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以出生先后顺序排列）
  林茂祥
  林先生茂祥（1857—1924）世居青田，为邑望族，生性特达，心地光明，处世接物无少芥蒂，具有长者风。幼时好金石，及长，雕刻尤擅特长，其手作被海内外收藏家视为瑰宝，争相登门追求，户坎为穿。及壮，负有远志，携销其作品于海外，以其惟妙惟肖艺术
  独具一格，贤愚莫不叹为观止，虽泰西艺术泰斗自叹勿如。购买一物之微，叠值至数百金，获利莫算矣。屡获巴黎国际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等金奖。光绪戊子（1888）远适美洲，遇我国星使傅公云龙于旧金山，一见如故。晤谈，即以工商谆谆指示，嘱先生归国后亟谋鼓吹，以为祖国争光。不数年，长次令嗣先后遍历五洲，所谋皆遂，自是闻风继起者踵相接。数十年来，我浙人捆戴自海外归者，指不胜屈，而先河之导则先生一人力也。厥后，民国改元，先生卜居东瓯，置田营宅，为二子析产分爨。行是，孙曾绕膝，财禄骈增，自问聊以自慰。及甲（子）无疾而终，享寿六十有八，茔兆于景德之阳，遵礼下窆，佥请先生。利在工商业，在后光前裕后，正其宜也。爰叙注略，垂为纪念云尔。
  （《林茂祥墓志铭》，陆军少将文虎、叶焕华谨撰，1927年）
  吴乾奎
  吴钟奇（1873—1937）字乾奎，方山乡龙现村人。家境清贫，当过长工，30岁时尚在遂昌烧炭。后经友人推荐，替宁波一商人作伙计，到东南亚一带做贩茶生意。因他为人忠诚守信、办事干练、生意得心应手而得到老板的器重，几年以后，便垫付资本，支持他
  另立门户。1905年，吴氏贩茶到比利时布鲁塞尔，正巧全城市民闹红眼病（结膜炎），由于茶叶有清肝明目之功效，吴乾奎引导市民饮茶，并教之以茶水擦拭眼睛，眼疾逐渐痊愈，政府十分满意，特制一枚银质奖章赠送给他。1906年，经中国驻比使馆杨小景介绍，到意大利米兰参加赛会，因茶叶质量上乘，又获得上等奖饰。在当时民穷国弱受人欺的年代，吴氏获此殊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对此，清驻比使馆二品顶戴监督杨小景赠赐“海外观光”匾额一块。
  此时，美国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吴氏萌发赴美经商之念。一日他在观看停泊在港口的一艘美籍花旗轮时，突然遭到比利时警察的逮捕。原来该轮早三，日之前抵埠时，货物被哄抢，所以周围布满暗哨，见吴氏东张西望便把他当作嫌疑人。经过一周的关押之后，在开庭审理时，吴氏申明自己是贩卖茶叶的清白华人，并以带在身边的银质奖章为证。案情弄清后，美驻比大使亲自向吴氏赔礼道歉，并且问他想不想去美国，这一问正中吴氏下怀，经此波折，美驻比使馆给其签证，逢凶化吉，天遂人愿抵达旧金山。
  到美国之后，吴氏开始以经营茶叶为主，并兼带部分青田石刻试销。销路虽然不错，但孤身一人终究难成气候，便先后相邀方山裘山的裘振珊，山口的黄松轩、周芝山，油竹下岙金美斋等人赴美，共同经销石雕。1915年，旧金山主办巴拿马世界国际博览会，吴氏等人抓住机遇，大力拓销石雕，终于在美国打开了青田石雕的销售市场，获利甚丰。
  吴乾奎在海外奔波了22个春秋，1927年回国，在瑞安、平阳、永嘉三地购置320亩田地，在本村建成737平方米欧式风格的砖木结构洋房1幢。他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先后助资修建桥3座、路4段和奇云山石庙1座。船寮的大垟桥，据说原来是一座木架桥，每逢洪水暴涨，经常造成人畜溺亡，为求一方平安，吴氏慷慨捐资近万银圆，承建了一座多孔的石拱桥，深受当地农民的称颂。为此，青田县长郑迈为褒奖他，亲笔题写“惟善为宝”匾额一块。上文提及的路4段，即西坑下岩岭、干坑坳百廿步、白沙岭和方山水口龙舌岩下等路段，此外还购买8000银圆的丽温公路债券。1933年建家庙1座，并计划拿出50亩田租在本村义务兴学。古语云：“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1937年的夏天，在一个非常的日子里，吴乾奎路过文成地界，正遇国共两党交兵，不幸被流弹击中下腹身亡，享年65岁。
  吴氏一生勤劳俭朴，惜苦怜贫，虽然成了一方首富，但他自己却仍然粗茶淡饭，身着麻布便衣，脚穿蒲鞋。他的懿行和人格魅力成为千古美谈。
  王益宗王益宗（1877—1966），阜山前王人。为人豁达大度，性格豪爽，思维敏捷，善于社交，是一位深孚众望的华侨，人称“巴西王”。
  1915年，他与徐志仁从阿根廷转入巴西后，到南方愉港安家落户。当地气候凉爽，巴西人普遍喜穿毛线衣，他创办了一间绒衫厂，生意兴隆，几年后赚了不少钱。1926年，偕同乡周继文在里约热内卢“拗维宕”（Ovidobr）合租了一间写字楼，经营上海绣花店，做台布生意。1937年，重回里约热内卢，在PsaTiradente47号开了“卡蒙餐馆”，后来
  该餐馆成为当时里约热内卢最有声誉和最昌盛的快餐馆。
  王益宗的一生是不平凡的，他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在广大华侨心目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的传奇色彩并非体现在他创业的成就方面，而是在于他一生广交朋友、乐于助人等社交方面。他的两个绰号“巴西王”和“筅帚”正是他一生传奇色彩的写照。
  由于他性格豪爽，讲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因此他，的朋友如云，上至中央政府大员，下至市井小民百姓。愉港是巴西工党的根据地。王益宗初到愉港时，就与工党的许多头头结为朋友，交际甚厚。1930年工党领袖石砣龙革命成功取得政权后，他的这些朋友都成为当时首都里约热内卢中央政府中的官员。当时外交部长的女儿拜王益宗的私人律师为干爹。
  王益宗的卡蒙餐馆开业后不久，房东欲将其租用的房子转卖给巴西银行拆建，由于王益宗据理力争，只得作罢。后房东又打算转卖给市政府拆建，面对市政府的强大压力，王益宗镇定自若，通过外交部长的兄弟在市政府内协作斡旋，终于力挽狂澜，足以说明他的活动能力。
  1933年，一位山东籍的侨胞有很多物资被里约热内卢海关扣留，求助于王益宗。王闻悉后，立即进行疏通，很快解决问题，令这位山东侨胞感佩万分。
  不论是巴西人或中国人，只要有求于他，他都欣然应诺，至于青田同乡们的困难，他更是竭力地去帮助解决。油竹人朱仁楚，老实厚道，没有文化，终生打工糊口，毫无积蓄，到老还是光棍一条。王益宗知道后，就带头资助并发动青田侨胞集资，使他于抗日战争胜利后重返祖国。
  正因为王益宗在巴西社会中神通广大，活动能力强，又凑巧姓王，故侨胞以尊崇的口吻送他一个美名——“巴西王”。
  在帮助别人解决困难的过程中，一切应酬费用理应由求助者负担。他性格豪爽，出手大方，往往没有考虑到求助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常常出门坐小车（出租车），请客进大馆，使求助者不堪重负。在当今社会上这种气派或许算不了什么，但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青田侨胞的经济还不十分富裕，王益宗这种超前的意识和做法实与当时形势相悖。被帮助者看到问题得到解决是既高兴又感激，但看到被花去的钱又会心疼，因此对王益宗产生了又敬又怨的矛盾心理。不过这种“怨”是美中不足的心态反映，王益宗也因此有了“筅帚”这个绰号。
  但这个绰号却体现了一种亲切感，正如一个年轻的妻子俏骂自己心爱而又不争气的丈夫为“小冤家”一样，因此王益宗也非常乐意接受。后来，下辈都叫他“筅帚公”或“筅帚伯”、“筅帚叔，”同辈的都叫他“筅帚兄”。久而久之，这个绰号就成为他的名字了。
  王益宗是一位爱国华侨。1940年，他建议中华民国政府驻巴西的公使王功武，发动广大侨胞在某俱乐部里做油炸馄饨义卖。他自己带头参加，并积极发动几百华人参与，使义卖顺利开展，他们把义卖所得全部捐献给祖国，并多次发动侨胞踊跃购买“救国公债券”和“建设公债券”。
  王益宗是一个平中见奇的华侨，一生助人为乐，爱国爱乡，他的传奇人生一直在青田华侨中传颂着。1966年，他病逝于里约热内卢，享年89岁。
  孙言川
  孙言川（约1880—1921）仁庄镇孙山村人。出身书香门第，父亲孙子峰，育有四子。他为长子，受过良好教育，少年，习武，胸怀远志。青年时期赴俄国经商，受爱国思想熏陶，积极参加革命活动。曾任旅俄华工联合会干事和秘书，负责编辑《旅俄华工大同报》。该报以中文手书，在彼得格勒市石印出版，报导华工的状况、中国要闻、五四运动情况等内容。出版50期，每期两三千份，分发给在苏红军中参战的中国士兵和旅俄华工阅读。每逢星期日孙言川必到兵工厂宣讲马列主义，其革命活动得到俄共（布）中央，的赞扬，曾获列宁的接见，还曾和列宁同桌用餐。俄国大革命期间，旅俄华工联合会为保护华侨合法权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并努力促成大批侨胞返回祖国，1917年一次就使200多青田籍和湖北天门籍侨胞免遭战争动乱、饥荒冻馁和颠沛流离之厄运。孙言川曾与俄国政府交涉，要求查清劫持、杀害9名青田籍华侨的凶手，并促其处以极刑，为我侨胞伸张正义。青田籍侨商杨廷丰，从日本进口价值4万卢布的货物，被莫斯科税关以禁货入口为由扣留半年之久。联合会应杨的请求，特派朱绍阳赴莫斯科交涉，据理力争，使货物交还原主。
  1918年6月18—24日孙言川出席第三次全俄华工代表会，并担任大会秘书（列宁、孙中山为名誉主席）。大会，期间，建立了由12人组成的共产党团体，被授权与俄共建立关系。
  1921年，孙言川受命回国。行前列宁曾嘱咐他回国发动革命，不料他在途经杭州时得病，治疗无效，英年早逝。孙言川是青田华侨中最早参加侨居国革命活动、为维护华侨合法权益作出贡献的杰出代表。
  陈聚丰
  陈进木（1881—1940），字聚丰，油竹上村人。从小聪明、勤劳、乖巧，常帮助父亲管理水碓。稍长，从事石雕行业，尤擅雕刻梅花瓶。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娶年仅16岁的秋杏为妻。其时，油竹雅岙一带村民相继出国，陈聚丰志存高远，心为之所动，于婚后3个月左右，偕乡人闯荡海外，辗转到了巴西。初始，销售随身携带的青田石制品，后转而挈卖东西方饰品。他不辞劳苦，节衣缩食，勤学葡语，广结人缘，历经十年拼搏，收入不菲，遂精心谋划发展大计。1918年，陈聚丰独具慧眼，在里约热内卢选址兴建5间砖木结构的平房，开设“聚丰餐馆”，店面五间，四周空旷，交通便捷。门口设有一排长廊，撤掉店门，内外一体，大大扩充营业空间。长廊一端设有一排木栅栏，供顾客拴马，尽得地利之宜，彰显他的睿智与才干。
  1919年，陈聚丰与巴西女子、餐馆服务员玛利亚（Maria）相处日久，两情相悦，喜结良缘。陈聚丰如虎添翼，生意稳步发展。次年生下第一个女儿名叫长文，1921年又添一女名丽达，1923年小女希达丽娅出生，三女绕膝，其乐融融。
  1925年，经营7年的“聚丰餐馆”虽前景看好，然海外闯荡18年的陈聚丰始终没有忘记父母的嘱托、亲人的呼唤，思乡之情难以压抑，遂断然卖掉餐馆，携妻女回归故里，唯小女年幼，交由其舅父抚养。
  据陈聚丰后裔回忆，他回国时带回的实物是：一沓照片，一个巴西产的双唇陶罐，一把老虎钳，一柄厚实的砍刀，一把长一尺有余的锄头，数斤马铃薯的种子和一只大木箱。该箱包着铁皮，蒙着帆布，扣着三把大铜锁，在“土改”抄家时，用锄头、斧头也难以撬开。这些物件足以窥出他回归的本意。
  1926年，他在油竹上村兴建三层西式洋房3间，所用的桶装水泥（当时称“水门汀”）全部由日本进口耗资6000多银圆，仅阳台一项就花去3000多银圆。次年，他与另两人合伙到温州瑞安，从当地富户手里买下100亩田地、5间房屋。
  鉴于陈聚丰在当地的名望，青田当局多次动员他出任竹山乡（包括油竹、山口一带）乡长。他淡泊政治，不愿为腐败无能的政府效劳、欺压乡邻，出于无奈，购了一些石刻，在温州又买了一批雨伞，携妻子离开故乡，前往上海开设石雕商店，兼营温州雨伞。1929年，妻子玛丽亚因奔波劳累，在上海病故。他痛失爱妻，心灰意冷，出洋漂泊至印度、南洋一些国家，因语言不通，步履维艰，1930年重返故里。次年再次下南洋，同样找不到商机，此时他已过耳顺之年，身心疲惫，1932年决定“逐本舍末”，重回故里。
  在尔后的8年间，年过半百的陈聚丰却做出惊人之举：用巴西带回的锄头，开垦了7石水田、1亩多的旱地。如今村里上了年纪的老人们说，为了水田，他的手刨烂了，那把巴西锄头只剩下个秃头。他从不雇长工，农忙时请些临时工。农闲时还雕刻梅花瓶，并常和女婿一道到普陀、天台、上海一带销售，自食其力，过着与世无争的恬淡生活。
