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内容
文化是人类从事精神活动的产物，是政治、经济社会的衍生物，并对政治和经济社会产生影响，是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青田华侨经历了清代、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历史时期，在文化形式和内涵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文化品位和精神风貌不可同日而语。文化与环境有密切的关系，青田华侨四海为家的漂泊生涯，折射出青田华侨文化的光辉灿烂和卓尔不凡，而兼容并包和与时俱进则是青田华侨文化的基本特征。
第一节 原始乡土文化
青田早期的华侨主体是山区贫苦农民及手工业者，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长期低水平的生产实践活动，以及千古不变的种种民风习俗，在他们身上烙下了古老而质朴的文化印记。
一、以家族、乡情为依托的本土习俗文化
青田早期华侨在离别故土启程到遥远陌生的地方之前，往往要履行一套既原始而又带有乡土色彩的繁文缛节，充分展示宗族、邻里和同乡关系的乡土习俗文化。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青田山区人民在与自然界长期斗争的岁月里，形成了彼此团结互助、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意识。出国前，一般事先预约，结伴而行，并请“择日先生”选取吉日这是为了规避和抵御旅途凶险的“防范”措施。在青田华侨史上，选择同年同月同日出国，的比比皆是，其中以同宗、同村、同乡者居多。章旦的张如坤和郑得元两位同乡相约在1826年出国，1921年雅林村有8人同时出国，吴姓宗亲就有4人，在出国途中常常见到同乡同舟共济的局面。出国前夕，设宴饯行是传统而神圣的仪式。家人、亲友、邻里聚首告别，互祝珍重。其心情十分复杂，既有难言的苦衷、离别的痛楚，又有朦胧的希望。酒席间语言的禁忌甚多，口无遮拦的小孩都要退避三舍。饯行宴会接近尾声，为人母者则拿出珍藏多年的“压箱银”（女儿出嫁时，母亲把平日省吃俭用积攒的私房钱放在女儿嫁妆的箱底，以供女儿日后应急之需）。亲戚邻里及知心好友则纷纷送上红包，俗称“顺风钱”或“发财钱”。这些钱除亲人馈赠之外，其余笔笔入账，俗称“人情账”，以便日后奉还。青田城内的林子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国，他随身携带一本小册子，里面除记载了经济往来的账目，如“民国贰年元月廿八日，陈××来生洋拾元，二年十月付拾元”，另外还记有他出国时的“人情账”，如“民国×年×月×日，×××送来洋×元”，这就是礼尚往来的传统质朴文化。
早期出国的人通常携带一些可资纪念或日用的物品。如灶膛灰或香炉灰、家乡的竹筷、祖宗的牌位、民间常用中草药、茶叶和喜好的民间乐器或中国文化书籍，以示不背祖忘宗，并借以消减乡愁，自娱自乐。著名作家罗大冈在赴法的轮船上结识一位憨厚的青田小伙子。一天，船警例行检查，小伙子十分紧张，将一只装有小布袋的罐子紧紧抱住，引起警察的怀疑。警察令其放下罐子，经检查，原来小布袋里是一撮炉灰，警察并未刁难，小伙子才松了一口气。青田人传统食用的芥菜干、茶叶、中草药更是随身携带之物。其实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是原始草根文化在早期青田华侨身上的体现。
二、以封建迷信为载体的宗教文化
青田民间的宗教门类繁多，中西并举，佛道混合，寺院、道观、教堂星罗棋布。在落后的农耕社会，宗教迷信成为青田山区农民的精神支柱。出国前后家人向神灵祖宗虔诚祷告，祈求庇佑亲人路途平安、在海外事业有成。
民间流传阜山清真禅寺的“白衣丞相”、山口水口殿的“天妃娘娘”及“财神爷”是青田海外子民的保护神。据传，“白衣丞相”常在海外显山露水，化育众生，特别受到海外青田人的尊崇。曾经流传这么一则故事：阜山籍周氏在意大利餐馆打工，突然头晕目眩，昏厥在地，冥冥中默默呼喊“白衣丞相救我”，眼前立即出现一位穿白袍、长白胡子的老人对他说：“不必惊慌，并无大碍，过一会儿就好。”说罢便不见了，周氏也随之苏醒过来，像是南柯一梦。像这类的佛祖显灵、神仙托梦之说颇多。阜山清真禅寺一年到头香火不断，海外华侨及侨眷争相朝拜，捐助善款，其虔诚之心可见一斑。信仰习俗因人而异：有的居家立有祖宗牌位，缅怀先人；有的悬挂和摆放自己信奉的神佛图像，朝夕膜拜，祈求平安赐福。宗教与迷信往往掺杂在一起，有的为家族中健在的长者设牌位，俗称“长生福禄位”，此牌不祭拜，与亡灵有别。如果思念逝去不久的亲人，按青田习俗需“寄封筒”，以寄托哀思。美国纽约的青田早期华侨，有的在农历七月半去唐人街广明寺焚化在右上角贴金纸作邮资的信封，给国内亡故亲人寄阴信、汇冥币。有的汇钱回家，要求家人到大寺院做“水陆道场”、“放焰火”、“诵经念佛”等大小佛事，以此超度亲人的亡灵。
三、源远流长的饮食、服饰文化
中华的饮食和服饰文化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县人虽身处异国他乡，但难改家乡的饮食习惯，难忘家乡各种小吃，难舍家乡的衣帽鞋袜。早期出国的乡亲初到国外，总是固守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他们“舌不沾洋味，牙不嚼洋食”，不敢吃生冷食物，喜欢几人合伙自行烹煮。仁庄小令的陈均球，1903年赴法国经商，一天提货到乡下兜售，沿途买不到适合口味的食物，晚上回到住处，饥肠辘辘，满腹牢骚，叫苦不迭。他对同乡说：“过去听人说外国人是‘生番’，现在才明白他们原来喜吃生冷食物。”他为中国的饮食文化感到骄傲，对当地饮食不屑一顾。青田山区农民的服饰和各种生活习惯与所在地的老百姓几乎格格不入。他们从家乡带去的长袍短褂不管新旧，都不会轻言丢弃，况且数量不多，还不肯轻易换洗，生怕衣服搓洗时磨损。他们住的大多是地下室或废置的旧房，几个人合伙租用，拥挤不堪，臭气冲天，把去公共浴室洗澡也看成是不顾羞耻的举动。在青田贫困山区长期形成吃苦、节俭、保守和种种不合时宜的习惯正是山地“草根文化”的体现，影射出青田早期华侨既质朴无华又守旧落后的原始文化形态，是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障碍。
四、吉日喜庆和店堂装饰的传统文化
每逢祖国的传统节日他们往往视其为怀乡思亲以及亲友欢聚庆贺的最佳时机。青田华侨尤其重视传统的新，春佳节，根据条件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早期的华侨因势单力薄，很难筹办大型庆典，只能张贴几副春联，悬挂几盏彩灯，约上几个亲朋好友，用家乡传统形式，烧煮几道具有家乡风味的菜肴，既可解馋，又用以祝福。如炒年糕（代用品），象征年年高；红萝卜烧牛肉，象征年年红；山粉饺（代用品），象征交好运等。为释放一年的乡思情愫和缓解极度的困乏，想方设法弄到家乡的红酒，边斟边聊，讲述邻里趣闻，回忆亲人轶事，诉说社会不公，感叹个人身世，有的还搓上几圈麻将，过起了家乡的“长命夜”。青田人的餐馆、商店、工场等的建筑装潢、开张仪式、店名招牌，基本沿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风格。欧洲青田人的餐馆门口摆放石狮或用盘龙装饰门面，并高挂灯笼，中国字画、刺绣、绸伞、宫灯、纸扇等抬头可见，到处洋溢着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气息。大凡开张仪式，必宴请至亲好友，赴宴者按家乡习俗馈赠礼物，以示祝贺，喜庆色彩尤其浓重。县人的店名招牌常以国家、省会和大山名川、著名城市、名胜古迹、社会名流、象征吉祥的飞禽走兽、姓氏家园等命名。如长江、黄河、泰山、黄山、庐山、长城或北京、上海、香港和龙凤等，县人心中流淌的是中华血脉，积淀的是中华传统文化。
五、古老传统的生存法则
青田人闯荡国外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如采用俗称“搭会”或“呈会”的方式来筹集出国川资与国外创业的资本，这是民间的融资方法，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华人经济学上的杰作。这种资源共享、风险共担而又兼有互助精神的融资方式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据高岗归侨叶长庚的口述，他于1909年到法国，出国费用共计400银圆，其中60％是靠“呈会”筹集的。原四都归侨陈仲夏口述，在法国提卖枕巾、床单、围巾、桌布、玻璃珠，生意好的时候每月营利约1000法郎（相当于200银圆），不到半年，家中债务全部得以偿还。因此，在国外创业的新华侨在拼搏几年有一定积累之后，有的想拓展事业，若遇资金不足，至亲好友往往会伸出援手，大多创业者就是沿用国内传统古老的融资方法。青田旅意华侨张某，利用“呈会”方式筹集资金，前两次均告失败，第三次才获成功。若没有这种传统的民间融资方法，恐怕他就会失去成功的机会。这种筹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集居是青田人传统的民居文化。农村每座民房，里面少则几户，多则10多户人家，而民房之间往往前后左右贯通。旅居欧美和日本的青田人为彼此照应，节省开支，倾诉乡愁，也传承了聚集而居、聚会而乐的传统习俗。他们往往合伙租房，日散夜聚，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既有传统文化的韵味，也是县人在域外的生存之道。在日本大岛町有青田人住的栈房，在法国里昂、西班牙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有“青田区”，罗马尼亚有“青田村”，美国纽约有“青田楼”，葡萄牙里斯本有“青田家”等，这些都透视出了青田华侨厚积的民居传统文化内涵。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青田华侨在异国他乡既固守自己民族的文化，同时也吸纳居在国的民族文化，在长期经商和务工的实践中，在与西方文化习俗发生碰撞的过程中，他们会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甄别，激浊扬清，在吸纳世界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文化涵养，这是青田华侨文化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然过程。
第二节 多元文化
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闭关锁国政策，国门大开，西风东渐，封建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各类学校陆续开办，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此时，有着长达200余年移民历史的青田华侨，对事物的鉴赏视角和取舍标准也不同于前人，对传统文化习俗不再盲目地兼收并蓄，在传承、消减、创新中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
一、乡土习俗文化的传承和消减
民国时期，青田人出国前的陈规戒律与繁文缛节减少了，虽然还举行一定的仪式，但大多是从价值取向考量其可行与否。据鹤城镇归侨叶进飞口述，他第二次出国原择定的黄道吉日是1925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委托乡人在上海购买去法国的船票，因船期提前，他放弃了原先选好的吉日取消一切活，动提早动身赴沪，深恐耽误船期，造成经济损失。携带锅灶灰或香炉灰的习惯，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事先购买一些中国特产，如丝绣、石刻、瓷器、茶叶、纸扇等，体现了新的价值观。据说，原四都吴某于1920年赴意大利经商，动身前邻里亲戚送的各种土特产如菜干、笋干、番薯粉、腊肉（民间传统认为腊肉可以消火）等，他照收不误，全部带到海外。到了意大利住处，他把大包小包堆放在一个角落。次年中秋节，他拿出一年前的家乡土产进行精心烹制，并邀请同乡好友一起享用家乡的美味佳肴，共度中秋佳节，孰料次日全部腹泻。此事在海外当地同乡中广为传闻。原四都华侨吴先元当时编了一句顺口溜：“少吃家乡的烂菜干，多啃外国的面包蛋。”因贫困形成的传统习俗，有的在环境变化和历史发展中自然消失，但有些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饮食习惯很难改变，如青田的芥菜干一直是青田人的至爱，又如青田华侨偏爱茶叶而不喜欢咖啡。随着环境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饮食文化同样要经历吐故纳新、优胜劣汰的过程。
民国时期，青田华侨的服饰文化大有进步，特别是民国初期进行的“剪辫子”革命，给华侨减少了诸多烦恼和难堪的羞辱。青田华侨陈元丰对此有切肤之痛，他在法国行商中因辫子曾遭受过顽童的种种戏弄。同时，青田华侨的衣着文化也开始入乡随俗，经济拮据者脱下了长衫短褂，换上低档的旧西装，富有者也能赶上时髦。法国青田坐商叶秀甫不惜血本去购买高级衣料，到裁缝店去量身定制西装，在当时乃是惊人之举。有一些青田人在晚宴上也穿上了燕尾服，体现了青田华侨服饰文化的与时俱进。艰苦朴素是青田人的本质，除坐商和一般行商者注意衣冠整齐和公众形象外，从事艰苦繁重的劳动者大多依然如故。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部分归国华侨的调查，他们从国外回来后衣着变化微乎其微，真正改头换面的寥寥无几。
早期，海外侨胞的业余文化生活单调而枯燥，活动圈子狭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逐步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也慢慢摆脱了长期的蜗居生活，有的“老客”（老华侨）把兴趣从搓麻将、推牌九、打扑克转向当地的文化娱乐活动。有的虽然不懂音乐，但也偶尔购买一两张音乐会门票邀请知心朋友或情侣去接受西方音乐的熏陶，久而久之，艺术鉴赏水平也日渐提高。一位旅居俄罗斯的周姓华侨（原四都人），在十月革命后，喜欢去工人舞厅观看俄罗斯青年男女欢快飘逸的舞姿，虽心驰神往，但自惭形秽，不敢涉足舞池，于是回到住处细心研习，并借助某些物体作为虚拟舞伴，日久成瘾，空闲时就在斗室之中飞旋，以满足对文化娱乐的渴求，同室乡亲戏称他为“舞痴”。旅居德国的郑冠荣，祖籍章旦横坑，在德国斯图加特先后开设中国饭店和白宫饭店，继而开贸易货行，业绩斐然。他有较高的文化品位，有一定的经济积累之后便开始享受人生，凡有空闲，便戴上白手套和墨镜，西装革履，驱车前往网球场，并且加入当地的网球协会，这是普通华侨不敢问津的时尚活动，他被当时侨界视为顶尖人物，令人刮目相看。他十分喜爱古董和名人字画的收藏，专程去香港购买徐悲鸿的真迹以及古代瓷器珍品，作为居家厅堂的装饰摆设。为了纾解创业的劳累疲乏，他还常到医院进行保健按摩，与医院的一位女按摩师日久生情，终于结秦晋之好。在“老客”中郑冠荣是属于融入型的，而其他大多数还是拘谨于传统文化习俗，在婚姻或其他文化娱乐中循规蹈矩，不敢大胆擅越。但从青田华侨群体看，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从封闭中走出来，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单调趋向丰富。
二、从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转化
社会意识是文化架构的重要部分，移民意识不断变化是青田华侨文化的主要内涵。这一时期，虽然绝大部分华侨仍然把自己定位为“过客”，但落地生根的观念已悄然兴起。
1910—1949年，随着国门的洞开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青田移民一拨接一拨，人数从辛亥革命前的4000多人增至3万多人（估计数），住在国从19个增至42个。这一时期，移民的开放意识及创业能力均超越早期华侨，特别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定位上更超越前人。这种观念的变化与超越，往往得益于国外社会生活的实践，他们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从而作出新的选择。据归国华侨反映，当时在法国的青田小商贩及务工者只要勤劳节俭，差的月收入在500法郎左右，好的有1000法郎，最高可达2000法郎，这对缺衣少食的山区农民显然是巨大的诱惑。鹤城镇归侨刘焕清，生于1910年，1929年出国，起初在意大利提货叫卖，后到德国开批发货行，获利甚丰，1935年带回1万银圆（相当于5万法郎），他在城内购房2.5间，娶妻成家。1936年再度出国，到波兰开橡胶工厂，生意颇好，不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轰炸，长兄刘焕仁在华沙罹难。刘焕清不顾生死，往返于波兰与德国之间经商，1947年回国，同样携回1万银圆。就是这种经济收入的巨大反差导致青田山区人民冲破传统文化的重重迷雾，勇敢地走出国门，实现经济上的跨越。
千百年来，“安土重迁”、“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龙窝不如狗窟”等传统文化在中国百姓心中根深蒂固。青田华侨的环境变了，但心境未变，他们的心永远走不出故乡，走不出祖国，始终把外国视为“客地”。鹤城镇金田的吴贵光1924年赴越南经商，1925年返国；山口镇的林竹江1926年到苏联经商，1927年返国；方山乡的林俊兰1934年到越南经商，1935年回国。他们如履街市，稍有收获立刻返回，聊解一时之困，犹如匆匆来去的过客。1992年，县侨联对全县17个重点侨乡镇的161名归侨进行调查，他们在国外逗留的时间长短不一，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回国时间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或结束之时。回归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有高堂白发或妻室子女需要侍奉照顾。二是略有积蓄便衣锦还乡，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如雅林村的吴某和山炮村的高某回国后在温州开钱庄，置办房产，举家迁往温州。三是回乡办实业，振兴家乡经济，如油竹雅岙的金茨真与人合伙开设济欧轮船公司（后因壮志未酬重返美国）。四是在国外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无法立足等。雅林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出国80人，滞留国外20人（其中5人下落不明），75％选择回归之路。“山川秀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这就是青田人走落叶归根之路的心态。
然而，在海外青田人大量回流的同时，约15％的青田华侨毅然选择了“落地生根”，当时人们称其为“番邦赖”（意即赖在“番邦”不肯归来）。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一是在国外筑起了爱巢，有了家庭及子女，与国外家庭难以割舍，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是传统文化在新环境下的一种变异。中西联姻在滞留海外的青田人中占了大部分。如雅林村的陈超良、陈立夏，山口乡朱坑村的郑锡清，山口的林培中，平演的叶松廷，山口大安的郭耀芝、陈铭奎，魁市的詹蓬轩，章旦横坑的郑冠荣，仁庄镇罗溪的林三渔及冯垟的王仕福等，他们与传统文化分庭抗礼，选择了落地生根，其勇气可嘉。二是国外的事业开始起步，前景看好，他们不忍心甩手不顾，使成果毁于一旦，如方山的程雅标，圩仁山头的胡锡珍、胡守珍，港头的胡品山、厉松标，山口的林质美、林日鸿，鹤城镇的林仙山等，他们在国外已站定脚跟，创业有成，断然决定留下（其中亦包括中外联姻）。三是路途遥远，事业无成，欲归不能，回国后亦无依靠，因此终其一生，埋骨他乡。从“番邦客”到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决不是简单的名称和方式变换，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化的大胆质疑和跨越，展示了现代青田华侨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风采。
三、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演变
婚姻、家庭和生育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特定的文化范畴。从古代到当代，青田华侨传统的婚育观发生了深刻而奇异的变化，少数青田人冲破了封建婚姻的樊篱，敢于和异国女子通婚，组成异国家庭，生育混血子女，这是一种近乎叛逆的行为。经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国及战后滞留意大利的56名青田华侨的调查，发现其中42人与外籍女子结合，占75％。其原因是：青田虽是山区，但从清朝到民国，不少人常常出入国门，那些从海外归来的“番邦客”往往以自身的体验传播西方文化，为山区人民揭开了西方文化神秘的面纱。特别是讲述有关西方国家的婚姻、家庭生活及生育观念，更是津津乐道，大肆渲染，给中国几千年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从一而终”等封建伦理与婚姻信条以极大的冲击。经过新文化新思想运动洗礼的青田华侨，他们的思维比前人更加活跃，他们在海外有了新的认知和感悟。因思维从封闭转到开放，导致异国婚姻与异国恋情在青田华侨中不断涌现，有的大胆地步入西方婚姻的殿堂。据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的青田人在硝烟和战火中与当地女子相互依靠，共赴患难，结成“同命鸳鸯”。原四都王某旅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意大利，在一次空袭中他帮助当地一对母女脱离险境，并在生活上予以种种关爱，令这对母女非常感激。在多次交往中王某与其女儿发生恋情，尔后终成眷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回国的青田华侨从国外带回外籍妻子，在贫困山区是何等耀眼，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给几千年的传统婚姻文化以极大的冲击。有的青田华侨在海外还有一种即聚即散的临时家庭，一般是逢场作戏，不求结果，主要是缓解生活的重压以及远离亲人的精神孤寂。不过，这种异国婚恋对家乡的原有妻室子女往往造成严重伤害。
