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闭关锁国政策，国门大开，西风东渐，封建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各类学校陆续开办，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此时，有着长达200余年移民历史的青田华侨，对事物的鉴赏视角和取舍标准也不同于前人，对传统文化习俗不再盲目地兼收并蓄，在传承、消减、创新中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
  一、乡土习俗文化的传承和消减
  民国时期，青田人出国前的陈规戒律与繁文缛节减少了，虽然还举行一定的仪式，但大多是从价值取向考量其可行与否。据鹤城镇归侨叶进飞口述，他第二次出国原择定的黄道吉日是1925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委托乡人在上海购买去法国的船票，因船期提前，他放弃了原先选好的吉日取消一切活，动提早动身赴沪，深恐耽误船期，造成经济损失。携带锅灶灰或香炉灰的习惯，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事先购买一些中国特产，如丝绣、石刻、瓷器、茶叶、纸扇等，体现了新的价值观。据说，原四都吴某于1920年赴意大利经商，动身前邻里亲戚送的各种土特产如菜干、笋干、番薯粉、腊肉（民间传统认为腊肉可以消火）等，他照收不误，全部带到海外。到了意大利住处，他把大包小包堆放在一个角落。次年中秋节，他拿出一年前的家乡土产进行精心烹制，并邀请同乡好友一起享用家乡的美味佳肴，共度中秋佳节，孰料次日全部腹泻。此事在海外当地同乡中广为传闻。原四都华侨吴先元当时编了一句顺口溜：“少吃家乡的烂菜干，多啃外国的面包蛋。”因贫困形成的传统习俗，有的在环境变化和历史发展中自然消失，但有些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饮食习惯很难改变，如青田的芥菜干一直是青田人的至爱，又如青田华侨偏爱茶叶而不喜欢咖啡。随着环境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饮食文化同样要经历吐故纳新、优胜劣汰的过程。
  民国时期，青田华侨的服饰文化大有进步，特别是民国初期进行的“剪辫子”革命，给华侨减少了诸多烦恼和难堪的羞辱。青田华侨陈元丰对此有切肤之痛，他在法国行商中因辫子曾遭受过顽童的种种戏弄。同时，青田华侨的衣着文化也开始入乡随俗，经济拮据者脱下了长衫短褂，换上低档的旧西装，富有者也能赶上时髦。法国青田坐商叶秀甫不惜血本去购买高级衣料，到裁缝店去量身定制西装，在当时乃是惊人之举。有一些青田人在晚宴上也穿上了燕尾服，体现了青田华侨服饰文化的与时俱进。艰苦朴素是青田人的本质，除坐商和一般行商者注意衣冠整齐和公众形象外，从事艰苦繁重的劳动者大多依然如故。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部分归国华侨的调查，他们从国外回来后衣着变化微乎其微，真正改头换面的寥寥无几。
  早期，海外侨胞的业余文化生活单调而枯燥，活动圈子狭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逐步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也慢慢摆脱了长期的蜗居生活，有的“老客”（老华侨）把兴趣从搓麻将、推牌九、打扑克转向当地的文化娱乐活动。有的虽然不懂音乐，但也偶尔购买一两张音乐会门票邀请知心朋友或情侣去接受西方音乐的熏陶，久而久之，艺术鉴赏水平也日渐提高。一位旅居俄罗斯的周姓华侨（原四都人），在十月革命后，喜欢去工人舞厅观看俄罗斯青年男女欢快飘逸的舞姿，虽心驰神往，但自惭形秽，不敢涉足舞池，于是回到住处细心研习，并借助某些物体作为虚拟舞伴，日久成瘾，空闲时就在斗室之中飞旋，以满足对文化娱乐的渴求，同室乡亲戏称他为“舞痴”。旅居德国的郑冠荣，祖籍章旦横坑，在德国斯图加特先后开设中国饭店和白宫饭店，继而开贸易货行，业绩斐然。他有较高的文化品位，有一定的经济积累之后便开始享受人生，凡有空闲，便戴上白手套和墨镜，西装革履，驱车前往网球场，并且加入当地的网球协会，这是普通华侨不敢问津的时尚活动，他被当时侨界视为顶尖人物，令人刮目相看。他十分喜爱古董和名人字画的收藏，专程去香港购买徐悲鸿的真迹以及古代瓷器珍品，作为居家厅堂的装饰摆设。为了纾解创业的劳累疲乏，他还常到医院进行保健按摩，与医院的一位女按摩师日久生情，终于结秦晋之好。在“老客”中郑冠荣是属于融入型的，而其他大多数还是拘谨于传统文化习俗，在婚姻或其他文化娱乐中循规蹈矩，不敢大胆擅越。但从青田华侨群体看，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从封闭中走出来，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单调趋向丰富。
