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周继文（1897—1976）阜山周宅人。 1926年，29岁的周继文，跟随回国探亲的同乡王益宗来到巴西，两人随身带出一批温州十字绣花台布，在里约热内卢拗维宕（Ovidor）租一间写字楼，挂出“上海绣花店”的招牌。 开始时，周继文用“提包”背着台布，挨家挨户叫卖。王益宗负责店内的业务和财务。周继文的妹夫（阜山陈宅人）陈楚豪则是他在国内的业务代理人。 随着周继文“提包”生意的顺利开展，青田籍华侨便纷纷向上海绣花店批发台布做“提包”生意。周继文和王益宗抓住商机，扩大进货渠道，除了扩大温州生生公司的业务外，还与广东汕头、山东烟台等地的一些公司建立供货关系。同时增加货物的品种，主要有上海抽纱、湖南湘绣、温州瓯绣等工艺品，使上海绣花店由单一的台布逐步扩大为批发各种绣花台布和各种绣花工艺品。大批青田籍华侨的加入，使“提包”行业的队伍迅速扩大，“提包”这一特殊的经营方式得到迅速发展。 1935年，周继文和王益宗析产分店，移址圣保罗开创周继文贸易行，批发业务进一步扩大。当时香港的汕头公司、公兴公司、昌文公司都与他有业务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海运被截断，这些公司就成为周继文主要的进货点。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香港公司的海路也被截断，葡萄牙依列本台拉就成为周继文主要的供货点。 旅居巴西的华侨华人主要从事贸易经商，其中小商贩占较大的比例。由于上海绣花店和周继文贸易行对“提包”业的推动，使不少华侨华人找到就业门路，事业得到发展。 1948年前后，国内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已摇摇欲坠。上海和东北许多资本家由于政治偏见，纷纷将财产疏散海外。如上海资本家钱志宁，就将其造纸厂的全部设备及150多名工人，包括10多户家属，用一艘大轮船运往巴西里约热内卢，重新设厂。但是，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文字不识及各种不利的客观条件使他的工厂遇到重重困难，亏损惨重，最后不得不宣告破产，卖掉工厂，遣散全部工人。被遣散的这150多名工人和10多户家属，迫于生计都加入了“提包”行业，周继文贸易行也因此生意空前兴盛，很快就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1953年前后是周继文贸易行最兴盛的时期，他利用各种可能的渠道进货。如1951年，从中国到巴西的许多亲属都随身为他带出好几批台布。 1953—1954年，他的亲友朱毅、陈超、朱铭直、吴朝英、陈政、朱正欣等人每人至少都从香港给他带出十几箱台布。1953年，陈超单从香港为他带出的台布，本钱就值48000多美元。他自己每次从香港等地进货，至少都有20多箱台布和10多箱瓷器，总共价值在6万美元以上。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周继文的社会地位和声誉也跟着提高。他是当时圣保罗中华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首届会长。 随着庞大的“提包”队伍的形成和“周继文贸易行”生意的日益兴隆，那些从国内疏散出来的资本家和国民党官员，便纷纷开办各种绣花工艺品工厂和台布的批发公司，周继文的竞争对手骤然增加。他们中有原国民党东北财政厅厅长李肖同，东北资本家李星、李程、曲元堂，上海资本家应学本，山东资本家宋福庭、毕务国、陶遵选、周学倜，温州资本家李友三、陈政、仇朝豪等人，都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周继文此时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了。 在长期的竞争拼搏中，周继文力图挽回败局，无奈财力和能力都无法抵挡汹涌而迅猛的巨大冲击，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从此，周继文贸易行开始滑坡，日趋萧条，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已明显显现出一蹶不振的景象。 青田华侨第一间进出口公司——周继文贸易行，从1935年开始，历经30多年，从小到大，从大到盛，又从盛到衰，最后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落下帷幕。 周继文对促进“提包”这一特殊的经营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事业有成的周继文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1933年，私立阜山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因学生大量增加，急需扩建，他欣然汇款5万美元用作建校经费。 抗日战争期间，远离祖国的巴西青田籍华侨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爱国热情高涨，纷纷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支援祖国抗日。时任南美洲抗日救国会会长的周继文虽然才开始有了些积蓄，但毅然倾囊捐献，尽力而为，向中国抗日红十字会捐献了1辆救护车，并购买了1万多美元的“救国公债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巴西的邮政汇款中断了，中国驻圣保罗的总领馆面临着经费枯竭的威胁，工作难以开展。周继文出于爱国爱乡的考虑，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每月由他付给总领馆开支费用，再由总领馆将这笔钱的数目电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每月将款项汇给阜山中学。就这样，周继文前前后后资助了2万多美元，为阜山中学建设了校舍和实验室（包括设备）。 周继文是一位创业天才，也是一位爱国爱乡的奇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