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内容
第一节 第一次出国高潮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继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在武昌起义后的近40年中，经历了袁世凯窃国和“二次革命”、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剿共”和土地革命（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蒋介石发动内战和解放战争（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形势瞬息万变，政局动荡不安，兵连祸接，内忧外患，本已十分贫困的青田山区人民更是苦不堪言。
有近200年移民史的青田人民，在这民族多事之秋，为了生计，有的从军，有的从商，但更多的是秉承前人的传统，高举移民大旗，在异国他乡杀出一条生路，形成了青田华侨史上的第一次出国高潮。据县侨情调查统计，民国时期仅旅居欧洲的青田人就达1.7万人左右，当时欧洲华侨约5万，青田人就占1/3强，彰显了青田华侨在欧洲华侨史上的重要地位。
考察民国时期青田第一次出国高潮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背景
（一）民国元年，遭遇史无前例的特大洪灾
据青田县“历次水旱灾害”记载：“民国元年（1912）8月29日大水。龙风暴雨大作，山洪暴发。县城水位高23.46米（鹤城镇警戒水位13.5米），街巷，行舟。三四千户房屋淹没殆尽，14000余人仅存5000余人。9月17日连日大雨，县城水位高21.87米，全县300余户棚房一扫而光。两次共受灾16133户，756，04人；冲毁房屋75632间，损坏房屋27134间；冲毁田地19313亩，积沙52564亩。”受灾户数占全县总户数的35.98％，受灾人数占全县总人数的34.49％，冲毁与积沙田地占全县总耕地的35.98％（老侨乡受灾尤甚）。面对两次巨灾，青田人民回天乏力，陷入难以生存的境地。据记载，灾后有数千人向政府请愿，拟持护照就食邻陲，以解倒悬。1912—1914年，青田县就有1000余人出国，这是一次惊世骇俗的壮烈举动。出国自救的强烈意识，源于200余年移民文化的积淀，是青田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全国山区亦属罕见。
根据青田县档案资料记载：1917年，国民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大量劳工，赴欧洲参加战地服务。劫后余生的青田人不顾战争危险，青壮年争相报名，2000余人应招。他们把分发的一套棉衣和5块大洋看成是上天的恩赐，并且将此视为改变命运的契机。战后，大部分幸存的青田劳工定居欧洲，其中法国约1000人，其余辗转到德国、荷兰、意大利、奥地利、美国和巴西等国。下面登录青田应招华工叶元青的自述：
那是1917年年底，我刚满17岁。青田是一个贫困县，人们苦于无法谋生，正好碰上招募劳工赴法国参加欧洲战争，战争虽然危险，但大家却不愿失去一条开创前途、谋求新生活的好道路。我们这批十七八岁的青年，就一拥而上地去报了名。凡报名的，几乎全部录取。
我应召离家时正是寒冷的冬天。县里把我们召集起来，发给每人一套棉衣，5块大洋。我把大洋悉数交给家中父母。父母忧心忡忡，儿子即将远离亲人，远渡重洋到那不知究竟的国度去，而且是去参战，是向死亡挑战！我知道父母的忧心，强抑悲伤，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安慰说：“爸妈，不要担心，我们只是在后方做防卫工事，只要小心，就不会有危险。也许明年的今日我就回来了。”
1917年12月26日我们在上海登船，大家手上拿着一把温州雨伞，一个极为单薄轻便的行囊，冒着刺骨，的寒风，告别了祖国。船上生活很苦，一个多月后才到法国马赛。
在法国，我们每天修建工事。青田人吃苦耐劳，都能提前完成任务。指挥官时常竖起大拇指称赞。
日子虽然艰苦，但我们得到很多奖赏。1918年，土耳其、保加利亚、奥地利先后投降，11月德国也投降了。12月27日，法国总统召见劳工时宣布：凡参与此次战争的中国人，每人发给奖金，并由法国政府安全护送回国。若愿意留在法国，法国政府配赠房地，以供永久居住，如需就学、就业，政府无条件协助辅导。另外，总统还颁发荣誉国民证，证上注明：如有任何困难，可直接亲见总统，可免费到政府各医院就医，可享受清贫救济。成家后子女可永久享受免费教育。向政府申办任何事务，均可享受优先授（受）理权。
