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从清康熙到宣统的200多年间，受历史局限，青田华侨经济一直处于苦力型、低层次运作的原始状态。
  民国时期，国内政局不稳，国门洞开，青田人想方设法移民海外，数量高时达2万—3万人次，约占青田老侨乡总人口的20％，约占欧洲华侨总数的40％，青田全国著名侨乡的地位由此确立。但是，青田出国者的主体是山区贫困农民，他们非但目不识丁，身上还烙下落后守旧的“小农经济”印记，因此在国外的经济活动除了出卖苦力，贩销随身携带的小件石制品及当地小商品外，一无长处。这种苦力型低层次的经济运作，成为青田华侨经济初始阶段的主要特征。
  万丈高楼平地起。青田人的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是举世闻名的，就是这种内敛的光华成就了一部分青田人脱离苦海，走向彼岸，成为不同规模和档次的小业主，并且拓宽了行业渠道，为尔后的多元化、高层次经济打下了基础。
  一、贩销石刻制品
  青田石雕是青田早期华侨出国的“护身符”是他们到达异国他乡后一段时间内赖以生存的资本。青田华侨贩销石雕有近200年的，历史。民国以后，石雕贩卖业因商品运输、保管、售价等原因逐步退出舞台，改售华侨所在国的各种小商品。早在17、18世纪之交，就有青田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经商，贩销青田石刻制品。1825—1830年，山口、油竹和方山等地许多贫困农民和石雕艺人先后携带石刻沿途销售，或借道朝鲜，或直接东渡日本。
  清道光晚期及咸丰年间（1842年前后），章旦留庆云等人到俄国彼得堡、明斯克等城市贩卖石刻，后转为矿工。清光绪十一年（1885）油竹上村陈财典携石刻经莫斯科辗转德国销售（此时西伯利亚铁路西段已通车）。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方山裘山村季贵典赴俄国销售石刻，因货源不继，后改做皮货生意。据《青田县志》“华侨编”载：“在莫斯科与彼得格勒两地共有青田华侨100多人，贩卖花瓶、小型雕刻品等青田石雕。”俄国是早期青田人赴西欧各国的北方中转站，人数实难估算。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曾经在德国柏林推销石刻的青田侨胞仅有十几位。最早到达德国柏林的是方山杨春楷和杨益兴，他们都是以贩卖石刻起步，后来杨益兴才在柏林开设商店兼批发生意。1919—1930年，到德国的青田人增至2000余人，绝大多数放弃石刻销售转向其他小商品、实用品的兜售，进入其他国家的青田人也大致如此。
  二、商贸业逐渐兴起
  销售石刻是青田华侨步入异国商海试水的第一步，犹如当今教育的“学前班”。由于石刻体重、娇贵，运输、保管等很困难，因此青田华侨陆续转向商贸活动或做苦工，其中少数人因具有经商资质和才干，善于捕捉机遇，逐步从打工者、小商贩蜕变为不同领域或行业的老板。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后，青田人在苏联除参与苏联国营企业工作外，大多从事经商。一种是坐商，以经营商品批发零售为主，但这须具有雄厚的资金，20世纪20年代青田坐商只有3家。另一类是批发商，他们由流动商贩起家，介于住在国商贩与华侨流动商贩之间，以青田人、温州人为主。青田批发商往往向国外商家购货，根据流动商贩的订货单，批发进口再转手给流动商贩。这种经营方式既无商品积压之忧，又无货物销售之愁。青田人往往以小额批发、讲究信用为人称道，流动商贩货物售完以后，可汇款商家以续订。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在德国柏林开设商店兼做批发生意的青田人除方山杨益兴外，还有阜山的叶林斋、叶益清叔侄和林南勋、林伯勋、林蓉勋三兄弟。1923年，阜山的周宣青旅德便接侄儿共赴纽伦堡，以挈卖瓷器和小礼品为生。20世纪30年代，章旦横坑的郑冠荣曾在斯图加特开过批发商行和两间饭店。
