药“六六六”粉和“滴滴涕”乳油防治螟虫、蝗虫等。1952年“六六六”和“滴滴涕”使用量占农药比重过半。1956年始用有机汞“西力生”防治稻瘟病。六十年代初开始用有机磷农药“敌百虫”、“乐果”防治虫害。1965年始用高效高毒农药“甲基一六0五”防治螟虫。1968年始用“稻脚青”防治纹枯病。同年开始使用“甲氯杀螟粉”和“乙氯杀螟粉”防治螟虫。1971年后，逐步由“稻瘟净”、“多菌灵”、“克瘟散”代替“西力生”防治稻瘟病。用“杀枯净”、“叶青双”防治白叶枯病。八十年代初，先后用“杀虫双”、“叶蝉散”、“甲胺磷”防治各类害虫。用“托布津”防治稻瘟病。1983年有机氯农药停用。1984年开始用“三环唑”、“富士一号”防治稻瘟病。以后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稻在本乡不是主导产品，农药运用也不作讲究。
井冈霉素该药由吸水链霉菌井冈变种产生的水溶性抗生素——葡萄糖苷类化合物，防治纹枯病。使用后对稻谷和土壤无残毒，故推广迅速。
三、植保组织
建国后，人民政府重视植保工作。1952年4月县成立临时性治虫指挥部，区成立分区指挥部，并设立病虫情报站。乡成立治虫大队，村成立中队，并以行政村、互助组、妇女会、儿童团分组编排。1962年各区农技站都配有专职植保干部。1965年后，公社设一名植保员。1972年公社成立农科站，有专职干部负责植保工作，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配有兼职植保员。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解体。公社植保工作由农科站干部兼任。
第二章 经济作物
本地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棉花、浙贝、瓜菜等。建国后，在较长时间内，经济作物受计划经济控制和粮食生产升降的影响，发展比较缓慢。1985年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适当增加经济作物面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渐趋合理。同时对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作了调整。调减了棉花种植面积，扩大西瓜、贝母和油菜的种植面积比例。提高经济作物的商品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第一节 油菜
油菜是本地主要油料作物。明·成化《四明郡志》载：“宁波油共五品，麻、菜、豆、桐、柏”。说明鄞人早已食菜油。清·光绪《鄞县志》载：“芸苔菜（一名油菜）开花黄如金，摘心为菜茹。春食其心，曰菜忝。取子捣油，名菜油”。
建国后，政府重视粮食生产，油菜面积调减，1953年面积占总田地面积10％左右，亩产约53公斤。1957年占13％左右，亩产57公斤。1959年为解决城乡居民食油不足，提倡多种油菜，是年面积占15％，亩产54公斤。1961年起，由于自然灾害影响，粮食吃紧，油菜种植实行计划控制，面积锐减。1963年仅占8％左右，是年因油菜蚜虫大发成灾，故亩产仅16公斤，为建国后亩产最低年份。1964年至1977年间，面积、亩产起伏不大，年平均种植面积控制在10～15％之间，亩产在62公斤左右。1978年后菜籽收购价提高，其经济效益高于种麦，故面积剧增，亩产上升。1981年面积占40％，亩产达104公斤，为建国后面积最多、总产最高的年份。1983年后，政府对油料生产由指令性改为指导性，面积渐趋下降，亩产有所突破。九十年代后，农民对油菜种植因其经济效益低而逐年减少种植，至今除了少数农户有种植外，几乎没有批量种植。
1955年前种植的油菜均为白菜型。是年冬引进甘兰型胜利油菜，1960年全乡普及。1971年引入九二油菜，获成功后全面推广。1978年引入九二——13系新品种，表现早熟、抗病、亩产比九二油菜增18％左右。翌年种植面积占面积55％,1981年占91％，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油菜种植面积逐年减少。
油菜种植方式多采用育苗移栽，直播甚少。株行排列近正方形。1970年学习上海南汇宽窄行栽种方法，此法便于除草、施肥，并有增产效果，1974年后在全乡推广普及。1980年推广“三合一”（10箩焦泥灰加25公斤过磷酸钙加3～4公斤尿素）塞根肥技术，效果显著。此后大量推广。
油菜主要病害有病毒病和菌核病。白菜型油菜易感染病毒病，甘兰型油菜易患菌核病。1983年菌核病大发，发病率占90％以上。
第二节 棉花
本地种棉约始于南宋。棉古称吉贝，光绪《鄞县志》称：“宋已有之”。1920年本地有农户种植约百余亩，亩产棉皮16公斤左右。三十年代后有所增加。抗战时销路受阻，面积锐减。建国后，有所回升，1956年因受“8·1”强台风侵袭，是年亩产皮棉仅9.5公斤。1963年因纺织工业发展之需，种植面积大幅度回升，亩产为29公斤。1965年面积再次扩大，达300余亩，亩产为60公斤，亩产第一年超过《纲要》。1970年至1979年间，棉花种植面积稳定，产量也较
为稳定，为建国后面积最多、总产量最高的年份。之后，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种植面积逐年下降，目前种植面积只有零星农户有几分地田。
民国初期以大苞棉、南阳棉等中棉品种为主。1934年引种德字棉，以后逐年减少。建国后又重新推广德字棉。至1952年已基本普及。1955年引入岱字棉15号，表现适应性广、衣分高、品质好，推广迅速。1966年引入鄂光棉，至1968年成为当家品种。1973年引入沪棉204，表现株型紧凑，结铃性好，铃壳薄，吐絮畅，遂于1976年替代鄂光棉。1980年引入抗病棉86-1,1984年抗病棉复盖率达90％以上。
棉地耕作制度，1967年前多以粮草（苜蓿）间作，棉粮套种一年二熟三作。粮食以蚕豆为主，绿肥以黄花苜蓿居多。1976年后套种大麦，故棉花种植逐年下降。
第三节 浙贝
浙贝母是中药“浙八味”之一。本地是浙贝主要产区之一。浙贝在清初由野生转入家种，始由象山农民种植，故称“象贝”。康熙时传入本县樟村和龙观种植。是时本地有农户以种植粮食、养蚕为业，种植贝母仅作副业，后因收益甚高，面积扩大。清初，万斯同《〓西竹枝词》有“种谷无如种药材（指贝母），南村沙土尽堪栽”之句，说明此时本地浙贝已相当普遍。民国初期，丝绸业因战祸而萧条，种植贝母成了本地农民一大副业。1940年因旱灾粮食歉收，县政府禁植贝母，以广粮田。翌年又因县境沦陷，销路受阻，贝母生产一度中断。抗战胜利后，虽稍有回升，但起势甚微。建国初，贝母生产得以发展，1951年本地贝母种植达百余亩。1960年后，遇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为扩大粮食作物面积，贝母面积大减。1978年政府采取减少征粮和对老区增加返销粮的办法，鼓励贝母生产，1979年贝母种植面积回升。1985年贝母市场开放后，在各家收销单位的竞争中，价格猛增五、六倍，故新老产区竞相扩种，是年面积达600余亩。2003年，贝母价格每公斤达200余元，贝母种植面积猛增到2000余亩，2005年因贝母价格下跌，贝母面积种植有所回落。
浙贝性喜温凉湿润，要求肥沃的砂质壤土。品种以细叶种为主，常年栽种占总面积85％以上。另有轮叶种、大叶种和“三只头”品种，至今还有“一子多头”贝母品种繁育，多时可与洋芋艿相匹配。轮叶种高产且抗病性强，但鳞片小，质量差。大叶种高产优质，但抗病性差。“三只头”一株产三茎，繁殖系数高，但产量不稳定，因此栽种均少。“一子多头”一株产3～6个茎，繁殖力极强，产量也高，目前大多数农户都种植此品种。
商品贝母与种子分别种植。种前翻耕作畦，畦宽1.5～2米，沟深20厘米左右。于9月下旬至10月下旬下种，以早为宜。常见行株距为23×20、20×13、17×13（厘米）等，入土深度7～8厘米。不施种肥，12月下旬重施土杂肥，次年出苗后薄施苗肥二次。顶端有1～2朵花欲开时，摘花打顶，并施追肥。5月下旬茎叶枯萎即可起土收获。唯种子地除去杂草套种瓜菜、花生，遮阴越夏，待9月下旬挖起鳞茎，按大小分为四档，将第二档原地留作种子，其余种入商品贝母地。
浙贝主要病害是灰霉病，1979年鄞县浙贝研究所经四年试验研究，采用烧毁病秆、轮作、喷施多菌灵等方法防治，效果显著。还有黑斑病、炭疽病、病毒病、干腐病、软腐病等。虫害以蛴螬（金龟子幼虫）为主，还有豆芫青、沟金针虫、线虫、葱螨等。
商品贝母分元宝贝和珠贝两种。鳞茎起土后，去芯，大者一剖为二，做成元宝贝，小者做珠贝。洗净后装入船形抄箱来回推动，至表皮脱净，浆液渗出时加蛎壳灰，每50公斤鲜贝母加2.5公斤，使表面完全上灰后，盛箩阴置过夜，翌日起薄摊暴晒5～7天后，阴凉1～2天，再晒至表里均干。1978年推广浙贝两用擦皮机，3～5分钟即可加工100公斤鲜贝。
第四节 瓜菜