  二、从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转化
  社会意识是文化架构的重要部分，移民意识不断变化是青田华侨文化的主要内涵。这一时期，虽然绝大部分华侨仍然把自己定位为“过客”，但落地生根的观念已悄然兴起。
  1910—1949年，随着国门的洞开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青田移民一拨接一拨，人数从辛亥革命前的4000多人增至3万多人（估计数），住在国从19个增至42个。这一时期，移民的开放意识及创业能力均超越早期华侨，特别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定位上更超越前人。这种观念的变化与超越，往往得益于国外社会生活的实践，他们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从而作出新的选择。据归国华侨反映，当时在法国的青田小商贩及务工者只要勤劳节俭，差的月收入在500法郎左右，好的有1000法郎，最高可达2000法郎，这对缺衣少食的山区农民显然是巨大的诱惑。鹤城镇归侨刘焕清，生于1910年，1929年出国，起初在意大利提货叫卖，后到德国开批发货行，获利甚丰，1935年带回1万银圆（相当于5万法郎），他在城内购房2.5间，娶妻成家。1936年再度出国，到波兰开橡胶工厂，生意颇好，不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轰炸，长兄刘焕仁在华沙罹难。刘焕清不顾生死，往返于波兰与德国之间经商，1947年回国，同样携回1万银圆。就是这种经济收入的巨大反差导致青田山区人民冲破传统文化的重重迷雾，勇敢地走出国门，实现经济上的跨越。
  千百年来，“安土重迁”、“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龙窝不如狗窟”等传统文化在中国百姓心中根深蒂固。青田华侨的环境变了，但心境未变，他们的心永远走不出故乡，走不出祖国，始终把外国视为“客地”。鹤城镇金田的吴贵光1924年赴越南经商，1925年返国；山口镇的林竹江1926年到苏联经商，1927年返国；方山乡的林俊兰1934年到越南经商，1935年回国。他们如履街市，稍有收获立刻返回，聊解一时之困，犹如匆匆来去的过客。1992年，县侨联对全县17个重点侨乡镇的161名归侨进行调查，他们在国外逗留的时间长短不一，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回国时间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或结束之时。回归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有高堂白发或妻室子女需要侍奉照顾。二是略有积蓄便衣锦还乡，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如雅林村的吴某和山炮村的高某回国后在温州开钱庄，置办房产，举家迁往温州。三是回乡办实业，振兴家乡经济，如油竹雅岙的金茨真与人合伙开设济欧轮船公司（后因壮志未酬重返美国）。四是在国外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无法立足等。雅林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出国80人，滞留国外20人（其中5人下落不明），75％选择回归之路。“山川秀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这就是青田人走落叶归根之路的心态。
  然而，在海外青田人大量回流的同时，约15％的青田华侨毅然选择了“落地生根”，当时人们称其为“番邦赖”（意即赖在“番邦”不肯归来）。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一是在国外筑起了爱巢，有了家庭及子女，与国外家庭难以割舍，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是传统文化在新环境下的一种变异。中西联姻在滞留海外的青田人中占了大部分。如雅林村的陈超良、陈立夏，山口乡朱坑村的郑锡清，山口的林培中，平演的叶松廷，山口大安的郭耀芝、陈铭奎，魁市的詹蓬轩，章旦横坑的郑冠荣，仁庄镇罗溪的林三渔及冯垟的王仕福等，他们与传统文化分庭抗礼，选择了落地生根，其勇气可嘉。二是国外的事业开始起步，前景看好，他们不忍心甩手不顾，使成果毁于一旦，如方山的程雅标，圩仁山头的胡锡珍、胡守珍，港头的胡品山、厉松标，山口的林质美、林日鸿，鹤城镇的林仙山等，他们在国外已站定脚跟，创业有成，断然决定留下（其中亦包括中外联姻）。三是路途遥远，事业无成，欲归不能，回国后亦无依靠，因此终其一生，埋骨他乡。从“番邦客”到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决不是简单的名称和方式变换，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化的大胆质疑和跨越，展示了现代青田华侨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风采。