  陈聚丰热心公益，急公好义。1933年，丽青温公路兴建，他积极购买建设公债，先后共4000余银圆。油竹的过溪木桥需要修缮，他捐献一条百米余长的从不生锈的进口铁链。他乐善好施，每逢年关都要给曾经为自己打过工、放过牛的乡亲送去礼物和压岁钱。有一年除夕，连下大雪，他冒着大雪到3里远的一户人家送压岁钱。他自奉节俭，一如当年在巴西时省吃俭用，平日叮嘱家人，就算是喂猪的番薯渣也要先喂陈渣，新的存着，以备荒年。“油灯一盏，薯丝一碗”这就是陈聚丰的生活。
  1940年，陈聚丰溘然去世。俗语说，“富润屋，德润身”，他兼而有之。
  林子才
  先考讳子才，乳名震泰，清光绪十一年（1885）生于阜山林宅岙口。家承耕读，曾于清末参加处州府秀才应试，题为《有私垄断焉》，挂出第十八名书牌，然因邻村张某妒告“丁忧”（戴孝）而未第。民元，林子才赴欧，经过法、德，最后定居荷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曾因推销青田石雕，误入海牙宫奇遇荷兰女王，礼遇甚厚，亲付手令特优在海牙宫经销。并数度命卫士、宫女、翻译乘御车亲接宫中，因以财运亨通，情节奇离。《青田民间故事》、《山海经》等俱有传奇记载。
  旋欧战爆发，荷亦全面戒严，侨民因以困甚。当时唯先考及林启华为知识者，先考尤奋其才智写出反映欧战时侨民生活的《鼓词》。更作《上大使书》、《上大总统书》，并请求搭船回国。终于通过女王绍介得以如愿以偿。今旧笈中还留有先考亲书簿册，县《侨史》编者资以参考，先父亦因此被老一辈侨胞公认为华侨文人。回国后，历任台州、温州公安局及吴兴、嘉兴、长兴、永康等县科局级职务。在永康时尤以朱光奎县长之介，奉省令查察缙云某一件“禁烟”大案，先考以堪舆星相家装扮，查清案情，深得好评。
  40岁辞职从商，迁居西门外锦屏山麓，起建楼房五间两厢。开设合茂后改林泰源木行，曾兴隆一时。但因国币贬值，及上山下水账户拖欠而衰落。1953年9月因病逝世，享年96岁。（林森林正邦）
  张弦
  张弦（1893—1936），县城后街人，3岁丧父，由祖婆与大伯抚养长大。自幼聪明好学，喜爱琴棋书画。
  温州中学毕业后，考入南京政治大学攻读政治，颇受于右任的赞赏。毕业后在南京某中学任教三年。20世纪20年代初期，与林风眠、徐悲鸿等先后自费到法国留学，考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西画，以卖油画、素描维持生活。在巴黎学习期间，与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有交往。由于他勤奋刻苦，学业大进，曾参加世界油画素描比赛获奖，毕业后留校任教。
  后经当时驻法大使顾维钧敦促，受刘海粟聘请，回国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之后又受蔡元培之聘任国立美术学校教授，继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20世纪30年代，与倪贻德（后任全国美术协会副主席）等人发起成立决澜社，表示“厌恶一切旧的形式，旧的色彩，要用新的观念技法表现新时代的精神”。他在介绍西方美术、联络进步画家和扩大油画影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美术界享有较好的声誉。
  1936年暑假返乡，儿子出事，张弦精神受惊，肝病复发，在温州白累德医院治疗无效，不治身亡，时年43岁。
  张弦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美术家，是现代中国美术界先驱者之一。他在美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他的《张弦素描集》。正当他在艺坛上风华正茂时，不幸与世长辞，当时上海、南京美术界由蔡元培、刘海粟等发起，在上海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各界名流题赠挽词。蔡元培的“潜宫永翳”、于右任的“绝艺留寰宇，哀歌杂薤蒿”等挽词，均是对张弦的艺术成就极高的评价。
  郑秾
  郑秾（1894—1933）字桂山，乳名木星，出生于仁庄镇罗溪村一个农民家庭，自幼父母，双亡，小学文化程度，做事精明能干，练过武术。年轻时不堪地主豪绅的压迫，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1917年，作为华工应招去法国挖战壕。民国11年（1922）因胞兄郑桂南在苏联之故，他同一些工人转到苏联学做皮鞋，和苏，联东方大学留学生、中共党员谢文锦（永嘉人）来往密切，受其熏陶，接受了革命思想，参加了苏联红军，当过克里姆林宫近卫军战士。民国14年回乡结婚，民国16年再次赴苏。
  民国17年（1928），郑秾与东北、山东10多位同志一起回国。民国19年初，党中央先后派金贯真、胡公冕等人在浙南永嘉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十三军。郑秾在阜山参加了红军。是年冬，红十三军攻打黄岩及领导平阳农民暴动失利后，斗争进入低潮。民国20年初，郑秾潜到兰溪、建德等地，以行医、传授武术为掩护，深入兰溪、龙游、汤溪、寿昌等地农村，向贫苦农民宣传革命思想，发动农民实行“二五减租”秘密发展红军组织。在两年多时间里，组织发展了数千人。
  民国21年2月，在兰溪西乡，上王山召开誓师大会，竖起“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的旗帜，自任师长，隶属当时上海中央局郊区党委领导。是年夏，郑秾率红二师千余人，与“浙江省保安队”激战于建德七星垄、沙湖镇，战斗持续两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是年秋，与秘书赴江西联系方志敏，未遇。民国22年（1933）秋，郑秾先后在三垒岩、彭塘砖瓦窑召集龙游、兰溪、寿昌等县红二师骨干100多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对策，决定重新组织武装暴动。由于内奸的出卖，是年10月30日在龙游桥头下童埠渡口的船上不幸被捕。是年12月15日，在龙游县西门外英勇就义，年仅40岁。
  1982年4月2日，经浙江省人民政府批准，追认郑秾为革命烈士。
  陈龙祥
  陈龙祥（1896—1967），山口镇雅陈人。小时候读过私塾，略通文墨，家境殷实，1916年去法国经商。最初从事小商品挈卖，风餐露宿，走街串巷，省吃俭用，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后。1931年在当时旅法华人聚居集散地巴黎拉奇诺16号开设日用品批发货行，并开始雇佣店员，杂活由伙计承担，他的事业逐步发展，生意兴隆，名声在外。陈龙祥为人宽宏忠厚，惜苦怜贫，是一位仁慈的老板。凡到店中批货的顾客（大部分是青田或温州一带的乡亲），他总是尽力给予宽容方便，没有现款的允许赊欠。有些经营不善或遭遇意外而无力偿还欠款的，他体恤其困难，从不催讨。因此，当时侨胞中遇到困难的总喜欢向他求助，而他也尽其所能施以援手。久而久之，他身边积存的欠账登记簿竟有三大本。
  陈龙祥在法国度过的23个春秋，似乎就是为他人而活的。1939年返国前，他将店业托付乡人，孰知世事沧桑，结果血本无归。返国时，仅带回旧账册数本，行囊羞涩，身边仅存修缮房屋之资，无力购置田产。但土改时，他家竟被划为“地主”，1952年土检时虽已“脱帽”但至1985年落实侨私房政策时才归还其被没收的房产。
  县知名归，侨陈则敬、朱祥等当年旅欧时，就耳闻目睹陈龙祥恩泽侨胞的许多事例，对他的为人颇为赞赏。20世纪50—60年代，四都农村一带常有乐清瑞安人贩卖螟蜅（墨鱼干）、永嘉菇溪贩卖鸭苗的商贩光顾，言及昔日陈龙祥旅欧时乐善好施、广结人缘的桩桩善举，无不为之动容，口碑甚佳。他是青田县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
  陈祥
  陈祥（1896—1999），山口镇雅陈村人。1914年出国，海外漂泊60余年，涉足9个国家，1980年回国定居。1914年，陈祥刚满18岁。由于家庭人口多，迫于生计，遂跟随同乡去新加坡谋生。他勤奋好学，不辞劳苦，在新加坡从事小商品挈卖，不管刮风下雨从不歇息。历三年，稍有积蓄，遂回国成亲。不久生下一男一女，带回的钱也早已花光，日子难挨，于是征得父母同意，离妻别子，再度出国。
  1918年，西伯利亚大铁道业已全线通车，他决定坐火车到莫斯科，既省时又省钱。此时苏联十月革命刚刚胜利，对外来移民控制甚严，原来在莫斯科的青田老乡有的返回家乡，有的辗转到欧洲其他国家。陈祥虽然识字不多，但胆大敢闯，喜欢走“单帮”，常常穿梭于苏联、德国、土耳其之间，他的行动引起苏联当局的怀疑，于是被押送遣返。到了哈尔滨，陈祥徘徊了三天后，决定重返苏联，于是又坐火车到了莫斯科。找到一间华侨开的皮革工场，小心翼翼，再也不敢抛头露面。当时计划经济下的苏联，工资很低，生活清苦。
  1926年，陈祥与几位老乡一起离开苏联到法国巴黎，此时在法国的青田人已经成为中国华侨中最大的群体，他的宗亲陈龙祥已经成为响当当的批发货行老板。这时陈祥心情愉快，手脚更加勤快，每天早出晚归兜售领带、珠链、东方瓷器等商品，日收入相当于中国5块大洋。经过一年辛苦经营，积攒了1000多块大洋。为了家中的父母妻小，他高高兴兴携金回国，想以此置业养家，享受天伦之乐。孰料当时农村赌博成风，其父又嗜赌如命，没多久，陈祥用血汗赚来的钱被其父输得精光。
  1927年，陈祥再度赴法。敢于行走天下、不甘示弱的陈祥在法国只呆了三四个月，他获悉在巴西的几位同村宗亲做生意颇为顺利，于是辗转到了巴西。在巴西逗留3个月，又南下直奔阿根廷，时年37岁。
  阿根廷是陈祥的第二故乡，也是他回国前的最后一站，居留时间长达47年。阿根廷资源丰富，气候温和，农牧业发达，而且是南美最大的旅游国，也许这是陈祥迷恋的原因之一，然而最主要的还是他在这里建立了第二个家，而且由此创下了基业。陈祥交游甚广，到阿后很快交上了一位德国朋友，此人以摄影为业，陈祥对此发生兴趣，遂成为他的助手，在这位朋友的指点帮助下，很快掌握了摄影技术。年近不惑的陈祥透露想独立创业的愿望时，这位德国朋友表示理解，还送他一架旧相机，作为他的创业资本。此时，一位土耳其朋友给他介绍一位17岁的阿根廷姑娘，双方很快坠入爱河，遂结为秦晋之好，不久生有一子。之后陈自营快速照相行业，在阿根廷、智利、秘鲁之间来往，顾客接踵而至，赚了一大笔钱后，在阿根廷买下了一座房子，过上小康生活。
  陈祥人在阿根廷，心始终走不出祖国，割舍不了养育自己的故土和亲人。1980年，84岁的陈祥把辛苦置办的家产留给阿根廷妻儿，只身回到故乡山口镇雅陈村，终老天年。
  林三渔
  林三渔（1897—1987）祖籍仁庄镇罗溪村。他出身贫寒，刚过弱冠，家遭火患，遂随乡亲，东渡日本谋生，历时70余年。他志向高远，决心在日本干出一番事业。初始，以其瘦弱之躯，在东京挑煤挖土，苦不堪言；继而从事既脏又臭的皮革染色工作，为了拥有一技之长，闲时偷偷学艺，终成一名染色技师，其待遇大有改善；稍有积攒，便筹划宏图大计，从事中华料理和演艺游乐场，以其诚信、仁厚的经营理念，与人为善的经营作风，以及勤劳俭朴的自律精神使事业发展到了极致，成为民国时期在日华侨中一位颇有影响的实业家。
  如果把新中国成立前30余年看做是林三渔忍辱负重、创业奋进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30余年则是林三渔源源不断为祖国家乡无私奉献的时期，这是林三渔不同于常人的人生轨迹。
  在林三渔的一生中，虽然有80％以上的时光在日本度过，可他的心百分之百向着祖国。从1949年到1987年约40年的时间里，他竟41次回国，每次都不是旅游观光，而是四处奔波，考察了解国情、乡情，确定捐资项目。1961年9月，林三渔受国务院邀请，首次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周恩来、廖承志等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这位离家47年的海外游子深受鼓舞，报国之心愈加坚定，在尔后的20多年中，他几乎把自己的行为定格在“感恩奉献”上。在青田侨乡人民的心目中，他是真、善、美的化身。
