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一、历史的局限与极左路线的干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内反动势力的残余尚待肃清，国外敌对势力仇视新中国，对其进行长期封锁、孤立，严峻的政治局势对移民活动极为不利。
  青田人移民海外的目的地主要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20世纪50年代初这些国家除个别承认新中国外，多数持不承认、不友好的态度，其中不少国家是朝鲜战争的参战国，大多数国家又是反共反社会主义阵营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长期对包括中国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实行“冷战”，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受其控制的周边国家意图包围和遏制中国，使青田人移民步履更加艰难。
  华侨出国难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受国内极左路线的影响。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视资本主义如洪水猛兽，青田又是对台湾重点县，一句“海外关系不清”就让人们说不清、道不明（尤其是台转侨人员），对申请出国者的左审右查和设置的种种樊，篱，贻误了青田人的出国良机。
  章旦乡横山王仲雅和北山白岩徐伯言两人的妻子均是德国女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两个家庭成员都先后回到中国。1950年，两家都提出重返德国的申请，但只批准两人的德国妻子返德，王仲雅、徐伯言和他们的孩子均未获准。
  1953年，县人申请出国计18人，获准者极少。平演胡车胡守珍获准赴意大利；鹤城镇陈子璞和他的厄瓜多尔妻子亚苔兰及其尚处哺乳期的婴儿申请出国赴厄，结果陈子璞未获批准。
  石溪乡干部郭玉桓的父亲郭鑑卿在20世纪20年代侨居法属圭亚那，至20世纪50年代年事已高，盼望儿子出国接管家业，但在当时极左路线下，郭玉桓因为是国家干部，不敢提出申请。至1961年，老父实已无力经营，再三催促郭玉桓提出申请，但政府还是迟迟不予批准。两年后，郭鑑卿在当地申请办理“倒签证”，国内才予放行，父子终于团聚。
  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悉数移民巴西的家族是周继文的妻子杨飞娟、长子周汉民夫妇及女儿、次子周新民夫妇，计6人。他们也是凭“倒签证”从温州被批准离境的。
  缘于移民海外的悠久历史文化传统，青田人具有强烈的移民意识，尽管新中国成立初期，县人出国的大背景非常不利，但在不同环境、特殊条件下，只要有一条缝隙，他们就会极力挤出去，所以县人移民海外的道路仍在曲折中延伸。究其原因：第一，青田作为老侨乡，移民文化底蕴深厚，移民意识深入人心，只要环境条件允许，就会闯出国门；第二，青田是贫穷的山区县，资源贫乏，新中国成立后，人们生活稍有好转，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大变，与欧美各国相比，差距仍大，同样的劳动付出获得的收入悬殊，出国谋生创业的吸引力巨大；第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滞留不归的青田华侨仍有3000多人，他们年事渐高，急盼子女或国内亲人前去团聚，延续侨脉，共赴商机，谋求发展。
