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居民生活状况，反映了某一区域社会发展的总体情况。作为宁波的核心区域，境内居民生活在多个时期都好于周边地区。特别是两区合并后，全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呈现持续、健康发展的勃勃生机，综合经济实力增加，经济运行质量提高，带动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居住条件日益改善，消费水平逐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从解决温饱向全面小康快速迈进。
  第一章 经济收入
  民国时期，一般居民生活水平低下，每逢患病、失业，更是入不敷出。解放后，随着就业人口增加，居民收入基本呈上升趋势，中间有过一段时间曲折，出现明显的阶段性，但仍然得到较大提高。改革开放以后，居民经济收入来源日趋多样化，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和转移性收入成为主体，出现快速增长之势。
  据市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从1952年的115元，增加到2008年的28607元，增长248倍，年均增长10.10％。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06元快速增长到2008年的25304元，增长82倍。此为没有考虑物价因素的数据。20世纪50年代末，境内米价每500克为0.11元。2008年，最低米价每500克在1.80元左右。
  第一节 收入概况
  民国时期：居民收入低下
  民国时期，市区居民就业率低，尤其是妇女就业率更低。民国17年（1928），城区（包括江东、江北）14岁以上妇女62040人，就业11385人，占18.4％。到民国36年（1947）下降到14.1％。当时就业人口一般每户1人，1名普通职工月收入2～3石（150～225千克）大米，小学教师和公务员也相差无几。居民按每户4.5人计算，人均年收入约大米200～300千克。遇患病、失业，更是捉襟见肘，靠借贷或变卖家产度日。
  解放后至1957年：居民收入有较大提高
  解放后，随着劳动生产力提高，社会经济发展，家庭就业率增加，居民收入与原来低水平相比有较大提高。城市居民人均收入从1952年的115元，提高到1957年的166元，增加44.35％。
  1958—1978年：居民收入变动不大
  “二五”（指国家第二个五年计划，下同）期间，“大跃进”使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比例失调，生产和消费领域严重萎缩。60年代初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虽一度使生产开始发展，但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使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再加上高积累、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明显提高。职工工资20年基本冻结，1976年城镇集体所有制职工平均月工资41.90元，比1956年仅增8.30％，人均货币工资每年只增加0.16元，若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没有增长。其中1959—1961年间，职工实际工资还有所降低。20世纪50年代末期人口过快增长，职工负担系数提高，使居民生活收入难以增加。后10年，一方面实施计划生育措施，另一方面扩大劳动就业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居民人均收入略有提高。1978年，城市居民人均年收入为306元，比1957年的166元增长84.30%,平均每年增长3.10%。
  1979—1990年:居民收入稳步增长
  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离不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职工工资性收入的大幅增加又是居民收入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1979年，政府第一次对职工发放了副食品补贴，同时机关企业单位中有40%的职工调整工资,结束了职工收入长期冻结的局面。工资改革使职工的工资性收入普遍提高，城市居民家庭收入也得到快速增长。