  早在19世纪90年代就有不少青田人进入法国，并在当地形成了功能独特且具有浙南风情的社区。
  在巴黎12区里昂车站附近有两个狭小的社区（其实是两条街巷）拉奇诺和白玉洛，在那里有青田人经营的客栈、面馆、洗衣馆、理发店、杂货店等，日常用品应有尽有。20世纪20年代初仅一家商户由温州人开设，其余皆为青田华侨开设。如开旅馆的夏岳山，开饭店的吴耀廷、周明岩，开酒吧的夏成仁，做批发的叶秀甫，养豆芽的吴端孝，开赌家的林岩权。20世纪20—30年代，旅法的青田侨商约3000人。至1949年，在法国的青田籍及温州籍流动商贩维持在几千人之多。据陈里特了解和估算：流动商贩平均每人每月可收入800—1000法郎。20世纪20年代初，青田华商中的佼佼者有雅陈陈龙祥、李山叶秀甫。他们在巴黎经营进出口批发生意。方山岩下庄的陈体志在马赛开设客栈和水手馆，从事代理轮船公司雇佣华人工作，在马赛码头为初到法国的青田人办理入境手续和代为安排前往目的地等事宜。林茂勋、林洪冠、张旭明、叶长青、吴振兴、陈松玖和陈志勋在拉奇诺和白玉洛两条小巷开设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商行，此处也差不多
  成为在法青田人的商贸城和集居地。青田批发商所经营的货物极为丰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一般以中国药材、南货、旧戏装行头为主，货源来自国内，同时组织一些法国本地小百货和日本及其他国家的日用品，如日本瓷器和木帘、罗马尼亚的珠子，后因战争而货源不继，改卖法国产品如橡皮围裙、领带、皮革、皮夹之类的日用品。叶秀甫的事业在1931年又有所拓展，从小巷走向通衢，在里昂车站附近大学路上开设古董店，经营东方古董。陈龙祥和张旭明雇用店员，自己做老板，开始了规模化经营。茂勋号经营中药材生意，并将国内传统的中药铺经营方式移用于法国，聘请了中医坐堂，华侨对中医药之青睐和适应程度远远超过西医，所以茂勋号生意极为兴隆。
  早在1893年，就有青田人踏上西班牙的国土。1927—1936年，旅居西班牙的青田人渐多，达数百人，以流动商贩为多。当时西班牙经济萧条，生意很难做，一天下来，往往只能赚到2—3个比塞塔，生计十分艰难。
  1910年前后，旅巴西的青田华侨，大多数来自欧洲。他们在欧洲大都卖过珠链，到巴西后从事提包业（流动商贩），销售随身带来的珠链，两手挂满珠链上街叫卖。这是那时初到巴西的青田华侨主要的谋生方式。陈聚丰、邱仁丰、叶秀明等人就是在巴西最早卖珠链的青田华侨。起初，卖珠者从土耳其人的珠行批发珠链，后来，雅林人吴仲儒首先办起家庭染珠作坊。1930年，雅陈陈育行在里约拔拉西其拉定其（街名）74号租一间屋，做起珠行批发生意，其珠行顿成当时零售珠链者进货的中心，大大地促进了珠链行业的发展，街头卖珠的队伍也迅速扩大。颇具特色的提包生意，就是在大包里装满小商品，不同时期销售不同的货品，后从单一的珠链扩大到装饰品和日用品，包括绣花台布、电器手表以满足当地人民的需要。付款的方式机动灵活，可以赊欠或分期。后来，从街头叫卖慢慢地转变为送货到户，销路很快扩大。