青田华侨具有勤劳、俭朴、诚实、温和等许多美德，使得他们不仅能在海外择偶成家，而且还有不少外籍女子甘愿伴随夫君回到遥远、陌生、贫穷的青田山区落户。
20世纪30—40年代，许多外国女子与青田华侨联姻。她们的国籍包括阿根廷、日本、苏联、法国、荷兰、智利、意大利、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巴西、德国、丹麦、西班牙、厄瓜多尔、奥地利等。她们当中不少人随丈夫回中国定居，落户青田。她们热爱中国，依恋青田，把终身寄托给中国丈夫。她们那种与当地人和睦相处、与丈夫同舟共济，以及尊敬老人、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美德，赢得了乡亲们的称赞。她们中不乏能从事青田石雕、做裁缝针黹和种田做工之人，有的还能够讲一口流利的青田话。青田这个穷山沟从城镇到农村都有异国婚姻家庭，这在中国其他侨乡是十分罕见的。
据《青田侨务活动纪事》记载：1946—1947年，随夫来青田的外籍妇女达112人，其中德国籍61人，荷兰籍19人，捷克籍9人，瑞士籍8人，波兰籍6人，奥地利籍3人，南斯拉夫籍2人，苏联籍、罗马尼亚籍、意大利籍、厄瓜多尔籍各1人。由国民政府内政部核准加入中国籍的有92人，其中原德国籍49人，原荷兰籍15人，原捷克、原瑞士籍各8人，原波兰籍6人，原奥地利籍3人，原南斯拉夫籍2人，原苏联籍1人。
异国婚姻有不少是和谐稳定的。现已90高龄的旅德侨胞周惠美与其德国妻子很是恩爱，令人羡慕。其妻曾两次到青田对青田的秀美赞赏有加，反映了她的情感已从爱夫而达至热爱其家乡。不过，中西结合，的异国婚姻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往往要发生碰撞，甚至出现大大小小的家庭闹剧，必须经过不断磨合才能达到和谐。如饮食卫生习惯、个人兴趣爱好、伦理道德规范、人生价值观念、子女教育等问题难免各执一词，难断孰是孰非，要达到“中西合璧”实属不易，因此貌合神离者也不少。在异国婚姻中，中日联姻比较牢固，因中日同属东方，彼此文化差异不大。1936年，旅日华侨厉元正（八源村人）与日本女子若林佐和子结婚，因战争厉氏携其妻返回故里。日本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递交备忘录，不顾事实地说：“若林佐和子被厉元正甘言诱惑，带回浙江青田故乡，该地穷苦不堪，并遭蹂躏，要求将该女子救出。”县政府派员调查，若林佐和子以书面形式公开声明：“与厉元正自愿结婚，自愿随夫来中国夫妻和好，自愿永久居留中国。”此案算是了结。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有的外籍女子因青田山区贫困而离开丈夫返回祖国，但许多人都伴随丈夫厮守终老，也有的双双重返国外。
在混血家庭中，如何进行华文教育和传承中华文化是青田华侨面对的一大难题。长期以来，在中西结合家庭中这方面始终是个缺陷，即使在当今也不尽人意。章旦乡罗坑村的罗某于20世纪30年代旅居法国，娶法国女子为妻，成家生子，罗氏不谙法语，又无法传承中国语言文化，虽给儿子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使用，连儿子也感到陌生和别扭，平日使用“马蒙”这个洋名。在马蒙小时候，罗某也教他说青田话、识中国字，但收效甚微，罗某为此抱憾终生。马蒙大学毕业后成为某大学教授，并致力于华侨史的研究。1996年11月，马蒙赴厦门参加华侨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他不懂汉语，依靠翻译进行交流。通过翻译，他获知自己的父亲姓罗，是浙江青田罗坑人，马蒙费力地写出一个很大的“罗”字，表示他是罗氏后裔。一个混血家庭中即使其主角是中国人，也很难传播和传承中华文化，因为他孤掌难鸣，无法与其他人用中国语言交流。如果家中有两人或两人以上使用中国语言，情形就会不一样。雅林村华侨陈超良生于1910年，1935年赴德国经商，家中留下妻子和二子一女。其妻因病于1940年早逝。1945年，陈在德国结识了一位从事医护工作的德籍女子，遂成立异国家庭，生下一男三女。陈毕业于温州瓯海中学，在青田早期华侨中称得上是一位秀才，常给同乡代笔写信，讲述历史故事，与人为善，是一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小儒商，因此一生清贫。在混血家庭中，他十分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给混血儿子取名为陈思汉，长女名为陈思英，次女为陈思燕，三女为陈思中（子女的名字均含思念故国与亲人之意）。为了延续中华血脉与文化，他执意为儿子物色一位中国温州姑娘林克琴为妻，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取名为茉莉，次女莉雅。陈在德60余年里仍持中国护照，1996年终于回到了家乡，2000年不幸逝世。翌年，混血儿子陈思汉携妻子林克琴、妹妹陈思英和女儿茉莉、莉雅回青田扫墓。国内次子驱车到温州迎接，也许是血脉相连，不经介绍，这对异国兄弟就泪眼相对，久久拥抱在一起。正因为这个家庭有两位主角是有文化的中国人，因此中华文化便在这个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青田不管是宴请或家庭用餐，他们都使用筷子，且运用自如，茉莉还能说上几句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也许平日这些混血华裔常常听到有关中国或家乡人文山水的介绍，因此他们到了青田似乎都有一种归属感。日本世界棒球大王王贞治，其父亲王仕福是仁庄镇冯垟人，他给儿子取名为贞治（寓意贞观之治，希望中国出现太平盛世），这个名字一直沿用。据说王贞治一直保留中国籍，其日本夫人也加入中国籍，以纪念他的父亲。
情感是没有国界的，由情感缔结的婚姻同样没有国界。青田华侨从国外择妻、立足当地到携妻返回故土，颇具浪漫色彩，其意识形态已超越了传统文化范畴。由于几代人具有不同国籍，拥有三个乃至三个以上国籍的混血家庭也不罕见。比如，方山石前的程雅标娶荷兰女子为妻，他的女儿与意大利籍男子结婚，两个外甥娶德国籍女子为妻，这一家子就有中、荷、意、德四个国籍的血脉，人们戏称这种家庭为“国际家庭”。在国外组合的“中外家庭”往往由于男主角的中华文化根底不深，又缺乏学习外语的能力，很难与下一代混血儿进，行文化和心灵上的沟通，久而久之，这种混血儿逐渐成了“纯洋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青田人的出国势头日益强劲，他们的职业、身份、文化层次、社会阅历、实践经验与前期华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形成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乃至宗族群体。鉴于语言、文化、习俗及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上与洋人的差异，青田华侨中的男女青年在择婚中仍然有强烈的本土观念：一是在海外创业的同乡男女青年华侨中相互物色对象，成立家庭。二是回家乡择偶，尔后申请出国，由此建立起“纯中国血统家庭”。这种家庭有利于沟通协调，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和谐相处，并有其自身的强势：家庭主要成员在国外立足稳固，创业有成，有利于将国内亲属联袂引领到国外，有的全家外迁，普遍出现三代、四代同堂，形成庞大的家族链。三是夫妻都是中国人，子女在国内择偶不受地域限制，往往出现跨省市跨地区的组合家庭，有的家庭还由不同民族组成，有利于中华血脉的延伸。四是婚姻优化组合，有的自身文化不高，但事业有成的青年华侨在国内往往可以找到智商高于自己的对象，达到双方互补，有利于优生优育。
这种纯中国家庭的语言文化具有独特的个性，家庭内部传授和交流的主要是家乡的方言和普通话，其次是住在国语言。这种交流沟通方式的优越性在于，汉语能够在海外延续下去，有利于和祖国家乡亲人之间筑起一座语言沟通的桥梁，同时可以实现语言互补，又有利于融入当地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有的家庭有意识地强化西方语言，放松乃至放弃中华文化的传授，在新生代里中国话倒成了外语。家中讲汉语，外面讲外语，这种做法是比较妥当和可取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国际威望日益提高，青田侨务部门曾经陆续接待了十多位到青田寻根问祖的混血华裔，这显示他们对中华血脉的强烈认同。这些寻根者大都还保存着上辈遗留下来的照片或不太正确的上辈姓名和居住地址，或者拥有与此相关的一鳞半爪的线索，但寻根者中没有一个是能讲普通话的，就更谈不上会说家乡方言了，这给他们的寻根问祖活动大大增加了难度。这一状况也反映了中华文化在“中外结合”家庭传授中的缺失。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大多青田华侨新生代从小就接受当地的正规教育。他们中毕业于中学和大学的屡见不鲜，硕士和博士也日益增多，他们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其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兴趣爱好等渐渐西化，在择偶上也不再拘泥于在同胞中物色，而注重于在相识相知的人群中自由选择。如德国的一位郑姓华侨，女儿在大学念书，在中国人眼中是个大龄姑娘，父母为她在中国择婿，先后推荐了五位俊才由她挑选，她一一拒绝。究其原因，原来她已有一位法国籍的知心男友。时下，在青田城镇的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一对对搭肩挽腰的异国情侣，在侨眷家庭中不时闪现洋媳妇或洋女婿的身影，青田新华侨华人已不再固守传统的文化阵地，对不同文化采取了更大的包容，以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
在生育方面，青田人既传承本土文化，但时过境迁，对生育观念又会作出适时的调整。封建社会的生育观是多子多福、养子防老，这是经济贫困没有社会保障的文化产物。中国是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国家提倡计划生育。20世纪80年代后更是严加限制，一对夫妇一般只能生一胎，不能越雷池半步。到了海外，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往往遇到人口负增长的危机，政府从经济上鼓励多生多育，因此青田华侨大多不实行节制生育，甚至经济拮据的家庭想从孩子的补助上得到缓解。正在创业的夫妻一旦有了孩子，一般都把孩子送回国内，交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使自己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创业，因此生育也受到一定的约束。当然，国外平均出生率还是高于国内，新华侨华人新生代的急剧扩大，是青田华侨人数增长的重要原因。据估计，23万青田华侨华人中新生代约占1/5。
在海外出生的华裔，一般有比较优越的受教育环境和良好的生活条件，可免费接受当地的正规教育。但由于文化的差异，华侨在子女教育上也存在不同的观念。有的父母自身有一定的文化涵养，而且经济条件较好，他们就专注于子女的文化教育，望其成龙成凤；有的虽然有一定文化，经济条件也好，但由于价值观不同，他们认为“钱”才是万能的，文化可低可高，因此希望子承父业；有的父母本身缺乏文化，而且创业维艰，这种家庭的父母就会过早地利用子女的劳动价值，促其就业，类似于中国农村的贫困家庭。总体而言，青田华侨华人的新生代普遍接受当地正规教育，文化水平总体上大大超过前人，有不少还成为出类拔萃的知识型人才。
第三节 新时期文化事业
早期青田的华侨文化总体水平较低，不论是文化总量还是质量都显得十分苍白，这是历史局限所致。青田旅荷兰华侨林子才自编的《十字歌》，孙言川编刻的《旅俄华工大同报》，抗战时期青田旅荷华侨陈特轩、陈彬编辑的《海牙救国报》、《抗战要讯》等毕竟是凤毛麟角，不能反映青田华侨文化的总体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的渠道日渐畅通，出国人流遂成汹涌之势，在外创业的侨胞也逐渐有了经济的根底。有条件的人都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不论是在海外出生的，还是随父母亲属出国的青少年，均获得系统的学习良机，大多数人都受到中等以上程度的教育，一部分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深造的机会。一家后代多人或全都上大学，获得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已非鲜见。
陈小栋是旅居西班牙的华侨，非常注重对下一代的培养，常常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他和几个兄弟姐妹商定，每年拿出十几万美元供孩子读书。剑桥大学西班牙分校是西班牙收费最高的学校之一，校内仅有七八名华人学生，而陈小栋一家就占了四个。他们家族中有十几个小孩子在念书。在他的扶掖下，外甥女周杏丽在中国仅读完初三便去西班牙高中读书，尔后在马德里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得硕士学位。
白洪群之女白曼丽，在荷兰进入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律系，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通晓荷、英、德文，目前为荷兰国家议会唯一一名华裔高级官员。法国周迪贤之子周港临，从巴黎大学毕业后从事建筑艺术设计，现已是知名设计师。周海平从法国大学毕业后到香港、大陆发展，从事国际贸易，现为美国杜邦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严志照的四个子女均曾在法国大学深造，现分别在有关部门任职。
旅美原国民党将领陈又超的六个子女均获得博士学位：陈惠生是美国电机博士，俄亥俄大学电机系主任；陈惠开是电机工程博士、杰出教授、特座教授选拔委员会主任；陈惠发博士是普渡大学土木结构系主任；陈惠森是统计博士、华盛顿政府统计人员；女儿陈惠玲、陈惠美均为博士。
干毅，民国时期的重庆陆军大学少将教官，20世纪90年代退休的华中理工大学教授，现在美国养老。他的女儿干荣珠、大儿子干高雄、二儿子干小雄在国内长大，大学毕业后都在高校任教职，后都到美国留学，均获博士学位，并成为大学教授。
华侨华人的子女在接受洋教育的同时，也渴望接受母语文化的教育。许多国家的侨团都把对下一代的母语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指定专人负责，或腾出侨团房舍，或租用校舍，利用周末、周日或其他时间聘请专人授课。西班牙、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国华侨华人聚居的地方都做得不错，但鉴于经费、地点分散等原因，尚不能普及到全部华侨华人子女。
还有不少人在子女完成当地中等、高等教育后，再将其送回国内接受母语文化教育。目前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就有不少青田华裔就读。再者就是有些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家庭恰好在福利不够好的国家，许多华侨华人家庭干脆让孩子留在家乡，由祖辈照料抚养，在当地接受母语文化教育，待到一定年龄段后再到外国学习洋文，接受当地正规教育。
20世纪80年代以后，青田华侨从3万多人猛增至20余万人。移民的文化程度从过去的文盲、半文盲发展到现在多数为中、高学历；移民的社会出身也从过去以农民和个体劳动者为主到现在城乡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和各领域的专业人才占有一定的比重，和早期华侨在文化上形成很大的反差。因此，新时期青田华侨文化事业从原来的贫乏苍白逐步走向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
一、新闻报刊影视业
以青田华侨华人为主体创办的新闻报刊影视事业，是青田华侨文化向高层次发展的主要标志。有的创办者本身虽然不是专业文化人，但他们的精神是一种极为珍贵的文化。
1983年元旦，《欧洲时报》正式创刊，社址设在巴黎，是欧洲最大最有影响的中文报纸之一，与《欧洲日报》、《星岛日报》三足鼎立。浙江黄岩的梁源法任主编，青田籍侨胞赵松和（原青田华侨中学教师）为副主编之一。原旅法华侨俱乐部曾编辑会刊《简讯》，俱乐部副主席、青田老华侨厉言参与相关领导工作。乐清籍侨胞叶星球主编的《华侨志》，青田侨胞陈成民（原青田华侨中学教师）任副主编之一。
巴西里约热内卢华人联谊会创办的《里约华人联谊会会刊》，由青田籍知名华侨周尚夷负责编写工作。1992年6月在圣保罗创办的《巴西侨报》，青田著名华侨吴瑛任社长，并由青田知名华侨朱敏群、吴耀宙等出资成立的董事会保证初期报纸的资金周转。2001年，里约热内卢的周尚夷和他的长子周径华发起成立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同时创办《华人报》。
1994年8月8日匈牙利华侨华人创办的中文报《欧洲之声》问世，以青田籍侨领张曼新为首的25位股东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为办好这份报纸，他们成立了“赔钱董事会”（1994年10月25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室主办的《侨声报》曾为此在头版头条发表专题文章），并订立了报社股东，公约，全文如下：
我们是一个不需要到匈牙利经济法院注册的“股东会”。
我们的投入，很可能没有分文的经济收入，但是我们看到远离故土的同胞们，手捧我们的报纸……我们将欣慰地想，我们又为自己的同胞做了一点事儿。这就是我们投入之所得。
我们投入的是不影响自己生活、工作的很微小的一部分资金，我们创造的将可能是巨大的，影响我们华人精神生活的万代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笔很合算的“生意”！！！
为此我公司人立誓：自愿承担《欧洲之声》报社按月分摊给我的办报集资款项。此款项数目以报社财务部门当月经济结算公布表为准。按月主动上缴，决不拖欠。
25名“股东”在“股东公约”上庄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张曼新带头，当即出资1万美元赞助费，并交付了该年度12.4万福林的“股东”款项。有的虽然不是股东，但也为办好报纸默默奉献，如杨占军就向报社捐赠一辆汽车。张曼新每年都要从家庭财产中拿出六七万美元补贴报社。1996年，全年的办报经费是张曼新卖掉上海和深圳两处房产才得以维持的。
奥地利华人总会主办的《奥华》杂志，曾经在华人社会中有较大的影响。1992年4月创刊，次月更名《欧华》，后又改名《奥华快讯》。负责人是文成籍侨领胡元绍，主编是留学生常恺博士。奥华总会的基本成员是青田华侨，其中10余人任副会长，因此青田华侨是该报的主要支撑力量。创办刊物是一种尝试，尤其是定期刊物，从采编到印刷刊出需付出大量精力和财力物力，但时效性并不强，这是《欧华》不能成为长期性刊物的原因之一。
1999年，由旅德浙江华人联合总会副会长之一的青田华侨郭志林主持的《欧华侨报》面世，曾经也算是一份成功的报纸。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德国《华商报》发行面较广，其中不少是免费分发的，其经济来源主要靠广告收入，是一份商业性和公益性兼顾的报纸，读者群中很多是青田人。但旅德华侨居住分散，华侨报业并不景气。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创办的报纸《欧洲华声报》，其创办人和主编是该会第十二届会长、青田籍侨领徐松华。徐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该报是欧洲华侨报纸中容量较大、影响较广、较规范的报纸之一。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的领导层和大多数成员均是青田华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青田华侨办的报纸。1995年创刊时，该报名誉主席李泽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和杨招棣（时任浙江省侨办主任）曾为其题词，李泽民的题词是：中西文化之桥梁，广大侨胞之纽带。杨招棣的题词是：群众喉舌，侨界知音。为维护祖国尊严、华侨华人合法权益、打击黑社会势力、申张社会正义等，徐松华为该报撰写了百余篇评论、报告，在华人社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意大利米兰华侨工商会的会刊《华侨通讯》，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初，该报刊发正常，并不时寄送国内侨务部门，使国内了解意大利青田华侨动态。原工商会会长胡锡珍、孙子系和副会长兼秘书长孙明权自始至终关注这份报纸，为会刊的健康运行起了重要作用，青田华侨也将其看成是自家的报纸。罗马华侨联谊会也有《欧洲华声报》，该报的主要负责人是该会的领导成员王泽厚、叶赛雄等，这两人均是当地青田知名华侨。
比利时浙江工商会（其成员主要是青田华侨）与浙江省侨务办公室联合主办过《比中通讯》（期刊）。
美国青田籍华侨华人自2002年开始，每年以青田同乡会名义刊出《春节特刊》（经费由会员自愿捐助）。该刊栏目众多，内容丰富，贴近生活，是青田同乡的精神文化食粮。
2003年4月至2004年7月，中国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青田华侨华人及华侨新生代积极参与，不少人为有关活动提供赞助。
电视传媒方面，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凤凰台与卫视中文台、香港无线电视平分秋色。中央电视台四频道于20世纪90年代落户法国，并辐射周边国家，青田侨胞争相收看，以求更快获取祖国信息，吸收中华文化的营养。