  “六五”期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为社会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城市居民家庭的就业面扩大，每一就业者负担人数由1980年的1.62人减少到1985年的1.54人。企业实行多种形式的经济责任制，不少单位采用浮动工资制度，体现“按劳分配”原则的奖金增多，彻底打破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和“吃大锅饭”的局面，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随着企业经营自主权逐步扩大，企业向职工发放各种非工资性津贴，如洗理费、上下班交通费等,城市职工家庭实际收入持续增加。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0年的429元增长到1985年的889元，年均增长15.70%。“七五”期间继续深化改革、进入治理整顿关键时期。1985年1月和4月增加职工副食品补贴和肉类补贴，接着又进行了工资改革，国家在机关、事业和企业进行了工资普调，职工普遍“套一级，加一级”，增加了1〜2级工资。1988年，价格改革力度加大，政府对职工普遍调整和补发离退休金,增加各种福利性补贴，离退休职工的收入有了较大幅度增长。市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5年的889元增长到1990年的1963元，年均增长17.20%。
  1991—2000年:居民收入出现阶段性大幅增长
  “八五”期间，一系列改革措施相继出台，粮食价格全面放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进行了工资调整、套改，增加了职务补贴、书报补贴和奖励工资。企业职工则根据单位的经济效益，相应增加了工资和奖金，有的还增发了误餐补贴，职工的收入有了一定的增加。在此期间，国家和地方为弥补通货膨胀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又增加了一次性补贴和正常性物价补贴，因此，居民收入在“八五”期间大幅度提高。城市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90年的1963元迅速增加到了1994年的6008元，首次超过5000元；199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275元，五年间增长了2.71倍，年均递增29.90%,增幅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
  随着国家宏观调控力度加大，国民经济渐趋“软着陆”。进入“九五”以来，外受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内受市场需求不足困扰，经济发展和企业的效益受到阻碍，企业出现冗余劳动力。部分职工下岗，居民收入受到影响，增幅明显减缓。1996—2000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不大，较“八五”期间大幅回落，1995年为7275元,2000年为10921元，年均增长8.5%。
  2000—2008年：居民收入进一步增长
  进入21世纪，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宁波市国际贸易行业准入放开，海曙区的进出口贸易方兴未艾，大大小小国际贸易公司大量涌现，全民创业的氛围浓厚。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居民收入随之丰厚，居民收入在抵消物价上涨的基础上仍有较快的提高。2005年市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7408元，较2000年增长59.40%,5年间年均增长9.8%。
  “十一五”期间，在经济发展的带动下，居民收入进一步增长，2008年市区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5304元，较2005年增长45.36%,3年来年均增长13.3%,增速较“十五”时期提高3.5个百分点。
  第二节 收入结构
  工资性收入
  民国时期，城区工商企业职员、工人工资高低相当悬殊。20世纪30年代，商店职员、工厂熟练工人、饮食服务业人员收入一般每月米1～2石（75～150千克），管理、技术人员约米3～4石（225～300千克）。以中小学教师为例，据民国18年（1929）鄞县统计资料载，城区661名小学教师月工资5～15元的72人，16～25元的410人，26～30元的137人，30元以上的42人（详见第二十五编第九章第三节“教师待遇”），人均不到25元。
  解放后，1950年全民所有制职工年人均工资362元（折新币），1952年增加到469元，1976年增加到578元，20多年工资增加幅度不大。1977年后连续几次调整工资，恢复实施奖金制度，到1990年职工年平均工资增加到2613元。1998年，职工年平均工资性收入为9018元。2008年，居民人均年工资收入19270元，是10年前的2.14倍。
  经营性收入
  改革开放以后，居民择业多样化，自主择业、个体从业者增多，就业结构变化，个体经营人员收入成为居民家庭收入重要组成部分。2008年，居民家庭人均经营性收入达到2631元。
  社会福利收入
  解放后，境内社会救济成为一部分困难家庭的福利收入。社会救济原以济困、赈灾为主，有贫病医疗救济、精减退职职工补贴、“三老”（老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补助。为改善孤老和残疾人生活，还办有福利院和福利企业。其后社会福利收入受惠者范围逐渐扩大。2008年，全区发放用工补贴、社会保险补贴2287万元，受惠职工1.11万人，人均2060.36元。养老保险参保人数14.86万人，医疗保险参保人数12.11万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8.30万人，发放城乡最低生活保障3.70万人次，金额933.60万元，人均252.32元。