  青田是一个政治状况复杂的县。青田华侨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原国民党军政人员。以陈诚为代表的青田籍国民党军政人员数量众多，仅拥有将军衔者就近百人。国民党败退时，一部分随军撤退到台湾。人民政权刚刚建立，海防守卫疏漏，而且沿海许多岛屿仍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国民党军政人员和地方士绅为躲避清算，趁边防宽松之际，很大一部分趁机偷渡出境，有的去了香港和台湾，有的直接出国。其中，去港台地区的也有不少先后转徙海外（称为“港转侨”、“台转侨”人员）。鹤城陈又超、徐福海、张庆华及其父母，金田杨宝巢，仁宫柳志成，雅林吴朝英，孙山孙开胜等都属“台转侨”，阜山陈楚豪则是“港转侨”。20世纪50—60年代初，陈楚豪在香港为青田出国人员的接待、安排住宿、申办护照及签证等做了大量工作。
  同样也由于上述原因，青田人出国一度比周边县市群众出国更难。1954年，全县申请出国仅3人。1955年，申请7人，批准3人；1956年，申请3人，全数放行。20世纪60年代前半期，出国人数稍有增加，但“文化大革命”期间，县人出国几被禁绝，出去者寥寥无几。总之，在改革开放前，出国难于“上青天”全县（包括在外地的青田人）有幸获准出国的还远不到2000人。这个时期是西方国家战，后大规模恢复重建和快速发展时期，也是海外中餐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中餐业经营者“有一个发一个”。大批本可以出去的人却停留国内，坐失良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县境以外的青田人（包括归侨）申请出国，当地的审批比青田明显宽松，出国容易得多。巴西华侨林采芹，生于1912年，山口人，其父林天如是山口石雕艺人，清末去过日本、美国、巴西。1906年，他和同乡林毓萱、周凤、林子屏、林严齐、林秀芬等人携青田石雕、茶叶、钱剑及其他省市物产参加意大利米兰赛会。后将所积带回家中，并在温州置业。林采芹5岁便随家人迁居温州。她毕业于温州女子中学，在上海幼稚师范学校毕业，从事教育工作。1950年在温州获准到香港，1960年去巴西，从事绒线织制业，经营提色台布、瓷器等，成为“港转侨”人员。1956年，在余杭闲林埠归侨农场，原籍阜山的归侨徐立明和他的意大利籍妻子及子女4人，垟心归侨周德星和他的意大利籍妻子及子女共6人，还有原四都归侨陈成和，小令归侨徐竹川等12人，申请出国，悉数获批准。原在温州工作的仁庄陈超、伍先昭，在温州申请并获得赴港通行证后，再由香港办好签证转道巴西。据了解，移居温州鹿城区被批准出国的青田人与县内被批准出国的人数不相上下。
  1965年，县机关干部傅伯祥被选调到国务院华侨事务委员会，后在外交部、国务院侨办从事侨务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他被派到中国驻荷兰使馆任领事。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被视为洪水猛兽，海外关系非同小可，政府有关部门对公民因私出国慎之又慎，由于对未建交国家的华侨情况不明，不少申请出国者往往以“海外关系不明”为由被拒之门外。傅伯祥虽然是驻荷使馆领事，但与周边国家的青田华侨过往甚密，对他们的来历及现状颇为了解，因此当国内公安出入境部门向荷兰使馆征求申请者的审批意见时，傅伯祥总是尽量为华侨说话，特别是为“台转侨”对象的审批提供合理的参考意见。傅伯祥为青田人出国作出了特殊的贡献。据青田县公安局档案记载：
  1949—1956年，批准出国的共25人；1957—1960年，批准出国的共106人，其中有周洪泽（葡），季福仁、吴瑛（巴），白植通（比），徐钦州、林笃樵（荷）等；1961—1971年，批准出国的共154人，其中有赖相令、严志照、郭玉桓（法），裘位杰（荷），孙明权（意），孙焕然（荷），邱竹仁（德），金先芳（比），吴柏端、吴耀群（巴）等；1972—
  1977年，批准出国的共276人，其中有陈孟英、吴耀宙、周经华（巴），陈迪光（西），阮松铃（葡、西），郭胜华（法）等；1978年，批准出国的共191人，其中有张建雄（美、西）等。
  综观1949—1978年的30年间，县人出国实属不易，出国热情大受压抑，审批难度
  前所未有，总体处于低谷时期。据不完全统计，30年间县内获准出国人数仅为752人，