  朴实、憨厚、善良的林三渔，幼年无缘上学，没有华丽的文化外表，但却具有极其高贵的文化内涵。在日本，他目睹日本之所以成为经济、军事强国，其原因是重视国民的文化教育，因此他深悟唯教育可以强国的道理。特别是日本侵华期间的种种暴行更加激发和坚定了林三渔报效祖国的决心。他常讲，祖国与海外华侨是母子关系，国强则民荣，国弱则民辱，只有先国家后个人，才能使祖国强大，人民荣光。他言行一致，严于律己，在日本蜗居在一间陋室，室内仅一床、一桌、一柜、一椅。每天清早自倒垃圾，出行骑自行车，饮食清淡，衣着俭朴，远离奢华，过着极普通的平民生活。他要节省可以节省的一切，用以反哺家乡、振兴中华。20世纪60—80年代，他倾数十年之积蓄，将近300万元的巨资（现时值1亿元左右）捐赠给上海、杭州、温州、丽水、青田等地的教育、交通、基础设施等公益事业，其精神境界之高，非常人可及。林三渔既没有书卷气，更没有博士衔，但他质朴的情感、坦荡的胸怀和高尚的人品令每一个人肃然起敬。
  林三渔的捐资如天女散花，无处不在。从给全县小学生分发上万支铅笔到给青田县中学师生分发钢笔；从给故乡罗溪小学设立振兴中华奖学金到在青田中学、丽水师专、温州大学设立振兴中华奖学金；从兴建罗溪爱国学校到捐资青田华侨中学、中山中学、温州华侨中学；从兴建青田中学三渔礼堂到捐建上海师范大学实验学校教学楼（该大楼落成时，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和市长朱镕基应邀参加盛典，江泽民还单独接见林三渔）；从修建罗溪道路、桥梁到兴建山口至仁庄10公里的公路；从捐赠原青田侨联大楼、青田华侨饭店到捐建杭州华侨大楼（供省侨办、侨联办公，原来还附设省侨联招待所）；从兴建山汤公路沿线五个凉亭到太鹤山麓的“谢桥亭”……其捐资项目之多、地域之广、金额之高、影响之大，至今青田侨界无出其右。
  林三渔生前有几件未了的心愿：一件是20世纪70年代强烈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件是1986年离开青田前曾透露要回日本卖掉唯一的一幢老屋，1987年在北京市捐资后一个项目，不幸未能遂愿。
  林三渔不仅是青田华侨华人的杰出代表、“青田的陈嘉庚”，而且在日本也备受旅日侨胞的推崇和敬仰，曾被推举为旅日华侨东京总会常务理事、旅日浙江同乡会副会长、名誉会长，受到东京华侨总会的表彰。
  “赤子恋故土，千里情深；丹心报国恩，一片诚意，”这是祖国和家乡人民对林三渔的褒奖与赞誉。林三渔的动人事迹永远被沪、杭、温、丽、青人民所传诵，他的精神永远感动着后人，策励着人们无私无求、为国尽忠。
  周继文
  周继文（1897—1976）阜山周宅人。
  1926年，29岁的周继文，跟随回国探亲的同乡王益宗来到巴西，两人随身带出一批温州十字绣花台布，在里约热内卢拗维宕（Ovidor）租一间写字楼，挂出“上海绣花店”的招牌。
  开始时，周继文用“提包”背着台布，挨家挨户叫卖。王益宗负责店内的业务和财务。周继文的妹夫（阜山陈宅人）陈楚豪则是他在国内的业务代理人。
  随着周继文“提包”生意的顺利开展，青田籍华侨便纷纷向上海绣花店批发台布做“提包”生意。周继文和王益宗抓住商机，扩大进货渠道，除了扩大温州生生公司的业务外，还与广东汕头、山东烟台等地的一些公司建立供货关系。同时增加货物的品种，主要有上海抽纱、湖南湘绣、温州瓯绣等工艺品，使上海绣花店由单一的台布逐步扩大为批发各种绣花台布和各种绣花工艺品。大批青田籍华侨的加入，使“提包”行业的队伍迅速扩大，“提包”这一特殊的经营方式得到迅速发展。
  1935年，周继文和王益宗析产分店，移址圣保罗开创周继文贸易行，批发业务进一步扩大。当时香港的汕头公司、公兴公司、昌文公司都与他有业务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海运被截断，这些公司就成为周继文主要的进货点。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这些香港公司的海路也被截断，葡萄牙依列本台拉就成为周继文主要的供货点。
  旅居巴西的华侨华人主要从事贸易经商，其中小商贩占较大的比例。由于上海绣花店和周继文贸易行对“提包”业的推动，使不少华侨华人找到就业门路，事业得到发展。
  1948年前后，国内解放战争进入最后阶段，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已摇摇欲坠。上海和东北许多资本家由于政治偏见，纷纷将财产疏散海外。如上海资本家钱志宁，就将其造纸厂的全部设备及150多名工人，包括10多户家属，用一艘大轮船运往巴西里约热内卢，重新设厂。但是，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文字不识及各种不利的客观条件使他的工厂遇到重重困难，亏损惨重，最后不得不宣告破产，卖掉工厂，遣散全部工人。被遣散的这150多名工人和10多户家属，迫于生计都加入了“提包”行业，周继文贸易行也因此生意空前兴盛，很快就达到了事业的顶峰。
  1953年前后是周继文贸易行最兴盛的时期，他利用各种可能的渠道进货。如1951年，从中国到巴西的许多亲属都随身为他带出好几批台布。
  1953—1954年，他的亲友朱毅、陈超、朱铭直、吴朝英、陈政、朱正欣等人每人至少都从香港给他带出十几箱台布。1953年，陈超单从香港为他带出的台布，本钱就值48000多美元。他自己每次从香港等地进货，至少都有20多箱台布和10多箱瓷器，总共价值在6万美元以上。随着事业的不断发展，周继文的社会地位和声誉也跟着提高。他是当时圣保罗中华协会的创始人之一，并担任首届会长。
  随着庞大的“提包”队伍的形成和“周继文贸易行”生意的日益兴隆，那些从国内疏散出来的资本家和国民党官员，便纷纷开办各种绣花工艺品工厂和台布的批发公司，周继文的竞争对手骤然增加。他们中有原国民党东北财政厅厅长李肖同，东北资本家李星、李程、曲元堂，上海资本家应学本，山东资本家宋福庭、毕务国、陶遵选、周学倜，温州资本家李友三、陈政、仇朝豪等人，都具有强大的竞争力。周继文此时处境的艰难可想而知了。
  在长期的竞争拼搏中，周继文力图挽回败局，无奈财力和能力都无法抵挡汹涌而迅猛的巨大冲击，逐渐感到力不从心了。从此，周继文贸易行开始滑坡，日趋萧条，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已明显显现出一蹶不振的景象。
  青田华侨第一间进出口公司——周继文贸易行，从1935年开始，历经30多年，从小到大，从大到盛，又从盛到衰，最后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落下帷幕。
  周继文对促进“提包”这一特殊的经营方式的形成和发展，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事业有成的周继文十分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1933年，私立阜山简易乡村师范学校因学生大量增加，急需扩建，他欣然汇款5万美元用作建校经费。
  抗日战争期间，远离祖国的巴西青田籍华侨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爱国热情高涨，纷纷拿出自己的血汗钱支援祖国抗日。时任南美洲抗日救国会会长的周继文虽然才开始有了些积蓄，但毅然倾囊捐献，尽力而为，向中国抗日红十字会捐献了1辆救护车，并购买了1万多美元的“救国公债券”。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与巴西的邮政汇款中断了，中国驻圣保罗的总领馆面临着经费枯竭的威胁，工作难以开展。周继文出于爱国爱乡的考虑，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即每月由他付给总领馆开支费用，再由总领馆将这笔钱的数目电告中国外交部，外交部每月将款项汇给阜山中学。就这样，周继文前前后后资助了2万多美元，为阜山中学建设了校舍和实验室（包括设备）。
  周继文是一位创业天才，也是一位爱国爱乡的奇才。
  伍春和
  伍春和（1900—1988），仁庄人，是巴西里约热内卢一个普通华侨。他的创业历程在青田籍华侨中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他8岁丧母，父亲体弱老实，祖母年迈多病，加上仅长他三岁的哥哥伍锡和和一个年幼无知的小妹妹，一家老少全靠租种宗祠10石山田过活。兄弟俩还只有犁耙高的时候，就成了这个家庭的主要劳动力。
  伍春和13岁就跟随哥哥出去打铜谋生。由于年轻手艺未精，生意不好，从未饱餐过一顿。白天饥肠辘辘地挺着干活，晚上睡在破旧的庙内，还得咬紧牙关，将省下来的钱寄回家去赡养家中两老一少。兄弟俩年纪轻轻就过早地经受人间严酷的折磨和考验。
  如此沉重的生活包袱，无疑远远超出兄弟俩的承受力，但也砥砺了他们的意志，伍春和在少年时就立下“吃尽苦头也要改变这个家庭，非富起来不可”的誓言。几年打铜的流浪生涯，使他俩认识到自己植根的这片土地实在太古老太贫瘠了，要想改变坎坷命运，必须离开故土，另寻出路。
  1923年，青田一带已经出国成风，伍锡和举债到了法国巴黎。1925年，伍春和赴法。兄弟俩异国相会，悲喜交集，但哥哥已办好去巴西的手续，第二天就分别了。从此，伍春和在举目无亲的法国，单独与命运抗争。他每天手上拎着领带和其他小商品上街头、进酒楼，从城镇到乡村，风雨无阻地到处叫卖。一切的艰辛，他都能咬牙忍受。
  1926年，伍春和也到了巴西，兄弟俩拼命做“提包”生意。有了积蓄后，他劝说哥哥回国成家立业，照顾家庭，自己继续留在巴西赚钱，以后带回家里买田置屋。1927年，伍锡和回国。
  伍春和没有食言。他每年省吃俭用，将省下来的钱全数寄回家，抗日战争前就让哥哥在家乡建造了一座5间大房，买了100多石田。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温州又买了1座屋、1间店、100亩田，准备回国成家立业。后因哥哥成为地主坐了牢，田地房屋全被没收，他万念俱灰，死了叶落归根之心，才在巴西娶了巴西女子成家。
  勤奋是伍春和的本色。他在漫长的“提包”生涯中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客户关系网，最多时共有300户，其中100多户是十几年交情的老客户，他能背出50多户的电话号码。每天早上7点出门，摸黑回家，一年365天从不间断。
  诚意是他待人的原则。他视每个客户为亲友，每逢佳节必备礼物相送，对有困难的客户还解囊相助。有一次，他去收账，某客户因失业而手头拮据，连孩子的学费都无法解决，伍春和非但不向她讨账要钱，还将自己身边的钱全数借给她。
  侨胞崔益兴年老失业、终身光棍、孤苦伶仃，伍春和与他非亲非故，但每周日都请他到家中就餐，还特地买鸡、肉招待。后来崔益兴进孤老院，他还经常带着他爱吃的东西去看望。崔益兴后病死巴西，其丧事也是由伍春和帮助料理。他经常说：“不讲信用，就无人格。”有一次，他答应给客户送一瓶法国香水，但送货之时身边无货，自己还在发烧，他仍然拖着病体寻找货源，并如期送货上门，使客户深受感动。
  1935年，伍春和开了一间小珠店。20世纪50年代后期，他将4个侄儿陆续申办手续到巴西，此后伍姓家族逐渐发展。伍春和是一位爱国华侨。抗日战争时期，踊跃参加各种募捐活动，共买了各种“公债券”1000多美元。他从自己的身世和艰苦的历程中悟出一个道理：国家不富强，百姓受苦；国家落后必然挨打，百姓更苦。他将这个道理经常教导下一代，希望他们都做一个有骨气有志气的中国人。
  伍春和的经历看似平凡，但其人格魅力却令人震撼。
  陈铭奎
  陈铭奎（1901—1982），山口镇大安村人，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10岁丧父，由于生活所迫，1922年出国谋生。先后在日本、苏联、德国、荷兰经商，1932年回国，翌年再度赴德国经商。其间曾参加“反帝大同盟”担任旅德华侨华人工商会副会长，参加抗日捐资，在侨界有崇高的，威望。新中国成立后，陈铭奎受祖国亲人的召唤，1957年毅然携子回国定居。
  陈铭奎回国第三天即下田劳动，很快成为劳动能手，被选为大安大队副大队长。他带领群众兴建大安油坪塘水库和坑底水库，培育苗木10余亩，植树造林1620亩，抚育油茶5000余亩。成立大队林场时，他被选为场长，为全县发展农村林业经济树立了榜样。20世纪60年代，他连续被评为县、省农业劳动模范，先后出席省林业积极分子大会和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会议，受到全国人大侨委、全国侨联的联合表彰。他是县三至六届人民代表、省三届人民代表和县侨联一届常委。
  陈铭奎为人光明磊落，正直无私，对党和祖国有着极其深厚的感情，1980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党忠诚的儿子。