侨报侨刊的作用和贡献是显著的。首先，它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华裔能从中获取大量信息，加深了解并更好地报效祖（籍）国；其次，侨报侨刊报道了当地社会和全球发生的重大事件、当地法律法规方面的制订修改、当地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等，对推动华侨华人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起到积极作用；再次，通过对华社的动态和有关事件的报道，能更好地了解有关群体的情况，加强群体之间的沟通联络。充分发挥媒体功能，对协调和促进华侨华人各项事业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青田华侨创办或参与其中的各类媒体，在新时期里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处在初级阶段，数量、规模均为有限，且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首先是经费短缺。主办的侨团及其负责人虽然身先士卒，作出巨大的努力，但仍然难以持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不少侨报侨刊属于公益性事业，其经费依靠各方筹措，少量来源于广告收入，只有转变机制，实现产业化办报，才能使其无资金欠缺之虞。其次是人才不济。有些报刊的采编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数量与业务水平还无法满足需要，严重影响了报刊质量，这是一个既不容忽视、必须高度重视又不是朝夕能解决的问题。还有就是发行网络和信息资料来源、如何办出特色等问题。但可以预见的是，海外侨报侨刊必将在探索中走出困境，走向成熟，并逐渐得到完善。
二、海外华文教育
实施华文教育的主体对象是新华侨华人新生代，他们在接受当地正规教育的同时，迫切需要接受母语教育，旨在传承中华文脉。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青田华侨经济实力不强，文化水平不高，华裔人数不多，加上居住分散，流动性大，因此极少出现华侨办学。80年代以后，华侨人数激增，经济实力增强，华侨新生代逐渐形成，华文教育已迫在眉睫，因此华文学校应运而生。
1.比利时华文学校。比利时中山侨校是青田华侨最早参与创办的华文学校。1964年，旅比利时餐馆同业公会在布鲁塞尔创办该中文学校，在校学生100多人，教师一般4人，校址设在同业公会会馆。旅比餐馆同业公会主要是台转侨人员，其中杨光、杨宝巢、郑锡康都是青田籍侨胞，杨光和杨宝巢分别任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比利时华联小学由旅比华侨联合会于1986年创办。校址在安特卫普旅比华侨联合会会馆内。该会副主席、青田籍华侨白植通热心华文教育和华联会工作，为创办这所学校出资出力，贡献良多。比利时中文学校是旅比青田同乡联谊会于1998年创办的。开办时学生168人。该会领导及青田侨胞为该校捐资近100万元人民币，朱焕光、夏廷元、朱政敏、杨焕平等侨领都曾为办学作出不懈努力。
2.法国华文学校。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巴黎13区华人聚居的地方就开始了华文教育。80年代中期，华文教育开始规模性发展，有的侨团开设中文学习班，免费为华人子弟提供中文教育。法国首届青田同乡会会长严志照，在青田同乡会会馆内开设中文班，100多名华裔参加学习，90年代人数激增。之后有偿服务的中文学习班在巴黎遍地开花。目前，法国没有全日制中文学校，仍以周末课余补习班为主。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华文教育进入稳定发展期，补习班学生几乎期期爆满，全法168个协会和机构设有汉语教学点，华裔学生达1.5万多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是侨办的中文学校，如华侨华人会的中文学校；二是华人媒体办的学校，如欧洲时报中文学校。旅法青田侨胞大力支持、积极参与华文教育，在各侨团中任职的青田华侨更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3.奥地利中文学校。该校由奥地利华侨总会创办。学科比较齐全，设有小学学前班、舞蹈班、音乐班、计算机班等，颇具特色。
4.德国中文学校。德国目前有70多所中文学校。1984年青田籍华人柳志诚和夫人黄林芝联合侨界人士创办了不来梅中文班，这是德国最早的华文学校，内设大、中、小班，按不同文化程度分类施教，教师由留学生担任，基本上是尽义务的。1988年，发展到学生70名、教师7名。1985年，慕尼黑西德华人联合会和越棉寮华裔联合创办慕尼黑中文学校，青田华侨倾力帮助。德国柏林华德中文学校创办于1992年，该校是中国教育部华文教育的试验学校，发展最快，学生人数最多。学校设立董事会，青田籍侨领吴朝平、傅春平分别担任正、副主席，成员14人中青田籍就占了10人。原青田同乡会会长吴朝平为首任校长，现青田同乡会会长傅春平继任校长。2004年，该校学生达到23个班级共493人。德国中文学校教师基本是新移民，文化素质高。师资来源充裕，数十位报名候选的教师学历均为大学本科以上，其中许多人毕业于国内师范大学本科，有些还是硕士生或在读博士生。担任该校教师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国内师范大学毕业；二是在中国有教学经验；三是有一定德语水平，对德国教育法规有所了解。
5.西班牙中文学校。共有24所，其中青田人创办的13所规模较大，尤以马德里中文学校和巴塞罗那中西文化学校最为突出。马德里中文学校于1995年10月由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西华妇女联合会共同创办，叶碎友、徐松华先后任董事长，叶玉兰任校长。现有班级25个，学生700人，教师31名。在每年的全球华文比赛及夏令营活动中成绩名列前茅，被国务院侨办评为全球4所中文示范学校之一（欧洲仅一所）。校长叶玉兰出国前当过教师和校长，她关心妇女及儿童工作，尤其关心华侨子女的中华文化教育和传承问题，办校14年来为西班牙华裔的中文教育付出了大量心血。该校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西班牙巴塞罗那中西文化学校由西班牙巴塞罗那侨民联合会会长麻卓民创办，麻卓民任董事长，学生380多人。麻卓民出国前系国家干部，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创办中文学校、传承中华文化是他热心于侨社工作的大手笔之一。此外，西班牙巴塞罗那中华妇女联合会会长、青田侨胞郑碎眉也非常热心华文教育，她与当地政府教育部门研究探讨如何将华文教育纳入当地正规学校，试图利用当地教育资源，使华文教育得到全面落实。2005年，这一方案开始试行。
6.意大利华文学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青田知名华侨吴苏权发动华侨华人于2000年5月创办的罗马基督教华文学校（学生300人，教师6人，周末上课）。罗马华文学校由意大利青田同乡会和意大利国立中学于2002年2月合办，会长金冠军任校长。威尼斯地区华侨总会2002年2月创办的东方华侨总校，总部设在帕多瓦，在威尼托自由堡设分校。东方华侨学校除了为华侨子女开设中文课外，还为广大华侨开设意大利语课及为意大利人开设中文课，丘剑中为名誉校长，李雪梅为校长。主要教师有：李雪梅，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威尼斯大学翻译系教师；王福生，毕业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现为德里雅斯特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师及帕多瓦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张若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为威尼斯大学中文系教师。
7.美国中文学校。遍地开花，现约有200所。美国华侨华人以及在美的中国学者专家十分重视中文教育。1994年5月10日有5所中文学校发起在华盛顿成立全美中文学校协会，12月16日获华盛顿特区批准。协会理事会由一名会长和若干名理事组成。协会成员是各中文学校，现在已由5所发展到几十所。注册，美国中文教育十分注重并支持华裔青少年到祖（籍）国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2000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的世界各国营员有2000人，其中500人来自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系统。2001年增至3000人，美国有500人。2002年全美中文学校组织的中国寻根之旅5个团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优秀华裔青年相约中国”荣誉访问团，其21名团员都是“顶尖高手”。他们近年来均获得过“总统学者奖”（2002年美国“总统学者奖”得主共141名，其中华裔17名，占12％，而华人只占美国人口的1％），或英特尔/西屋科学奖，或是代表美国国家参加奥林匹克学科竞赛的选手。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对华裔少年及儿童科学实施母语教育，第三任会长郑良根是研究对华裔进行中文教育的领军人物。在协会内部设立中文教材工作组，现行以拼音识字为主的3万字教材系由国务院侨办委托暨南大学编写出版。青田华裔在美国享受到良好的中文教育。
8.巴西的青田侨胞也办过中文学校。1987年，里约热内卢华人联谊会在孙志凯（青田籍）、张本锦等人的组织推动下，举办了中文班和葡文班，在周末安排授课。巴西圣保罗“华人协会”和“青田同乡会”也有类似的中文学校或中文补习班。
海外华文教育已有40余年的历史，随着华侨人数的增加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居住分散，在一些小城市或青田华侨人数不多的小国实施华文教育有一定难度。其次是当国外的“打工族”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通常将子女送回国内由家乡亲人抚养，据统计这类少年儿童在青田约5000余人，其中仅巴西华侨子女就有500余人。还有一类是国外事业有成的青田人，他们不惜重金送子女到国内高收费的“贵族”学校接受良好教育，不过在华裔中只占少数。据分析，已在国外接受华文教育的适龄青少年及儿童只占总数的20％左右，实施华文教育任重而道远。
第四节 高层次文化人才
古代和近代的青田华侨由于文化的局限和为了谋生而疲于奔命，他们很难进入文学艺术创作领域。进入20世纪80—90年代，青田华侨的整体素质已不可同日而语，具有一定文化底蕴的新华侨华人和新生代开始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尝试，创作了一批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的优秀作品，出现了一批高层次的杰出人才，这是青田华侨向高层次文化攀登的重要标志。
一、文学艺术界的杰出人物
吴怡
吴怡（1939—），出生于南京，原籍仁庄镇雅林村，天资聪颖，从小随父习古籍，六岁能诗能诵。1951年随父赴台就学，受父严教，研习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等古籍。因父吴明是邑里名儒学者，受其熏陶，吴怡从小博览古籍，对古代文学研究很有造诣。
1961年，吴怡在台湾师范大学文学系获文学学士，1964年获台湾私立文化大学哲学硕士，1970年获得文学博士。1976—1977年任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主任，并兼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教授之职。
1977—1980年，任美国万物城法界大学教授。1980年后，任美国加州整体学研究所教授兼中国哲学系主任。参加国际及台湾儒学、宗教、哲学学术活动20多次。他的中文译作、著作有：《人与路》（1961年）、《人与桥》（1963年）、《中国哲学史话》（1964年）、《禅与老庄》（1970年）、《禅学的黄金时代》（译于1969年）、《一束稻草》（1971年）、《中庸城的哲学》（1971年）、《逍遥的庄子》（1973年）、《哲学的三大柱石》（1974年）、《哲学演讲录》（1976年）、《禅与箭术》（译于1977年）、《公亲禅悟》（1979年）、《中国哲学的生命与方法》（1981年）、《中国哲学发展史》（1984年）、《周易系辞解义》（1991年）、《关心茶》（1991年）、《老子解义》（1994年）、《生命的转化》（1996年）、《庄子解义》（2000年）、《生命的哲学》（2004年），共20部；英文著作有：《ChinesePhilosophicalTerms》（1985年）、《TheBokofLaoTzi》（1989年）、《TheMindofChineseChan》（1990年）、《ConcernedMindTea》（1991年）、《ThePhilosophyandVirtueoftheYiChing》（1997年），共5部。
吴怡有四男一女，均毕业于美国高等学校。长子吴恺，毕业于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专研机械工程，现任制造公司工程师；次子吴梯，毕业于旧金山州立大学，专攻国际贸易，现在建筑公司工作；三子吴惊，毕业于旧金山州立大学，专学会计科财务，从事百货公司会计工作；四子吴庆，毕业于私立圣他克拉大学，专攻电脑设计，自己创设电脑网络、电脑游戏节目等；女儿，毕业于旧金山州立大学，专修绘画艺术。
孙明权、陈玉华夫妇
孙明权（1918—2009），高中文化。1962年出国，为意大利著名侨领，曾任多届米兰华人工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玉华（1921—），读完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后自学成才。1959年出国，以惊人的毅力和出色的才能创下海外基业，积极参与侨团工作，被誉为侨界才女和女强人。
孙明权、陈玉华夫妇只有中低等文化程度，创业维艰，又问津侨社，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条件有限，但他俩钟情翰墨，联袂诗坛，双双成为青田侨声诗社、太鹤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和浙江省诗词学会顾问，名入《华夏吟友》。陈玉华的诗作还入选《当代五十家女诗人佳作选》。他们的作品常在《浙江诗词》、《中华诗词》等发表。截至1996年，孙明权发表诗作28篇，陈玉华发表29篇，不少是上乘精品。两人诗风各异，陈玉华诗浑金璞玉，光华其内；孙明权诗则意境高远，耐人寻味。陈玉华的长篇七言古风《身世歌》（1993年）获得了1995年鹿鸣杯全国诗词大赛总分15名、三等奖，曾轰动诗坛和侨界。孙明权的诗作《毓璆病笃有怀》表现了他对友人的一往情深和关怀备至，吟之感人肺腑，获得很高评价。
侠风
侠风（1931—），本名孙开焕，曾用笔名叶枫、季根发。原籍仁庄镇孙山村。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1992年从江汉大学卫技学院退休。1999年旅居西班牙巴塞罗那，从事文学创作。作品有散文集《侠风散文》、《款款瓯江东流水》等。其中许多作品曾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现为武汉作家协会会员、旅西班牙华文作家。
麻卓民
麻卓民（1952—），大学本科毕业，原青田县建设局局长。曾任西班牙巴塞罗那中国侨民联合会会长、巴塞罗那华侨华人联谊总会首届会长、巴塞罗那浙江同乡会顾问等职。在出国创业期间，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关注华侨社会，并在多个国家进行侨情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写出大量评论、调查报告和散文，内容广泛，涉及中餐业面临的问题，华侨内部团结问题，华人自立、自强、自尊问题，侨团组合问题，国别华侨史料探索，等等。作品先后发表在当地侨报侨刊、香港及内地报刊，有很大影响，也具有史料价值。
阿航
阿航（1956—），本名陈增航。电大中文专业毕业，在浙江大学作家班进修一年。1990年旅居意大利，经营中餐馆，现居青田。阿航的海外生涯为他提供了创作源泉并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从不间断自学深造和辛勤笔耕，文学创作成果累累，有长篇小说、电视剧本、散文等大批作品，是青田著名华侨作家，青田华侨文化的前沿战士。阿航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走入欧洲》、《漂泊人生》、《镜子的边缘》和《遥远的风筝》等；电视剧本《走入欧洲》（由小说《走入欧洲》与人合作改编成30集电视剧）、《条条道路通罗马》（与人合作）、《南美岁月》等；散文集《雪若梨花》以及其他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甚多。
章平
章平（1958—），出生于鹤城镇，高中毕业，酷爱文学，立志高远。1979年出国，先后侨居荷兰、比利时，曾任荷兰华侨总会常委、比利时华侨联合会执委、旅比·卢青田同乡会秘书长等职。1982年自营中餐馆，工余笔耕不息，成为侨界的多产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孑影游魂》、《冬之雪》，诗集有《心的墙树的孩子》、《飘雪》等以及中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在海内外颇有影响，香港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等将其列为研究对象。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作品《飘雪》曾获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等举办的“人民保险”杯全国诗歌大奖赛一等奖，名震中华诗坛。现为欧洲华人学人学会理事和荷、比、卢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弦张弦（1893—1936），县城后街人，3岁丧父，由祖婆与大伯抚养长大。自幼聪明好学，喜爱琴棋书画。
温州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南京政治大学攻读政治，颇受于右任的赞赏。毕业后在南京某中学任教三年。20世纪20年代初期，与林风眠、徐悲鸿等先后自费到法国留学，考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西画。以出卖油画、素描维持生活。在巴黎学习期间与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有过交往。由于他勤奋刻苦，学业大进，曾参加世界油画素描比赛并获奖，毕业后留校任教。
后经当时驻法大使顾维钧的敦促，并应刘海粟聘请，回国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之后又受蔡元培之聘任国立美术学校教授，继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20世纪30年代，与倪贻德（后任全国美术协会副主席）等人发起成立决澜社，表示“厌恶一切旧的形式，旧的色彩，要用新的观念技法表现新时代的精神”。他在介绍西方美术、联络进步画家、扩大油画影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美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1936年暑假，张弦返乡，其儿子出事，他深受打击，肝病复发，在温州医院治疗无效，不幸亡故，时年43岁。
张弦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美术家，是现代中国美术界先驱者之一。他在美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张弦素描集》。正当他在艺坛上风华正茂时，不幸与世长辞，当时上海、南京美术界由蔡元培、刘海粟等发起，在上海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各界名流题赠挽词。蔡元培的“潜宫永翳”和于右任的“绝艺留寰宇，哀歌杂薤蒿”等挽词，对张弦的艺术成就作出极高的评价。
叶培荣
叶培荣，鹤城镇人，旅葡萄牙青田华侨，任中葡美术家协会会长。他小学、中学时代就酷爱绘画。1962年大学结业后，他随即到青田画帘厂负责绘画，山水、人物、飞禽、走兽无不涉及，艺术水平提高很快。他的画逼真传神，意境深邃，很受人欢迎，并且书法也有专长，达到书画并茂。他联合葡萄牙和中国美术界人士在中葡双方举办画展，促进中葡文化艺术交流，增进两国友谊。他为浙江省侨联题写的“华侨之家”为人称颂。
徐松华
徐松华（1948—），西班牙侨领，出生于港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从事侨团工作20余年。2001—2007年担任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现为名誉主席。2008年出版《寸寸河山，寸寸金》和文集，多次参加马德里书画展并组织参加马德里国际图书展，受到过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接见。曾任中国美院名誉理事、国际美术教育委员，编辑出版《爱国护侨，继往开来》画册。2009年9月应邀参加“北京大学名家与名人面对面”文化论坛并演讲。2001年被评为中华英才。
金岳祺
