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传抄
  范钦在抄录别人家书籍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书供外人抄录，其中主要有王世贞。他与王世贞互相传抄自己所没有的对方藏书。除了与其他藏家互相抄录书籍外，天一阁藏书还供其他求抄者进阁抄录。全祖望在《天一阁藏书记》中提到：“自易代以来，亦稍有阙失，然犹存其十之八，四方好事者，时来借钞。”清沈叔埏《书天一阁书目后》（载《颐采堂文集》）也记载：“或曰其家奉司马公遗训，代不分书，有钞借者，主人延入，日资给之，如邺侯父承休，聚书三万余卷，戒子孙，世间有求读者，别院供馔是也。”清康熙时自天一阁传抄的书籍数量更大。现在还保存在天一阁中的康熙间抄本《康熙中传抄天一阁书目》，记载了康熙十五年（1676）至二十五年（1686）之间，范光燮任嘉兴府学训导期间外界传抄天一阁书籍的情况，所抄之书在66种以上。民国24年（1935），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订《天一阁藏书传钞简约》，规定捐款抄书。解放后，天一阁藏书抄录、复印更为规范，各界各学科都因此受益。
  《天一阁藏书传钞简约》称：“初拟公开阅览，而阁中藏本衣脱钉亡，虫伤水渍，非大为修治，难以阅读。前年募集修阁余款，编印目录，保管开支，荡然无存。今定捐款钞书办法，即以所捐之款，移为修书之用，学者欲求未见之书，但斥区区之金，可得秘笈，庶一举两得矣。”“今定捐款钞书办法，即以所捐之款，移为修书之用”这一简约告之于世后，外界从天一阁传钞书籍数量没有确切统计。据1964年调查，温州市图书馆曾于民国25年（1936）向天一阁抄藏弘治《温州府志》22卷，抄本6册。云南文献会向天一阁抄得《正德云南志》40卷。上述抄本现在分别藏在温州市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
  1949年后，至少全国各地有27个单位从天一阁抄录古籍（摘抄资料与拍摄照片不计在内），其中,1954-1983年，云南图书馆抄录乡试录10册，各种志书64卷,《商文毅公遗行集》1卷、《皇明恩命录》4卷。1957年，天津图书馆抄录《琼台志》44卷。1957—1958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抄录嘉靖《广州志》存37卷、嘉靖《德庆州志》等各种州志11种70余卷。1958年11月，甘肃省图书馆抄录弘治《宁夏新志》8卷、嘉靖《宁夏新志》8卷。1959—1960年,安徽省科学院抄录明代安徽各种府志、州志、县志150余卷。1960年，瑞昌县地方党史、县志编辑办公室抄录隆庆《瑞昌县志》8卷,人民卫生出版社抄录“针灸四书”（《子午流注针经》、《针经指南》、《黄帝明堂灸经》和《灸膏肓腕穴法》的合称）。1963年，宁夏大学抄录弘治《宁夏新志》。1964年，湖南图书馆抄录嘉靖《澧州志》6卷存5卷、隆庆《宝庆府志》5卷;首都图书馆抄录隆庆《昌平州志》8卷（存6卷）；江西丰城县志编委办公室抄录《丰乘》（存8卷）；明进士题名录编印处抄录崇祯四年（1631）《进士登科录》1册、崇祯七年（1634）«进士登科录》1册。1966年，江西修水县图书馆抄录嘉靖《宁州志》18卷4册。1975年，广西第二图书馆抄录嘉靖《南宁府志》9卷3册。1975年，广西第一图书馆抄录成化《平蛮录》及其他乡试录、《皇明实录》等书籍35册。1977年，浙江图书馆抄录嘉靖《浙江通志》29卷（补缺）、弘治《温州府志》22卷6册、嘉靖《定海县志》12卷4册。1979年，甘肃省图书馆抄录嘉靖《耀州志》1册、正德《凤翔府志》2册。1979年，河南禹县图书馆抄录嘉靖《钧州志》2卷1册；山东图书馆抄录弘治《章丘县志》2册。1980年，山东图书馆抄录《德州志》2册、《宁海州志》2卷1册;江西武宁县档案馆抄录《武宁县志》6卷2册;广西第一图书馆抄录明刻《泰泉集选抄》12卷、《古今名山游记》选抄1卷、《名山胜概记》选抄1卷；湖北巴东档案馆抄录《巴东县志》3卷2册。1981年，河南太康县档案馆抄录《太康县志》，江西高安县县志编辑办公室抄录《瑞州府志》，河南息县档案馆抄录《息县志》（抄两部）；湖北恩施博物馆抄录《巴东县志h1982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方志编辑委员会抄录嘉靖《耀州志》2卷1册。198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抄录《夜航船》10册。
  各地学者从天一阁藏书中获益甚多。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弘治《赵州志》中，发现了有关石桥建筑的资料;著名古琴学专家查阜西带领一批中青年古琴工作者在天一阁发现了两部从未见过的明刻古琴谱《浙音释字琴谱》和《三教同声》。其间，天一阁有计划出版了一些善本、珍本，藏书内容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现在天一阁正在对书籍进行数字化录入，完成后藏书内容将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刻印