  陈铭奎在海外漂泊30多年后，抱着报效祖国的决心，离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正在发展的德国，回到青田贫困的农村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他二十年如一日，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奋斗到生命的终点。陈铭奎无愧为青田县归侨的杰出代表之一。
  吴益明
  吴益明（1902—1997），仁庄镇双岭村人。1992年，青田县委统战部、县侨办、侨联专门拜访了这位年届90的老归侨。以下根据吴益明的口述整理。“我生在清光绪年间，不知什么原因祖先会在这前无村后无店的山窝里落脚，就是买点酱、醋、盐也要到十里路外的垟心。这里虽然山外有山，但很少有林木，农民靠租种几石薄田，当时产量低，还不够给地主交租，仅靠杂粮与野菜维持生活。虽说这里山高皇帝远，但地方官吏却没有忘记己派捐抓丁。夜间时有野兽出没，闹得人畜不安，百姓的生活比黄连还苦。我从小就不安分，只想脱离苦海。22岁那年，听说外村早就有人去‘番邦’赚钱，空手出门，满手回家，我心动了，决心到外面去碰碰运气，总比老死在这里强。当时出国谈何容易，但我天天缠住父母不放，两老无奈，变卖家产，到处告贷，总算凑足了盘缠。我怀揣300银圆，到上海找同乡买了一本护照，搭乘法国邮船，在海上漂泊20多天抵达法国马赛。到了国外，我才知道自己不知天高地厚，原来谋生是如此艰难。不过，我心里明白，自己背了一身债，一定要闯出一条生路。幸亏有当时先到的同乡提携，我向青田人陈龙祥货行赊些手帕、领带、南洋珠、日本小瓷器之类，跟着‘老客’（先来的华侨）手提口喊，串街走巷，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警察的追赶，洋人的辱骂，我总是把怨屈放在心里，将笑容挂在脸上，如此辗转在法国、意大利、德国、西班牙之间，达7年之久。有一天我实在疲乏，在家歇着，却突然感到格外孤独，回家娶妻、赡养父母的念头十分强烈。我盘算一下这7年除还清出国时的债务和平时开销外还净赚3000银圆，回家后再也不会挨饿受冻了，于是决定回归故里。
  “1931年，我真的‘衣锦还乡’了。到了垟心，双岭的亲人、左邻右舍早就在那里等候，前呼后拥到了自家。当时1块银圆可买100斤稻谷，我这个‘番邦客’从穷小子变成风风光光的农村土财主了。在国外受了7年的窝囊气，一旦回到家乡，心情特别舒畅，觉得家乡空气特别好，人情味特别浓，我全身的气顺了，腰板也直了，我发誓不再走‘番邦’这条路。我用赚回的钱还债、娶妻、修房子，用剩下的钱做起了小本生意。可谁也没有想到，当时物价暴涨，货币连连贬值，不到两年，我那点钱就像瓦砾在水面上打了几个水漂。不过，有了国外的7年历练，有了家的支撑，我并不丧气，相信天无绝人之路。
  新中国成立后，原来的租种田归自己所有了，我虽然拼命耕作，但还是要加点杂粮野菜才勉强可以填饱肚子。在那种环境下，想摘掉贫困帽子必须动脑筋找门路。双岭周围除了山还是山，但尽是些没有林木的荒山。我常常想起‘靠山吃山’这句老话，于是萌生了利用山地植树造林的想法，决心走植树造林这条既保险又长效的致富之路。我是个说干就干的人，于是跑县城请教林业干部，逛林场实地考察，寻找适合高山生长的苗木。从1961年开始，我每年都要栽上数以千计的针杉和柳杉，30年来从不间断。柳杉长势快，20年左右便可成材，是建筑房子和制造家具的好材料，针杉就更加珍贵。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初，当时木材市场尚未开放，毗邻双岭的瑞安县就有不少人偷偷到双岭买树，我每年有2万多元的收入，全家花销几乎全在这个上面。我想，‘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句话一点都不错。70年代，我还被评为浙江省和丽水地区先进林业工作者。”
  现在，吴益明有5个儿子、2个女儿，一家四代，有43口人，除小儿子住老屋外，前面4个都盖起了新房。老屋中堂保存着两张吴益明参加省、地先进林业工作者会议的合影和一张“全家福”。吴益明从孤身漂泊海外到子孙满堂、从普通的农民归侨到林业战线上的模范、从贫穷走向富裕的经历令人感动，其开拓进取的思想理念和踏实苦干的行为方式更值得学习和发扬。
  （摘自《青田侨讯》）
  郑铭岩
  郑铭岩（1902—1983）方山乡下碓人。1918年偕姐夫赵宋良去安南（今越南）经商，未获，成功。1933年，几经周折，三下南洋，携三弟岩芳去吕宋（菲律宾）定居。开设上海书局，生意得心应手。
  卢沟桥事变后，菲律宾华人义愤填膺，同仇敌忾。1939年，上海书局编印《抗日救国要义暨国民公约信笺》，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并举办信笺义卖活动，筹得抗日救国资金3081元。次年郑铭岩亲自携带回国，以1000元作为本省前线抗敌将士奖金，1000元送给省赈济会救济难民，其余送给受伤将士办事处。为此，浙江省政府颁给“义溢瀛寰”匾额，以资嘉奖，并报请行政院颁给“人民荣誉奖章”。为坚持抗日斗争，郑铭岩发起组建浙鲁同乡会，并任会长，团结侨胞抵制日货，声援祖国抗日坚定华侨反抗侵略的信心。
  日军侵占菲律宾期间，郑铭，岩的书局被烧毁。1939年回国经商。解放初期，郑被误划为“地主”，受到不公正待遇，受过批斗。1950年初逃到台湾，在那里生活近10年。1962年，年届花甲的他由台湾转赴德国，开始了欧洲创业的艰辛历程。几年后，借钱开了一间中国餐馆和一个批发货行。凭着他的才干与勤奋，没过几年便成为当时华人中知名的实业家。他曾向唐山大地震捐款5000马克赈灾，但被婉言谢绝。郑铭岩深明大义，光明磊落，豁达大度，他的品格魅力将影响一代又一代人。
  罗周美
  罗周美（1903—1984）章旦乡罗坑村人，从小随父务农。1927年，为谋生计，远渡重洋，旅居法国巴黎，在某锯板，厂做工。翌年，转到雷诺汽车厂当工人。1932年12月，返回祖国，并从青田老家迁居瓯海县梧田区霞坊村买田置屋，定居务农。
  1955年，罗氏二度出国，在香港滞留3年后，再赴法国巴黎，当皮件工人。数年后，开设皮革工场和皮件商店。他艰苦创业，经营有方，充分发挥温州皮革工艺的传统特色，不断推出新产品、新品种。随着事业的发展，其妻女、儿媳等多人相继出国，帮他管理店务，其皮革制造和经营的规模进一步扩大。
  罗周美旅法期间，始终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为祖国统一大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团结广大侨胞，积极参加旅法华侨俱乐部的活动，先后任俱乐部委员、执委，为俱乐部另建宽敞的新场所出了不少力。他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教育儿孙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助人为乐。在侨居国，凡华侨遇上经济困难、夫妻争吵，只要找到他，他都为之排忧解难。罗周美父子积极为祖国文化教育事业出钱出力，为家乡兴办公益事业捐资捐物，造福人民。
  1981年6月，罗周美和他的三子罗良华应国务院邀请，参加旅法华侨俱乐部回国观光团。在北京期间，受到了领导人的多次接见，前驻法国大使韩克华握住罗周美的手说：“你不是口头爱国，而是真正爱国。”观光活动结束后，罗周美即定居国内。
  1984年4月，因病医治无效与世长辞，终年82岁。
  俗话说“人到中年万事休”，可是罗周美在中年以后更加辉煌，他把人生的价值发挥到了极致，他的人品几近完美。
  项师橐
  项师橐（1904—1987）阜山人。1926年赴欧，1929年抵巴西定居里约热内卢。20世纪50年代，他做过，台布批发生意。60年代办过农场，高峰期曾有1万多只鸡、几十头牛。但他一生主要的事业是“提包”行销。
  项师橐为人笃诚厚道，广受客户信赖。他的客户最多时有400多人，大部分和他建立起深厚感情，成为朋友。其中有一位是当时巴西的国会议员维拉西科，此人与他有不同寻常的交情，简直亲如兄弟。
  维拉西科的太太成为项师橐的客户8年了。8年中，她从不告诉项师自己的丈夫是国会议员，维拉西科也未与项师橐见过一面。20世纪40年代初，维拉西科因不满巴西政府的政事而被关押，家庭经济拮据，连孩子的学费也无法解决。项师橐收账时得知此情况，非但不收账，还借给维拉西科太太1万多元巴币（其时折价2000多美元）。以后还经常看望和照顾她，使这位太太深为感动，但仍然未向项师橐透露丈夫的身份。
  半年后，维拉西科获释，其妻告诉他半年来全亏一个“提包”的中国人照顾，所欠之账加上屡次的借款，尚未归还，维拉西科大为感动，立即请项师橐来家中做客，设宴致谢，项师橐才知道维拉西科的“庐山真面目”。从此，两人意气相投，结为知己。
  不久，维拉西科复职。20世纪50年代，维拉西科任巴西中央政府农业部长，曾先后三次跟随副总统古拉迪出访中国。其间，维拉西科逐渐了解了许多有关中国的情况，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变化。1964年，古拉迪任总统时，由于维拉西科对他的影响，非常赞赏中国的土地革命。他和维拉西科在国内共同发起类似中国的土地革命。然而两国社会制度、传统观念等方面的差异，导致其土地革命失败，维拉西科也被迫辞职。但是项师橐为栽培这株中巴友谊之花，已经尽力耕耘，浇灌了不少汗水。
  人到中年的项师橐逐渐感到心力不支，不得不考虑薪火相传的问题。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他用自己几十年积蓄起来的财力，共申办23名亲属抵巴西，包括他的子女项志强、项汉高、项秋丽，外甥周汉达、周伯达、吴汉彬及他们的家属，然后添枝散叶，成倍增长，逐渐发展为一个大家族，为壮大巴西青田华侨的群体做出了贡献。
  项师橐乐于助人和交游而诚信高孚的精神在里约热内卢的华人中有口皆碑，广获赞扬。
  朱定山
  朱定山（1904一？），鹤城镇人。1933年毕业于上海大学。是年，作为参展成员到美国芝加哥参加世界博览会。博览会结束后即留居美国，在佐治亚州卡罗加博市开设礼品店，惨淡经营，勤俭度日以期蓄势待发。
  朱定山热情好客。一天，一位叫菲艾森的老先生来到卡市，找不到住宿处，朱定山知道后，立即腾出自己的房间让他住下，而自己却在走廊的椅子上度过了那个夜晚。菲艾森夫妇在赛发那海滩经营一间摊位，后来因菲艾森太太生病，夫妻俩无暇顾及海滩上的生意，就把它低价转让给了这位一宿之缘的朱定山。这是朱定山事业发展的一个契机。此后，他每天忙忙碌碌地工作，早上7点开门，夜里12点打垟，每周工作7天。当年获利3000美元，第二年获利9000美元，第三年上升至1.9万美元。朱氏由此不断扩大经营规模，探索事业发展的门路。当朱定山意识到赛发那海滩的发展潜力时，便毅然决定在那里定居，并创办朱定山公司。数年后，这家公司已成为拥有32个部门的大百货公司，每个部门有商品300种以上，每年的交易额达100万美元。其个人财产已超过50万美元。
  1967年，美国社区发展部聘请朱定山担任美国小型企业中心咨询委员会的副主任，负责开发赛发那海滩。朱定山于是成立了海滩开发公司，任第一届总经理。他争取到一笔50万美元的贷款后，扩大了疗养院，开设了日落旅馆，办起了娱乐公司、购物中心和巴士站，使得赛发那海滩的经济收入增加了200万美元以上。
  赛发那海滩绵延数英里，是美国东南沿海泰北岛上著名的避暑胜地，经过朱定山多年的努力开发，这里已有街道、教堂、餐厅、旅馆等，成为佐治亚州和南方最佳的游乐场所。由于朱定山对开发海滩有杰出贡献，他被当地人誉为“赛发那海滩的小镇之父”，并成为乔治亚洲国会的议员。
  张苏
  张苏（1905—1979）阜山乡叶处人。张苏本姓陈，因幼时家境贫寒，被张家收为养子。1921年，年仅16岁的张苏随乡人赴欧，始为小贩，后以杂技为业，足迹遍及欧、非、美三大洲60多个国家，结识了许多华侨朋友。1941年10月，在他的倡导下，成立了旅德华侨俱乐部，团结旅德华侨，和衷共济，艰苦创业，为国争光；他参与创办《抗战联谊报》，宣传、声援抗日。1947年冬回国，轮船至上海靠岸时，随带财物不幸被流氓洗劫一空，张苏只得回乡务农。当时，中共地下党空前活跃，张苏对国民党的腐败不满，倾向进步，主动向党靠拢，接受党的教育，曾多次为地下党送信传递情报。