金岳祺（1948—），油竹雅岙人，初中肄业。1979年移居德国。曾任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名誉会长、旅德浙江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第三届会长，现任欧洲中国书法协会主席等。金岳祺为人正直刚毅，急公好义，助人为乐，广结善缘，集中国传统美德于一身，在华人社区中颇有名望。他出身耕读世家，青少年时期就与翰墨结下不解之缘。在国外创业期间，他目睹中华文化在国外传承中的种种困难与阻力，决心从弘扬中国书法入手，在工余潜心研习书法，夙兴夜寐，笔耕不辍。经过10余年的磨炼，终于“修成正果”，写就一笔清秀挺拔的工笔楷书，名声鹊起，索要者络绎不绝，他的墨宝被不少单位和个人收藏。他的隶书、篆书、草书也大有长进。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上，中央电视台邀请他参加“祖国，您好”题词书法大赛，获得了特等奖。2005年9月2日，侨界书法爱好者创立欧洲华侨书法协会，金岳祺任会长。
卓吾
卓吾（1947—），出生于日本，又名宗良、松木晃畅。父亲卓永兴原籍垟心严寮村，母亲是日本人。卓吾擅长中国画，是日本画坛后起之秀，作品曾在瑞士、日本、西班牙、法国展出并获奖。他是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日本秋田水墨画研究会会长、秋田市民会馆滴水（即水墨画）会会长。1984年由胞兄宗绪陪同回乡探亲。他说：“要通过作品，将故乡的美丽介绍给全世界。”
耐丽·秀明（NellyChiuMing）
耐丽·秀明（1963—），出生于里约，父亲叶秀明，阜山人，1925年定居里约。
耐丽毕业于巴西师范大学美术系及巴西哲学大学，后又进入巴西艺术学院，现为巴西著名女艺术家、雕塑家、教育家。杨俊杨俊（1975—），出生于青田，1979年到奥地利维也纳。在荷兰阿姆斯特丹Ritreld学院和维也纳美术学院完成大学学业。
重要奖项有：2005年获奥地利当代艺术重要奖项——奥托—茂尔阁下大奖（该奖专门授予40岁以下取得重要成就的艺术家）；曾从2000位知名艺术家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希尔德—格特施密特奖。
1998年以来他的作品参加下列双年展：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与他人合作），该展是非常重要的国际艺术展，台湾地区的陈仁果和杨俊是此次受邀对象中仅有的两名华裔艺术家；利物浦双年展；欧洲双年展。
曾在以下欧美或亚洲城市的博物馆或画廊举办系列展：维也纳、柏林、巴塞尔、苏黎世、巴黎、纽约、蒙特利尔、都灵、威尼斯、洛杉矶、斯德哥尔摩、新加坡、伦敦、巴塞罗那、东京……
他的作品被以下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巴黎蓬皮杜中心、维也纳当代艺术博物馆、莱比锡现代艺术博物馆；法国、奥地利、日本、加拿大、瑞士等国私人收藏。
王林勇
王林勇，山口镇人，青年赴德国创业，任德国华侨华人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他酷爱收藏古董。1986年开始收藏，现拥有17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各类古钟表3000多件，另有数量不菲的中国古陶瓷和字画。其中有一只古钟表，专家估价约为150万元人民币。
留伯仙
留伯仙（1928—），仁庄镇人。旅法著名集邮家，在国内外集邮界有较高的威望。
1940年，12岁的留伯仙受邻人伍肃影响，开始玩赏邮票，从此与邮票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留伯仙只身来到法国，在异国他乡仍醉心于自己的爱好——集邮。在工作之余，他经常光顾跳蚤市场，收集邮票。他节衣缩食，以不菲的价格买到了中国早期的红印花、“上海工部大龙”四分银等珍贵邮票。1995年退休后，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这个益智怡情的集邮事业上。
留伯仙现为法国集邮协会会员，他的邮品参加过多次世界集邮展览，并在1996年印尼世界邮展上获得银奖。他从收集邮票到研究邮票，从编制邮集到出版集邮专著，在邮坛上辛勤耕耘了67个春秋。
留伯仙编撰了《怎么样认识大清大龙邮票》、《中国书信馆邮票集》、《孙中山普票版模研究》、《革命导师孙中山》、《大清大龙邮票》、《红印花加盖票古封录》、《晚清明信片透视》、《晚清明信片集荟》、《留伯仙集邮文选》等邮集和集邮专著，彰显留伯仙“治邮”的严谨及其成就。
二、科技、教育、体育界的杰出人物
干毅
干毅（1913—），出生于船寮镇大路洪庵村。其父干廉甫晚清廪生，以教书为业。其兄干卓1926年被派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陆军少将副武官、代理武官。
干毅于1932年7月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南京第七期学习。1935年7月考入英国皇家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工程，毕业后于1936年12月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39年6月获硕士学位，转入英国军事工程学院。1940年10月转入美国军事工程学院青年军官班、研究班进修。1943年9月在美国参谋大学毕业。1943年10月回国在重庆陆军大学任少将兵学教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陆军大学编译处少将处长，1947年7月在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训练司令部任少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参谋长，驻台湾省高雄。1948年6月携眷回南京，经沪回青田。
1949年12月29日经同乡陆军大学同事章培中将（章乃器之兄）引荐，受周恩来召见，1950年3月到东北工学院任教授，1951年调任湖南大学教授兼机械系主任，1953年调任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发表的论文有《米雪尔止推轴承的构造与计算》等5篇，编著有《反战车战术》、《高等传热学》等书5本，与人合译《热机学》等2本。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列入“世界1000位最有创造力和成就名人”、“世界1000位伟大科学家”。20世纪90年代末，他定居美国。
陈惠开
陈惠开（1936—），祖籍鹤城镇，父亲乃国民党空军少将陈又超。1949年随父母去台湾，毕业于台北工专，1959年赴美留学。先后获俄亥俄大学电机工程学士、硕士，伊利诺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历任俄亥俄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特级教授及电机系研究部主任，特座教授选拔委员会主任，全美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位的《电网系统科学》杂志编辑，电路系统优秀论文选拔委员会委员，并担任12种科学杂志的稿件审核人与论文评论者。发表有专业论文200余篇，其中一篇获全美数学协会的“福特奖”。并获“全美杰出教育家奖”及工程院“优良教育奖”。1978年获俄亥俄大学“杰出教授奖”，1985年获联邦德国政府颁发的“洪堡奖”，1986年获日本学会颁发的“荣誉学者奖”。
1982年后，他多次到中国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并被东北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工学院等8所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
陈惠发
陈惠发（1936—），陈惠开孪生兄弟。1949年随父母去台湾，1959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土木工程系，1963年获美国李海大学结构工程硕士，1966年获美国布朗大学固体力学博士。现任美国普渡大学结构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1995年9月获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该项殊荣是颁给对工程理论和实践有特殊贡献的工程师的），曾任夏威夷大学工学院院长。陈惠发是国际上“工程材料组构模型”、“塑性力学”及“结构稳定”等领域的权威学者，在工程界享有盛誉，曾先后发表500多篇科技论文，大多被译成俄、日、中文，并成为这些领域的经典著作。
王贞治
王贞治（1940—），出生于日本东京市郊，祖籍仁庄镇冯垟村。从小热爱体育，对棒球的兴趣尤浓，小学毕业前他曾在墨田区少年棒球大赛中被评为优秀选手。1953年11月，他遇到棒球名将荒川博，荒川建议他改用左手打，后来他在一次比赛中竟打出一次400英尺的“特大全垒”。在高中二年级读书时，他就成为全校棒球“明星”代表学校参赛。他完美的投球和出色的打击率，使早稻，田实业学校赢得了冠军，从而获得了参加国民体育大会的资格，但因他具有中国国籍，按规定不能参加日本国民体育大会。高中毕业后，他于1957年10月4日在东京会馆加入日本著名的职业棒球队——巨人队。他在教练荒川的指导下，借用合气道练功法，在棒球界首创了“金鸡独立式”的击球法。1972年，王贞治共打出51次全打垒，打击率达35％，得分达114分，首次囊括“全打垒王”、“首次打击王”和“得分王”获得日本棒球“三冠王”的称号，登上日本“棒球大王”的宝座。1977年9月3日，他以第，756次全打垒超过美国棒球手汉克·阿伦，打破世界纪录，成了全打垒的“世界棒球大王”，与世界体育明星拳王阿里、球王贝利齐名。此举轰动日本朝野，两天后日本首相代表日本政府授予王贞治以日本“第一号国民”荣誉奖，成为在日本荣获最高奖赏的第一个中国国民，天皇裕仁还邀请王贞治夫妇出席皇家游园会。日本人士说他是“日本人敬仰不已的两位异邦人”之一。日本文部省决定，将旅日中国国民王贞治《自传》的一部分编入中学道德教材，印发全国，要使它在日本国民的道德教育中发挥作用。在1980年的一次比赛中，他奇迹般地创建了棒球本垒打868次的世界新纪录，当时他已40岁了。直到1980年退役前，他9次被评为日本优秀选手，13次独占得分冠军，15次获得本垒打冠军，连续19年保持着本垒打30次以上的纪录。退役后，王贞治曾任日本巨人棒球队的教练。他著有《世界棒球王的回忆》一书。
季肖达
季肖达（1942—），祖籍船寮镇芝溪头，干荣珠的丈夫。高级软件工程师。1967年成为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工学学士，1994年成为美国孟菲斯大学电气工程系硕士，1996年成为美国孟菲斯大学电气工程系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博士。
干荣珠
干荣珠（1945—），祖籍船寮镇大路村，美国著名的华人生物科学家、生物医学工程界知名专家、终身教授和博士后导师。她从事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组织和器官生物力学、听觉可植入式装置、生理系统的理论建模以及血液动力学和生物流体力学等。迄今共发表科研论著（SCI收录）50余篇、参编专著5部、会议论文125篇，培养研究生多名。
干高雄
干高雄，（1947—），干荣珠胞弟。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统计学博士，美国密苏里大学（罗拉）数学及统计学终干荣珠身博士。
项夏雨
项夏雨（1949—），出生于上海，祖籍阜山，巴西籍华人。1958年随家人到巴西里约热内卢与1929年赴巴西的爷爷和奶奶团聚。1972年毕业于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取得物理学博士，1973年又在巴西佩德罗波利斯天主教大学攻读电机工程，毕业后留校任教。1974年考入巴西国家空军部，在空军军校任教授。1977年在圣塔乌稣拉大学进修安全工程，1979年又在该校进修核工程学。先后任（兼）技术更新组（SAT）组长、事故防范委员会委员、内部节能委员主席及圣塔乌稣拉大学物理系主任。
主要论文有《MacGrawHill物理实验手册》（1980年）、《环境科学学科实习课程入门》（1983年）、《飞行防护系统维修管理》（1989年）。
主要获奖奖项有：1985年获巴西空军部Pame-BartolomeuDeGusmao奖章；1990年获空军部PAME优秀奖；获1986/1989届、1989/1992届CREARJ国家贡献奖；1993年获空军部PameSantosDumout优秀奖。
干小雄
干小雄（1950—），干荣珠胞弟。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数学博士，美国马里兰州摩尔根州立大学数学终身教授。
项子雨
项子雨（1951—），巴西籍华人。1958年随父亲移民巴西，定居里约热内卢。1975年毕业于巴西大学，专攻机械工程、核能发电、石油品质管制等。是巴西机械工程委员会委员、高级工程师，巴西全国工程公司委员会工程品质管制会员、巴西石油公司指定品质管制教师、陆军工程指定品质管制教师、巴西全国石油委员会工程设计品质管制指定教师。著作有《全国石油委员会第一期会议工程公司设计管理教材》。
朱苔丽
朱苔丽（1953—），祖籍青田。父亲永镇，母亲海音。1961年，她随母赴意大利，考入国立罗马圣西契尼亚音乐学院钢琴班三年级，师从细尔维斯特尼教授。1963年回台湾，插入国民小学四年级，直至初中毕业。1969年考入台湾“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声乐班。
1970年只身赴罗马，顺利考入国立罗马圣西契尼亚音乐学院声乐班，师从娜比亚。1976年以满分毕业。1977年加入派鲁加室内乐团，成为专业歌手。1978年攻读圣西契亚尼音乐院研究所艺术歌曲研究班，师从法瓦雷托。多次获得奖学金。每次参加音乐会，均获最佳之评语。
1978—1979年，她三次参加国际声乐比赛并获奖：第一次于1978年10月意大利伦尼戈第十五届国际青年歌剧选曲比赛中获第三名；第二次于1979年4月在意大利细艾拉国际歌唱比赛中获第二名；第三次于1979年7月在意大利特赖维梭国际声乐比赛中获第一名，此次比赛专唱歌剧“唐·巴斯瓜赖”选曲，总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90人参赛。
陈阳闿
陈阳闿（1954—），出生于台湾，祖籍青田。就读台湾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先后在美国纽约雪城大学及康乃尔大学取得电机硕士、博士学位。他和另一位来自台湾的年轻科学家吴明强合作发明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镭射，其速度较目前光纤通信所使用的镭射，要快100倍以上。陈阳闿和吴明强现在美国电话与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半导体研究所任职，他们应用体积光学以及量子井的技术，把2公尺见方的庞大光学仪器缩小在2厘米见方的磷化锢晶体上，每秒钟可以送出高达3500亿光脉冲，每个脉冲只有1.6兆分之一秒长。其速度相当于每分钟可以传送120万本如百科全书般书籍的资讯。
陈、吴两人的新发明——互撞式相位锁定镭射，不但打破了所有镭射速度的纪录，而且也创下了世界上体积最小的互撞式相位锁定镭射纪录。它克服了目前一般光纤系统在输送大容量的资讯如影像、视讯等传送容量不足的缺点。
饶及人
饶及人（1957—），出生于台湾，是香港永久居民，祖籍季宅引坑。毕业于纽约普拉特大学建筑系，曾任纽约市规划局委员、局长，现为美国龙安集团行政总裁、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美籍建筑与规划专家，美中城市规划基金会会长，拥有全美注册建筑师资质，并获美国和中国政府互认的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资质。
1984年与友人一起创办美国龙安集团，60余个项目获得杰出设计奖。1987年被美国建筑师协会推选为“杰出少数族裔建筑师”。1990年7月，从300多位竞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纽约360年来首位亚裔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局长，也是当时该市华裔职位最高公职人员。为了表彰他的突出贡献，曼哈顿区长将1993年12月7日定为“曼哈顿区饶及人日”。
1993年以来，饶及人先后完成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多个重大建设规划工程，担任浙江等20余省级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以及经济发展顾问，是中国建设部、市长培训班等城市规划专家之一。
陈剑平
陈剑平（1960—），出生于上海，祖籍阜山乡（原双垟乡）下北村。其父亲陈超群在上海工作并退休，1977年，他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深造，为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所赏识。1981年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录取，1990年获博士学位。1992年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生，由于成绩突出，被校方作为第一候选人推荐给美国电子加速器实验室，并很快成为该实验室的指导师，现为三级（最高一级）研究员。
陈剑平应母校中国科大聘请为客座教授，为培养中国科技人才尽心竭力。北京曾邀他来参加有关核物理方面的会议。法国、瑞士、日本等国都曾邀请他参加毕业论文的评审工作。
陈江帆陈江帆（1961—），出生于鹤城镇，父母均为教师。1983年毕业于温州医学院，1986年获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病理学硕士学位，1987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学习，并于1992年获病理学博士学位。1993—1997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哈佛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后。随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任教，并于2002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系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江帆领导的分子神经药理学实验室率先在国际上建立A2A基因鼠模型，在全世
界20多个科研机构被广泛应用。同时，还通过实验证明咖啡因可以通过阻断A2A受体，拮抗MPTP诱导的神经毒而产生神经保护作用，可防治帕金森氏病，美国多家媒体对此作了报道。陈江帆从事神经药理研究，在国际医学专业刊物上发表40多篇论文，得到同行的一致肯定。同时，分别应邀担任美国健康研究院“NIH”、奥地利科研基金会
和美国国防部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科学自然科学基金会“NSF”的评审专家和美国神经学杂志的特约编辑等，多次应邀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著名大学讲学。2006年，被邀请担任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七届国际腺苷和腺嘌呤大会转基因模型专题讨论的主席，并作专题报告。2006年8月，他被浙江省侨联、浙江省留学生联合会授予“浙江海外留学英才奖”。
周静君
周静君（1963—），出生上海，祖籍阜山岗下。1965年赴巴西里约热内卢与1963年到巴西的父亲周伯达团聚。从小学到中学，她认真好学，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后考入巴西联邦大学气象系。由于她成绩出类拔萃，被学校推荐到巴西联邦气象研究所边工作边读硕士学位。两年后，又被推荐到英国瑞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四年后获博士学位回巴西，在联邦大学任讲师，又考取巴西联邦气象研究所任研究员。她的著作《气象学研究指南》成为巴西气象工作的基础理论。
陈康华
陈康华，1985年毕业于青田县中学，以名列全省前茅的高考成绩，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在当年入学西安交大的2000多名新生中，他的高考成绩列为榜首。在大学期间，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用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四年制本科的所有课程，并被保送直升研究生。1991年取得工科硕士学位后，进入以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为所长的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他所参与的几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荣获上海市
科技进步奖。四年后，陈康华获得美国私立重点大学罗彻斯特大学全额奖学，金，开始赴美深造。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于1998年完成博士学业，因在精密机械制造与加工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荣获该年度优秀博士论文奖。毕业后，陈康华进入著名汽车公司福特的产品研发中心，从事汽车关键零部件的开发、设计与验证。其间，他曾带领一个研发小组，开发出供燃料电池车和电动汽车专用的高性能电子功率转换模块，为福特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的开发上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拥有近10项有关的发明专利。其研究成果多次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并应邀在重大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专题演讲。
