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曙区图书馆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后，清廷被迫签订辱国丧权的《南京条约》，翌年又签订《五口通商章程》，宁波列入对外开放的港口之一。宁波开埠后，英国可在宁波设领事、管事，专理商贾事宜。其他国家纷纷效仿，法、美、普鲁士、荷兰、挪威、瑞典、日本等国先后援引英国例，皆在宁波设领事或副领事。一些商人、传教士纷至沓来，企盼在宁波开拓事业。自此，宁波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出现巨大变化，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和原料基地，本土的自然经济卷入资本主义市场，转而依靠国际市场，为国际市场组成部分。英、美、法、德、日等国商人先后在宁波开设洋行28家（多见于境地）。洋行、洋货入境，改变了本地从商人士思想，遂萌生新式工商业者，一批具有新技术、新设备的工业企业诞生。但是，开埠后英商乘机走私大量鸦片充斥市场。道光二十五年输入鸦片3650～4400箱，价值200多万两白银，占全国十分之一。光绪六年（1880），宁波经营土行（鸦片）的商家达32家。咸丰十一年（1861）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共输入鸦片213018担，年均6068担，占总进口洋货的55％，洋货进口与土货出口总值相差悬殊，致白银大量外流。由于洋布、洋纱在本埠倾销，使土布、土纱价值低廉，一些手工纺织业受到致命打击，造成“巡行百里，不闻机声”的局面。城内“洋广杂货店”或“五洋杂货店”（洋油、洋火、洋烛、肥皂、卷烟）占领市场。
  宁波开埠，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促进商业行业改组或重组。商埠日趋行业化，商行、棉织品、轮船、金融、保险业兴起，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对外贸易形势看好，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对外贸易进出口总值曾达50万元（除走私贸易特别是鸦片走私之外的正当贸易），外商输入的商品有大米、面粉、铁、毛织品、糖、火柴、卷烟等日用工业品。随着舶来商品输入，新兴的行业应运而生，报关行、转运行、堆栈及从事代客办理货物报关手续兼代理托运、装卸、仓库储存等业务盛极一时，仅海关收入税银16万两。至民国21年（1932），宁波有报关行21家，资本额30900元；转运行11家，资本额94500元；堆栈21家，资本额25800元。近代官方的洋务运动和工业兴起，机器设备的运用和新技术的引进，宁波出现近代商办工业。光绪十三年（1887），严信厚在江北湾头创办“通久源”公司，这是一家轧花厂，因该厂有大量棉籽无法处理，于是三十二年（1906）又在境内濠河头开设“通利源”榨油厂（今琴桥音乐广场）。这一时期的新式工商业，其行业和产品结构特征是集中与洋货竞争。民国3年（191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宁波民族工业得以发展。其时宁波有五金业50多家（境地居多，下同），铜锡作坊（店）30多家，花麻业8家，土纸行业店（印刷）40多家，木器行业108家，染坊37家，席行20多家，典当行、提庄、衣庄40多家，银楼业10家，酒菜业140家，饴糖业10多家，彩行业（贳器业）90多家，集贸市场11家，可见境地商埠繁华景象。宁波首先开埠，理应在对外贸易方面占得先机，但浙海新关被外人控制，宁波、舟山一带海盗猖獗，宁波又地处浙东一隅，与腹地交通不便；且上海港崛起，毗邻上海的商客涌向上海，来宁波的外商甚稀，外商只在宁波设临时写字间和代理人。史载咸丰五年（1855），长住宁波的外籍成年男子仅22人，其中商人只有5人。以光绪十六年（1890）为例，宁波直接对外贸易进口洋货37.30万关平两，土货出口仅0.373万关平两，而同时宁波洋货进口总值为614万关平两，土货出口总值为488万关平两，可见绝大多数进口是通过其他口岸转运到宁波的。
  清时境地行业会馆盛行，城内药业兴盛，有药店50多家，川西、洋广、津北、禹毫等药材荟萃宁波，设“号”、“庄”，庄设公所。康熙四十九年（1710），药商集资在咸塘街重建药皇殿（百年前药皇殿曾设在冲虚馆旧址，名曰“连山会馆”），成为联络同乡情谊、解决药界重大问题、祭祀神农氏的场所（现为文物保护单位）。光绪三十一年（1905），宁波商务总会在绅商王月亭、吴葭窗、汤仲盘等倡议下成立，会所设在鄞城东后市茶场庙侧（即今苍水街）。后迁至今中山公园东侧新建的会所，新会所设施齐全为全省之冠，蒋中正、王正廷、宋子文署名为之庆贺。商会实行业董制，设总理（会长）、协理、议董、业董，这些职位需经地方官府委任。初始议董以上都是由有官衔的绅商充任，业董由各业领袖担任，商会经费由各地捐助。据民国元年（1912）统计，城内行业殿、会、馆或公所有19家。宁波设市，总商会遂改称为“宁波市总商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