  1951年4月，张苏响应党的号召，坚持走农业集体化道路，办起了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互助组。他带领群众改制改土、治山治水，发展副业，增产增收。1953年，他又领头办起本县第一个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深受群众的爱戴，受到党和政府的表彰。1954年，张苏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大队党支书兼公社党总支委员，曾任历届县人民代表、省政协委员和省一至五届人民代表。自1951年起，张苏连续6次被评为省农业劳模，先后7次出席省劳模会、省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1958—1960年，他先后出席全国农业先进单位会议、全国党支部书记标兵会议和全国侨联一届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多次得到各级党委和政府的奖状、奖章和实物奖励。
  1960年温州专区侨联成立时，张苏被推举为专区侨联主任。1961年，张苏任县侨联首届主任（1961—1979）。他积极协助党和政府搞好侨务工作，并利用其广泛的海外关系，加强与华侨的联络，增进华侨对故乡的情谊，引导华侨、归侨和侨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使侨联真正成为党和政府联络华侨、归侨、侨眷的桥梁和纽带。
  陈志彬
  陈志彬（1905—？），阜山陈宅人，是早期旅居西班牙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他于1921年赴欧，初到德国时年仅16岁，在马戏团跑龙套，表演一些杂耍。陈志彬聪明过人，又勤奋好学，几年之后练就一身功夫，“飞刀”是他的绝活，之后他成了马戏团中不可缺少的台柱子。陈志彬随团跑遍了欧洲，演艺生涯开阔了他的视野，增进了他的胆识。西班牙内战结束后，陈志彬离开了马戏团。1939年，他和山东艺人在西班牙创办了杂艺团，在西班牙各地演出，当时曾配备6辆卡车，其中一辆是可以在上面演出的特大卡车。
  许多年以后，陈志彬与山东艺人分手，单独成立了中国戏院，以表演杂技、歌舞为主。那时许多青田人曾经跟随陈志彬在西班牙一些地方做过一些客串演出，如回国担任过青田县侨联主席的张苏等。陈志彬是一位极具气魄的实业家，他不惜重金聘请西班牙当时最负盛名的歌唱家、表演艺术家到他的中国戏院演出，使中国戏院声名鹊起，成为20世纪60—70年代西班牙四大戏院中最受群众喜欢的戏院。鼎盛时期，陈志彬的中国戏院演艺人员和工作人员曾达100多人。70年代中期，西班牙著名侨领陈迪光先生也曾跟随陈志彬在戏院工作过。陈志彬的足迹踏遍了西班牙大地，曾经是西班牙演艺界大红大紫、具有极大影响的人物。在西班牙，如今40岁以上的人，提起中国戏院的陈志彬，很少有人不知道其人其事。
  陈志彬是早期旅西青田华侨中事业开拓型的天才。
  季宗光
  季宗光（1905—1972）号伯华，方山人。18岁就到欧洲闯天下，先后在德国、瑞士、苏联等国做皮革生意。1936，年，从欧洲迁徙巴西定居。
  1938年，他开办了染珠的家庭作坊。刚开始时只有3个工人，由于没有经验，和其他作坊一样，染成的珠与真的珍珠相比，委实有天渊之别。因为真的珍珠有其亮晶晶的珠光，在珠光中又闪烁着各种色彩的光华，而他染成的珠，虽有一定的亮度，但没有珠光，更没珠光中的光华。因此，染珠作坊难以发展。
  季宗光虽没有读过书，但天赋聪颖，具有敏锐的观察思考能力。他凭着自己的智慧闯过一道道染珠技术的难关。有一次，他偶然看到鱼鳞闪烁的光华与珍珠的珠光很相似，便利用鱼鳞做实验。无数次的失败没有使他灰心丧气，反而从中积累了经验，获得了成功。以后他就利用鱼鳞再加上几种化学物品在一个小瓷罐中制成酱状的染料，以此染成的珠大可以假乱真，真假难辨。最兴盛时，他的工厂有17个工人，是青田华侨中最大的工厂。发了财的季宗光，于1944年买了第一辆小轿车，这是青田旅巴西华侨中第一个拥有小车的人。不久又先后买了四座屋，其中包括现在的住房和一座别墅。1951年又买了第二辆小轿车，成为当时华人中十分耀眼的人物。
  抗日战争时期，尽管旅巴西青田华侨的事业不景气，但他们每天都在打听祖国和家乡的消息，为祖国和民族的存亡而担忧。当时季宗光的家就成为乡亲们经常聚集谈论国家大事的场所，并借此开展募捐，支援祖国抗日。季宗光在事业成功的同时，念念不忘自己是炎黄子孙并以实际行动报效自己的祖国。
  程雅标
  程雅标（1905—1973）方山石前人，3岁丧母，家道贫寒，由其叔叔程志楷抚养成人，。16岁偕乡人东渡日本出卖苦力，其情可悯。程志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俄罗斯经商，后程雅标亦投奔其叔处。程志楷返国后，程雅标辗转到德、法等国经商，最后定居荷兰。1933年与荷兰女子裕海娜（Johanna）结秦晋之好，生下三子二女。女儿约翰娜长大后嫁到意大利，生下女儿萨维娜，系法学博士、某大公司法律顾问，懂五种语言（2006年4月1日，母女曾来青田寻根访祖）。
  程雅标心怀仁义，知恩图报，其叔叔程志楷返国后，他常汇钱回家，担负起赡养之责。新中国成立之初，数次要带其堂弟程焕言（程志楷之子）出国，因各种原因未遂，乡里口碑甚佳。
  程氏在欧洲拼搏30余年，于20世纪50年代在荷兰开设了2间中国餐馆，60年代又增开1间中餐馆和1间饮食公司，其事业如日中天。后又购基地新建房屋，耗资20余万美元，成为当时滞留欧洲青田人中的风云人物。
  20世纪50年代，因老家祖屋被焚，他出资由其兄程呈标建5间砖木结构的房子。
  程雅标1957年回国观光时，正逢筹建青田华侨中学，他深明教育强国之义，带头捐资人民币近700元，为当时捐资之大户。他亲眼看到家乡贫穷，遂想方设法携带乡亲出国，在20世纪60—70年代先后带出亲友40余人，再由这批人直接或间接带出的至今已达数千人。
  1973年3月22日程雅标决定回国偕同堂弟程焕言等出国，在亲友摆酒饯行时不幸死于非命，其财产也被洗，劫一空，时年68岁，但详情至今仍是个谜。
  周惠民
  周惠民（1907—1982）字邦平，阜山周宅人。1928年赴欧，次年抵巴西定居里约热内卢。
  善良热情、正直无私是，周惠民品质中的闪光点，“青田公”这个称号，是以台湾籍华人为主的各省籍华人敬奉他的尊称。之后，这个尊称就取代了他的名字，人人都称他为“青田公”。
  周惠民具有较深的学识，葡语葡文比较娴熟。年轻时，酷爱舞蹈，每逢狂欢节他必定加入巴西人的桑巴舞队跳舞。这就成为他活跃于里约热内卢社会的基础。他深孚众望，被广大侨胞推选为中华会馆多届的理事、副理事长、监事长等职务。
  他在社会上交际甚广。当时侨界著名华人姚志荣、王寿海、李安、赵俊、钟钿、汪铁生、张鉴、王春乔、陆铭盛、徐蔚晶、石显儒、陈兆富等人及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华民国大使”李迪俊、秘书长刘锡章、杜本标等都与他有深厚交情。1967年周惠民设宴庆贺60大寿，前来贺寿的华人有300多人。时任“大使”许绍昌亲率使馆全体官员专程从圣保罗赶来赴宴，上海、广东、台湾等省籍华人也不少，足见周惠民的声誉之高，人际关系之良好。
  1950年，上海籍海员朱伯魁滞留里约热内卢被查获。周惠民获悉后，全力保释其出狱。
  1965年，外省人陈智勇夫妇坐轮船抵巴西。途中怀孕的妻子得病，上岸后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幸得周惠民临埠迎接他人，目睹此况，万分同情，先亲自送病妇赴医院急救，后接回家中居住安身。
  由于他热情真挚、乐于助人，故名声鹊起，求助者越来越多，他都不厌其烦，有求必应。因此，当时许多台籍华人和其他省籍华人初到巴西时，租房担保都找周惠民帮忙。
  20世纪60年代初，里约热内卢唯有周惠民的“写字楼”仍在批发台布，是当时里约热内卢“提包”人的主要进货点。他对于有困难的“提包”人都给予照顾，允许赊账。但当时绝大多数的“提包”人都比较困难，往往无法按时还清欠债，有少数人久欠不还，他也不强制索还，总是说：“他大概还很困难。”其他诸如为人出面申办生活担保书，为人担保买店买屋，“提包”者被“老飞”（警察、稽查员）抓获，货物运输途中被关卡扣压等急难事，周惠民总是热心帮忙解决。曾当过蒋经国老师的杲春勇、曾为上校的朱俊青和中医师王朝坤等人，初到巴西时凡遇难事，全都求助于周惠民。
  有些初到巴西的华人，随身携带的物资一时难于推销，大多也找周惠民帮助。在台湾曾当过伞兵司令的黄超，抵巴西时带来大批竹盆，台籍华侨詹明祥也带来5000只竹盆，一时无法推销，只得求助于周惠民。周惠民全部接受下来，使黄、詹两人解脱急难。
  周惠民帮助别人解决困难，往往都是赔生意（关了店门出去办事或为别人推销物资而自己亏了本）、赔钱（车钱）、赔饭（留求助者于家中吃饭）。后来侨界流传的“青田公帮人自己要三赔”就是这个意思。
  周惠民正直无私。大陆镇反时，他的胞弟周邦兴被镇压，他毫无怨言，反而说：“他行为不端，罪孽深重，死有余辜。”对于中国旧政府的腐败和害民的贪官污吏，他总是深恶痛绝；对新中国人民政府，他非常赞赏。
  1956年，中国政府首次派遣一个以楚图南为团长的代表团——北京京剧团抵巴西访问演出。其时，巴西政府仍与台湾国民党当局保持着外交关系，巴西社会上许多情况对该代表团很不利。周惠民挺身而出，大义凛然，除了做好接待工作以外，还经常为代表团排除困难，使楚图南深受感动，临别时与周惠民合影留念。1974年周惠民回国探亲，途经北京时，被楚老派专车接到家中吃饭，畅谈往事。
  1958年，周而复为团长的中国北京杂技团抵巴西访问。周惠民自始至终做好接送工作，帮助解决困难，使代表团访问演出成功。
  1975年5月，周惠民的长孙周径华抵达香港，澳门“中华民国专员公署”以周惠民亲共为由拒绝签发护照，使周径华滞留香港达9个月之久。
  “青田公”处事周全，舍己惠民，名副其实！
  金岩
  金岩（1907—2002），字邦光，号开基。祖籍章旦乡降背村，20世纪80年代移居鹤城镇，青田著名归侨。金邦光出身耕读世家，祖辈崇尚教育，在本村开设私塾，邦光从小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启蒙和熏陶，知书达理，处事有度，口碑甚佳。20世纪20年代，青田出国之风甚烈，未届弱冠的金邦光志存高远，随乡人赴台湾经商，稍有积蓄，旋又渡日，在日本务工经商达五年之久。九一八事变后，他奋起于民族危难之秋，呼吁在日侨胞共赴国难，并毅然参加华侨爱国义勇队，被编入十九路军蔡廷锴部。部队得知他系单丁独子，遂勖勉其回乡事亲。
  金邦光回乡之后，不忘报效国家，造福桑梓。他在日本期间目睹日本十分重视国民教育，深悟唯教育才能强国富民，于是用其经商所得，发动村民兴办村校。学校建成后，他挨家挨户动员孩子入学，并在很长一段时期负担教师的工资及日常办公费用。
  金邦光在家日久，生有一子一女，家庭负担日重，长期居家，入不敷出，以致经济捉襟见肘。1936年踏上赴欧之路，凭借他的智慧、胆量及往日的经验，遍历奥、法、荷、意等国，最后定居德国。在德期间，与德籍女子HafenegerMathilde邂逅，结为夫妻，不久生有一子，取名冠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疲于奔波、思乡心切，决定结束海外的漂泊生涯，1946年携妻儿投身祖国怀抱，并想在自己的祖国伸展拳脚，另谋发展。
  回到家乡，他仍然专注于文化教育事业。他曾在金华、温州从事影视业，以开阔国民视野，提高国民文化素质及鉴赏能力。无奈当时内战不断，政府腐败，物价暴涨，国币贬值，民不聊生，影视业每况愈下，不久宣告倒闭，其理想与财物付之东流，德籍妻子也因惊恐和生活的煎熬而病逝于温州。万般无奈，只得携幼子冠华又回到降背老家。时隔不久，他重组家庭，并添一子一女，坚强地走向新的生活。
  新中国成立后，年过半百的金邦光由于其复杂的经历，人们对他的历史背景不是很清楚，曾一度陷入困境。但他并不介意，襟怀坦荡，俯仰无愧，默默无闻地践行着他的种种善举，终于获得了人们的信赖与尊敬。
  新中国成立初期，扫除文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痴心于振兴教育的金邦光一边去上郑小学执教，一边为当地扫盲尽心竭力，大凡亲友邻里的孩子因贫困辍学，他必定竭其所能加以帮助。为了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扩展农民的视野，他用从德国带回的相机无偿地为村民拍下一个个真实鲜活的镜头，与大家分享科学艺术带来的快乐。他还有一台手摇留声机（当时农民没见过这玩意，只听人在唱，不见人出来，故就叫唱“阴戏”），在农闲时还为村民播放歌曲和戏剧，往往有好多小孩围着小匣子转，想寻找其中的奥秘，因此金家总是门庭若市。他喜欢与民同乐，从不孤芳自赏。