  三、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演变
  婚姻、家庭和生育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特定的文化范畴。从古代到当代，青田华侨传统的婚育观发生了深刻而奇异的变化，少数青田人冲破了封建婚姻的樊篱，敢于和异国女子通婚，组成异国家庭，生育混血子女，这是一种近乎叛逆的行为。经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国及战后滞留意大利的56名青田华侨的调查，发现其中42人与外籍女子结合，占75％。其原因是：青田虽是山区，但从清朝到民国，不少人常常出入国门，那些从海外归来的“番邦客”往往以自身的体验传播西方文化，为山区人民揭开了西方文化神秘的面纱。特别是讲述有关西方国家的婚姻、家庭生活及生育观念，更是津津乐道，大肆渲染，给中国几千年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从一而终”等封建伦理与婚姻信条以极大的冲击。经过新文化新思想运动洗礼的青田华侨，他们的思维比前人更加活跃，他们在海外有了新的认知和感悟。因思维从封闭转到开放，导致异国婚姻与异国恋情在青田华侨中不断涌现，有的大胆地步入西方婚姻的殿堂。据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的青田人在硝烟和战火中与当地女子相互依靠，共赴患难，结成“同命鸳鸯”。原四都王某旅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意大利，在一次空袭中他帮助当地一对母女脱离险境，并在生活上予以种种关爱，令这对母女非常感激。在多次交往中王某与其女儿发生恋情，尔后终成眷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回国的青田华侨从国外带回外籍妻子，在贫困山区是何等耀眼，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给几千年的传统婚姻文化以极大的冲击。有的青田华侨在海外还有一种即聚即散的临时家庭，一般是逢场作戏，不求结果，主要是缓解生活的重压以及远离亲人的精神孤寂。不过，这种异国婚恋对家乡的原有妻室子女往往造成严重伤害。
  青田华侨具有勤劳、俭朴、诚实、温和等许多美德，使得他们不仅能在海外择偶成家，而且还有不少外籍女子甘愿伴随夫君回到遥远、陌生、贫穷的青田山区落户。
  20世纪30—40年代，许多外国女子与青田华侨联姻。她们的国籍包括阿根廷、日本、苏联、法国、荷兰、智利、意大利、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巴西、德国、丹麦、西班牙、厄瓜多尔、奥地利等。她们当中不少人随丈夫回中国定居，落户青田。她们热爱中国，依恋青田，把终身寄托给中国丈夫。她们那种与当地人和睦相处、与丈夫同舟共济，以及尊敬老人、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美德，赢得了乡亲们的称赞。她们中不乏能从事青田石雕、做裁缝针黹和种田做工之人，有的还能够讲一口流利的青田话。青田这个穷山沟从城镇到农村都有异国婚姻家庭，这在中国其他侨乡是十分罕见的。
  据《青田侨务活动纪事》记载：1946—1947年，随夫来青田的外籍妇女达112人，其中德国籍61人，荷兰籍19人，捷克籍9人，瑞士籍8人，波兰籍6人，奥地利籍3人，南斯拉夫籍2人，苏联籍、罗马尼亚籍、意大利籍、厄瓜多尔籍各1人。由国民政府内政部核准加入中国籍的有92人，其中原德国籍49人，原荷兰籍15人，原捷克、原瑞士籍各8人，原波兰籍6人，原奥地利籍3人，原南斯拉夫籍2人，原苏联籍1人。
  异国婚姻有不少是和谐稳定的。现已90高龄的旅德侨胞周惠美与其德国妻子很是恩爱，令人羡慕。其妻曾两次到青田对青田的秀美赞赏有加，反映了她的情感已从爱夫而达至热爱其家乡。不过，中西结合，的异国婚姻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往往要发生碰撞，甚至出现大大小小的家庭闹剧，必须经过不断磨合才能达到和谐。如饮食卫生习惯、个人兴趣爱好、伦理道德规范、人生价值观念、子女教育等问题难免各执一词，难断孰是孰非，要达到“中西合璧”实属不易，因此貌合神离者也不少。在异国婚姻中，中日联姻比较牢固，因中日同属东方，彼此文化差异不大。1936年，旅日华侨厉元正（八源村人）与日本女子若林佐和子结婚，因战争厉氏携其妻返回故里。日本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递交备忘录，不顾事实地说：“若林佐和子被厉元正甘言诱惑，带回浙江青田故乡，该地穷苦不堪，并遭蹂躏，要求将该女子救出。”县政府派员调查，若林佐和子以书面形式公开声明：“与厉元正自愿结婚，自愿随夫来中国夫妻和好，自愿永久居留中国。”此案算是了结。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有的外籍女子因青田山区贫困而离开丈夫返回祖国，但许多人都伴随丈夫厮守终老，也有的双双重返国外。