  明代中叶，坊刻及私人刻书蔚然成风。范钦也是一位积极的刻书者，他任随州知府时曾主持刻印《王彭衙诗》9卷（版佚，书藏南京图书馆），在袁州知府任上又刻《熊士选集》1卷（版佚，书藏北京图书馆）。范钦创建天一阁后，他的刻书事业形成规模。天一阁所刻的《稽古录》一书，署名的刻工就有52位。经范钦亲自校订并流传至今的有《范氏奇书》，计20种。至今阁中尚存明刻版片数百块。据骆兆平《天一阁刻书目录》:天一阁计刻书31种169卷。其中《法帖释文》一书，“天一阁现存各旧目均失载，而残板尚存，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148页）。1961—1966年，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选编《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影印线装本，“选刊”收入了107种地方志，1981年重印。1988年9月至1991年，天一阁文物保管所选编《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续）,1991年由上海书店出版，收入地方志109种。至此，除55种残缺藏本外，天一阁有关方志的藏书全部出版完毕。
  天一阁还保存有不少印书的木版，计34卷，主要是天一阁刻印书籍的版片，其他还有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阮元《天一阁书目》、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等书籍的版片。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周易乾坤凿度》（2卷19片36面）、《天一阁碑目》（1卷，续增1卷，23版44面）、《三史统类臆断》（1卷8片16面）、《广成子解》（1卷3版6面）4种，仍保存完整，其余各种都有散佚。
  专记
  天一阁历劫
  书籍的保护是个大难题，除了风侵、雨蚀、虫蛀、霉变等自然原因而受损耗外，更多的损耗来自人为因素。自天一阁建阁起，经历数次劫难，以致在民国初期只剩下原藏书的1/5。民国19年（1930），杨铁夫撰写的《重编天一阁藏书目录序》中称天一阁经历四厄：“太平一役，宁波当战冲，《河图》缀裤，《论语》代薪，是为一厄”；“民国建元亦受波及，捆载以去者，往往落诸江北教士之手，事后交涉，始许赎还，然已非完璧，是为二厄”；“然钻穴者，利其无人，苟得逾垣毁窗，遂可雍容进退，是为三厄”；“陈仓栈道，转移无形，况查验楼板中，明明有虚盖一穴，可容一人上下者乎？是为四厄”。这后两厄都可归之于偷盗，其实可合并为一。冯贞群在《鄞范氏天一阁书目重编序》中称，天一阁遭遇五劫。这五劫中未列入辛亥革命期间天一阁所遭受的损失。抗日战争胜利后，天一阁藏书自浙西龙泉运回宁波，当时宁波的《时事公报》上《记天一阁》一文称，“其散亡最大者可分三期”：编《四库全书》遭受的损失、“太平军攻甬”时的损失和民国3年的遭窃。综合各种文献，天一阁藏书经历了下面几次重大劫难。
  明末之乱，天一阁藏书颇有散失（郑振铎1951年《文物参考资料》2卷7期），范钦手编的书目到这时已经失传，其他书籍散失十之一二。冯贞群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重编序》中称：“明清易代，稍有缺失，犹存十之八（经籍明历朝实录有之半于斯时流出）。”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流散。
  清乾隆时编《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浙江巡抚三宝从范钦八世孙范懋柱手里提去不少藏书。据《四库提要》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计算起来，共有638部。这一类书上，有一个明确的标示，封皮下方正中，有一长方形朱记，朱记上的文字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某某书一部，计书几本。开卷又有翰林院大方印。《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未发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为翰林学士拿回家去的，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庵。这些应发还给天一阁的书中还有不少辗转流入厂肆，为公私藏家收得。据骆兆平考校，进呈书总数为641种，计5762卷。至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代为天一阁藏书编目时，天一阁实有藏书4094部，53000余卷。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流散。
