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继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在武昌起义后的近40年中，经历了袁世凯窃国和“二次革命”、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剿共”和土地革命（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蒋介石发动内战和解放战争（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形势瞬息万变，政局动荡不安，兵连祸接，内忧外患，本已十分贫困的青田山区人民更是苦不堪言。
  有近200年移民史的青田人民，在这民族多事之秋，为了生计，有的从军，有的从商，但更多的是秉承前人的传统，高举移民大旗，在异国他乡杀出一条生路，形成了青田华侨史上的第一次出国高潮。据县侨情调查统计，民国时期仅旅居欧洲的青田人就达1.7万人左右，当时欧洲华侨约5万，青田人就占1/3强，彰显了青田华侨在欧洲华侨史上的重要地位。
  考察民国时期青田第一次出国高潮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背景
  （一）民国元年，遭遇史无前例的特大洪灾
  据青田县“历次水旱灾害”记载：“民国元年（1912）8月29日大水。龙风暴雨大作，山洪暴发。县城水位高23.46米（鹤城镇警戒水位13.5米），街巷，行舟。三四千户房屋淹没殆尽，14000余人仅存5000余人。9月17日连日大雨，县城水位高21.87米，全县300余户棚房一扫而光。两次共受灾16133户，756，04人；冲毁房屋75632间，损坏房屋27134间；冲毁田地19313亩，积沙52564亩。”受灾户数占全县总户数的35.98％，受灾人数占全县总人数的34.49％，冲毁与积沙田地占全县总耕地的35.98％（老侨乡受灾尤甚）。面对两次巨灾，青田人民回天乏力，陷入难以生存的境地。据记载，灾后有数千人向政府请愿，拟持护照就食邻陲，以解倒悬。1912—1914年，青田县就有1000余人出国，这是一次惊世骇俗的壮烈举动。出国自救的强烈意识，源于200余年移民文化的积淀，是青田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全国山区亦属罕见。
  根据青田县档案资料记载：1917年，国民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大量劳工，赴欧洲参加战地服务。劫后余生的青田人不顾战争危险，青壮年争相报名，2000余人应招。他们把分发的一套棉衣和5块大洋看成是上天的恩赐，并且将此视为改变命运的契机。战后，大部分幸存的青田劳工定居欧洲，其中法国约1000人，其余辗转到德国、荷兰、意大利、奥地利、美国和巴西等国。下面登录青田应招华工叶元青的自述：
  那是1917年年底，我刚满17岁。青田是一个贫困县，人们苦于无法谋生，正好碰上招募劳工赴法国参加欧洲战争，战争虽然危险，但大家却不愿失去一条开创前途、谋求新生活的好道路。我们这批十七八岁的青年，就一拥而上地去报了名。凡报名的，几乎全部录取。
  我应召离家时正是寒冷的冬天。县里把我们召集起来，发给每人一套棉衣，5块大洋。我把大洋悉数交给家中父母。父母忧心忡忡，儿子即将远离亲人，远渡重洋到那不知究竟的国度去，而且是去参战，是向死亡挑战！我知道父母的忧心，强抑悲伤，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安慰说：“爸妈，不要担心，我们只是在后方做防卫工事，只要小心，就不会有危险。也许明年的今日我就回来了。”
  1917年12月26日我们在上海登船，大家手上拿着一把温州雨伞，一个极为单薄轻便的行囊，冒着刺骨，的寒风，告别了祖国。船上生活很苦，一个多月后才到法国马赛。
  在法国，我们每天修建工事。青田人吃苦耐劳，都能提前完成任务。指挥官时常竖起大拇指称赞。