本地瓜菜品种有西瓜、脆瓜、香瓜、梨头瓜、黄金瓜、青皮瓜等。建国初期以脆瓜和香瓜为主。1956年起西瓜面积扩大，1957年占瓜类总面积的80％。1960年后因粮食紧张，西瓜限制种植，面积缩减。1964年后粮食形势转好，西瓜面积又增。1971～1980年间，每年瓜类种植面积占水稻面积3％左右。1981年起，市场销路畅旺，西瓜面积激增，至1985年猛增到6％左右。1988年因扩大粮食作物面积，西瓜面积调减为4％左右。
西瓜品种，1980年前以小白西瓜和解放瓜为主，后陆续引进华东24、中育1号、浙密1号、新澄1号等。1986年引种新红宝和金钟冠龙，因产量高、品质好，面积逐年扩大，至1990年，二品种占西瓜总面积80％。
本地蔬菜，据历代志书记载，品类繁多，建国后又增加一些新的品种。主要有11类50余种。
根菜类：萝卜、胡萝卜、大头菜。
叶菜类：大白菜、青菜、胶菜、黄芽菜、菠菜、芹菜、天菜、软菜、蒿菜、苋菜、莴苣。
芥菜类：大叶芥菜、雪里蕻菜。
鳞茎类：洋葱、大葱、小葱、大蒜、韭菜、荞头。
茄果类：蕃茄、茄子、辣椒。
薯芋类：芋艿、马铃薯、生姜。
豆类：带豆、刀豆、黄豆、扁豆、绿豆、豇豆、赤豆、豌豆、蚕豆、花生。
瓜类：冬瓜、南瓜、丝瓜、黄瓜、夜开花。
水生蔬菜类：茭白、藕、荸荠。
多年生蔬菜类：黄花菜、芦笋、竹笋。
食用菌类：蘑菇、平菇、香菇、草菇、凤尾菇、金针菇。
本地蔬菜比较有名的有：
雪里蕻 经腌制而成咸菜。因其香味浓郁，咸中带鲜而闻名。
羊尾笋 由竹笋烤制，是一种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它制作工艺讲究，要经过采、剥、洗、切、煮、烤、晾、干、包装等10多道工序。有怡心、明目、开胃、减肥的功效。
烤洋芋艿 选长腰型大小适中马铃薯，用铁锅烤制。香味浓郁，逗人胃口。
第三章 粮食
第一节 征购
一、田赋粮
本地田赋，可考始于宋代，夏税绢绸棉，秋税米。延至元、明，或征银米、或征米钞。清雍正四年（1726）起“摊丁于地”。民国田赋仍设地丁、南米两类。1913年每两折交银元2.55元，其中：正税1.5元，粮捐（省税）0.3元，特捐（县税）0.75元。南米，民国初改称抵补金，其折银几经变动。1924年，抵补金每石折交正税3元，省税0.3元，另设抵补金建设特捐、抵补金建设附捐等8项附税计3.32元，每石共计折交正附税6.62元。1932年起田赋分为上、下二期。1941年4月，县城宁波沦陷，在日军占领区，田赋被日伪政府控制。1945年9月，日军投降，政府免赋一年。
1946年，田赋改名为征实稻谷，按田等级，上等田每亩产2斗2升，中等田每亩1斗6升5合，下等田每亩1斗1升，农田每亩8升2合。是年，实行五成折征。民国田赋除正税外，另有附加（省县额外征收），民国后期愈多。1948年除按原赋额每元征实征借各1斗5升外，另有省公粮4升5合，地主积谷1升5合，代征乡自治教育谷、“绥靖”经费谷及地籍测绘材料谷等，实纳每赋元计谷6斗5升。
二、计划征购
解放后，改田赋为农业税，由粮食局按“先征后购”的原则代赋税部门征收现粮。1949年10月，根据省人民政府《征收农业税暂行办法》下达征粮任务，本乡以柴草折粮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1950年起，中国粮食公司宁波分公司委托县供销合作总社代办粮食收购。1952年11月撤销宁波分公司后，由县粮食局委托县供销合作总社代购。其时粮食收购不定任务，农村余粮或售给供销社及收购点，或上市交易。
1953年12月，粮食局统一收购农村余粮，并对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统一销售，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俗称“统购统销”，粮食购销遂纳入国家计划。
1955年，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到户，俗称“三定”，按略低于前几年平均产量定产额，核定留粮标准，以人均243公斤提留口粮；规定肉猪每头可提留饲料粮50公斤，母猪每头提留150公斤，耕牛每头7.5公斤；每亩留种子6公斤左右；余粮社、户另留4％左右为社会余粮。留粮和征粮后，产、留、征相抵平衡的自给社、户无购销指标；产大于征、留的余粮社、户，由粮食部门定额收购；产小于征留的缺粮社、户，由粮食部门额定销粮。定购三年不变，定销每年调整，同时实行增产增购减销和减产减购增销的办法调剂丰歉。实行“三定”后，遇人口迁移，土地划拨、征用均按规定调整粮食购销指标。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改粮食包干为一年一定，实行高额征购。次年，粮食征购任务提高二成。后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征购任务无法完成，而1959年至1963年五年中农村人均口粮仅为196公斤稻谷。
1964年，粮食丰收，农村余粮恢复增产增购，每亩增购2.5～10公斤，并适当提高口粮水平。1965年起，粮食征购任务改为一定三年，后因“文革”延续至1970年。1971年粮食征购改为一定五年，并增加征购任务。1979年后，调减山区、半山区征购任务。1982年省对县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次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入库量逐年上升。1985年，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可自由购销，形成了粮食合同定购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粮食购销“双轨制”。90年代后，本乡取消粮食定购任务。
三、农村储备粮
农村储备粮始于1958年，是年早稻收获分配后，本社各大队、生产队都留有储备粮，称机动粮，动用频繁。当年秋，农村普遍创办大食堂，粮食集中保管，故多填食堂亏损，储备粮有名无实。1959年后，适逢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储存者甚少。1964年，粮食丰收，县人民政府为以丰补歉，倡导生产队储备粮食，当年，本社各生产队都储备粮食。1966年，县人民政府推广本社红旗（后隆）大队连续6年坚持储足人均半年粮的经验，当年，全县粮食储备猛增至18600吨，其中国家代生产队储备粮食2213吨。其时农村储备粮贯彻“备战、备荒”，“无战不动”的原则，动用储备粮需社员大会讨论，经生产队同意，报人民公社批准。全乡从1964年至1983年20年间，人均储粮达到117公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储备粮实行藏粮于民，集体储备粮不再提留，储备数量有减无增。至今，农村几无储备粮。
第二节 销售
一、粮食市场销售
解放前，本地粮食销售以鄞江桥为主要集散地，新粮上市时，粮商向农民收购稻谷碾米出售，居民向米店购粮，或向农民购谷加工后食用。粮商多凭掮客为媒介，以赊销放帐方式吸引客户，亦有奸商在青黄不接时抛青苗牟取暴利。
粮食业受年景丰歉和洋米进口多寡影响，常有兴衰。1927年春夏间，因发生灾害粮价飞涨，继而洋米定货纷至，秋收又丰，行市一落千丈。1928年夏秋间，买价低廉，卖价频升，粮商沾利颇厚。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战事波及鄞江商埠后，米行业盈少绌多，经营惨淡，至1933年，米业渐见衰落。
抗战期间，交通封锁，粮源先紧后断，奸商乘机囤积粮食，粮价飞涨。1940年9月实行“计口授粮”，凭户口贴发放购米证，俗称“户口米”。1941年，汪伪县政府成立米谷委员会，以图用控制米谷的手段控制政局，粮商更受打击，米店为此改成流动摊担在乡下收购米谷，偷运至城区出售，数量虽少，但买卖差价悬殊，获利颇厚。是年，城区闹粮荒，每石米价突破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1000元，其时，一般车夫日进70～80元，三口之家不得一饱。
抗战胜利后，内战继起，粮源仍紧张，奸商囤粮，操纵市场，粮价一日数涨，殷富之户购粮储备，居为奇货，升斗小民叫苦不迭，导致城镇抢粮风潮迭起。1948年5月，米价比上年上涨40余倍，最高时涨至1260万元（法币）。虽各乡镇多实行公卖平粜，但杯水车薪，仅济一时之急。同年8月，民国政府发行金圆券，同时实行粮食限价，由于滥发货币，致使贬值，米价遂越限越涨，到次年5月，每石涨至12050万元（旧币），9个月实际上涨602.5倍。
解放初，市场仍以私商经营为主。其时粮食局为支援解放定海战役急需筹粮，而奸商乘机囤积，投机倒把，致使粮价暴涨，市场动荡混乱。人民政府和粮食部门一面动员粮商粮贩出售粮食，一面组织粮源实行抛售，以遏制粮价涨势。1950年5月，县供销合作总社开始承接中国粮食公司宁波分公司粮食，本地周围鄞江桥设营业所、樟村设粮食代销点，经营粮食购销业务，市场粮价渐趋平稳。