  1958年，全国大兴水利，兰头村决定建造水库。金邦光见多识广，为了节省劳力，提高工效，利用机械原理，在空中架起铁索，两头安装滑轮来传送土石，还改进了古老的打夯方法，受到村民与政府的赞扬，并将其经验进行推广。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他总是身体力行，从不落后。
  20世纪80年代初，次子冠华及三子冠军相继出国，事业上颇有建树，他也从降背移居县城。他原本可以过上富裕幸福的生活，但仍然布衣素食，自奉节俭，以节省的钱源源不断地接济贫困的村民，帮助贫困学生入学，种种善举为村民所传颂。金邦光继承了中华民族“百善孝为先”的美德，为感恩祖先，不顾老之将至，躬身编纂金氏族谱，兴建金氏宗祠，其懿行可钦可羡。
  到了垂暮之年，金邦光皈依佛教，诵经念佛，以虔诚之心研习佛理，以慈悲之念对待众生，乡人称他为“金大善人”。
  胡锡珍
  胡锡珍（1908—1999），原籍鹤城镇胡车村。1925年，为逃避抽壮丁而东渡日本谋生。当小工、拉洋车，在社会底层挣扎了7年。1933年，辗转到意大利，定居米兰市，历经坎坷。由于他省吃俭用，少有积蓄后，开始自办小型皮革作坊，后来与王薛芳合伙经营皮革生意近30年，他们的皮革公司成为意大利华侨中最大的皮革公司。其制造的皮包达上千多个品种，走俏欧、美、非等洲的几十个国家，震动了意大利皮业界，令人刮目相看。胡锡珍在侨界威望日隆，长期担任米兰华侨总会、工商会会长，成为意大利著名侨领。
  胡锡珍在意大利虽生活了近50年，但他一直保留着中国国籍。
  1971年，胡锡珍受国务院邀请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受到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他亲眼目睹了祖国的巨大变化，激动得热泪盈眶。
  胡锡珍在事业成功之后，大力支持国家建设和故乡公益事业。1979年，首次回乡省亲时，出资人民币50万元，以三年免息的优惠条件，扶持县二轻局创办青田华侨乳制品厂。之后，他又投资创办中外合资的中侨汽车出租公司，吹响了青田县改革开放的前奏曲。他还先后捐资故乡中小学、医院、太鹤公园、石门洞风景区、华侨历史陈列馆和修复万里长城等，计人民币30余万元，又慷慨捐赠省侨办、地区侨办和县府、政协、侨办、侨联等小汽车各一辆，赤子之情殷殷可鉴。“穷且益坚不屈民族之节，富而不吝永怀报国之心，”这是中国驻意使馆送给胡锡珍的颂联，也是对他人品的崇高评价。
  徐香进
  徐香进（1909—1932）章旦乡徐山人，20世纪20年代赴日本做工。九一八事变后，在抗日爱国热潮的感召下，由中国国民党东京直属支部介绍回国，向中央执行委员会侨务委员会报名，编入十九路军六十一师爱国义勇队，任一队二组准尉副组长。1932年2月28日在抗击日军战斗中，殉身于上海南翔阵地。
  徐香进在上海曾给父母写了一封信，信上说：“父母双亲大人膝下敬禀者：昨接训谕，诵悉祖父登仙之说，不觉泪泉悲伤也，实男不孝之罪莫大矣！但男由日本返国理当回家一次为是，因日寇占我东北三省，又欲侵天津、上海等处，我国四万万同胞岂勿立足无地矣。我们是一个国民分子，乃（岂）肯坐视待毙！男同国人等誓为倭奴战死沙场鬼，不愿坐守等做亡国奴。古云，为国亡家之道至急，国难临头，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焉。男等一人不能孝到双亲之处，请勿罪为荷，务希大人见谅为是，否祈保重为要，至祷敬请金安。”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他为维护民族独立尊严而献身的气概与决心，以及忠孝不能两全的无奈。国民党中央侨务委员会曾为此致函徐香进家属，以示慰问。
  其遗书及国民党侨务委员会的信函现今仍存留于青田华侨历史陈列馆中。
  陈彬
  陈彬，1911年出生于阜山，高小文化。受同乡叶仲林帮助，1930年元月乘船抵达法国，在巴黎郊区偕堂兄陈特轩沿街售卖瓷器、青田石刻及其他工艺品，因生意不佳，是年3月转徙德国柏林。1933年4月，又转赴荷兰海牙谋生。白天在同乡周玉昆的杂货店上班，晚上入平民夜校学习荷文。两年后店东回国时，陈彬与堂兄合股接管该杂货店，直至1943年荷兰沦陷。
  1937年，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旅荷华侨同仇敌忾，组织荷兰华侨抗日救国会，陈彬任救国会阿埠分会会长。陈特轩、陈彬等人创办《救国报》，从事抗日宣传，后因经费原因，《救国报》由荷兰华侨抗日救国会接办，并改名为《抗战要讯周刊》，陈彬和王以康担任编辑。1938年，受聘为鹿特丹华侨会馆书记、华侨抗日救国会文书主任。1939年冬，因参与爱国海员罢工运动，有违当局法规，被迫离开当地，旋又转至海牙，经营华胜洗衣馆。1940年，荷兰被德军占领后，因德日同盟，一切抗日行动均受到监视，救国会改称为华侨互助会，活动被迫停止。1943年，顾问律师施锡仰被捕，陈特轩、张振英被扣为人质，逼迫陈彬归案，经审讯，幸获释。之后陈彬在远东饭店帮工，四年中从杂工升任至副经理，遂奠定了以后经营的基础。战后被选为庆祝世界和平胜利大会筹办主任。1946年在阿姆斯特丹任某股份公司开设的“中国大酒楼”经理。1949年创办荷华公司，经营中国餐馆所需之物品。1965年，任荷华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售卖中国粮油食品、餐馆用具和中国工艺品。
  1975年，筹办荷兰阿姆斯特丹成立700周年庆祝大会，陈彬任华人组主任，不遗余力地搞好筹备工作，获得大会银牌和市政府银质奖章及荣誉奖状。
  陈彬不仅是位实业家，而且是位社会活动家。他旅居荷兰已超过半个世纪，洞察荷兰华人历史，1991年出版《荷兰华人简史》一书，该书反映了20世纪初至80年代华人进入荷兰社会以后各个时期的生活和事业发展状况，华侨社会组织的形成及其演变，记载了华人聚居地的原始风貌及兴衰变迁，撰录了华人社会的知名人士及其业绩，讴歌了华侨爱国抗日的英雄义举，为研究荷兰华侨社会留下珍贵的史料。
  王薛芳
  王薛芳（1911—1985），又名林钦道，仁庄镇阮垟村人。7岁入私塾，16岁辍学。1930年出国，先后在法国、德国、奥地利经商，最后在意大利定居，与胡锡珍合伙经营皮包、皮革生意近30年，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
  王薛芳侨居海外艰苦创业半个多世纪，始终念念不忘祖国，深深眷恋故土亲人。抗日战争时期，他激于民族义愤，动员侨胞出钱出力，积极参加爱国捐献，为此，国民政府为其颁发金质奖章一枚。新中国成立后，他尤为关心故乡公益事业，先后捐资修建家乡凉亭5座，改造乡村道路2处，并资助青田华侨中学、阮垟小学、县人民医院等单位。他还带头集资捐建县侨联大楼，捐赠县医院、青田旅行社和丽水地区行署小汽车各一辆。先后偕同40余亲友出国，并为他们办理居留、安排工作。1978年春，王薛芳回国省亲，看到故乡荒山秃岭，水土流失，生态恶化，深感痛惜，当即捐赠树苗款人民币5000元，并发动众乡亲上山植树造林5785亩，嗣后，村民制订封山护林公约，每年选派三人上山护林，工资由他支付。现在该林场树木葱茏，一片绿荫。王薛芳不仅为家乡植下了大片森林，更主要的是积极倡导人们重视自然环境和生态文明建设。
  陈则敬
  陈则敬（1911—1994）鹤城镇人。他的父亲陈福斋始做豆腐买卖，后与人合股经营糕饼，店。1923年该店不幸遭遇火灾，损失惨重。12岁的陈则敬，刚上了一年小学就辍学了。此后糕饼店分散独立经营，他就在父亲的店里学做糕饼手艺。待到16岁，他就独立管业。那时，城镇住户不多，却有多家糕饼店，生意清淡。19岁结婚后添了孩子，日子越来越困难。于是想到当时在法国经商的姐夫章允西处寻找出路。
  1930年，陈则敬从上海乘船，至广州转外国商船经香港、西贡、过苏伊士运河，于当年3月间到达法国巴黎。其时他姐夫章允西与青田张旭明合开一间百货店，小本经营，无法接纳小舅子进店。陈则敬只好自谋出路，从姐夫店里批发一点首饰、珠链、领带之类的日本货，开始沿街叫卖。初来乍到，语言不通，民情不谙，天天手提货箱，挨家串户兜售，看够洋人白眼，受尽洋气，横遭凌辱。万万没有料到，在国外生活竟如此受气，但为了谋生创业，他不得不忍气吞声。
  半年后，其姐夫和张旭明回国前夕，分别把他和张旭明的侄儿张再善招回巴黎接管店务。张再善当老板，陈则敬为伙计，按月支付工资。又过了几年，张再善也要回国了，就把店及剩下的脚货都交给陈则敬处理。此时，陈则敬没有资金补充货源，进退维谷之时，一位温州籍的侨胞陈略与人合股的“六一”百货公司因内部纠纷散伙，陈略便把按股份分到的货物转让给陈则敬经营，这等于雪中送炭，为他垫付了资本。
  1937年，他的生意大有起色，但中国发生了七七事变，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内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海外侨胞同仇敌忾，奋起响应。旅欧侨胞提出了“亡国宁肯亡家”的激动人心的口号，并且成立了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出版《祖国抗日情报》，放映爱国影片，发动救国捐献，抗日救国的气氛异常浓烈。有一次，陈则敬看了抗战的纪录片《保卫四行仓库》的惨烈场面，激起他对日寇的强烈仇恨。看完电影，便直奔驻巴黎的中国领事馆，要来一本100页的救国捐献单据，以他个人的名义劝募，几天之内就募足了数千元，分三次把款交到领事馆，由领事馆一位名叫黄振（镇）的人签收（这本收据的存根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当时因担心冲击而自行销毁）。尔后，他又多次参加抗日献金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由童启迪（温州市人）等8人发起，在巴黎12区的青田、温州侨胞中开展募捐献金活动。当时参加献金的有180多人，陈则敬出资50银圆，是捐献最多的。那时他已与法籍女子施莫尔结婚并有了两个男孩，他还以这两个襁褓中孩子的名义参加捐献。此次捐献详情及清单，刊登在1939年7月21日于巴黎出版的中文版《祖国抗日情报》第629期上。
  随着抗日运动的深入，群众自发抵制日货的爱国运动在海外侨胞中广泛开展起来。陈则敬激于义愤，坚决拒销日货，自己原本经销日货的店也改销欧货。为了爱国，甘愿承担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
  陈则敬为人正直并富有同情心，他不仅积极参加爱国抗日捐献，而且乐善好施，慷慨解囊。仁庄人伍伯特被巴黎一家啤酒厂解雇后，生活艰难，陈对他很同情，除自己大力资助外，还主动转告其他侨友，一起扶持伍伯特开了一间小工场，伍伯特为此时刻铭感在心。另外一位永嘉县菇溪人王慈钦来巴黎谋生，后经好友单金普介绍与陈则敬认识，知道王的困难后，陈主动把货赊给他卖。后来王慈钦赚了钱并开起皮革工场。40多年来，王慈钦一直与陈则敬保持密切联系，始终铭记他当年的相助之情。
  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燃遍欧洲，德国希特勒魔爪伸向法国，他偕同妻儿毅然回国，重操旧业，做糕饼生意。“屋漏偏遭连夜雨”，1943年，他的糕饼店被日机轰炸殆尽，他利用国外带回的余钱重拾残局，勉强维持生计。
  新中国成立后，陈则敬以极大的热情投身祖国的各项事业。尤其悉心侨务工作。1957年，他和侨眷郑伯宗等发起创办浙江省首家侨办完全中学——青田华侨中学，被选为董事长兼副校长。其间，为筹集资金四处奔波，废寝忘食，在青田教育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1965年，他又与其他归侨、侨眷一起筹建侨联办公大楼，该楼当时在浙江省也属首家县级侨联大楼，为归侨、侨眷提供了工作和活动的场所，对青田侨务工作产生深远的影响。
  陈则敬工作勤勉，与人为善，谦逊慈祥，德高望重，人们对他非常尊敬，晚年的他总是被亲热地称作“陈老”。陈老历任县一至六届人民代表；省二、三届人民代表；县一、二届政协副主席、县一至三届侨联副主席、四届名誉主席。
  朱祥
  朱祥（1913—2006）出生在油竹下村。其父朱乾芳，曾先后赴日本、法国务工。回国后，建了三幢楼房，买了几亩田地，并在公达利钱庄存入1000银圆，后钱庄倒闭，分文无归，家庭逐渐陷入窘境。
  朱祥于县敬业小学毕业后，在本村从教，收入低微。作为长子，难挑全家7口人的生活重担，于是决定走父亲的老路。