我们中国人，怀乡恋旧之情比较浓厚。战后大多数人要求回国。一年来的辛苦积蓄，加上最后发放的奖金，在上海换成大洋，每人都有超过百元大洋，这是同乡传言告诉我的。但我没有回去。
我留在巴黎，当时留下的好像有上千人，多数是青田人，有的开餐馆，有的摆摊子卖杂货，有的开洗衣店，有的贩卖家乡的石雕。我和堂兄弟合伙开了一间小餐馆，一人主厨，一人跑堂，生意红火，只半年光景就开始雇用工人了。一年以后，我赚了不少钱，那个堂兄弟就跟一位在身边帮忙的法国姑娘结了婚。1920年末，我回家跟青田本地姑娘结了婚，安顿好父母以后，过了农历年，带着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返回巴黎。
叶元清的自述反映了当时青田华工的基本心态：无法摆脱的贫穷比战争更可怕，战争也许还有尽头，而贫穷在当时很难走到尽头的。这批华工的经历证明了他们不仅能生存下来，而且还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二）青田石雕的普及与提高助推青田华侨的发展
民国时期，青田石雕日益普及，技艺日臻成熟，为青田人移民海外提供了有利条件。1907年，青田县创办了以学习石雕技艺为主的贫民习艺所，使石雕工艺在贫民中得以普及。1910年，改进图书石雕刻技艺局在山口成立，聘请良工传授雕刻技艺，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提高，使青田石雕品质有长足的进步。是年，青田石雕在南洋劝业会上荣获银奖。山口周芝山、雅岙金兼三等一批石雕界精英脱颖而出。1910年，周芝山独资创办手工传艺所，在传授技艺的同时，还附设方言、中文简易班，以提高习艺者的文化素质以及对艺术的理解、领悟、鉴赏和创新能力。1914年，浙江巡抚屈映光为青田翕和美术公司
题写“工精刻楮”，石雕界大受鼓舞。1915年2月20日至12月4日周芝山和金兼三的“竹林七贤”、“小屏风”等10余件石雕精品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获银奖，青田石雕名声大振。油竹雅岙的金冥斋、方山裘山的裘振珊等是著名石商，他们与
山口黄松轩在美国开石雕商店，1915—1932年是青田华侨在美国推销石雕的兴旺期。山口的黄松轩、周怀宣等设立收购“花旗货”的公司，并发行公司票，在一定范围内与国币同时流通，收购石雕装箱邮运美国。据1931年《工商半月刊》披露，当时每年销往国外的石雕约1万箱。质量一等的每箱120银圆，二等的60银圆，三等的30银圆，全年总值70万银圆。
在青田唯石雕可以登大雅之堂，一些小摆件如石雕飞禽走兽、日常用品还可成为老少皆宜的摆设和玩物，因此，贩销石雕的“图书客”（包括石雕艺人）便源源不断地从农耕劳作中游离出来，活跃在有外国人出没的沿海城市及繁华的商埠码头和景点。他们在行销过程中搜集各种信息，寻找出国时机和途径，因而有众多“图书客”蜕变为前期华侨。留学生陈里特（祖籍浙江永康，居住南京），1927—1933年在莫斯科、德国、荷兰、法国向276位青田华侨进行调查，其中原为农民的占62％（大部分是雇农和佃农），石雕艺人占11.2％，文盲占83％。由此可见，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都不可能成为他们出国的资本，唯一可以凭借的是青田石雕及青田人与命运抗争的胆略。青田已故老华侨林子才（原籍阜山，住鹤城镇）遗留一本小册子，里面有一首以青田鼓词形式写成的“十字歌”，其开头四句是：“一字青田出石岩，山口王君创利先。聪明雕巧成古董，雕成古玩进洋关。先到洋关卖青石，哄骗洋人是古岩。洋人买去当宝贝，敢（感）动后人阵出番。”这四句鼓词既是林子才于民国初期在荷兰谋生的亲身经历，也是对县人凭借石雕出国谋生的生动描绘，折射出青田这批“贩夫走卒”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他们大处落墨，
做到物尽其用，令人叹为观止。
（三）民国时期移民客观上更加自由、便捷
