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笃情不渝长相守——曼罗谢与中国丈夫
  1915年，山口黄坑底一位名叫蒋阿成的青年，为生活所迫，与几个同乡一起离乡背并，远走俄罗斯，以贩卖青田图书货起步，并在那里落脚。后来与俄罗斯姑娘曼罗谢结为伉俪，过着恩恩爱爱的日子。
  蒋阿成在俄国生活了19年，因为思亲心切，便萌发了回乡孝亲的念头。一天早上，他对妻子说：“亲爱的，我昨夜梦见亲人呼唤，我要回国侍奉老母。我们暂时分手，往后的日子……”语犹未了，热泪夺眶而出。他是多么不愿意离开心爱的妻子呵！
  曼罗谢挽着丈夫的手臂说：“我要与你一起去。”
  “不，那里很苦的。”
  “我不怕。”
  就这样，夫妻俩携带两个女儿，6岁的依兰和4岁的春娇，告别俄罗斯，来到中国，在黄坑底定居下来。
  黄坑底真够荒僻的，开门见山，举步是岭，“千年不闻锣鼓响，万年不见划龙船”。整个地方只有两座破旧的房屋，屋边只有几丘脱下蓑衣就断水的“蓑衣田”。初来乍到，曼罗谢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什么都感到新鲜，一切都不在乎。当她津津有味地吃着番薯的时候，天真地对丈夫说：“这真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你骗我，你说家里苦，吃这么好的东西还苦吗？”
  不久，这朵浪花很快被岁月的苦水淹没了。过惯了城市生活的曼罗谢，面临艰苦生活的挑战……婆婆是山里人，没有见过世面，开始与外国媳妇生活在一起，不免有些拘束。曼罗谢很懂礼节，尊敬长辈，常常问寒问暖，问病问痛，日子久了，婆媳俩亲亲热热。
  曼罗谢一家过着艰苦的生活。丈夫蒋阿成仍旧操起三十六行之外的“雕图书”的活儿，曼罗谢帮他擦砂皮、打光、上蜡和收拾工具。后来，日寇侵略中国，图书货的出口断了，阿成只好上山去烧炭。曼罗谢也跟着上山住炭窑，帮助丈夫烧水做饭和出炭装篓，当个好助手。
  在家里，曼罗谢学会裁缝，帮附近居民做做衣服，赚点钱补贴家用。有时家里柴仓空了，她就带着孩子，挑着畚箕上山打柴。柴刀不会使，就用手折柴，一根一根地折来，放在畚箕里。家里番薯丝接不上，她就与孩子一起去采“草头”——五加皮叶、苎麻叶，杂点米粉，做草头馍馍吃。这些草头要浸在溪水里漂过才好食用。有一次山洪暴发，浸在溪水里的草头连篓一起被冲走，全家人急得直哭……
  这样的生活简直是受罪，好心的阿成于心不忍，他含泪卖了从俄罗斯带来的裁缝机，又凑了点钱作盘缠，要将妻子送回苏联。夫妻俩到了上海码头依依分手。丈夫刚走，曼罗谢后悔了，她丢不下丈夫，丢不下孩子，还有孩子的奶奶……她咬咬牙，退了船票，又回到黄坑底。阿成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前脚到家，妻子后脚也回来了。
  曼罗谢苦煎苦熬，一直当好贤妻、良母和孝媳，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异国的丈夫、婆婆和女儿，最后在默默中死去，埋葬在黄坑底的雪里坪。
  现在，曼罗谢的长女依兰已经79岁，住在罗溪村。小女儿春娇也已77岁，住在丹麦。她们都是夫妻美满，子孙绕膝，个个碧眼黄发，聪颖勤劳，提起母亲曼罗谢，自有一番苦涩之味。
  十分遗憾的是，曼罗谢没有把娘家的住址留给下代。她是俄罗斯哪里人，至今不得而知。
  永不失落的爱——霍士娜的挚情
  意大利勃罗宁市刹多那多路有个儿童，叫菲利普·焕标。焕标是姓，菲利普是名。这个中西结合的名字是他外婆——弗阿格·霍士娜为纪念已故的中国丈夫陈焕标而取的，它象征着这对异国夫妻的真挚情感。
  陈焕标，油竹乡东堡村人，1936年去意大利，在米兰市格努里格创办皮革工场，与女工弗阿格·霍士娜相爱。陈焕标的勤劳创业和忠厚待人，深得弗阿格·霍士娜一家的赏识。不久，中国后生成为意大利的女婿，意大利姑娘成为中国的媳妇。
  婚后几十年中，弗阿格·霍士娜随丈夫学习中国语言、中餐烹饪和华人礼节，接受中华文化的熏陶。她还学习青田方言，教孩子称呼“阿达”（父亲）、“阿姆”（母亲），按中意两国传统习俗安排家庭生活。
  1977年，66岁的陈焕标因病逝世。弗阿格·霍士娜失去了朝夕相处的终身伴侣，悲痛欲绝。她按照中国的传统土葬风俗，让亡夫安息在勃罗宁市的公墓里，墓前立了碑文：
  弗阿格·霍士娜的胸前悬挂着一枚嵌有丈夫遗像的“同心牌”房间里挂着一幅丈夫的油画像，案头上摆着丈夫的照片，以此寄托不尽哀思。每年元旦，她携带子女前往丈夫的墓地祭拜，献上挚情的鲜花。十几年来，她一直矢志笃情，不改初衷。在一个没有“从一而终”婚姻观念的国度里，如此厮守丈夫的亡灵，其感情之深厚，是可想而知的。
  当她刚抱小外孙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以丈夫的名字——焕标作姓，为孩子取名菲利普·焕标，作为永久纪念。让子孙世代记住自己的血管里流动着中国人的血。