  仁庄人伍春和1926年抵巴西，做“提包”生意，勤奋是他的本色。在漫长的“提包”生涯中，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客户关系网。最多时共有300户，其中约三分之一是与他有10多年交情的老客户，他竟能背出50多户客户的电话号码。一年365天，他每天一早出门，摸黑回家，从不间断。1926年，阜山周继文随回国探亲的华侨王益宗远赴巴西，随身带去许多温州十字绣花台布，在里约热内卢奥维多街（Ovidor）租下一间写字楼，开办上海绣花店。开始时，周继文以“提包”的形式，背着台布，串家挨户叫卖。王益宗负责店内的业务与财务。绣花店扩大营业后，由温州的生生公司及广东汕头、山东烟台等地的一些公司供应货品。当时没有开店的青田人几乎全部加入“提包”的行列。这一特殊的“提包”经营方式之所以得到迅速发展，原因有三：一是送货上门，任凭顾客自由挑选，便利顾客的同时还可分期付款，很受客户欢迎，也容易建立相互感情，结为朋友成为老客户，销售网络容易形成；二是不需要店面和工人，资本投入少，有多少本钱做多少生意；三是哪里生意好就到哪里去做，哪个季节什么货畅销就卖什么货，具有较大的机动性和适应性。
  三、充当劳工、苦力
  在早期出国的青田人中，不少人因历史原因被迫像奴隶般地从事当地最繁重、最肮脏、最艰苦的劳动，以换取最低的工资报酬（与当地工人相比），受尽残酷的盘剥和欺压。
  20世纪20年代前后，青田赴日劳工和小商贩最多时约3000人，主要分布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等地。他们或挖土、或挑煤、或做杂工，每天自早7时至晚5时，工作十分辛苦，但日工资仅为1—3元左右，月工资约40—50元。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在日华工及小商贩遭到当局残酷、灭绝人性的迫害和击杀，县人只得舍近求远，把目光投向欧美等地。
  当时赴法国的青田人中也有许多人在当地充当劳工。古雷诺汽车公司、布罗尼飞机制造厂、阿丁人造丝厂及古洛梅砖瓦厂等就有许多青田籍华工，他们只能干重活、脏活、贱活和工薪不高的活，例如搬运、提货、卸装、打扫等工种。华工们的工作条件简陋，安全没有保障。当时，歌梅驿的水泥厂有700多名华工。一次突发山体坍塌，许多人被埋，其中也有青田人罹难。
  1887—1940年，荷兰航海业发展迅速，不少远洋公司为牟取高额利润，纷纷通过设在香港的办事处招募中国沿海一带的华工当海员（主要是烧火工和清洁工）。20世纪30年代初，荷兰已有青田侨胞1000多人，形成两个聚居区域：阿姆斯特丹唐人街和鹿特丹唐人街。鹿特丹唐人街形成于1911年，1930年达到鼎盛期，当时华人海员占在荷兰华侨总数的三分之二。他们在此寄居的颇多，因此，荷兰的水手馆业相当发达，是代荷兰轮船公司招募、安置中国海员的中介。据当时荷兰一份海员工会的资料介绍：荷兰水手长的月薪是115荷兰盾，而同一家公司付给华人水手长的月薪只有73荷兰盾；荷兰普通水手的月薪是100荷兰盾，而华人水手只能拿到60荷兰盾。雇佣廉价华工，水手馆获利甚丰。
  仁庄镇黄山人王志南，于1918年由法转荷。他粗通荷文、英文，与广东人简谭在阿姆斯特丹开设五号水手馆（可容百余人），代理英国人设在荷兰的兰烟囱公司招募非洲航线华籍海员。青田乡亲来投奔他的甚多，王志南也成为当时欧洲华侨富豪之一。不少县人通过王志南的关系在荷兰轮船公司当海员，大多干些在船上擦洗甲板、船舱或是做铲煤烧火的苦力。1920年，华人烧火工月薪约80—100荷兰盾，到1930年竟减少到每月50—60荷兰盾。据说一名负责甲板清洗的青田人，用吊桶打海水时不小心掉到海里，当时只有人喊救命，但没有人跳海施救，这名从山区出来的青田人自然是葬身海底了。