  日子虽然艰苦，但我们得到很多奖赏。1918年，土耳其、保加利亚、奥地利先后投降，11月德国也投降了。12月27日，法国总统召见劳工时宣布：凡参与此次战争的中国人，每人发给奖金，并由法国政府安全护送回国。若愿意留在法国，法国政府配赠房地，以供永久居住，如需就学、就业，政府无条件协助辅导。另外，总统还颁发荣誉国民证，证上注明：如有任何困难，可直接亲见总统，可免费到政府各医院就医，可享受清贫救济。成家后子女可永久享受免费教育。向政府申办任何事务，均可享受优先授（受）理权。
  我们中国人，怀乡恋旧之情比较浓厚。战后大多数人要求回国。一年来的辛苦积蓄，加上最后发放的奖金，在上海换成大洋，每人都有超过百元大洋，这是同乡传言告诉我的。但我没有回去。
  我留在巴黎，当时留下的好像有上千人，多数是青田人，有的开餐馆，有的摆摊子卖杂货，有的开洗衣店，有的贩卖家乡的石雕。我和堂兄弟合伙开了一间小餐馆，一人主厨，一人跑堂，生意红火，只半年光景就开始雇用工人了。一年以后，我赚了不少钱，那个堂兄弟就跟一位在身边帮忙的法国姑娘结了婚。1920年末，我回家跟青田本地姑娘结了婚，安顿好父母以后，过了农历年，带着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返回巴黎。
  叶元清的自述反映了当时青田华工的基本心态：无法摆脱的贫穷比战争更可怕，战争也许还有尽头，而贫穷在当时很难走到尽头的。这批华工的经历证明了他们不仅能生存下来，而且还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二）青田石雕的普及与提高助推青田华侨的发展
  民国时期，青田石雕日益普及，技艺日臻成熟，为青田人移民海外提供了有利条件。1907年，青田县创办了以学习石雕技艺为主的贫民习艺所，使石雕工艺在贫民中得以普及。1910年，改进图书石雕刻技艺局在山口成立，聘请良工传授雕刻技艺，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提高，使青田石雕品质有长足的进步。是年，青田石雕在南洋劝业会上荣获银奖。山口周芝山、雅岙金兼三等一批石雕界精英脱颖而出。1910年，周芝山独资创办手工传艺所，在传授技艺的同时，还附设方言、中文简易班，以提高习艺者的文化素质以及对艺术的理解、领悟、鉴赏和创新能力。1914年，浙江巡抚屈映光为青田翕和美术公司
  题写“工精刻楮”，石雕界大受鼓舞。1915年2月20日至12月4日周芝山和金兼三的“竹林七贤”、“小屏风”等10余件石雕精品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获银奖，青田石雕名声大振。油竹雅岙的金冥斋、方山裘山的裘振珊等是著名石商，他们与
  山口黄松轩在美国开石雕商店，1915—1932年是青田华侨在美国推销石雕的兴旺期。山口的黄松轩、周怀宣等设立收购“花旗货”的公司，并发行公司票，在一定范围内与国币同时流通，收购石雕装箱邮运美国。据1931年《工商半月刊》披露，当时每年销往国外的石雕约1万箱。质量一等的每箱120银圆，二等的60银圆，三等的30银圆，全年总值70万银圆。
  在青田唯石雕可以登大雅之堂，一些小摆件如石雕飞禽走兽、日常用品还可成为老少皆宜的摆设和玩物，因此，贩销石雕的“图书客”（包括石雕艺人）便源源不断地从农耕劳作中游离出来，活跃在有外国人出没的沿海城市及繁华的商埠码头和景点。他们在行销过程中搜集各种信息，寻找出国时机和途径，因而有众多“图书客”蜕变为前期华侨。留学生陈里特（祖籍浙江永康，居住南京），1927—1933年在莫斯科、德国、荷兰、法国向276位青田华侨进行调查，其中原为农民的占62％（大部分是雇农和佃农），石雕艺人占11.2％，文盲占83％。由此可见，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都不可能成为他们出国的资本，唯一可以凭借的是青田石雕及青田人与命运抗争的胆略。青田已故老华侨林子才（原籍阜山，住鹤城镇）遗留一本小册子，里面有一首以青田鼓词形式写成的“十字歌”，其开头四句是：“一字青田出石岩，山口王君创利先。聪明雕巧成古董，雕成古玩进洋关。先到洋关卖青石，哄骗洋人是古岩。洋人买去当宝贝，敢（感）动后人阵出番。”这四句鼓词既是林子才于民国初期在荷兰谋生的亲身经历，也是对县人凭借石雕出国谋生的生动描绘，折射出青田这批“贩夫走卒”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他们大处落墨，