近几年，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清洁节能汽车的开发与生产。为此通用汽车公司与上海汽车公司合作在中国批量投产混合动力轿车。由于陈康华在这一领域的杰出成绩，通用公司特别邀请他于2002年加盟其混合动力汽车全球开发中心，全面负责中国混合动力轿车的开发与生产，以期快速推动中国新一代清洁节能汽车投放市场，并加大力度培养中国本土汽车专业人士。陈康华曾多次应中国科技部和国务院侨办邀请，组团回国进行科技与学术交流，为促进中国汽车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他在工作之余还积极投身美国当地社区活动，曾于2004年担任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华人社团底特律中国人协会副会长，负责中美之间的科技交流。
徐小鸥
徐小鸥（1965—），鹤城镇人。1981年毕业于青田中学，198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1993年移居美国，现已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经过多年的奋斗，她获得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生执照，这在中国医学院毕业赴美留学人员中并不多见。
徐小鸥曾师从美国明尼苏达州全球最著名的耳显微外科专家Dr.Paparella进修一年，专攻慢性耳病和美尼氏眩晕症的手术治疗，并已被聘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玛连达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及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同时还被中国浙江大学医学院、邵逸夫医院聘为客座教授。每年，她定期回中国作学术交流并协助建立中国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
周松波
周松波（1967—），出生鹤城镇。1978年赴德国斯图加特与父亲周王汉团聚，在德国完成中学阶段学业后，于1989年在波恩大学国民经济系毕业，并且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奖学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艾参赞积极鼓励周松波回中国的一席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放弃哈佛，选择北大。
1990年下半年，周松波到北京大学，师从老教授赵靖，攻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学，于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学习勤奋，在北大期间，系统地学习了儒、道、农、法、墨等家经济思想，深刻领会到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精髓，写出“古为今用”的专著《企业兵法管理》。毕业后留校任教，著书立说。1996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2年被评为“北京十大杰出青年”2003年获“首都劳动奖章”。曾应聘担任安徽省政府首席顾问。
周松波深悟学，习是为了运用，于是在1996年下半年选择下海经商。20世纪90年代后期，德国西门子公司收购中国扬子冰箱的项目就是周松波一手策划和实施的，该项目总金额达2亿美元，占当年德国在华贸易总额的，10％周松波从1996年开始先后在葡萄酒、香烟、新型建材、汽车、船舶出口、金融服务、保险等10个领域进行探索，年贸易额达20亿元人民币。2003年，周松波担任德国周氏王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百德利汽车进出口公司CEO、北京华商投资有限公司CEO是一位跨行业经营的成功儒商。
周松波是德籍华人，能流利地讲德语、法语、英语、日语和拉丁语。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期间，周松波作为社会名流受到接见。希拉克回国读了他的《企业兵法管理》专著后，专门写信称赞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努力。欧盟主席和西方多国经贸部长均对深谙中西方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的周松波表示尊重和兴趣。有的媒体还称之为“国际使者”。2000年10月，比利时副总理德克莱尔在访华期间曾接见周松波。2001年夏天，江泽民主席和奥地利总统克莱斯蒂尔参加两国经贸合作签字仪式，其中包括一笔周松波策划和运作的重大经贸合同。2001年11月，德国总理施罗德来华访问，周松波是德国代表团中唯一的华人，他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施罗德当翻译。施罗德曾先后三次接见周松波。德国第八任总统约翰内斯劳以及第四、六、七任总统都曾分别接见过周松波。
季英慧
季英慧（1977—），干荣珠女儿，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199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士，2004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工程博士。
第一节 原始乡土文化
青田早期的华侨主体是山区贫苦农民及手工业者，他们生活在封建社会的最底层。恶劣的生存环境和长期低水平的生产实践活动，以及千古不变的种种民风习俗，在他们身上烙下了古老而质朴的文化印记。
一、以家族、乡情为依托的本土习俗文化
青田早期华侨在离别故土启程到遥远陌生的地方之前，往往要履行一套既原始而又带有乡土色彩的繁文缛节，充分展示宗族、邻里和同乡关系的乡土习俗文化。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青田山区人民在与自然界长期斗争的岁月里，形成了彼此团结互助、患难与共、肝胆相照的意识。出国前，一般事先预约，结伴而行，并请“择日先生”选取吉日这是为了规避和抵御旅途凶险的“防范”措施。在青田华侨史上，选择同年同月同日出国，的比比皆是，其中以同宗、同村、同乡者居多。章旦的张如坤和郑得元两位同乡相约在1826年出国，1921年雅林村有8人同时出国，吴姓宗亲就有4人，在出国途中常常见到同乡同舟共济的局面。出国前夕，设宴饯行是传统而神圣的仪式。家人、亲友、邻里聚首告别，互祝珍重。其心情十分复杂，既有难言的苦衷、离别的痛楚，又有朦胧的希望。酒席间语言的禁忌甚多，口无遮拦的小孩都要退避三舍。饯行宴会接近尾声，为人母者则拿出珍藏多年的“压箱银”（女儿出嫁时，母亲把平日省吃俭用积攒的私房钱放在女儿嫁妆的箱底，以供女儿日后应急之需）。亲戚邻里及知心好友则纷纷送上红包，俗称“顺风钱”或“发财钱”。这些钱除亲人馈赠之外，其余笔笔入账，俗称“人情账”，以便日后奉还。青田城内的林子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出国，他随身携带一本小册子，里面除记载了经济往来的账目，如“民国贰年元月廿八日，陈××来生洋拾元，二年十月付拾元”，另外还记有他出国时的“人情账”，如“民国×年×月×日，×××送来洋×元”，这就是礼尚往来的传统质朴文化。
早期出国的人通常携带一些可资纪念或日用的物品。如灶膛灰或香炉灰、家乡的竹筷、祖宗的牌位、民间常用中草药、茶叶和喜好的民间乐器或中国文化书籍，以示不背祖忘宗，并借以消减乡愁，自娱自乐。著名作家罗大冈在赴法的轮船上结识一位憨厚的青田小伙子。一天，船警例行检查，小伙子十分紧张，将一只装有小布袋的罐子紧紧抱住，引起警察的怀疑。警察令其放下罐子，经检查，原来小布袋里是一撮炉灰，警察并未刁难，小伙子才松了一口气。青田人传统食用的芥菜干、茶叶、中草药更是随身携带之物。其实这是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习惯，是原始草根文化在早期青田华侨身上的体现。
二、以封建迷信为载体的宗教文化
青田民间的宗教门类繁多，中西并举，佛道混合，寺院、道观、教堂星罗棋布。在落后的农耕社会，宗教迷信成为青田山区农民的精神支柱。出国前后家人向神灵祖宗虔诚祷告，祈求庇佑亲人路途平安、在海外事业有成。
民间流传阜山清真禅寺的“白衣丞相”、山口水口殿的“天妃娘娘”及“财神爷”是青田海外子民的保护神。据传，“白衣丞相”常在海外显山露水，化育众生，特别受到海外青田人的尊崇。曾经流传这么一则故事：阜山籍周氏在意大利餐馆打工，突然头晕目眩，昏厥在地，冥冥中默默呼喊“白衣丞相救我”，眼前立即出现一位穿白袍、长白胡子的老人对他说：“不必惊慌，并无大碍，过一会儿就好。”说罢便不见了，周氏也随之苏醒过来，像是南柯一梦。像这类的佛祖显灵、神仙托梦之说颇多。阜山清真禅寺一年到头香火不断，海外华侨及侨眷争相朝拜，捐助善款，其虔诚之心可见一斑。信仰习俗因人而异：有的居家立有祖宗牌位，缅怀先人；有的悬挂和摆放自己信奉的神佛图像，朝夕膜拜，祈求平安赐福。宗教与迷信往往掺杂在一起，有的为家族中健在的长者设牌位，俗称“长生福禄位”，此牌不祭拜，与亡灵有别。如果思念逝去不久的亲人，按青田习俗需“寄封筒”，以寄托哀思。美国纽约的青田早期华侨，有的在农历七月半去唐人街广明寺焚化在右上角贴金纸作邮资的信封，给国内亡故亲人寄阴信、汇冥币。有的汇钱回家，要求家人到大寺院做“水陆道场”、“放焰火”、“诵经念佛”等大小佛事，以此超度亲人的亡灵。
三、源远流长的饮食、服饰文化
中华的饮食和服饰文化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县人虽身处异国他乡，但难改家乡的饮食习惯，难忘家乡各种小吃，难舍家乡的衣帽鞋袜。早期出国的乡亲初到国外，总是固守已经形成的生活习惯，他们“舌不沾洋味，牙不嚼洋食”，不敢吃生冷食物，喜欢几人合伙自行烹煮。仁庄小令的陈均球，1903年赴法国经商，一天提货到乡下兜售，沿途买不到适合口味的食物，晚上回到住处，饥肠辘辘，满腹牢骚，叫苦不迭。他对同乡说：“过去听人说外国人是‘生番’，现在才明白他们原来喜吃生冷食物。”他为中国的饮食文化感到骄傲，对当地饮食不屑一顾。青田山区农民的服饰和各种生活习惯与所在地的老百姓几乎格格不入。他们从家乡带去的长袍短褂不管新旧，都不会轻言丢弃，况且数量不多，还不肯轻易换洗，生怕衣服搓洗时磨损。他们住的大多是地下室或废置的旧房，几个人合伙租用，拥挤不堪，臭气冲天，把去公共浴室洗澡也看成是不顾羞耻的举动。在青田贫困山区长期形成吃苦、节俭、保守和种种不合时宜的习惯正是山地“草根文化”的体现，影射出青田早期华侨既质朴无华又守旧落后的原始文化形态，是融入当地社会的一种障碍。
四、吉日喜庆和店堂装饰的传统文化
每逢祖国的传统节日他们往往视其为怀乡思亲以及亲友欢聚庆贺的最佳时机。青田华侨尤其重视传统的新，春佳节，根据条件举行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早期的华侨因势单力薄，很难筹办大型庆典，只能张贴几副春联，悬挂几盏彩灯，约上几个亲朋好友，用家乡传统形式，烧煮几道具有家乡风味的菜肴，既可解馋，又用以祝福。如炒年糕（代用品），象征年年高；红萝卜烧牛肉，象征年年红；山粉饺（代用品），象征交好运等。为释放一年的乡思情愫和缓解极度的困乏，想方设法弄到家乡的红酒，边斟边聊，讲述邻里趣闻，回忆亲人轶事，诉说社会不公，感叹个人身世，有的还搓上几圈麻将，过起了家乡的“长命夜”。青田人的餐馆、商店、工场等的建筑装潢、开张仪式、店名招牌，基本沿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风格。欧洲青田人的餐馆门口摆放石狮或用盘龙装饰门面，并高挂灯笼，中国字画、刺绣、绸伞、宫灯、纸扇等抬头可见，到处洋溢着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气息。大凡开张仪式，必宴请至亲好友，赴宴者按家乡习俗馈赠礼物，以示祝贺，喜庆色彩尤其浓重。县人的店名招牌常以国家、省会和大山名川、著名城市、名胜古迹、社会名流、象征吉祥的飞禽走兽、姓氏家园等命名。如长江、黄河、泰山、黄山、庐山、长城或北京、上海、香港和龙凤等，县人心中流淌的是中华血脉，积淀的是中华传统文化。
五、古老传统的生存法则
青田人闯荡国外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如采用俗称“搭会”或“呈会”的方式来筹集出国川资与国外创业的资本，这是民间的融资方法，被西方经济学家称为华人经济学上的杰作。这种资源共享、风险共担而又兼有互助精神的融资方式具有鲜明的地域和时代特征。据高岗归侨叶长庚的口述，他于1909年到法国，出国费用共计400银圆，其中60％是靠“呈会”筹集的。原四都归侨陈仲夏口述，在法国提卖枕巾、床单、围巾、桌布、玻璃珠，生意好的时候每月营利约1000法郎（相当于200银圆），不到半年，家中债务全部得以偿还。因此，在国外创业的新华侨在拼搏几年有一定积累之后，有的想拓展事业，若遇资金不足，至亲好友往往会伸出援手，大多创业者就是沿用国内传统古老的融资方法。青田旅意华侨张某，利用“呈会”方式筹集资金，前两次均告失败，第三次才获成功。若没有这种传统的民间融资方法，恐怕他就会失去成功的机会。这种筹资方式一直延续至今。
集居是青田人传统的民居文化。农村每座民房，里面少则几户，多则10多户人家，而民房之间往往前后左右贯通。旅居欧美和日本的青田人为彼此照应，节省开支，倾诉乡愁，也传承了聚集而居、聚会而乐的传统习俗。他们往往合伙租房，日散夜聚，合中有分，分中有合，既有传统文化的韵味，也是县人在域外的生存之道。在日本大岛町有青田人住的栈房，在法国里昂、西班牙马德里和巴塞罗那有“青田区”，罗马尼亚有“青田村”，美国纽约有“青田楼”，葡萄牙里斯本有“青田家”等，这些都透视出了青田华侨厚积的民居传统文化内涵。
不同的国家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青田华侨在异国他乡既固守自己民族的文化，同时也吸纳居在国的民族文化，在长期经商和务工的实践中，在与西方文化习俗发生碰撞的过程中，他们会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和甄别，激浊扬清，在吸纳世界先进文化的过程中提升自身的文化涵养，这是青田华侨文化走向文明进步的必然过程。
第二节 多元文化
辛亥革命结束了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和闭关锁国政策，国门大开，西风东渐，封建传统文化受到猛烈冲击，各类学校陆续开办，新思潮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此时，有着长达200余年移民历史的青田华侨，对事物的鉴赏视角和取舍标准也不同于前人，对传统文化习俗不再盲目地兼收并蓄，在传承、消减、创新中形成了异彩纷呈的多元文化。
一、乡土习俗文化的传承和消减
民国时期，青田人出国前的陈规戒律与繁文缛节减少了，虽然还举行一定的仪式，但大多是从价值取向考量其可行与否。据鹤城镇归侨叶进飞口述，他第二次出国原择定的黄道吉日是1925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委托乡人在上海购买去法国的船票，因船期提前，他放弃了原先选好的吉日取消一切活，动提早动身赴沪，深恐耽误船期，造成经济损失。携带锅灶灰或香炉灰的习惯，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事先购买一些中国特产，如丝绣、石刻、瓷器、茶叶、纸扇等，体现了新的价值观。据说，原四都吴某于1920年赴意大利经商，动身前邻里亲戚送的各种土特产如菜干、笋干、番薯粉、腊肉（民间传统认为腊肉可以消火）等，他照收不误，全部带到海外。到了意大利住处，他把大包小包堆放在一个角落。次年中秋节，他拿出一年前的家乡土产进行精心烹制，并邀请同乡好友一起享用家乡的美味佳肴，共度中秋佳节，孰料次日全部腹泻。此事在海外当地同乡中广为传闻。原四都华侨吴先元当时编了一句顺口溜：“少吃家乡的烂菜干，多啃外国的面包蛋。”因贫困形成的传统习俗，有的在环境变化和历史发展中自然消失，但有些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特别是饮食习惯很难改变，如青田的芥菜干一直是青田人的至爱，又如青田华侨偏爱茶叶而不喜欢咖啡。随着环境的改变和时间的推移，饮食文化同样要经历吐故纳新、优胜劣汰的过程。
民国时期，青田华侨的服饰文化大有进步，特别是民国初期进行的“剪辫子”革命，给华侨减少了诸多烦恼和难堪的羞辱。青田华侨陈元丰对此有切肤之痛，他在法国行商中因辫子曾遭受过顽童的种种戏弄。同时，青田华侨的衣着文化也开始入乡随俗，经济拮据者脱下了长衫短褂，换上低档的旧西装，富有者也能赶上时髦。法国青田坐商叶秀甫不惜血本去购买高级衣料，到裁缝店去量身定制西装，在当时乃是惊人之举。有一些青田人在晚宴上也穿上了燕尾服，体现了青田华侨服饰文化的与时俱进。艰苦朴素是青田人的本质，除坐商和一般行商者注意衣冠整齐和公众形象外，从事艰苦繁重的劳动者大多依然如故。通过对20世纪30年代部分归国华侨的调查，他们从国外回来后衣着变化微乎其微，真正改头换面的寥寥无几。
早期，海外侨胞的业余文化生活单调而枯燥，活动圈子狭小。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逐步融入当地社会，他们也慢慢摆脱了长期的蜗居生活，有的“老客”（老华侨）把兴趣从搓麻将、推牌九、打扑克转向当地的文化娱乐活动。有的虽然不懂音乐，但也偶尔购买一两张音乐会门票邀请知心朋友或情侣去接受西方音乐的熏陶，久而久之，艺术鉴赏水平也日渐提高。一位旅居俄罗斯的周姓华侨（原四都人），在十月革命后，喜欢去工人舞厅观看俄罗斯青年男女欢快飘逸的舞姿，虽心驰神往，但自惭形秽，不敢涉足舞池，于是回到住处细心研习，并借助某些物体作为虚拟舞伴，日久成瘾，空闲时就在斗室之中飞旋，以满足对文化娱乐的渴求，同室乡亲戏称他为“舞痴”。旅居德国的郑冠荣，祖籍章旦横坑，在德国斯图加特先后开设中国饭店和白宫饭店，继而开贸易货行，业绩斐然。他有较高的文化品位，有一定的经济积累之后便开始享受人生，凡有空闲，便戴上白手套和墨镜，西装革履，驱车前往网球场，并且加入当地的网球协会，这是普通华侨不敢问津的时尚活动，他被当时侨界视为顶尖人物，令人刮目相看。他十分喜爱古董和名人字画的收藏，专程去香港购买徐悲鸿的真迹以及古代瓷器珍品，作为居家厅堂的装饰摆设。为了纾解创业的劳累疲乏，他还常到医院进行保健按摩，与医院的一位女按摩师日久生情，终于结秦晋之好。在“老客”中郑冠荣是属于融入型的，而其他大多数还是拘谨于传统文化习俗，在婚姻或其他文化娱乐中循规蹈矩，不敢大胆擅越。但从青田华侨群体看，这一时期已经开始从封闭中走出来，从落后走向进步，从单调趋向丰富。
二、从落叶归根向落地生根转化
社会意识是文化架构的重要部分，移民意识不断变化是青田华侨文化的主要内涵。这一时期，虽然绝大部分华侨仍然把自己定位为“过客”，但落地生根的观念已悄然兴起。
1910—1949年，随着国门的洞开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青田移民一拨接一拨，人数从辛亥革命前的4000多人增至3万多人（估计数），住在国从19个增至42个。这一时期，移民的开放意识及创业能力均超越早期华侨，特别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定位上更超越前人。这种观念的变化与超越，往往得益于国外社会生活的实践，他们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从而作出新的选择。据归国华侨反映，当时在法国的青田小商贩及务工者只要勤劳节俭，差的月收入在500法郎左右，好的有1000法郎，最高可达2000法郎，这对缺衣少食的山区农民显然是巨大的诱惑。鹤城镇归侨刘焕清，生于1910年，1929年出国，起初在意大利提货叫卖，后到德国开批发货行，获利甚丰，1935年带回1万银圆（相当于5万法郎），他在城内购房2.5间，娶妻成家。1936年再度出国，到波兰开橡胶工厂，生意颇好，不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轰炸，长兄刘焕仁在华沙罹难。刘焕清不顾生死，往返于波兰与德国之间经商，1947年回国，同样携回1万银圆。就是这种经济收入的巨大反差导致青田山区人民冲破传统文化的重重迷雾，勇敢地走出国门，实现经济上的跨越。
千百年来，“安土重迁”、“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龙窝不如狗窟”等传统文化在中国百姓心中根深蒂固。青田华侨的环境变了，但心境未变，他们的心永远走不出故乡，走不出祖国，始终把外国视为“客地”。鹤城镇金田的吴贵光1924年赴越南经商，1925年返国；山口镇的林竹江1926年到苏联经商，1927年返国；方山乡的林俊兰1934年到越南经商，1935年回国。他们如履街市，稍有收获立刻返回，聊解一时之困，犹如匆匆来去的过客。1992年，县侨联对全县17个重点侨乡镇的161名归侨进行调查，他们在国外逗留的时间长短不一，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回国时间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或结束之时。回归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家有高堂白发或妻室子女需要侍奉照顾。二是略有积蓄便衣锦还乡，与家人共享天伦之乐。如雅林村的吴某和山炮村的高某回国后在温州开钱庄，置办房产，举家迁往温州。三是回乡办实业，振兴家乡经济，如油竹雅岙的金茨真与人合伙开设济欧轮船公司（后因壮志未酬重返美国）。四是在国外游手好闲、好逸恶劳无法立足等。雅林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出国80人，滞留国外20人（其中5人下落不明），75％选择回归之路。“山川秀美非吾土，漂泊天涯胡不归”这就是青田人走落叶归根之路的心态。