  证券投资收入
  1991年6月，宁波证券公司成立。购买股票证券成为居民投资理财的一条新型渠道。1992年1月，中国农业银行宁波市信托投资公司发行农信受益证券，实质上是契约封闭式基金，股民受到了受益证券的启蒙教育。7月，解放北路海通证券公司营业部开业，散户大厅人满为患，人们
  手中钞票多为10元面额，有时一天收进一二百万元。1993年，股民队伍急速膨胀。是年，宁波华联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此为境内首只股票，发行A股2400万股，吸引居民踊跃购买。1994年，宁波市证券交易营业部股民开户数达35484户，股票成交额达160亿元。到2007年，宁波市证券投资者开户数为63.65万户，是年平均每个账户入市资金16.98万元。2008年，股市低迷，全年人均财产性收入1209元，其中股息红利收入459元，同比下降7％。居民证券投资收益受影响，新入市股民减少，股民投资也由盲目到理性，但股票证券已成为家庭理财投资的重要工具之一。
  其他收入
  储蓄、购买理财产品 此为城市居民闲散资金重要出路，家庭收入补充部分。储蓄在海曙几乎家家户户有一些，少的几万元，多的上百万元。为购置大件产品、买房、养老作准备。储蓄利息不高，但收入稳定，无风险。购买银行理财产品，利息略高于银行储蓄，虽有风险，但一些居民也乐于选择。有时一种理财产品推出，往往被抢购一空。
  租赁、房产投资 租赁，家有余房出租是一笔稳定收入，一般七八十平方米的房子，租金在1000元以上，成为一些家庭较固定收入来源。“学区房”（在教育质量较优的学校周边的房子，住户孩子入学不需缴借读费）出租租金更贵。房产投资是有经济眼光的居民理财的一种方式，用现钱或按揭付款购房，在房价上涨时卖出，这种投资收入颇丰。
  储蓄、购买理财产品、租赁、房产投资等多为居民家庭单个进行，具体数字难以统计，故略述。
  第二章 消费支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凭票供应是市场供应的常态，居民消费受到一定限制。20世纪90年代，商品生产迅猛发展，居民收入提高，打开了消费的闸门。解放后城区居民生活实现从贫困到温饱、温饱向小康的跨越，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支出呈大幅上扬趋势。居民家庭的综合生活质量不仅体现在量的提高上，更体现出质的飞跃，1998年城区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9995元,2008年达到16370元，是10年前的1.64倍。2008年消费性支出中，服务性消费支出4571元。增幅较大的三类支出是衣着1793元，交通、通信2662元，食品6114元。居民恩格尔系数为37.3%。逐步朝享受型和舒适型方向发展。
  第一节 饮食品消费
  自古民以食为天，甬城居民主食以大米为主。从解放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境内居民从吃不饱到基本温饱。进入21世纪后，居民不单要求吃得好，还要求吃得有营养、吃得健康。从“食”的变化中，切切实实反映出城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解放初至20世纪70年代:居民从食不充饥到定量供应
  解放初期，人民生活普遍比较贫困，在收入有限、家庭人口众多的情况下，生活贫困窘迫，一日三餐勉强度日。那时食品奇缺，居民能够吃饱已不容易。1952年，居民人均年粮食（成品粮）消费量为165.3千克，人均年食品消费80.52元，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70%。20世纪50年代后实行定量供应，居民每月每人供应粮食随年龄工作有所区别，当时海曙公社各系统16810名职工，月平均用粮标准由15300克降到13955克、猪肉500克、食用油150克，保障基本生活。1959—1961年，粮食减产，食品紧缺，猪肉、食用油、蔬菜、禽、蛋、糖等供应更为紧张，居民营养不
  图35-2-12008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示意图良，体质下降，还出现浮肿病。
  20世纪80—90年代：居民温饱得到基本解决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社会生产恢复。20世纪80年代中前期，需凭粮票供应粮食，年底买肉还要排队，食品供应仍相对偏紧，据市统计局调查显示，1980年居民人均购买食品支出为242元。到80年代后期，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吃饱肚子，特别是进入90年代，商品日渐丰富，加之居民收入有了较大提高，对消费已不再局限于数量上的满足，而转向质的提高，开始讲究营养。1990年，人均年食品消费支出914.40元，占全部生活消费支出的56％。1999年，居民人均购买食品支出为3055元，比1980年242元增长了近12倍。
  2000—2008年：居民食品消费注重质量和品位
