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天一阁位于境内月湖西侧，由明范钦于嘉靖四十年（1561）至四十五年（1566）之间创立，距今已440余年。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虽为私家藏书楼，但公开阅览之风，天一阁实为其滥觞。中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赵万里评价，“天一阁之所以伟大就在能保存朱明一代的直接史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八卷第一期）。天一阁藏书丰富，不但有史书经籍，而且建筑、音乐、医药等方面的书籍都有收藏，直至当代，各界学者都能从中得益。1982年2月，天一阁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8年又被列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范钦所处年代，士大夫藏书、刻书之风盛行，名宦之家多建有藏书楼。范钦也性喜藏书，为官任上就广泛搜集书籍，致仕后建天一阁，保存所收藏的书籍。范钦过世后，范氏家族采取各种措施，尽最大可能保护藏书。后因历代变乱，藏书也不免流失。解放后，天一阁由国家管理，各项管理制度得以完善，宁波市文化管理部门投入资金，逐渐收回藏书，增建书库。至1979年，早年散存在宁波当地的天一阁藏书基本归阁。
  天一阁藏书楼自建立至今，虽经几次大修，但基本形制没有改变。20世纪30年代，社会贤达将孔庙尊经阁迁至藏书楼以北，尊经阁北面建“明州碑林”。1959年后，陆续将一些古建筑迁至天一阁附近，并在周围堆山凿池，修建园林。现在的天一阁，不但是书籍及其他各类文物的收藏保管之所，也是宁波的旅游胜地。
  第一章 天一阁形成
  宁波之地“矧是邦为诗书之乡，逸民之黄，纯孝之董，文士之任，自汉以来为美谈”（南宋王应麟《庆元路重建儒学记》）。至宋代，境内丰氏就富藏书。至明代“而宦业科第，于今尤为显焉”（明成化《宁波郡志》）。范钦生活在富有文化气息的宁波海曙境内，酷爱藏书，中了进士后去各地当官，更为他收藏大量书籍提供了便利条件，因此收藏了大批书籍。致仕后修建天一阁藏书楼，保存藏书。范钦建阁之时就从藏书楼防火、防虫蛀、防霉变、防书籍流散等特殊需要出发，加以设计，颇有独到之处。清乾隆朝修《四库全书》，书成下旨，收藏的书楼仿天一阁形制建造。周密的设计和保护，使天一阁长存至今，成为中国现存最古老的私家藏书楼。
  第一节 范钦集书
  关于范钦，自明《嘉靖十一年进士登科录》起，《明通奉大夫兵部右侍郎东明范公墓志》、《甬上耆旧诗范钦传》、《四明谈助范钦传》、《中华民国鄞县范氏支谱范钦传》及历代地方志，都有传记。范钦，字尧卿，号东明，生于明正德元年（1506）。嘉靖十一年（1532）考中进士，知随州，有惠政，升工部员外郎。其时大工程频兴，武定侯郭勋督工，专横跋扈。范钦以事触犯郭勋，郭勋向皇帝进谗言，范钦因此受到廷杖处罚。此后，出知袁州。当时严嵩擅权，袁州是严嵩故里，严嵩儿子严世蕃仗势欲侵吞当地公产，范钦不畏权势予以阻止。后调任按察副使，备兵九江。继升广西参政，分守桂平。转福建按察使，进云南右布政使，迁陕西左布政使。因居父母丧去职。嘉靖三十八年（1559）起复，升任副都御史，巡抚赣南汀漳诸郡，镇压农民起义，又部署赣、闽、粤3省防倭设施。范钦被委任为九江按察副使时，严嵩以诗相送：“歌襦棠郡留遗爱，建节霜台拜宠荣。此去威名庐岳重，向来风节秀江青。春城祖席维征骑，晓驿楼船动水程。别后相思何处所，烟消湓浦暮潮平。”范钦卒于明万历十三年（1585）。自明至清各种志书及《四明谈助》、《甬上耆旧诗·范钦传》众多文献，均载范钦享年八十有三。民国《鄞县通志》有范钦传，但传中没有记载范钦的年龄。1995年出版的《宁波市志》记为“范钦（1505—1585）”。刻印于民国29年（1940）的冯贞群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收录《光绪鄞县志范钦传》，并在其后注道：“范氏谱曰：钦生于正德元年丙寅九月十九日，卒于万历十三年乙酉九月二十八日，年八十。娶袁氏封宜人，侧室徐氏合葬三十二都茅山，御赐祭葬崇祀名宦乡贤祠案范氏谱钦年八十而终，县志作年八十三，误也。”据此，范钦生卒年月应为正德元年至万历十三年，也就是公元1506—1585年。从时间上推算，范钦致仕后在宁波居住时间长达25年，其中20余年是在天一阁建成后度过的。这使范钦有充裕的时间收集乡邦文献藏入天一阁。
  明代中期，士大夫藏书、刻书成风。范钦性喜藏书，他从政近30年,宦迹遍及半个中国，为搜集藏书提供了充裕的时间、空间和财力基础。据《明通奉大夫兵部右侍郎东明范公墓志》记载，范钦曾在湖北、北京、江西、广西、福建、云南、陕西、河南等地当官，每到一处就购买书籍，这些地方都是天一阁藏书的来源地。
  范钦藏书有自己的眼光与计划。他广泛收购海内异本.每到一处，便注意收集当地的公私刻本，无法买到的便设法抄录。他尤其致力于收藏朱明一代文献，包括明朝的实录、邸抄、揭帖、招供、地方志、进士登科录、名人传记及诗文集等，其中许多是一般藏书家不屑一顾的时人之集、三式之书、下邑陋志，而范钦却不遗余力，尽心搜集。范钦的官员身份,使其能接触内部官书文件。天一阁藏书中，有《军令》1卷,嘉靖二十六年（1547）颁行，同年刻本;《大阅录》2卷,收有明张居正、霍冀等奏疏，隆庆二年（1568）兵部刻本;《营规》1卷，嘉靖四十年（1561）兵部颁布，同年刻本;《宁波通判谕保甲条约》1卷,嘉靖三十四年（1555）通判吴允裕撰，同年刻本;《吏部四司条例》3卷、《考功验封条例》3卷，明蹇羲撰,抄本;《船政》1卷，明南京兵部车驾司编，嘉靖官刻本;《工部为建殿堂修都城劝民捐款章程》1卷,嘉靖三十八年（1559）颁发，同年刻本;《户部集议揭帖》1卷，每页骑缝有明户部印铃记，嘉靖年间抄本。
  范钦之后100余年，这些“时人之集”显示出价值。清代甬上学者李邺嗣（见第六章第二节），一生潜心家乡文献，曾入阁观书，见到郑荥阳、黄南山、谢廷兰、魏松雪诸先生诗集，录入选中，入选诗作都是以前选家所未选者。范钦当时广泛收集的通行图籍，以及实录、邸抄、揭帖、招供等作为“直接史部”（赵万里语，出处见上）历年既久，咸成珍本。
  范钦所收书籍极为广泛，经史百家兼收并蓄，保存至今，能够被各学科的学者所利用。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科研人员深入天一阁，辑录天文、地学、理工、医药、农业、水利、印刷术、陶瓷器、古迹建筑、手工业、港口史、边界划定、民族发展、农民起义、地方文化、政治制度、科举沿革、人物传记等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资料。
  第二节 建阁藏书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范钦晋职兵部右侍郎。同年十月，未赴任去职归里。范钦致仕后回到宁波，在月湖西侧建造住宅，以后又在住宅之左建造藏书楼，地点就在当时月湖的芙蓉洲，时间当在嘉靖四十年（1561）至四十五年（1566）之间。
  藏书楼建成后，范钦写有《七月晦集诸彦于十洲阁分得何字》、《夏日集十洲阁》、《秋日集十洲阁》等诗篇。明代诗人沈明臣写有《为范司马题十洲阁二首》，有“高阁俯平流，居然旧十洲”和“何处有高楼，乾坤此十洲”之句。从这些诗句来看，藏书楼建成之初似名为“十洲阁”。藏书楼建成后又在楼前凿池，周围种植竹木。范钦因搜碑版，得到吴道士龙虎山天一池石刻，字为元人揭傒斯所书，背面有记载。范钦见到后十分喜欢，以为这与自己建阁凿池的意图恰好吻合，因此用“天一阁”来命名藏书楼。全祖望在《天一阁碑目记》中记载了这件事，其他文献也有记载。
  民国19年（1930），戏曲史家、教育家钱南扬登楼后撰写《天一阁之现状》（民国22年12月《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五卷第一号）详细记载了当时藏书楼上书橱排列情况：“天一书藏”匾下一橱不编字号。髹红漆，两扇橱门各画一条金龙。居中3间排列大橱10口，内6橱前后有门，两面贮书，便于空气流通。后面排列中橱2口、小橱2口。西面1间，排列中橱12口。橱下各置石英1块，以免潮湿。藏书楼上，大中小橱共26口，这些书橱高下深广及数目尺寸，俱含六数。各橱形体阔大，橱上书橱编号，都是双开门的，横隔为4，只有第一至第五号橱只有3格。其中第二至第五橱以“日月星辰”编号，以上五号专藏爱新觉罗·弘历奖给天一阁的《图书集成》。书橱围起来的空间中，设有椅案，案上陈列弘历奖给天一阁的《平定回部得胜图》、《历代帝王名臣像》及《范文正公墨迹》。第六至第十橱以“温良恭俭让”编号，所藏大部分为各地方志。第十一至第十四橱以“仁义礼智”编号，这4橱所藏各类书籍兼有。其余第十五至第二十二橱，以“信角亢氐房心尾箕”编号。藏书楼建成时，这8橱当藏有书籍。至民国19年（1930）钱南扬重登此楼时，这8橱中已是空的。《天一阁之现状》一文所记天一阁共有书橱22口。
  范钦将天一阁作为自己的藏书之所。他的藏书中，有相当部分是手抄的海内异本。这些手抄本有些在他宦迹所至之处抄录，也有建阁后抄录。此外，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据《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统计，范钦当时收集的明代地方志多达415种，比《明史·艺文志》著录还要多。天一阁现存的271种明代地方志中，海内孤本占164种。明代文献的另一部分是登科录，明代共开89科，天一阁藏有首科洪武四年（1371）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其中，建文二年（1400）会试录和进士录极为罕见。目前天一阁犹存明代科举录370种，占全国现存明代科举录总数的80％，其中90％以上为海内孤本。
  第三节 书楼形制
  天一阁的主建筑是藏书楼。范钦建阁，书楼前后就建起平台和假山，楼前平台与假山之间为水池。共占地面积约840平方米，其中书楼占地面积为281平方米。书楼坐北朝南，为六楹木结构建筑，其梁柱都使用松木和杉木等木材，楼分上下两层，楼上1间，楼下共6间，取“地六成”之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出自汉朝郑玄注《易经》注释，按照五行学说，水能克火，范钦希望以“天一地六”的形式，以水克火，避免火灾。西偏一间，安设楼梯。东偏一间，以近墙壁恐受潮湿，并不贮书。前后檐上下俱设窗门，屋顶为硬山式，纯用砖甃。藏书楼楼下为厅事，楼上为藏书处。楼上正中有匾，题“宝书楼”3字，为明隆庆五年（1571）郡守东粤王相原所书。这块匾前面，还有清道光二十年（1840）经学家阮元（见第六章第一节，时已致仕）所题匾额，上书“天一书藏”4字。民国23年（1934），天一阁重修，竣工后阁内式样一切仍遵旧式，新配木料多用花梨、杉木、银杏之类，绝未加入洋松。钩阑改用乌老雅绿石，堂前门及后挂面，俱加菱窗。中间照壁门八扇围屏式，前刻黄梨洲《天一阁藏书记》、后刻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阁下藻井，特请画师袁建人手绘，其彩色图案仿宋李明仲《营造法式》。《重修天一阁初步工程记》（刊于《浙江省立图书馆馆刊》第三卷第六期）称其为“海内绝无而仅见者”。
  1974年，市政府拨专款对天一阁藏书楼已被白蚁蛀空的前内柱、檐柱和楼板等进行大修。1977年，国家投资建造新书库。新书库由市设计院设计，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专家审议，在设计时，特别注意吸取天一阁古建筑的优点，方向朝南，前后开窗，二楼、三楼库房各通为1间，以利通风防潮；两旁砖墙作壁，以利防火；屋顶用小青瓦，筑马头墙，力求与周围古建筑相协调。1981年2月竣工。新书库是3层钢筋混凝土结构建筑，使用面积980平方米，可贮存30万卷图书，原“宝书楼”上藏书陆续搬入新建书库。现在“宝书楼”已不存放书籍，但仍放书橱一架以供登楼者观看。
  第二章 藏书与利用
  范钦建阁藏书后，其子孙严守祖训，书籍一直完整保存,并稍有增添。20世纪50年代初，任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局局长郑振铎《关于天一阁藏书的数字统计》中称,“相传天一阁藏书原有七万余卷”（载1951年《文物参考资料》二卷七期）。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诏修《四库全书》，要求各地进呈藏书。同年十一月，范钦八世孙范懋柱献书，天一阁藏书开始外流。此后，天一阁历经劫难，至民国初遭窃，书籍仅存1/5。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巨大劫难，日军进逼宁波，社会力量全面介入天一阁书籍保护，由省教育厅和省图书馆派员将书籍辗转押运至浙西龙泉保存，抗日战争胜利后运回天一阁。这次劫难，天一阁只失去两部方志。至20世纪50年代，陆续收回以前流散出去的藏书，甬上不少藏书家又向天一阁捐赠书籍，以至藏书数大增，现在藏书已达30万卷。
  “其家奉司马公遗训，代不分书，书不出阁。有借钞者，主人延入，日资给之”（《颐采堂文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40页）。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也提到“四方好事者时来借钞”（天一阁中厅刻板）。由此可见，天一阁书不出阁，但却是允许外人借阅、抄录的，开创了私家图书馆向外人开放的先河。明清士大夫直至近世学者莫不以登天一阁观书为幸事。范钦及他的继承者也刻印了一些天一阁藏书传布于世，以便人们阅读利用。由于年代久远，藏书霉变虫蛀日趋严重。1956年后，天一阁管理部门对大批藏书逐批进行了修补，使一些残破书籍得以继续保存。现在，天一阁正在对书籍进行数字化录入,完成后藏书内容将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第一节 原有藏书
  天一阁藏书自范钦开始。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将“范东明搜藏图书之来源”归结为4类：“一则为丰氏万卷楼之旧藏，二则为范大澈之故物，三则为东明所随时搜购，四则为多方借钞。”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民国24年11月《越风》）又增“蓄意搜存之乡会试录”一类。这5类大致概括了天一阁初建时的藏书来源。
  丰氏之书 丰氏藏书最早可追溯到宋代。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中说:“阁中之书，不自嘉靖始，固城西丰氏遗物也。”丰氏为甬上望族，是宁波南宋四姓之一，代有闻人。至丰坊聚书达5万卷，因名藏书楼为“万卷楼”。万卷楼藏书起自宋代元祐年间（1086—1093）,这批书籍，从甬上流至绍兴，再到奉化，又到定海者，最后复归于甬上。丰坊晚年患“心疾”，凡宋崭写本，多被门生辈据为己有，幸存的仅十之四，又遭火灾，所剩无几。这最后剩下的一部分书与金石拓片都归到范钦之处。由此，天一阁藏书最早源头可以追溯到宋代。
  范大澈之书 范大澈为范钦的侄子。曾出使朝鲜，嗜好钞存异本，清沈叔埏《书天一阁书目后》（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9页）记载了范大澈抄书的规模：“每见人有写本未传，必苦借之。在长安邸中，所养书佣，多至二三十人，接几而食。既家居，筑室西皋，复与里中贤士大夫，品第所得者，垂二十年。”范大澈雇佣二三十人抄录书籍，数量巨大，有不少书籍是当时天一阁所未藏者。范大澈因没有从范钦处借到书，因此遍搜海内异书秘本，不惜重金购置。凡得一种，知为天一阁所未有，就叫范钦观看，范钦看后只好默认此书为天一阁所无。范大澈过世后，其藏书也逐渐流入天一阁。阮元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代为天一阁编目，见到阁中所藏之书，有不少有范大澈的印记（见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46页）。