  陈焕标生前是个“故事王”和山歌手。青田旅意华侨常常聚集一起听他绘声绘色的讲唱。弗阿格·霍士娜也半懂半不懂地沉醉在《孟姜女》、《梁祝》、《水漫金山》等故事的情节中。丈夫死后，留下一批他亲手写的故事、山歌手抄本，这些本子连同文房四宝，都被她作为传家宝而珍藏着。
  弗阿格·霍士娜健康爽朗，膝下已有两子两女和一个外甥。每当青田侨胞看望她的时候，谈起丈夫，谈起中国，她眼里总是噙
  着泪花，流露出无限的深情。20世纪70年代，要不是那场动乱，她本该随丈夫偕儿女来中国探亲了。谁知后来事不遂心，成了遗憾。但她的心里仍然装着中国，希望不久能看到自己丈夫的国家和家乡，也让中国亲友认识一下自己这个痴情的媳妇。
  我是中国的媳妇
  1940年，战争的阴云笼罩着欧洲大陆，一位年轻貌美的法国女郎离开了巴黎，跟随她的中国丈夫来到了浙江青田县。
  那时的青田是一个十分落后、闭塞的山城，既无公路相通，又无轮船可至。当时，这位法国姑娘从温州乘着蚱蜢小舟逆瓯江颠簸来到夫家，一心一意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落脚生根，并以她的温柔善良、对长辈的尊敬以及对后代的精心抚育，赢得了当地人们的好评，人们尊称她为“斯莫尔太太”，她自称“我是中国的媳妇”。
  1930年，在法国巴黎拉丁区靠北的一条街道上有一家杂货铺，店主是一位近30岁的中国男子，名叫陈则敬，高高的个子，端庄的五官，显得英俊洒脱。
  一天夜里，陈则敬关了店门，信步走进了一家中国餐馆，意外地碰上了一位在国内就相识的同乡人。几句寒暄后，同乡向陈则敬一一介绍了餐桌上的几位法兰西女眷，包括他的太太、岳母等。最后，当他指着一位十七八岁的姑娘说“这是我的小姨子斯莫尔小姐”时，陈则敬眼前顿时一亮：斯莫尔满头金发，一双海水般的碧眼，纯真烂漫的微笑，浑身散发出炽热的青春活力。斯莫尔落落大方地把手递给了陈则敬，欢快地说：“认识你，很高兴！”于是，他们开始了交往。
  爽朗、豁达的斯莫尔毫不掩饰对这位异国大哥哥的敬慕之情。三个月后，她当着姐姐、姐夫的面，对陈则敬说：“看来我们姐妹俩都与你们中国的青田人有缘呢！”斯莫尔的姐姐也在一旁笑着说：“怎么样？陈先生，我就把妹妹交给你喽！”
  作为纺织女工的斯莫尔的心里印下的自然不仅仅是陈则敬那魁伟的身形，更多的是敬佩陈则敬那勤劳善良的美德和自尊自强的民族精神。
  1937年7月，中国发生卢沟桥事变，日本帝国开始了全面的侵华战争。正在销售日本货的陈则敬，率先将日货扔出了店铺，改卖法国日用品。在他的带动下，附近两条街上经营日货的华侨都不惜赔本，奋起抵制日货。
  不久，德国法西斯的铁蹄开始践踏欧洲的土地，斯莫尔不得不带着两个幼小的儿子，跟随着陈则敬来到了中国。他们先到上海，然后转到青田。
  过不多久，陈则敬从国外带回来的一点钱花光了。为养家糊口他又重操起了糕饼业。看着一家人都在忙碌，自幼勤劳朴实的斯莫尔也闲不住了。她无，怨无悔地承担起媳妇、妻子、母亲的三重责任：公公病了，她送汤送药，精心护理，胜过亲生女儿；丈夫回家晚了，她倚门等待，将饭菜热了一次又一次；儿子淘气了，不慎打破了她从故乡带来的心爱的花瓶，她没有斥骂，只是细语利导。就这样，斯莫尔和丈夫一起照料着长辈，抚养着儿女，含辛茹苦地操持着这个家。
  1956年春天，随着中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到来，陈则敬的糕饼店成为公私合营的青田食品厂，斯莫尔也成了首批进厂的工人。当她从丈夫口中证实了这一消息后，竟当着家人的面一把搂住了丈夫的脖子，雀跃着，欢叫着，像是回到了纯真的少女时代。
  但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工作并不轻松。
  清晨，她4点钟就起床，烧好饭菜，整理好房间，送走上学的儿女；夜里，她洗衣服，拖地板，一直要忙到十一二点钟，可她从没叫过一声苦。每天，总是提早半小时到厂，又推迟半个小时下班，晚上还常来厂里免费加班。几个月下来，她明显地消瘦了。厂里的领导和同事们劝她按时上下班就行了，不要累垮了自己，她却乐呵呵地说：“中国政府和人民如此信任我，我怎么能不好好干呢？”进厂第一年，她便被评上了先进生产者。
  不久，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党和政府为照顾外籍侨民，发给斯莫尔双倍的布票和粮票。一次，斯莫尔从居委会领回粮票时，似乎觉得要比别人多，她不识中国字，只得等丈夫回来再问个明白。当陈则敬告诉她这是政府对她的特殊照顾时，她竟瞪起了眼睛：“我虽不是中国公民，但我生活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应该与中国人民同甘苦！”第二天，她便和丈夫一起把多的粮票退了回去。就这样，斯莫尔太太与中国人民一起度过了1960—1962年三年困难时期。