  做到物尽其用，令人叹为观止。
  （三）民国时期移民客观上更加自由、便捷
  民国前有4000名左右的青田移民涉足19个国家，回国之后，他们在家乡滔滔不绝讲述自己在国外的亲身经历，虽然往往言过其实，哗众取宠，但在客观上确实消除了乡亲因之前封建文化宣传所形成的种种疑虑和莫名恐惧。特别是海外归来的乡亲带回诱人的“番邦银”及前所未见的洋货，更激活了县人出国谋生的念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老侨乡人民移民海外的意识更加强烈，为更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如民国初期原四都早期华侨带回的“白头自来火”（火柴，无论放什么地方一擦就会点燃）、立体画面能转动的西洋镜、小玻璃管的“薄荷烟”（吸一口令人神志清爽）都曾使乡人感到无比神奇，特别是他们的衣着从土到洋转变等，在不经意间都成为催发乡人闯荡海外的诱因。
  更为重要的是交通条件的改善。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几乎与此同时，西伯利亚大铁路西段（从莫斯科至车里雅宾斯克）建成通车，这两条通洋水陆大动脉的开通不仅为青田人出国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而且增加了安全系数，因此出国者与日俱增。
  据青田老归侨口述，他们护照上的姓名往往和本人真实姓名不同，如王薛芳的护照名林格东，周仲轩的护照名吉纳同，周松法的护照名陈体业等（有的华侨回国后不想再度出国，护照便弃之不要，于是青田人在上海、温州开的钱庄和栈房往往以低价收购旧护照再转卖给新出国者，故出现众多“移花接木”之事）。据文成一些老归侨反映，当时青田的杨廷杰从日本回来后在上海做包客生意，帮助出国者办理手续，并向他们介绍国外城市及人民生活风情。特别是县人在上海开设的各类钱庄和栈房成了出国者的中介机构，而设立这类机构的人往往都是曾经出过国见过世面的同乡，客观上为出国者提供了诸多方便。
  由于出国日趋方便，青田人抑或遇到各种变故或出于政治原因，往往也选择出国，他们把海外视为避凶趋吉、安身立命之地。当时县人在政界、军界供职者颇多，其中将军就达百人。北伐前夕，县人夏定侯（名超），曾任浙江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很多同乡往投，旨在混口饭吃，或弄个一官半职。军阀孙传芳攻下浙江、江苏之后，当上五省联军总司令，任命夏定侯为浙江省省长。于是，夏定侯雄心勃勃，到处招兵买马，拥有2万之众，俾成劲旅。国民革命军北伐，夏定侯审时度势，易帜反正，被任命为十八军军长。后因形势复杂多变，夏定侯不得善终，其部亦逐渐解体，跟随他的同乡全部返回老家，地位一落千丈，但又不甘清贫，最终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也有因家庭突然发生变故而被迫漂泊天涯的故事：县人徐志杰，出生在农村一个殷实之家，可是与邻居发生房产纠纷，惹上一场官司，结果败诉，房产被占其父受气致死，徐志杰别无他路，在亲友的帮助下挥泪告别乡亲，漂洋过海，浪迹天涯。县，人张超然，家境贫困，小学毕业便辍学在家，刚好其舅父从国外回来，获悉超然聪敏好学，愿意供其继续上学，后毕业于丽水第十一中学（处州中学），但一时难以找到工作，其表兄嫂对其冷嘲热讽，说什么“读书读书，越读越输”，并施以脸色，张超然深感羞辱，但又万般无奈，后来在其舅父的帮助下前往法国谋生。张超然在山村可算是“秀才”，他尚且如此，足见民国时期青田人（尤其是老侨乡人民）已经把护照看成是“消灾赐福”的护身符，认为只有出国才能改变命运。
  二、国际背景和青田移民的特性