  1930年欧洲经济开始衰退，荷兰很多轮船改用煤油，以致烧火工人包括青田华侨在内的数百人被解雇，当时尚无社会福利制度和法律保障体系，失业者仅依靠乡亲和地方社团支持，势难长久。被称为“中国通”的荷兰神父Dals通过大力协助推销华人制作的花生糖，帮助了大批失业华工解决生计问题。后来，以赈济失业为开端的花生糖事业取得较理想的社会经济效益，一些尚未失业的轮船工人也在候船出海的间隙纷纷加盟进来。一些青田人还对花生糖的制作工艺作了改进，添入朱古力、薄荷等原料，以更符合荷兰人的口味。有些人渐渐由沿街叫卖变为定点营业，并扩展至海滩、公园、工厂等人多的场所。当时，当地知名艺人还编写了《花生糖歌》，流行荷兰城乡。花生糖销售一度成为荷兰华侨从事的主要行业之一，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在法国，劳工因所在工厂、工种及技术高低的差异，月收入差距较大，技术工每月可收入1500—2000多法郎，而普通粗工只有600—1500法郎不等。在国外消费大，华工难以承受一般的租房费用，往往10来人共租赁一间最简陋的老旅店或找寻废弃仓库栖身。房间阴暗潮湿，大伙席地而卧，拥挤不堪。他们还腾出一角搭土灶，烧大锅米饭，再买些小杂鱼权当小菜，以致房中充满腥气，烟雾弥漫，非常呛人。青田侨胞陈元丰曾对陈里特说：“我一个星期的饭菜钱抵不上法国工人一天的伙食费开支。”
  四、创办实业
  随着青田华侨群体的日益扩大，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广大侨胞对自身事业发展的要求更高，眼光也更远。部分已经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的青田侨胞率先开办了作坊、工厂、客栈和饭店等。在他们的带领下，越来越多的流动商贩变成了“坐商”、企业主，青田华侨经济实力日益增强。
  1915年，阜山人王益宗与徐志仁从阿根廷转入巴西，在愉港安家落户。因当地气候凉爽，巴西人普遍喜爱穿毛线衣，所以他创办了一间绒衫厂，生意兴隆。1918年，油竹陈聚丰在这里开设聚丰餐馆，这是巴西最早的中餐馆。1937年，王益宗偕同家属回到里约热内卢，开一间卡蒙餐馆，成为当时里约热内卢最有口碑和生意最红火的快餐馆。
  20世纪初，在苏联的青田人开设的主要是一些简陋的作坊。如当时在莫斯科有一家青田华侨开设的专门从事机制面粉加工的作坊。有部分青田人在莫斯科开皮革作坊。这一作坊只负责裁剪，另有作坊负责缝纫和配锁扣等工序。1924年以前，原料取之于当地，成本极少，而利润颇丰。
  20世纪初，山口人林南圃落户丹麦，经营餐馆。油竹下村朱春岩，1928年出国，由荷兰移居哥本哈根，在著名的游乐场趣伏里开小吃店，专卖香肠，还与名闻欧洲的“春卷大王”范岁九的大龙春卷公司有过一段业缘：一天酒后，朱春岩请友人范岁九做春卷供应市场，不料生意异常红火。此后，他们合办大龙春卷公司，专门制作春卷。
  20世纪20年代以后，陆续约有百余人旅居意大利，多为杂货小贩。凡手拎肩扛、流动兜售的称“挈卖”凡在公共场所批准摆临时地摊的称“摆卖散”。小有积蓄的先行者，经营货行、货栈，批发，杂货，为后来的同胞提供货源。当时在米兰有青田人货行5家，兼做皮革工场。其中以吴锡科、郑锡卿的货行最大，各雇工70—80名。周仲芳是旅意青田人中唯一一名经营房地产者。他于20世纪20年代赴意，初在勃罗尼城开设华东制造厂，生产领带、人造珍珠，兼营百货批发。
  雅岙人金光奎由湖南人邓子昌资助，于1925年旅法，1927年旅西班牙。最初，他以流动商贩为业。1930年冬，金光奎在马德里C/Hortaleza街33号租了房子，打出了华侨公寓的牌子，为早期旅西青田人解决居住难题，也接待其他中国侨民。华侨公寓每天收取房租一个比塞塔，是县人创办的“旅社”，也是中国侨民在西班牙创办的第一家企业。华侨公寓一直到西班牙内战开始中国人撤离马德里后才停办。