  加上新中国成立前滞留在海外的青田人以及此后通过其他渠道出境的华侨，总计不足5000人，虽仍居本省各县前茅，但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数万青田华侨相比显然极不相称。然而，他们对青田华侨的发展来说意义重大，起到了承前启后的特殊作用，更为此后形成新的出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第二次出国高潮的形成
  （一）侨务政策的拨乱反正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逐步纠正在华侨事务中“左”的倾向，调整了出入境政策，健全出入境管理机构，取消申请者政治审查，简化调查内容，放宽审批条件，加快办证速度。青田人出国遂形成了空前的高潮，华侨的发展出现了明媚的春天。
  随着侨情的不断变化，青田的一般侨乡成了重点侨乡、特大侨乡，地域由县境的东南地带向西北和西南扩展，新的侨乡不断涌现。县城鹤城镇在改革开放前华侨不足500人，现已达到约4万人；原来少有华侨的村镇成了粗具规模的侨乡，西北方几乎没有华侨的乡村，由于亲友牵带，现在成了新侨乡。海外新移民的分布形成既广泛又集中的格局。青田华侨分布的国家和地区由原来的40多个增加到120多个。一些原先很少有青田人光顾的国家和地区青田人也人数大增，如西班牙由几百人增到6万多人，原来几乎是空白的匈牙利、罗马尼亚、乌克兰和巴尔干地区国家都有了成千上万的青田人。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10年，即1979—1988年，县内批准出国、领取护照的就达16206人，居住县境外被批准出国的青田人也相应增多。这10年里，批准出国人数是前30年总和的22倍，创历史最高纪录。
  县境以外有许多历史久远的青田人移居点。移居外地的人中，有务工、务农、经商，或从事其他职业的。杭州余杭镇闲林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旅欧返国的青田籍归侨创办的农场，初建时仅43户，半个世纪后，人口已繁衍到300多人；桐庐小王家村、兰溪黄泥岭和游埠一带、金华古方和白龙桥、龙游七都、临安昌化、松阳城关、丽水莲都，及温州市鹿城区、乐清、瑞安市等城乡，都聚居着从清代至民国时期移居的青田人。他们在这些地方谋生繁衍，青田方言和习俗文化代代相传，很多人与青田故里的亲友保持着长期联系。
  改革开放后，青田出国热潮再起的信息在这些移居外地的乡亲中产生巨大反响，其中不少人得到亲友的携带资助，加入了出国的洪流。据统计，沈家店农场青田籍归侨第二次出国或改革开放前后新出国的有100多人。这些人再带动与他们有姻亲关系的当地人出国。桐庐小王家村约有70人出国，已成了当地少有的华侨村。历来是青田人聚居地的温州市鹿城、丽水市莲都两市区更有大批的青田人涌向海外。据温州市青田籍归侨、侨眷联谊会调查统计，温州市青田籍华侨达3万人之众。杭州、金华、北京、上海、无锡、苏州、南京等地，也因青田华侨、侨眷前去设厂经商、购房安家、读书深造，与当地人民或联姻，或共创事业，或劳务输出，引发当地人加入青田移民队伍。这种连锁效应波及省内外。
  （二）华侨宗族世家
  青田与浙江南部其他地区一样，宗族文化氛围浓厚，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已出国定居的人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有责任、有义务把国内亲族圈子中拟定对象依次携带出国，但鉴于国内外法律、法规的制约，不能随心所欲。由于人数众多，只得分亲疏、别近远、择轻重，分期分批伺机带人出国。于是，海外便衍生出一个个华侨宗族世家，形成环环相扣的家族链条。一些世代没有侨亲的家族，如果想进入出国的行列，最好的办法就是与华侨家族联姻。
  以下是几个较有代表性的海外青田人家族。