  自购书 范钦曾在北京和七省为官，每到一地就购买书籍，当时明代已趋向衰乱，士大夫收藏的一些佳本有很多流出，范钦就在当地收集这些佳本。当时深负盛名的野竹斋沈辨之、茶梦庵姚舜咨的藏书，都被其收归己有。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范钦致仕隐居宁波，之后20余年继续收购书籍。范钦自己收购的书籍，在天一阁藏书中占据相当的分量。
  传钞之书 明代抄书风气盛行。天一阁中所钞书籍有很大一部分是从王世贞处抄来的。当时，范钦与王世贞相约，定期将家中藏书目录相互比较，各自从对方书目中找出自己所无之书抄录下来（事见阮葵生《茶余客话》和王世贞《答范司马简》）。王世贞的山园藏书号称达到3万卷，因此范钦在与王世贞的互相钞书中，得益良多。此外，天一阁也从海内故家借钞书籍。后人论明代钞本之精，天一阁名列其中。
  蓄意搜存之乡会试录 明代，《登科录》与各省的《会试录》、《乡试录》，往往赠送转索。范钦官迹所至，交游广泛，独具远识，于当代则蓄意征存，于前代复重值罗致，由此搜存了大量登科、乡会试、武举等录及进士履历。这方面书籍的收藏，当时的天一阁已经以“藏书最多”闻名。保存到现在，天一阁中还藏有乡会试录1000余种。这些都是最可靠的传记资料。民国20年（1931）、22年（1933），赵万里两度登阁阅书，他在《重整天一阁现存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57页）中谈到，明代《登科录》在黄河流域各省旧家的祠堂里或有可能收藏，别处就很难见到同样的一册两册。当代，天一阁是收藏此类文献资料最多之处。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十分丰富，比《明史·艺文志》著录的还要多，在中国首屈一指。据《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阁藏明代地方志四百三十五种，其中见存者二百七十一种，散出者一百六十四种。”这些地方志中以修于嘉靖者最多，计有130多种，占现存明代地方志总数270多种的半数以上；正德次之，计有23种；弘治、万历又次之，修于崇祯者最少。天一阁的明代方志十之八九在国内找不到第二部，如弘治本《上海县志》、嘉靖本《武康县志》、正嘉间杨循吉所修的《吴邑志》都是存世极少的志书。嘉靖二十七年（1548）谢庭桂所修的《隆庆志》可称是孤本。（以上据赵万里《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纪略》）这些珍本中除刻本之外，还有一些明抄本，如弘治《偃师县志》、正德《新乡县志》、嘉靖《钧州志》、嘉靖《涉县志》、嘉靖《长泰县志》，嘉靖《仁化县志》等都是在当时得不到刻本的情况下用蓝格棉纸抄录的，至今尤为珍贵。
  范钦建阁后曾编《四明范氏书目》，此书中并未有藏书数字记载。范钦之子范大冲曾编《天一阁书目》（今藏天津图书馆），抄录书目有：“经类七种，体制音韵法书类四种，人物类十一种，目录类十种，氏族类二种，图志类四种，杂家类附小说各家八种，刑家类八种，兵家类四种，医家类二十二种，别集类三十五种，词典类二种，共计一百十七种。”（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6页）范钦建阁初期，阁中藏书，各类文献未见确切数字。范钦之后，其子范大冲也曾新收书籍入阁。之后，曾孙范光文又增购阁中所无书籍。（见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见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347页），曾孙范光燮和玄孙范正辂也都曾为天一阁增添藏书。至阮元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代为天一阁编目时，天一阁藏书实存4094部，53000余卷。
  第二节 后续藏书
  清光绪年间，薛福成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卷末附有“新藏书目”，编入当时新入藏的清末学者徐时栋、董沛、宗源瀚、薛福成、钱学嘉等人所撰成或所整理校刊之书46种，以区别于范氏原有藏书。此为后续藏书。民国29年（1940），冯贞群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续增之书有124种。收录范围从清末延伸到此编目刊印时的古籍。
  20世纪50年代，宁波藏书家张琴、张申之、刘楚芗、和世训、李蕴、徐馀藻都先后将所藏之书赠送给天一阁。1957年宁波图书馆古籍部成立，这批古籍转至该馆收藏，天一阁也留下了数十种善本。1957年以后，地方藏书家或其家属遵藏书家遗愿捐赠给国家的入阁书籍达17万余卷。上海仪器厂副厂长张季言，镇海（今北仑区霞浦镇）人，以自己积蓄购书收藏。为纪念其启蒙老师张樵庄在清末办学的功绩，他将其上海愚园路寓所中藏书室以“樵斋”命名。后来拟在故乡霞浦建立“樵斋”图书馆。他去世后，其妻考虑霞浦较偏僻，于1957年7月将14162册、计57040卷图书连同书箱和张季言先生遗像全部捐赠给天一阁。1964年初，市政府实行私房改造，房管部门在西门郎官巷张氏祖宗堂阁楼上发现两大箱古书，其中有明嘉靖年间张时彻修纂的《宁波府志》原刻本。这些书籍是张孟契祖上所遗。“不久，张先生慷慨地把书籍捐赠给天一阁，共计一百三十八种，一百三十九部，一千三百九十三册，三千八百七十八卷，是入编赠书中数量最多的一家。”（据20世纪90年代任天一阁文保所所长的骆兆平撰《天一阁新藏书目序》，见《天一阁藏书史志》第117页）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很多家谱被当作“四旧”处理。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虞逸仲将这些家谱搜集起来，运回天一阁珍藏。虞逸仲等人还到宁波五中（今效实中学）、宁波女中、江北四中、宁波一中、灵桥废品收购仓库、濠河废品仓库、灵桥废品收购商店、江东东胜废品仓库、南门华伦造纸厂、姚江东风造纸厂、奉化棠岙棠云造纸厂、庄桥废品收购商店等处搜寻文物，并论斤以废纸价回收。在大堆废书废纸中发现天一阁原藏散出的明抄本《周易要义》零页，就把所有废纸搬回，一页一页寻找。居然将缺页全部找到，装订成册。朱赞卿（1885—1968），浙江萧山人，经济收入大半用于购买古籍与文物。晚年时嘱咐家人将自己的藏书和文物捐赠给天一阁。1979年9月，其家属将“别宥斋”藏书10余万卷和1700余件字画、文物赠送给天一阁。其藏书中有汲古阁影印宋钞本《集韵》、天一阁散佚明代方志《茶陵州志》、《象山县志》稿等善本。书画有北宋黄庭坚墨迹《竹枝词》、明天一阁主人范钦手卷、徐文长《白燕诗轴》等珍品。同年10月，孙家溎家属赠送“蜗寄庐”14000余卷藏书给天一阁。孙家溎，字翔熊，号蜗庐主人，清光绪五年（1879)11月生，虽藏书数量不多，但版本精美，善本有元刻本《隋书》、明刻本《天一阁集》，全祖望批校明万历刻本《书经直解》等，共954部。字画有万斯同、郑梁、黄百家等名家的诗翰。1979年10月，杨容林家属将“清防阁”藏书古籍415部、字画25件捐赠给天一阁。杨容林，字容士，又名道宽，清光绪十八年（1892）七月生。曾任宁波通利源油厂经理、太和酱园经理。他继承父亲杨臣勋“清防阁”藏书，又购入“二铭书屋”原藏碑帖，其中有善本书数十种，罕见的有明弘治十年（1497）刻本《诗林广记》和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刻本阮大钺《和箫集》等。
  其他捐赠古籍、书画、文物的还有马廉、张申之、张炯伯、沈子槎、俞佐宸等人，古籍中不乏善本、孤本。至1987年底，阁藏古籍增至20余万卷，其中善本7万余卷。
  天一阁还向社会各界、古旧书店、文物商店等处采购古籍，据1979年统计，共购得古籍图书9369部（占现有阁藏图书总数1/3以上）。其中毛抄《集韵》、明刻本《金连记》均为稀世之珍，此外还有《明代扇子画册》、半浦二老阁《郑氏家谱》一部24册。1962年6月，天一阁向市古籍书店购进书籍有《冯氏宗谱》、《马港厅志》、《邹县志》、《黔西州志》、《宋史新编》、《故宫扇面集》等书籍及本纸（补书用纸）30斤。
  30年中，天一阁共访得原藏书185部，计710册3067卷（不分卷作一卷统计）。至此,早年散存在宁波当地的原天一阁藏书基本归阁。
  第三节 藏书保护
  防火
  范钦将藏书楼取名天一阁，取夭一生水，以水制火之意，表达了免于火灾的愿望。藏书楼建成后,范钦着重书楼防火。首先，选择合理的位置，将藏书楼建在住所东面，远离厨房灶火。其次,建造防火设施,藏书楼建造之初，就在书楼附近凿一水池，蓄水备用。再则，制定了相应措施，严禁烟火入阁，这一禁令一直坚持了下来，藏书楼楼梯边一块“烟酒切忌登楼”禁牌直到现在依然挂着。清末，学者缪荃孙曾随宁波知府夏雨枝去天一阁，后来在《天一阁始末记》中写到“范氏派二庠生衣冠迎太守，茶毕登阁，约不携星火”。
  防霉、防虫蛀
  书籍要长期保存，防霉、防虫蛀也是必要之举。梅季书籍受潮，范氏有每年伏天晒书之举。虽然每年晒书，虫蛀、霉变仍然难免，这是书籍的又一个大害。范氏在书中夹芸草以防蛀,橱下放英石吸湿防霉。此事，清代寅著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给乾隆的奏章中就曾提及：“橱下各置英石一块，以收潮湿。”英石产于广东英德县，是一种石灰岩石块。对英石和芸草的功效，众多研究天一阁的学者不同意其有吸湿和防蛀的功效。赵万里在《重整天一阁藏书纪略》中说:“我们发现好几个柜子里都有蠹虫，因此对于传统的保存图书的秘诀，发生疑问。故相传，阁里的书全部夹着芸草，可以防蛀;柜下镇着浮石，可以吸收水分。这完全是神话。”多次登天一阁编目的冯贞群也说:“案:嘉庆壬戌目中有霉蛀之本，则芸草避蠹、英石收湿之说实未足信，岂以时久而失其效耶?”阮元、麟庆对此持肯定态度。阮元《定香亭笔谈》卷二:“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之家唯此渣然独存。余两登此阁，阁不甚大，地颇卑湿，而书籍干燥无虫蛀，是可异也。”麟庆撰于清嘉庆十四年（1809）的《天一观书》中说：“又有芸草一株，淡绿色，香尚馥郁，三百年来书不生蠹以此。"芸草，学名Cymbopogondistans,是古人常用的一种书籍防虫物，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就曾提及“古人藏书辟蠹用芸”。至于英石，地质工作者却认为它并无吸潮作用。民国38年（1949），范氏天一阁阁书产业保管委员会决定在书橱内散放樟脑丸4磅。
  1975年，经广西第一图书馆推荐，天一阁开始试用广西金秀瑶族自治县出产的香草，效果良好。金秀香草，又名灵香草，亦即黄香草（Lysimachia foenum graecum），金秀县将香草寄至天一阁后，天一阁使用了24年仍然香气扑鼻，而且对人体健康无害，对书籍纸张也没有副作用。
  解放后，天一阁管理人员每年凡遇气候干燥的日子，都打开窗户和书橱门通风去湿，同时挨次检查，视书籍受潮和虫蛀情况分别处理。这项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并未中断。
  防流散
  为防书籍流散，范钦曾规定天一阁藏书“代不分书，书不出阁”，其后除范懋柱曾向乾隆献书之外，范氏子孙一直恪守祖训。以后，社会逐渐介入天一阁管理。民国26年（1937）“七七”事变后，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见第三章第二节）于8月15日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决定“天一阁书籍运寄他处，以资安全”。17日，将全部明代地方志、登科录，以及其他善本45种移至鄞西茅草漕眺头范大冲墓庄（光禄庄）暂存。民国28年（1939)1月5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定“再择阁中明以前版本及抄本，仿前式装箱移藏茅山司马庄”。13日早晨运抵鄞南茅山范钦墓庄（归云庄）。4月7日，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召开第二十七次会议，到会委员仅陈宝麟、冯贞群、叶谦谅（藏禹谟代）、范若鹏、范鹿其、范盈汶6人，浙江省教育厅和省立图书馆均派员列席。会议讨论“奉教育部令，天一阁藏书由范氏自行觅藏、仍虑未妥。抗日战争期内，应由教育厅代为迁移保管，战后负责交还”。是年4月，奉教育部令，将所藏宋元明抄本分装28箱，由办事员施永绚偕教育厅特派员周凯旋、浙江图书馆馆员史美诚共同押运至龙泉山中秘密保存。储藏方式、搬运费用均由省图书馆决定和承担。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天一阁藏书从龙泉山运回阁中。
  民国36年（1947)2月2日，地方热心文化人士与范氏后裔200余人，在天一阁集会，共商管理办法，同时成立天一阁管理委员会。会址设在天一阁。天一阁管理委员会订有简章，以“筹集基金，缮葺阁屋，保存修补并流通古籍，及添购采访新旧图书、日报、杂志、考试名册、各大学同学录并其他有关文献文书”为宗旨。设委员27人，其中主任委员1人，副主任委员2人，总务、图书、劝募、会计甲级正副组长8人，共11人为常务委员会。至民国38年（1949)4月24日，历时2年，共召开全体会议2次，常务委员会议3次，存有会议记录3册。同月27日，范氏后人如柽、宝根、葆甫、康龄、鹿其、思慈召开会议，成立范氏天一阁藏书产业保管委员会，公推范鹿其为主席。主席报告：“鹿其等鉴于先祖东明公藏书建阁以来，于兹已四百余年，历经被窃散佚，虫蚀鼠伤，其故厥在族人素主保守毫无组织所致，爰将发起保管委员会，以资永垂。”决议：“除昌、盛二房房长为当然委员外，并加推召南、芍㵐、若沂、巨棠为本会委员。”同时决定“以南塘河鱼荡租费收入作为常年经费，并向殷实子姓劝募之”。6月19日，又加推厚发、汶灏二人为委员。7月3日召开临时会议，讨论晒书问题。决议：“（一）照例举行，（二）书橱内散放樟脑丸四磅，（三）规定七月二十四日起晒书，由本会全体委员担任之。”因藏书自浙西运回后，迄未整理，需在晒书期间进行核对，故历时10天。事后范鹿其说：“此次整书，检点下来，所缺方志约五部及零星残本。”8月21日召开第五次常会，讨论“本阁藏书楼门户及书橱锁钥过去与现在均由主委鹿其执管，应否仍由原人执管或数人分管，以明责任，而昭慎重”。决议“书橱锁钥，仍归鹿其掌管，总门锁钥由康龄、宝根二委员分执掌管，扶梯门及楼下边门锁钥由盈房执掌”。范氏天一阁藏书产业保管委员会存有会议记录1册，记事至8月21日止。
  1962年，天一阁根据北京图书馆古籍部对珍稀善本的保护方法，制作杏木匣子夹樟木板装箱。共350箱9000余斤，其中一类的地方志、登科录及珍贵书籍34箱1584斤。原拟随浙江图书馆藏书运至安吉、孝丰山区潜藏，后拟改随地、市档案馆运至四明山中藏放。因形势变化未外运。
  书籍修补
  天一阁藏书年代久远，修复书籍成为天一阁书籍保管的一项重要工作。这项工作主要在1958年后进行。据严春航《天一阁藏书修复记录》：自1958年9月17日至1961年6月10日共修补古籍59部192册。自1961年8月至1966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出版《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初编107种，其中凡破损者均加以修补。1964年6月15日至1965年5月6日，受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托，上海古籍书店代为修补天一阁藏书14部37册。1998年7月至2000年6月，上海图书馆代为修补古籍33部49册。天一阁工作人员也修补了大批古籍：1964—1971年，洪可尧修补古籍37部101册；1990—2000年，李大东修补古籍82部128册；1997年11月至2000年，王金玉修补古籍14部14册；1997年11月至2000年，施美君修补古籍22部22册；1997年11月至2000年，邱丹凤修补古籍18部18册；2000年10—12月，董捷修补古籍1部1册。