  斯莫尔在青田这个偏僻的山城里度过了她的黄金时代，她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这个闭塞的小山城，献给了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如今，她不仅熟悉了这里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而且还能讲一口流利的青田方言。
  整整47个春秋了，远离家乡和亲人的斯莫尔，何尝不思念自己的祖国、不思念自己的亲人？但她实在丢不下中国的家，丢不下与她血肉相连的中国亲人。她也曾准备离开中国回故乡看看，然而，她总是一次次放弃了。
  第一次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与斯莫尔同来青田的一位法国同乡要回国了，被勾动思乡之情的斯莫尔与丈夫商量，要回去看看故乡和亲人。陈则敬是通情达理的，他为她办好了一切手续，打点好了行装。
  那是一个秋雨绵绵的清晨，陈则敬带着儿女在车站为妻子送行。斯莫尔含泪与丈夫、儿女一一吻别后，咬了咬嘴唇，转身向车门走去。就在她将要登车的一刹那，她的脚却像触电般地缩了回来。
  面对小儿女凄厉的哭喊声，斯莫尔那由思乡思亲而筑成的心理堤防，一时竟全线崩溃。她透过泪水看了看丈夫那布满血丝的双眼，立刻抱起女儿，拉着儿子，疾步走出了车站。
  1984年3月，已是66岁的斯莫尔又一次整理了行装，为的是在有生之年看看一下故国的风姿。可就在她即将起程的前夕，陈则敬突然中风病倒了。挚爱着丈夫的斯莫尔，又一次放弃了多年的夙愿。
  不久，已在法国开办服装贸易公司的女儿回国探亲，想带母亲一起走。可是斯莫尔却放心不下尚未痊愈的老伴。她虽然完全相信，以孝敬出名的儿子、媳妇会照料好老伴的，但她不愿放下一个妻子的责任，“你爸爸身体不好，我怎么能走呢？这里有我的家啊！”
  1986年3月中旬，法国驻上海领事馆的副领事先生专程从上海来青田看望斯莫尔太太，以表达法国政府对她的关怀。斯莫尔太太在自己拥挤的家里设宴招待了这位祖国的代表。
  这是一次特别的宴会，小小的房间里笑语喧哗，热情充溢。洁净的圆桌上一边摆着鸡、鱼、肉、炒粉干等中国菜肴，另一边
  则放着蛋糕、牛排、咖啡等西式餐点。斯莫尔风趣地用法语告诉副领事先生：“这叫中法合作菜。”
  席间，斯莫尔的同乡副领事先生关心地问：“太太，您在异国他乡，生活习惯吗？”斯莫尔愉快地答道：“呵，先生，您说中国是他乡，可在我看来，她是我的第二个故乡，因为我的家在中国！”
  “除了她的肤色，她的金色鬈发，她那欧洲人特有的深蓝色眼睛和高高的鼻梁外，她俨然是一个中国人了。”这是一位记者写下的印象，也是见过斯莫尔太太的人们所一致公认的。
  （据周荣新、杨采芹文略加删改，采自互联网。）
  荷兰、中国都是我的家
  2003年“五一”期间，县华侨历史陈列馆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金发碧眼，血管里却流淌着中国人的血。
  这位客人来自荷兰，他的中文名叫应忠富。他告诉记者，父亲应永坤是港头小峙村人，18岁到荷兰，后来娶了一位荷兰籍妻子，并生育了8个子女，父亲时常跟子女们讲起在故乡青田的许多往事。长大后，大儿子应忠富想回祖籍地青田看看的念头日益浓烈。2002年底，他应聘到中国南京工作，这一下拉近了他与青田的距离。
  趁“五一”放假，会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应忠富什么也不需准备，便带着来中国游玩的妹妹、妹夫到青田瞻仰父亲故乡的风貌，会见故乡的亲人。根据父亲提供的地址，三个人从南京出发，途经温州，顺利地找到了港头小峙村，并找到了他的堂兄妹们。沉醉于青田的美丽风景，他们不忍心匆匆离去，就包了辆小车，在鹤城镇兜起了风。当车行至新大街时，青田华侨历史陈列馆在不经意间映入眼帘，使应忠富产生了进去看一看的愿望。但因当时天色已晚，他只好带着妹妹、妹夫回温州旅馆，但华侨历史陈列馆的魅力却一直吸引着他，久久不能忘怀。
  次日，应忠富又一次专程来到青田，前往华侨历史陈列馆看个究竟。“青田华侨的历史原来这么久远，内涵这么丰富，我为自己是一名青田华裔而感到非常荣幸，荷兰、中国都是我的家。”应忠富在陈列馆内对陪同参观的县侨联陈耀东主席说，今后他一定要带兄弟姐妹回来看看，青田的美景和好客的亲人，一定会给他们留下深刻而美好的回忆。
  心愿
  张灿仁，祖籍仁庄镇三溪口村。20世纪20年代，他只身闯荡到荷兰，投奔同乡王志南开设的水手馆当海员。几年后，与一名荷兰籍女子相识相爱，结为夫妻，并改行做餐馆生意。由于种种原因，张灿仁一直没有机会回过故乡。1970年，怀着深深的遗憾撒手西去。