  食品消费注重膳食结构，追求营养的均衡。进入21世纪，居民食品支出结构快速变动，主食消费比重下降，副食消费比重上升，膳食结构向低脂肪、低热量、低糖及动植物蛋白并重方向发展。2008年人均食品支出6114元，其中肉、禽、蛋、水产品类消费支出1859元，占食品消费的30.1％，蔬菜类消费支出488元，占7.98％，干鲜瓜果类支出420元，占6.87％，糕点、奶及奶制品支出535元，占8.75％，粮油类支出695元，仅占11.37％。
  20世纪80年代前，普通居民平常在家吃饭，难得上一次馆子，连喜庆婚宴也往往在家自己动手，借桌椅板凳，碗盏盆瓢，忙上好几天。偶尔来了贵客，上一次东福园、梅龙镇，那算是大大破费了。随着居民消费观念的变化，下馆子、吃风味，日渐成为平常事。餐饮业的发展成为居民生活品质的风向标。进入21世纪，餐饮业呈多元发展态势，各地特色餐饮落户甬城，异国风情美食抢滩宁波，洋快餐、中式快餐纷纷抢占地盘，还形成专业化、集约化、大型化、连锁化的多个餐饮集团。餐饮业的迅速崛起，丰富了居民对饮食的选择，居民更多地走出家门吃“现成饭”。特别是“年夜饭”，过年家人团聚，过去都在家吃团圆饭，家庭主妇忙得不亦乐乎。现在很多人家喜欢到宾馆饭店吃“年夜饭”。一到下半年，不少饭店“年夜饭”就早早订罄。2008年，居民人均在外用餐支出1389元，比1999年人均316元增长3.40倍，年均增幅达17.9％。人均在外用餐占食品总支出比重由1999年的10.3％上升到22.7％。
  第二节 衣着消费
  “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已成为历史的记忆，但人们不会忘记生活清贫困苦，只求御寒、耐穿，满街“蓝蚂蚁”的年代，即便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逢年过节给孩子添置一件新衣服仍算是最大的礼物。
  20世纪50—70年代：衣物贫乏，式样单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物质贫乏，穿衣是按人头供应布票，每人一年配给两三米布，有的即使有票也买不起。许多家庭都找不到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过年穿新衣服成了许多孩子的梦想，有的孩子连过年也穿不上新衣服。
  20世纪70年代，城区除了几家百货商场，卖成衣的地方很少，并且式样单调，男装几乎只有中山装和草绿色军大衣，冬天一件呢制中山装是最体面的男装。还流行假领，看上去穿着整件衣服，实际只有一条假领头。女装款式更少。当时解放北路口有一家妇女用品商店，成为爱美女子经常光顾的去处。一般老百姓都是自己买布做衣服。“蓝蚂蚁”是当时服装的主色调。一些居民家庭一件衣服老大穿了老二穿，老二穿了老三穿，说好听“以艰苦奋斗为荣”，实质是社会物资缺乏，居民经济拮据。
  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注重衣着质量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区内居民的着装从基本穿暖开始注重质量和品质，服装色彩、款式多样化，面料、质地也发生很大的变化。1981年市区居民人均购买服装2.40件、鞋1.40双，衣着支出不到72元。至1990年，市区居民人均购买服装已达7.70件，鞋2.30双，衣着支出达162元。街头出现“喇叭裤”，后又流行“蝙蝠衫”，打破了服装款式的单调。当时称留大鬓角、戴不揭商标的“蛤蟆镜”、穿花格子上衣和喇叭裤、手提双卡收录机的小伙子叫“业余华侨”，有讥刺其为流氓阿飞的意味。到后来才认识头发长短、裤脚大小和人的思想好坏并没有必然联系。
  20世纪90年代，市场上最显著的变化就是出现大量名牌专卖店，虽然商品价格较高，但购买的人也不少。衣着支出也日益提高。1999年，市区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达560元，较1981年的72元增长了7.78倍。
  2000—2008年：衣着时装化、品牌化倾向明显
  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的衣着已由过去的“清一色”向多样化、时装化和个性化方向发展，衣着消费流行期缩短，各种新型面料不断问世，各式服装琳琅满目，不同消费层次各有所属，服装品位也越来越高。调查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人均购买服装8.20件，购买鞋2.40双，服装和鞋的单价上涨近百元。与此同时，购买布料自做衣服的数量和支出明显减少，人均只有8.70元。2008年，市区居民人均衣着支出为1793元，比1999年的人均560元增长2.11倍，年均增长幅度为12.3％。此外，购买衣着材料支出更为减少，居民更多地购买“成衣”。居民衣着消费中时装化、品牌化倾向日益明显，中高档服装逐渐成为居民的普通消费品，体现个性的服装设计越来越受到居民青睐。服装的主要作用不再是御寒，而是展现个性魅力。追逐时尚，追求个性成为潮流。内衣外穿，吊带装,露脐装,哈韩服.铅笔裤，五颜六色“花蝴蝶”满街飞，“我的地盘我做主”。春天未到，春装已经上身。夏天未到，夏装早满街头。服装审美也不再和意识形态直接挂钩。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卖方市场变成买方市场,带动了服装产业繁荣，衬托出经济发展和生活质量提高。有的说从前衣服难买，是因为衣服太少,现在难买衣服，是因为衣服太多。
  第三节 耐用品消费