  第四节 传抄与刻印
  传抄
  范钦在抄录别人家书籍的同时，也将自己的书供外人抄录，其中主要有王世贞。他与王世贞互相传抄自己所没有的对方藏书。除了与其他藏家互相抄录书籍外，天一阁藏书还供其他求抄者进阁抄录。全祖望在《天一阁藏书记》中提到：“自易代以来，亦稍有阙失，然犹存其十之八，四方好事者，时来借钞。”清沈叔埏《书天一阁书目后》（载《颐采堂文集》）也记载：“或曰其家奉司马公遗训，代不分书，有钞借者，主人延入，日资给之，如邺侯父承休，聚书三万余卷，戒子孙，世间有求读者，别院供馔是也。”清康熙时自天一阁传抄的书籍数量更大。现在还保存在天一阁中的康熙间抄本《康熙中传抄天一阁书目》，记载了康熙十五年（1676）至二十五年（1686）之间，范光燮任嘉兴府学训导期间外界传抄天一阁书籍的情况，所抄之书在66种以上。民国24年（1935），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订《天一阁藏书传钞简约》，规定捐款抄书。解放后，天一阁藏书抄录、复印更为规范，各界各学科都因此受益。
  《天一阁藏书传钞简约》称：“初拟公开阅览，而阁中藏本衣脱钉亡，虫伤水渍，非大为修治，难以阅读。前年募集修阁余款，编印目录，保管开支，荡然无存。今定捐款钞书办法，即以所捐之款，移为修书之用，学者欲求未见之书，但斥区区之金，可得秘笈，庶一举两得矣。”“今定捐款钞书办法，即以所捐之款，移为修书之用”这一简约告之于世后，外界从天一阁传钞书籍数量没有确切统计。据1964年调查，温州市图书馆曾于民国25年（1936）向天一阁抄藏弘治《温州府志》22卷，抄本6册。云南文献会向天一阁抄得《正德云南志》40卷。上述抄本现在分别藏在温州市图书馆和云南省图书馆。
  1949年后，至少全国各地有27个单位从天一阁抄录古籍（摘抄资料与拍摄照片不计在内），其中,1954-1983年，云南图书馆抄录乡试录10册，各种志书64卷,《商文毅公遗行集》1卷、《皇明恩命录》4卷。1957年，天津图书馆抄录《琼台志》44卷。1957—1958年，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抄录嘉靖《广州志》存37卷、嘉靖《德庆州志》等各种州志11种70余卷。1958年11月，甘肃省图书馆抄录弘治《宁夏新志》8卷、嘉靖《宁夏新志》8卷。1959—1960年,安徽省科学院抄录明代安徽各种府志、州志、县志150余卷。1960年，瑞昌县地方党史、县志编辑办公室抄录隆庆《瑞昌县志》8卷,人民卫生出版社抄录“针灸四书”（《子午流注针经》、《针经指南》、《黄帝明堂灸经》和《灸膏肓腕穴法》的合称）。1963年，宁夏大学抄录弘治《宁夏新志》。1964年，湖南图书馆抄录嘉靖《澧州志》6卷存5卷、隆庆《宝庆府志》5卷;首都图书馆抄录隆庆《昌平州志》8卷（存6卷）；江西丰城县志编委办公室抄录《丰乘》（存8卷）；明进士题名录编印处抄录崇祯四年（1631）《进士登科录》1册、崇祯七年（1634）«进士登科录》1册。1966年，江西修水县图书馆抄录嘉靖《宁州志》18卷4册。1975年，广西第二图书馆抄录嘉靖《南宁府志》9卷3册。1975年，广西第一图书馆抄录成化《平蛮录》及其他乡试录、《皇明实录》等书籍35册。1977年，浙江图书馆抄录嘉靖《浙江通志》29卷（补缺）、弘治《温州府志》22卷6册、嘉靖《定海县志》12卷4册。1979年，甘肃省图书馆抄录嘉靖《耀州志》1册、正德《凤翔府志》2册。1979年，河南禹县图书馆抄录嘉靖《钧州志》2卷1册；山东图书馆抄录弘治《章丘县志》2册。1980年，山东图书馆抄录《德州志》2册、《宁海州志》2卷1册;江西武宁县档案馆抄录《武宁县志》6卷2册;广西第一图书馆抄录明刻《泰泉集选抄》12卷、《古今名山游记》选抄1卷、《名山胜概记》选抄1卷；湖北巴东档案馆抄录《巴东县志》3卷2册。1981年，河南太康县档案馆抄录《太康县志》，江西高安县县志编辑办公室抄录《瑞州府志》，河南息县档案馆抄录《息县志》（抄两部）；湖北恩施博物馆抄录《巴东县志h1982年，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方志编辑委员会抄录嘉靖《耀州志》2卷1册。1983年,浙江古籍出版社抄录《夜航船》10册。
  各地学者从天一阁藏书中获益甚多。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弘治《赵州志》中，发现了有关石桥建筑的资料;著名古琴学专家查阜西带领一批中青年古琴工作者在天一阁发现了两部从未见过的明刻古琴谱《浙音释字琴谱》和《三教同声》。其间，天一阁有计划出版了一些善本、珍本，藏书内容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现在天一阁正在对书籍进行数字化录入，完成后藏书内容将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
  刻印
  明代中叶，坊刻及私人刻书蔚然成风。范钦也是一位积极的刻书者，他任随州知府时曾主持刻印《王彭衙诗》9卷（版佚，书藏南京图书馆），在袁州知府任上又刻《熊士选集》1卷（版佚，书藏北京图书馆）。范钦创建天一阁后，他的刻书事业形成规模。天一阁所刻的《稽古录》一书，署名的刻工就有52位。经范钦亲自校订并流传至今的有《范氏奇书》，计20种。至今阁中尚存明刻版片数百块。据骆兆平《天一阁刻书目录》:天一阁计刻书31种169卷。其中《法帖释文》一书，“天一阁现存各旧目均失载，而残板尚存，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字，白口，四周单边”（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第148页）。1961—1966年，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选编《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选刊》，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影印线装本，“选刊”收入了107种地方志，1981年重印。1988年9月至1991年，天一阁文物保管所选编《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续）,1991年由上海书店出版，收入地方志109种。至此，除55种残缺藏本外，天一阁有关方志的藏书全部出版完毕。
  天一阁还保存有不少印书的木版，计34卷，主要是天一阁刻印书籍的版片，其他还有黄宗羲《天一阁藏书记》、阮元《天一阁书目》、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等书籍的版片。到20世纪30年代，只有《周易乾坤凿度》（2卷19片36面）、《天一阁碑目》（1卷，续增1卷，23版44面）、《三史统类臆断》（1卷8片16面）、《广成子解》（1卷3版6面）4种，仍保存完整，其余各种都有散佚。
  专记
  天一阁历劫
  书籍的保护是个大难题，除了风侵、雨蚀、虫蛀、霉变等自然原因而受损耗外，更多的损耗来自人为因素。自天一阁建阁起，经历数次劫难，以致在民国初期只剩下原藏书的1/5。民国19年（1930），杨铁夫撰写的《重编天一阁藏书目录序》中称天一阁经历四厄：“太平一役，宁波当战冲，《河图》缀裤，《论语》代薪，是为一厄”；“民国建元亦受波及，捆载以去者，往往落诸江北教士之手，事后交涉，始许赎还，然已非完璧，是为二厄”；“然钻穴者，利其无人，苟得逾垣毁窗，遂可雍容进退，是为三厄”；“陈仓栈道，转移无形，况查验楼板中，明明有虚盖一穴，可容一人上下者乎？是为四厄”。这后两厄都可归之于偷盗，其实可合并为一。冯贞群在《鄞范氏天一阁书目重编序》中称，天一阁遭遇五劫。这五劫中未列入辛亥革命期间天一阁所遭受的损失。抗日战争胜利后，天一阁藏书自浙西龙泉运回宁波，当时宁波的《时事公报》上《记天一阁》一文称，“其散亡最大者可分三期”：编《四库全书》遭受的损失、“太平军攻甬”时的损失和民国3年的遭窃。综合各种文献，天一阁藏书经历了下面几次重大劫难。
  明末之乱，天一阁藏书颇有散失（郑振铎1951年《文物参考资料》2卷7期），范钦手编的书目到这时已经失传，其他书籍散失十之一二。冯贞群的《鄞范氏天一阁书目重编序》中称：“明清易代，稍有缺失，犹存十之八（经籍明历朝实录有之半于斯时流出）。”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流散。
  清乾隆时编《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浙江巡抚三宝从范钦八世孙范懋柱手里提去不少藏书。据《四库提要》及《浙江采集遗书总录》计算起来，共有638部。这一类书上，有一个明确的标示，封皮下方正中，有一长方形朱记，朱记上的文字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一月浙江巡抚三宝，送到范懋柱家藏某某书一部，计书几本。开卷又有翰林院大方印。《四库全书》完成后，库本所据之底本，并未发还范氏，仍旧藏在翰林院里。日久为翰林学士拿回家去的，为数不少。前有法梧门，后有钱犀庵。这些应发还给天一阁的书中还有不少辗转流入厂肆，为公私藏家收得。据骆兆平考校，进呈书总数为641种，计5762卷。至嘉庆十三年（1808）阮元代为天一阁藏书编目时，天一阁实有藏书4094部，53000余卷。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二次重大流散。
  鸦片战争时期，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国侵略军占据宁波，掠取《一统志》、《舆地书》数十种而去。在此之前，范氏子侄抽出《图书集成》参考，阅毕未归，致使缺佚1500卷。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三次重大流散。
  清咸丰十一年（1861）前后，当地窃贼利用太平军下宁波府之机，乘乱拆毁阁后墙垣，潜运天一阁藏书。这些书有些为江北岸外国传教士所得，有些论斤贱卖到奉化棠岙造纸者家中。后被识家从造纸者家中转买。其中买得最多的一人，因遭受火灾，书籍尽毁。除书籍之外，阁中所藏的碑帖也多有流散。范钦后人范邦绥，与范氏族人多方购求，才使少量流散书籍回归阁中。有部分散落在宁波之外，收购的人不听赎取，当时的宁波知府边葆諴移文提赎，这些书才得以还藏阁中。这是天一阁书籍第四次遭受重大流散。
  辛亥革命期间，因社会动荡，天一阁藏书也受到波及。一些歹徒进入天一阁，将藏书捆扎以后盗出阁外。这些书往往落于江北岸外国传教士之手。事后交涉，始许赎还，然而已有不少散失。此为杨铁夫所称的二厄，也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五次重大流散。
  天一阁阁门封闭，在范氏的保管者认为这是十分严密的保护措施。但一些偷盗者恰恰能利用这个机会窃书。据陈训慈《谈四明范氏天一阁》：“有某氏者时来甬上，与范氏后裔商购书不成。”民国2年（1913），此人就根据薛福成所编的书目选择自己所需书籍，向窃贼薛继位（冯贞群记作薛继渭）支付大笔钱财，唆使其到天一阁盗书。薛继位利用夜幕掩护，挖洞进入天一阁，登上屋顶，揭去瓦片，用绳子将自己吊入藏书楼。白天，窃贼在藏书楼上躺着睡觉；晚上，点起蜡烛按照唆使者的目录从书橱中拣书，然后装入皮箱运出阁外。这样一直持续了近10天（缪荃孙《天一阁失窃书目》则作“数十日”），范氏族人有不少在天一阁四周居住，但因为未曾到过阁中，而且隔着高墙，竟然毫不知情。陈训慈认为窃贼所盗书籍归于一人。但缪荃孙认为窃贼将书售给了上海各藏书家。至于窃贼偷书使天一阁藏书流失的数量，冯贞群在《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序》中说：“丧失过半（赵万里曰：至少有1000种散出，宋元明集最多，明季杂史次之，《登科录》、地方志约去100余种）。越四年书又遭窃（为范氏追还，所失无几），此五劫也。”比较几种说法，失窃年代、窃贼姓名、盗窃手法略有不同，但都提到失窃书籍数量巨大。这是天一阁书籍遭受的第六次重大流散。
  至民国19年（1930）秋，当时宁波市市长杨子毅，命杨铁夫等人前往天一阁调查，为编目做准备。合诸范氏自行清理所写书目，通计为书962种，共7991册，比薛目约得1/2。其中完璧者，尚有310种，比薛目约得1/4。杨铁夫《重编天一阁藏书目录序》中记述：“其中最完善者，为地志一类，百存九十五分以上。不知地理与他书异，他书宜古，地理宜今，明代志书，以之考古则有余，以之徵今则不足。”“《图书集成》尚存4074册，约得原书之半。《三才广志》，阮目注1184卷，237册；至薛目时，存132册，今则止存42册。殆必有人以渐进之策，谋夺此书者。”民国24年（1935），冯贞群登阁编目，历时6个月，编成《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此目民国29年（1940）铅印问世，共10卷，依经、史、子、集四部分类。郑振铎《关于天一阁藏书的数字统计》中说：“中华民国二十九年（1940）冯贞群编了一部《天一阁劫余书目》，则所存不过一千五百九十一部，一万三千零三十八卷，较之薛目，又少了五百六十二部（较阮目少了二千五百零三部）。加上清代续加的《图书集成》等书二百二十七部，一万一千五百九十五卷；再加上范氏家著三十六部，一百十九卷，总共所藏总数为一千八百五十部，二万四千七百五十二卷。”
  第三章 藏书管理
  天一阁自范钦创建,就订立了严格的管理制度。范钦诫子孙不得分析藏书，也不许私自将书带出藏书楼，阁中书籍不得借出。藏书楼钥匙由房长一人保管，宾客要求阅书，范氏族人需陪同登阁，客人阅书时要一直陪在旁边。范钦的主要管理原则，为他的长子范大冲所继承，而且进一步完善。范大冲的子孙也都严格遵守这些规定，并没有随年代的推移而废弃。以后藏书散失，范氏子孙也竭力追回。嘉庆中，阮元督学浙江，登阁编目，至嘉庆十三年（1808）书目刻印，官方开始介入天一阁管理。民国22年（1933）,天一阁宝书楼一角倾颓，鉴于范氏无力自修，成立以郭县县长陈宝麟为主席的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社会全面介入天一阁管理。解放后，宁波市人民政府接管天一阁，建立了完整科学的管理制度。
  第一节 建阁初期管理
  到了晚年，范钦就考虑如何防止书籍的分散。全祖望《天一阁藏书记》载：“以为书不可分，乃别出万金，欲书者受书，否则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但范钦长子名大冲，次子名大潜，大潜在范钦去世前3个月就离世了，因此这种说法不可靠。据屠可堂《双柏庐遗闻》记载：“天一阁长公愿得书，次公配陆（氏）愿得金，已处置当矣。陆误听人言,谓分金不公,欲重处置，屡与伯角，甚至成讼。”由此可见，参加分家的是次子之妻,而不是次子。
  范钦的长子范大冲继承了藏书楼，也秉承了范钦“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规矩，而且还订立了更为严格的制度。他在安排身后继承问题时，便规定藏书归子孙共同所有，共同管理。子孙各房相约，凡阁门和橱门的锁钥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得开锁。事实上，各房没有聚齐，锁就无法全开。这样防止了书籍被子孙个人占有，避免了书籍的分散。同时他还增置先代祀田。祀田收入，除用于祭祀外，也充入天一阁管理基金。