然而，在海外青田人大量回流的同时，约15％的青田华侨毅然选择了“落地生根”，当时人们称其为“番邦赖”（意即赖在“番邦”不肯归来）。主要有下列几种类型：一是在国外筑起了爱巢，有了家庭及子女，与国外家庭难以割舍，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否定，是传统文化在新环境下的一种变异。中西联姻在滞留海外的青田人中占了大部分。如雅林村的陈超良、陈立夏，山口乡朱坑村的郑锡清，山口的林培中，平演的叶松廷，山口大安的郭耀芝、陈铭奎，魁市的詹蓬轩，章旦横坑的郑冠荣，仁庄镇罗溪的林三渔及冯垟的王仕福等，他们与传统文化分庭抗礼，选择了落地生根，其勇气可嘉。二是国外的事业开始起步，前景看好，他们不忍心甩手不顾，使成果毁于一旦，如方山的程雅标，圩仁山头的胡锡珍、胡守珍，港头的胡品山、厉松标，山口的林质美、林日鸿，鹤城镇的林仙山等，他们在国外已站定脚跟，创业有成，断然决定留下（其中亦包括中外联姻）。三是路途遥远，事业无成，欲归不能，回国后亦无依靠，因此终其一生，埋骨他乡。从“番邦客”到华侨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决不是简单的名称和方式变换，而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文化的大胆质疑和跨越，展示了现代青田华侨所具有的独特的文化风采。
三、婚姻、家庭、生育观念的演变
婚姻、家庭和生育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特定的文化范畴。从古代到当代，青田华侨传统的婚育观发生了深刻而奇异的变化，少数青田人冲破了封建婚姻的樊篱，敢于和异国女子通婚，组成异国家庭，生育混血子女，这是一种近乎叛逆的行为。经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出国及战后滞留意大利的56名青田华侨的调查，发现其中42人与外籍女子结合，占75％。其原因是：青田虽是山区，但从清朝到民国，不少人常常出入国门，那些从海外归来的“番邦客”往往以自身的体验传播西方文化，为山区人民揭开了西方文化神秘的面纱。特别是讲述有关西方国家的婚姻、家庭生活及生育观念，更是津津乐道，大肆渲染，给中国几千年来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君为臣纲、夫为妻纲”、“从一而终”等封建伦理与婚姻信条以极大的冲击。经过新文化新思想运动洗礼的青田华侨，他们的思维比前人更加活跃，他们在海外有了新的认知和感悟。因思维从封闭转到开放，导致异国婚姻与异国恋情在青田华侨中不断涌现，有的大胆地步入西方婚姻的殿堂。据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的青田人在硝烟和战火中与当地女子相互依靠，共赴患难，结成“同命鸳鸯”。原四都王某旅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轴心国意大利，在一次空袭中他帮助当地一对母女脱离险境，并在生活上予以种种关爱，令这对母女非常感激。在多次交往中王某与其女儿发生恋情，尔后终成眷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回国的青田华侨从国外带回外籍妻子，在贫困山区是何等耀眼，这种惊世骇俗的举动给几千年的传统婚姻文化以极大的冲击。有的青田华侨在海外还有一种即聚即散的临时家庭，一般是逢场作戏，不求结果，主要是缓解生活的重压以及远离亲人的精神孤寂。不过，这种异国婚恋对家乡的原有妻室子女往往造成严重伤害。
青田华侨具有勤劳、俭朴、诚实、温和等许多美德，使得他们不仅能在海外择偶成家，而且还有不少外籍女子甘愿伴随夫君回到遥远、陌生、贫穷的青田山区落户。
20世纪30—40年代，许多外国女子与青田华侨联姻。她们的国籍包括阿根廷、日本、苏联、法国、荷兰、智利、意大利、波兰、捷克、南斯拉夫、巴西、德国、丹麦、西班牙、厄瓜多尔、奥地利等。她们当中不少人随丈夫回中国定居，落户青田。她们热爱中国，依恋青田，把终身寄托给中国丈夫。她们那种与当地人和睦相处、与丈夫同舟共济，以及尊敬老人、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美德，赢得了乡亲们的称赞。她们中不乏能从事青田石雕、做裁缝针黹和种田做工之人，有的还能够讲一口流利的青田话。青田这个穷山沟从城镇到农村都有异国婚姻家庭，这在中国其他侨乡是十分罕见的。
据《青田侨务活动纪事》记载：1946—1947年，随夫来青田的外籍妇女达112人，其中德国籍61人，荷兰籍19人，捷克籍9人，瑞士籍8人，波兰籍6人，奥地利籍3人，南斯拉夫籍2人，苏联籍、罗马尼亚籍、意大利籍、厄瓜多尔籍各1人。由国民政府内政部核准加入中国籍的有92人，其中原德国籍49人，原荷兰籍15人，原捷克、原瑞士籍各8人，原波兰籍6人，原奥地利籍3人，原南斯拉夫籍2人，原苏联籍1人。
异国婚姻有不少是和谐稳定的。现已90高龄的旅德侨胞周惠美与其德国妻子很是恩爱，令人羡慕。其妻曾两次到青田对青田的秀美赞赏有加，反映了她的情感已从爱夫而达至热爱其家乡。不过，中西结合，的异国婚姻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往往要发生碰撞，甚至出现大大小小的家庭闹剧，必须经过不断磨合才能达到和谐。如饮食卫生习惯、个人兴趣爱好、伦理道德规范、人生价值观念、子女教育等问题难免各执一词，难断孰是孰非，要达到“中西合璧”实属不易，因此貌合神离者也不少。在异国婚姻中，中日联姻比较牢固，因中日同属东方，彼此文化差异不大。1936年，旅日华侨厉元正（八源村人）与日本女子若林佐和子结婚，因战争厉氏携其妻返回故里。日本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递交备忘录，不顾事实地说：“若林佐和子被厉元正甘言诱惑，带回浙江青田故乡，该地穷苦不堪，并遭蹂躏，要求将该女子救出。”县政府派员调查，若林佐和子以书面形式公开声明：“与厉元正自愿结婚，自愿随夫来中国夫妻和好，自愿永久居留中国。”此案算是了结。第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新中国成立之初，有的外籍女子因青田山区贫困而离开丈夫返回祖国，但许多人都伴随丈夫厮守终老，也有的双双重返国外。
在混血家庭中，如何进行华文教育和传承中华文化是青田华侨面对的一大难题。长期以来，在中西结合家庭中这方面始终是个缺陷，即使在当今也不尽人意。章旦乡罗坑村的罗某于20世纪30年代旅居法国，娶法国女子为妻，成家生子，罗氏不谙法语，又无法传承中国语言文化，虽给儿子取了一个中国名字，但在当时的环境下无法使用，连儿子也感到陌生和别扭，平日使用“马蒙”这个洋名。在马蒙小时候，罗某也教他说青田话、识中国字，但收效甚微，罗某为此抱憾终生。马蒙大学毕业后成为某大学教授，并致力于华侨史的研究。1996年11月，马蒙赴厦门参加华侨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可他不懂汉语，依靠翻译进行交流。通过翻译，他获知自己的父亲姓罗，是浙江青田罗坑人，马蒙费力地写出一个很大的“罗”字，表示他是罗氏后裔。一个混血家庭中即使其主角是中国人，也很难传播和传承中华文化，因为他孤掌难鸣，无法与其他人用中国语言交流。如果家中有两人或两人以上使用中国语言，情形就会不一样。雅林村华侨陈超良生于1910年，1935年赴德国经商，家中留下妻子和二子一女。其妻因病于1940年早逝。1945年，陈在德国结识了一位从事医护工作的德籍女子，遂成立异国家庭，生下一男三女。陈毕业于温州瓯海中学，在青田早期华侨中称得上是一位秀才，常给同乡代笔写信，讲述历史故事，与人为善，是一位“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小儒商，因此一生清贫。在混血家庭中，他十分重视中华文化的传承，给混血儿子取名为陈思汉，长女名为陈思英，次女为陈思燕，三女为陈思中（子女的名字均含思念故国与亲人之意）。为了延续中华血脉与文化，他执意为儿子物色一位中国温州姑娘林克琴为妻，生了两个女儿，长女取名为茉莉，次女莉雅。陈在德60余年里仍持中国护照，1996年终于回到了家乡，2000年不幸逝世。翌年，混血儿子陈思汉携妻子林克琴、妹妹陈思英和女儿茉莉、莉雅回青田扫墓。国内次子驱车到温州迎接，也许是血脉相连，不经介绍，这对异国兄弟就泪眼相对，久久拥抱在一起。正因为这个家庭有两位主角是有文化的中国人，因此中华文化便在这个家庭中占有一席之地。在青田不管是宴请或家庭用餐，他们都使用筷子，且运用自如，茉莉还能说上几句不太流利的普通话。也许平日这些混血华裔常常听到有关中国或家乡人文山水的介绍，因此他们到了青田似乎都有一种归属感。日本世界棒球大王王贞治，其父亲王仕福是仁庄镇冯垟人，他给儿子取名为贞治（寓意贞观之治，希望中国出现太平盛世），这个名字一直沿用。据说王贞治一直保留中国籍，其日本夫人也加入中国籍，以纪念他的父亲。
情感是没有国界的，由情感缔结的婚姻同样没有国界。青田华侨从国外择妻、立足当地到携妻返回故土，颇具浪漫色彩，其意识形态已超越了传统文化范畴。由于几代人具有不同国籍，拥有三个乃至三个以上国籍的混血家庭也不罕见。比如，方山石前的程雅标娶荷兰女子为妻，他的女儿与意大利籍男子结婚，两个外甥娶德国籍女子为妻，这一家子就有中、荷、意、德四个国籍的血脉，人们戏称这种家庭为“国际家庭”。在国外组合的“中外家庭”往往由于男主角的中华文化根底不深，又缺乏学习外语的能力，很难与下一代混血儿进，行文化和心灵上的沟通，久而久之，这种混血儿逐渐成了“纯洋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青田人的出国势头日益强劲，他们的职业、身份、文化层次、社会阅历、实践经验与前期华侨不可同日而语，他们形成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家庭乃至宗族群体。鉴于语言、文化、习俗及人生观和价值取向上与洋人的差异，青田华侨中的男女青年在择婚中仍然有强烈的本土观念：一是在海外创业的同乡男女青年华侨中相互物色对象，成立家庭。二是回家乡择偶，尔后申请出国，由此建立起“纯中国血统家庭”。这种家庭有利于沟通协调，遵循中国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和谐相处，并有其自身的强势：家庭主要成员在国外立足稳固，创业有成，有利于将国内亲属联袂引领到国外，有的全家外迁，普遍出现三代、四代同堂，形成庞大的家族链。三是夫妻都是中国人，子女在国内择偶不受地域限制，往往出现跨省市跨地区的组合家庭，有的家庭还由不同民族组成，有利于中华血脉的延伸。四是婚姻优化组合，有的自身文化不高，但事业有成的青年华侨在国内往往可以找到智商高于自己的对象，达到双方互补，有利于优生优育。
这种纯中国家庭的语言文化具有独特的个性，家庭内部传授和交流的主要是家乡的方言和普通话，其次是住在国语言。这种交流沟通方式的优越性在于，汉语能够在海外延续下去，有利于和祖国家乡亲人之间筑起一座语言沟通的桥梁，同时可以实现语言互补，又有利于融入当地社会。为了生存和发展，有的家庭有意识地强化西方语言，放松乃至放弃中华文化的传授，在新生代里中国话倒成了外语。家中讲汉语，外面讲外语，这种做法是比较妥当和可取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国际威望日益提高，青田侨务部门曾经陆续接待了十多位到青田寻根问祖的混血华裔，这显示他们对中华血脉的强烈认同。这些寻根者大都还保存着上辈遗留下来的照片或不太正确的上辈姓名和居住地址，或者拥有与此相关的一鳞半爪的线索，但寻根者中没有一个是能讲普通话的，就更谈不上会说家乡方言了，这给他们的寻根问祖活动大大增加了难度。这一状况也反映了中华文化在“中外结合”家庭传授中的缺失。
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大多青田华侨新生代从小就接受当地的正规教育。他们中毕业于中学和大学的屡见不鲜，硕士和博士也日益增多，他们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其思想观念、风俗习惯、兴趣爱好等渐渐西化，在择偶上也不再拘泥于在同胞中物色，而注重于在相识相知的人群中自由选择。如德国的一位郑姓华侨，女儿在大学念书，在中国人眼中是个大龄姑娘，父母为她在中国择婿，先后推荐了五位俊才由她挑选，她一一拒绝。究其原因，原来她已有一位法国籍的知心男友。时下，在青田城镇的街上经常可以看到一对对搭肩挽腰的异国情侣，在侨眷家庭中不时闪现洋媳妇或洋女婿的身影，青田新华侨华人已不再固守传统的文化阵地，对不同文化采取了更大的包容，以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
在生育方面，青田人既传承本土文化，但时过境迁，对生育观念又会作出适时的调整。封建社会的生育观是多子多福、养子防老，这是经济贫困没有社会保障的文化产物。中国是人口大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国家提倡计划生育。20世纪80年代后更是严加限制，一对夫妇一般只能生一胎，不能越雷池半步。到了海外，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往往遇到人口负增长的危机，政府从经济上鼓励多生多育，因此青田华侨大多不实行节制生育，甚至经济拮据的家庭想从孩子的补助上得到缓解。正在创业的夫妻一旦有了孩子，一般都把孩子送回国内，交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抚养，使自己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创业，因此生育也受到一定的约束。当然，国外平均出生率还是高于国内，新华侨华人新生代的急剧扩大，是青田华侨人数增长的重要原因。据估计，23万青田华侨华人中新生代约占1/5。
在海外出生的华裔，一般有比较优越的受教育环境和良好的生活条件，可免费接受当地的正规教育。但由于文化的差异，华侨在子女教育上也存在不同的观念。有的父母自身有一定的文化涵养，而且经济条件较好，他们就专注于子女的文化教育，望其成龙成凤；有的虽然有一定文化，经济条件也好，但由于价值观不同，他们认为“钱”才是万能的，文化可低可高，因此希望子承父业；有的父母本身缺乏文化，而且创业维艰，这种家庭的父母就会过早地利用子女的劳动价值，促其就业，类似于中国农村的贫困家庭。总体而言，青田华侨华人的新生代普遍接受当地正规教育，文化水平总体上大大超过前人，有不少还成为出类拔萃的知识型人才。
第三节 新时期文化事业
早期青田的华侨文化总体水平较低，不论是文化总量还是质量都显得十分苍白，这是历史局限所致。青田旅荷兰华侨林子才自编的《十字歌》，孙言川编刻的《旅俄华工大同报》，抗战时期青田旅荷华侨陈特轩、陈彬编辑的《海牙救国报》、《抗战要讯》等毕竟是凤毛麟角，不能反映青田华侨文化的总体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的渠道日渐畅通，出国人流遂成汹涌之势，在外创业的侨胞也逐渐有了经济的根底。有条件的人都重视对下一代的培养，不论是在海外出生的，还是随父母亲属出国的青少年，均获得系统的学习良机，大多数人都受到中等以上程度的教育，一部分接受高等教育，获得深造的机会。一家后代多人或全都上大学，获得学士、硕士，甚至博士学位的已非鲜见。
陈小栋是旅居西班牙的华侨，非常注重对下一代的培养，常常鼓励孩子们好好读书。他和几个兄弟姐妹商定，每年拿出十几万美元供孩子读书。剑桥大学西班牙分校是西班牙收费最高的学校之一，校内仅有七八名华人学生，而陈小栋一家就占了四个。他们家族中有十几个小孩子在念书。在他的扶掖下，外甥女周杏丽在中国仅读完初三便去西班牙高中读书，尔后在马德里大学攻读经济学，获得硕士学位。
白洪群之女白曼丽，在荷兰进入阿姆斯特丹大学法律系，1985年获得硕士学位，通晓荷、英、德文，目前为荷兰国家议会唯一一名华裔高级官员。法国周迪贤之子周港临，从巴黎大学毕业后从事建筑艺术设计，现已是知名设计师。周海平从法国大学毕业后到香港、大陆发展，从事国际贸易，现为美国杜邦公司在中国的代理。严志照的四个子女均曾在法国大学深造，现分别在有关部门任职。
旅美原国民党将领陈又超的六个子女均获得博士学位：陈惠生是美国电机博士，俄亥俄大学电机系主任；陈惠开是电机工程博士、杰出教授、特座教授选拔委员会主任；陈惠发博士是普渡大学土木结构系主任；陈惠森是统计博士、华盛顿政府统计人员；女儿陈惠玲、陈惠美均为博士。
干毅，民国时期的重庆陆军大学少将教官，20世纪90年代退休的华中理工大学教授，现在美国养老。他的女儿干荣珠、大儿子干高雄、二儿子干小雄在国内长大，大学毕业后都在高校任教职，后都到美国留学，均获博士学位，并成为大学教授。
华侨华人的子女在接受洋教育的同时，也渴望接受母语文化的教育。许多国家的侨团都把对下一代的母语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指定专人负责，或腾出侨团房舍，或租用校舍，利用周末、周日或其他时间聘请专人授课。西班牙、比利时、德国、意大利等国华侨华人聚居的地方都做得不错，但鉴于经费、地点分散等原因，尚不能普及到全部华侨华人子女。
还有不少人在子女完成当地中等、高等教育后，再将其送回国内接受母语文化教育。目前在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就有不少青田华裔就读。再者就是有些经济条件不够好的家庭恰好在福利不够好的国家，许多华侨华人家庭干脆让孩子留在家乡，由祖辈照料抚养，在当地接受母语文化教育，待到一定年龄段后再到外国学习洋文，接受当地正规教育。
20世纪80年代以后，青田华侨从3万多人猛增至20余万人。移民的文化程度从过去的文盲、半文盲发展到现在多数为中、高学历；移民的社会出身也从过去以农民和个体劳动者为主到现在城乡知识分子，国家干部和各领域的专业人才占有一定的比重，和早期华侨在文化上形成很大的反差。因此，新时期青田华侨文化事业从原来的贫乏苍白逐步走向丰富多彩的繁荣局面。
一、新闻报刊影视业
以青田华侨华人为主体创办的新闻报刊影视事业，是青田华侨文化向高层次发展的主要标志。有的创办者本身虽然不是专业文化人，但他们的精神是一种极为珍贵的文化。
1983年元旦，《欧洲时报》正式创刊，社址设在巴黎，是欧洲最大最有影响的中文报纸之一，与《欧洲日报》、《星岛日报》三足鼎立。浙江黄岩的梁源法任主编，青田籍侨胞赵松和（原青田华侨中学教师）为副主编之一。原旅法华侨俱乐部曾编辑会刊《简讯》，俱乐部副主席、青田老华侨厉言参与相关领导工作。乐清籍侨胞叶星球主编的《华侨志》，青田侨胞陈成民（原青田华侨中学教师）任副主编之一。
巴西里约热内卢华人联谊会创办的《里约华人联谊会会刊》，由青田籍知名华侨周尚夷负责编写工作。1992年6月在圣保罗创办的《巴西侨报》，青田著名华侨吴瑛任社长，并由青田知名华侨朱敏群、吴耀宙等出资成立的董事会保证初期报纸的资金周转。2001年，里约热内卢的周尚夷和他的长子周径华发起成立巴西华人文化交流协会，同时创办《华人报》。
1994年8月8日匈牙利华侨华人创办的中文报《欧洲之声》问世，以青田籍侨领张曼新为首的25位股东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为办好这份报纸，他们成立了“赔钱董事会”（1994年10月25日中国国务院办公室主办的《侨声报》曾为此在头版头条发表专题文章），并订立了报社股东，公约，全文如下：
我们是一个不需要到匈牙利经济法院注册的“股东会”。
我们的投入，很可能没有分文的经济收入，但是我们看到远离故土的同胞们，手捧我们的报纸……我们将欣慰地想，我们又为自己的同胞做了一点事儿。这就是我们投入之所得。
我们投入的是不影响自己生活、工作的很微小的一部分资金，我们创造的将可能是巨大的，影响我们华人精神生活的万代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一笔很合算的“生意”！！！
为此我公司人立誓：自愿承担《欧洲之声》报社按月分摊给我的办报集资款项。此款项数目以报社财务部门当月经济结算公布表为准。按月主动上缴，决不拖欠。
25名“股东”在“股东公约”上庄重地签上自己的名字。张曼新带头，当即出资1万美元赞助费，并交付了该年度12.4万福林的“股东”款项。有的虽然不是股东，但也为办好报纸默默奉献，如杨占军就向报社捐赠一辆汽车。张曼新每年都要从家庭财产中拿出六七万美元补贴报社。1996年，全年的办报经费是张曼新卖掉上海和深圳两处房产才得以维持的。
奥地利华人总会主办的《奥华》杂志，曾经在华人社会中有较大的影响。1992年4月创刊，次月更名《欧华》，后又改名《奥华快讯》。负责人是文成籍侨领胡元绍，主编是留学生常恺博士。奥华总会的基本成员是青田华侨，其中10余人任副会长，因此青田华侨是该报的主要支撑力量。创办刊物是一种尝试，尤其是定期刊物，从采编到印刷刊出需付出大量精力和财力物力，但时效性并不强，这是《欧华》不能成为长期性刊物的原因之一。
1999年，由旅德浙江华人联合总会副会长之一的青田华侨郭志林主持的《欧华侨报》面世，曾经也算是一份成功的报纸。由中国留学生主办的德国《华商报》发行面较广，其中不少是免费分发的，其经济来源主要靠广告收入，是一份商业性和公益性兼顾的报纸，读者群中很多是青田人。但旅德华侨居住分散，华侨报业并不景气。
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创办的报纸《欧洲华声报》，其创办人和主编是该会第十二届会长、青田籍侨领徐松华。徐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该报是欧洲华侨报纸中容量较大、影响较广、较规范的报纸之一。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的领导层和大多数成员均是青田华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青田华侨办的报纸。1995年创刊时，该报名誉主席李泽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和杨招棣（时任浙江省侨办主任）曾为其题词，李泽民的题词是：中西文化之桥梁，广大侨胞之纽带。杨招棣的题词是：群众喉舌，侨界知音。为维护祖国尊严、华侨华人合法权益、打击黑社会势力、申张社会正义等，徐松华为该报撰写了百余篇评论、报告，在华人社区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意大利米兰华侨工商会的会刊《华侨通讯》，创办于20世纪90年代初，该报刊发正常，并不时寄送国内侨务部门，使国内了解意大利青田华侨动态。原工商会会长胡锡珍、孙子系和副会长兼秘书长孙明权自始至终关注这份报纸，为会刊的健康运行起了重要作用，青田华侨也将其看成是自家的报纸。罗马华侨联谊会也有《欧洲华声报》，该报的主要负责人是该会的领导成员王泽厚、叶赛雄等，这两人均是当地青田知名华侨。
比利时浙江工商会（其成员主要是青田华侨）与浙江省侨务办公室联合主办过《比中通讯》（期刊）。