  “四大件”的升级换代，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20世纪五六十年代，广大人民翻身做主人的喜悦使整个社会和生产充满了激情，但“公社化”、“大跃进”及三年困难时期使生产和消费严重萎缩，票证经济成了这一时期的典型特点，生存成了人们的最大问题，对于年收入不足200元的人们来说，手表、自行车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奢侈品。70年代以来，大件耐用的消费品开始进入普通居民百姓家，并且呈现出阶梯性跃进。
  20世纪70年代:“三转一响”加“三十六条腿”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收入稍有提高，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三转一响”开始进入更多居民家庭。因当时存在巨大的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买“一大件”要省吃俭用几个月甚至几年。上海牌手表分全钢和半钢，全钢每只120元，半钢每只100元。有的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辛苦一年积攒下来的钱才能够买一只上海牌半钢手表。同时兴起的还有大衣柜、写字台、五斗橱、双人床、沙发等“三十六条腿”。虽然，“四大件”和“三十六条腿”也并不是每个家庭都具备的物品，当时拥有一种大件相当不易，值得自豪。
  20世纪80年代:“四大件”电器化
  进入20世纪80年代，“百元级”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老四大件”，很快升级成“千元级”的电视、冰箱、洗衣机和录音机的“新四大件”。进而黑白电视机向彩色电视机过渡，洗衣机由单缸、双缸趋向全自动，录音机由袖珍随身听向组合音响演变。同时，排油烟机、热水器、录像机等家用电器也进入了居民家庭，个别家庭开始购置摩托车。至1989年，平均每百户居民家庭拥有黑白电视机71台、彩色电视机43台、洗衣机76台、电冰箱81台、立体声收录机42台、摩托车1.5辆。
  20世纪90年代:“四大件”现代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先是彩色电视机取代黑白电视机，接着影碟机代替录像机。空调器从无到有，电话基本普及,摩托车、助动车得到快速发展,PC机（微型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大屏幕彩电、空调、电话、电脑称为现代的“四大件”。至1998年，市区居民每百户拥有彩电124台、空调器44台、电冰箱101台、淋浴热水器72台，家用电脑和电话普及率分别达到12%和94.50%。
  2000—2008年:“四大件”高档化
  进入21世纪,居民生活变化尤为显著的是家庭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随着科学技术迅速发展,以家电产品为龙头的各种耐用消费品层出不穷，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千家万户，不仅大大丰富居民的生活内容，改善居民的生活质量，也悄悄影响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至2008年，市区居民每百户家庭已拥有彩电171台、空调器171台、电冰箱96台、淋浴热水器95台。每年市区居民人均用于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支出727元，比1999年增长4.40倍，年均增长率为9.30％。
  第四节 交通通信消费
  1981年，市区居民家庭年人均交通通信支出仅3.90元，其中交通支出3.50元，通信支出（包括邮政费用）0.40元。到1991年，邮电费从通信支出中分离出来，交通支出、通信支出、邮政费分别增加到35元、30.80元、4.20元，1981—1991年10年分别增长了8倍、7.8倍和9.5倍。1992—2001年，交通通信消费有了迅猛的增长，2001年市区居民人均交通通信支出为749.70元，比1992年的91.90元增加657.80元，增长了7.16倍，9年间年均增速达到26.3％。2008年，人均交通通信支出达到2662元，比2002年增加1749元，增长1.90倍。
  1978年以来，特别是2000年后，城市道路建设迅速发展，城市骨干道路和城区外道路得到迅速改造，公交线路通达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居民的出行工具打破了自行车一统天下的局面，摩托车、助动车进入居民家庭，出门“打的”人数大为增加，出行速度提高。
  长途线路 20世纪80年代，城区外公路最宽是7米，坐汽车去慈溪要2个多小时，去杭州要6个多小时。21世纪初，宁波市实现“213”交通圈，境内到上海、杭州、温州、金华等地不超过2小时，市域内1小时，市区30分钟。2004年，36米宽双向6车道沥青路面甬余线（宁波至余姚）开通，航空、铁路、高速公路出行也更加方便（详见第十二编“交通 邮电 信息”），交通消费自然增加。
  出租车 20世纪70年代末，城区街头穿行的都是黄鱼车（三轮车）、小三卡，供居民近距离乘坐。1982年，市区成立第一家出租车公司，居民出行才有出租车（叫“打的”）。最早车型是“快乐”面包车，其后是“菲亚特”、“夏利”、“天津大发”等轿车，起步价为8元。1999年，“桑塔纳”轿车成为主力车型。2003年后，“现代”、“毕加索”、“帕萨特”和多种高档商务车也加入出租车行业，起步价一般是10元。居民“打的”更舒适、快捷。