  第二节 清及民国期间管理
  道光九年己丑岁（1829）八月，范氏后代在阁中用禁牌列出各项规定，并竖在藏书楼中。
  范氏禁牌一:“烟酒切忌登楼。”
  范氏禁牌二:“子孙无故开门入阁者，罚不与祭三次。私领亲友入阁及撤擅开书橱者，罚不与祭一年。
  擅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罚不与祭三年；因而典押事故者，除追惩外，永行摈逐，不得与祭。”
  范氏禁牌三：“阁上敬贮宸翰秘书、得胜图，凡登阁者，各宜祗懔，毋得轻亵。
  司马公藏书历三百载，乾隆甲午年间，荷蒙绘图烫样进呈，迭叨恩赐奖励，俾远祖德泽弥彰，凡属后嗣，益宜谨慎，永昭世守。
  书阁建造历有年所，虽时经修理，总恐日久难支。今春会同子姓筹费鸠工，需用繁多，工程浩大，后人因修理之维艰，益思创建之非易，宜各恪遵勿替。
  阁上门槛橱门锁钥、封条，房长每月会同子姓稽考，并察视漏水、鼠伤等情，以便即行修补。
  阁下每月设立巡视二人，其护程及阁下各门锁钥，归值月轮流经管，如欲入内扫刷以及亲朋游览，值月者亲自开门，事毕检点关锁。倘阁下稍有疏失，损坏花木器物，罚不与馂一次。
  阁下搁几大座、茶几、矮方八仙桌，毋得借用及移置厅堂，所有乌木大公式口口，亦不许借用。
  阁下六间并前后游巡明堂，俱不得堆积寄放物件、暂行工作，及护程上挂晒衣裳，犯者罚不与馂二次。
  前后假山植有花木，今春略为增莳，如有子姓攀折毁伤，罚不与馂一次。
  花坛、假山及一应石砌，毋得扒掘损坏、捶臼捣衣，违者罚不与馂一次。
  池水为一门仰给，如有向池水洗污及游泳，犯者罚不与馂二次。
  总门内外不得安放凳桌，堆积物件，致碍行走。
  道光九年己丑岁八月上浣穀旦”
  有清一代，社会力量逐渐介入天一阁事务。清康熙癸丑年（1673），黄宗羲登阁，并为藏书编写书目。以后全祖望又频频登阁阅书。至清乾隆编《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浙江巡抚三宝，从范钦八世孙范懋柱手里提去不少书。爱新觉罗·弘历又传谕寅著到天一阁“看房间制造之法”（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卷七十九）。嘉庆八年、九年间（1803—1804），阮元巡抚浙江，命范氏后人为藏书编目。后来阮元又到宁波察看天一阁，以阁不甚高敞，木亦渐朽为虑。至道光十年（1830），范氏子孙节省其祀田之余，重修天一阁。道光二十七年（1847）秋，刘喜海任浙江布政使，署浙江巡抚，同年至宁波登阁阅书，编成《天一阁见存书目》12卷，此目未刊行，刘喜海去职。他曾倡议修理天一阁，及刻印阁中藏书。咸丰十一年（1861）前后，天一阁书籍遭窃流失。有一部分散落在宁波之外，有人不听赎取，当时的宁波知府边葆諴移文提赎，为天一阁收回了一部分散失的藏书。
  民国22年（1933)9月18日，宁波遭强台风袭击，天一阁宝书楼一角倒塌，范氏无力维修。10月1日，鄞县文献委员会开会，发议由公家筹款维修。经过筹备，10月24日成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设委员25人，其中常委委员5人，由鄞县县长陈宝麟为主席，叶谦谅、冯贞群、林绍楷、陈贤凯4常委分任总务、交际、工程、经济各股主任，下设总务、交际、工程、经济4组。委员有马廉、马瀛、张原炜、张琴、杨贻诚、汪焕章、王诗成、冯中钧、赵家荪、俞佐宸、陈如馨、倪维熊、金臻庠、毛秀生、范佑卿、范吉卿、范多禄、范庆祥、范盈汶、范若鹏，其中6人为范氏后裔。其间个别委员变动，如民国22年（1933)11月，常委林绍楷、委员张原炜因故辞职；6年之后，民国28年（1939)7月25日主席陈宝麟调省，改由后任县长俞济民继任。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会址设在中山公园鄞县文献委员会内。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以修复天一阁旧观并扩大规模为宗旨，制定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简章和办事细则，重要事宜均由委员会讨论决定。委员会成立后即向全国募捐。民国22年（1933)11月16日，第二次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大会报告：“（一）蒋委员长自南昌行营来代电，允捐助本会洋二千元。（二）张咏霓先生来函云，在杭州晤陈布雷、周枕琴两先生，云省方可补助洋数千元，并谓旅沪同乡甚赞成此事。”民国26年（1937)6月，维修和移建工程告竣时，编印了《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征信录》一册，分别详细列捐款单位名称、组织募捐人姓名、捐款日期、捐款数。公布共收捐款20158元8角9分。当时还提出，“建筑新天一阁，收藏明后之本，欲成一国学图书馆”。后因抗日战争爆发，此议没有实施。民国24年（1935)10月13日第十九次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会议报告：“本会已于九月二十八日起开始（对天一阁藏书进行）编目，由委员冯孟颛（贞群）主编，范吉卿、范若鹏二委员助理之。”编目人员登楼，采用签名制。民国26年（1937）5月4日，书目初稿编成，定名《郭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管理天一阁的机构多有变更，由市古物陈列所、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天一阁文保所到天一阁博物馆，虽然机构名称历经变更，但都有专人各司其职，认真执行各项合理的规章制度，逐渐杜绝了书籍虫蛀霉变现象。1980年1月，订立《善本书库管理制度》和《善本阅览制度》，加强对书库管理，有助于外界有序阅读。
  1949年5月，宁波解放，当时在尊经阁内设有古物陈列所。范鹿其任主任并负责兼管天一阁。1951年9月，市文教局决定，将原县通志馆和文献会并入古物陈列所，并委马涯民为负责人。1959年4月，邱嗣斌任所长。1960年2月，建立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市长周文祥兼主任。同年11月，虞逸仲任专职副主任。其办公机构和天一阁合署,邱嗣斌任办公室主任，古物陈列所同时撤销。1970年2月，市革委会决定撤销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市图书馆，合并建立市图书文物馆（实际上仍分两处工作）。1971年7月，方秉任革命领导小组组长。1978年2月，省文化局批准成立天一阁文物保管所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市图书馆分别恢复建制。同年6月，天一阁文物保管所正式成立，单独建制（1979年2月，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搬离天一阁）。邱嗣斌、鄂向东、蔡灿臻、骆兆平先后任所长。1994年11月，市编制委员会办公室批复市文化局，同意将市博物馆并入天一阁文物保管所，并更名为天一阁博物馆。孟建耀、徐良雄、邹向东、徐炯明、虞浩旭先后任馆长。
  善本书库管理制度
  一、善本书库具有文物仓库的性质，不属内部参观范围。领导部门检查工作和有关业务部门交流经验需要登楼时，必须经本所领导同意。
  二、设书库管理员一人，负责日常管理工作，及时关锁门户，做好防火、防水、防虫、防潮、防霉工作。晴天开窗通风，平时保持清洁卫生。
  三、读者查阅资料时由书库管理员负责接待，办好借阅手续，做好善本书离库不过夜，书籍归还时正确上架。
  四、室内藏书未经所领导同意并经集体讨论，不得随意改装、批校、题跋、盖章或改变排架系统，以保持藏书的本来面貌。
  天一阁文物保管所一九八〇年一月
  善本阅览制度
  一、天一阁藏珍本图书仅供国内各研究机关、大专院校和专业研究工作者在研究有关专题时参考。读者必须持本单位介绍信，并说明研究专题，提出阅读书目，经本所有关负责同志同意后始可在阅览室内阅读，不得外借。
  二、读者在阅览室内必须遵守下列规定。
  1.保持安静、清洁，不得吸烟、饮水、饮物和高声说话。
  2.不得在书上涂写、批点、折角，不得用指甲抓纸，或用唾液揭书，不得用腕臂搁置书上。
  3．抄摘资料时只可用铅笔，不得使用钢笔、毛笔、圆珠笔。需要全部抄录或复制者必须事先经本所同意。
  4．图书阅后必须依次安放整齐，办好归还手续。
  三、凡遇下列情况之一者本所可不同意阅览。
  1．残破虫蚀之图书，未经修补者；
  2．已经翻刻、重印、影印和复制者；
  3．本所认为读者所提书目与研究专题无关者；
  4．霉季、盛暑或其他不适宜阅览珍本的季节。
  四、如有未尽事宜，本制度得随时修订之。
  天一阁文物保管所
  一九八〇年一月
  第四章 其他收藏品
  除收藏书籍之外，天一阁还藏有大量拓本及刻石，这是天一阁收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拓本大部分是天一阁旧藏。天一阁旧藏刻石为数不多，但都十分珍贵。大部分刻石为以后迁入，民国期间建明州碑林，刻石有所增添，20世纪80年代建东园，辟碑廊，收集了宁波相当部分的刻石。
  此外，天一阁博物馆还有各类珍贵文物。大多为境内遗址出土或由文物部门在境内征集。其主要来源有天一阁原藏，后来又增加市和义路唐代遗址和市天封塔出土的文物，此外，还有历年来市文管会、市文物商店陆续向社会征集到的文物。现藏文物中，瓷器及工艺类达2000余件，书画4000余件。所藏文物均比较珍贵、罕见，如和义路唐代遗址出土的越窑青瓷器物，多为越窑秘色瓷，堪称越窑瓷器代表作，曾在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展出。这些文物除拓本、刻石之外，其余择要介绍。
  第一节 拓本
  据清乾隆《鄞县志》载，范钦编过《天一阁碑目》，此目早已流失。乾隆三年（1738），全祖望登天一阁，发现藏书楼中独有一架藏书，为范氏子弟所未尝发现，就编写了《天一阁碑目记》一书。以后，范钦八世孙范懋敏也编过《天一阁碑目》。至薛福成编《天一阁见存书目》，卷末著录存碑26种，其中可补范懋敏《天一阁碑目》之缺者8种。此后，冯贞群在《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附三上说：“当薛氏编目时，见存碑目二十六种（中有近拓、重模本四种），虽属奇零，慰情聊胜不图。五十年来散佚殆尽，展览是目，为之三叹。”
  薛福成《天一阁见存书目》所附碑目：
  孔君墓碣 汉永寿元年，篆书，石尾有阮文达志语，为乾隆癸丑以后拓本。
  博陵太守孔彪碑 汉建宁四年，分书，缺阴。
  豫州从事孔褒碑 无年月，分书，即旧目补遗之孔文礼碑。
  庐江太守范式碑并额及碑阴 魏青龙三年，分书，旧目补遗云乾隆己酉重立。案碑为原石，乾隆时李铁桥得之并志。
  刘碑造像铭 北齐天保八年，真书，《金石萃编》云：“据说嵩谓无佛处镌诸人姓名，俱刘氏。今碑但有维那樊元贞一人，是拓本未全。”案：此本元贞之下尚有三百余人名，半皆刘姓，与说嵩合。
  合邑诸人造佛堪铭 北齐天统三年，真书。
  华岳颂 后周天和二年，万纽于瑾撰，赵文渊分书。
  李靖碑 唐显庆三年,王知敬真书。
  道因法师碑 唐龙朔三年，李俨撰,欧阳通真书。
  张阿难碑 并额唐咸亨二年，真书，不全。
  李思训碑 唐开元八年,李邕撰并行书。《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定为二十四年以后。
  轩辕铸鼎原铭阴 唐贞元十七年。
  成通间墓志铭 名庠，姓无考。
  修文宣王庙记 宋建德三年，刘从又撰、马昭吉书。
  海市诗 宋元丰八年,苏轼撰并书。
  面壁颂 宋黄庭坚撰并书。
  御制大观五礼之记 八篆书。
  韩昌黎五箴 宋嘉祐八年，李寂篆书。
  濂溪先生拙赋 宋浚仪向子廓书。
  模怀素草书 宋元祐戊辰。
  重刻唐兖州孔庙碑 金仪凤二年，分书，明昌二年重刻。
  如堂邵家河纯阳观碑 元至元二十七年,方珏撰，刘道源书。
  许州重修孔子庙记 元大德二年,卢挚撰，胡居仁书。
  庆元路儒学兴修记 元至正二十一年，刘仁本撰并书。
  石鼓文 国朝乾隆五十四年海盐张燕昌据阁藏北宋拓本重模并志。
  瘗鹤铭 国朝道光七年阳羡程璋据阁藏本重模。
  阁中碑本，十不存一，编以为目，不复成卷，因附于末。
  天一阁自范钦起就开始收藏刻石，并有《刻底柱行跋》、《刻观音经跋》、《刻千字文跋》等留下来。至薛福成编《天一阁见存石刻目》，记载天一阁藏刻石13通，具体如下：
  唐神龙本兰亭序 行书、石一，唐褚遂良临，有宋熙宁丙辰许将题字，明丰氏万卷楼重模上石。外附国朝嘉庆癸酉翁方纲诗跋。案:诗跋石本已亡，板本重刻。
  万卷楼兰亭序 行书、石一，明丰坊临。
  万卷楼千字文 草书、石四，面背皆刻字，明丰坊书。末有自跋,余缺。
  义瑞堂千字文 草书、石四，明薛晨书。末有文徵明、王谷祥、许初、彭年、陆师道题跋。
  千字文 行书、石三，明薛选书。
  宋史太师与薛居实札子 行书、石一，宋史浩书。明薛晨模刻义瑞堂帖之一。
  薛文明墓志 真书、石一，明文徵明撰并书。
  底柱行赠东明先生之江西诗刻 草书、石四，面背皆刻字，明丰道生撰并书。末有范侍郎自跋,真书。案坊亦名道生。
  游太华山记 真书、小字、石一，明李攀龙撰，薛选书。
  妙法莲华经观世音普门品 真书、小字、石一。
  大悲咒大慧礼拜观音文 真书、石一。
  又叙论古篆，石一。
  以上三种皆明丰坊书。末有范侍郎题跋,行书。
  重模泰山石刻二十九字 小篆、石一，国朝张燕昌据阁藏拓本钩摹上石，旁有乾隆丁未钱大昕题跋，行书。
  至20世纪30年代，冯贞群编《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书中附一，即为石刻目，对石刻的记载比《天一阁见存石刻目》更为详细：
  义瑞堂帖 存十一种，明薛晨模刻。
  宋史太师浩行书上七世祖薛居实札子 石一，背刻丰道生改生字义辨。
  文徵明正书薛文时甫墓志铭 石一，吴鼐刻。
  丰道生草书改生字之义辨 石半段、存十五行，缺前半段。“嘉靖三十六年七月望日，南禺病史道生对金峨紫翠书于见白楼。”有“南禺外史”朱文方印、“天官考功大夫印”朱文长方印，末一印古篆不可识。
  丰道生行书与霞川文学契家启二通 石半段，缺下半段。有“南禺外史”朱文方印二。
  丰道生行书与霞川先生启 石半段，字漫漶。刻前石之背。
  丰道生行书送子旗游吴 子旗西游濒行漫书以赠诗启石一，有“渔湖丹室”朱文长方印、“越”朱文圆印、“南禺外史”朱文方印、“哲阳郡图书印”朱文长方印。
  丰道生行书与子旗即元契家启石 半段，存十行，缺后段。背刻薛晨正书《千字文》，有“南禺外史”朱文方印。
  薛晨正书千字文 石半段，存末十二行半，缺前段。“嘉靖丁巳九月之望薛晨寓姑苏识。”有“子熙”朱文连方印。
  薛晨草书千字文 石二，正背面刻，“嘉靖三十六年丁巳仲冬廿有二日四明霞川薛晨书”。有“东浙”朱文葫芦形印、“薛晨印”朱文方印、“薛氏子熙”白文方印、“河东世家”朱文方印、“义瑞堂印”白文方印。吴门吴鼐刻。长洲文徵明、吴下王谷祥、吴人许初、隆池山樵彭年、武丘陆师道题跋。
  薛选草书千字文 石一半，正背面刻，凡三面。“癸亥中秋日四明薛选漫书。”有“薛选印”白文方印、“直甫”朱文方印，吴门吴鼐刻。
  薛选正书李攀龙游太华山记 石一，刻薛选草书《千字文》之背。四明后学薛选书，吴应祈刻。石首漫漶四五行。案：薛冈《天爵堂文集》云：“余家所刻《笔诀》是考功最得意笔，藏诸则阳家兄，后为卢氏得，磨去帖尾薛氏家藏印，石残剥殆尽，而售诸沈云将符卿。”据此，则义瑞堂尚有丰南禺《笔诀》一种，范氏所藏盖非全本。
  万卷楼帖 存三种，明丰坊模刻。
  神龙本兰亭集序 石一，首尾有“神龙”朱文长方半印二、“唐模兰亭”四字、“洗玉池”白文长圆印，其余大小三十五印不详载。末有“长乐许将熙宁丙辰孟冬开封府西斋阅”两行十六字。
  丰坊临兰亭集序 石一，嘉靖五年八月十日丰坊临。有“丰坊印”白文方印、“存礼”朱文方印，道生原名坊。