  民国时期，全球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引发了4年3个月的世界大战，卷入30个主权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欧洲国家因世界霸权地位的削弱而造成经济衰退、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控制的减弱。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加深，1929年终于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导致全球性工人大规模失业。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青田人却成千上万移民海外，形成第一次出国高潮。据调查，1904—1931年，方山裘山村全村123户、125人出过国，有一家兄弟7人全部出过国。其间，靠外汇建房14座，在温州、瑞安、平阳买田者16户，迁居外地3户，在国外死亡32人。青田人能逆风而行、移民海外，是因为他们具备下列明显的特征。
  （一）独特的生存方式
  青田移民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这个群体成员基本上是小商贩和个体劳动者，经济行为决定他们行动自如，各行其是，不依附任何组织和企业，甚至很少有财产和家室之累。他们时而穿越国境，时而跨越大洲，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目的是为了寻觅生存
  的空间。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在战火燃烧的间隙中，他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胆量，拿生命作赌注，与死亡相搏击。老归侨陈祥、朱木坤、王秀元、朱廷岩、吴迪告、留佐南、郑尚立、金进岩、张清芳、叶佐青等都曾涉足5个以上国家。最多的是陈祥，他曾跨越欧、美、亚三大洲10个国家。归侨周炳才几乎踏遍南亚和西、北、中欧，周克孝则遍游西欧、苏联和北美。青田华侨这种游击式的经商模式是在200多年的实践中形成并巧妙地加以运用的，这是一种规避风险、机动灵活、行之有效的求生之道和生存方式。
  （二）一往无前的精神
  青田山区人民出国之前，不可能设定目标和预见将来，蕴含着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据粗略统计，在清末和民国期间，青田有数百人离家后就像断线的风筝，不知去向。雅林村80人出国就有5人下落不明，占7％（其中1位有家室，4位是单身）。还有2位去巴西者英年早逝：吴庚美，1900年生，1927年出国，1930年死于巴西，年仅30岁；吴本起，1908年生，1923年出国，1935年死于巴西，年仅27岁。这种生离死别的悲剧并没有动摇雅林人移民的决心，也没有影响青田人移民的步伐。令人惊讶的是，在外部条件如此严酷的情况下，青田竟有7位女性断然离开“灶台”出洋谋生，这在全国华侨史上（除沿海边疆省市，如广东、福建、云南外）亦属罕见。据老华侨回忆，方山乡下碓的林岩杏是青田女性出国第一人（一说是1914年，一说是民国14年，具体年份难以确定）；1930年北山徐木忠的妻子去西班牙；荷兰老华侨王志南携带女婿陈宪明出国，1935年女儿王银钗也出国；阜山一位女性与情夫私奔到荷兰、德国；著名作家萧乾在比利时一青田华侨家做客时，认识了一位青田女性，据说是改嫁给这位华侨的。还有两位是美国的朱宝丹和徐兰英。仅此7位女性便透视出战争与经济萧条非但不能阻止青田人移民海外的步伐，相反，连传统教义管制下“足不出户”的女性也加盟移民大军。
  在海外的青田人并非人人都能满载而归，其中有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改变贫困的现状，有的还客死他乡。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期间，惨遭无辜伤害的青田籍劳工达170人（其中死122人，伤32人，下落不明7人，1990年实地调查后追加9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温溪镇尹山头尹作吾的侄子尹某被波兰人活埋，刘焕和在波兰华沙空袭中蒙难，德国一位青田华侨惨死在防空洞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意大利罹难的青田华侨就有21人。但青田人从没有因此而停止出国的步伐。鹤城镇的叶吾科（原籍八源），垟心的陈宗绪，小令的吴明祥、徐进权，汤垟的邓敦瑞、邱方言，港头的王岩奎，东岸的朱新恩、王秀贤，山口的林景石，章旦的郑朋秀，金田的杨碎典、应足典、杨松林等，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或此期间出国。1911年出生于青田边远山区万阜的刘迪兰，原本是名木匠，因经济窘迫，于1937年偕乡人赴新加坡经商，他积攒了2000多银圆即回乡置业，途经香港却被洗劫一空，回乡后重操旧业，无怨无悔。他是一位出过洋的人物，在当地村民的眼中他的身份似乎也比以前高贵了许多。