1953年12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中粮公司宁波分公司在鄞县的粮食购销业务全部划归县粮食局，本乡设立了粮食代销点。1964年12月停办群众交易的粮食市场，由国家粮站挂牌实行议购议销。1985年起非定购品种的大麦、蕃薯等全部实行议购议销。1987年后，在加强对粮食管理的同时，交易市场扩大横向联系，经营多种粮油品种，以丰富市场供应。1995年后，本乡粮站撤销，粮油全部放开经营。
二、粮食计划销售
1953年12月，粮食实行计划供应，俗称统销，以供应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人口的口粮。同时取消民间市场自由贸易和私商的粮食经营。
粮食统销后，本地缺粮人口凭村证明向国营粮站定额购买口粮，村民常少需多购，甚至套购粮食。1954年春季，粮食销量直线上升，仅3个月销量即占年计划的32％。为此从4月起实行核定统销计划，凭证分月供应粮食。1955年农村粮食实行“三定”，按先吃自产粮，后吃定销粮的原则，核定分月供应计划到社、户，凭证凭票定点供应。合作化后，以社和生产队为单位落实定销指标，以增产抵销和减产增销的方式调剂丰歉，人口、土地发生变化时，相应调整定销指标。此法沿用至90年代底。
1958年秋，各地大办农村食堂，将口粮集中于食堂，倡导“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造成粮食大量浪费。1959年实行高征购，大队、生产队因虚报产量而不得不出售“过头粮”，又遇连年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到1960年，本社大部分食堂粮源告急。每公斤大米出饭率由原来3公斤通过多次加水蒸煮提高到5公斤，其后更以粥代饭，并杂以瓜菜及可食的野生植物，其时，全社大食堂先后改为全年食粥，倡导“瓜菜半年粮”，因营养不良，许多农民出现浮肿病。至1961年，本社大食堂停办。1962年，农村居住的职工家属、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简称四属户）的口粮，由国家向生产队收购后，发给用户周转粮票到国营粮站购粮，以保证其粮源的稳定。1966年，提高山区、半山区农民的口粮标准，毁林种粮的土地在停垦还林后，该地农民口粮也由国家定销。1972年，农村四属户的周转粮票改发周转粮证，试行一年后废除。1979年，以国家定销的方式提高缺粮社队农民的口粮标准。1985年，取消农村周转粮，四属户口粮由村负责供应，农村定销粮由统购价供应改为按收购比例供应。1986年，因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定销指标下降，之后，本地取消了计划定销指标。
三、食油销售
民国时期，本地油菜籽种植甚少且产量低下，食油多赖青岛生油或牛庄、大连豆油在市场上自由销售。所产少量油菜籽在小油坊加工后，仅作补充食用及作灯油照明。其时，本地有加工棉籽作油源，多作照明之用。
解放初，食油仍由私商经营。1951年后，油脂交易由国家统一管理，委托供销社经营，形式仍属自由购买，至1954年油脂实行统销。1965年起本地有议销食油，但数量不多。1981年8月起，供应半高价菜油，每公斤3.2元，11月后，调整每公斤2.8元，至1986年停止。
1954年1月，食油实行计划供应。1956年起农村供销社根据所属常住人口数，凭购油证按每人每月定量数销售，以不突破计划为限。1957年1月，规定每人每月为125克，后视油源情况，逐月公布供应标准。7月，改为凭证购油凭票供应，油票分季发放，分月使用，隔月作废票面不作定量规定。1962年贯彻食油包干政策，农村只购不销。6月起，机关、团体、农村国家供应户口等不参加生产队收益分配的非农业人员，每人每月供应食油50克。此外，凡口粮由生产队供应的，食油亦由生产队解决。同年国家开展以籽换油业务。1964年6月起，集镇和不产粮人口的每人每月食油定量由50克提高到100克，12月起，又提高到150克，次年10月，再提高到200克，一直沿用至90年代。
本地以种植粮食作物为主，伴以油菜等多种经济作物。粮食中尤水稻种植最早，面积最广，随着产量的不断增长，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重视。
第一章 粮食作物
本地粮食作物以水稻为主，辅以大小麦、玉米、甘薯等夏秋杂粮。马铃薯、豆菽等在歉收年也充作粮食，丰年则作蔬菜。据《宋会要辑稿》载，政和七年（1117年）明州粮食单产居全国之首，亩产六、七硕（每硕约今46.2公斤）。宋以后，宁波腹地的城市化带动了种粮技术的进步，但所收不抵日益增长的需求。至清代，丰年仅得供求平衡，平年尚须仰求于温饱，荒歉年更须求于洋米，至民国一如前代。建国后，经过土地改革、互助合作运动及全面推广水稻七大技术，粮食产量逐年增加。1956年起，因受社会、自然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产量曲线上升，其间的兴修水利、改变耕作制度、推广良种、增施肥料、改进栽培技术、防治病虫害等措施，则是增产的重要因素。1958年亩产达300公斤，1970年亩产达到400公斤，1984年亩产高达800公斤，至1990年，粮地面积虽然比1949年减少25％左右，而总产量增长1.5倍。进入新世纪后，由于种粮经济效益不高，且操作艰苦，粮田面积进一步调减，全乡几乎很少有早稻种植，中汛稻种植面积也在2000亩左右。2004年，全乡粮食种植面积2121亩，总产1047吨，其中中晚稻面积880亩，总产406吨，农田多向现代化多种经营方向发展。
第一节 耕作制度
本地粮地以水田旱地兼半，水稻为大宗作物，素以一年一熟和间作的一年二熟者居多。建国后，历经单季改双季，间作改连作和二熟改三熟的耕作制度改革，提高了复种指数，增产甚著。
一、传统耕作制度
间作稻（俗称生晚青）宋·开庆元年（1259年）庆元知县吴潜在《出郊偶赋》（己未六月十七日）诗中有“并岸低畈苗颔长，近陂高陇稻头垂”句，又在《喜雨》中有“雷使巡行遍五方，夹秋不怕旱为殃……己卜晚青催出穗，且将早赤急舂粮”句。可知南宋时鄞县就采用水稻间作。光绪《鄞县志》载：“鄞地稻收早熟，以清明前下种，芒种莳苗，稀行密莳，先莳早苗，旬日后复莳晚苗于行间，俟立秋成熟，割去早禾，乃钥理培壅其晚者，盛茂秀实，然后收其再熟，与《农田余话》所熟闽广再熟同”，详细记载了当时的间作稻栽培方法。1936年，本地间作稻占水稻总面积50％左右，至1949年为60％左右。间作已成为当时本地主要耕作制度。由于间作稻亩产普遍比单季的中、晚稻多收50～100公斤，建国初逐年扩大，1954年种植面积占总面积70％。1955年推广连作稻后，次年间作稻锐减至40％,1965年连作稻歉收，1967年间作稻又增至55％，其后三年因连作稻增产而减少。由于稳步推广连作稻，间作稻逐年减少，至1970年几乎不见种植。
与间作制度同时并存的还有其他形式的耕作制度：
单季早稻 主要栽于晚稻易受旱涝的地带和早稻收后种植经济作物或休闲的水田，有时也偶因劳力不足而栽种。
单季中汛稻 主要栽于温、光不足的山区、半山区地带。
单季晚稻 山区略于种植。1956年在推广连作稻同时，也提倡改中汛稻为单季晚稻，此外，连作晚稻的秧田也种单季晚稻。1985年种植业结构调整后，扩大了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单季晚稻面积又有增加。
旱地种粮 山区占有一定比重。其耕作制度，一年一熟者，多为棉花前作，种植大小麦或蚕豆。一年二熟者，全山区多为大小麦（或蚕豆、豌豆、马铃薯）——玉米（或甘薯、高粱、黄豆）。一年三熟多为间作套种。
二、连作制度
1953年，县试种连作稻获得成功，次年在全县40个农业社扩大试种，平均亩产395.5公斤，比间作稻增产80公斤。1955年本地试种后，增收88公斤。次年大规模扩种，是年早稻亩产虽有220公斤，但晚稻由于遇台风涝灾，亩产只有110公斤，故1957年连作稻面积减少。1958年再次扩种，收成有所好转。至1971年本地双季稻均改为连作制。
三、三熟制
1956年前，春粮（大小麦）——双季稻已有零星种植，间作改连作后，略有扩大。1960年县试行三熟制，亩产达804.2公斤，比是年连作稻每亩增产197.7公斤。次年即在全县提倡三熟制。由于全面实现连作制后，肥料和劳力不足，农民又不很习惯于种麦，三熟制推广不快。1971年后，氮素化供应量增加，加之学习了江苏龙桥、塘桥的种麦经验，春粮面积迅速扩大。1972年后，本地有20％农田实行了三熟制，至1979年三熟制面积达到40％以上。1985年种植业结构调整中，因大麦经济效益不高，三熟制面积逐年减少，90年代后几乎消失。
第二节 种子
一、品种演变
1、水稻
本地水稻种植历史已有七千余年，所种品种，宋始有记载，但无详述，据历朝鄞县志书载，列表如下：
至民国以后记载较详，各品种有早稻、晚稻、中稻和籼、粳、糯之分。