  1.旅居巴西的项姓家族。第一代：项师橐（1904—1987）阜山人，1929年定居巴西里约市。夫人王银钗，1957年定居巴西里约市。第二代：长志强及夫人夏友琴，次子项汉高及夫人王冬花，女项秋丽及夫婿刘伯忠。第三代：（孙辈）项夏雨及夫人孙特英，项子雨及夫人周圆，项淞雨及夫人田月美，项涤雨，项玲静及夫婿，项玲燕及夫婿魏齐治，项玲莎及夫婿裘克毅，项玲君及夫婿项家旦，项玲芬及夫婿，项玲丽及夫婿，（外孙）刘新雨及夫人，（外孙女）刘玲芝及夫婿伍伟平，刘玲丽、刘爱玲等。第四代：（曾孙子项，辈）项丽玲、项丽君、项健峰、项泰峰、项浩峰、项伟峰等，加上项师橐的外甥周汉达、周伯达、吴汉彬及他们的后辈在内，项师橐的家族链已逾100人。
  2.旅居巴西的吴姓家族。第一代：吴仲儒，雅林人，20世纪20年代定居巴西圣保罗市。第二代：吴伯端（1927—1986，1963年定居巴西）及夫人陈孟英（1972年定居巴西圣保罗）。第三代：（孙辈）吴耀群及夫人胡春竹（胡车人），吴耀宙及夫人郑苏云（方山人），吴于人及夫人诸爱莲（温州人），吴于文及夫人葛启青（鹤城镇人），吴丽群及夫婿陈耀锋（温州人）。第四代：（曾孙辈）吴东伟、阿利妮（曾孙媳）、吴东福、格劳拉蒂（曾孙媳）、吴福强、吴福来、吴伟良、Marioalesdniz（曾孙女婿）、吴查理、吴伟松、吴伟东、吴美莲、吴安娜、吴伟锋、吴威凯，外玄孙1人，外玄孙女1人。第五代：6人。吴仲儒家族已有90多人。
  3.旅居意大利的陈姓家族。第一代：陈足宣，字瑞勋，原籍油竹上村，生于清光绪丙申年（1896）正月初三，1974年逝世于意大利；20世纪20年代贩销青田石雕闯入欧洲，定居意大利。第二代：陈武标，字惠民，1957年随父去意大利经商；20世纪50—60年代，他陆续申办5子2女出国，至今数十载，子孙繁衍，人丁兴旺。第三代：（孙辈）陈爱榕及夫人赵祖安，陈飞榕（志光）及夫人丁介霁，陈冠榕及夫人曹琴仙，陈军榕及夫人王玲莉，陈孟榕及夫人周笑萍，陈爱月及夫婿郑贻仁，陈孟月及夫婿留小云。第四代：（曾孙辈）陈伟光，陈伟强，陈伟健及夫人艾米里娅，陈伟业及夫人勒莱蓓克，陈伟明及夫人陈苏丹，陈伟荣及夫人邹小园，陈伟锋及夫人王丽娅，陈伟毅及夫人南霞，陈伟春及夫人周莉映，陈伟宏及夫人周瑜，陈伟、陈伟雪、陈伟婷，郑黎明及夫人韩苏贞，郑晓明及夫人杨茜茜，郑丽青及夫婿陈文龙，郑伟丽及夫婿白诺笑，留特青、留特经。第五代：静芝（女）、静慧（女）、德威、一鸿、一×（女）、一兰（达兰、女）、一慧（女）、一婧（女）、一熙、一霁（女）、陈锦、懿翔、雅宁（女）、威廉、苏敏（女）、韩意、韩楚、韩娜（女）、郑扬威（女）、郑扬龙、安娜（女）、安琪（女）、郑志伟、郑思伟（女）。其家族成员计70余人，他们又各自携带亲
  友，累计达千人以上。陈足宣后裔已成为海外一庞大族群，分居意大利与加拿大两国。
  4.其他。旅荷兰程雅标（原籍方山石前村），1962年一次性为居住在方山乡的季正元、季国仁、叶冠和、季焕权、朱志芳、裘奉权、裘国祥、裘位杰、阮波奎、郑月荪（女）、季岩良、季崇权共12位亲戚及一位住温州市的侄女婿廖云章成功申办了出国手续。他们在事业成就之后，再以各自的名义想方设法申办家属亲戚出国。斗转星移，沧桑巨变，40多年来，粗略统计，由上述13位及其后继者直接或间接申办出国者数以千计。
  由旅意华侨孙耀光在改革开放后直接帮助办理出国的亲属有12人：王筱筱、王筱群、孙圣德、孙安吉、孙爱兰、裘大群、裘民珠、陈建强、厉建国、周建国、周永琴、吴品勇、孙伯春。经过25年的发展，这个庞大的家族至今约有500—600人。
  德国华侨邱竹仁、金岳祺家庭及其亲友均从数十人发展到现在的数百人。
  青田人大批携族人出国，这里固有受宗族血亲关系的影响，也存在利益驱动：20世纪70年代前后，国外青田人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所在国经济都较为发达，但创业成本相对较高，而青田人的主导产业如餐饮和皮革业，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为小本经营，他们的发展需要大批低成本的劳动力支撑。无论从便于管理角度，还是从语言沟通、风俗习惯、降低成本等方面考量，只有在血缘关系的圈子里组织创业班子才能够在异国他乡放心地管理和使用资金，而亲戚在人力和资金方面能互相帮助，又有助于增强家族经济抗风险的能力。