  （三）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
  著名战地记者邹韬奋写的《在法的青田人》通讯中曾有过这样深刻而形象的描述：“这班小贩这样做，每日提箱奔跑叫卖，只需赚得一个法郎（等于中国的两毛钱），每月收入等于中国的六元钱；倘能赚得三个法郎，每月即有十八元。这在他们本乡青田固不必想，即在今日的中国，像他们这样的人，也谈何容易！所以他们情愿受尽外人的践踏侮辱，都饮泣吞声地活着，因为他们除此以外更想不到什么活路啊！”青田县侨联1992年对全县17个侨乡镇161名老归侨进行的调查表明，青田人在国外创业时间6—15年的居多（20岁左右出国，40岁左右回国），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抛洒在异国他乡。仁庄镇八源村老归侨
  叶吾科，1924年（21岁）到日本做苦工，1929年转到法国，先后在轮船厂、砖板厂、汽车厂做苦工，1980年回国定居。他总结在国外有“五苦”：吃苦、做苦、睡苦、穿苦、受压苦。他说这种“苦”没有冻馁之忧，而且还有出头之日现在还
  享受每月1000法郎左右的养老金。鹤城，镇归侨王鹏也有相似的经历。家住鹤城镇的周德标，初中文化，1927年出国（19岁），在意大利卖玻璃珠、领带等小商品，1935年回国，随身携带
  5000银圆。1936年第二次出国，在意大利、奥地利、波兰、法国同样销售小商品，1939年回国又带回5000银圆。据周德标说，当时温州100亩地（包括柑橘园和简易房）只需3200银
  圆，出国时借来的300银圆，出去后三个月便还清了。鹤城镇的陈岩飞（原籍阜山陈宅），1900年生，1927年因家中遭遇火灾，他与弟弟成飞、伯飞遂随乡人出国，先后在日本、德国、法国谋生。岩飞不沾恶习，勤奋节俭，日积月累，先后四次回国置业，在瑞安下川买田100余亩，房屋13间，又在温州徐衙巷购买店面80多平方米、房屋220平方米。但因积劳成疾，陈岩飞于1941年回国后一病不起，次年在温州瓯海医院病逝，时年43岁，真可谓“十年番邦梦，醒来一场空”。家住鹤城镇的归侨刘焕清，1929年出国，初在法国、意大利、捷克经商，后在德国开批发货行，1935年回国，携银圆约1万，在城镇买房子两间半，次年又到波兰开橡胶工厂，雇用工人7个，装电话机7台，业务颇好，1947年回国亦带回1万多银圆。这些人在国外通过自身的努力发财致富，不仅激发了家乡人民出国谋生的，热情，也推动了周边市县人民涌向海外。青田华侨在海外创业，大凡稍有积蓄，便在国内买由置产，回国定居，富有者往往选择相对繁华而又毗邻青田的温州。据调查，青田华侨在温州购房主要集中在市中心的五马街、公园路、信河街、蝉街、朔门、西门横街、东门等地段。买田暨购房一般在市郊的西山、杨府山、梧田、白象、丽岙上河乡，娄桥、玗屿等乡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青田华侨眷属及归侨在温州的有几百户、数千人（雅林村就有8户移居温州八字桥李家村，还有3户分别在西门大街和朔门）。这批人成为温州富有的外来户，轻松地融入温州，并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对推动温州市民移民海外的热潮也起到重要作用。
  除以上原因外，在老侨乡相继出国的人群中，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这种先后互动、层层相因的关系不仅使青田的出国流不会枯竭，而且其流量越来越大，流向地域越来越广，形成了民国时期青田人移民海外的新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