  城市交通 1978年，宁波汽运公司客车队只有36辆公交车，17条运行线路（市区9条），票价1站2分，全程最贵2角。当时公交车发动机马力小，行驶速度慢，没有方向灯，以车窗内指示针指向。汽车转弯由售票员辅助，伸手窗外敲打车壳向路人示意。公交车驶近，常听见售票员敲打车壳的“嘭嘭”声。1998年出现第一辆空调公交车。2008年开通两条通宵公交线路，方便居民夜间出行。公交运行线路增加到114条，大部分经过区境。过去居民走好几里才能找到公交车站，现在出小区门口就可乘车。随着空调车普及，夏天居民乘车再不会挤得满头大汗了。
  自行车（摩托车） 20世纪70年代，自行车为居民家庭主要交通工具，“三大件”之一。当时拥有一辆“永久”、“凤凰”、“飞鸽”等名牌自行车令人羡慕。80年代，摩托车成为人们新宠，家庭富裕象征。国产品牌有“轻骑”、“嘉陵”、“大白鲨”，进口品牌有“铃木”等。90年代，摩托车在城区禁行，电动自行车代替脚踏自行车和摩托车。电动自行车省力、环保，逐渐占据半壁江山，成为一般居民上下班主要交通工具。电动自行车普及，引发的交通事故也频呈。
  私家车 20世纪90年代末，居民收入稳步增长，消费水平提高，一些家庭开始购买轿车，相对于单位用公车，俗称“私家车”。先是“桑塔纳”，到了一车难求的地步。2000年后，“上海大众”、“广州本田”、“别克”等品牌都建立了4S店，标致、皇冠、福特等也有一定市场占有率。随着国家汽车产业发展，汽车价格不断下降，居民购车欲望有效释放，私家车走进居民家庭的步伐加快，并且向中高档发展。“奔驰”、“宝马”、“雷克萨斯”、“奥迪”等高档车销售渐增，“保时捷”、“林肯”、“英菲尼迪”、“兰博基尼”等高级豪车也出现在富裕家庭。2002年1月，区内有9座以下私家车4705辆，到2006年底发展到25325辆。2008年，据社会抽样调查，城区私家车普及率达到每百户17.6辆。随着汽车拥有量上升，成品油价格上涨，居民家庭用车费用总支出也相应猛增。2008年，人均交通费用支出达到1658元，其中购车费用支出718元，燃油费（包括养路费）、保险费、保养费、年检费支出473元。
  随着机动车、电动车大量增加，马路修建跟不上形势，车辆拥挤，车祸频发，也给居民带来出行难。2008年，甬城（包括江东、江北两区）因车祸死亡人数达到600余人，平均每天1人以上。机动车尾气带来空气污染，城区雾霾天气频现，成为一些疾病发生的诱因。
  第五节 住房消费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住房”，居住条件是反映居民生活质量最重要的一个方面。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市区居民的住房条件有了显著的改善，在人均住房面积大幅增加的同时，居住环境也发生质的飞跃。居住条件的改善首先表现在住房面积大幅度增加。1983年，区市区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仅为12.60平方米，2008年达到28.90平方米，增长129.37％。1998年，居民家庭人均用于居住支出费用为658元，2008年达到1248元，10年中增长89.67％。
  住房面积增大，住房设施也得到明显改善。过去居民住房绝大部分属于低标准住房，以低矮、潮湿、阴暗、拥挤的大杂院为主，多为木结构或旧式砖混结构，不仅设施不全，而且通风和光照方面严重欠缺，给日常生活起居带来诸多不便，也严重危害着身体健康。现在的住房不仅讲究宽敞，更注重其格局和结构，推崇“大客厅小房间”。居民住房中包括客厅、卧室、厨房、书房、卫生间、更衣室等。此外，海曙区的保障性住房逐年增加。一些困难群众通过申请廉租房住上了小区成套房。
  在住房条件改善的同时，居民对居室条件提出了更高要求，住房装修热随之不断升温。“八五”（第八个五年计划）初，装修成为一大消费热点，费用达到“万元级”。到“八五”末，再次掀起住房装修材料、设施的升级换代热，住房装修动辄好几万元,在居民家庭消费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随着居住条件改善,也带来了厨房“革命”。20世纪80年代前，不少街坊邻居还同住一个老墙门，有的共用厨房离卧室远达十几米，下雨天去做饭得打伞穿胶鞋。厨房面积小的仅几平方米，几户人家共用，木碗柜、小方桌、竹椅子，挤得转不了身。井水天落水煮饭，煤球炉烧火，地面潮湿，墙壁漆黑，木结构房子更怕火，一家一个炉子，晚上睡觉前要检查好几遍。文昌街有一个机关造了单位房，有单用厨房卫生间，安装了抽水马桶，结果因为经费超标，被通报批评。80年代旧城改造，居民搬了新房，厨房面貌也大变样，开始使用煤气灶（液化气灶）和自来水。进入21世纪，高压锅、电饭煲、微波炉、排油烟机早已普及，电冰箱从单门到双门、三门，有的用上了对开门。一些家庭用上了消毒柜、电磁炉。餐具变得更加精美，写着“人民公社好”之类或单位纪念名称的搪瓷碗（多为单位作福利赠发）早已销声匿迹，精致的小碗代替了粗边大碗。以前用大碗还觉得吃不饱，现在用小碗还嫌饭多，少吃为了“减肥”。一些家庭用榨汁机、豆浆机自制饮料，另有一番情趣。来客人或逢节假日，干脆到宾馆饭店就餐，为的是追求品位。