  2006年，张灿仁之女萝丝（Loes）偕丈夫艾伦可（Eelco）和养女来青田寻根问祖。7月31日萝丝一家来到青田，由于旅行社的误导直奔湖边三溪口（小溪与瓯江汇合处），寻亲未果，遂返回鹤城镇，后寻求县侨联的帮助。原侨联副主席陈孟林是雅林人，与三溪口同一行政村，对张灿仁这个名字有点耳熟，于是他联系了原籍三溪口村的旅意侨胞夏式清，在他们的帮助下，很顺利地联系上了已迁居丽水莲都的张灿仁之侄（萝丝之堂兄）张献华。
  8月1日，张献华伉俪驱车来青田与从未谋面的堂妹欢聚。侨联又特地请来时在青田的旅荷侨胞吴某作临时翻译，使之彼此沟通。这对肤色各异、但骨子里流淌着同宗血液的堂兄妹都含泪地笑了。
  是日下午，张献华带着堂妹一家专程到三溪口祭拜祖坟，此举了却了萝丝父女两代人的心愿。
  当晚，张献华在青田开元大酒店宴请这位异国堂妹，浓浓的亲情弥漫着宴会大厅。她表示今后要常回家乡看看，并用相机拍下这难忘的时刻。
  海外寻母路迢迢
  1957年，年仅7岁的陈耀东，被父亲陈铭奎从德国带回青田老家。从小到大，他只知道在德国自己有一位叫玛达的妈妈和中文叫做耀媚的妹妹，并一直认为玛达就是自己的亲生母亲。“文化大革命”前，这位妈妈曾多次给他寄过玩具及糖果。之后，彼此中断了联系。一次偶然的机会，从父亲的遗物中，陈耀东发现了自己在德国的出生证明和一张母亲的照片，才得知生母的名字叫Brand，自己的外文名字是Peter，但父亲生前从没向他透露过这些情况。尽管中国“母亲”夏松杏视耀东为己出，小心抚养，百般呵护，母子相依为命，感情深厚，但受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影响及血缘关系，对亲生母亲他始终魂牵梦萦、不能忘怀。他决心要寻找自己的亲生母亲。
  1991年，过了而立之年的陈耀东奉调到县侨联工作，开始接触五洲四海的侨胞，了解四面八方的侨情，并在为海外华裔寻找失去联系的国内亲友中受到启发和鼓舞，更加坚定了寻母的信心。他通过各种渠道，一有蛛丝马迹就穷追不舍，终于有一位老华侨为他搭起了沟通的桥梁。
  1995年10月4日天高云淡，北雁南飞。当天他的德国“母亲”玛达和妹妹耀媚在他侨居丹麦的女儿陪同下，不远万里来青田团聚。可以想象，38年的沧桑巨变，母子亲情，应该有多少话儿要倾诉。但耀东现在早已把小时学会的德语遗忘精光。母子间语言的隔阂如一道鸿沟，他讲的话，需要先由女儿翻译成英语，再由妹妹翻译成德语传达给“妈妈”听。
  在这次相聚中，陈耀东终于解开了一个谜团：原来玛达是他的养母，外语叫玛丽娅的耀媚则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么，生母到底在何方？他又开始了漫漫的寻找生母之路。
  1999年，侨居德国的詹雪瓯女士偕夫婿回青田过春节。陈耀东闻讯喜出望外，他不能错过任何机会，于是刻不容缓地去拜访这对素昧平生的夫妇，介绍了自己曲折的身世，然后请他俩鼎力相助，帮助他寻找离散近50年的生母。
  又一年过去了，一天，陈耀东突然收到詹雪瓯发回的一份传真：
  陈耀东先生：
  你好！我先生已找到你母亲的地址，但是没有电话号码，因电脑里找不到这个地址的电话号码。
  你母亲后来又结了一次婚，所以她的姓改过了……
  陈耀东抓住这条来之不易的线索，请求侨居柏林的林克琴女士（陈耀东父亲的好友、老华侨陈超良的儿媳妇）帮助寻找。从柏林到生母居住的城市Chemnizt，千里迢迢，有5个多小时的车程。急人所急的林女士不负重托，毅然和女儿长途跋涉，按地址亲自驱车到那里按响门铃，谁知好事又多磨，一位老太太打开窗户，林女士说明来意后，她矢口否认过去曾有过的事实，一个劲地说：“我们不认识，再见！”
  林女士吃了闭门羹之后仍不罢休，不气馁。她在这家主人的信箱里留下了一张陈耀东提供的复印照片，并附上留言：我们在中国探亲时遇到你的儿子Peter，受他的拜托专程来见你，你如愿意认亲儿子就请来电话……
  返回柏林后，好心的林女士随即给耀东写信，告之详情，同时为他出谋策划，如何用感情去打动母亲的心。
  2001年秋，陈耀东受青田县委县政府派遣，以县侨联主席的身份前往欧洲考察，其中按日程有两天半在德国逗留。这自然是一次难逢的良机。知情的亲朋好友一再叮嘱他务必带上自己在德的出生证明和母亲的照片，并祝愿他此番寻母成功。
  9月24日考察团来到欧洲之后的最后一站——德国。旅德青田同乡会早已为老陈的寻母工作做好，准备，拟定方案：由吴朝平会长亲自开车，请侨胞中德语水平上乘的金建中先生当翻译，另外再请了机灵的女侨胞郑英作陪。岂止是陈耀东本人，大家好像在为自己寻找母亲。
  次日上午10时，他们一行终于找到了林女士提供的地址。但大门外的信箱却没见到Brand的名字，经打听原来房子已经易主了。
