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宁波在古代和近代对外文化贸易交往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日本、朝鲜半岛、东南亚乃至中东、非洲等地留下大量珍贵的文化遗存。
  宁波对外文化交流，可分为启蒙期、开通期、发展期、鼎盛期、禁滞期、萎缩期六个时期。发展期、鼎盛期和禁滞期的港口所在地都在海曙境内。在发展期，大唐繁荣的经济文化对周边诸国影响深远，为遣唐使派遣、商舶活动、佛教文化传播架起了桥梁。鼎盛期随着佛教东传，周边国家的天台宗尊境内延庆寺为祖庭之一，将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进的建筑技术、制瓷工艺等直接或间接地传播到周边诸国。明廷“海禁”，境内对外文化交流进入禁滞期，但佛教文化的交往延续不断。鸦片战争前，对外交往萎缩。“五口通商”后，宁波港对外交往有所拓展。日本侵华时期，对外交往活动处于停顿，至解放前夕，宁波港口设备面临崩溃，对外文化交往也几近中断。
  第一节 古代和近代对外文化交往
  与日本交往
  春秋时期，境内属吴、越。越王勾践灭吴，楚威王熊商灭越，吴越人驾船东渡，成为日本弥生时代最早的大陆移民。秦汉时，避乱的移民接踵而去，使日本列岛文明进程出现飞跃。其后，佛教盛极一时，和与佛教有关的建筑雕画工艺也从中国经由朝鲜传入日本，建寺造像，促使日本产生飞鸟文化，汉字在日本普遍流行。唐天宝三年（744）冬，鉴真第四次东渡，从明州经宁海到天台国清寺，带去天台宗《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等佛经典籍。日本遣唐使横渡东海，从长江口或宁波一带登陆，是为吸取中国文化最显著时期。唐显庆四年（659），日本第四次遣唐使从北路来唐，漂流到越州鄮县（即今宁波）。贞元二十年（804），日本第十七次遣唐使来华，在明州登岸。唐开成三年（838），日本遣唐使270人到达明州港，这是日本最后一次遣唐使。其后，民间商船经明州往返日本更趋频繁。会昌元年（841），明州李邻德商船规模甚大，称为“唐商”。商团自明州起航，以日本九州港为目的地，往来不断。五代吴越商人与日本贸易文化交往少于唐代。北宋时日本采取锁国政策，往来于中日之间的均是中国商船。宋熙宁六年（1073），明州商人孙忠船自明州港赴日，日本入宋僧成寻和弟子赖缘等5人及宋僧悟本搭此船去日，带去在宋求得的新译经及宋帝赠给日本政府的泥金《法华经》。南宋时，明州港与日本之间商船往来不断。元代，中日关系日趋恶化，但商船往来依然不绝。庆元（宁波）港是中国对日交往最重要的港口。明初日本与明朝进行“朝贡贸易”，与明修好，中日开始“勘合贸易”。明嘉靖二年（1523）发生“争贡事件”，中日间官方贸易中止。后实行“海禁”，时间长达200年，私人贸易被禁绝，对日贸易的宁波港地位丧失，文化交往也被窒息。隆庆元年（1567）虽开“海禁”，但对日贸易仍在禁止之列，终明一代未能恢复。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但正值日本锁国，仅中国商船来往于中日间。康熙二十七年（1688），宁波港去日商船达37艘。清代前期，宁波港为中日交往重要港口。鸦片战争后，宁波港对外交往力度虽有拓展，但已无昔日地位。
  与朝鲜交往
  唐以前，中国与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高句丽有一定的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大唐时代，海上交通发展，交往更趋频繁。新罗商团中最为著称的是张保皋商团。商团从新罗清海镇出发，经黑山岛横渡东海到明州，停泊在东渡门外江厦码头。东渡门内是当时主要商贸区，商团居住地大多在镇明岭一带。新罗商人带来绸缎、麻布、金银、人参药材、马匹、毛皮和工艺品，带走陶瓷。张保皋将明（越）州青瓷窑工带回朝鲜，烧制出“新罗青瓷”。北宋熙宁七年（1074）以后，明州成为通往高丽的重要港口。明州港与高丽礼成江之间，商船和使团往来不绝。元祐二年（1087），高丽僧义天至明州，“遍历丛林，传法授道”，除学习佛教教义外，还收集佛经章疏3000多卷，回国时带去雕版刊印。义天根据带去的佛经资料，编《新编诸宗教藏总录》，收书1000部计4700多卷，按目录镂版刊刻。