  在混血家庭中，如何进行华文教育和传承中华文化是青田华侨面对的一大难题。长期以来，在中西结合家庭中这方面始终是个缺陷，即使在当今也不尽人意。章旦乡罗坑村的罗某于20世纪30年代旅居法国，娶法国女子为妻，成家生子，罗氏不谙法语，又无法传承中国语言文化，虽给儿子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使用，连儿子也感到陌生和别扭，平日使用“马蒙”这个洋名。在马蒙小时候，罗某也教他说青田话、识中国字，但收效甚微，罗某为此抱憾终生。马蒙大学毕业后成为某大学教授，并致力于华侨史的研究。1996年11月，马蒙赴厦门参加华侨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他不懂汉语，依靠翻译进行交流。通过翻译，他获知自己的父亲姓罗，是浙江青田罗坑人，马蒙费力地写出一个很大的“罗”字，表示他是罗氏后裔。一个混血家庭中即使其主角是中国人，也很难传播和传承中华文化，因为他孤掌难鸣，无法与其他人用中国语言交流。如果家中有两人或两人以上使用中国语言，情形就会不一样。雅林村华侨陈超良生于1910年，1935年赴德国经商，家中留下妻子和二子一女。其妻因病于1940年早逝。1945年，陈在德国结识了一位从事医护工作的德籍女子，遂成立异国家庭，生下一男三女。陈毕业于温州瓯海中学，在青田早期华侨中称得上是一位秀才，常给同乡代笔写信，讲述历史故事，与人为善，是一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小儒商，因此一生清贫。在混血家庭中，他十分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给混血儿子取名为陈思汉，长女名为陈思英，次女为陈思燕，三女为陈思中（子女的名字均含思念故国与亲人之意）。为了延续中华血脉与文化，他执意为儿子物色一位中国温州姑娘林克琴为妻，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取名为茉莉，次女莉雅。陈在德60余年里仍持中国护照，1996年终于回到了家乡，2000年不幸逝世。翌年，混血儿子陈思汉携妻子林克琴、妹妹陈思英和女儿茉莉、莉雅回青田扫墓。国内次子驱车到温州迎接，也许是血脉相连，不经介绍，这对异国兄弟就泪眼相对，久久拥抱在一起。正因为这个家庭有两位主角是有文化的中国人，因此中华文化便在这个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青田不管是宴请或家庭用餐，他们都使用筷子，且运用自如，茉莉还能说上几句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也许平日这些混血华裔常常听到有关中国或家乡人文山水的介绍，因此他们到了青田似乎都有一种归属感。日本世界棒球大王王贞治，其父亲王仕福是仁庄镇冯垟人，他给儿子取名为贞治（寓意贞观之治，希望中国出现太平盛世），这个名字一直沿用。据说王贞治一直保留中国籍，其日本夫人也加入中国籍，以纪念他的父亲。
  情感是没有国界的，由情感缔结的婚姻同样没有国界。青田华侨从国外择妻、立足当地到携妻返回故土，颇具浪漫色彩，其意识形态已超越了传统文化范畴。由于几代人具有不同国籍，拥有三个乃至三个以上国籍的混血家庭也不罕见。比如，方山石前的程雅标娶荷兰女子为妻，他的女儿与意大利籍男子结婚，两个外甥娶德国籍女子为妻，这一家子就有中、荷、意、德四个国籍的血脉，人们戏称这种家庭为“国际家庭”。在国外组合的“中外家庭”往往由于男主角的中华文化根底不深，又缺乏学习外语的能力，很难与下一代混血儿进，行文化和心灵上的沟通，久而久之，这种混血儿逐渐成了“纯洋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青田人的出国势头日益强劲，他们的职业、身份、文化层次、社会阅历、实践经验与前期华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形成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乃至宗族群体。鉴于语言、文化、习俗及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上与洋人的差异，青田华侨中的男女青年在择婚中仍然有强烈的本土观念：一是在海外创业的同乡男女青年华侨中相互物色对象，成立家庭。