民国前有4000名左右的青田移民涉足19个国家，回国之后，他们在家乡滔滔不绝讲述自己在国外的亲身经历，虽然往往言过其实，哗众取宠，但在客观上确实消除了乡亲因之前封建文化宣传所形成的种种疑虑和莫名恐惧。特别是海外归来的乡亲带回诱人的“番邦银”及前所未见的洋货，更激活了县人出国谋生的念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老侨乡人民移民海外的意识更加强烈，为更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如民国初期原四都早期华侨带回的“白头自来火”（火柴，无论放什么地方一擦就会点燃）、立体画面能转动的西洋镜、小玻璃管的“薄荷烟”（吸一口令人神志清爽）都曾使乡人感到无比神奇，特别是他们的衣着从土到洋转变等，在不经意间都成为催发乡人闯荡海外的诱因。
更为重要的是交通条件的改善。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几乎与此同时，西伯利亚大铁路西段（从莫斯科至车里雅宾斯克）建成通车，这两条通洋水陆大动脉的开通不仅为青田人出国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而且增加了安全系数，因此出国者与日俱增。
据青田老归侨口述，他们护照上的姓名往往和本人真实姓名不同，如王薛芳的护照名林格东，周仲轩的护照名吉纳同，周松法的护照名陈体业等（有的华侨回国后不想再度出国，护照便弃之不要，于是青田人在上海、温州开的钱庄和栈房往往以低价收购旧护照再转卖给新出国者，故出现众多“移花接木”之事）。据文成一些老归侨反映，当时青田的杨廷杰从日本回来后在上海做包客生意，帮助出国者办理手续，并向他们介绍国外城市及人民生活风情。特别是县人在上海开设的各类钱庄和栈房成了出国者的中介机构，而设立这类机构的人往往都是曾经出过国见过世面的同乡，客观上为出国者提供了诸多方便。
由于出国日趋方便，青田人抑或遇到各种变故或出于政治原因，往往也选择出国，他们把海外视为避凶趋吉、安身立命之地。当时县人在政界、军界供职者颇多，其中将军就达百人。北伐前夕，县人夏定侯（名超），曾任浙江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很多同乡往投，旨在混口饭吃，或弄个一官半职。军阀孙传芳攻下浙江、江苏之后，当上五省联军总司令，任命夏定侯为浙江省省长。于是，夏定侯雄心勃勃，到处招兵买马，拥有2万之众，俾成劲旅。国民革命军北伐，夏定侯审时度势，易帜反正，被任命为十八军军长。后因形势复杂多变，夏定侯不得善终，其部亦逐渐解体，跟随他的同乡全部返回老家，地位一落千丈，但又不甘清贫，最终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也有因家庭突然发生变故而被迫漂泊天涯的故事：县人徐志杰，出生在农村一个殷实之家，可是与邻居发生房产纠纷，惹上一场官司，结果败诉，房产被占其父受气致死，徐志杰别无他路，在亲友的帮助下挥泪告别乡亲，漂洋过海，浪迹天涯。县，人张超然，家境贫困，小学毕业便辍学在家，刚好其舅父从国外回来，获悉超然聪敏好学，愿意供其继续上学，后毕业于丽水第十一中学（处州中学），但一时难以找到工作，其表兄嫂对其冷嘲热讽，说什么“读书读书，越读越输”，并施以脸色，张超然深感羞辱，但又万般无奈，后来在其舅父的帮助下前往法国谋生。张超然在山村可算是“秀才”，他尚且如此，足见民国时期青田人（尤其是老侨乡人民）已经把护照看成是“消灾赐福”的护身符，认为只有出国才能改变命运。
二、国际背景和青田移民的特性
民国时期，全球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引发了4年3个月的世界大战，卷入30个主权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欧洲国家因世界霸权地位的削弱而造成经济衰退、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控制的减弱。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加深，1929年终于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导致全球性工人大规模失业。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青田人却成千上万移民海外，形成第一次出国高潮。据调查，1904—1931年，方山裘山村全村123户、125人出过国，有一家兄弟7人全部出过国。其间，靠外汇建房14座，在温州、瑞安、平阳买田者16户，迁居外地3户，在国外死亡32人。青田人能逆风而行、移民海外，是因为他们具备下列明显的特征。