  丰道生草书千字文 石四，正背面刻，凡七面。“嘉靖廿又三年岁次甲辰三月三日南禺外史道生题于双溪之芙蓉浦墨梅轩中。”有“丰氏人翁”白文方印，又古篆长方印一及首二印，石漫漶字不可识。末有正书跋，存二行半，石断缺，不知出谁氏笔，石中断缺六行。案：全祖望曰：“丰氏石刻有为世间所绝无者，如唐秘监贺公《章草孝经》、《千字文》是也。而今不可见，是万卷楼石归范氏者，非全豹也。”
  天一阁帖 八种附三种，明范钦模刻。
  郑口拜问口口宜人帖、陆良上厚斋舅氏诗帖 石一，有“浦江旌表孝义郑氏”朱文长方印、“范氏尧卿”朱文方印、“陆良”白文方印、“元性”朱文方印、“丰氏人季”白文长方印。背刻大士像、《普门品》。
  丰坊写大士像、正书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 石一，南京吏部主事丰坊谨写。有“存叔”白文长方印。
  丰坊正书大悲咒、大慧礼拜观音文石一，有“人翁”朱文方印、“丰氏存叔”朱文方印。
  丰坊古篆序论、万历壬午阴月望东明范钦题名 石一，有“缙云”朱文圆印、“丰氏人季”白文方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朱文圆印、“哲阳郡图书印”朱文长方印。“天一阁”朱文长方印、“范氏安卿”朱文方印、“古司马氏”朱文方印，吴应祯镌。
  丰道生草书底柱行 石四，正背面刻。“廿三年甲辰之岁七月甲子赐进士出身天官尚书郎南禺外史丰道生顿首上。”有“人翁”朱文葫芦形印、“碧玉堂下吏”白文方印、“哲阳郡图书印”朱文长方印。万历庚辰冬十月九日东明范钦跋。有“司马之章”白文方印。
  附：
  重模泰山石刻二十九字 石一，漫漶。清张燕昌据阁藏拓本钩摹上石，乾隆丁未钱大昕题跋，行书三行。
  天一阁图 石一，光绪壬午四月祝永清绘，会稽孙德祖彦清识，民国24年（1935）袁寅抚、冯贞群题，李良栋刻。
  天一阁南亭樾图 石一，民国24年（1935)7月袁寅绘，周口题并刻。
  新增刻石民国21年（1932)1月，鄞县通志馆成立，并着手编纂《鄞县通志》。为广泛搜集文献志碑碣类的材料，该馆曾派碑工到全县各地对碑碣分布情况进行调查并捶拓。民国22年至24年（1933—1935）天一阁维修时期，迁入宁波各处石碑，其碑主要来源于碑碣集中之地的宁波府学。一部分为有关府学自身的碑，一部分为各地出土和民国17年（1928）拆城墙时发现的石碑。宁波府学改建公共体育场时迁移至天一阁，嵌入尊经阁四壁墙体，多数双面碑矗立于尊经阁前后。据冯贞群《鄞范氏天一阁书目内编》统计，这批石碑共90余通。部分残碑与帖石嵌入天一阁前围墙中，帖石除丰坊手迹外，尚有重摩《秦封泰山碑》。所有这些碑组成“明州碑林”。“明州碑林”4字由慈溪（今慈城）籍书家钱罕书写。第二阶段在1949年以后。1973年，除嵌入墙内的碑石外，将独立于空地上的碑石10余种移入东园。至1974年，有36通嵌入东园围墙。此部分碑碣主要来源于宁波府城隍庙和鄞县县学。20世纪80年代后东园扩建，重建碑廊，把36通和新收集的30余通碑一并嵌入。
  天一阁博物馆内刻石，共有碑碣164通，按区域划分，具体为尊经阁周围63通，天一阁前8通，竹林2通，长廊69通，秦氏支祠后14通，陈祠后8通。按年代划分，宋代6通，元代15通，明代61通，清代58通，民国3通，中华人民共和国1通，年代不明的20通。其中以北宋熙宁元年（1068）的《众乐亭诗刻》为最早。此碑原在月湖贺秘监祠，解放后迁入。碑上刻有钱公辅、王安石、司马光、郑獬、邵必等15人诗20首，部分剥落，石分为二。最晚为1988年立的《天一阁东园记》，系陈从周撰文，沈元魁书，顾廷龙篆额，张根方刻字。碑文记述天一阁东园建设情况。按内容划分，有关书院学校58通，谕告规约22通，祠庙寺观25通，德政劝思6通，洁帖图像17通，墓杂要事20通，内容不明16通。
  第二节 玉石
  天一阁博物馆所藏玉器数量不多，但比较珍贵，制作年代最早出自东汉匠人之手，其中琥珀炉，虽然制作年代较晚，造型精巧，是一件孤品。
  青玉豚 东汉(25—220),长11.8厘米，宽2.5厘米，高2.8厘米。卧形，斜刀浅刻眼、鼻、足及尾,青色带黑褐斑，系随葬之握玉。
  释迦佛及阿难、伽叶玉像 南宋(1127—1279),通高5.9-10.3厘米，宽1.4—9.2厘米。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该组造像3尊。主尊作说法状，雕刻精湛，神态慈祥，冠、项颈、衣裙褶线及手印刻制细腻，帽、胸衣、腹部花朵及衣褶线均描绘金线，十分匀称。左右两尊是阿难、伽叶像,雕琢精细,用金绘制袈裟，线条、花纹流畅自然。据同出土的绍兴十四年(1144)函盖上题记，天封塔重修时,供释迦佛及阿难、伽叶，3尊均是玉像。
  僧伽玉像 南宋(1127-1279),高4.3厘米。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头戴僧帽，身穿袈裟，笼袖趺坐，双目微闭，全身描金。据《延祐四明志•天封院》载，天封塔传为僧伽塔。僧伽是中亚人，唐龙朔元年(661)来中国，在临淮(今江苏泗洪)建普光王寺，受唐中宗礼遇，请至长安，终于荐福寺，归葬临淮(见唐李邕《大唐泗洲临淮县普光王寺碑》)o此玉像的出土为天封塔的传说增添了实证。
  翠绿色琉璃瓶 南宋(1127-1279),通高6.7厘米，口径2.7厘米，腹径5.2厘米。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敛口，溜肩，扁圆腹，平底，盖呈圆钮状，由上下两个圆珠相连，下珠中间镶有圆环，恰好盖住瓶口。全器色呈翠绿。瓶内装有香料，出土时启盖，尚能闻到香气。
  黄玉雕子母兽 清(1616-1911),通高4.3厘米，长10.7厘米，宽4厘米。色乳浊，白闪淡黄，雕一大兽、四小兽，小兽围着母兽，或昂首或回头，活泼可爱，生动传神，雕工精细，线条流畅，似文房书镇。
  琥珀炉清乾隆年间(1736-1795),高10.5厘米，口径6厘米，腹径7.5厘米。棕红色，质轻透明，内外有修削痕。小口束颈,浅圆腹，两侧一对蛟首衔灵芝环耳,三兽蹄足，盖呈钟式,透雕兽形钮，旁饰三螭环，属孤品。
  第三节 青铜器
  天一阁博物馆所藏青铜器以天封塔地宫出土居多半，而且都十分珍贵。其中，天封塔地窖出土的银塔、银香炉、银佛龛及瓷器等，对进一步研究天封塔的建筑年代、宋代建筑结构和工艺水平，以及南宋经济、文化和对外交往等，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天封塔地窖出土的镂银天封塔地宫殿(模型)在考古发掘中尚未见过同类实物。现藏于宁波市考古研究所。
  枚神兽镜 东汉(25—220),直径11.6厘米，缘厚0.4厘米。宁波市出土。神兽作环状布置,方枚上铭文为“吾作明镜，幽□三商，周刻无口”。
  释迦铜造像 唐(618—907),通高7厘米，底座4.8厘米X4.8厘米。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像身由坐形与方形壶门式底座组成，为佛说法像，像背置圆形光环。整个造像从面部、手印、底褶、坐势雕铸得粗壮有力，精细古朴，是件珍贵的艺术品。
  吴越国王钱弘俶造铜舍利塔 五代吴越乙卯年（955），通高29.5厘米，塔基9.6厘米×9.6厘米。1956年，宁波市天封塔塔顶出土。塔为青铜铸成，分须弥座、塔身与塔顶3个部分。须弥座呈正方形，塔身与顶分别浇铸，由下而上，分为3层。第一层平台四周刻覆莲，中间为佛像。第二层平台素面，塔身四面铸高浮雕四组，题材为佛祖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故事。第三层为塔顶，四周铸缠枝忍冬纹，宝塔四角高耸莲叶，外面分别铸四天王，内安佛像。塔顶中心刻荷花，置相轮。在第二层内壁刻“吴越国王钱弘俶敕造凡八万四千宝塔己卯岁记”铭文。
  弥陀佛涂金铜像 南宋（1127—1279），通高21厘米。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后有镂空的舟形背光，中央为圆形顶光，顶光与背光间镶嵌珠饰，极为精美。佛像面部丰满，作接引状。衣纹流畅，全部贴金，头发施以石青，造型端庄。嵌珠脱失1颗。
  腰刀 清康熙（1662—1722），通长119厘米，刃长73.7厘米。宁波市文管会征集。长刃弧曲，方形圆角格，长柄包木，束蓝色带环，刃有皮鞘，鞘上下及中部系带处、柄上下端均有铁箍并镂刻缠枝花纹，刃后端嵌金花铁箍，置于长方形木闸中。爱新觉罗·玄烨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西征凯旋，至归化（今呼和浩特市）崇福寺（俗称小召）憩息，在住持纳依齐托音呼图克请求下，把他的戎装武器（全副盔甲、战袍、锦靴、弓韬、箭、腰刀、鞍辔等）赐给寺院永作镇山的纪念品。抗日战争胜利后，时蒙藏委员兼秘书长、蒙旗宣慰使荣祥，把此腰刀作为寿庆礼品献给蒋介石。后几经辗转，终为文物部门征集。
  邵二娘造银塔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通高28厘米，塔基边长5厘米。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塔由塔座和7层塔身组成。座呈须弥座式，六角形，6个边上均刻卷草图案。第一层塔身六面均有柱和栏额，其中下壁两面设壶门，四面壁刻64字，最后有：“绍兴十四年三月二十一日”字样。其上六面设置单层勾栏。第二层六面柱、额分明，踏壁直接与起翘的檐相接，栏杆形制与一层同。第三至七层逐级而上。七层为小角攒尖顶，有中心柱，柱顶安装荷苞状宝珠，柱间刻四相轮。踏锁自宝珠与塔檐六角相接，每条锁中串鎏金银珠4颗。
  镂银天封塔地宫殿（模型） 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通高49.6厘米，殿基51厘米×40.5厘米。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地宫殿为一小型纯银质宫殿模型。此名称之确定，是因为宫殿模型檐下，悬有一块上书“天封塔地宫殿”6字的长方形匾额。地宫殿为一座阔三间、进深二间的单檐歇山顶建筑。有墙、壶门、格扇、幔幕以及台基四周设置的栏杆。梁架采用抬梁式与穿斗式混合构架。柱有龙纹四、莲荷纹六。柱础为覆莲式。斗拱为一斗三升。当心间置补间二朵，靠柱边各半朵。次间一朵，柱边各半朵，拱眼壁绘有花纹。屋面为九脊顶，两端各置一鱼形鸱吻。中央置火焰宝珠。垂脊端置垂兽，部分为盾牌形鬼面瓦。戗脊中心以鬼瓦式战兽相隔，后段与垂脊同，脊上安3个垂兽，博风板呈梯形，头作卷瓣状。悬垂长方形，上为卷云，中绘荷叶莲花，下为含苞待放的荷花。惹草由莲花图案组成。屋面4个起翘的戗角，下角梁安龙头状套兽，其下图筒状风铎，内悬云纹凤板。台基包括基座、四周栏杆和台阶，外观为须弥座式，雕双狮滚彩球及花草图案。栏杆由栏板、望柱组成，为单层勾栏。墙面雕幡幢，上覆荷叶，下以莲花、莲子承托，中镌楷书铭文。门有格扇门两道和壶门三道。宫殿当心间及殿内布置帷幔。通体涂金，塔基地宫设殿，且有匾额，在考古发掘中，尚未见到同类实物。
  倪氏廿一娘金银香炉 南宋（1127—1279），通高8.2厘米，口径8.6厘米，底径6.1厘米。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侈口，平底，高圈足，造型似杯。炉身厚仅0.05厘米，上刻凿楷书12行59字，文为：“绍兴十四年几次甲子三月十八日，女弟倪氏廿一娘，行字癸亥，命六十二岁，闰六月初二亥时生，法明净日，舍香炉一台双入天封塔地宫，永充供养者。”
  层台银熏炉 南宋（1127—1279），通高10.2厘米，底边长3.3厘米。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炉由一个较大的炉座和圆形炉身组成。炉座（台基）为六角形须弥座式，由上而下分为两段。平座以下4层，分别由如意、卷云、卷点、朵花等对称图案组合，平座以上放置地筏、菱形栏板、寻杖望柱等。台中间有一大柱，直径0.9厘米，支持圆形炉身。炉身四周饰牡丹花和曲折纹，盖沿为条带曲折纹，盖面为镂孔卷草纹，以便燃香出烟。
  银龛金佛像 南宋（1127—1279），通高8厘米，底座4.1厘米×1.8厘米。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金佛像立于一个银质佛龛内的莲花座上，后有顶光及背光，龛底部为须弥座式，其上刻有卷瓣、覆莲、莲珠等纹饰，间以带状分隔。座上佛龛为一高耸的建筑，左右开有花壁窗，前后为台门，四周置栏杆。
  单孔镂银熏炉 南宋（1127—1279），通高17.5厘米，底径10.5厘米。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炉由座、炉身、炉盖三部分组成，座为筒形。底圈刻莲花、如意和缠枝卷草，再由条式的花朵、卷花两组赏饰相叠。座身周围六格平分，每格内均刻缠枝卷草，居中为一凸出的俯首衔环。与宽平沿接近一段刻极细的飞禽和花草。器身作六瓣葵花形，中有圆形炉，周围对称位置上分别刻绘飞禽走兽。上为器盖，呈僧帽形，顶部有一凸莲和管状烟孔，孔身装有莲蕾状饰物，作为盖钮。盖面为六等分，每格刻绘姿态各异的童子戏珠和牡丹花卉。此种单孔银熏炉，造型奇特，在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见到。
  第四节 陶瓷器
  陶瓷类文物在天一阁博物馆文物藏品中居大多数。最早制作于西周的陶豆距今已达3000年左右。瓷器以越窑产居多，其中和义路唐代遗址出土的越窑青瓷器物，多为越窑秘色瓷，堪称越窑青瓷的代表作。此外，除隋之外，各个朝代都有代表性瓷器物藏于馆中。
  陶豆 西周（前1046—前771），通高12厘米，口径11.5厘米，底径9.8厘米。1988年，宁波市出土。泥质灰陶，敛口，小卷唇，短折肩，浅弧腹，喇叭状高圈足，肩上饰两周凹弦纹。
  原始瓷三足簋 西周（前1046—前771），高7.7厘米，口径16厘米，腹围17.8厘米。1988年，宁波市文管会征集。口外卷，束颈，浅鼓腹，三围锥形足，腹部饰篾点折线纹一周，堆三扉，釉色青黄，内底有涡纹状制作痕。
  越窑堆塑人物飞鸟五联罐 三国（220—280），高38厘米，腹围22厘米。1985年，鄞县出土。这件文物由罐和堆塑人物鸟兽组成，上部尚保留东汉时的五联罐的样式，但体量形状已完全不同。其四周堆塑胡人吹奏弹琴的生动场面，上部塑飞鸟、狗等动物嬉耍图案。大罐上腹堆塑正在飞翔的大小鸟类。全器施青釉，是件生气盎然的艺术品。
  越窑褐釉点彩鸡头壶 东晋（317—420），高18.7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13.2厘米。1964年，宁波市郊出土。褐色点彩鸡头壶是东晋时期典型器物之一。盘口，细颈，扁圆腹，平底。肩部置桥形钮，鸡头形流肩与盘口间配有圆形把手。通体青釉，造型浑厚古朴。
  越窑莲瓣纹茶盏和盏托 南朝(420-589),茶盏高4.4厘米，口径8厘米，盏托高2.9厘米.口径14厘米。1979年，宁波市江北区云湖出土。盏为直口，孤腹，平底。托为浅盘形，假圈足。托与盘内饰划莲瓣纹，笔调简朴。奉化市白杜南朝梁天监年间(502-519)纪年墓也曾有此类托盏出土。
  越窑覆莲纹虎子 南朝(420—589),高16厘米，口径4.4厘米，底径9.4厘米。1975年，余姚市三七市出土。圆腹，假圈足。配置筒形口与圆形提梁，筒口上堆塑圆形双目，提梁后塑置小尾,腹部刻覆莲。堆塑与刻画饰纹搭配合理，构图丰满，造型浑圆，是件珍贵的工艺品。
  越窑茶盏和盏托 唐(618-907)，茶盏高6.5厘米，口径9厘米；盏托高3.4厘米，口径15厘米。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出土。盏与托是配套茶具。釉色青翠滋润。盏托作成卷状荷叶，托沿腹壁压成五缺，上置一件敞口荷花形盏。全器宛如出水荷叶，托着怒放的荷花，似在水波荡漾随风飘曳之中。茶盏与盏托为“大中二年”墓出土。