  四个人站在门外，极不情愿地接受眼前的事实，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惆怅。不知谁率先提议“总不能白来一趟，还是去当地警察局询问一下”。幸好，这里的档案管理完善，用不了多久，一行人又找到了母亲的新地址。陈耀东眼前突然一亮，在一楼的信箱上发现母亲的名字，他的心中顿时腾起了希望的浪花。
  第一次门铃响起，“我们来自中国，想和您说说话，好吗？”金建中操着德语，向门铃那边的老太太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时间。”房内传来一位老太太清晰而有礼貌的声音。
  第二次门铃响起，还未等金建中开口，同一个声音回答说：“对不起，请不要干扰我的生活。”
  还要不要再按门铃？陈耀东忐忑不安，母子能否相认、几十年的梦想能否成真就在此举。绝不能半途而废，四人在门口第三次按响了门铃。这次门只开了一条小缝，老太太说了声“对不起”后便把门关好。
  “那我们就在门外等着吧。”四人在门口一阵嘀咕后，决定反复敲门，以便“引”出这位老太太。
  果然，被激怒的老太太出来了。金先生赶忙迎上去用流利的德语与她交谈。一面告诉耀东说：“这位老太太就是你朝思暮想的母亲！”
  陈耀东一听，热血沸腾了，立即“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向母亲接连地叩头，泪流满面地说：“妈妈，我就是Peter，就是您失散了51年的儿子……”陈耀东随即颤抖着双手拿出自己的出生证明和母亲的照片，抽泣不已……
  此时此刻，这位一头银白卷发、穿着花衣服、75岁的老太太一看到自己年轻时的照片和那张出生证明，不禁呆住了。
  突然，老太太用手抚摸陈耀东的头发，蓝蓝的眼睛仔细地打量面前的儿子，然后慢慢地扶起耀东。“哇——”陈耀东哭出声来，51年的思母情刹那间如山洪暴发，扑向母亲的怀抱。两人超越语言的障碍，超越51年的隔阂，紧紧地抱在一起……
  母子相认后，老太太特别高兴，那些曾经想努力忘掉的往事又涌上心头。她说Peter德文的意思是小鸟，她在孩子出生前就取了名，却想不到亲生儿子真的会像小鸟一样飞去中国，杳无音讯。去年有人敲门提起Peter后，使得她心神不安。今天多次敲门，每回绝一次，她的内心都痛一次，她请儿子原谅她当时的复杂心情。
  接着，母亲拉着陈耀东的手来到窗口指着窗外的一处建筑物说：“当年，我就是在那里与你父亲相识、相恋……时间真快，一晃，就50多年了，我以为这辈子永远看不到你了……今天下雨，正巧我在家，如果天气好的话，我与老伴出去种花，你就很难找到我了……”真是天意啊！
  当晚，陈耀东邀请母亲到当地最豪华的宾馆共进晚餐。她说，她很少到宾馆吃饭，这么高级的宾馆还是第一次去，并且能跟失散51年的儿子共进晚餐，真是太幸福了……
  托马斯青田寻根记
  托马斯是青田海外第四代华裔，祖籍青田章旦乡李黄村。其曾祖父朱振明（1895年生）偕祖父朱汉亭（出国前叫朱金南）为了改变生存环境，背井离乡，于1929年从上海乘船到法国马赛，接着辗转到了德国。1935年，德国纳粹势力猖狂，存在着严重的排外倾向，朱汉亭和他的父亲不得已又辗转到了波兰，从事做鞋的生意。不久，朱汉亭与当地女子结婚成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兰遭受德国的野蛮侵略，全国到处弥漫着硝烟，局势非常混乱，朱汉亭长子朱继林（托马斯之父）就是1946年出生的。战后，朱振明回国定居。朱汉亭虽在异国他乡，但海外游子的心却无时无刻不牵挂着祖国亲人。1957年，随回国观光团回到自己的故乡。在中国逗留了三个月，又飞回了波兰。1969年，朱继林与波兰籍女子GlowackaEliza结合，组成新的家庭。
  1970年，朱·帕特雷克·托马斯在波兰出生。当时，祖父朱汉亭已是61岁了，他的子女继承和发扬了他那种不满足于现状的精神，有的去了奥地利，有的去了瑞士，长子朱继林则携两岁的儿子托马斯去了法国。临离波兰前，朱汉亭特为孙子托马斯办了中国护照。
  在朱·帕特雷克·托马斯居住法国期间，爷爷朱汉亭经常去看望他们，可由于语言的差异，爷孙间只能以简单的会话加手势作交流。因此，托马斯与他的家人对自己的爷爷朱汉亭的事知之甚少。1992年，朱汉亭在波兰华沙溘然去世。2001年朱继林也相继去世。
  托马斯一直在法国长大，1994年毕业于法国巴黎Davphine大学，只会法文和英文。托马斯在法国呆了一段时间后，又回到了波兰，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不论在哪里，他都时常想起爷爷朱汉亭的故乡青田，很想了解一下祖辈的故乡，看看他们的故居，倾听一下祖辈的生活故事。为了此次中国行，托马斯在几个月前专门买了一本《中国通》，对中国的天文、地理、气候作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并在一个汉语强化班里学了三个星期的汉语。2002年11月底，他迫不及待地踏上中国这块既陌生又向往的土地。县侨联、侨办的工作人员获知这个情况后，深深被托马斯这颗中国心感动了，他们立即组成了一个“寻根组，”派专车帮朱·帕特雷克·托马斯寻找他的祖先、他的亲人。可托马斯说不出他爷爷朱汉亭是青田哪里人，这给“寻根组”人员出了个大难题。青田地域大，出国的人又那么多，到哪里去寻找呢？工作人员便根据他爷爷在20世纪50年代来过青田并姓朱这条线索开始寻找。