  1935年农历四月廿一，他与同乡林瑞廷等11人结伴，在上海坐船到海参崴，转乘火车到莫斯科，再南下到达波兰，开始了浪迹天涯的海外人生之旅。在旅外的十二个春秋中，先后涉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意大利四个国家，受三次牢狱之灾和两次被驱逐出境。第一次是在波兰行商，警察发现其护照有销改现象，被关押六个月，并被驱逐出境至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在某小镇投宿的旅店被宪兵关押了一夜，被搜去2500捷币；第三次是在奥地利灵茨行商，投宿某旅店，半夜时分，一群警察冲进旅店，被搜去8000马克，关押了两个星期后，被驱逐出境到匈牙利，朱和同乡有意在界地拖延，待警察走后又重返维也纳。三次劫难使朱祥的身心受到严重挫伤，他渴望早一天结束这种漂泊不安的生活，实现出国时衣锦还乡的梦想。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帮助德国抗日救国会抄写和印发抗日战报，并积极投入抗日募捐工作。
  历练也是人生的一大财富，他感悟三次劫难主要是手中那本颇有问题的护照造成的。他想改变这一现状，离开是非之地，于是请求旅居意大利的表弟帮忙，为他在中国驻意使馆调换了新护照。朱祥到达意大利后，顺利办好了居留身份证及经商许可证，从此不再过提心吊胆的日子了。他开始在都灵拎卖，不到两周时间，法、意宣战，都灵首当其受到战火的侵袭，他又到米兰投奔他的内弟，帮助内弟做皮货，终于结束了漂泊的生活。
  德军进驻米兰，法、意在名义上联盟，但德军以占领者自居，在意大利大量收购日用品，特别是皮货，货款由意政府支付，朱祥他们制造的皮件被大量收购，着实赚了一笔钱。1943年，英美联军攻打意大利，米兰常常遭到空袭，政府管理松弛，朱祥趁机贩销老百姓急需的物品，又挣了一笔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利用手中资本开了一个皮革工场，雇佣几名女工，自任裁剪师傅，生活逐渐改观。1945年10月，米兰成立旅意华侨工商会，会长是文成的胡志贤，副会长是青田吴岸的吴镇超，朱祥任宣传委员，这是朱祥命运的转机。
  但是，祖国的抗日胜利牵动了朱祥思乡归国的念头。1946年9月，他登上一艘英国免费军舰，启程回国。时隔不久，国内物价飞涨，货币急剧贬值，他和伙伴合伙做生意的1000美金，仅一年光景全部蚀光。1948年，他又回到本村小学教书，重操旧业。14年的风风雨雨，犹如南柯一梦。新中国成立后，朱祥立志报效祖国，为国家的强盛贡献毕生力量。
  1958年，朱祥调入青田华侨中学，任总务兼校董事会董事，呕心沥血，爱校如家，努力参与油竹新校舍的规划和建设工作，躬身力行，并致力于联系侨胞侨眷，筹集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几十年如一日一生清廉，直到退休。
  1980年，朱祥众望所归，被选为，县侨联二届主席。他广结侨缘，热心为侨服务，使侨联成为党和政府联系华侨、归侨和侨眷的纽带。直到耄耋之年，他仍然醉心于公益慈善事业，不遗余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祥历任县四、五、六届人民代表，县人民委员会委员，县七、八届人大常委；省二、三届侨联常委，二、三、四届侨联委员；全国侨联四届委员等职。他不负众望，努力做好“侨”字文章，积极参政、议政，曾两次获全国侨务先进工作者称号。
  金映光
  金映光（1913—1983）生于县城西门外。12岁离乡背井去上海当学徒，民国22年（193，3）随一个上海马戏团到德国汉堡谋生。当时，德国电影制片商筹划拍摄一部侮辱、丑化中国人的影片，激起金映光和许多爱国华侨的义愤。在金映光的带领抵制下，制片商的阴谋遭到遏制，无法得逞。
  不久，金映光由进步华侨介绍，参加了国际性的革命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从此，他开始阅读革命书籍，在华侨中宣传革命。他的行动引起德国纳粹分子注意，住处遭到搜查，行动受到监视。民国23年（1934），金映光转到法国巴黎做工，参加巴黎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并参加了抗日救国会，为印刷发行抗日刊物操劳奔波。
  民国24年（1935）5月间，他和金直夫、林德光等人先后加入了法共中国支部。次年初，金映光到《救国时报》当排字工人，同时兼印刷、发行工作，后任该报行政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受组织派遣，于民国27年4月首批回国，参加国内抗日战争。
  金映光回到祖国，即到汉口新创设的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负责行政、总务工作。他不避艰险，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保证报纸的出版，做出显著的成绩。
  民国28年（1939）10月，金映光与在《新华日报》发行科工作的朱慧结为夫妇。
  民国29年（1940）4月，金映光被派到延安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夫人朱慧也同时去延安学习文化。次年，夫妻俩被分配到延安《解放日报》社工作，金映光任总务处长，朱慧任出纳。民国35年（1946）春，组织派他与夫人朱慧一起前往上海担任掩护机要人员和京沪间传递情报的工作。
  民国37年（1948）秋，金映光夫妇辗转到河北平山县西北坡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毛泽东特地接见过这对在敌人心脏战斗过两年的革命伉俪。是年12月，金映光担任北京市公安局第四处党支部书记、接管科科长。
  新中国成立后，金映光在公安战线工作10余年，历任北京市公安局行政处副处长、国家公安部行政处处长。后转为首都服务行业的领导，历任北京市服务局副局长，北京市第二服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他是全国侨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市第五、六届政协委员。
  厉言
  厉言（1913—2009）祖籍鹤城镇。自幼读书不多，但能识文断字，十几岁便在青田一家面店做厨师。1936年，温州的表兄罗周敏从法国回来，愿意带他去巴黎。时年23岁的厉言便随着表兄登上了远航欧洲的货轮。初到巴黎，厉言凭着年轻好学，一边在餐馆打工，一边坚持读夜校。仅两年多时间，便初通法文，会写能读，此后便走出了中餐馆。1939—1940年在法国工厂做锉工和煅工，成为当地社会的一个普通劳动者。20世纪4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多数侨居巴黎的华侨包括厉言的表兄罗周敏和两个伯父都纷纷回国，只剩下厉言一人举目无亲，留在工厂上班。德军攻占巴黎时，厉言随一批法国工人撤退到法管区，在军工厂做工，直到战争结束。1945年，厉言回到了阔别近10年的祖国，本想为抗战后的国家重建出一份力。但是，内战的爆发使他失望，他再一次来到法国。此后，欧洲进入战后重建时期，条件艰苦，百废待兴，资源匮乏，失业率很高，厉言有时工作，有时与普通的法国工人一样领取失业救济金。
  1964年11月14日厉言应中侨委邀请回国参加国庆观礼后抵达青田，在青田逗留38天，先后访问36个村、1，16户旅法华侨眷属，纯朴而浓烈的乡情赢得了家乡人们的一致好评。
  1965年，时年52岁的厉言才结束了大半辈子的单身生活，回国与一位温州女子郑淑贞结婚。婚后夫妻双双回到法国。
  20世纪70年代初，厉言利用工余时间，积极从事华人社团的组建工作。他与几位同乡一起广泛联络各地华侨，相互关心，互相帮助，努力建立自己的社团组织。1972年报请法国政府批准成立了华侨工商互助会，后改为华侨俱乐部。厉言历任第三至十届主席团副主席。他白天在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下班后来社区工作。法国华人以开餐馆为多，大多上午休息，下午至晚间工作。厉言则选择在工厂做早班，下午和晚间为华人社团工作。1977年退休后，他成为法国华侨俱乐部的全职人员。如此几十年如一日风雨无阻，为法国华人侨团立下汗马功劳。
  厉言热爱华人社团，热爱祖国，没有豪言，没有壮举，而是表现在一点一滴、一言一行之中。他没有多强的经济实力去帮助晚来的同胞或支援祖国的建设，对此，他似乎感到有愧，然而他却已竭尽全力，古道热肠，对同胞的一片热情和祖国的纯朴感情，足以令人感动！
  “我这辈子做不了生意，当不了老板，只会打工，所以就老老实实做个工人，但我喜欢侨社工作。”这是他对自己一生的简单评价。当谈到他为法国华人社团做的那些不平凡的往事时，他流露出一丝激情和欣慰。
  厉言夫妇在法国出生的两个女儿都已成家立业。大女儿像许多青田华侨一样是个饭店的老板，小女儿则在一所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老两口依然住在他们租来的公寓里，领取政府的退休金，过着宁静恬适的晚年生活。
  孙耀光
  孙耀光（1917—2001），汤垟乡垟寮村人，阜山中学毕业。1937年离乡，乘货船到意大利谋生，后在波隆那定居发展。他从小生意起步，后来发展到小型家庭工厂，制造皮夹皮包。1945年与意大利女子BovinaAntona结婚后，事业发展很快，先后开设皮包厂、液化煤气公司和当地第一家中国餐馆，开辟了罗马中餐业的新纪元。他曾两次被台湾当局选为“国大代表”，当过12年“侨务委员”、3年“立法委员”和国民党党务顾问，曾5次会见蒋介石，与国民党上层人物私交甚厚。
  抗日战争时期，孙耀光曾在意大利华侨中发起抗日救国运动，率先募捐支持抗战，受到中国驻意使馆的奖勉。他热心侨务，1957年在波隆那市着手筹建意大利中区华侨华人社团，翌年正式成立中华公所，他被选为第一届理事长（会长）。他个人出资租下了一层楼面的5套房子，作为公所会址，给侨胞提供学习、娱乐、聚会、联络的场所。他还曾任市工商协会会长。为了表彰他乐于助人的精神，1997年梵蒂冈教廷特颁发给孙耀光“骑士勋章”封他为“爵士”成为第二位获此殊荣的旅意华人。
  孙耀光十分关心故乡建设。1，989年捐资6万，元人民币，修建垟寮小学（后改名为耀光小学），之后又发动在意大利的亲友捐助20余万元，建造汤垟至垟寮公路，并修复驮岸至外路水渠，安装了垟寮村自来水管，为家乡公益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1992年冬，在外甥女婿夏式清的陪同下，首次回乡祭祖探亲，参加汤垟至垟寮公路通车剪彩仪式，受到当地政府和村民的热烈欢迎。孙耀光在回国探亲期间，先后受到国务院侨办、浙江省政府以及意大利驻华使领馆的热情接待。2001年5月1日，孙耀光先生在意大利波隆那市寓所逝世，享年84岁。
  孙明权
  孙明权（1918—2009）仁庄镇孙山村人，毕业于温州中学高中部，出国前曾任浙江省商业，厅干部。1963年移居意大利，与夫人陈玉华一起经营皮革业。1975年转营餐饮业，在米兰开设长
  城餐馆，并获得成功。目前，孙氏家族已拥有餐馆8家、公司4家，还有专营食品、工艺品和中国图书的商店，成功跨入了在意华侨的殷实家族行列。
  孙明权先后担任过旅意华侨中区联谊会会长（三届），米兰市华侨华人工商会第一、二届副会长，第三届名誉副会长，第四届名誉会长。他积极参与当地侨界的公益事业和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的各项社会活动，为宣传贯彻中国的侨务政策，扶助侨胞安居乐业，促进侨界团结和祖国统一大业，鼓励侨胞与意大利人民和睦相处而奔波操劳，不遗余力。
  孙明权热情周到地接待过朱镕基、李瑞环、胡启立、荣毅仁、宋仁穷、叶选平和陈丕显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他还接待过中国电影代表团、中国杂技团、“丝路花语”剧组等一批又一批访意代表团组。
  孙明权在米兰侨界享有良好声誉，事业后继有人。其子系于1994年被推选为米兰华侨华人工商会会长，父子先后当选为会长，在当地侨界一时传为美谈。
  孙明权身在异国，情系中华，反哺桑梓，先后为本县医院、华侨历史陈列馆、公路、桥梁、公园的建设，以及温州大学、温州华侨中学、丽水中学、县中山中学、阜山中学等学校慷慨解囊，总计捐资人民币达120万元。
  孙明权十分关注家乡的教育事业和人才培养。1988年开始，先后捐资20万美元在家乡青田设立孙明权、陈玉华夫妇育才奖学金，存本取息，奖励本县每年高考成绩前20名优秀学子，每年奖金总额达4100美元（2008年开始增至6500美元）。至2009年，已颁奖21次，423名优秀学子获奖。孙明权、陈玉华夫妇育才奖学金已经并将永远激励家乡青年学生发奋学习，立志成才，影响深远，意义非凡。