早稻 民国时期，间作早稻以早尖、早火稻、罗江尖居多。1948年县农业推广所从黄岩引入早籼503，是年种植，平均亩产比早尖等农家品种高出20公斤左右。建国后逐年扩大，1954年占早稻面积40％,1957年成为当家品种。其后因混杂退化而减少。1959年后，遂为南特号、陆财号、莲塘早替代。为防止水稻倒伏，1960年宁波市良种繁育场引种矮脚南特号，经两年试种证明，该品种秆矮抗倒伏、抗病、适应性强，亩产比陆财号等高秆品种增产50公斤以上，1964年扩种。品种矮秆化的栽种成功，是继间作改连作后，粮食生产上又一重大突破。同矮脚南特号相搭配的良种有矮南早一号、青小金早等。1969年，宁波地区农场引入广陆矮四号，该品种具有耐肥、抗倒伏、抗病、适应性广等特点，青秆黄熟，稳产高产，成熟期比矮脚南特号早2～3天。亩产在480～550公斤之间，即被推广种植。与广陆矮四号搭配的良种有二九青、庆莲16、青秆黄等。1983年县良种场引进二九丰（305），表现熟期适中、米质好、产量高等特点，宜作春花早稻，1986年起即在本乡推广种植。建国后先后种过的早稻品种还有早黄岩、黑壳早稻、黄叶大秆、有芒早粳，九箩矮、团粒早、朝阳一号、先锋一号、中秆早、原丰早、二辐早、早籼141等70余种。九十年代后，推广“甬优”系列品种。目前推广“甬优”系列杂交品种，此品种抗倒伏性强，且耐病耐寒，产量高于常规稻10～15％，米质比常规稻高一个等级，达到国家优质米指标，米饭松软清香。
晚稻 民国时期和建国初，间作晚稻以细秆晚青为主，辅以红米晚青。单季晚稻则以稔糯、梁湖糯居多。1953年从松江引入晚粳老来青，1954年试种，平均亩产达350公斤。至1957年，占连作单季晚稻面积的80％。连作晚稻试种红须粳，占70％，主要搭配品种为“10509”。1959年试种农垦58，有矮秆、穗多、耐迟栽、产量高等特点，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至1965年，占连作晚稻面积的50％。同期搭配品种有新太湖青、荔枝红、红壳糯。1969年后的连续四年，中粳、糯（南粳7号、东方红、京引15等）、早籼（矮脚南特号），种植面积占50％以上，其时品种繁多，无当家品种。1970年县种子公司从嘉兴引进晚粳农虎6号，经县良种场和各区重点队（本乡后隆红旗畈）试种，其熟期与农垦58相似，株型紧凑、结实率高、耐肥耐寒、抗倒伏、稳产高产，故大面积扩种，1971年至1979年占晚稻面积60％，成为当家品种。与农虎6号搭配的良种主要是杂交水稻汕优6号，还有沪选19、东选4号、嘉湖4号。1980年引进秀水48，试种后比农虎6号增产13％，即也推广。1982年至1990年成为当家品种，占晚稻面积85％。同时搭配品种有秀水27、祥湖84（糯）等。建国后先后种植的晚稻良种有：光头粘晚、猪毛簇、台中育、矮红稻、双糯4号、祥湖47、祥湖25等80余种。
中汛稻 民国时期有鹅黄白、淮白、虾公稻、天化稻、红秆广籼、白秆广籼、落霜青、杭州白等。建国初期仍沿用淮白、广籼等。1954年引入田基度。1960年引种珍珠矮，表现耐旱、耐瘠、产量高，是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的当家品种。1977年杂交水稻汕优6号作中汛稻试种，1979年汕优6号中汛稻亩产高达500多公斤，比珍珠矮品种每亩增140多公斤，1982年后大面积推广，几乎全部种植该品种。
2、大小麦及杂粮
大小麦在北宋时本地已有种植，据宋·庄绰《鸡肋编》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偏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明·万历《桃源乡志》载：“宋淳熙三年（1176）丙申麦一穗二岐。”至南宋时，鄞县已普遍种麦。
大麦 建国前种植的品种有四棱大麦、六棱大麦、裸麦。五十年代先后引进种植，面积较大的有二棱大麦、立夏黄。1963年由宁波地区农科所引种矮白洋，亩产208公斤，比立夏黄增产16％左右，1971年本地引种面积占大麦总面积50％左右。之后，引种早熟三号，具有早熟、抗病、耐湿、高产、耐迟栽等特点，本地大面积扩种，约占76％。80年代后引种舟麦一号，其千粒重高过40克，宜作啤酒原料，当时全乡几乎全部种植该品种。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大麦随之不种植。
小麦 建国前多为地方品种，主要有紫皮小麦、黄皮小麦、光头小麦。1952年引入南大2419，经逐年扩种，1959年占93％左右。1972年引种“908”和麦场一号。“908”成熟早、耐湿性好，1977年种植占70％左右。此后七年中为当家品种。1985年起被扬麦四号替代。之后，本乡田地多种经济作物。
玉米（俗称六谷） 据明·万历元年（1573）田艺衡《留青日札》载：“御麦（玉米）出于西番，旧名番麦……吾乡（杭州）传得此种，多有种者之”，推定鄞县在此前后亦有种植。建国前种植的大部分为农家品种，为早稻六谷、红须六谷、糯米六谷。1952年～1980年先后引种的有半黄种、白玉米、金皇后、满蒲金、丹玉6号、旅曲和苏玉米1号等。
甘薯（俗称蕃薯） 据《金薯传习录》陈世元追述，“康熙初年（1662）元先大人客于鄞县，鄞多旷土，先大人阴栽种，凡地迩斥卤诸硗，确教其土人如法布种，初，犹疑与土宜不协，经秋收卵，大逾闽地。”种植品种建国初期以红皮白心为主，其他有白皮蕃薯，红皮黄心。1955年引种胜利百号，表现藤短、耐肥、耐湿、薯质好，面积逐年扩大，1963年占甘薯总面积85％左右。此后，陆续引进的还有华北284、超胜4号等。
马铃薯（俗称洋芋艿） 本地种植约一百年历史，所种品种以土种居多。其余有甘肃种、荷兰种、里外黄等。
豆类 蚕豆以“牛踏扁”为主。豌豆有白豌豆和红豌豆两种。黄豆，在建国后种植的主要有“六月黄”、“七月黄”等品种，八十年代初推广“矮脚早”，因成熟早、产量高，深受农户欢迎。
二、选种与繁种
建国前农户种植品种，多系自留或互换，政府供种甚微。1952年县、区、乡分别建立良种普及和选种委员会，举办良种田间展览会和良种评选会，提倡“家家都选种、户户多留种”。1953年起推行种子田选种制度。1959年后，为了保证种子质量，先后兴办公社良种场和生产大队种子队，进行选种繁种。1978年各大队建立了种子队，种子田占总面积3.5％。1982年农村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公社良种场和大队种子队先后解体。1983年建立种子专业户，后因品种更换期缩短，所推广新品种纯度较高，种子专业户逐年减少，直至取消。
第三节 肥料
一、有机肥
紫云英 素为早稻的当家肥料。其“梢间开紫花、结弯角、中有子、黍米大，状如腰子”（《群芳谱》）。本地在清末已广为种植。《鄞县通志》载：“紫云英即四乡所种草子也，深秋撒之，三月开花……割后淹水之，用以肥田。”解放前农户偶有种之，建国后，政府重视积肥，面积扩大，至1957年，占总面积的87％以上。后因多种春粮、油菜，面积逐年减少。1962年调减春粮、油菜，面积有所上升，至1970年后又因多种春粮、油菜，面积又逐年减少，至1974年占总面积60％左右。1977年后，逐步推广“绿肥搬家”，沤制草浆泥，一亩绿肥二亩用。1982年后，面积稳定在50％左右。由于务农劳力减少，农民无心种大草子，产量锐减，至今几乎没有种草子农户了。
绿萍 1962年从温州引入，能增肥、改土、灭草、增产。试种后，于1966年推广，是年养萍20％，至1971年达到50％以上。由于农民没有掌握养萍、倒萍技术，使早稻田后期贪青减产，1973年减至几十亩。1974年全面改进养萍技术，改自然倒萍为人工倒萍，早稻田放养荐口由绿肥田改养于春花田，同时在县农业技术人员指导下，建立绿萍越冬基地，萍种自给，是年养萍有所发展。1978年又引入西德的细绿萍品种，因该品种繁殖快，逐步取代了本地绿萍，1979年在早稻田和晚稻田养了30％左右。其后化肥供应增加，花工较大的稻田养萍面积遂逐年减少，至1982年，人工养萍绝迹。
水花生（俗称革命草） 农民素有捞草肥田习惯，1951年本地河塘就有野生革命草繁衍。1955年起，有留草种放养河漕的做法。由于肥料不足，1965年起，大面积人工养殖革命草，几乎将河塘覆盖，至1977年，基本实现了“大河两边青，河塘满天星”。后因与绿萍同样原因，水花生放养面积减少，至1982年基本绝迹。
人粪尿 素为农田优质肥料，除农村自给自用外，宁波市环卫处每年有大量人粪尿下乡，1958年前，农民竞相购买，以订购合同形式常年销售量为4～5万吨。1959年后，实行计划分配。70年代本乡农民每年以生产队为单位去甬购买人粪尿。1980年后，因化肥供应增加，务农人员减少，不再去换人粪尿。至今，因无机肥供应充足，绝大多数农户安装了家庭卫生厕，人粪尿作为污水处理了。
稻草 建国初期，早稻收割时，已有农民将早稻草撒于晚稻行间，但面积不广。1956年始将稻草还田列为肥源之一，1959年因稻草还田数量过多，且因化肥不足，部分晚稻发僵减产。1960年后稻草还田面积下降，此后十年间徘徊在20％左右。1971年以后，春粮、油菜面积扩大，需肥量增加，稻草还田面积有所回升。1982年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有机肥大减，为保持土壤肥力，政府采取措施，稻草还田面积猛增，1986年起达70％以上。据三年试验，稻草还田能改土肥田，每亩增产稻谷26公斤以上。近些年来，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民很少种水稻，稻草还田也随之消失。