  原侨联主席朱祥此时已90高龄，正在住院，听说有外国人来寻亲，不顾自己体弱多病，通过电话多方联系。他依稀记得当年曾接待过波兰华侨观光团。当年从波兰回来的青田侨胞，他也认得几个，可不巧的是，这些老华侨都在前些年纷纷谢世了。
  20世纪50年代在公安局工作过的老王说，当时县外事科还没有设立，而具体的档案材料是在之后几年才建立的。对于那次观光团来访，他只记得有那么一回事，至于朱汉亭其人，也没有印象了。
  油竹和温溪那边华侨多，姓朱的人也多，“寻根组”人员驱车到那些地方询问上了年纪的老人，又翻阅了几大本朱氏宗谱，确定没有朱汉亭这人时，才悻悻离去。
  为了能尽快找到托马斯的亲人，“寻根组”人员凭托马斯带回的资料向各个可能有线索的地方传递。东堡村有一个从波兰回来的老华侨的侄子，看了照片，说有点像他叔叔，正巧他叔叔也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去的，这么巧合。但结果却令人失望：不仅名字对不上号，一些重要的细节也并不吻合。
  此次来中国，托马斯逗留的时间为三个月，根据日程安排，他将于12月5日飞往广东。但他表示，一有亲人的消息，他还会再次来青田。就在托马斯去广东的次日侨办陈志宁偕侨联陈耀东与温州来的几位归侨饭后闲
  聊，谈起托马斯回来寻亲的事，一，提到托马斯的爷爷叫朱汉亭，一起就餐的刘焕民（其父曾与朱汉亭有过亲密交往）立即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朱汉亭的一个外甥叫叶洪生，现住温州瓯海区南白象镇霞坊村。
  于是，县侨办、侨联立即组织人员于8日赶赴温州，在霞坊村一家快餐店里找到了叶洪生。从叶的口中，得知他的妈妈叫朱金杏，而他的舅舅正是早年去波兰的朱汉亭。为了证实此事，叶洪生随即从一个陈旧的盒子里掏出一封已发黄的信。这封信是朱汉亭亲笔书写的转让书，上面清晰地盖着中国驻波兰领事馆的印章，大致意思是：朱汉亭自愿将坐落在温州一间100.14平方米的房子转送给叶洪生。如果朱汉亭回国，叶洪生必须尽到赡养的义务。签字和盖章的时间是1990年5月17日。
  这真是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面对着欢呼雀跃的人群，叶洪生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身世。
  他的外公叫朱振明，有一儿一女，分别叫朱汉亭和朱金杏。新中国成立前朱振明从波兰回国定居，在温州家中雇了一个佣人，日久生情，就结了婚，并生了女儿朱金杏。朱振明去世后，就葬在新建岭旁。虽是如此，他们家与朱汉亭一直有书信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朱汉亭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叶洪生收到他最后的一封信，是在1990年……
  当寻根有了一个圆满的答案时，寻根组就立即通过翻译发电子邮件给在广东的托马斯。
  长这么大，叶洪生从没见过托马斯这位表侄。在县侨联办公室里，这对素昧平生的表叔侄异常激动，但由于语言的隔阂，彼此都难以表达各自的内心感受，而只能用肢体语言传达思念的亲情。半小时后，叶洪生就带着托马斯来到朱振明墓前。托马斯面对着伴随的人员感慨地说：真想不到，你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
  里找到我的亲人。最后用十分生硬的中国话说了声：“谢谢，非常感谢！”
  12月12日托马斯在有关人员的陪同下，踏上了他祖辈生活过的地方——章旦乡李黄村。至此，托马，斯的身世已然明朗。20世纪30年代，朱振明带着赚来的钱在温州购置了房产。之后，他的家属就搬迁到温州居住。朱汉亭的本名叫朱金南，汉亭这名字是出国后才取的。怪不得在老家李黄无人知晓，而朱金南倒还有少许人记得。但李黄朱氏宗谱在“文化大革命”时付之一炬，朱金南也就无人提及了。
  站在祖父墓前，托马斯感慨万千，深情地说：“明年要将国外的叔叔和妹妹带到中国，带回家乡，因为我们的根在青田。”
  矢志不移——若林佐和子传略
  旅日华侨厉元飞（名元正，号田耙），祖籍仁庄镇八源里垟村，约生于清宣统末年。20世纪20年代前后，青田人赴日务工经商络绎不绝，年仅16岁的元飞因饥寒交迫，在乡邻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由于年少体弱，无法跻身挑煤挖土之列，遂与其他年龄相仿的同乡在东京做起了行商小贩。