  鸦片战争时期，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国侵略军占据宁波，掠取《一统志》、《舆地书》数十种而去。在此之前，范氏子侄抽出《图书集成》参考，阅毕未归，致使缺佚1500卷。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三次重大流散。
  清咸丰十一年（1861）前后，当地窃贼利用太平军下宁波府之机，乘乱拆毁阁后墙垣，潜运天一阁藏书。这些书有些为江北岸外国传教士所得，有些论斤贱卖到奉化棠岙造纸者家中。后被识家从造纸者家中转买。其中买得最多的一人，因遭受火灾，书籍尽毁。除书籍之外，阁中所藏的碑帖也多有流散。范钦后人范邦绥，与范氏族人多方购求，才使少量流散书籍回归阁中。有部分散落在宁波之外，收购的人不听赎取，当时的宁波知府边葆諴移文提赎，这些书才得以还藏阁中。这是天一阁书籍第四次遭受重大流散。
  辛亥革命期间，因社会动荡，天一阁藏书也受到波及。一些歹徒进入天一阁，将藏书捆扎以后盗出阁外。这些书往往落于江北岸外国传教士之手。事后交涉，始许赎还，然而已有不少散失。此为杨铁夫所称的二厄，也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五次重大流散。
  天一阁阁门封闭，在范氏的保管者认为这是十分严密的保护措施。但一些偷盗者恰恰能利用这个机会窃书。据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有某氏者时来甬上，与范氏后裔商购书不成。”民国2年（1913），此人就根据薛福成所编的书目选择自己所需书籍，向窃贼薛继位（冯贞群记作薛继渭）支付大笔钱财，唆使其到天一阁盗书。薛继位利用夜幕掩护，挖洞进入天一阁，登上屋顶，揭去瓦片，用绳子将自己吊入藏书楼。白天，窃贼在藏书楼上躺着睡觉；晚上，点起蜡烛按照唆使者的目录从书橱中拣书，然后装入皮箱运出阁外。这样一直持续了近10天（缪荃孙《天一阁失窃书目》则作“数十日”），范氏族人有不少在天一阁四周居住，但因为未曾到过阁中，而且隔着高墙，竟然毫不知情。陈训慈认为窃贼所盗书籍归于一人。但缪荃孙认为窃贼将书售给了上海各藏书家。至于窃贼偷书使天一阁藏书流失的数量，冯贞群在《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序》中说：“丧失过半（赵万里曰：至少有1000种散出，宋元明集最多，明季杂史次之，《登科录》、地方志约去100余种）。越四年书又遭窃（为范氏追还，所失无几），此五劫也。”比较几种说法，失窃年代、窃贼姓名、盗窃手法略有不同，但都提到失窃书籍数量巨大。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六次重大流散。
  至民国19年（1930）秋，当时宁波市市长杨子毅，命杨铁夫等人前往天一阁调查，为编目做准备。合诸范氏自行清理所写书目，通计为书962种，共7991册，比薛目约得1/2。其中完璧者，尚有310种，比薛目约得1/4。杨铁夫《重编天一阁藏书目录序》中记述：“其中最完善者，为地志一类，百存九十五分以上。不知地理与他书异，他书宜古，地理宜今，明代志书，以之考古则有余，以之徵今则不足。”“《图书集成》尚存4074册，约得原书之半。《三才广志》，阮目注1184卷，237册；至薛目时，存132册，今则止存42册。殆必有人以渐进之策，谋夺此书者。”民国24年（1935），冯贞群登阁编目，历时6个月，编成《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此目民国29年（1940）铅印问世，共10卷，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郑振铎《关于天一阁藏书的数字统计》中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冯贞群编了一部《天一阁劫余书目》，则所存不过一千五百九十一部，一万三千零三十八卷，较之薛目，又少了五百六十二部（较阮目少了二千五百零三部）。加上清代续加的《图书集成》等书二百二十七部，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五卷；再加上范氏家著三十六部，一百十九卷，总共所藏总数为一千八百五十部，二万四千七百五十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