  随着房价不断提高，住房消费成为居民一笔重大开支，房价贵成为一些居民巨大压力。21世纪90年代初，甬城一般居民住房每平方米一二千元，一套80平方米左右房子，约一二十万元。2008年，每平方米上涨到1.2万元左右。一套80平方米左右房子价格在100万元左右。一些青年男女或求职困难，或工资较低,一到结婚买房，只能依靠父母资助，由父母出资，或代为首付，社会上俗称“啃老族”。如果父母缺少支持能力，不得不“蜗居”“裸婚”。为解决这一问题，区政府采取了限价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措施，使这一问题有所缓解（详见第五编“城区建设”）。
  第六节 教育消费
  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家长都期盼子女成才成器，往往倾全家所能，在所不惜。从孩子进幼儿园到上大学，乃至出国留学，教育投入成为许多家庭一笔不菲开支。据测算，小学初中义务教育，幼儿园3年和高中3年，一般各在2万元左右。大学4年，一般本科生在6万元左右，总计在10万元以上。如读艺术院校，费用更高。出国留学，经费更是惊人。一些家长为让孩子能读教育质量较高的学校，也要付出一大笔资金。择校借读，需缴借读费8000元。如进海曙中心小学、爱菊艺校等，每生每学期要缴费3500元，6年下来需4.20万元。不少家长课外还给孩子“吃小灶”，买名目繁多的参考资料，参加培训班、补习班、艺术班，等等，每小时四五十元到七八十元不等。如送孩子学钢琴，每小时授课费需200多元。送孩子参加美式英语迪士尼培训班，每小时120元，一年下来需1.2万～1.5万元。孩子进民办幼儿园，每月1000～1500元，一年下来也需1万多元。宁波作为沿海开放城市，外地民工大量涌入，民工子女入学也成为一大难题。区教育局采取大量措施，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基本解决（详见第二十五编“教育”），但作为低收入的民工家庭，子女教育经费也是一笔不小开支。
  第七节 人情消费
  人情消费指亲朋好友之间互相馈赠、资助的费用，包括红白喜事、春节压岁钱、伤病慰问等。
  送人情
  海曙居民重人情往来，人情支出也就成为不小开支，有“人情大如债”之说。最常见的结婚贺礼，少则600元、800元，多则上千元，至亲挚友有意资助，数目更大。近年来有的家庭成员职务、职称晋升，孩子考上大学也办酒庆贺，亲朋好友送礼祝贺。送人情对居民来说虽是不小开支，但往往有来有往，基本平衡。
  压岁钱
  压岁钱是过农历年时长辈给小孩的钱，其档次也水涨船高。20世纪80年代，大多10元左右，一般不超过100元。进入21世纪，没有100元、200元出不了手，有的上千元、几千元。随着人们就业率增加，子女参加工作有了收入，春节“常回家看看”，也给大人一些钱，也叫“压岁钱”。一是以示小辈给长辈的孝顺，二是给长辈补充生活费。这类压岁钱数目较大，一般上千元，也有上万元的。长辈拿了这些钱，往往反过来给孩子发压岁钱。
  第三章 业余生活
  随着生产力提高，人们有更多的时间休闲娱乐。居民业余生活体现出普遍性、多样性，档次也不断提高。旅游摄影、健身娱乐、莳花垂钓以及收藏、交友、上网、进修等应有俱有、丰富多彩。但业余生活分散于各家各户，本章仅就主要者略述。
  第一节 旅游摄影
  旅游
  旅游自古就有，但作为人们休闲活动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为单位派出任务到某地去办理，俗称出差，公务办完后在目的地附近风景区走一走看一看即返回，因为旅途费用是单位支付的。另外,享有国家规定探亲假的人也可在往返途中顺道玩一玩。当时人们出一趟远门是非常不容易的，要先请假，然后开具证明或介绍信，作通行证和住宿证件用，最麻烦的是换粮票，要把本地粮票换成全国粮票，又因为粮食定量标准每类人是不同的，加上全国粮票不轻易能换，所以当时人们到外地旅游是困难的，尤其是农民，挑着粮食到粮站也难以换到全国粮票，有不少农民出门是自带干粮的。
  改革开放以后，宁波作为全国沿海14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又作为全国首批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市，经济发展较快，城市居民收入日增，生活之余渴望外出走一走。1984年，境内居民通过中国旅行总社和香港中旅集团合作持边防证经深圳赴港探亲，探亲过程中在深圳、香港游玩，随后，这种“探亲游”逐渐兴起。1992年5月，宁波旅游史上第一次组团出国旅游，目的地是东南亚诸国。其时居民个人出国旅游成为重大新闻。1998年，宁波旅游市场开辟单独到香港、澳门旅游线路。2004年7月1日，市区开办港澳个人游业务。其间，国家实行黄金周制度，春节、五一、国庆都有七天长假，这极大地刺激了旅游市场，黄金周期间国内各大景区游人爆满。随后私家汽车骤增，自驾游成为时尚。还有度假旅游、旅游结婚，等等。游览国内名山大川，到祖国宝岛台湾观光,去海外享受异国风情，成为居民业余休闲的重要方式。随着旅游兴起，旅游渐成行业，至2008年底,境内从事国际、国内旅游公司达74家，较多集中在公园路和马园路,居民出游非常方便。据抽样调查，境内居民用于旅游的费用支出占个人总收入的5%左右。
  摄影
  20世纪80年代前，照相机只有极少数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买得起。直到20世纪末，摄影才在百姓中逐渐普及，不仅涌现出一批业余摄影爱好者，一些居民在业余生活中摆弄照相机也成为时尚。
  摄影必须有照相机，20世纪80年代前，居民收入低，买一只相机起码要三四个月的工资，因此，很少有个人拥有照相机。境内只有文化馆、展览馆、宣传部门和新闻单位有照相机，并且购买摄影器材还需要申请特批。一般居民拍照都上照相馆，境内天胜、东海、绿宝等几家照相馆平时生意很好，每逢春节等传统节日，不少家庭去照相馆拍全家福，往往要排队等候。