  元飞虽然目不识丁，但是他机灵乖巧，尤其是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能力超越别人。在日复一日的走街串巷中，竟结识了一位日本花季少女，她的名字叫若林佐和子（中文名叫三禁），出生在中等家庭，高中文化。也许是月老系错了红头绳，这位东京少女竟然爱上了生长在青田穷山沟里的穷小子，而且很快坠入了爱河。元飞口齿伶俐，反应敏捷，逗人喜欢。一次，若林佐和子问起元飞家乡生活的状况，为逗她开心，他随口说了一句：“你们日本的大米颗粒这么小，我们家乡的大米有一寸长。”这虽然是一句戏言，可对若林佐和子却是强烈震撼，遂勾起她对中国的向往。其实元飞也是实话实说，他从小到大很难吃上大米，他所说的“大米”自然是青田贫苦农民的主食番薯干。当然，令若林佐和子以身相许的根本原因自然是元飞具有勤劳、质朴、温和、诚实等诸多美德。
  20世纪20年代末，厉元飞与若林佐和子这对异国情侣经日本警察署登记，正式结为夫妻。时值日本侵华，青田旅日华侨纷纷回国，若林佐和子毅然随丈夫来到八源里垟。住的是一间难挡风雨的破屋，吃的是1寸多长的“大米”夜间用火篾照明，蚊子苍蝇肆虐，眼前的一切使若林佐和子愕然。这位来自樱花之国的女，性并不怨天尤人，既来之，则安之，她决心与丈夫同甘共苦，做一位贤妻良母。一年后她为元飞生了第一个女儿，而后又添了一个儿子。就在若林佐和子步履艰难之时，她的弟弟和妹妹正在南京和北京从事某项工作，并受父母之托寻找离别多年的姐姐，得知她的情况后，便要求日本驻华使馆提供帮助。日使馆向中国政府提交备忘录，谎称：若林佐和子被厉元飞甘言诱惑，带回浙江青田故乡，该地穷苦不堪，并遭蹂躏，要求将该女子救出。现派警察官二人前往该地，请求当地政府协助。青田县政府以当时四都匪氛禁止游历为由阻止日警官前往。最后若林佐和子亲笔写了书面声明：“我与厉元飞自愿结婚，自愿随夫来中国，夫妻和好，自愿永久居住中国。”有了这“三个自愿”，日本警官万般无奈，悻悻离去。此后，若林佐和子用真爱去实践自己的誓言。日本入侵中国后，他们生活更加艰难，元飞
  感到愧对妻子，终日惴惴不安，于是利用从日本带回的微薄积蓄，到温州、乐清一带经商，以接济家中生活，多少给若林佐和子一点弥补。当时日本鬼子到处乱窜，抢劫掳掠，无恶不作。一天，元飞碰上日军，为了避免伤害，灵机一动，用日语与其对话。日军大喜过望，强迫他当翻译。元飞心想，若不答应，生命难保，于是他勉强应允，认为只要不做伤天害理的事关系不大，当时他也确实赚了一些钱。殊不知此举酿成大祸，待鬼子离去后，当地人把他当成汉奸，送到警察局关押，严刑拷打，释放后已奄奄一息，回到里垟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若林佐和子悲恸不已，她想，若不是日本侵略中国，她的丈夫也不会死于非命。
  元飞走后，若林佐和子这位弱女子暗自神伤，每天以泪洗面。元飞有一个堂弟名叫呈飞，他非常同情日本堂嫂的遭遇。正巧他还没有娶亲，他情愿代替堂兄承担起抚养孩子的责任。为了孩子，在百般无奈之下，若林佐和子又嫁给了呈飞。呈飞是一位朴实憨厚的农民，他对若林佐和子敬爱有加，宁可耗尽全部心血，也要让若林佐和子少受些罪。不久，她又为呈飞生了一个儿子。呈飞欣喜过望，对她更加体贴入微，为维系五口之家的生计，自己省吃俭用，日夜劳作，可毕竟是血肉之躯，终因劳累过度，带着眷恋和歉疚过早地离开人世。若林佐和子欲哭无泪，但这位坚强的日本女性在困境中苦苦支撑着自己的家庭，相信黎明一定会到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鬼子魔爪伸到青田这个贫困的山区县。雅林村的吴某，从国外回来后在上海开钱庄，家庭富有，在鹤城镇宝幢街建了一座花园式的宅院。此时，一般富户都进行疏散，吴某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便雇请若林佐和子看护自己的大院，这是一着妙棋。若林佐和子带着孩子从八源里垟住进了这座豪宅大院。据若林佐和子口述：“当时日军抢劫来的东西到处乱扔，一片狼藉，而老百姓又不敢去捡，我就带着孩子们到处去拾掇这些被抛弃的实物，然后分发给左邻右舍。”若林佐和子的善良和日军的暴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她在街坊邻里中口碑甚佳。日本投降后，吴某一家心怀感激，并给予奖赏，由此也解了若林佐和子的困难。