（一）独特的生存方式
青田移民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这个群体成员基本上是小商贩和个体劳动者，经济行为决定他们行动自如，各行其是，不依附任何组织和企业，甚至很少有财产和家室之累。他们时而穿越国境，时而跨越大洲，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目的是为了寻觅生存
的空间。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在战火燃烧的间隙中，他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胆量，拿生命作赌注，与死亡相搏击。老归侨陈祥、朱木坤、王秀元、朱廷岩、吴迪告、留佐南、郑尚立、金进岩、张清芳、叶佐青等都曾涉足5个以上国家。最多的是陈祥，他曾跨越欧、美、亚三大洲10个国家。归侨周炳才几乎踏遍南亚和西、北、中欧，周克孝则遍游西欧、苏联和北美。青田华侨这种游击式的经商模式是在200多年的实践中形成并巧妙地加以运用的，这是一种规避风险、机动灵活、行之有效的求生之道和生存方式。
（二）一往无前的精神
青田山区人民出国之前，不可能设定目标和预见将来，蕴含着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据粗略统计，在清末和民国期间，青田有数百人离家后就像断线的风筝，不知去向。雅林村80人出国就有5人下落不明，占7％（其中1位有家室，4位是单身）。还有2位去巴西者英年早逝：吴庚美，1900年生，1927年出国，1930年死于巴西，年仅30岁；吴本起，1908年生，1923年出国，1935年死于巴西，年仅27岁。这种生离死别的悲剧并没有动摇雅林人移民的决心，也没有影响青田人移民的步伐。令人惊讶的是，在外部条件如此严酷的情况下，青田竟有7位女性断然离开“灶台”出洋谋生，这在全国华侨史上（除沿海边疆省市，如广东、福建、云南外）亦属罕见。据老华侨回忆，方山乡下碓的林岩杏是青田女性出国第一人（一说是1914年，一说是民国14年，具体年份难以确定）；1930年北山徐木忠的妻子去西班牙；荷兰老华侨王志南携带女婿陈宪明出国，1935年女儿王银钗也出国；阜山一位女性与情夫私奔到荷兰、德国；著名作家萧乾在比利时一青田华侨家做客时，认识了一位青田女性，据说是改嫁给这位华侨的。还有两位是美国的朱宝丹和徐兰英。仅此7位女性便透视出战争与经济萧条非但不能阻止青田人移民海外的步伐，相反，连传统教义管制下“足不出户”的女性也加盟移民大军。
在海外的青田人并非人人都能满载而归，其中有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改变贫困的现状，有的还客死他乡。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期间，惨遭无辜伤害的青田籍劳工达170人（其中死122人，伤32人，下落不明7人，1990年实地调查后追加9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温溪镇尹山头尹作吾的侄子尹某被波兰人活埋，刘焕和在波兰华沙空袭中蒙难，德国一位青田华侨惨死在防空洞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意大利罹难的青田华侨就有21人。但青田人从没有因此而停止出国的步伐。鹤城镇的叶吾科（原籍八源），垟心的陈宗绪，小令的吴明祥、徐进权，汤垟的邓敦瑞、邱方言，港头的王岩奎，东岸的朱新恩、王秀贤，山口的林景石，章旦的郑朋秀，金田的杨碎典、应足典、杨松林等，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或此期间出国。1911年出生于青田边远山区万阜的刘迪兰，原本是名木匠，因经济窘迫，于1937年偕乡人赴新加坡经商，他积攒了2000多银圆即回乡置业，途经香港却被洗劫一空，回乡后重操旧业，无怨无悔。他是一位出过洋的人物，在当地村民的眼中他的身份似乎也比以前高贵了许多。
（三）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