宣和五年（1123），宋廷在明州建造两艘巨型海舶，“巍如山岳，浮动波上，锦帆鹚首，屈服蛟螭”。两船行驶到高丽时，高丽“倾国耸观”，“欢呼嘉叹”。宋使徐竞回国后写成《宣和奉使高丽图经》40卷，记载高丽建国立政之体和风俗习惯。政和七年（1117）明州城内建高丽使行馆，接待高丽使者。高丽国都开城设有清州、忠州、回店、利宾四馆，接待中国商旅。南宋朝廷通过明州舶商与高丽传递文牒，《宝庆四明志》载庆元府（宁波）“与其（指高丽）礼宾省以文牒相酬酢，皆贾舶通之”。元代，庆元港与高丽仍保持海上往来，“中国人所喜欢的高丽镶嵌的青瓷、铜器、纸张和蒙古人喜欢吃的新罗参、高丽松子、鹞鹄肉等高丽食物大量运来。中国的茶、瓷器、丝织、书籍也增加对高丽的输出数字”（张政烺《五千年来的中朝友好关系》）。1976年，韩国西南木浦海出土的元代沉船上装载的青瓷中，有一件镌铭“庆元路”字样可以佐证。明代起，宁波港与朝鲜交往渐稀。
  与亚、非诸国交往
  中唐以后，越瓷从明州港运往印度、巴基斯坦、伊朗、马来西亚、伊拉克、埃及等国。五代时，大食（今伊朗、阿拉伯一带）商人来明州贸易，用香料、象牙、犀角换取绵绮、瓷器。北宋时，明州港与东南亚、西亚诸国互通贸易和贡使往来。西亚的波斯、阿拉伯人来明州经商者尤甚，多居住狮子桥北和市舶务一带。南宋时，来明州贸易的南洋国家有阉婆（爪哇）、真里富（柬埔寨）、暹罗（泰国）、勃泥（加里曼丹北部）、波斯（伊朗）等国，有的商人长期留居明州直至终老。元代，庆元港仍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等国有往来，《真腊风土记》（周达观撰）提到“明州之席”。明代实行海禁，宁波港与亚、非诸国往来甚稀。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开海禁，宁波港与暹罗、菲律宾、安南（今越南）、柬埔寨等国贸易频繁。清政府在宁波府设有榷关，“置吏以范之”。在18世纪，宁波商人“往来东洋者十之一，往来南洋者十之九”。一些宁波商人在南洋诸国开洋廛肆，“且有娶媳长子孙者”。至光绪年间（1875—1908），宁波港地位为上海港取代。
  与欧美诸国交往
  明嘉靖年间（1522—1566），葡萄牙人在宁波设立商会。清代宁波设立海关后，“外洋红毛馆诸国番船”至宁波者甚多。乾隆元年（1736），英国诺曼顿（Nomaton）号商船来宁波通商，终未能入。后英人几度上京要求开港均遭拒绝。鸦片战争后，宁波列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此后英、美、德、法、丹麦、暹罗（泰国）、俄、挪威、瑞典、荷兰、比利时、日本、葡萄牙、西班牙14国商船进入宁波港。抗日战争爆发，宁波港遭破坏，至1949年，境内对外文化交流几乎停止。
  第二节 现代对外文化交往
  区文化馆用“请进来、走出去”的方式，扩大对外文化交往，开创群众文化与国际接轨的先河。之后，群众开拓了眼界，团队得到了锻炼，促进了群众文化活动的创新，使文化公共服务水平得到提升。
  请进来
  随着群众文化的红火，以及群众艺术欣赏水平的提高，对国外文艺团体的表演日益企盼。文化馆多方权衡，量力而行，引进国外文艺团体。引进的基本原则是：一要优秀；二要群众欢迎，能拓展群众的文艺欣赏视野；三要不亏本，有的按市场运作，有的不收费，在广场演出。2000—2008年，宁波先后引进美国白老虎兄弟魔术团、俄罗斯冰上芭蕾舞团、西班牙弦乐团、澳大利亚布莱克敦钢管乐团等20多个国外优秀文化团体，让区内外观众能欣赏到国际优秀的文艺表演。
  走出去
  走出去的基本原则：一是受到邀请；二是富有意义；三是经组织审批，程序规范。2004年受法国第21届国际音乐节组委会邀请，文化馆带领宁波市首家少儿民乐团“东方宝贝”赴法，5天演出8场，迈出“走出去”第一步。2007年，中澳建交35周年，应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府邀请，区文化馆馆属团队“宁波乡音艺术团”赴澳，参加中澳建交35周年庆典，为国内第一个出访澳大利亚的群众文化艺术团体。“走出去”丰富了文艺团体的演出经验，锻炼了艺术水准，在激发海外华人爱国爱乡热情的同时，也使国际友人感受到中国宁波群众文化艺术的魅力，扩大了宁波群众文艺在国际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