  1949年，家住垟心鼓楼的蒋星元离开了工作10多年的瑞安被服厂，迎着解放的曙光回到了家乡。蒋从小就拜师学艺，裁缝技术高超，但年近40，尚未成家。传闻八源有一位来自日本的女子，相貌端庄，贤淑善良，吃苦耐劳，乡人称颂，但命运多舛，连失二夫，揭锅无米，幼儿啼饥。星元既羡其人品，又悯其苦楚，于是决定前往八源里垟探个究竟。见面时，若林佐和子落落大方，热情接待，深得星元好感。经过沟通交流，星元同意若林佐和子携带三个孩子到鼓楼落户成家，终成一桩美事。在鼓楼，若林佐和子又为星元添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星元农忙务农，农闲重操旧业。若林佐和子对星元体贴入微，家务操持得有条不紊，并帮助丈夫干些农活，一家温饱无忧。在鼓楼的日子里，若林佐和子想方设法与日本的亲人取得联系，互通音信，聊以自慰。
  1986年和1987年，若林佐和子先后两次赴日本探亲，与三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欢聚，其乐融融。她的弟妹极力挽留姐姐在日本安度晚年，但若林佐和子心系中国和中国骨肉亲人，每次在日逗留两个月后便匆匆回到中国。1994年4月20日，这位来自樱花之国的伟大女性平静地走完了她光辉而传奇的一生。
  未了情——王岩选与乃咪的婚姻
  王岩选，油竹彭括人，生于清光绪乙未年（1895年10月22日）。他家既无土地，又无瓦房，贫穷与岩选结下不解之缘。
  20世纪20年代前后，彭括、港头、麻宅、叶山一带的贫苦农民相继东渡日本务工经商，王岩选为了摆脱贫困，四处乞借告贷，凑足川资后偕乡人赴日。
  王岩选虽是个文盲，但身强力壮，凭借一身气力，从事挑煤、挖土、建筑工事等繁重的体力劳动。当时这种苦力工收入略高于小商贩，日收入2元（相当于中国银圆），这对原来以冻馁为伴的岩选而言简直是捧上了金饭碗。他十分珍惜这个难得的机遇，风雨无阻，从不懈怠。经几年的努力奋斗，除了汇钱给家中济急之外，自己也有些微积蓄。
  王岩选天生是个乐天派，往往喜欢苦中作乐，说话风趣幽默，对人豁达大度，因此很有人缘。经过两年多时间，他已经初步学会用日语对话。在他居住的栈房附近，就是当地的民房，时间长了，他也常常在做工外时间里和当地人套近乎。有一位名叫乃咪的当地姑娘暗暗地喜欢上了他。在这位单纯、温柔、贤淑而又热情奔放的日本姑娘面前，他不愿错失良机，在与乃咪的交往中往往妙语连珠，极力美化家乡的环境和家乡人民的生活。在一次和乃咪的谈话中，乃咪突然问起他家乡的风土人情和生活状况，他不愧是位天才，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家乡的大米有‘汤罐’那么大（青田人在使用煤气灶以前全部用烧柴火的土灶，在灶膛中放一个中间大、两头小的盛水的铁铸器皿，中间最大部分中空直径约20厘米，长约40厘米，利用余热加温）。”并用手势示意，乃咪惊喜不已。男方年近30，女方年过20，正是谈婚论嫁的年龄，因此心里从不设防，他们很快就步入婚姻殿堂，经警察署登记正式结为夫妻。
  1922年后的日本陷入经济危机，日军大举侵华，旅日侨胞纷纷回国，新婚不久的乃咪甘愿跟随丈夫来到中国。彭括虽山清水秀，但贫困不堪，王岩选又是村中典型的贫困户，住的是茅草房，睡的是稻草床，吃的是野菜番薯干，这是乃咪始料未及的。当她得知“汤罐”大的大米就是“番薯”时，她暗自好笑，当时恋爱时竟然昏了头，相信彭括真会有这么大的米。乃咪对爱情十分专注，她选择了王岩选，就选择了他的全部。
  乃咪在日本老家并没有干过农活，到了彭括就入乡随俗，干农村妇女应干的事。她首先学会挑水、做饭、洗衣等家务活，接着学会牧牛。在她放牧的时候，有时候牛会撒野，满山乱跑，她哭过；她开始挑水的时候，因个子小，在上坡的时候，没有经验，前面水桶一碰撞，失去平衡，来个人仰桶翻，她哭过；特别是有了孩子以后，她要背孩子牧牛，孩子因饥饿和蚊咬而啼哭，她悲极而恸；从单一牧牛到连割牛草回家，好几次手指被草刀割破，她用颤抖的手捏住伤口暗自流泪。乃咪在日本就会做馒头，这是她的绝活，为了贴补家用，她在天亮之前就已蒸，好馒头出售。她做的馒头馅料精，味道好，同时，她性格随和，笑脸迎人，因此村人很喜欢光顾。乃咪无怨无悔，不愠不怒，守妇道，识大体，温柔中透着坚毅，久而久之，彭括村的人竟忘了她是日本人。村民虽对日本鬼子恨之入骨，但视乃咪为亲人，疼爱有加，乐意帮助王岩选一家。
  七七事变前夕，日军加快侵华的步伐。邻村徐岙有一位随夫来中国的日本女人为避战火，和日本家人取得了联系，决定重返日本，于是动员乃咪与其同行。乃咪在彭括已有10多个年头，思亲心切，欣然应允。她与丈夫商议，决定把孩子留在彭括，到日本逗留一段时间后重返彭括。不久，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乃咪这一去犹如断线的风筝，杳无音信。
  王岩选与乃咪虽然情缘未了，但这段历史佳话在彭括村民中却一直流传着。乃咪年轻时那张温柔、充满青春气息的照片仍然由孙辈完好地保存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