著名战地记者邹韬奋写的《在法的青田人》通讯中曾有过这样深刻而形象的描述：“这班小贩这样做，每日提箱奔跑叫卖，只需赚得一个法郎（等于中国的两毛钱），每月收入等于中国的六元钱；倘能赚得三个法郎，每月即有十八元。这在他们本乡青田固不必想，即在今日的中国，像他们这样的人，也谈何容易！所以他们情愿受尽外人的践踏侮辱，都饮泣吞声地活着，因为他们除此以外更想不到什么活路啊！”青田县侨联1992年对全县17个侨乡镇161名老归侨进行的调查表明，青田人在国外创业时间6—15年的居多（20岁左右出国，40岁左右回国），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抛洒在异国他乡。仁庄镇八源村老归侨
叶吾科，1924年（21岁）到日本做苦工，1929年转到法国，先后在轮船厂、砖板厂、汽车厂做苦工，1980年回国定居。他总结在国外有“五苦”：吃苦、做苦、睡苦、穿苦、受压苦。他说这种“苦”没有冻馁之忧，而且还有出头之日现在还
享受每月1000法郎左右的养老金。鹤城，镇归侨王鹏也有相似的经历。家住鹤城镇的周德标，初中文化，1927年出国（19岁），在意大利卖玻璃珠、领带等小商品，1935年回国，随身携带
5000银圆。1936年第二次出国，在意大利、奥地利、波兰、法国同样销售小商品，1939年回国又带回5000银圆。据周德标说，当时温州100亩地（包括柑橘园和简易房）只需3200银
圆，出国时借来的300银圆，出去后三个月便还清了。鹤城镇的陈岩飞（原籍阜山陈宅），1900年生，1927年因家中遭遇火灾，他与弟弟成飞、伯飞遂随乡人出国，先后在日本、德国、法国谋生。岩飞不沾恶习，勤奋节俭，日积月累，先后四次回国置业，在瑞安下川买田100余亩，房屋13间，又在温州徐衙巷购买店面80多平方米、房屋220平方米。但因积劳成疾，陈岩飞于1941年回国后一病不起，次年在温州瓯海医院病逝，时年43岁，真可谓“十年番邦梦，醒来一场空”。家住鹤城镇的归侨刘焕清，1929年出国，初在法国、意大利、捷克经商，后在德国开批发货行，1935年回国，携银圆约1万，在城镇买房子两间半，次年又到波兰开橡胶工厂，雇用工人7个，装电话机7台，业务颇好，1947年回国亦带回1万多银圆。这些人在国外通过自身的努力发财致富，不仅激发了家乡人民出国谋生的，热情，也推动了周边市县人民涌向海外。青田华侨在海外创业，大凡稍有积蓄，便在国内买由置产，回国定居，富有者往往选择相对繁华而又毗邻青田的温州。据调查，青田华侨在温州购房主要集中在市中心的五马街、公园路、信河街、蝉街、朔门、西门横街、东门等地段。买田暨购房一般在市郊的西山、杨府山、梧田、白象、丽岙上河乡，娄桥、玗屿等乡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青田华侨眷属及归侨在温州的有几百户、数千人（雅林村就有8户移居温州八字桥李家村，还有3户分别在西门大街和朔门）。这批人成为温州富有的外来户，轻松地融入温州，并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对推动温州市民移民海外的热潮也起到重要作用。
除以上原因外，在老侨乡相继出国的人群中，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这种先后互动、层层相因的关系不仅使青田的出国流不会枯竭，而且其流量越来越大，流向地域越来越广，形成了民国时期青田人移民海外的新高潮。
第二节 移民流向
民国期间，青田华侨分布在44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欧洲的法国、俄罗斯、荷兰、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美洲的美国、巴西，亚洲的日本、新加坡、越南。侨居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着他们的谋生方式和经济生活，并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征。
欧洲是除非洲外中国华侨华人密度最低的一个洲，但却是青田华侨华人密度最高的一个洲，这是青田移民的流向不同于中国其他省份的重要特征。据有关资料记载，1911—1949年，欧洲华侨华人约为5.1万人，其中青田华侨约1.7万人（有说2万多，有说2万至3万），而且进入欧洲大陆时间较早。由此可见，欧洲是青田华侨普遍看好的宝地。
美洲的青田华侨为数不多，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巴西，其他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加拿大、秘鲁等国仅有数十或上百人。亚洲的青田华侨主要集中在日本，其他国家如新加坡、越南和缅甸等国的青田华侨为数不多。