  孙明权与夫人陈玉华还是一对文化佳偶。他们在诗词创作上颇有造诣，两人均为浙江省诗词学会顾问、丽水诗词学会和青田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孙先生还荣任青田县文联名誉主席。
  吴朝英
  吴朝英（1920—1987），巴西籍华人，祖籍仁庄镇雅林。出身书香门第，上海大厦大学肄业。
  吴女士生性开朗，豪爽刚强，秀外慧中。青年时期适逢抗日战争爆发，民族危机日深。为了宣传抗日动员民众，她常率领同学自编自演节目深受群众赞扬。
  1951年，她单枪匹，马，独闯美洲，定居巴西。穷通得失，备尝，艰辛。从摆摊小卖起步，和潘方崇先生合作后，贷款办宽紧带厂，事业才有起色。她自奉俭朴，逐渐积聚资金。
  吴女士虽久居海外，但爱国爱乡情深意浓，她说：“一个人如在有生之年，能为国家、故乡做些有益的事，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这才不虚此生，我早有在故乡办些善事的愿望……要改变祖国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先从教育入手。”晚年，她偕潘方崇先生返归故里，慷慨解囊，助建温州华侨中学科学实验大楼，两次乐助2万余美元，在青田中山中学创设吴朝英图书馆，购置图书数万册，被聘为该校名誉校长。她逝世后，老潘遵照她的遗愿，以吴朝英的名义捐赠于她的母校阜山中学1万余美元，为建造阜中教学大楼助一
  臂之力。此外，她和老潘还一起出资30万元人民币建造温州市少年美术学校教学楼。温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第四幼儿园和市教育基金会等也都受过他俩的资助。据统计，吴、潘两人先后共捐资近200万元人民币。
  现在，吴、潘两位均已作古，但他俩对教育事业情有独钟、泽被后世的无私奉献精神永存，堪称为后世的楷模。
  赖相令
  赖相令（1925—1995）出生于阜山乡石门头村，世代务农，9岁丧父，家计维艰，19岁被抓去当兵。因日夜思念，家母，遂寻机潜逃，不意途中腿受重伤，幸遇人搭救，回家时母亲已病入膏育，不久离开了人世。父母双亡，自己身体致残，苦不堪言。迫于生计，1948年到县城摆布摊度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赖先生对共产党感恩戴德，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入股兴办县早期股份合作工厂——青田新兴织布厂。1962年赴法国经商，从事皮革制作。他辛勤劳动，省吃俭用，两年后开设皮革加工厂。由于经营有方，生意兴隆，又过了两年，他创办了巴黎天星公司，后又发展到3个分公司。
  赖相令先生知恩图报，不时怀念当年逃壮丁受伤时救助过他的平阳恩人，除给他寄钱外，还想方设法带其子女出国安排工作。他与人为善，饮水思源，乐于助人，经他提携帮助出国的亲友近百人。他热爱祖国，反哺桑梓，先后捐助华侨中学、中山中学、人民小学、县人民医院住院部、县华侨历史陈列馆、瓯江西门大桥、石门洞风景区、太鹤公园和鲤鱼山公园等，计人民币近20万元。他捐赠青田华侨饭店日产丰田面包车2辆、县公安局丰田面包车1辆及彩电1台（日产丰田面包车每辆时值40余万元）。公安局题赠“爱国爱乡、赤子之心”的匾额以为致谢。
  赖相令性格温和，百善奉行，人称“大善人”。
  徐献仁
  徐献仁（1925—1981）阜山乡人，少学于乡塾，博闻强记，聪慧过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乡文书及会计，工作，认真负责，廉洁奉公，广有贤名。1959年，应父徐春兴之召赴德，经营国货贸易和中国餐馆。
  20世纪60年代，中德尚未建交，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赴德华人及其后裔，常因文化水平低、语言障碍大而无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遭受欺压而无能申诉之事时有发生。徐献仁对这些同胞的遭遇十分同情，常常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为他们讨回公道。对于那些一时生计无着的人，只要找到他，都有求必应，为他们提供食宿，帮助寻找工作等。按照德国法律，一批上了年纪、已定居德国多年、但还孤身一人的老华侨有权要求让国内亲人来德团聚。但因当时中德无外交关系，他们本人又无文化，办理相关手续困难重重。徐献仁满腔热情地陪同他们去移民局办理手续，帮助他们联系国内有关部门提供各种证明材料，直到其亲人成功抵德。为了帮助这些同胞办理亲人团聚，在当时电信落后、联系不便的情况下，徐献仁在完成当天餐馆工作后，深更半夜还要为他们伏案疾书，代写信件。每月为他们贴付的邮资费不下200马克。在他的帮助下，成功办理赴德的侨亲就达586人，使400余位老华侨得以亲人团聚。
  徐献仁为侨胞仗义疏财，无私奉献，在广大华侨中树立了很高的威信。他急人所急、为人排忧解难的品行在华人中有口皆碑。对于一些暂时遇到经济困难的来德侨胞，他都尽力帮助，为他们排忧解难。现任青田同乡会副会长的蒋坚胜常常怀着感激的心情讲到40年前自己赴德，到北京因买不起飞机票而一筹莫展时，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情给徐献仁打了求助电话，素不相识的徐献仁竟二话不说，就给他汇去了机票钱，助其顺利赴德。诸如此类之事，不胜枚举。
  徐献仁爱国爱乡，热心公益事业。中德建交后，他为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交往和友谊做了大量工作。他对家乡人民感情深厚，贡献良多。从1970年至1981年去世，他每年都要出资为家乡办一两件好事。他在家乡阜山建造了自来水厂，为全乡铺设了自来水管道，使乡亲们喝上了清洁的自来水；他出资修建了阜山电影院，丰富乡亲们的文化生活；他还资助教育，修亭筑路等，不一而足。
  徐献仁深明大义，关心祖国统一大业，旅德侨胞无论来自祖国大陆或是台湾地区，都十分敬佩他的为人。早在20世纪70年代初，徐献仁就热心地向来自台湾的热血青年介绍大陆情况，以消除误解。1972年，他率先组织并率领台湾学者代表团一行18人首次访问祖国大陆，为两岸交流、和平统一做出了积极贡献。
  虽然徐献仁旅居德国仅21年，因常年的体力和精力大量透支而积劳成疾，英年早逝，但他爱国爱乡、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和急人所难、助人为乐的人格魅力已使他成为人们永远怀念的一代名侨。
  周伯娟
  周伯娟（1934—2004）纯日本血统，在出生的第二年，就作为旅日华侨周彩发的养女被带到中国。凡熟悉她的，人、听到她的名字都会肃然起敬，因为她怀着感恩的心，把养育她的青田永远当作第一故乡，不仅把自己的青春年华抛洒在青田，而且把中年以后在日本用汗水换来的财富也奉献给青田。
  1934年，周伯娟出生在日本福岛县会津若松市，父母均为日本人。1935年，旅日华侨周彩发将伯娟作为养女带回青田鹤城镇老家抚养。周家经济并不宽裕，在她长到14岁的时候，方山石门头黄洪楷的日籍妻子得知这位日籍姑娘处境艰难，便介绍周伯娟给同村的季宗光当童养媳，但并没有给伯娟带来好运。
  周伯娟是一位既温柔又坚强的女性。新中国成立后，她先后生育四个子女，家庭经济负担越来越重，因此除养育子女和操持家务外，还到田间地头参加农业劳动，并积极从事社会活动，成为农村的女强人，因而被推选为石门头村妇女主任，曾荣获过省“三八红旗手”称号。
  1978年，在旅日青田华侨和周伯娟娘家亲人的帮助下，这位在中国生活过40多年的日本女人依依不舍地离开这块养育过她的热土，重返完全陌生的日本宫城县仙台市。人到中年的周伯娟，凭着她的意志和毅力，在日本开辟了另一片天地。久经磨砺的周伯娟开始在同乡中餐馆帮工。她干完白天的活，夜里又去加班。回家后往往到了午夜，丈夫非但不加以体贴抚慰，反而心存猜忌，动辄拳脚相加，本已瘦弱的周伯娟忍受着精神和肉体的摧残，往往忍痛劳作。在积累一定资金以后，她自营中华料理店，并亲自掌勺，因厨艺精湛，慕名前来的顾客日渐增多。由于长期劳累，这位坚强的女性在2004年溘然去世，安葬在仙台资福禅寺前陵园。
  周伯娟在日本期间要帮助四个子女创业成家，经济并不宽裕，但她始终没有忘却青田、忘却方山，日夜思考着如何报答家乡的养育之恩。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她先后为方山石门头至龙根的道路加宽硬化、青田华侨历史陈列馆、儿童公园、县侨联、县侨乡报等单位资助60余万元人民币。县慈善总会成立时，她捐赠5000元人民币，尔后又在仙台市动员亲友献爱心，筹集39.7万日元捐给慈善总会。方山有一对生下三胞胎孩子的夫妇经济拮据，她毫不犹豫地资助人民币5000元。
  梅花香自苦寒来，周伯娟犹如冰冻雪压的梅花，散发出人格的芳香。青田人民会永远铭记这位来自樱花之国而把爱留在青田的伟大女性。
  叶碎友
  叶碎友（1943—2001）出生于青田，幼年时过继到港头坭山村的舅父叶家。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小学毕业后便踏，上了勤奋不息的生活道路。他当过农民、养路工，办过工厂，既当工人又做厂长。1985年移居西班牙，此前他在荷兰帮开饭店的亲友打过工，勤
  劳好学，从洗碗工干到大厨。抵西初期，他与人合股开中餐馆，后来创立新北京饭店和东方城饭店，可谓事业有成。他思想观念新，进取精神强，为了摸索如何走出中餐业的单一经营，他尝试过服装、建材等方面的贸易和其他生意，终于成功创办了允一电脑公司。为了让正宗的中餐进入西班牙中上层社会，他又买下千余平方米的餐馆，亲自指挥装修，购置设备，从国内聘请高级厨师，为弘扬中华美食文化而日夜辛劳。
  叶碎友正直勤奋、纯朴善良、乐于奉献。1987年，他加入当时西班牙唯一的华人社团——华侨华人协会，当选为理事，并任财务长。1993年当选为协会副会长，1995年当选为第一副会长，并在第一任会长萧继銮病逝时任代会长，继而当选会长。自担任协会理事、副会长，尤其是当会长以来，他为旅西华侨的事务奔波忙碌。此外，他还兼任西班牙马德里中文学校董事长、丽水市海外联谊会顾问、青田县海外联谊会名誉会长。
  他宅心仁厚，与人为善，慷慨助人。不论来自什么地区的侨胞，只要有困难，他就热忱帮助，许多人都受到过他的恩惠。例如，他主动把初来乍到、困难重重、生活无依的侨胞接到自己家里，提供免费食宿，设法安置工作。叶碎友十分关心并积极维护华侨群体的安定团结，在华侨社会中发生犯罪事件时，他总会挺身而出，亲临一线，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并全力配合使馆和当地警方，扬善惩恶。
  叶碎友不遗余力地维护华侨的合法权益。1996年发生的过期食品风波和1998年歧视华人的电影《黄泉》，他都和兄弟侨团一起为维护侨胞权益和祖国尊严挺身而出、据理力争。
  作为协会会长，他谦逊好学，善于团结，充分发挥一班人的作用。他把侨胞融入当地社会当作协会的主要任务，极力主张推进中西交流。1999年来，协会成了欧洲唯一的外国移民组织论坛执委。
  他爱国爱乡，赤子情深，无论是国家、省市县的领导人，还是来自家乡的普通客人，总是一视同仁，热情欢迎，真诚相待。对于家乡公益事业他乐善好施，尤其是当祖国人民遭受自然灾害时，他总是不辞辛苦，挨家挨户去募捐。作为西班牙侨界代表，他出席了香港和澳门回归庆典、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
  叶碎友十分关心下一代的文化教育，特别重视协会和妇女联合会共同兴办的马德里中文学校。在他的关怀下，马德里中文学校成为欧洲规模最大、受到国务院表彰的先进中文学校。
  为了做好服务侨胞的工作，他不辞辛苦，也不计损失。他说：“当侨领就是要赔出时间，贴出钱财，放下生意，为大家服务，要有奉献的、牺牲的、助人的心态。”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1999年，他身患肝癌，但毫无畏惧地同病魔展开斗争。手术后，他照样投入烦琐的侨团工作中去。鉴于他的高尚品德和无私奉献精神，他逝世后，青田各界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中央五侨、中国驻西大使馆和西班牙侨团都发来唁电，高度评价他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