美国青田籍华侨华人自2002年开始，每年以青田同乡会名义刊出《春节特刊》（经费由会员自愿捐助）。该刊栏目众多，内容丰富，贴近生活，是青田同乡的精神文化食粮。
2003年4月至2004年7月，中国在法国举办“中国文化年”，青田华侨华人及华侨新生代积极参与，不少人为有关活动提供赞助。
电视传媒方面，中央电视台四频道、凤凰台与卫视中文台、香港无线电视平分秋色。中央电视台四频道于20世纪90年代落户法国，并辐射周边国家，青田侨胞争相收看，以求更快获取祖国信息，吸收中华文化的营养。
侨报侨刊的作用和贡献是显著的。首先，它是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华裔能从中获取大量信息，加深了解并更好地报效祖（籍）国；其次，侨报侨刊报道了当地社会和全球发生的重大事件、当地法律法规方面的制订修改、当地和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等，对推动华侨华人进入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和融入当地主流社会起到积极作用；再次，通过对华社的动态和有关事件的报道，能更好地了解有关群体的情况，加强群体之间的沟通联络。充分发挥媒体功能，对协调和促进华侨华人各项事业的发展已经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
总体而言，青田华侨创办或参与其中的各类媒体，在新时期里已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处在初级阶段，数量、规模均为有限，且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首先是经费短缺。主办的侨团及其负责人虽然身先士卒，作出巨大的努力，但仍然难以持久，必须从根本上解决。目前不少侨报侨刊属于公益性事业，其经费依靠各方筹措，少量来源于广告收入，只有转变机制，实现产业化办报，才能使其无资金欠缺之虞。其次是人才不济。有些报刊的采编人员和工作人员的数量与业务水平还无法满足需要，严重影响了报刊质量，这是一个既不容忽视、必须高度重视又不是朝夕能解决的问题。还有就是发行网络和信息资料来源、如何办出特色等问题。但可以预见的是，海外侨报侨刊必将在探索中走出困境，走向成熟，并逐渐得到完善。
二、海外华文教育
实施华文教育的主体对象是新华侨华人新生代，他们在接受当地正规教育的同时，迫切需要接受母语教育，旨在传承中华文脉。20世纪80年代以前，由于青田华侨经济实力不强，文化水平不高，华裔人数不多，加上居住分散，流动性大，因此极少出现华侨办学。80年代以后，华侨人数激增，经济实力增强，华侨新生代逐渐形成，华文教育已迫在眉睫，因此华文学校应运而生。
1.比利时华文学校。比利时中山侨校是青田华侨最早参与创办的华文学校。1964年，旅比利时餐馆同业公会在布鲁塞尔创办该中文学校，在校学生100多人，教师一般4人，校址设在同业公会会馆。旅比餐馆同业公会主要是台转侨人员，其中杨光、杨宝巢、郑锡康都是青田籍侨胞，杨光和杨宝巢分别任副理事长和常务理事。比利时华联小学由旅比华侨联合会于1986年创办。校址在安特卫普旅比华侨联合会会馆内。该会副主席、青田籍华侨白植通热心华文教育和华联会工作，为创办这所学校出资出力，贡献良多。比利时中文学校是旅比青田同乡联谊会于1998年创办的。开办时学生168人。该会领导及青田侨胞为该校捐资近100万元人民币，朱焕光、夏廷元、朱政敏、杨焕平等侨领都曾为办学作出不懈努力。
2.法国华文学校。20世纪70年代中期，在巴黎13区华人聚居的地方就开始了华文教育。80年代中期，华文教育开始规模性发展，有的侨团开设中文学习班，免费为华人子弟提供中文教育。法国首届青田同乡会会长严志照，在青田同乡会会馆内开设中文班，100多名华裔参加学习，90年代人数激增。之后有偿服务的中文学习班在巴黎遍地开花。目前，法国没有全日制中文学校，仍以周末课余补习班为主。80年代中期以来，法国华文教育进入稳定发展期，补习班学生几乎期期爆满，全法168个协会和机构设有汉语教学点，华裔学生达1.5万多人。其中影响较大的一是侨办的中文学校，如华侨华人会的中文学校；二是华人媒体办的学校，如欧洲时报中文学校。旅法青田侨胞大力支持、积极参与华文教育，在各侨团中任职的青田华侨更为此付出了大量心血。
3.奥地利中文学校。该校由奥地利华侨总会创办。学科比较齐全，设有小学学前班、舞蹈班、音乐班、计算机班等，颇具特色。
4.德国中文学校。德国目前有70多所中文学校。1984年青田籍华人柳志诚和夫人黄林芝联合侨界人士创办了不来梅中文班，这是德国最早的华文学校，内设大、中、小班，按不同文化程度分类施教，教师由留学生担任，基本上是尽义务的。1988年，发展到学生70名、教师7名。1985年，慕尼黑西德华人联合会和越棉寮华裔联合创办慕尼黑中文学校，青田华侨倾力帮助。德国柏林华德中文学校创办于1992年，该校是中国教育部华文教育的试验学校，发展最快，学生人数最多。学校设立董事会，青田籍侨领吴朝平、傅春平分别担任正、副主席，成员14人中青田籍就占了10人。原青田同乡会会长吴朝平为首任校长，现青田同乡会会长傅春平继任校长。2004年，该校学生达到23个班级共493人。德国中文学校教师基本是新移民，文化素质高。师资来源充裕，数十位报名候选的教师学历均为大学本科以上，其中许多人毕业于国内师范大学本科，有些还是硕士生或在读博士生。担任该校教师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国内师范大学毕业；二是在中国有教学经验；三是有一定德语水平，对德国教育法规有所了解。
5.西班牙中文学校。共有24所，其中青田人创办的13所规模较大，尤以马德里中文学校和巴塞罗那中西文化学校最为突出。马德里中文学校于1995年10月由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西华妇女联合会共同创办，叶碎友、徐松华先后任董事长，叶玉兰任校长。现有班级25个，学生700人，教师31名。在每年的全球华文比赛及夏令营活动中成绩名列前茅，被国务院侨办评为全球4所中文示范学校之一（欧洲仅一所）。校长叶玉兰出国前当过教师和校长，她关心妇女及儿童工作，尤其关心华侨子女的中华文化教育和传承问题，办校14年来为西班牙华裔的中文教育付出了大量心血。该校已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西班牙巴塞罗那中西文化学校由西班牙巴塞罗那侨民联合会会长麻卓民创办，麻卓民任董事长，学生380多人。麻卓民出国前系国家干部，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创办中文学校、传承中华文化是他热心于侨社工作的大手笔之一。此外，西班牙巴塞罗那中华妇女联合会会长、青田侨胞郑碎眉也非常热心华文教育，她与当地政府教育部门研究探讨如何将华文教育纳入当地正规学校，试图利用当地教育资源，使华文教育得到全面落实。2005年，这一方案开始试行。
6.意大利华文学校。其中规模较大的有青田知名华侨吴苏权发动华侨华人于2000年5月创办的罗马基督教华文学校（学生300人，教师6人，周末上课）。罗马华文学校由意大利青田同乡会和意大利国立中学于2002年2月合办，会长金冠军任校长。威尼斯地区华侨总会2002年2月创办的东方华侨总校，总部设在帕多瓦，在威尼托自由堡设分校。东方华侨学校除了为华侨子女开设中文课外，还为广大华侨开设意大利语课及为意大利人开设中文课，丘剑中为名誉校长，李雪梅为校长。主要教师有：李雪梅，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威尼斯大学翻译系教师；王福生，毕业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现为德里雅斯特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教师及帕多瓦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张若莹，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现为威尼斯大学中文系教师。
7.美国中文学校。遍地开花，现约有200所。美国华侨华人以及在美的中国学者专家十分重视中文教育。1994年5月10日有5所中文学校发起在华盛顿成立全美中文学校协会，12月16日获华盛顿特区批准。协会理事会由一名会长和若干名理事组成。协会成员是各中文学校，现在已由5所发展到几十所。注册，美国中文教育十分注重并支持华裔青少年到祖（籍）国亲身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2000年中国寻根之旅夏令营的世界各国营员有2000人，其中500人来自全美中文学校协会系统。2001年增至3000人，美国有500人。2002年全美中文学校组织的中国寻根之旅5个团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优秀华裔青年相约中国”荣誉访问团，其21名团员都是“顶尖高手”。他们近年来均获得过“总统学者奖”（2002年美国“总统学者奖”得主共141名，其中华裔17名，占12％，而华人只占美国人口的1％），或英特尔/西屋科学奖，或是代表美国国家参加奥林匹克学科竞赛的选手。
全美中文学校协会对华裔少年及儿童科学实施母语教育，第三任会长郑良根是研究对华裔进行中文教育的领军人物。在协会内部设立中文教材工作组，现行以拼音识字为主的3万字教材系由国务院侨办委托暨南大学编写出版。青田华裔在美国享受到良好的中文教育。
8.巴西的青田侨胞也办过中文学校。1987年，里约热内卢华人联谊会在孙志凯（青田籍）、张本锦等人的组织推动下，举办了中文班和葡文班，在周末安排授课。巴西圣保罗“华人协会”和“青田同乡会”也有类似的中文学校或中文补习班。
海外华文教育已有40余年的历史，随着华侨人数的增加和经济实力的增强，在20世纪90年代迅速发展。但是由于居住分散，在一些小城市或青田华侨人数不多的小国实施华文教育有一定难度。其次是当国外的“打工族”为了减轻家庭经济压力，通常将子女送回国内由家乡亲人抚养，据统计这类少年儿童在青田约5000余人，其中仅巴西华侨子女就有500余人。还有一类是国外事业有成的青田人，他们不惜重金送子女到国内高收费的“贵族”学校接受良好教育，不过在华裔中只占少数。据分析，已在国外接受华文教育的适龄青少年及儿童只占总数的20％左右，实施华文教育任重而道远。
第四节 高层次文化人才
古代和近代的青田华侨由于文化的局限和为了谋生而疲于奔命，他们很难进入文学艺术创作领域。进入20世纪80—90年代，青田华侨的整体素质已不可同日而语，具有一定文化底蕴的新华侨华人和新生代开始进行文学艺术创作的尝试，创作了一批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领域的优秀作品，出现了一批高层次的杰出人才，这是青田华侨向高层次文化攀登的重要标志。
一、文学艺术界的杰出人物
吴怡
吴怡（1939—），出生于南京，原籍仁庄镇雅林村，天资聪颖，从小随父习古籍，六岁能诗能诵。1951年随父赴台就学，受父严教，研习四书五经、孔、孟、老、庄等古籍。因父吴明是邑里名儒学者，受其熏陶，吴怡从小博览古籍，对古代文学研究很有造诣。
1961年，吴怡在台湾师范大学文学系获文学学士，1964年获台湾私立文化大学哲学硕士，1970年获得文学博士。1976—1977年任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主任，并兼任台湾大学、台湾师范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东海大学教授之职。
1977—1980年，任美国万物城法界大学教授。1980年后，任美国加州整体学研究所教授兼中国哲学系主任。参加国际及台湾儒学、宗教、哲学学术活动20多次。他的中文译作、著作有：《人与路》（1961年）、《人与桥》（1963年）、《中国哲学史话》（1964年）、《禅与老庄》（1970年）、《禅学的黄金时代》（译于1969年）、《一束稻草》（1971年）、《中庸城的哲学》（1971年）、《逍遥的庄子》（1973年）、《哲学的三大柱石》（1974年）、《哲学演讲录》（1976年）、《禅与箭术》（译于1977年）、《公亲禅悟》（1979年）、《中国哲学的生命与方法》（1981年）、《中国哲学发展史》（1984年）、《周易系辞解义》（1991年）、《关心茶》（1991年）、《老子解义》（1994年）、《生命的转化》（1996年）、《庄子解义》（2000年）、《生命的哲学》（2004年），共20部；英文著作有：《ChinesePhilosophicalTerms》（1985年）、《TheBokofLaoTzi》（1989年）、《TheMindofChineseChan》（1990年）、《ConcernedMindTea》（1991年）、《ThePhilosophyandVirtueoftheYiChing》（1997年），共5部。
吴怡有四男一女，均毕业于美国高等学校。长子吴恺，毕业于美国旧金山州立大学，专研机械工程，现任制造公司工程师；次子吴梯，毕业于旧金山州立大学，专攻国际贸易，现在建筑公司工作；三子吴惊，毕业于旧金山州立大学，专学会计科财务，从事百货公司会计工作；四子吴庆，毕业于私立圣他克拉大学，专攻电脑设计，自己创设电脑网络、电脑游戏节目等；女儿，毕业于旧金山州立大学，专修绘画艺术。
孙明权、陈玉华夫妇
孙明权（1918—2009），高中文化。1962年出国，为意大利著名侨领，曾任多届米兰华人工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玉华（1921—），读完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后自学成才。1959年出国，以惊人的毅力和出色的才能创下海外基业，积极参与侨团工作，被誉为侨界才女和女强人。
孙明权、陈玉华夫妇只有中低等文化程度，创业维艰，又问津侨社，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的条件有限，但他俩钟情翰墨，联袂诗坛，双双成为青田侨声诗社、太鹤诗词学会名誉会长和浙江省诗词学会顾问，名入《华夏吟友》。陈玉华的诗作还入选《当代五十家女诗人佳作选》。他们的作品常在《浙江诗词》、《中华诗词》等发表。截至1996年，孙明权发表诗作28篇，陈玉华发表29篇，不少是上乘精品。两人诗风各异，陈玉华诗浑金璞玉，光华其内；孙明权诗则意境高远，耐人寻味。陈玉华的长篇七言古风《身世歌》（1993年）获得了1995年鹿鸣杯全国诗词大赛总分15名、三等奖，曾轰动诗坛和侨界。孙明权的诗作《毓璆病笃有怀》表现了他对友人的一往情深和关怀备至，吟之感人肺腑，获得很高评价。
侠风
侠风（1931—），本名孙开焕，曾用笔名叶枫、季根发。原籍仁庄镇孙山村。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一辈子从事教育工作，1992年从江汉大学卫技学院退休。1999年旅居西班牙巴塞罗那，从事文学创作。作品有散文集《侠风散文》、《款款瓯江东流水》等。其中许多作品曾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现为武汉作家协会会员、旅西班牙华文作家。
麻卓民
麻卓民（1952—），大学本科毕业，原青田县建设局局长。曾任西班牙巴塞罗那中国侨民联合会会长、巴塞罗那华侨华人联谊总会首届会长、巴塞罗那浙江同乡会顾问等职。在出国创业期间，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关注华侨社会，并在多个国家进行侨情调查研究，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写出大量评论、调查报告和散文，内容广泛，涉及中餐业面临的问题，华侨内部团结问题，华人自立、自强、自尊问题，侨团组合问题，国别华侨史料探索，等等。作品先后发表在当地侨报侨刊、香港及内地报刊，有很大影响，也具有史料价值。
阿航
阿航（1956—），本名陈增航。电大中文专业毕业，在浙江大学作家班进修一年。1990年旅居意大利，经营中餐馆，现居青田。阿航的海外生涯为他提供了创作源泉并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从不间断自学深造和辛勤笔耕，文学创作成果累累，有长篇小说、电视剧本、散文等大批作品，是青田著名华侨作家，青田华侨文化的前沿战士。阿航的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走入欧洲》、《漂泊人生》、《镜子的边缘》和《遥远的风筝》等；电视剧本《走入欧洲》（由小说《走入欧洲》与人合作改编成30集电视剧）、《条条道路通罗马》（与人合作）、《南美岁月》等；散文集《雪若梨花》以及其他中短篇小说和散文甚多。
章平
章平（1958—），出生于鹤城镇，高中毕业，酷爱文学，立志高远。1979年出国，先后侨居荷兰、比利时，曾任荷兰华侨总会常委、比利时华侨联合会执委、旅比·卢青田同乡会秘书长等职。1982年自营中餐馆，工余笔耕不息，成为侨界的多产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孑影游魂》、《冬之雪》，诗集有《心的墙树的孩子》、《飘雪》等以及中短篇小说。他的作品在海内外颇有影响，香港现代文学研究中心等将其列为研究对象。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作品《飘雪》曾获中国作家协会、诗刊社等举办的“人民保险”杯全国诗歌大奖赛一等奖，名震中华诗坛。现为欧洲华人学人学会理事和荷、比、卢作家协会副主席。
张弦张弦（1893—1936），县城后街人，3岁丧父，由祖婆与大伯抚养长大。自幼聪明好学，喜爱琴棋书画。
温州中学毕业后，他考入南京政治大学攻读政治，颇受于右任的赞赏。毕业后在南京某中学任教三年。20世纪20年代初期，与林风眠、徐悲鸿等先后自费到法国留学，考入巴黎美术学院，学习西画。以出卖油画、素描维持生活。在巴黎学习期间与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周恩来有过交往。由于他勤奋刻苦，学业大进，曾参加世界油画素描比赛并获奖，毕业后留校任教。
后经当时驻法大使顾维钧的敦促，并应刘海粟聘请，回国任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教授。之后又受蔡元培之聘任国立美术学校教授，继任南京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20世纪30年代，与倪贻德（后任全国美术协会副主席）等人发起成立决澜社，表示“厌恶一切旧的形式，旧的色彩，要用新的观念技法表现新时代的精神”。他在介绍西方美术、联络进步画家、扩大油画影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在美术界享有较高的声誉。
1936年暑假，张弦返乡，其儿子出事，他深受打击，肝病复发，在温州医院治疗无效，不幸亡故，时年43岁。
张弦是一位富有才华的年轻美术家，是现代中国美术界先驱者之一。他在美术上有很深的造诣，商务印书馆曾出版《张弦素描集》。正当他在艺坛上风华正茂时，不幸与世长辞，当时上海、南京美术界由蔡元培、刘海粟等发起，在上海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各界名流题赠挽词。蔡元培的“潜宫永翳”和于右任的“绝艺留寰宇，哀歌杂薤蒿”等挽词，对张弦的艺术成就作出极高的评价。
叶培荣
叶培荣，鹤城镇人，旅葡萄牙青田华侨，任中葡美术家协会会长。他小学、中学时代就酷爱绘画。1962年大学结业后，他随即到青田画帘厂负责绘画，山水、人物、飞禽、走兽无不涉及，艺术水平提高很快。他的画逼真传神，意境深邃，很受人欢迎，并且书法也有专长，达到书画并茂。他联合葡萄牙和中国美术界人士在中葡双方举办画展，促进中葡文化艺术交流，增进两国友谊。他为浙江省侨联题写的“华侨之家”为人称颂。
徐松华
徐松华（1948—），西班牙侨领，出生于港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从事侨团工作20余年。2001—2007年担任西班牙华侨华人协会主席，现为名誉主席。2008年出版《寸寸河山，寸寸金》和文集，多次参加马德里书画展并组织参加马德里国际图书展，受到过西班牙国王卡洛斯的接见。曾任中国美院名誉理事、国际美术教育委员，编辑出版《爱国护侨，继往开来》画册。2009年9月应邀参加“北京大学名家与名人面对面”文化论坛并演讲。2001年被评为中华英才。
金岳祺
金岳祺（1948—），油竹雅岙人，初中肄业。1979年移居德国。曾任全德华人社团联合会名誉会长、旅德浙江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第三届会长，现任欧洲中国书法协会主席等。金岳祺为人正直刚毅，急公好义，助人为乐，广结善缘，集中国传统美德于一身，在华人社区中颇有名望。他出身耕读世家，青少年时期就与翰墨结下不解之缘。在国外创业期间，他目睹中华文化在国外传承中的种种困难与阻力，决心从弘扬中国书法入手，在工余潜心研习书法，夙兴夜寐，笔耕不辍。经过10余年的磨炼，终于“修成正果”，写就一笔清秀挺拔的工笔楷书，名声鹊起，索要者络绎不绝，他的墨宝被不少单位和个人收藏。他的隶书、篆书、草书也大有长进。新中国成立50周年庆典上，中央电视台邀请他参加“祖国，您好”题词书法大赛，获得了特等奖。2005年9月2日，侨界书法爱好者创立欧洲华侨书法协会，金岳祺任会长。
卓吾
卓吾（1947—），出生于日本，又名宗良、松木晃畅。父亲卓永兴原籍垟心严寮村，母亲是日本人。卓吾擅长中国画，是日本画坛后起之秀，作品曾在瑞士、日本、西班牙、法国展出并获奖。他是法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日本秋田水墨画研究会会长、秋田市民会馆滴水（即水墨画）会会长。1984年由胞兄宗绪陪同回乡探亲。他说：“要通过作品，将故乡的美丽介绍给全世界。”
耐丽·秀明（NellyChiuMing）
耐丽·秀明（1963—），出生于里约，父亲叶秀明，阜山人，1925年定居里约。
耐丽毕业于巴西师范大学美术系及巴西哲学大学，后又进入巴西艺术学院，现为巴西著名女艺术家、雕塑家、教育家。杨俊杨俊（1975—），出生于青田，1979年到奥地利维也纳。在荷兰阿姆斯特丹Ritreld学院和维也纳美术学院完成大学学业。
重要奖项有：2005年获奥地利当代艺术重要奖项——奥托—茂尔阁下大奖（该奖专门授予40岁以下取得重要成就的艺术家）；曾从2000位知名艺术家中脱颖而出，获得了希尔德—格特施密特奖。
1998年以来他的作品参加下列双年展：2005年威尼斯双年展（与他人合作），该展是非常重要的国际艺术展，台湾地区的陈仁果和杨俊是此次受邀对象中仅有的两名华裔艺术家；利物浦双年展；欧洲双年展。
曾在以下欧美或亚洲城市的博物馆或画廊举办系列展：维也纳、柏林、巴塞尔、苏黎世、巴黎、纽约、蒙特利尔、都灵、威尼斯、洛杉矶、斯德哥尔摩、新加坡、伦敦、巴塞罗那、东京……