  （三）政策放宽、手续简化
  20世纪9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公安部门进一步放宽了公民因私出国审批条件，青田人民再一次掀起出国热潮。1991—2000年，共批准出国117476人，年均11747.6人，2000年高达29980人，创历史新高。
  2002年2月1日根据省公安厅《关于执行公安部取消公民出国申请提交境外邀请函和签发出国护照附发，出境登记卡有关问题》的通知精神，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取消公民申请出国提交国外邀请函；取消护照出境登记卡换补手续；新版护照取消出境登记
  卡。3月18日，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建立接待和发照岗位责任制。同时，对公民出国申请进一步简化手续，取消提交担保人护照空白页影印件，取消亲属关系公证，取消经中国驻外使领馆认证的国外担保人居留证影印件。4月，县公安局出入境管理科开通自动语音咨询电话，方便申请人查询有关政策、及时了解审批结果。7月1日县公安局推行公民申请护照采用数码照相，由局出入境管理科将申请人的档案输入电脑，直接传送给省公安厅护照制作中心，以加快申领护照速度；并对申请去国外定居、探亲作出规定，凭国外担保人居留证影印件和申请人户口抄录、身份证影印件办理护照。这一系列改革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四）前期华侨的提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滞留海外的约3000名青田华侨经过数年的拼搏和艰苦奋斗，逐渐恢复了元气，站稳了脚跟。他们努力经营，逐步积累了资本，事业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年龄的增大，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与日俱增，迫切希望能与国内的亲人团聚，共创或交托海外事业。20世纪60年代，旅法侨胞邱钱美、郑冠荣经过多方努力，分别将儿子邱竹仁、郑孟侠带到了德国。1963年，旅巴西华侨吴仲儒的儿子吴伯端成功赴巴西与父团聚。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一批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滞留海外的老华侨，在20世纪50—60年代，成功地把自己的子女或其他亲友带到了国外。这些新华侨在前辈的带领和扶掖下，迅速成为青田华侨的生力军。他们出国之初便赶上了欧洲中餐业、皮革业迅速发展的机遇，抢占了先机，通过与父辈共同努力，事业大多获得了成功，为此后大批人员出国和发展创造了极好的条件。20世纪60—70年代，旅德的邱竹仁、郑孟侠、周王汉、周王兴又先后直接或间接携带约200人出国。70—80年代，郑同舟、杨焕恩、倪铁平、陈宗波、胡焕雄、蒋东民、吴蓉江等旅居奥地利。他们与已经在奥地利的数百华侨华人一起拼搏，事业、实力和群体规模呈现全新的面貌。在西班牙的陈渔光、徐松华、王凌宙、陈文忠等与前期抵达的陈迪光等一批先行者，形成了强大的主导者团队，西班牙也成为青田华侨的主要集聚国之一。还有旅居德国的金岳祺、徐爱荣、夏康民、吴朝平、傅春平等，旅居比利时的朱焕光、夏廷元、朱政敏等，旅居荷兰的吴洪刚兄弟、裘位杰、季则彬、孙焕然及傅旭敏和旅居意大利的孙明权、周一平、王泽厚等，都是那个年代华侨中的佼佼者、创业发展的领头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国内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经济建设更大规模地展开，发展速度空前，浙江很多地区的人们纷纷富裕起来，过上了小康生活。