二、无机肥
氮肥 初称肥田粉，据《鄞县通志》载：“民国22年，全县施用硫酸铵5223.5袋”。建国初期施用量极少，据统计，平均每亩稻田0.75公斤，山区几乎不使用。其后十年内有所增加，至1963年平均每亩为5.8公斤。后由于化肥工业发展，氮化肥供应量增多，1965年平均每亩稻田27.6公斤，此后十余年增减不大。1978年进口化肥增加，是年平均每亩稻田62.6公斤。1980年后，兴办地方化肥厂，平均每亩稳定在89～98公斤之间。
磷肥 本地农民传统习惯施用骨粉，多数作紫云英肥，少数施用于大小麦、水稻。平均每亩紫云英用量，1951年为1公斤，1953年～1959年增加至3.5～4.5公斤，1959年～1961年下降至0.5～1.5公斤。1962年增至2.7公斤，以后稳定在5公斤左右。1982年以后由于务农劳力减少，农民不愿种大绿肥，骨粉用量减少，1986年平均每亩用量为1.6公斤，至今基本不施用骨粉。
化学磷肥 主要是过磷酸钙。据《鄞县通志》载：“民国22年。输入突尼斯磷酸钙、硫磷酸钙和过磷酸钙409529袋”，主要用于旱地杂粮作物。1953年普遍试用磷肥，后逐年增加，主要用于紫云英田。1958年后，推广施用大小麦、油菜，销售量继续增加。1965年开始扩大施用水稻秧田，十年内基本普及。1976年扩大施用至早、晚稻，因早稻施磷增产效果好于晚稻，此后，早稻施磷面积逐年扩大，至1988年，占早稻面积的75％左右。
钾肥 本地农家素以柴草为燃料，每年都有大量的草木灰，施用农田作为钾肥，1978年以后，农村燃料改用煤球、煤气，并逐年增加，至1987年草木灰的用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至今几乎没有草木灰了。
化学钾肥 由于化学钾肥靠国外进口，建国初，施用量较少。1974年鄞县部分地区才试用，每亩增产稻谷35公斤左右，以后在全县推广。结果表现晚稻施钾肥后增产效果好于早稻。1977年全面推广晚稻施用钾肥，施用面积占68％以上。至1988年，施用面积达80％以上。
复合肥 1976年进口，开始在杂交晚稻中施用，后扩大到常规水稻和大麦。至1987年，施用面积占85％以上。
第四节 栽培技术
一、育秧
本地种稻原为直播，西晋时陆士龙《答车茂安书》记载：县“遏长川以为坡，燔茂草为田，火耕水耨，不烦人力……”。至唐中叶，白居易在杭州时，作有“水苗泥易耨，畲粟灰难锄”的诗句，表明浙东北已有育秧移栽。宋·《开庆四明续志》记载：开庆元年（1259）庆元知府吴潜有“插种如云四月头，代他田畯阅耕畴”诗句，说明此时鄞县已普及采用育秧移栽。建国后，为防止烂秧，培育壮秧，育秧技术改革较多，下择要者分述。
1、种子处理
盐水选种 1953年开始，以县农场为中心，层层现场示范，改清水淘种为盐水选种。盐水比重为1.13度（波美尔比重表测定），一般每100公斤加盐24公斤。将留种稻谷放入盐水中，淘出上浮的秕谷和半饱满谷粒，下沉谷粒取出用清水选净作种。经测试，经盐水选种后种子饱满，生活力强，烂秧减轻，成秧率高，秧苗素质好，选出的半饱满谷种仍可作粮食利用。次年本乡推广，国家对农用食盐优惠供应。至1956年，全乡早、晚稻种子有98％经盐水选种，后一直沿袭至今。
药剂浸种 为消灭种子表面带菌和提高发芽率，1956年推广小苏打浸种。占早稻总用种量的95％。稻热病常发地区则推广2‰西力生药水浸种。1957年因小苏打浸种无明显作用而停用。而稻热病地区仍继续采用西力生或赛力散浸种消毒。1973年开始推广“401”和“402”浸种，对防止恶苗病有明显效果。以后浸种数量逐年增加，常年均在60％～80％之间。1986年引入“线菌清”浸早稻种子，1988年经县农技推广中心植保组试验，效果好于“402”，1989年本地推广，是年早、晚稻种子用“线菌清”浸种，占水稻总用种量的16％,90年代基本用此药浸种。
5406催芽 1972年县农资公司引入5406菌粉，经试验结果证明此法孵芽安全、整齐、发芽率高、播后生活力强、不易烂秧。1977年本地推广，后数量逐年增加，至1981年达80％，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因一家一户种田，种子量少，此法不便应用。建国后曾采用过的还有小箩催芽、地洞催芽、蒸汽催芽、焦泥灰大堆催芽等。
2、育秧方式
合式秧田 旧时均为水秧田，畦阔沟浅。1934年为方便秧田治虫，采用秧畈阔约四、五尺的合式秧田。1953年起在全乡推广，至1956年达90％,1957年后阔畦浅沟的水稻秧田绝迹。
半旱秧田 秧田做法同水秧田，但播种时不灌水，边耥边播，播后塌谷，用砻糠灰、干猪泥粉、岩衣和斩碎的紫云英等，取其一种覆盖。播后二叶期前一般不灌水上秧畈。1956年因间作稻改为连作稻，早稻播种期提早，为防止烂秧，本地大面积推广，占是年早稻秧田面积51％左右。1967年绿肥田早稻全部采用半旱秧田。
通气秧田 秧田燥耕、燥整，做成毛秧畈后灌水耥平，排水播种，播后管理同半旱秧田。1964年学习苏州“龙桥经验”，进行试验，因秧畈通气性好，防止烂秧效果好于半旱秧田。1965～1976年全乡绿肥田早稻秧田均采用。1977年后，有所减少。
塑料薄膜育秧 在半旱秧田和通气秧田的基础上，播种后再复盖塑料薄膜保温育秧。1964年开始，县农场等进行育秧试验证明，此法可达到早播不烂秧，提高成秧率，早熟又增产的目的。1965年公社样板队扩大试验，再次证明效果显著。1966年在全社提倡。但因其成本高等因素，未能全面推广。至1980年，塑料薄膜育秧所种早稻面积占绿肥田早稻面积50％。1982年以更薄的塑料薄膜育秧成功，成本降低，推广加速，至1984年全乡塑料薄膜育秧面积占89％。1985年后塑料薄膜育秧占90％以上。
小苗带土秧 1968年引入此育秧方法，在公社试验田试育。因秧龄短，播量密，育秧、铲秧、运秧省工省本，适用于早、中熟品种，移栽后发苗快，有利于足穗增产，农民乐于接受，次年推广，面积迅速扩大。至1971年全社早、晚稻推广面积达90％以上，后因长秧龄品种推广，小苗带土面积锐减，至1978年后极少采用。
3、播种
根据本地气候，水稻的播种期历来是早稻清明播种，立夏前后移栽；中汛稻和间作晚稻也在清明播种；单季糯稻清明后播种。建国初仍按此俗。1955年以后，随着耕作制度的变化和品种的更换，早、晚稻播种期有较大的变动。一般绿肥田早稻、塑料薄膜育秧在3月下旬，露地育秧在4月初至清明前；大麦茬早稻掌握麦头齐时节播种；油菜茬早稻在4月中旬末；连作晚稻则根据品种不同而有先后；杂交稻汕优6号于6月15日播种。
建国前，早、晚稻每亩秧田的播种量在125～175公斤，密的高达200公斤。1953年开始，推广“落谷稀”，为求培育壮秧，早、晚稻每亩秧田播种量逐年减少，1954年一般早、晚稻每亩秧田播种100公斤左右。1955年后，随着耕作制度的变革，水稻品种、育秧方式的多样化，依据秧龄长短和育秧期间的气候条件，每亩秧田的播种量各不相同。1981年以后，全乡的耕作制度、水稻品种和育秧方式基本统一，秧田的播种密度也因此大致统一，并逐步降低。
二、翻耕整地
本地水稻种植在西晋时仍是“水耕水耨”，西晋末年北人南迁，改变了鄞县地广人稀状况，同时带来了先进农业技术，开始有了翻耕种植。民国时期一般二耕三耙。1953年春，全面推广深耕密耙、适时燥耕起畈。耕的深度由原来7～8公分增加到8～9公分；密度由原来六株稻耕6犁增加到7～8犁。起畈时间由原来谷雨前后，提早了五天左右。1955年推广连作稻时，在晚稻插种前一耕一耙。1956年起因连作稻面积大，季节紧迫，劳力、牛力不足，部分晚稻种前只耙一次。期间为深耕密耙，春耕时曾推广双轮双铧犁，后因操作不便淘汰。1958年邱隘试用手扶拖拉机旋耕，1978年后，本社全面普及。
大小麦一般翻耕整地，作畦播种，1965年冬县进行稻畈麦试验，因除草问题未能解决而未推广。1984年试验稻畈麦先喷草甘磷除草剂，再进行播种，获得成功，1986年全面推广，1987年除少量旱地外，均用免耕栽培。
玉米和甘薯，沿用传统的翻耕整地方法。山地用锄深翻，锄碎后作畦播种和扦插。
三、插种密度
水稻 建国初间作早稻行株距50～30（公分）左右，每丛插秧10根左右，旬日后，行间嵌插晚稻。单季中、晚稻行株距均在30公分左右见方，每丛插秧3～5根。1953年后，全县推广合理密植，1955年种植密度提高，产量大增。1956年进一步提高播种密度，结果早稻高秆品种倒伏；晚稻贻误播种季节，二季都减产。1957年又放宽播种密度。1958年因受“大跃进”，“瞎指挥”影响，播种密度又大有提高，因未获增产，后又逐年放宽。1963年总结经验教训，全面调整种植密度，1965年后因推广矮秆品种，密度又有提高，连作稻行株距17×14（公分）左右，每丛插秧5～6根；单季中、晚稻20公分左右见方，每丛插3～5根；间作稻33×20（公分）左右，每丛插6～7根。1977年后推广杂交晚稻，因品种分蘖力强，带大分蘖秧移栽，行株距20×17（公分），每丛插一根。此后，密度比较稳定。1984年后，因种粮经济效益较低，务农劳力减少，雇工插秧工资高，播种密度又稍有放宽。