  越窑纹胎灵芝纹伏兽脉枕 唐(618—907),高9厘米，底座11厘米7.5厘米。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出土。枕面呈椭圆形，中间嵌以纹胎为褐色灵芝纹，下部以伏兽为座。青釉，晶莹滋润。纹胎装饰是当时越窑烧制工艺吸收北方技艺烧出来的。
  越窑油盒唐(618—907),通高6.7厘米,直径6.3厘米。1978年，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出±o油盒是唐代妇女盛放梳妆用品的容器。此盒以柔软的弧曲廊线，配以青绿釉，精巧典雅，是当时风行的梳妆用具中之上品，盒作敛口、直腹、圈足，盖微鼓。是秘色瓷代表作。
  越窑盖盒 唐(618—907),通高9.3厘米.直径11厘米。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出土。盒似盖碗，盖、身各一。口内收，盖为帽式，外有子母口，折腹，矮宽圈足，青黄釉开片，线条圆滑，造型端庄稳重。
  越窑海棠式碗唐(618—907),高4.3厘米，口径15.7厘米X8.4厘米。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出土。碗口呈海棠形•弧腹，圈足。内壁两侧及两头分别线刻写意荷叶4瓣，线条简练、流畅，富有生气，釉色青翠晶莹。这种海棠式造型，大者为碗，小者称杯，出土时与唐“大中二年”铭文碗(残)同在，为晚唐出现的新品种。
  越窑瓜棱执壶 唐(618—907),高25.5厘米，口径11厘米，腹围13.2厘米。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出土。喇叭口，短颈，溜肩，瓜棱腹，矮圈足，肩部置有短嘴与扁带状把，釉色青黄滋润。出土时与唐“大中二年”云鹤寿字纹碗(残)在一起。
  越窑荷叶纹碗唐(618—907),高4.2厘米，口径14.9厘米。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出土。碗口沿外翻，浅腹，矮圈足，釉为茶色，晶莹滋润，器内腹底刻画荷叶3瓣,线条简朴粗放，运用写意荷莲于青瓷器物始于唐中叶，至晚唐广泛应用。
  越窑带盖銎壶 唐(618—907),高18.5厘米，口径18.7厘米。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出土。銎柄壶，直口，瓜棱腹，矮圈足，多角嘴。装木柄的签呈长方形，釉色青翠。这种銎柄壶在越窑中不多见，是件难得的精品。与唐“大中二年”铭文碗(残)同时出土。
  越窑凤头壶 唐(618—907),高6.4厘米，腹围3.8厘米。1980年，宁波市镇海区十字伟岭出土。壶体较小。捏塑的凤头及嘴，戳印的羽毛、眼睛，形态逼真。细颈，圆腹，外撇实足，配以硕大壶嘴和圆形细柄，柄下置短尾，造型小巧玲珑，廓线柔软，颇多变化。青釉开片更添生气，是越窑青瓷中不可多得的陈设瓷。
  越窑坐狮 唐(618—907),高16.3厘米，底座12.4厘米X9.2厘米。1975年，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出土。坐狮釉为青绿色。刻镂线条刚劲有力，鬃毛粗细得体，整体呈蹲坐状，抬头闭嘴，以目仰视，形象传神，是越窑青瓷中难得的陈设瓷。
  长沙窑奔鹿执壶 唐（618—907），通高19.5厘米，口径7.7厘米，腹围12.5厘米。宁波市和义路遗址出土。小口外卷，高直颈，瓜棱腹，假圈足，八棱短流。釉色淡黄，釉下绘绿褐色回首奔鹿一对，并有因窑变而呈蓝色的斑块，笔法流畅，神态生动。唐代湖南长沙窑瓷器沿长江经明州港出口海外，今西亚和北非均发现过长沙窑遗物，这件执壶是中古时期海上交通的重要历史证物。
  越窑刻莲蓬纹粉盒 五代（907—960），高4.2厘米，直径11厘米。1978年，宁波市北仑区邬隘出土。盒呈扁圆形，釉色青绿。盖顶戳印结子莲蓬，四周莲瓣尚未全脱。褐下腹收，平底内凹。整个器形似莲瓣托着结子莲蓬，漂浮在荷池之中。越窑制器莲蓬纹始于五代，盛于北宋。
  越窑三联瓜形盒 北宋（960—1127），通高5厘米。1978年，宁波市江北区妙山出土。盒由3个瓜形小盒组成，各有椭圆形瓜钮，间以荷叶装饰，枝叶露盘，盒体雕刻刀法粗放，瓜形逼真，造型新颖，奇巧玲珑，釉色青绿。是件珍贵的越窑秘色瓷艺术品。
  越窑对凤纹粉盒 北宋（960—1127），通高4.6厘米，口径11.2厘米。1984年，慈溪县（今为慈溪市）彭桥乡出土。盒扁圆形，底部平微无凹，盖沿饰朵花，面上饰高浮雕首尾相随、展翅的凤纹，神态各异。釉色青绿，加之精巧造型和细致图案，更显神韵无限，为越窑秘色瓷中珍品。
  越窑刻花水盂 北宋（960—1127），通高5.7厘米，口径6厘米。1964年，鄞县莫枝青山岙出土。水盂造型扁圆，敛口，平底内凹底。口沿刻弦纹，腹部刻雕成开光图案。釉色青翠晶莹。为北宋越窑水盂中的代表作。
  龙泉窑瓷碗 南宋（1127—1279），高5.8厘米，口径13厘米。宁波市文物商店征集。六瓣口，大口稍敛，弧腹，小圈足，通体饰丰厚滋润的粉青釉，口微泛白，足根露胎处呈紫褐色。
  白釉褐彩梅瓶 南宋（1127—1279），高9.8～10厘米，口径1.9～2厘米。1982年，宁波市天封塔地宫出土。小口，溜肩，长瘦腹，平底，圈足内凹，腹底分界线不明显，胎质细，灰黄色，施白釉。一件满釉，一件施釉不及底。在肩、腹部各绘釉下褐彩花卉3朵。梅瓶造型、纹饰十分接近磁州窑体系的产品。从暴露的胎质、褐色彩绘以及胎体上敷有一薄层的化妆土等情况看，则与山西介休窑产品十分近似。天封塔重建于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此梅瓶当系绍兴十四年以前制作。
  龙泉窑刻花梅瓶 元（1271—1368），通高29.3厘米，口径6.3厘米。宁波市文物商店征集。青微泛黄，小口，短颈，圆肩，上腹鼓，下收缩，足根略展开，露胎处呈红褐色。通体刻花，以弦纹分隔为4层，颈部锦格纹，肩饰为缠枝纹，腹饰缠枝秋葵和牡丹，下腹为菊瓣纹。
  青黄釉船形水注 元（1271—1368），通高8厘米，长11.8厘米。1983年，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新联砖室墓出土。船形，方艏，弧艉，前舱开口，隔舱板上开一圆孔，中部一四角攒尖亭子，瓦垅清晰，前两柱各倚一侍者，贴后壁一官员端坐，戴幞头，拱双手。艉有拱顶呈篾竹编织之艄棚。侧开一小孔，系左右拼接而成，下加两头圆弧的圈足。船舷饰铆钉纹，两侧浮雕花草和水波纹。白胎，釉色青黄。元代瓷质船舶造型器物颇为罕见。
  德化关公像 明（1368—1644），通高24厘米，底座10.5厘米×10.4厘米。釉色滋润，白中闪黄。包头紧带，宽圆脸，上唇、下颌、耳侧，共有须孔7个，为施釉烧成后以人须插入粘固。身着袍，腹饰玉带，胸露甲衣，双手藏袖内合拱于右腹下，足蹬履，端坐于半圆形几座上，神态庄严肃穆，表现关羽文武全才的特征。像内中空涩胎，胎洁白细腻。
  青花人物筒式瓶 明崇祯年间（1628—1644），高44.4厘米，口径12.6厘米。宁波市文物商店征集。大口，短颈，筒式腹，沙底，器身厚重，釉色白中闪青，青花色泽浓艳。瓶颈部绘蕉叶纹，肩部饰一周暗刻卷草纹，器腹绘王母送子图，人物各具神态，并以山石、芭蕉、树、草等点缀，图案意趣盎然。
  青花山水人物棒槌瓶 清康熙年间（1662—1722），通高44厘米，口径12.5厘米。宁波市文物商店征集。盘口，短颈，圆折肩，筒形长腹，圈足，颈部绘有折枝如意纹，腹部则为青花山水人物，时“珠明料”有别于明代青花，其色调鲜明，青翠，艳丽，色泽浓淡不一，层次分明，使整个画面如同一幅水墨画，富有立体感。为康熙民窑青花瓷器代表作。
  仿成化门彩团龙纹碗 清雍正年间（1723—1735），高11厘米，口径21.5厘米。四瓣花口，弧腹，圈足，底双蓝圈内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款，系雍正时仿制。内外口沿分绘春水流花一周，内底双弦内绘青花五蝠围衔灵芝绿色团龙，腹外四角四蝠衔灵芝绿色团龙，圈足三弦夹一周青绿色卷草纹。
  门彩福寿纹盘 清雍正年间（1723—1735），口径16.5厘米，高3.7厘米。敞口，浅腹，圈足。胎质精致洁白，白釉细腻光润，盘内彩绘有海水、山石、桃树、蝙蝠，意为“寿山福海”。外壁绘有折枝石榴托“寿”字，用红色双蝠间隔。全图将釉下青花和釉上各彩融为一体，用精工细笔勾勒纹饰，极富艺术性。
  洒蓝描金笔筒 清乾隆（1736—1795），通高13.8厘米，口径12厘米。直口，筒形，壁蓝釉，两侧分别用金色精绘花枝栖鸟及花枝蜂巢，金色保存完好，外底心施白釉。在描金瓷器中较为罕见。
  门彩干支转心筒式瓶 清乾隆年间（1736—1795），通高23.8厘米，口径6.7厘米。敞口，直颈，直腹，肩如倒扣花瓶，与花口托盘上下对称，紧扣瓶腹。瓶身筒状分上下两节，内套瓶心，可以任意旋转，形制独特。通体饰彩色缠枝莲纹，画笔精细，色彩艳丽。在瓶腹上下节分界处，上节用朱彩书“万年”，墨彩书天干，下部用墨彩书地支，两者组成干支表，寓意“一统万年”。它既是观赏品，又具有查考干支纪年的使用价值。
  曼生款紫砂茶壶 清（1644—1911），通高11厘米，口径5.5厘米，底径8.5厘米。桥形钮，平盖，小折肩，筒腹，短流，环柄，外底内凹，中有篆文“曼陀华馆”方印，腹刻行书“汉云遗直，旨哉其德。曼生铭，山农刻”。流、钮、把手用银链相接。曼生为陈鸿寿字，清代著名金石家，善制紫砂器。
  第五节 书画
  天一阁自范钦建阁起就收藏书画，计有历代圣贤画像，摹本1册，存63幅。此外还有范氏祖宗画像等藏画，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乾隆御赐《平定回部得胜图》。20世纪50年代起，天一阁管理机构新收藏了一批书画，一是采购和接收，二是单位与个人馈赠，其中个人馈赠的以朱赞卿“别宥斋”最多，计1304件。现在天一阁博物馆收藏有宋至近代书画4000余件。
  黄庭坚草书《刘梦得竹枝词》卷 北宋（960—1127），绢本，纵30厘米，横182.1厘米。黄庭坚(1045-1105),宋代著名学者、诗人、书画家，字鲁直，号山谷、山谷道人、涪翁。江西分宁(今修水)人。治平四年(1067)进士，历官校书郎、吏部员外郎、鄂州知府等。官校书郎时，修《神宗实录》。后以修《实录》不实罪，贬谪外任。工诗擅书，诗追奇拗，自成一派，称江西派。擅书法，颇负盛名，为“宋四大家”之一。博取众长及前人宗法，于楷书、草书、行书，创出独特书式，在当时及后世受到极高评价。
  竹枝词是诗的一种体裁.描写一方风土人情。《刘梦得竹枝词》卷上书唐刘禹锡竹枝词9首，用笔流畅，笔势似破竹.奔放雄健，挺拔瑰丽，随心流转，如龙蛇奔腾之势，无所拘束，一气呵成。跋文有：陈从周题山谷道人真迹后:“瘴雨峦烟倚竹楼，郎好凤味涪州知，枯藤撼处详抚得,词句凭陵起墨池。”1980年沙孟海记有:“鲁直好写刘梦得竹枝歌.山谷题跋卷二收一跋，卷八收与梦得他诗并书者一跋，卷九又收二跋，后一标出自草，即此本也。编者附注右有石刻四字，知是掳石本辑录，未见真迹。宋书家苏、黄齐名，而各有专胜，非子瞻师逸幻，子瞻所有。清臣笔意，姿媚冠晃一世。鲁直真书参《瘗鹤铭》法，跌宕变幻，非子瞻所有。子瞻少作草,鲁直致力伯高，藏真奔铁，绝尖自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木卓，乃觉少进，有味哉，七言书也。'是卷原藏朱氏别宥斋，今捐献天一阁。鲁直自跋三十一字,行书不署名款，他处题跋亦无名款，见者无闻言。九百年奇迹，墨气绢色，奕奕动人，几度展玩，铭心弗谖。”1978年冬，徐邦达题识:“山谷为元符二年，在戎州城南僻舍，盛暑书梦得词一跋与此卷当皆晚笔也。”
  李衎楷书《张公艺传并序》銎元元贞二年(1296),绢本.纵42.1厘米，横113.1厘米。李街(1244-1320),元代画家,字仲宾，号息斋道人，蓟丘(今北京)人。张公艺系唐代山东寿张县人.由汉迄唐张氏世居其地，且世代未析居，隋唐间皆旌表其门阀，至张公艺已历九代，故称张公艺为“九世同居”。唐永徽三年(652),高宗巡寿张县，亲幸其宅，问其义由，其人请纸笔，但书百余“忍”字。事见《新唐书•张公艺传》。此卷系李衎撰书。端楷兼带隶意，苍老秀劲，神韵盎然，笔秀墨手，古色斑斓。落款为元贞二年丙申九月二日，书于寿得堂，息斋李街。铃有“李衔仲宾”白文方印、“息斋”朱文方印。
  吴镇《双树坡石图》轴 銎元(1271—1368).绢本，纵68.9厘米，横27厘米。吴镇(1280-1354),元代四大家之一。字仲圭，号梅花道人.又自称梅花和尚，浙江嘉兴人。此轴绘高低起伏山坡，坡上多大小山石，层次明晰，有矮树一丛，画面前后双树高耸.树干苍老遒劲，根似青石.浓淡参差，淋漓古雅，气宇轩昂。无款，有“梅花庵”、“中圭”两印。
  陈洪绶《梅花山禽图》轴 明（1368—1644），绢本，纵127.3厘米，横52.6厘米。陈洪绶（1599—1652），明代画家。字章侯，号老莲、悔迟，亦号老迟、弗迟、云门僧、九品莲台主者，浙江诸暨人。此轴设色秀劲，画面以太湖石、梅花、山禽为题材。湖石棱角浓墨勾勒，玲珑剔透，小石一块更使画面均衡。梅花横斜，干枝坚硬如石，一枝绕石，梅花怒放，暗香润心，淡雅宁静中，予人以动态之美。款署“陈洪绶写于清溪书屋”。钤有“陈洪绶”、“章侯氏”两白文方印。
  张路《松下高士》轴 明（1368—1644），绢本，纵120.8厘米，横61.5厘米。张路（1464—1538），明代画家。字天驰，号平山，河南祥符（今开封）人。此轴以树、石、人物构图，右侧石壁峭立，松荫如盖，针叶葱茂，苍劲挺拔。松下立一长者，长须垂胸，凝目远眺，身着长衫，衣着落笔工细，头戴巾蓬，神态自若。画风直追李公麟。款署“平山”，钤“张路印”白文方印一方。
  孙枝《西湖纪胜图》册 明（1368—1644），梵夹装，绢设色，纵32.9厘米，横38.9厘米。孙枝，明代画家。字华林，又号华林居士，江苏吴县人。此册绘杭州西湖十四景，引首莫是龙书“山水清音”四字，周天球书“西湖纪胜”四字。十四景依次为法相寺、紫阳庵、孤山、高丽寺、大佛寺、柳洲亭、烟霞洞、八仙台、万松书院、石屋、太虚楼、灵隐寺、上天竺、虎跑泉。诸图书法简洁，笔法遒劲，青绿设色，丽而不俗。楼、洞、亭、殿、山、台、院落，层次清晰，工整平稳，用笔有法，显示画家高超造诣。每图有名家题诗，诗画共辉，相得益彰。
  文徵明《观瀑图》扇面 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纸本，纵17.8厘米，横51.3厘米。文徵明（1470—1559），明代画家、书法家，吴门四家之一。初名璧，后以字行，改字徵仲，祖籍衡山，故号衡山居士，江苏长州（今苏州）人。画面满布山水，瀑布直泻，松挺绿荫，松下高士相对，如听瀑声，远山近树，山清水秀，设色秀丽，浓淡有序，山下有平畴，四围林木茂郁，四人分别谈论。平畴深处，有石路一径，山冈有殿堂数楹，右边隙地，亦有殿宇轩昂，清凉世界，宁静无比。末款题：“甲寅十月廿日，徵明制，时徵明年八十有五。”
  沈明臣行书《怀高升伯诗》轴 明万历八年（1580），绢本，纵143.2厘米，横42.6厘米。沈明臣（1518—1587），明书法家。字嘉则，号句章外史，人称栎社长，浙江鄞县人。《怀高升伯诗》作于万历八年，时年62岁，题《阻水江上有怀高博士升伯》七言一首：“层冰如山江水塞，艨艟艅艎冻成石。恶风刮地吹杀人，行旅关河行不得。”沈明臣几冬乘船，阻水江上，不得成行，此时他忆起故人高升伯，遂作诗遣怀。书法隽秀，一气贯通，用笔流畅淳厚，行楷结合，清疏而淡雅，发于笔端，挥洒自如，有大家之风。款署“万历八年腊月朔句章外史沈明臣书于姑苏台下”。钤有“高阳酒徒”、“沈明臣”两白文方印。
  范钦自书诗卷 明万历九年（1581），纸本草书，纵519.5厘米，横27.3厘米。范钦（1506—1585），明代藏书家，为天一阁主人，著有《天一阁集》。此卷所录诗稿，有《长相思》、《有车篇》、《归来篇》、《夏日湖上十首》等古诗、近体诗31首。书法隽秀，源出晋唐，兼有章草之法，融为一体，挥洒自如，气贯首尾，书于万历辛巳（1581），时年范钦已76岁。卷末钤有“范钦私印”、“东明山人之印”、“范氏安卿”、“司马之章”，引首钤“天一阁主人”朱文长方印。此卷历劫辗转，至今已历400余年，仍归旧阁，与阁中藏书并传。