二是回家乡择偶，尔后申请出国，由此建立起“纯中国血统家庭”。这种家庭有利于沟通协调，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和谐相处，并有其自身的强势：家庭主要成员在国外立足稳固，创业有成，有利于将国内亲属联袂引领到国外，有的全家外迁，普遍出现三代、四代同堂，形成庞大的家族链。三是夫妻都是中国人，子女在国内择偶不受地域限制，往往出现跨省市跨地区的组合家庭，有的家庭还由不同民族组成，有利于中华血脉的延伸。四是婚姻优化组合，有的自身文化不高，但事业有成的青年华侨在国内往往可以找到智商高于自己的对象，达到双方互补，有利于优生优育。
  这种纯中国家庭的语言文化具有独特的个性，家庭内部传授和交流的主要是家乡的方言和普通话，其次是住在国语言。这种交流沟通方式的优越性在于，汉语能够在海外延续下去，有利于和祖国家乡亲人之间筑起一座语言沟通的桥梁，同时可以实现语言互补，又有利于融入当地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有的家庭有意识地强化西方语言，放松乃至放弃中华文化的传授，在新生代里中国话倒成了外语。家中讲汉语，外面讲外语，这种做法是比较妥当和可取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国际威望日益提高，青田侨务部门曾经陆续接待了十多位到青田寻根问祖的混血华裔，这显示他们对中华血脉的强烈认同。这些寻根者大都还保存着上辈遗留下来的照片或不太正确的上辈姓名和居住地址，或者拥有与此相关的一鳞半爪的线索，但寻根者中没有一个是能讲普通话的，就更谈不上会说家乡方言了，这给他们的寻根问祖活动大大增加了难度。这一状况也反映了中华文化在“中外结合”家庭传授中的缺失。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大多青田华侨新生代从小就接受当地的正规教育。他们中毕业于中学和大学的屡见不鲜，硕士和博士也日益增多，他们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其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兴趣爱好等渐渐西化，在择偶上也不再拘泥于在同胞中物色，而注重于在相识相知的人群中自由选择。如德国的一位郑姓华侨，女儿在大学念书，在中国人眼中是个大龄姑娘，父母为她在中国择婿，先后推荐了五位俊才由她挑选，她一一拒绝。究其原因，原来她已有一位法国籍的知心男友。时下，在青田城镇的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一对对搭肩挽腰的异国情侣，在侨眷家庭中不时闪现洋媳妇或洋女婿的身影，青田新华侨华人已不再固守传统的文化阵地，对不同文化采取了更大的包容，以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
  在生育方面，青田人既传承本土文化，但时过境迁，对生育观念又会作出适时的调整。封建社会的生育观是多子多福、养子防老，这是经济贫困没有社会保障的文化产物。中国是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国家提倡计划生育。20世纪80年代后更是严加限制，一对夫妇一般只能生一胎，不能越雷池半步。到了海外，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往往遇到人口负增长的危机，政府从经济上鼓励多生多育，因此青田华侨大多不实行节制生育，甚至经济拮据的家庭想从孩子的补助上得到缓解。正在创业的夫妻一旦有了孩子，一般都把孩子送回国内，交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使自己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创业，因此生育也受到一定的约束。当然，国外平均出生率还是高于国内，新华侨华人新生代的急剧扩大，是青田华侨人数增长的重要原因。据估计，23万青田华侨华人中新生代约占1/5。
  在海外出生的华裔，一般有比较优越的受教育环境和良好的生活条件，可免费接受当地的正规教育。但由于文化的差异，华侨在子女教育上也存在不同的观念。有的父母自身有一定的文化涵养，而且经济条件较好，他们就专注于子女的文化教育，望其成龙成凤；有的虽然有一定文化，经济条件也好，但由于价值观不同，他们认为“钱”才是万能的，文化可低可高，因此希望子承父业；有的父母本身缺乏文化，而且创业维艰，这种家庭的父母就会过早地利用子女的劳动价值，促其就业，类似于中国农村的贫困家庭。总体而言，青田华侨华人的新生代普遍接受当地正规教育，文化水平总体上大大超过前人，有不少还成为出类拔萃的知识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