但青田的自然条件较差，经济和社会建设滞后，90年代中期，还未摘掉贫困县的帽子，与本省经济发达地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青田在海外打工经商的华侨、华人的收入往往比国内低收入者高出几倍乃至几十倍，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县人出国脱贫的强烈愿望。人们认为要改变贫穷，加快致富的步伐，出国创业还是最佳选择。加上海外先行者打下的基础和国内宽松的出国环境，县人出国发展之势不可阻挡。在出国浪潮的影响下，一些没有侨亲的青田人即使在国内已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想闯荡天下，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旅奥的周美花便是其中的一例。她于1987年出国，事业有成之后，就把7个兄弟姐妹、丈夫的6个兄弟姐妹都带到国外，后又携带表弟儿子、表妹女儿等亲属出国。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其家族在国外就达到几百人，这种“亲带亲”的模式，使青田华侨群体逐步膨胀，迅速发展壮大。
  这一时期大批县人获准出国，出国人员的自然结构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以山区农民为主体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层次、不分年龄性别的人们共同形成了出国洪流，涌向世界五大洲。（五）移民渠道的拓宽移民海外的渠道有家庭团聚、劳务输出、出国留学、第三国签证、私买公走和偷渡等，分述于下：
  1.家庭团聚。华侨在海外取得长期居留或合法身份后，按照大部分国家的通例，允许携带自己在国内的配偶及未成年的子女。个别国家如美国可在所谓“配额”的指标范围内准许申带直系亲属。循此途径，合情、合理、合法，没有风险并且指日可待。每年县人以此名义出国的比例颇高。
  2.劳务输出。一是承包国外建设工程，在国内招收工人或各类技术人员，一般由国家批准的劳务输出公司集体办理手续，签订劳务合同。青田县曾于20世纪80年代末输出一批人去苏里南务工。二是西班牙、意大利、德国允许餐饮业主申请具有一定等级的厨师入境协理餐饮业。三是西班牙和意大利还允许新开设的公司申办限额的从业人员入境。以上述名义进入欧洲的县人也不在少数。这些劳务输出人员在合同终止前，往往千方百计地以各种合法名义申请转办长期居留或转往他国。
  3.出国留学。美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瑞典、英国等国都有大量中国留学生。有些国家留学的条件较为宽松，如日本、澳大利亚前些年就有不少青田学子前往就学。美国、瑞典留学门槛较高，但有真才实学的人也不难进入。不过学习期满后想长期居留，就必须符合所在国的有关法规条例。县人自费出国留学的最终目的大都是想滞留海外，既然跨出了国门，真正回来的人甚少。在留学时取得硕士以上学位或在某些学科领域有一定造诣，办居留（取得绿卡）就不在话下了。
  4.第三国签证。在国内一时办不到去某国的签证，就设法将护照托人带到海外，再由其亲友到该国驻第三国的使领馆签证，也有成功的希望。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风行一时，去巴西的青田人有几批是通过阿根廷办取签证转道的。
  5.私买公走。一些国家（主要是西班牙与意大利）的公司、餐馆或商店，往往有规定指标申请协理人员（即有法定的劳务名额），业主本人（或委托“掮客”）在中国物色人员（此类人员往往没有海外直属侨亲），议妥价格，由店主或掮客代办一切入境手续，也有一些是通过中国的劳务中介机构办妥手续出境，此之谓“私买公走”。近数年，县人循此途径去西班牙或意大利的人不少。20世纪80年代，通过“买出国”进入巴西的青田人都是以旅游的名义，进入后再设法办居留，虽费点金钱，但安全、可靠、无风险。