  《范钦画像》轴 明（1368—1644），纸本，纵164厘米，横95.5厘米。画像为范氏历代子孙在每年正旦、冬至祭祖时悬挂用。图上各色颜料，为天然矿物质，色彩如新。“明天一阁主人范东明肖像”为1986年郑为先生所题。按明代规则：一品至四品官绯衣，兵部右侍郎为正三品官，胸前绘虎豹图案，此像红袍，与明代服制相符。此为范钦唯一肖像，保存完好，弥足珍贵。
  何澄《溪山雨斋图》轴 明（1368—1644），绢本，纵132.8厘米，横60.5厘米。何澄（1436—1449），明代画家。字彦泽，号竹鹤老人，江苏江阴人。此轴画面，烟雾浮动捧出层层山峦，显出雨后初晴景色，溪水辽阔，狭处架板桥一座，林木深处隐现房舍数间，河畔泊一小舟，山间气氛静谧，有世外桃源的意境。画左上款“竹鹤老人写”。钤有“何澄之章”、“口戏翰墨”两白文方印。
  徐渭行书《白燕诗》轴 明（1368一1644），纸本，纵264.1厘米，横73.5厘米。徐渭（1521—1593），明代书画家。字文长，号青藤、青藤老人、青藤道士、漱仙、天池、天池生、天池山人、文清、水月田、鹏飞处人、水田月老人，浙江山阴（今绍兴）人。行书白燕诗七律一首，原有四轴，此为第三轴，题曰：“白燕三”，采用羊毫书写，精力充沛，结构平衡，字字行行有磊落之气，笔法如走龙蛇，融会贯通。明末张岱赞称：“昔人谓摩诘之诗，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余亦谓，青藤之书，书中有画；青藤之画，画中有书。”款署“大环”，钤有“天池山人”、“青藤道士”两白文方印。
  蓝瑛山水扇面 清顺治十二年（1655），纸本，纵16.5厘米，横49.5厘米。蓝瑛（1585—1664），明末清初画家，字田叔，号蝶叟，晚号石头陀、东廊老农、梦道人、西湖外史，钱塘（今杭州）人。扇面仿宋人设色山水，清隽秀雅，神采蓬勃，墨色清雅，层次分明。前山低，后山高耸，中有空谷，树叶葱绿，映出山谷，更为秀丽。山川崎岖曲径，江川跨有三洞木桥，樵夫、商贾行于桥上。末题：“乙未（1655）重九，法宋人，舞墨于西施山房，蝶叟蓝瑛，明年七十一也。”有“蓝瑛”、“田叔”朱文方印。
  罗聘《墨梅图》横幅 清（1644—1911），纸本，纵63.4厘米，横127.4厘米。罗聘（1733—1799），清代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字遁夫，号两峰、两峰子、花之寺僧、花之人、花之僧、衣云和尚，祖籍安徽，由其祖迁居江苏扬州。全画墨色浓淡适宜，梅枝俏拔，花蕊繁密，圆月黄昏，予人以夜色浮动、清高脱俗之感。画右题诗：“朔风吹寒冰作垒，梅花梢上春如海。清香散做天下春，草木无名借光彩。长林大谷月色新，南枝北枝清无尘。广平心事谁与论，从以铁石磨乾坤。几晓燕山雪渺渺，居庸古北无人到。白草黄河羊马群，琼楼玉殿烟花绕。凡桃俗李争芬芳，只有老梅心自常。贞姿灿灿眩冰玉，正色凛凛欺雪霜。转身西泠隔烟雾，欲问逋仙杳无所。夜深湖上酒船归，长啸一声双鹤舞。仿王元章法，并录其句，两峰道人罗聘。”诗中写出了梅花高洁的姿态。钤有“罗聘”、“遁夫”、“衣云”三朱文方印。
  王原祁《春峦积翠》扇面 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王原祁（1642—1715），清代画家，字茂京，号麓台，江苏太仓人。设色青绿，山峰层叠，中峰高耸，曲径流溪，幽处平畴，松茂林荫，平桥流水，茅屋数楹，有桃源之趣。款题:“戊子嘉平仿赵松雪写春峦积翠，原祁。”有“原祁”、麓台”两白文方印。
  傅山《石鼓文考》册 清(1644—1911),纸本，纵28.3厘米，横12厘米。傅山(1607-1684),明末清初书法家、学者。字青主，别字公沱,号真山、真竹、仁仲等。山西阳曲(今太原)人。《石鼓文考》为清入关后傅山所作，考证翔实，注有出典，为石鼓文研究难得资料。《石鼓文》标题三字为隶书，笔法秀劲，释文及考证，书法隽秀恬静，雅有法度。结构点画之间，神韵气贯，笔随自然，一丝不苟。后页铃有“傅山之印”、“义门王氏”白文方印，“雨口观”朱文方印。
  华浚《花鸟》轴 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绢本，纵127.9厘米，横42.9厘米。华浚(生卒年月不详)，清代画家。字员木，又字绳武，号松崖，福建上杭人。此轴画面以花鸟假山为主，地上横斜立石，石旁有修竹数竿，竿上立画眉，似在静思观察。堆砌的山石旁有紫薇花一株，一枝挺斜，栖立鹦鹉，红唇绿羽，含意欲言。全幅上下贯通，活跃雅致，有闲逸、超脱的韵味。款题：“春露晓含丹紫慧，竹华凉映绿衣深。丙子(1756)秋日，拟元人笔法。”铃有“华浚”、“松崖”两白文方印。
  黄慎《杨柳鹭鸯图》 清(1644—1911),纸本，纵121.4厘米，横62.2厘米。黄慎(1687-1768),清代画家，扬州八怪之一。字松懋、躬懋、恭懋，又字恭寿。号瘦瓢，福建宁化人。此图取法八大山人，画面宽阔，墨色淡逸，杨柳摇曳,鹭鸯展翅水面，水阔天空，令人陶醉。左下题诗:“青山淡抹走轻烟，杨柳高楼大道边。闲杀春江看振鹭，一掌撑破水中天。”诗画融为一体，情趣雅淡，秀气横溢。款署“痿瓢”，铃有“黄慎”、,'瘦瓢山人”两印。
  《平定回部得胜图》清(1644—1911),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1688—1766,意大利人)、王致诚(JeanDenisAttiret,1702—1768,法国人)、艾启蒙(JgnatiusSickeltart,1708—1780,生于波西米亚)、安得义(JoannesDamascenusSaslusti,?—1781,意大利人)等绘，清乾隆三十至三十九年(1765—1774)法国铜版印本，册页装，1函，图版16幅为法国镌铜版印刷，纵55.4厘米，横90.8厘米。16幅分别是:《伊犁受降图》、《格登鄂拉斫营图》、《鄂垒扎拉图之战图》、《和落霍渐之捷图》、《库陇癸之战图》、《乌什酋长献城降图》、《黑水营围解图》、《呼尔通大捷图》、《通古思鲁克之战图》、《霍斯库尔克之战图》、《阿尔楚尔之战图》、《伊西洱库尔淖尔之战图》、《拔达山汗纳款图》、《平定回部献俘图》、《郊劳回部成功诸将士图》、《凯宴成功诸将士图》。这组图全面反映了清乾隆时期平定额鲁特蒙古准喝尔部达瓦奇叛乱以及平定天山南路大小和卓木叛乱的重大战争场面,从画出草稿到印刷完成历时11年。乾隆四十四年(1779)御赐入阁。首为乾隆丙戌岁御制序文，末为大学士傅恒、尹继善、刘统勋、阿里衮、尚书舒赫德、于敏中等跋。
  第五章 阁域拓展
  范钦建造天一阁后，藏书楼前叠山凿池，逐渐形成园林。民国22年（1933），宁波士人发起重修天一阁，次年动工。民国24年（1935）又将孔庙的尊经阁迁至藏书楼之北，新辟“明州碑林”，天一阁规模开始扩大。解放后，又增添建筑。后因旧城改造，一些有价值的建筑不能在原地进行保护，迁移至天一阁周边。附近的一些古建筑维修后也划归天一阁管理机构管辖。现在，天一阁博物馆四周园林环绕，形成以藏书楼为中心向四周辐射的格局，成为宁波老城区旅游名胜区。
  第一节 格局变迁
  原有格局
  天一阁藏书楼建成后，范钦曾在书楼前凿池，书楼前方也开始形成园林。范钦曾孙范光文增构池、亭，在天一池边上堆叠假山，成“福禄寿”三字形状、列九狮一象姿态。至清道光十年（1830），范氏后人重修天一阁，除维修书楼外，次年又堆砌岩石，浚深池水。书楼后的假山即为当时所砌。假山形似五狮献剑，中一大狮口含宝剑，旁拥小狮4只。
  民国22年（1933），宁波遭台风袭击，天一阁藏书楼东墙一角倾颓。书楼前园林也已颓败。赵万里在《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中记述民国20年（1931）夏天的天一阁情景：“阁前一泓清水，有小桥可通，前后假山，青藤和不知的羊齿类植物荫盖着全部的山石。石上小亭，摇摇欲坠，阁后一片荒凉，青榆树高出屋檐。”鄞县文献委员会发议由公家筹款兴修，并成立重修天一阁委员会。重修天一阁委员会以修复天一阁旧观并扩大规模为宗旨。修假山池塘，包括修理前后假山、石径、池塘等。自民国23年（1934)6月初开工，至11月13日阁前假山修竣，假山石壁嵌以丰坊临兰亭集序石刻，并筑一亭，因名兰亭。亭柱上有张琴所撰楹联。假山东端顶上也筑一亭，亭柱也有一副楹联。前池石上加凿“天一池”三字，集纪泰山铭八分书。藏书楼后、假山之北迁入尊经阁。阁北旷地改作园林，植树种花。至此，书楼前后均有平台和假山，楼前平台与假山之间为水池。共占地面积约840平方米，其中书楼占地面积为281平方米。
  拓展后格局
  1953年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征购天一阁西侧原范氏后裔楼屋，用作天一阁管理机构办公室。阁域开始向西拓展。1959年征购东墙外平房，将原设于西墙边的千晋斋迁入。同年开始建设东园，1986年东园建成，占地面积5000余平方米，阁域范围大大拓展。1988年，宁波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将西园划归天一阁管理。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米。1994年，秦氏支祠成为天一阁博物馆的组成部分。阁域开始向南拓展。1996年在秦氏支祠西侧动工建设南园，1998年12月8日落成，占地面积3400平方米。东园和南园之南，自东向西有陈祠、闻祠、秦祠。此三祠为天一阁环境保护区内的保留建筑。这些区域及区域内的建筑后来陆续划归天一阁管理。
  至此，天一阁博物馆以宝书楼为中心，四周园林围绕，绿树成荫，园林中建筑古雅。原天一阁依然自成体系，天一阁原围墙内，宝书楼及假山亭阁相映成趣。往西，北侧是范氏故居，南侧是司马第。范氏故居西边紧挨着东明草堂，出西侧小门，是一不大的庭院，庭院北边是新书库，也就是现在的管理区；庭院西侧是天一阁博物馆的西大门，大门西向为天一街，直通长春路。原藏书楼北边是尊经阁，尊经阁之北为“明州碑林”（东园南边长廊中嵌入石碑后，此处称“明州碑林”北区）。藏书楼往东是千晋斋，千晋斋往北可通两间平房，现辟为“历代闻人与天一阁陈列”。千晋斋往南是一所种满竹子的幽雅庭院，穿过庭院就是东园。东园南边为秦氏支祠及陈氏宗祠，陈氏宗祠现辟为麻将起源地陈列馆。秦氏支祠西侧为状元厅，现辟为书画馆。状元厅西侧从南到北，依次为南轩、昼锦堂、画帘堂、博雅堂。状元厅北边为云在楼。再往北就是南园，水北阁居南园西侧。穿过南园，就是司马第和范氏故居。图30-5-2宝书楼前假山。摄于21世纪初状元厅朝南建有大门，面向马衙街，可供游人出入。整个天一阁博物馆北靠天一街，南临马衙街，东西与其他建筑相连，占地面积达2.6万平方米。
  第二节 范氏故居
  天一阁之西为范氏住宅。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宁波府志》载：“范侍郎第，县西二里，兵部侍郎名钦。”范侍郎第原为明代建筑，久已不存。范氏后裔在前宅旧址上建有楼屋三楹。1953年由政府征购，用作天一阁管理机构办公场所。1979年购得清道光十三年（1833）建筑原观音寺殿堂和台门的构件。次年，在办公室西首空地上改筑成会客室和西大门。1996年,又在原址上复建“司马第”大门。
  第三节 中国地方志珍藏馆
  1997年7月，全国地方志评奖会议在宁波召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组长李铁映到会，提议在天一阁创建“中国地方志珍藏馆”，收藏包括天一阁原藏地方志和全国各地的方志。此提议得到与会全体代表热烈响应。宁波市政府决定将移地保护的水北阁作为中国地方志珍藏馆藏书和研究办公用房，其中三间二弄的徐氏旧居作为藏书库房和陈列用房，三间一弄的水北阁楼下作为办公用房，楼上作为藏书库房。1999年12月，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开馆，藏书主要放在徐氏旧居楼上。当年，收藏新编地方志4395种4694册（前《宁波市志》主编俞福海捐赠1250种），其中省、地（市）和县（市）区三级志书2600余种，种数所涉地域占全国省、市、县（区）各级2539个行政区划数（不含港、澳、台）的71％以上。其中收藏量最多的是四川省，达140种，收藏率最高的是浙江省，为96.20％。收藏专业志、部门志、乡镇志、水山志、人文景观志等1500余册，其中浙江省有1200余册。2001年12月，陈列馆对外开放，重点展示宁波作为方志之乡、藏志之乡在收藏、保护、利用明代地方志和新方志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和影响。2002年底，新编地方志增至7906册。至2008年，中国地方志珍藏馆已藏有新方志1.9万册，其中省、市（地）、县（市）三级志书收藏量占中国大陆三级行政区划总数的90％以上。
  第四节 秦氏支祠
  秦氏支祠位于天一阁东园之南，临马衙街，建于民国12年至14年（1923—1925）。秦氏世居境内马衙街，秦君安因在上海经营染料获巨额财富（秦氏创业详情见第三十九编第一章第一节）。为祭祀祖先，秦君安出资，由其儿子秦际瀚修造祠堂。祠堂坐落在月湖西岸，马衙漕北隅。秦氏支祠正门外有一道石栏栅护围，中设两扇铁门。祠堂布局以照壁、台门、戏台、主殿、后殿为中轴线，五间两弄，前后三进，两侧有配殿、看楼，占地面积2.6亩，建筑面积2165平方米。祠堂建筑融合了木雕、砖雕、石雕、贴金、栲作等多种民间工艺于一体。秦氏支祠的戏台汇雕刻、金饰、油漆等工艺于一体，流光溢彩，熠熠生辉。
  民国30年（1941）宁波沦陷，日本军队踞此处作驻军营房。国民党军队撤离大陆前，又作为关押壮丁的集中营。1951年作针织厂用房，1958年改作药材仓库。1990年9月，市医药公司将秦氏支祠移交给市文化局文物处。同年，国家文物局与市政府共同出资修复秦氏支祠，国家文物局拨款125万元，市政府对动迁主管单位给予税收及安置用房等方面的优惠政策，照顾减免约130万元。同年8月成立维修小组，制定维修方案，招聘宁波地区能工巧匠，由熟悉古建筑工艺的洪可尧带领，进行秦氏支祠维修。历时3年，共用工3万余，1992年冬竣工。1994年划归市博物馆，辟为“宁波工艺美术陈列室”对外开放。同年11月，市博物馆与天一阁文保所合并，秦氏支祠成为天一阁博物馆的组成部分。
  第五节 尊经阁
  尊经阁原为宁波孔庙内建筑，自宁波府学迁入天一阁藏书楼之北，明州碑林之南，是两层歇山顶建筑，楼下面宽三间，中间有四大柱，十分坚固。据《重修天一阁筹备册》载，尊经阁梁下原有题字：“大清光绪九年癸未岁七月谷旦宁绍台道瑞璋宁波府知府宗源瀚鄞县知县朱庆镛宁波府学教授陶谟训导戴文光监督重建。”
  民国期间在天一阁后假山之北，有平屋数间，是范姓以外的百姓租地建筑的，再后面是一块荒地。民国24年（1935），重修天一阁委员会（见本编第三章）征购房屋，平整土地，将府学尊经阁移建于原民房处，以作阅览图书之所。同年8月18日，尊经阁移建工程竣工，倪维熊、冯孟颛委员等进行验收。12月31日，经第二十二次委员会议讨论通过，改尊经阁为思齐楼，以纪念重修天一阁诸委员及出资捐助人士。阁北旷地改作园林，植树种花。园之东、北、西三面筑围墙。新迁入宁波府学旧存碑大小64通及新出土宋明墓志10方，一部分碑嵌入尊经阁四周墙壁中，一部分双面碑则矗立在尊经阁前后，同时将部分残碑和帖石嵌入天一阁前围墙中，于同年10月竣工，称“明州碑林”。明州碑林由钱罕书额，刻石嵌于尊经阁前北大门上。
  第六节 东园 南园 西园 千晋斋
  东园 天一阁东南墙外是以前游客进天一阁的必经之路。这一带原来十分荒凉，东边是一块无人管理的田园，南边是三间破屋和一道长达100米的石砌倒墙，西边是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除了倒墙残砖和高低不平的土地之外，还有14座坟冢。1959年5月9日至12月12日，古物陈列所拆除坟冢，填平洼地，种植树木，建造凉亭、假山，耗费19819元。“文化大革命”期间，收集保存碑石数十方嵌于新筑的东首园墙内，此处称“明州碑林”东区。1983年从江北岸宁波市第二技校迁入两幢清末木结构建筑平屋于园中，用作帖石陈列室和附设书画社。此后挖池堆山，增植竹木，至1986年9月27日完成一期工程，占地面积5000余平方米。现在东园对外开放,成了天一阁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园 南园于1994年立项，接着外迁居民。1996年动工，1998年12月8日落成，占地面积约3400平方米。因位于天一阁西南，所以命名为南园。南园以水为主，水岸聚而不分,池岸叠石玲珑。池西为临水的主体建筑水北阁。水北阁是清末著名学者徐时栋藏书楼，原在城西亨六巷。1994年9月，因城市拓展，原址无法保存而迁移至此。