大小麦 原为散播，至十三世纪大麦改为点播，十五世纪小麦点播亦得推广，一直沿用至建国初期。1959年宁波市良种场改点播为条播、散播获得成功后，推广全社，至1966年普及。1971年大麦面积扩大，播种季节紧，全社散播面积达85％,70年代中后期因推广稻畈麦，均采用散播。播种量每亩为12.5公斤左右。
玉米 山区间作茶园，亩种2000～2500株。1958年山区采用双株密植，亩种4000～5000株，获得增产，后推广全社。
甘薯 育苗剪藤扦插密度，历来亩栽2000株左右。
四、田间管理
水稻 一般浅水插秧，深水护苗，返青后浅水灌溉，分蘖后期及时排水适度搁田，复水后进行行间歇灌溉。返青至分蘖期耘田2～4次。1955年连作早稻在收获前7～8天断水，改大水割稻为燥田割稻，后因连作晚稻翻耕牛力、劳力不足，1957年早稻又恢复大水割稻。1972年采用开深沟搁田和潮田割稻，增产显著，次年即全社推广，至1978年普及。1983年因开深沟搁田花工多而逐年减少。1986年开始推广大田化学除草剂除草，效果显著，面积逐年扩大，至1988年全乡除少数农户外，均用化学除草，而不再进行耘田。
大小麦 建国初期采取中耕3～4次和清沟排水、沟泥培土的管理方法。1959年推广散播后不再进行中耕。1973年对散播麦三叶期进行敲麦试验，有控上促下，增加有效分蘖，防冻保暖和预防草荒等效果，后被推广，至1979年普及全社。
玉米、甘薯 基本沿用传统方法管理。1963年改甘薯翻藤3～5次为提藤2～3次。
第五节 植物保护
一、虫害 病害
螟虫 有大螟、二化螟、三化螟之分，蛀食稻茎危害，是水稻的主要虫害。宋·嘉定十四年（1221）螟、旱成灾。清·康熙十一年（1672）禾熟发生螟害，是年大歉。1929年螟虫猖獗成灾，全县粮食损失37.8％。1949年螟害率为31％,1950年至1953年四年平均螟害率为24.5％。此后，防治加强，危害减轻；1954年至1962年，平均年螟害损失率3.7％，以三化螟为主。1964年起，因耕作制度和品种的改变，危害以二化螟为主。是年二化螟大发，早稻虫伤株率达25％。1978年后，由于采用高效农药防治，螟害年损失率下降至1％以下。
蝗虫 俗称蚱蜢，食稻禾，常成群为害。唐·天元二十四年（736）本地旱蝗频仍，疫疠又作，民苦不堪，以致“宰相姚崇奏闻于朝，特遣御史一员巡历群县，以施消除之术”。（万历《桃源乡志》），宋·嘉定八年（1215）六月久旱，西乡山村飞蝗蔽野。1933年全县蝗虫为害，损失稻谷10％。1957年早稻成熟时，群蝗暴发，咬食剑叶，弹落稻谷，受害面积达30％，损失稻谷占总产量20％。
其后长期普遍施用有机氯农药，蝗害逐年减轻，至1962年蝗虫几乎绝迹。
稻纵卷叶螟 属迁飞性害虫，幼虫纵卷稻叶，居内嚼食叶肉。六十年代前为害较轻，七十年代起遂为主要虫害之一。1973年大发，早稻叶片被二代纵卷叶螟“吃白”占总面积5％以上，三代发生面积占25％。晚稻被四代纵卷叶螟为害面积达30％。1980年至1983年年均为害面积约15％左右。1984年后，加强测报，在虫蛾高峰后7～10天，用高效农药防治，年发生面积锐减至1％左右。此后，因受南方虫源及当地气候条件的影响，年发生面积有多有少，但经防治后均损失甚微。
黑尾叶蝉 吸禾汁直接为害早、晚稻，又能传播矮缩病。多发生在早稻后期和晚稻前期。1949年为害率7.4％。1950～1963年为害率3.45％。1971年重发，早稻每亩虫量40～60万只，高的达200万只以上，传播早稻黄矮病，晚稻普通矮缩病，早、晚两季损失率达8.5％。
稻飞虱 属迁飞性害虫，吸稻汁为害。其中的褐稻虱是六十年代后晚稻主要虫害。1968年晚稻大面积被害倒伏。1975年褐飞虱大发，晚稻倒伏约有5％。1978年至1987年，平均年发生面积10％，经防治后损失面积占5％左右。水稻常发性虫害还有稻螟蛉、稻苞虫、稻蓟马。突发性虫害有稻椿象、潜叶蝇。多在山区、半山区发生的有稻秆潜叶蝇和负泥虫。五十年代曾发生过的有铁甲虫，后已绝迹。
纹枯病（俗称花秆、烂脚瘟） 水稻整个生育期中都可发生，分蘖期至抽穗期前后发病最烈。主要为害叶鞘和叶片，病斑常数个融合成不规则云纹状大斑，引起叶片发黄枯死。严重时也能为害穗部和深入到茎秆，造成“胎里死”和稻株折倒。民国时期和建国初期，为害甚微，后随着施肥水平的增加和密植程度的提高，为害加剧。七十年代后为早稻主要病害，并逐步为害晚稻。
稻瘟病 有苗瘟、叶瘟、节瘟、穗颈瘟、谷粒瘟。以穗颈瘟为烈。建国初期多发生在山区、半山区。后因施肥水平提高，发生区域扩大。七十年代发生较多，1981年后，因早、晚稻均选用抗病品种，基本上没有发生为害。
白叶枯病 主要为害叶片，建国初期发生甚少，六十年代渐趋扩大，1976年后随着杂交水稻的扩大，该病流行较广。1982年后，采用综防措施，加之药效提高及杂交水稻面积减少等原因，发生面积下降。水稻其他病害有菌核病、细菌性条斑病、恶苗病、稻曲病、根基腐烂病、胡麻叶斑病、黑粉病、猝倒病、绵腐病等。
二、病虫防治
旧时农民因缺乏科学知识，视病虫害为天意，常以求神拜佛等手段，祈祷消灾。民国时期，有些农民曾采用过人工防治和土农药防治。建国后，政府重视病虫害防治，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防治方法逐步发展和完善。
锄劈稻根 建国初，政府每年冬季屐群众锄劈稻根，消灭越冬螟虫。1953年锄劈稻根占81.5％,1956年冬锄劈稻根占82.5％。1962年后推行齐泥割稻，以割杀螟虫。
点灯诱蛾 1932年4月至10月，全县点灯4213盏。1952年春夏秋三季人人发动点灯诱蛾。1970年始，采用黑光灯诱蛾。1974年后，由于高效农药使用，此法停用。
利用天敌治虫 1929年曾推广稻田放群鸭治蝗虫，收到良好效果。1952年推广螟卵寄生蜂保护器。1970年后推广早稻搁田留田沟水，保护青蛙蝌蚪，晚稻搁田时田沟留水，保护褐稻飞虱天敌——黑肩绿盲蝽。
土农药防治 1933年始用插烟茎防治螟虫，用闹羊花、雷公藤等防治各种害虫。建国后曾二度大办土农药。1970年因化学农药不足，土农药再次代用。当时防病的土农药有大蒜液、松柏叶液、泽漆液、苦楝树皮液、草木灰加石灰等，治虫的有山栲树、辣蓼草、枫杨叶、山麻骨、闹羊花、雷公藤等。
化学农药防治 民国时期使用的化学农药有砒酸钙、砒酸铅、石硫合剂、波尔多液等，且多用于经济作物。建国后化学农药发展迅速，品种由少到多，品质由低效高毒逐步发展到高效低毒，并成为防治病虫害的主要手段。1951年开始使用有机氯农药“六六六”粉和“滴滴涕”乳油防治螟虫、蝗虫等。1952年“六六六”和“滴滴涕”使用量占农药比重过半。1956年始用有机汞“西力生”防治稻瘟病。六十年代初开始用有机磷农药“敌百虫”、“乐果”防治虫害。1965年始用高效高毒农药“甲基一六0五”防治螟虫。1968年始用“稻脚青”防治纹枯病。同年开始使用“甲氯杀螟粉”和“乙氯杀螟粉”防治螟虫。1971年后，逐步由“稻瘟净”、“多菌灵”、“克瘟散”代替“西力生”防治稻瘟病。用“杀枯净”、“叶青双”防治白叶枯病。八十年代初，先后用“杀虫双”、“叶蝉散”、“甲胺磷”防治各类害虫。用“托布津”防治稻瘟病。1983年有机氯农药停用。1984年开始用“三环唑”、“富士一号”防治稻瘟病。以后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水稻在本乡不是主导产品，农药运用也不作讲究。
井冈霉素该药由吸水链霉菌井冈变种产生的水溶性抗生素——葡萄糖苷类化合物，防治纹枯病。使用后对稻谷和土壤无残毒，故推广迅速。
三、植保组织
建国后，人民政府重视植保工作。1952年4月县成立临时性治虫指挥部，区成立分区指挥部，并设立病虫情报站。乡成立治虫大队，村成立中队，并以行政村、互助组、妇女会、儿童团分组编排。1962年各区农技站都配有专职植保干部。1965年后，公社设一名植保员。1972年公社成立农科站，有专职干部负责植保工作，生产大队和生产队配有兼职植保员。1982年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解体。公社植保工作由农科站干部兼任。
第二章 经济作物
本地经济作物主要有油菜、棉花、浙贝、瓜菜等。建国后，在较长时间内，经济作物受计划经济控制和粮食生产升降的影响，发展比较缓慢。1985年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调整农业产业结构，适当增加经济作物面积，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比例渐趋合理。同时对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作了调整。调减了棉花种植面积，扩大西瓜、贝母和油菜的种植面积比例。提高经济作物的商品率，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第一节 油菜
油菜是本地主要油料作物。明·成化《四明郡志》载：“宁波油共五品，麻、菜、豆、桐、柏”。说明鄞人早已食菜油。清·光绪《鄞县志》载：“芸苔菜（一名油菜）开花黄如金，摘心为菜茹。春食其心，曰菜忝。取子捣油，名菜油”。