他的作品被以下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巴黎蓬皮杜中心、维也纳当代艺术博物馆、莱比锡现代艺术博物馆；法国、奥地利、日本、加拿大、瑞士等国私人收藏。
王林勇
王林勇，山口镇人，青年赴德国创业，任德国华侨华人和平统一促进会副会长。他酷爱收藏古董。1986年开始收藏，现拥有17世纪到19世纪的欧洲各类古钟表3000多件，另有数量不菲的中国古陶瓷和字画。其中有一只古钟表，专家估价约为150万元人民币。
留伯仙
留伯仙（1928—），仁庄镇人。旅法著名集邮家，在国内外集邮界有较高的威望。
1940年，12岁的留伯仙受邻人伍肃影响，开始玩赏邮票，从此与邮票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留伯仙只身来到法国，在异国他乡仍醉心于自己的爱好——集邮。在工作之余，他经常光顾跳蚤市场，收集邮票。他节衣缩食，以不菲的价格买到了中国早期的红印花、“上海工部大龙”四分银等珍贵邮票。1995年退休后，将全部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这个益智怡情的集邮事业上。
留伯仙现为法国集邮协会会员，他的邮品参加过多次世界集邮展览，并在1996年印尼世界邮展上获得银奖。他从收集邮票到研究邮票，从编制邮集到出版集邮专著，在邮坛上辛勤耕耘了67个春秋。
留伯仙编撰了《怎么样认识大清大龙邮票》、《中国书信馆邮票集》、《孙中山普票版模研究》、《革命导师孙中山》、《大清大龙邮票》、《红印花加盖票古封录》、《晚清明信片透视》、《晚清明信片集荟》、《留伯仙集邮文选》等邮集和集邮专著，彰显留伯仙“治邮”的严谨及其成就。
二、科技、教育、体育界的杰出人物
干毅
干毅（1913—），出生于船寮镇大路洪庵村。其父干廉甫晚清廪生，以教书为业。其兄干卓1926年被派至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曾任中国驻苏联大使馆陆军少将副武官、代理武官。
干毅于1932年7月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南京第七期学习。1935年7月考入英国皇家军官学校学习军事工程，毕业后于1936年12月入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机械工程，1939年6月获硕士学位，转入英国军事工程学院。1940年10月转入美国军事工程学院青年军官班、研究班进修。1943年9月在美国参谋大学毕业。1943年10月回国在重庆陆军大学任少将兵学教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陆军大学编译处少将处长，1947年7月在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部训练司令部任少将副参谋长、代参谋长、参谋长，驻台湾省高雄。1948年6月携眷回南京，经沪回青田。
1949年12月29日经同乡陆军大学同事章培中将（章乃器之兄）引荐，受周恩来召见，1950年3月到东北工学院任教授，1951年调任湖南大学教授兼机械系主任，1953年调任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发表的论文有《米雪尔止推轴承的构造与计算》等5篇，编著有《反战车战术》、《高等传热学》等书5本，与人合译《热机学》等2本。被英国剑桥世界名人传记中心列入“世界1000位最有创造力和成就名人”、“世界1000位伟大科学家”。20世纪90年代末，他定居美国。
陈惠开
陈惠开（1936—），祖籍鹤城镇，父亲乃国民党空军少将陈又超。1949年随父母去台湾，毕业于台北工专，1959年赴美留学。先后获俄亥俄大学电机工程学士、硕士，伊利诺大学电机工程博士。历任俄亥俄大学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特级教授及电机系研究部主任，特座教授选拔委员会主任，全美电机、电子工程师学位的《电网系统科学》杂志编辑，电路系统优秀论文选拔委员会委员，并担任12种科学杂志的稿件审核人与论文评论者。发表有专业论文200余篇，其中一篇获全美数学协会的“福特奖”。并获“全美杰出教育家奖”及工程院“优良教育奖”。1978年获俄亥俄大学“杰出教授奖”，1985年获联邦德国政府颁发的“洪堡奖”，1986年获日本学会颁发的“荣誉学者奖”。
1982年后，他多次到中国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并被东北大学、浙江大学、华东工学院等8所大学授予名誉教授称号。
陈惠发
陈惠发（1936—），陈惠开孪生兄弟。1949年随父母去台湾，1959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土木工程系，1963年获美国李海大学结构工程硕士，1966年获美国布朗大学固体力学博士。现任美国普渡大学结构工程系教授兼系主任，1995年9月获选为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该项殊荣是颁给对工程理论和实践有特殊贡献的工程师的），曾任夏威夷大学工学院院长。陈惠发是国际上“工程材料组构模型”、“塑性力学”及“结构稳定”等领域的权威学者，在工程界享有盛誉，曾先后发表500多篇科技论文，大多被译成俄、日、中文，并成为这些领域的经典著作。
王贞治
王贞治（1940—），出生于日本东京市郊，祖籍仁庄镇冯垟村。从小热爱体育，对棒球的兴趣尤浓，小学毕业前他曾在墨田区少年棒球大赛中被评为优秀选手。1953年11月，他遇到棒球名将荒川博，荒川建议他改用左手打，后来他在一次比赛中竟打出一次400英尺的“特大全垒”。在高中二年级读书时，他就成为全校棒球“明星”代表学校参赛。他完美的投球和出色的打击率，使早稻，田实业学校赢得了冠军，从而获得了参加国民体育大会的资格，但因他具有中国国籍，按规定不能参加日本国民体育大会。高中毕业后，他于1957年10月4日在东京会馆加入日本著名的职业棒球队——巨人队。他在教练荒川的指导下，借用合气道练功法，在棒球界首创了“金鸡独立式”的击球法。1972年，王贞治共打出51次全打垒，打击率达35％，得分达114分，首次囊括“全打垒王”、“首次打击王”和“得分王”获得日本棒球“三冠王”的称号，登上日本“棒球大王”的宝座。1977年9月3日，他以第，756次全打垒超过美国棒球手汉克·阿伦，打破世界纪录，成了全打垒的“世界棒球大王”，与世界体育明星拳王阿里、球王贝利齐名。此举轰动日本朝野，两天后日本首相代表日本政府授予王贞治以日本“第一号国民”荣誉奖，成为在日本荣获最高奖赏的第一个中国国民，天皇裕仁还邀请王贞治夫妇出席皇家游园会。日本人士说他是“日本人敬仰不已的两位异邦人”之一。日本文部省决定，将旅日中国国民王贞治《自传》的一部分编入中学道德教材，印发全国，要使它在日本国民的道德教育中发挥作用。在1980年的一次比赛中，他奇迹般地创建了棒球本垒打868次的世界新纪录，当时他已40岁了。直到1980年退役前，他9次被评为日本优秀选手，13次独占得分冠军，15次获得本垒打冠军，连续19年保持着本垒打30次以上的纪录。退役后，王贞治曾任日本巨人棒球队的教练。他著有《世界棒球王的回忆》一书。
季肖达
季肖达（1942—），祖籍船寮镇芝溪头，干荣珠的丈夫。高级软件工程师。1967年成为浙江大学电机工程系工学学士，1994年成为美国孟菲斯大学电气工程系硕士，1996年成为美国孟菲斯大学电气工程系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博士。
干荣珠
干荣珠（1945—），祖籍船寮镇大路村，美国著名的华人生物科学家、生物医学工程界知名专家、终身教授和博士后导师。她从事的研究领域主要是组织和器官生物力学、听觉可植入式装置、生理系统的理论建模以及血液动力学和生物流体力学等。迄今共发表科研论著（SCI收录）50余篇、参编专著5部、会议论文125篇，培养研究生多名。
干高雄
干高雄，（1947—），干荣珠胞弟。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统计学博士，美国密苏里大学（罗拉）数学及统计学终干荣珠身博士。
项夏雨
项夏雨（1949—），出生于上海，祖籍阜山，巴西籍华人。1958年随家人到巴西里约热内卢与1929年赴巴西的爷爷和奶奶团聚。1972年毕业于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取得物理学博士，1973年又在巴西佩德罗波利斯天主教大学攻读电机工程，毕业后留校任教。1974年考入巴西国家空军部，在空军军校任教授。1977年在圣塔乌稣拉大学进修安全工程，1979年又在该校进修核工程学。先后任（兼）技术更新组（SAT）组长、事故防范委员会委员、内部节能委员主席及圣塔乌稣拉大学物理系主任。
主要论文有《MacGrawHill物理实验手册》（1980年）、《环境科学学科实习课程入门》（1983年）、《飞行防护系统维修管理》（1989年）。
主要获奖奖项有：1985年获巴西空军部Pame-BartolomeuDeGusmao奖章；1990年获空军部PAME优秀奖；获1986/1989届、1989/1992届CREARJ国家贡献奖；1993年获空军部PameSantosDumout优秀奖。
干小雄
干小雄（1950—），干荣珠胞弟。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数学博士，美国马里兰州摩尔根州立大学数学终身教授。
项子雨
项子雨（1951—），巴西籍华人。1958年随父亲移民巴西，定居里约热内卢。1975年毕业于巴西大学，专攻机械工程、核能发电、石油品质管制等。是巴西机械工程委员会委员、高级工程师，巴西全国工程公司委员会工程品质管制会员、巴西石油公司指定品质管制教师、陆军工程指定品质管制教师、巴西全国石油委员会工程设计品质管制指定教师。著作有《全国石油委员会第一期会议工程公司设计管理教材》。
朱苔丽
朱苔丽（1953—），祖籍青田。父亲永镇，母亲海音。1961年，她随母赴意大利，考入国立罗马圣西契尼亚音乐学院钢琴班三年级，师从细尔维斯特尼教授。1963年回台湾，插入国民小学四年级，直至初中毕业。1969年考入台湾“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声乐班。
1970年只身赴罗马，顺利考入国立罗马圣西契尼亚音乐学院声乐班，师从娜比亚。1976年以满分毕业。1977年加入派鲁加室内乐团，成为专业歌手。1978年攻读圣西契亚尼音乐院研究所艺术歌曲研究班，师从法瓦雷托。多次获得奖学金。每次参加音乐会，均获最佳之评语。
1978—1979年，她三次参加国际声乐比赛并获奖：第一次于1978年10月意大利伦尼戈第十五届国际青年歌剧选曲比赛中获第三名；第二次于1979年4月在意大利细艾拉国际歌唱比赛中获第二名；第三次于1979年7月在意大利特赖维梭国际声乐比赛中获第一名，此次比赛专唱歌剧“唐·巴斯瓜赖”选曲，总共有来自世界各地的90人参赛。
陈阳闿
陈阳闿（1954—），出生于台湾，祖籍青田。就读台湾交通大学电子工程系，先后在美国纽约雪城大学及康乃尔大学取得电机硕士、博士学位。他和另一位来自台湾的年轻科学家吴明强合作发明了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镭射，其速度较目前光纤通信所使用的镭射，要快100倍以上。陈阳闿和吴明强现在美国电话与电报公司贝尔实验室半导体研究所任职，他们应用体积光学以及量子井的技术，把2公尺见方的庞大光学仪器缩小在2厘米见方的磷化锢晶体上，每秒钟可以送出高达3500亿光脉冲，每个脉冲只有1.6兆分之一秒长。其速度相当于每分钟可以传送120万本如百科全书般书籍的资讯。
陈、吴两人的新发明——互撞式相位锁定镭射，不但打破了所有镭射速度的纪录，而且也创下了世界上体积最小的互撞式相位锁定镭射纪录。它克服了目前一般光纤系统在输送大容量的资讯如影像、视讯等传送容量不足的缺点。
饶及人
饶及人（1957—），出生于台湾，是香港永久居民，祖籍季宅引坑。毕业于纽约普拉特大学建筑系，曾任纽约市规划局委员、局长，现为美国龙安集团行政总裁、美国建筑师协会院士、中国国务院外国专家美籍建筑与规划专家，美中城市规划基金会会长，拥有全美注册建筑师资质，并获美国和中国政府互认的中国一级注册建筑师资质。
1984年与友人一起创办美国龙安集团，60余个项目获得杰出设计奖。1987年被美国建筑师协会推选为“杰出少数族裔建筑师”。1990年7月，从300多位竞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纽约360年来首位亚裔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局长，也是当时该市华裔职位最高公职人员。为了表彰他的突出贡献，曼哈顿区长将1993年12月7日定为“曼哈顿区饶及人日”。
1993年以来，饶及人先后完成上海、北京等大城市多个重大建设规划工程，担任浙江等20余省级城市规划建筑设计以及经济发展顾问，是中国建设部、市长培训班等城市规划专家之一。
陈剑平
陈剑平（1960—），出生于上海，祖籍阜山乡（原双垟乡）下北村。其父亲陈超群在上海工作并退休，1977年，他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深造，为著名物理学家杨振宁所赏识。1981年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录取，1990年获博士学位。1992年成为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后研究生，由于成绩突出，被校方作为第一候选人推荐给美国电子加速器实验室，并很快成为该实验室的指导师，现为三级（最高一级）研究员。
陈剑平应母校中国科大聘请为客座教授，为培养中国科技人才尽心竭力。北京曾邀他来参加有关核物理方面的会议。法国、瑞士、日本等国都曾邀请他参加毕业论文的评审工作。
陈江帆陈江帆（1961—），出生于鹤城镇，父母均为教师。1983年毕业于温州医学院，1986年获重庆第三军医大学病理学硕士学位，1987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医学院学习，并于1992年获病理学博士学位。1993—1997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和哈佛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后。随后在哈佛大学医学院任教，并于2002年在美国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神经系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陈江帆领导的分子神经药理学实验室率先在国际上建立A2A基因鼠模型，在全世
界20多个科研机构被广泛应用。同时，还通过实验证明咖啡因可以通过阻断A2A受体，拮抗MPTP诱导的神经毒而产生神经保护作用，可防治帕金森氏病，美国多家媒体对此作了报道。陈江帆从事神经药理研究，在国际医学专业刊物上发表40多篇论文，得到同行的一致肯定。同时，分别应邀担任美国健康研究院“NIH”、奥地利科研基金会
和美国国防部科学基金会、美国国家科学自然科学基金会“NSF”的评审专家和美国神经学杂志的特约编辑等，多次应邀到英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著名大学讲学。2006年，被邀请担任在澳大利亚召开的第七届国际腺苷和腺嘌呤大会转基因模型专题讨论的主席，并作专题报告。2006年8月，他被浙江省侨联、浙江省留学生联合会授予“浙江海外留学英才奖”。
周静君
周静君（1963—），出生上海，祖籍阜山岗下。1965年赴巴西里约热内卢与1963年到巴西的父亲周伯达团聚。从小学到中学，她认真好学，成绩优秀，高中毕业后考入巴西联邦大学气象系。由于她成绩出类拔萃，被学校推荐到巴西联邦气象研究所边工作边读硕士学位。两年后，又被推荐到英国瑞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四年后获博士学位回巴西，在联邦大学任讲师，又考取巴西联邦气象研究所任研究员。她的著作《气象学研究指南》成为巴西气象工作的基础理论。
陈康华
陈康华，1985年毕业于青田县中学，以名列全省前茅的高考成绩，被西安交通大学录取。在当年入学西安交大的2000多名新生中，他的高考成绩列为榜首。在大学期间，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用三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四年制本科的所有课程，并被保送直升研究生。1991年取得工科硕士学位后，进入以著名科学家钱伟长为所长的上海市应用数学与力学研究所，从事科研工作。他所参与的几项重点科技攻关项目荣获上海市
科技进步奖。四年后，陈康华获得美国私立重点大学罗彻斯特大学全额奖学，金，开始赴美深造。经过三年多的艰苦努力，于1998年完成博士学业，因在精密机械制造与加工领域的开创性研究，荣获该年度优秀博士论文奖。毕业后，陈康华进入著名汽车公司福特的产品研发中心，从事汽车关键零部件的开发、设计与验证。其间，他曾带领一个研发小组，开发出供燃料电池车和电动汽车专用的高性能电子功率转换模块，为福特公司在新能源汽车的开发上作出了十分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拥有近10项有关的发明专利。其研究成果多次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并应邀在重大国际学术会议上发表专题演讲。
近几年，随着中国汽车工业的快速发展，中国政府越来越重视清洁节能汽车的开发与生产。为此通用汽车公司与上海汽车公司合作在中国批量投产混合动力轿车。由于陈康华在这一领域的杰出成绩，通用公司特别邀请他于2002年加盟其混合动力汽车全球开发中心，全面负责中国混合动力轿车的开发与生产，以期快速推动中国新一代清洁节能汽车投放市场，并加大力度培养中国本土汽车专业人士。陈康华曾多次应中国科技部和国务院侨办邀请，组团回国进行科技与学术交流，为促进中国汽车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他在工作之余还积极投身美国当地社区活动，曾于2004年担任美国中西部最大的华人社团底特律中国人协会副会长，负责中美之间的科技交流。
徐小鸥
徐小鸥（1965—），鹤城镇人。1981年毕业于青田中学，1986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医学院。1993年移居美国，现已取得医学博士学位。经过多年的奋斗，她获得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医生执照，这在中国医学院毕业赴美留学人员中并不多见。
徐小鸥曾师从美国明尼苏达州全球最著名的耳显微外科专家Dr.Paparella进修一年，专攻慢性耳病和美尼氏眩晕症的手术治疗，并已被聘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洛玛连达大学医学院助理教授及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同时还被中国浙江大学医学院、邵逸夫医院聘为客座教授。每年，她定期回中国作学术交流并协助建立中国的住院医师培训制度。
周松波
周松波（1967—），出生鹤城镇。1978年赴德国斯图加特与父亲周王汉团聚，在德国完成中学阶段学业后，于1989年在波恩大学国民经济系毕业，并且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奖学金。中国驻德国大使馆艾参赞积极鼓励周松波回中国的一席话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放弃哈佛，选择北大。
1990年下半年，周松波到北京大学，师从老教授赵靖，攻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学，于1994年获得博士学位。他学习勤奋，在北大期间，系统地学习了儒、道、农、法、墨等家经济思想，深刻领会到中国古代哲人的思想精髓，写出“古为今用”的专著《企业兵法管理》。毕业后留校任教，著书立说。1996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2002年被评为“北京十大杰出青年”2003年获“首都劳动奖章”。曾应聘担任安徽省政府首席顾问。
周松波深悟学，习是为了运用，于是在1996年下半年选择下海经商。20世纪90年代后期，德国西门子公司收购中国扬子冰箱的项目就是周松波一手策划和实施的，该项目总金额达2亿美元，占当年德国在华贸易总额的，10％周松波从1996年开始先后在葡萄酒、香烟、新型建材、汽车、船舶出口、金融服务、保险等10个领域进行探索，年贸易额达20亿元人民币。2003年，周松波担任德国周氏王朝国际控股有限公司总裁、百德利汽车进出口公司CEO、北京华商投资有限公司CEO是一位跨行业经营的成功儒商。
周松波是德籍华人，能流利地讲德语、法语、英语、日语和拉丁语。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期间，周松波作为社会名流受到接见。希拉克回国读了他的《企业兵法管理》专著后，专门写信称赞他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的努力。欧盟主席和西方多国经贸部长均对深谙中西方经济、文化、历史、政治的周松波表示尊重和兴趣。有的媒体还称之为“国际使者”。2000年10月，比利时副总理德克莱尔在访华期间曾接见周松波。2001年夏天，江泽民主席和奥地利总统克莱斯蒂尔参加两国经贸合作签字仪式，其中包括一笔周松波策划和运作的重大经贸合同。2001年11月，德国总理施罗德来华访问，周松波是德国代表团中唯一的华人，他为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施罗德当翻译。施罗德曾先后三次接见周松波。德国第八任总统约翰内斯劳以及第四、六、七任总统都曾分别接见过周松波。
季英慧
季英慧（1977—），干荣珠女儿，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博士后研究员。199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化学工程学士，2004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生物工程博士。
相关地名
青田县
相关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