  西园 出西大门西行百余步即至西园。清徐兆禺《四明谈助》记载:“范氏西园在司马第之西，背城面河。其河本自马衙漕来，北通菱池，达社坛桥大河。自嘉靖间闻主事塞河后，遂为断港，今如大池,横于西园门前。池上有洲，叠假山，古柏森森，颇有幽趣。园内前建佛堂，后列书屋,绕竹木蔬笋。康熙间范德化正辂为母奉释所建，至今范氏信奉佛教的人都在此习静。”清末以来，西园门前大池渐废。今存平屋三楹，1988年9月14日，宁波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将其划归天一阁文保所使用。不久，在维修房屋的同时，四周筑围墙，围墙内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米。
  千晋斋 民国16—20年(1927—1931),宁波全面拆城造路,出土了大量汉晋以来的古砖，有识之士纷纷拣选有价值的珍藏研究，其中以马廉收藏最多。马廉(1893—1935),字隅卿，浙江鄞县人。近现代著名的藏书家、小说戏曲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命其藏砖之所为“千晋斋”。此后藏砖处虽几经搬迁，但一直以千晋斋命名。民国24年(1935),马廉捐所藏古砖数百枚给天一阁。当时重修天一阁委员会在尊经阁西边筑小屋两楹，以储藏展览。1959年，天一阁管理部门新征购天一阁东墙外平房，古砖也迁入其中，这也就是现在的千晋斋。以后宁波市凡有古砖出土，或藏家捐赠，也都存入千晋斋中。
  第七节 陈氏宗祠 状元厅
  陈氏宗祠 陈氏宗祠位于秦氏支祠东侧。宗祠由台门、中厅、正堂组成，均系三开间单日檐硬山顶，用料大，木雕精湛，为清晚期建筑。1994年并入天一阁。陈氏的后裔陈鱼门为麻将牌的主要发明人。2000年5月，世界上首家麻将博物馆——日本麻将博物馆专家学者通过大量深入的学术研究及一系列实地考察,最后得出结论，麻将起源地应为中国宁波，而发明人就是宁波人陈鱼门。同时辟陈氏宗祠为麻将博物馆。陈鱼门(1817—1878),名政钥，号仰楼，少有才智，精通英文。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拔贡，以功叙内阁中书，加三品衔。他常与英领事等洋人打交道，是有名的玩家，深谙博戏之道。以后推陈出新，创立麻将，成为现代博戏之集大成者。陈列馆占地面积1000余平方米，在保持原古建筑风格的基础上，采用综合场景式、橱窗式、开放式等多种手法，运用实物，图像、表格、雕塑等，形成了墙面、地面、空中的三维视觉效果，展现了麻将文化的发展史，以及从宁波的方言、航海业等方面佐证了麻将文化与宁波千丝万缕的关系。馆中还收藏、陈列有日本麻将博物馆向该馆捐赠的部分展品。
  状元厅 状元厅位于秦氏支祠西侧，坐北朝南，系五开间单檐硬山顶建筑，明间抬梁式，中悬“状元厅”匾，该建筑原系清咸丰二年（1852）状元章鋆住宅内厅堂。原住宅在子城的西北隅，大部分建筑已毁，仅存厅堂等。1996年旧城改造时，迁建于此。现辟为天一阁书画馆。
  第六章 历代闻人与天一阁
  天一阁建成不久，范钦就请张时彻和丰坊作记。张时彻曾任南京兵部尚书，当时在宁波很有名气。丰坊是宁波有名的藏书家、书法家。可惜张、丰两记早已失传。随着年代推移，天一阁声名日隆，不但为文士仰慕，也引起政要的关注。最早关注天一阁的是乾隆皇帝。为编《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1773），浙江巡抚三宝，从范钦八世孙范懋柱手里提去了638部书籍。此后天一阁更是名扬全国。光绪年间，任宁绍台道道台的薛福成及其后任吴引孙，都曾在家乡无锡、扬州仿照天一阁的格局建造藏书楼。解放后，党和政府十分关心文化事业，各级党政领导频频到天一阁视察并指导工作。一些文人学士登阁后发掘天一阁文化内涵，使之发扬光大。这些闻人了解了天一阁后，都通过不同途径扩大了天一阁的影响。现在，天一阁管理部门在千晋斋之后辟“历代闻人与天一阁陈列”。
  第一节 登阁文人
  天一阁建成后，代有文人学士登阁。清康熙中乡贤黄宗羲登阁阅书，以后万斯同、全祖望也频频登阁阅书。乾隆《鄞县志》中写道：“宾客欲观者引之登阁，子姓数人接待竟日无失礼。”自清至民国，有一大批知名学者曾登阁阅书，并留下著述。1949年以后，随着文化事业的发展，访问天一阁的各地学者为数更多，他们登阁阅书，搜集文献资料，在自己从事的学术领域有所发展。这些文化闻人，有些还留下文章诗篇，或题写对联匾额，不但扩大了天一阁的知名度，也使天一阁更添文化色彩。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世称南雷先生或梨洲先生，余姚人，明末清初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清康熙癸丑年（1673）黄宗羲登阁，撰写《天一阁藏书记》并为藏书编写书目。
  万斯同（1638—1702），字季野，号石园，宁波人，以布衣身份赴京修《明史》。他曾多次登阁阅书，接触了大量明代文献，为修史拓展了眼界。
  李邺嗣(1622—1680),名文胤,字邺嗣，号杲堂,甬上学者,祖居境内，曾多次入阁阅书。
  全祖望(1705—1755),字绍衣，号谢山，祖籍拜西沙港口(桓溪)，出生于境内桂井巷。清代学者、文学家。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三年(1738)他多次登阁阅书，撰写《天一阁藏书记》并编录《天一阁碑目》。
  钱大昕(1728—1804),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清代史学家。乾隆四十八年(1783)、五十二年(1787)两次登阁，编有《天一阁碑目》。
  袁枚(1716-1797),清代文学家，乾隆六十年(1795)春登天一阁阅书，赋有《到西湖住七日即渡江游四明山赴克太守之召》诗,诗中有“英石芸香辟蠹鱼”之句，论及英石、芸草的功用。
  阮元(1764-1849),字伯元，号云台、雷塘庵主，晚号怡性老人，扬州仪征人，清代学者。嘉庆元年(1796)、二年(1797)、八年(1803)多次登阁。嘉庆八年、九年间(1803—1804),巡抚浙江，曾命范氏后人为藏书编目，嘉庆十三年(1808)成《天一阁书目》10卷，并为之作序，后称此目为阮目，此外此书内还收入补遗1卷，范氏著作1卷。
  刘喜海，浙江布政使，道光二十七年(1847)登阁阅书，随手抄录，编成《天一阁见存书目》12卷。刘目未曾刻印。
  薛福成(1838—1894),字叔耘，号庸庵。江苏无锡人，近代著名思想家、外交家，光绪十年(1884)任浙江宁绍台兼管水利海防兵备道，任上命钱学嘉等3人，重编《天一阁见存书目》4卷。后在家乡无锡仿照天一阁格局建造藏书楼。
  缪荃孙(1844—1919),江苏江阴人。中国近代史学家、方志学家，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民国初期，先后任江南图书馆、京师图书馆监督(馆长)。宣统元年(1909)、民国3年(1914),缪荃孙两次登阁阅书，著有《天一阁始末记》，编录《天一阁失窃书目》。
  陈登原(1900—1975),原名登元，字伯瀛，余姚周巷(今属慈溪市)人，历史学家。1930年7月，在鄞县女子中学任教时，专程考察天一阁，并写了《天一阁藏书考》一文,这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天一阁藏书史的专著。
  赵万里(1905—1980),字韭云，别号芸庵、舜庵，浙江海宁人，中国古文献学家、目录学家。民国20年(1931),曾与郑振铎赴甬访书，未能如愿登阁。民国22年(1933)如愿登阁阅书，编有《天一阁书目内编》，撰有《重整范氏天一阁藏书记略》。
  郑振铎(1898-1958),文学家、考古学家，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1951年4月,1956年4月以文化部副部长兼文物事业局局长身份两度视察天一阁，对天一阁性质、任务和保护有明确指示。撰有《关于天一阁藏书的数字统计》等文章。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四川乐山人，中国当代著名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1962年10月以中国科学院院长身份两次登阁阅书,并留有诗作和对联。
  沙孟海(1900—1992),原名文若，中年后以字行，号石荒、沙村、决明、兰沙等，鄞县(今鄞州区)人。曾多次登临天一阁，1963年题写“建阁阅四百载,藏书数第一家”1980年4月补写清代宁波知府宗源瀚于所题旧句“杰阁三百年老屋荒园足魁海宇，赐书一万卷抱残守阙犹傲公侯”。
  余秋雨(1946—)，余姚籍人士，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2004年底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编辑部等单位选为“中国十大艺术精英”。1990年8月，登临天一阁后撰写《风雨天一阁》一文。
  第二节 登阁政要
  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皇帝谕军机大臣传谕寅著登天一阁察看房间制造之法。以后，仿照天一阁房屋书架造作之法在北京、沈阳、承德3地分别建造文渊阁、文源阁、文溯阁、文津阁4阁，在扬州、镇江、杭州建文汇阁、文宗阁、文澜阁3阁，共7处藏书楼收藏《四库全书》。民国38年（1949）3月，时任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由沙孟海陪同登天一阁。1949年以后，党和政府对天一阁十分重视。几十年来众多国家领导人都曾到天一阁视察，并多次提出要保护好天一阁及其藏书。1985年，外国政要、时任民主柬埔寨主席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也曾到天一阁参观。
  全国解放前夕，中国共产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重视对天一阁的保护，解放大军将要渡江南下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指名要求保护好宁波天一阁和湖州嘉业堂藏书楼。1949年5月宁波解放,第二十一军六十六师派副排长王观一带领12名战士驻守天一阁，保护建筑和阁中藏书,直到社会秩序安定方才撤去。
  第三节 额联楹联
  天一阁内额联、楹联、题联众多，现按天一阁内自宝书楼至增建园林，按额联、楹联、题联排列，记载如下：
  (一）额联
  匾额
  天一阁
  (无款)
  宝书楼
  守郡前柱史东粤王原相于隆庆五年岁次辛未季冬吉旦立。
  天一阁书藏
  道光二十年，阮元。
  柳东太史同年书来，索云台家兄写天一阁书藏联额。按天一阁所藏皆有明以前之书，今书藏所收皆国朝新刻之本。兄命跋数语，犹灵隐焦山志也。梅叔阮亨。
  千晋斋
  二十有四年十月，慈溪钱罕。
  明州碑林
  慈溪钱罕。（石刻）
  楹联
  长熹青葱多带草
  遥知呵护有卿云
  （无款）
  南望蜜岩为道石质储藏都归杰阁
  西瞻祁市应怅澹生沦落早逊高门
  全谢山太史题，同治庚午仲秋月朔日陈励重录。
  十万卷签题细帙斑斑笑菉竹绛云之未博
  三百年清秘洋光炳炳接东楼碧沚以非遥
  全祖望题，后学王德维书。
  承梅涧柳汀以后清节衣冠世泽永四明司马
  比南雷东磵之奇图书泉石高楼仰百尺元龙
  阮文达公原题联句，同治九年八月长洲彭慰高书。
  天章特奖图书富
  世泽长期子姓贤
  道光壬辰孟秋月，道州何凌汉书。
  人间皮阁足千古
  天下藏书此一家
  阁中旧有此联，桐城姚伯昂阁学按试吾郡时所撰书，以东京八分，古雅出尘。廿年前忆曾一见，兵燹后并属云烟。岁庚午主人重葺，欲复旧观，属为补书，勉作以应，殊惭效颦耳。屠继烈。
  案：“文化大革命”中文字毁损，陈从周重书并题云：“天一阁旧有此联，姚伯昂先生撰书，旋段，复由屠筱员先生重为，又失。兹承属再录之。先哲在前，拙笔徒增愧焉。庚申之秋八月既望，后学陈从周于明州客次。”
  杰阁三百年老屋荒园足魁海宇
  赐书一万卷抱残守阙犹傲公侯
  光绪辛巳冬三品衔补用道宁波府知府宗源瀚撰书。
  案：“文化大革命”中文字毁损，沙孟海重书并题云：“清光绪七年宁波府知府宗源瀚题天一阁楹榜旧句，一九八〇年四月鄞县沙孟海书。”
  高阁凌虚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
  宸章在上胜商彝周鼎传示儿孙
  光绪十九年岁次癸巳秋八月，二品顶戴分巡宁绍台道吴引孙撰书。
  开径望三益
  高谈玩四时
  （无款，刻于藏书楼前东亭石柱）
  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其人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
  （无款，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一月留叟张琴书，刻于藏书楼右侧兰亭。）
  题联
  书中岂有黄金屋
  海上长存天一楼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胡乔木。
  温故而知新
  鉴往以知来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薄一波。
  好事流芳千古
  良书播惠九州
  天一阁藏书楼，郭沫若。
  建阁阅四百载
  藏书数第一家
  一九六三年夏日，沙孟海。
  书卷留天地
  谈笑泯戈矛
  顷至天一阁观群书及前贤字画，又见范东明先生手书诗句，有“戈矛只在谈笑间”之句。诸同志属书联留念，因拈此二句，奉请教正。时公元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八日，赵朴初。
  松影涛声空谷传音众山响
  玉检书藏海东独秀被瀛寰
  一九八一年五月四日登天一阁。阁建于明嘉靖间，盖浙东学术之渊薮，为海内外最早建设之图书馆。桢得追随前辈长者，从容读书期间，有深幸焉。辛酉端阳，安阳后学谢国桢谨识于北京寓庐乐学斋。
  天一遗型源长垂远
  南雷深意藏久尤难
  天一阁藏书楼，一九八一年六月顾廷龙，时年七十有八。
  立德齐今古
  藏书教子孙
  癸亥阳春访天一阁，萧煦撰联篆。
  惟几千百年历史典籍可稽信史浩如烟海
  此三十万卷藏书流传有绪今也归诸人民
  嘉定陆俨少撰书。
  两浙光风三月柳
  千秋功业一楼书
  甲子春日天一阁观书，岭南梁耀明题。
  名山名园名楼半亩清凉忙扫叶
  好景好书好画千秋翰墨永留芳
  天一阁惠存，乙丑寒冬孙正和。
  天一高阁东明藏书传世
  地灵人杰南国才子辈出
  庚午初春，陈雷。
  天风常护三万卷
  一水环绕四百年
  庚午冬月来游天一阁，得见明版，是乃吾国之瑰宝，欣喜之余，口占一联书赠，唯吾华文运为祷。陈云君。
  珍藏万卷图书争辉东隅
  林成千秋翰墨游艺西园
  壬申春日，偶拈一联，为天一阁南国书城惠存。乐斋顾振乐并书。
  逢盛世书楼更增宝籍
  历三朝古阁已作名园
  甲戌年夏，钱法成题。
  （以上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天一阁藏书史志》）
  注：本编中说明遗址、古建筑及街巷等所用的“现”、“现在”、“今”均指本志的下限2008年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