  6.偷渡。由蛇头在国内物色对象，引领出国者循秘密渠道翻山越岭偷越国境，辗转多国，耗时数月甚至整年，少数偷渡者亦偶获成功。例一，1988年5月，旅奥华侨朱某、康某伙同香港陈某伪造美国护照、港澳同胞回乡证，先后组织3批59人，通过化装整容，偷渡去东德、奥地利；例二，旅奥麻某先后组织8批120人，从云南边境偷渡至泰国，再转入匈牙利；例三，1991年7月，旅奥华侨林某，伪造奥驻华使馆签证，先后4次组织17人偷渡；例四，1991年，退休干部林某等人组织47人，分2批在沈阳办取护照，以劳务输出为名前往斯洛伐克；例五，1992年，圩仁村陈某组织12人，分2批偷渡至尼泊尔；例六，1992年11月上旬，雅岙村朱某组织25人分2批，由西藏人带队步行偷渡至尼泊尔后转欧洲；例七，1996年4月，蛇头邓某勾结北京唐某，将仁宫乡寺岙村蒋某等4人，非法偷渡至乌克兰；例八，1998年5月，仁庄严寮村蒋某为首，将阜山傅某等3人偷渡至意大利、西班牙。大多数偷渡者在偷渡过程中风险丛生，或受冻挨饿或碰上蛇蝎虎狼，遭遇不测，甚至性命难保，一旦在中途被查获还要蹲坐大牢。近年国内外对此查处甚严，偷渡现象已鲜有所闻。
  （六）侨居国政策的变化
  青田华侨主要生活在欧洲、美洲，其中欧洲是主要经济活动区域。青田人侨居国外，生活和经济活动必然受到居住国的影响。不同国家的移民政策、政治倾向、民俗习惯、经济水平等差异决定青田人移民的目的地、规模以及方式方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大批青田籍国民党军政人员去了台湾，在政权更迭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西欧多数国家承认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为合法政权。很多在台湾的青田人在这段时间出国，大多到欧美，他们具有经济、文化的优势，所以很快融入当地社会。留在台湾的子女也陆续出国，他们接受前往国的良好教育，获得高级学位和职称的颇多。如前所述，这段时间中国大陆对出国控制却比较严格，即使批准出去，也只能在香港、澳门换成“中华民国”的护照，才能成行。
  进入20世纪70年代，绝大多数欧美国家都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特别是国内的改革开放政策为大批青田人出国提供了可能。20世纪80年代以后，青田移民普遍到传统的侨居国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这和这些国家实施的非法移民合法化运动密不可分。
  欧洲一些国家对移民都有较严格的政策限制，但自然人口的减少必然造成劳动力的不足，再加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不时对移民政策作些调整。如20世纪60年代荷兰政府曾几次宣布对非法居留者“大赦”，法国也有此例。80年代后期，德国规定未成年人进入德国给予免签待遇，匈牙利曾一度实行“免签”，国门大开，随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也一度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接纳了大批华侨。90年代初期，卢森堡准许华侨国内未成年子女或养子女进入。其他如非洲、中东、拉美以及亚洲一些贫穷落后国家对此也十分宽松，县人往往视其为“跳板”，入境后再行转道。凡此种种，对一向关注出国信息的县人是极大的鼓舞。他们紧紧抓住这一历史契机，尽其可能，大举外移。据说进入匈牙利的青田人最多时曾达2万人左右。
  20世纪70年代末期至90年代，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国，不定期地实施
  非法移民合法化政策，使得许多非法移民获得了合法居留。
  法国于1978年颁布了相关移民的法律，宣布合法移民的配偶和子女也可以申请合法居留身份。在1981年和1992年密特朗总统执政期间，实行过两次“大赦”。第一次获得居留权的共有13.2万人，但中国人只是其中的极少数。第二次始于1992年，中国移民有1.2万人获准居留。1997年希拉克当政时宣布了第三次“大赦”，从6月24日至1999年初又有8000多名华侨获得合法身份，其中主要是青田人和温州人。法国“大赦”政策为大批青田华侨解决了居留问题。
