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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江湖付此翁，江湖更在广城中”（北宋钱公辅《众乐亭》），月湖形成有地理原因，也有历史原因。湖因城需，城因湖兴，经千余年岁月流逝，日湖湮，月湖独存。
  第一节 地理成因
  最初的两湖地块，只是一片低洼积水处，“仅如污泽”，或称“池沼地”。来自四明山的两条河流经西水关——望京门和南水关——长春门流入城内，在低洼地积聚成湖。富雨湖水顺江入海，旱则易于干涸，更有潮汛时海水顺江倒灌入湖，对居民生产生活极为不便。浚湖筑堤成了城市形成的先决条件。成湖的具体时间，史无确载。或说唐贞观十年（636），县令王君照开凿。宋舒亶《西湖引水记》记载：“鄞南县二里，有小湖，唐贞观中，令王君照修也。盖今里俗所谓细湖头者，乃其故处矣。”五代吴越王钱镠次子钱亿于乾祐二年（949）任明州郡守，驻明州10余年，对月湖作较大规模的疏浚，“洲岛为之四出”，月湖面貌基本形成。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钱公辅知明州，仿杭州浚治西湖之法，挖淤泥屯土修堤（偃月堤），栽花植柳。元丰年间（1078—1085），“因其旧”，又大举浚湖，引蓄它山堰水从望京门入湖。元祐八年（1093），户部郎中刘淑守明州，适大旱，乃率众浚湖，沿岸遍植松柳，浚湖积土，堆置扩建月湖十洲。绍圣年间（1094—1098），户部郎中刘珵继任，复布置楼阁亭榭，集四时花卉，十洲遂成胜景。
  随着两湖的形成，阻咸蓄淡，泄洪排涝，筑堤建碶，湖周边渐成宜居之地。曲折小巷，幽深老宅，斑驳照壁，青砖灰瓦随处可见。老人悠然垂钓，妇女濯衣淘米，居民得饮用洗涤之便。
  第二节 历史成因
  两宋时期，明州地益加辟，人益加稠，经济比唐、五代时更趋发达。由于宋的北境有强大的辽国（后为金国），高丽国由山东半岛登陆至京城开封的贡道受严重威胁，从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开始，明州为与高丽贸易的特定港口，月湖就成对外贸易中转站。高丽贡船自定海（今镇海）进三江口，由河道转至月湖，然后出西门，由余姚江经曹娥江至杭州，达开封。楼异向徽宗建言在宁波设来远局，建高丽使行馆，并造两艘巨舶、近百艘画舫，以供高丽使者每年来宋贸易之用。他的建议被采纳，并改任为明州知州。政和七年（1117），楼异在月湖菊花洲建高丽使馆。这是设在江南的唯一一所高丽使馆。
  胡骑南牧，中原板荡，靖康南渡，定鼎临安（今杭州），中华文化核心南移。当时明、越两州作为京都后院，成为朝廷经济、政治的重要支柱。明州之地由此家诗户书，人文蔚起。南宋史氏世家崛起，“满朝文武，半出史家”（美露《南宋四明史氏》），对月湖的繁荣鼎盛起了重要作用。以史浩为代表的史氏家族寓居月湖，史浩建真隐观于月湖竹洲，建花果庙于月岛，建府第于菊花洲；史弥远建府第于芙蓉洲，筑别墅于雪汀；史弥坚建府第于菊花洲宝奎庙右；史守之有别墅在芳草洲（碧沚）。“谁移洞天，跨湖之薮？曰唯史氏，十据其九。”（全祖望《湖语》）史浩关心儒学，割竹洲之宅延聘沈焕讲学，请杨简到家教授；“庆历五先生”、“淳熙四君子”均讲学于竹洲，流风余泽，历久不衰。月湖成官员政要会聚之地、文人墨客汇集场所，渐成浙东政治学术重地。
  元代在柳汀设南北水马二站（明时称“四明驿”），月湖成为通日本勘合贸易重要转运中心。到明代，范钦在月湖西边建藏书楼。此阁与宋代楼钥东楼，元代袁桷清客居，清代全祖望双韭山房，民国张寿镛约园、徐时栋烟雨楼共存。月湖成了文化交流的中心。
  随着经济发展，明州城内人口不断增加，甲第林立，不仅浚湖防旱更显重要，士民亦需休闲娱乐场所，于是湖堤造桥建亭，堤边种树养花，柳汀一带首先成春夏游乐之处。学童需要习读经书，文士需要宣扬学说，于是书楼、书院在月湖周边兴起。为满足居民宗教信仰和鬼神崇拜之需，寺院、道观和庙宇亦在月湖及其周边出现。
  清光绪五年（1879），知府宗源瀚在月湖竹洲创建辨志书院，设汉学、宋学、史学、舆地、算学、词章六斋，各设斋长。前四斋为传统文化，后二斋含西方文化，走出了文化近代化的第一步，创甬上新学科的先导。在八股之风盛行，士子深陷其中之时，宗源瀚力排应举时文，提倡实学，使士风为之一变。光绪二十四年（1898），维新运动高涨，湖西崇教寺原址出现储才学堂。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美翔、陈训正等把雪汀原月湖书院改为宁波师范学堂。民国元年（1912），在竹洲原辨志精舍校址上创立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逐步采纳英国模式的近代学校制度。新学兴起，月湖迅速出现新式学堂，传统书院制逐渐向近代教育制度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