建国后，政府重视粮食生产，油菜面积调减，1953年面积占总田地面积10％左右，亩产约53公斤。1957年占13％左右，亩产57公斤。1959年为解决城乡居民食油不足，提倡多种油菜，是年面积占15％，亩产54公斤。1961年起，由于自然灾害影响，粮食吃紧，油菜种植实行计划控制，面积锐减。1963年仅占8％左右，是年因油菜蚜虫大发成灾，故亩产仅16公斤，为建国后亩产最低年份。1964年至1977年间，面积、亩产起伏不大，年平均种植面积控制在10～15％之间，亩产在62公斤左右。1978年后菜籽收购价提高，其经济效益高于种麦，故面积剧增，亩产上升。1981年面积占40％，亩产达104公斤，为建国后面积最多、总产最高的年份。1983年后，政府对油料生产由指令性改为指导性，面积渐趋下降，亩产有所突破。九十年代后，农民对油菜种植因其经济效益低而逐年减少种植，至今除了少数农户有种植外，几乎没有批量种植。
1955年前种植的油菜均为白菜型。是年冬引进甘兰型胜利油菜，1960年全乡普及。1971年引入九二油菜，获成功后全面推广。1978年引入九二——13系新品种，表现早熟、抗病、亩产比九二油菜增18％左右。翌年种植面积占面积55％,1981年占91％，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油菜种植面积逐年减少。
油菜种植方式多采用育苗移栽，直播甚少。株行排列近正方形。1970年学习上海南汇宽窄行栽种方法，此法便于除草、施肥，并有增产效果，1974年后在全乡推广普及。1980年推广“三合一”（10箩焦泥灰加25公斤过磷酸钙加3～4公斤尿素）塞根肥技术，效果显著。此后大量推广。
油菜主要病害有病毒病和菌核病。白菜型油菜易感染病毒病，甘兰型油菜易患菌核病。1983年菌核病大发，发病率占90％以上。
第二节 棉花
本地种棉约始于南宋。棉古称吉贝，光绪《鄞县志》称：“宋已有之”。1920年本地有农户种植约百余亩，亩产棉皮16公斤左右。三十年代后有所增加。抗战时销路受阻，面积锐减。建国后，有所回升，1956年因受“8·1”强台风侵袭，是年亩产皮棉仅9.5公斤。1963年因纺织工业发展之需，种植面积大幅度回升，亩产为29公斤。1965年面积再次扩大，达300余亩，亩产为60公斤，亩产第一年超过《纲要》。1970年至1979年间，棉花种植面积稳定，产量也较
为稳定，为建国后面积最多、总产量最高的年份。之后，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种植面积逐年下降，目前种植面积只有零星农户有几分地田。
民国初期以大苞棉、南阳棉等中棉品种为主。1934年引种德字棉，以后逐年减少。建国后又重新推广德字棉。至1952年已基本普及。1955年引入岱字棉15号，表现适应性广、衣分高、品质好，推广迅速。1966年引入鄂光棉，至1968年成为当家品种。1973年引入沪棉204，表现株型紧凑，结铃性好，铃壳薄，吐絮畅，遂于1976年替代鄂光棉。1980年引入抗病棉86-1,1984年抗病棉复盖率达90％以上。
棉地耕作制度，1967年前多以粮草（苜蓿）间作，棉粮套种一年二熟三作。粮食以蚕豆为主，绿肥以黄花苜蓿居多。1976年后套种大麦，故棉花种植逐年下降。
第三节 浙贝
浙贝母是中药“浙八味”之一。本地是浙贝主要产区之一。浙贝在清初由野生转入家种，始由象山农民种植，故称“象贝”。康熙时传入本县樟村和龙观种植。是时本地有农户以种植粮食、养蚕为业，种植贝母仅作副业，后因收益甚高，面积扩大。清初，万斯同《〓西竹枝词》有“种谷无如种药材（指贝母），南村沙土尽堪栽”之句，说明此时本地浙贝已相当普遍。民国初期，丝绸业因战祸而萧条，种植贝母成了本地农民一大副业。1940年因旱灾粮食歉收，县政府禁植贝母，以广粮田。翌年又因县境沦陷，销路受阻，贝母生产一度中断。抗战胜利后，虽稍有回升，但起势甚微。建国初，贝母生产得以发展，1951年本地贝母种植达百余亩。1960年后，遇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为扩大粮食作物面积，贝母面积大减。1978年政府采取减少征粮和对老区增加返销粮的办法，鼓励贝母生产，1979年贝母种植面积回升。1985年贝母市场开放后，在各家收销单位的竞争中，价格猛增五、六倍，故新老产区竞相扩种，是年面积达600余亩。2003年，贝母价格每公斤达200余元，贝母种植面积猛增到2000余亩，2005年因贝母价格下跌，贝母面积种植有所回落。
浙贝性喜温凉湿润，要求肥沃的砂质壤土。品种以细叶种为主，常年栽种占总面积85％以上。另有轮叶种、大叶种和“三只头”品种，至今还有“一子多头”贝母品种繁育，多时可与洋芋艿相匹配。轮叶种高产且抗病性强，但鳞片小，质量差。大叶种高产优质，但抗病性差。“三只头”一株产三茎，繁殖系数高，但产量不稳定，因此栽种均少。“一子多头”一株产3～6个茎，繁殖力极强，产量也高，目前大多数农户都种植此品种。
商品贝母与种子分别种植。种前翻耕作畦，畦宽1.5～2米，沟深20厘米左右。于9月下旬至10月下旬下种，以早为宜。常见行株距为23×20、20×13、17×13（厘米）等，入土深度7～8厘米。不施种肥，12月下旬重施土杂肥，次年出苗后薄施苗肥二次。顶端有1～2朵花欲开时，摘花打顶，并施追肥。5月下旬茎叶枯萎即可起土收获。唯种子地除去杂草套种瓜菜、花生，遮阴越夏，待9月下旬挖起鳞茎，按大小分为四档，将第二档原地留作种子，其余种入商品贝母地。
浙贝主要病害是灰霉病，1979年鄞县浙贝研究所经四年试验研究，采用烧毁病秆、轮作、喷施多菌灵等方法防治，效果显著。还有黑斑病、炭疽病、病毒病、干腐病、软腐病等。虫害以蛴螬（金龟子幼虫）为主，还有豆芫青、沟金针虫、线虫、葱螨等。
商品贝母分元宝贝和珠贝两种。鳞茎起土后，去芯，大者一剖为二，做成元宝贝，小者做珠贝。洗净后装入船形抄箱来回推动，至表皮脱净，浆液渗出时加蛎壳灰，每50公斤鲜贝母加2.5公斤，使表面完全上灰后，盛箩阴置过夜，翌日起薄摊暴晒5～7天后，阴凉1～2天，再晒至表里均干。1978年推广浙贝两用擦皮机，3～5分钟即可加工100公斤鲜贝。
第四节 瓜菜
本地瓜菜品种有西瓜、脆瓜、香瓜、梨头瓜、黄金瓜、青皮瓜等。建国初期以脆瓜和香瓜为主。1956年起西瓜面积扩大，1957年占瓜类总面积的80％。1960年后因粮食紧张，西瓜限制种植，面积缩减。1964年后粮食形势转好，西瓜面积又增。1971～1980年间，每年瓜类种植面积占水稻面积3％左右。1981年起，市场销路畅旺，西瓜面积激增，至1985年猛增到6％左右。1988年因扩大粮食作物面积，西瓜面积调减为4％左右。
西瓜品种，1980年前以小白西瓜和解放瓜为主，后陆续引进华东24、中育1号、浙密1号、新澄1号等。1986年引种新红宝和金钟冠龙，因产量高、品质好，面积逐年扩大，至1990年，二品种占西瓜总面积80％。
本地蔬菜，据历代志书记载，品类繁多，建国后又增加一些新的品种。主要有11类50余种。
根菜类：萝卜、胡萝卜、大头菜。
叶菜类：大白菜、青菜、胶菜、黄芽菜、菠菜、芹菜、天菜、软菜、蒿菜、苋菜、莴苣。
芥菜类：大叶芥菜、雪里蕻菜。
鳞茎类：洋葱、大葱、小葱、大蒜、韭菜、荞头。
茄果类：蕃茄、茄子、辣椒。
薯芋类：芋艿、马铃薯、生姜。
豆类：带豆、刀豆、黄豆、扁豆、绿豆、豇豆、赤豆、豌豆、蚕豆、花生。
瓜类：冬瓜、南瓜、丝瓜、黄瓜、夜开花。
水生蔬菜类：茭白、藕、荸荠。
多年生蔬菜类：黄花菜、芦笋、竹笋。
食用菌类：蘑菇、平菇、香菇、草菇、凤尾菇、金针菇。
本地蔬菜比较有名的有：
雪里蕻 经腌制而成咸菜。因其香味浓郁，咸中带鲜而闻名。
羊尾笋 由竹笋烤制，是一种纯天然、无污染的绿色食品。它制作工艺讲究，要经过采、剥、洗、切、煮、烤、晾、干、包装等10多道工序。有怡心、明目、开胃、减肥的功效。
烤洋芋艿 选长腰型大小适中马铃薯，用铁锅烤制。香味浓郁，逗人胃口。
第三章 粮食
第一节 征购
一、田赋粮
本地田赋，可考始于宋代，夏税绢绸棉，秋税米。延至元、明，或征银米、或征米钞。清雍正四年（1726）起“摊丁于地”。民国田赋仍设地丁、南米两类。1913年每两折交银元2.55元，其中：正税1.5元，粮捐（省税）0.3元，特捐（县税）0.75元。南米，民国初改称抵补金，其折银几经变动。1924年，抵补金每石折交正税3元，省税0.3元，另设抵补金建设特捐、抵补金建设附捐等8项附税计3.32元，每石共计折交正附税6.62元。1932年起田赋分为上、下二期。1941年4月，县城宁波沦陷，在日军占领区，田赋被日伪政府控制。1945年9月，日军投降，政府免赋一年。
1946年，田赋改名为征实稻谷，按田等级，上等田每亩产2斗2升，中等田每亩1斗6升5合，下等田每亩1斗1升，农田每亩8升2合。是年，实行五成折征。民国田赋除正税外，另有附加（省县额外征收），民国后期愈多。1948年除按原赋额每元征实征借各1斗5升外，另有省公粮4升5合，地主积谷1升5合，代征乡自治教育谷、“绥靖”经费谷及地籍测绘材料谷等，实纳每赋元计谷6斗5升。
二、计划征购
解放后，改田赋为农业税，由粮食局按“先征后购”的原则代赋税部门征收现粮。1949年10月，根据省人民政府《征收农业税暂行办法》下达征粮任务，本乡以柴草折粮完成农业税征收任务。1950年起，中国粮食公司宁波分公司委托县供销合作总社代办粮食收购。1952年11月撤销宁波分公司后，由县粮食局委托县供销合作总社代购。其时粮食收购不定任务，农村余粮或售给供销社及收购点，或上市交易。