  1985年，西班牙通过了第一部《外国人法》，1986年、1991年、1996年、2000年和2005年5次实施“大赦”。葡萄牙在1992年、1996年、2000年和2005年4次实施“大赦”。在这些国家中，对非法移民实行“大赦”的条件大同小异，同一个国家在不同时期的条件则略有差异。
  1982年，意大利政府颁布法律，要求所有雇主为其新雇佣的“无证非欧共体劳工”办理合法手续。1990年，意大利华侨华人有5万人左右，主要居住在米兰、佛罗伦萨等地，其中的非法移民因此受益。1986年、1990年、1995年、1998年和2000年的“大赦”共有几十万非法移民实现了身份合法化。2002年的一次“大赦”就使63万名移民获得合法身份，这也是欧洲有史以来“大赦”人数最多的一次，申办手续与以往“大赦”相比更加简化，取消了担保人制度，但同时也加重了对雇佣非法移民老板的处罚，并且规定刚成为合法移民者不仅要纳税，而且还要缴付社会保险分摊金。到2004年，旅意大利的青田人已达到4万以上。华侨华人随即向罗马、都灵、那不勒斯等大城市及其卫星城市扩展。
  南欧频繁的“大赦”政策与他们本国的移民传统、经济发展、人口结构变化相关。这些国家是传统的移民输出国，又是移民输入国，社会对于移民较为友好，比较宽容。同时，20世纪80年代后人口下降和老龄化造成了劳工严重短缺，急需补充劳动力。另外，教育的普及、经济的发展及社会福利制度的完善，当地不少人宁愿选择失业也不愿就业，使得许多社会地位低、工资少、耗体力的工作常常无人问津。并且这些国家社会福利、生活水准也相对低于西北欧国家，政府承受居留者的压力不是很大。2002年，意大利、西班牙“大赦”提出以劳工市场的观点处理移民问题，而不像以前那样从政治和安全角度考虑问题，希望把非法移民纳入正常的纳税体系，并为国家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承担相应义务。意大利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资料显示，自2002年“大赦”以来，政府因此而获利3.5亿欧元。
  苏联解体后，许多“独联体”国家和东欧国家生活必需品奇缺，市场机制并不健全，县人纷纷涌入从事国际贸易。但出于各种原因，大多数人仅以这些国家作为跳板、中转站，真正安营扎寨并粗具群体和商业规模的仅有匈牙利、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乌克兰、克罗地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等国。1974年8月15日，中国和巴西建交后，该国的移民政策仍很严格，除直系亲属外，其他性质的移民一概拒之于国门之外。20世纪80年代，在巴西出现了移民“商品化”的渠道，包办者大多是居住在巴西圣保罗的巴西人和日本人，青田人季某姐弟和上海人黄某亦经办过此事。循“商品化”渠道进入的大部分人以探亲旅游为名，取得第三国（阿根廷）签证或直接由巴西国政府批准。其特点是几个人或十数人为批次集体申办，进入巴西后另觅门路办理居留。巴西规定办理居留的条件比较特殊，若夫妻双方均无居留，但只要在巴西境内生下一小孩，父母便可跟随小孩办理居留；子女申办父母团聚，父亲达60岁以上、母亲达55岁即可；父母申办子女团聚，儿女年龄限26岁以下、未婚；夫妻团聚，只要结婚公证，无年龄限制。
  亚洲的柬埔寨在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开始复苏，物资奇缺，县人乘隙而入，易获入境签证。1949—2000年青田县公安局公民因私出国批准人数统计见表3-1，表3-2。1979—1985年，县出入境科出国统计数字缺。2001—2008年共批准出国176905人（部分数字无法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