  1939年战争结束后，金光奎在瓦伦西亚市政府广场旁开了一家礼品店。店名就叫“金光奎，”为了表达自己的中国心，店门两旁张贴对联。上联为“买卖公正多主顾，”下联是“言语谨慎少冤家”，横批“亿则累中，端木遗风”。由金光奎创办的礼品店，是国人在西班牙创办的第一家商店。
  20世纪30年代初期，在比利时贩卖小商品的人员已相对稳定。在此基础上，具有经济头脑、已有一定资金基础的青田人詹伯珠开始创办小型皮件加工厂，主要供给同胞挈卖。在30年代中期，该皮件加工厂是比利时最早的华人家庭小工厂。到了30年代后期，詹伯珠已拥有十几台机器，工厂已形成相当的生产规模。
  20世纪30年代青田东堡侨胞陈玉兴在德国西部经营瓷器、茶叶和纺织品进出口生意，还有方山杨益兴、城镇项叔度也开始经营批发货行。
  荷兰是青田华侨较为集中的国家之一，20世纪30年代初，就有青田侨胞1000余人。至20世纪30年代，青田华侨在荷兰多地开设规模不同、档次不一的客栈、饭店、批发行、杂货行、理发店等，经济实力正不断增强。阿姆斯特丹、海牙和鹿特丹三大城市集中了32家青田华侨企业。阿姆斯特丹（简称“阿埠”）是荷兰最大的城市和商港，20世纪30年代有青田侨胞500多人、企业12家。荷兰首都海牙，30年代有青田华侨200多人，经营的18家企业中，9家是客栈。荷兰南方大港鹿特丹，有华籍海员5000多人，聚居在马斯（Maas）河南岸半岛凯特德朗（Katendrecht）荷兰人称之为“中国城”又称唐人街。100多名青田人散居在鹿特丹，但在唐人街仅有阜，山人陈彬创办的1家华胜，公司和鹤城镇人韩应德开设的1家小客栈。
  仁宫夏成溪，1931年旅居法国，1933年在德国慕尼黑开设德国第一家中国餐馆——青田饭店。据说蒋纬国和许多中国留学生都曾在该餐馆用过餐。1938年欧洲战乱，夏成溪返国前将餐馆无偿赠送给吴岸吴国良经营。
  海外青田人另一个聚居区是美洲。在北美，青田人大多居住在美国，在南美则以巴西为主。尽管美国对移民资格的审查颇为严格，但进入美国后不太会受歧视，能享受良好的教育，所以在美国的青田人文化程度普遍高于在欧洲的。他们所从事的行业众多，以经营各种礼品店居多，主要聚居在纽约。
  青田海外华侨经过长期的海外历练，只要不发生什么重大变故，一般锱积铢累，在三五年内也能积攒几千银圆，多的可达万把元。部分人回国买田造房，有的还成为地主，有的回国兴办实业但结果均不理想。而滞留海外的华侨则开始走上市场化、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道路，在各国陆续开办进出口贸易、商行、商店、侨汇钱庄、作坊工厂、水手馆、饮食店、旅馆、客栈等。他们逐渐告别贫穷，提高自身的经济地位，给后来的广大侨胞以巨大的鼓励和启迪。在早期从事百货、珠玩、瓷器、茶叶、丝绸等商品（以国货为多）的进口、批发、零售业务的华侨中，比较有名气的是法国的陈龙祥、叶寿甫，荷兰的王志南、吴桂南、朱光，德国的林南勋，英国的林南圃，瑞典的杨明轩以及巴西的周继文等。还有莫斯科潘仲衡的面粉加工，荷兰陈宪明、王银钗夫妇的豆腐厂，林松琪、刘振飞的制面厂和荷兰青田人的花生糖作坊。直接为侨胞和留学生生存、生活服务的行业实体也相继出现。
  这些青田人有了扎实的根基，跻身于中产阶层，为华侨整体发展积累了一些经验，对20世纪后半期的中餐、服装加工、皮革乃至国际贸易等支柱产业的蓬勃兴起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