1953年12月，粮食局统一收购农村余粮，并对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户实行统一销售，严禁私商自由经营粮食，俗称“统购统销”，粮食购销遂纳入国家计划。
1955年，实行粮食定产、定购、定销到户，俗称“三定”，按略低于前几年平均产量定产额，核定留粮标准，以人均243公斤提留口粮；规定肉猪每头可提留饲料粮50公斤，母猪每头提留150公斤，耕牛每头7.5公斤；每亩留种子6公斤左右；余粮社、户另留4％左右为社会余粮。留粮和征粮后，产、留、征相抵平衡的自给社、户无购销指标；产大于征、留的余粮社、户，由粮食部门定额收购；产小于征留的缺粮社、户，由粮食部门额定销粮。定购三年不变，定销每年调整，同时实行增产增购减销和减产减购增销的办法调剂丰歉。实行“三定”后，遇人口迁移，土地划拨、征用均按规定调整粮食购销指标。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改粮食包干为一年一定，实行高额征购。次年，粮食征购任务提高二成。后因连续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征购任务无法完成，而1959年至1963年五年中农村人均口粮仅为196公斤稻谷。
1964年，粮食丰收，农村余粮恢复增产增购，每亩增购2.5～10公斤，并适当提高口粮水平。1965年起，粮食征购任务改为一定三年，后因“文革”延续至1970年。1971年粮食征购改为一定五年，并增加征购任务。1979年后，调减山区、半山区征购任务。1982年省对县实行粮食征购、销售、调拨包干，一定三年。次年，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粮食入库量逐年上升。1985年，粮食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可自由购销，形成了粮食合同定购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粮食购销“双轨制”。90年代后，本乡取消粮食定购任务。
三、农村储备粮
农村储备粮始于1958年，是年早稻收获分配后，本社各大队、生产队都留有储备粮，称机动粮，动用频繁。当年秋，农村普遍创办大食堂，粮食集中保管，故多填食堂亏损，储备粮有名无实。1959年后，适逢三年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储存者甚少。1964年，粮食丰收，县人民政府为以丰补歉，倡导生产队储备粮食，当年，本社各生产队都储备粮食。1966年，县人民政府推广本社红旗（后隆）大队连续6年坚持储足人均半年粮的经验，当年，全县粮食储备猛增至18600吨，其中国家代生产队储备粮食2213吨。其时农村储备粮贯彻“备战、备荒”，“无战不动”的原则，动用储备粮需社员大会讨论，经生产队同意，报人民公社批准。全乡从1964年至1983年20年间，人均储粮达到117公斤。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储备粮实行藏粮于民，集体储备粮不再提留，储备数量有减无增。至今，农村几无储备粮。
第二节 销售
一、粮食市场销售
解放前，本地粮食销售以鄞江桥为主要集散地，新粮上市时，粮商向农民收购稻谷碾米出售，居民向米店购粮，或向农民购谷加工后食用。粮商多凭掮客为媒介，以赊销放帐方式吸引客户，亦有奸商在青黄不接时抛青苗牟取暴利。
粮食业受年景丰歉和洋米进口多寡影响，常有兴衰。1927年春夏间，因发生灾害粮价飞涨，继而洋米定货纷至，秋收又丰，行市一落千丈。1928年夏秋间，买价低廉，卖价频升，粮商沾利颇厚。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战事波及鄞江商埠后，米行业盈少绌多，经营惨淡，至1933年，米业渐见衰落。
抗战期间，交通封锁，粮源先紧后断，奸商乘机囤积粮食，粮价飞涨。1940年9月实行“计口授粮”，凭户口贴发放购米证，俗称“户口米”。1941年，汪伪县政府成立米谷委员会，以图用控制米谷的手段控制政局，粮商更受打击，米店为此改成流动摊担在乡下收购米谷，偷运至城区出售，数量虽少，但买卖差价悬殊，获利颇厚。是年，城区闹粮荒，每石米价突破中央储备银行兑换券1000元，其时，一般车夫日进70～80元，三口之家不得一饱。
抗战胜利后，内战继起，粮源仍紧张，奸商囤粮，操纵市场，粮价一日数涨，殷富之户购粮储备，居为奇货，升斗小民叫苦不迭，导致城镇抢粮风潮迭起。1948年5月，米价比上年上涨40余倍，最高时涨至1260万元（法币）。虽各乡镇多实行公卖平粜，但杯水车薪，仅济一时之急。同年8月，民国政府发行金圆券，同时实行粮食限价，由于滥发货币，致使贬值，米价遂越限越涨，到次年5月，每石涨至12050万元（旧币），9个月实际上涨602.5倍。
解放初，市场仍以私商经营为主。其时粮食局为支援解放定海战役急需筹粮，而奸商乘机囤积，投机倒把，致使粮价暴涨，市场动荡混乱。人民政府和粮食部门一面动员粮商粮贩出售粮食，一面组织粮源实行抛售，以遏制粮价涨势。1950年5月，县供销合作总社开始承接中国粮食公司宁波分公司粮食，本地周围鄞江桥设营业所、樟村设粮食代销点，经营粮食购销业务，市场粮价渐趋平稳。
1953年12月，粮食实行统购统销，中粮公司宁波分公司在鄞县的粮食购销业务全部划归县粮食局，本乡设立了粮食代销点。1964年12月停办群众交易的粮食市场，由国家粮站挂牌实行议购议销。1985年起非定购品种的大麦、蕃薯等全部实行议购议销。1987年后，在加强对粮食管理的同时，交易市场扩大横向联系，经营多种粮油品种，以丰富市场供应。1995年后，本乡粮站撤销，粮油全部放开经营。
二、粮食计划销售
1953年12月，粮食实行计划供应，俗称统销，以供应城镇居民和农村缺粮人口的口粮。同时取消民间市场自由贸易和私商的粮食经营。
粮食统销后，本地缺粮人口凭村证明向国营粮站定额购买口粮，村民常少需多购，甚至套购粮食。1954年春季，粮食销量直线上升，仅3个月销量即占年计划的32％。为此从4月起实行核定统销计划，凭证分月供应粮食。1955年农村粮食实行“三定”，按先吃自产粮，后吃定销粮的原则，核定分月供应计划到社、户，凭证凭票定点供应。合作化后，以社和生产队为单位落实定销指标，以增产抵销和减产增销的方式调剂丰歉，人口、土地发生变化时，相应调整定销指标。此法沿用至90年代底。
1958年秋，各地大办农村食堂，将口粮集中于食堂，倡导“鼓足干劲搞生产，放开肚皮吃饱饭”，造成粮食大量浪费。1959年实行高征购，大队、生产队因虚报产量而不得不出售“过头粮”，又遇连年自然灾害，粮食歉收，到1960年，本社大部分食堂粮源告急。每公斤大米出饭率由原来3公斤通过多次加水蒸煮提高到5公斤，其后更以粥代饭，并杂以瓜菜及可食的野生植物，其时，全社大食堂先后改为全年食粥，倡导“瓜菜半年粮”，因营养不良，许多农民出现浮肿病。至1961年，本社大食堂停办。1962年，农村居住的职工家属、烈军属、五保户、困难户（简称四属户）的口粮，由国家向生产队收购后，发给用户周转粮票到国营粮站购粮，以保证其粮源的稳定。1966年，提高山区、半山区农民的口粮标准，毁林种粮的土地在停垦还林后，该地农民口粮也由国家定销。1972年，农村四属户的周转粮票改发周转粮证，试行一年后废除。1979年，以国家定销的方式提高缺粮社队农民的口粮标准。1985年，取消农村周转粮，四属户口粮由村负责供应，农村定销粮由统购价供应改为按收购比例供应。1986年，因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定销指标下降，之后，本地取消了计划定销指标。
三、食油销售
民国时期，本地油菜籽种植甚少且产量低下，食油多赖青岛生油或牛庄、大连豆油在市场上自由销售。所产少量油菜籽在小油坊加工后，仅作补充食用及作灯油照明。其时，本地有加工棉籽作油源，多作照明之用。
解放初，食油仍由私商经营。1951年后，油脂交易由国家统一管理，委托供销社经营，形式仍属自由购买，至1954年油脂实行统销。1965年起本地有议销食油，但数量不多。1981年8月起，供应半高价菜油，每公斤3.2元，11月后，调整每公斤2.8元，至1986年停止。
1954年1月，食油实行计划供应。1956年起农村供销社根据所属常住人口数，凭购油证按每人每月定量数销售，以不突破计划为限。1957年1月，规定每人每月为125克，后视油源情况，逐月公布供应标准。7月，改为凭证购油凭票供应，油票分季发放，分月使用，隔月作废票面不作定量规定。1962年贯彻食油包干政策，农村只购不销。6月起，机关、团体、农村国家供应户口等不参加生产队收益分配的非农业人员，每人每月供应食油50克。此外，凡口粮由生产队供应的，食油亦由生产队解决。同年国家开展以籽换油业务。1964年6月起，集镇和不产粮人口的每人每月食油定量由50克提高到100克，12月起，又提高到150克，次年10月，再提高到200克，一直沿用至90年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