  20世纪90年代，135袖珍胶片相机逐渐进入普通家庭，这种相机体积小巧、操作简单、价格相对低廉，受到居民喜爱。随着数码相机的大规模普及，袖珍相机渐渐退出市民视线，仅在农村还有一定的市场。到2008年底，境内居民家庭大多拥有数码相机。单镜头反光数码相机、中画幅和全画幅数码相机、数码相框等已进入不少家庭。特别是手机的多媒体功能不断提高，部分手机的像素已经达到900万，并带有光学变焦及摄像功能，手机摄影逐渐成为居民业余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普通摄影爱好者对于影像品质的要求不高，对于家庭娱乐及普通留影等用途而言，300万像素以上的照相手机已经取代专门的照相机。摄影在居民中的普及程度已经越来越高。
  第二节 健身娱乐
  晨练
  每日清晨，中山广场、月湖景区、海曙公园，以及街巷小区、开阔地带，居民练长跑，做体操，打网球、羽毛球、太极拳，跳集体舞，抖空竹等比比皆是，参加者以中老年居民居多。特别是单位学校体育场地向居民开放后，更多居民投入晨练。胜丰社区旁的宁波工程学院体育场（原西郊体育场）开放后，每日参加晨练的附近小区居民不下几百人。有的居民受周围锻炼环境和时间限制，就自购跑步机等运动器材健身。
  麻将
  麻将是中国博弈文化集大成者，由吊牌、骰子和宋代32张牌化合而成。清同治三年（1864），陈政钥（字鱼门，号仰楼）改造马吊纸牌为竹骨麻将。他继承碰、和等基本打法以及牌中万、索、筒等基本牌张108张，并改“红花”为绿色的“发”，把“白花”改为“白板”．“老千”改为“红中”，命名为“三箭”，每样4张。又增加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风，每样也是4张。由此形成当时流行的136张一副的麻将牌。陈政钥整合、改造后的打法也由繁到简。它的整合、流传、发展，和宁波息息相关。“麻将”两字发音源自宁波方言“麻雀”。麻将术语“和”、“停”、“嵌”、“朋”、“相公”、“搓”等，都从宁波方言演变而来。麻将娱乐风气之盛，至今未衰。棋牌室、老年活动室、街头巷尾都有玩麻将的。特别是春节期间，亲朋好友聚在一起，玩玩更为普遍。
  扑克
  “扑克”是英语poker的音译，原是西方人的一种纸牌游戏，何时传入已无从考证。境内的玩法有“打四十分”、“争上游”、“打双扣”、“斗地主”等多种。因对场地、时间、参与人数等要求不高，又能起到健身益智、联络感情的作用，受到男女老少的欢迎。在街头巷尾、家庭客厅、棋牌室、俱乐部和社会活动室，常能见到打扑克者，电脑普及后，在网上打扑克也十分流行。
  健身会所
  有乒乓室、棋牌室、轮滑、游艇等专业健身房或体育俱乐部，一般由宾馆、饭店等企事业单位或个人经营，参加者以经济较富裕的中青年居多。这些人往往在晚上或周末进行锻炼，有买月票甚至年票的，叫做花钱买体育。20世纪90年代流行时尚体育保龄球，境内有海乐门、佳佳、新兴等保龄球馆，还多次举办保龄球比赛活动。但到21世纪初逐渐衰落。2003年后，区内有棋牌室41家、游泳场所13家、企业体育设施68家。
  业余运动队
  以中老年人为主，有门球队、健身球队、柔力球队等，经常组队参加各种比赛（详见本志第三十二编“体育”）。
  第三节 莳花垂钓
  莳花
  种花养鸟，调节心情，尤为老年居民所钟爱。“文化大革命”时曾被称为“资产阶级情调”。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生活安定，莳花养鸟逐渐普及起来。居民利用自家庭院、阳台种植花草，成为绿化环境、美化城市的一大补充。家庭养花早期以草本为主，有兰花、文竹、月月红等。其后逐渐向木本植物发展，五针松、大阪松、铁树、茶花等都成为家庭种植的花草品种。80年代，兴起五针松热，一株少则几十元，多则上千元，甚至上万元。其后逐渐退潮。21世纪初，南方和国外花卉涌入甬城，发财树、郁金香等成为居民莳花弄草的重要品种。乔迁之喜，新店开业，摆上几盆发财树图个吉利。一些家庭缺少莳花技术和时间，平时不种花，一到喜庆假日和春节，就到花鸟市场买花。如蝴蝶兰等高档花卉，动辄几百元、上千元甚至几千元一盆也在所不惜，装点居室客厅，既鲜艳又温馨。据2007年5月抽样问卷调查1975户居民，家庭有盆花的1706户，平均每户3.4盆，家庭养护盆花普及率86.4％。
  花鸟市场简介
  境内花鸟集市早有传统。较早在公园路原中山公园门口和永寿街，以地摊和散客为主.乂迁西门口汪弄，名为“酉苑花鸟市场”，逐渐形成规模。后迁胜丰路西湾路口和三市。2003年5月迁到环城西路，定名“天胜花鸟市场”。2008年.天胜花鸟市场完成第三期工程，占地4万平方米。市场除观赏花鸟、鱼虫、宠物外,还有假山玉石、古玩瓷器、币卡塑花、根雕竹雕、红木家具,甚至欧洲古玩也占--席之地。经营户300多户，平常日人流量二五百人，节假日更多，年营业额1亿元左右，批发零售均有。花鸟市场成为花鸟虫鱼爱好者必去之处。
  垂钓
  垂钓是海曙民间一项传统休闲项目，深受业余爱好者青睐。以前都在月湖边和城厢河塘垂钓，后月湖疏浚开发，禁止垂钓，垂钓就向周边乡镇和邻近县（市）区延伸。一些单位或个人开辟专门供垂钓河塘，有偿供人钓鱼，垂钓逐渐向产业化方向发展。2007年8月成立区星光垂钓俱乐部，多次组织垂钓比赛。一般来说，垂钓者不重所钓到的鱼多少，重在联络感情.怡情养性。以河鲫鱼为例，市场上一般每0.5千克7元左右，而在专业河塘垂钓，每0.5千克10〜12元，但垂钓者依然乐此不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