俄罗斯（苏联）
俄罗斯是青田人从陆路前往欧洲的中转站或终点站。据1992年青田侨情普查，在俄罗斯中转或居留的青田人近3000人次。据《中国年鉴》记载，县人最早到达俄国时间是1700年前后。青田人在西伯利亚铁路开通前到达莫斯科，然后转去欧洲其他地区，其中艰难险阻后人无法想象。
清道光晚期及咸丰年间，章旦留庆云到俄国彼得堡、明斯克等城市贩销青田石刻，后转为矿工，这是有稽可查的青田赴俄第一人。清光绪四年（1878）方山裘山季富典携石雕赴俄国经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县人季美楷卖田6担（石），凑银出国，携两书笼石雕，与两位同乡历尽磨难到达莫斯科。1，916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后，俄英两国办理铁路联运，并在媒体上刊登广告，言明“由东方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赴英国，一路甚为趣味，由此北路赴英国颇便宜，由东方至莫斯科，毋（无）须呈验护照，如在旅顺无验疫耽搁，二十五日内可到伦敦矣”，以此招徕顾客。由于价格便宜，青田人往往选择这条路线前往欧洲。
民国元年（1912）阜山乡前王村老书记员王奉喈赴俄，因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被中国驻俄使馆聘为秘书。他，从使馆得悉，俄国黑帮以“背死狗”的凶残手段杀人劫物，他的同村王奎烈就是被害人之一（“背死狗”就是在黑夜僻静处，用绳子突然套在目标人的脖子上，背其到隐蔽处，搜去全部钱物）。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社会动荡，治安极糟，青田华侨不时受人身伤害和生命威胁。
在旅俄华侨中，孙言川在当时是一位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孙言川，1880年左右出生，祖籍仁庄镇孙山村。出国前曾受过良好教育，约清末民初赴俄国经商，受俄国大革命熏陶，投身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1917年4月，为保护侨胞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中华旅俄联合会（1918年底改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在彼得格勒成立。他担任旅俄华工联合会干事（共有干事15名）和中文秘书，负责编辑《旅俄华工大同报》。1918—1920年，该报共出版50期，每期3000份（苏联外交部档案馆仅存第27期）。苏联外交部将此报转送军事部门分发给在俄红军中的中国士兵阅读。
每逢周日，孙言川必到兵工厂宣讲革命道理。据说，他曾与列宁同桌用餐。1917年俄国大革命期间，孙言川为保护旅俄华工的合法权益及人身安全，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促成大批侨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安全返国。因为战乱饥荒，旅俄华工处境十分艰难，无法谋生，到处流浪，甚至出现冻饿死亡尸抛荒野的。孙言川一方面引导华工投入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一方面又要顾及华工生活和安全，以免其受战乱之苦。一次，青田籍和天门籍200多名华侨遭到迫害，他奔走呼号，设法营救，使他们免于冻饿和流离的厄运。当获悉9位青田同胞无故遭杀害时，他挺身而出，与俄国政府交涉，终于查清凶手并处以极刑，伸张了正义，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青田华侨杨廷丰从日本进口价值4万卢布的货物，莫斯科海关以禁入品为由无理扣压达半年之久。孙言川应杨氏请求前往交涉，据理力争，终于物归原主。1918年6月18—24日代表10万华工的全俄第三次华工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和孙中山被聘为名誉主席，孙言川，被选为大会秘书。大会期间，建立了由12人组成的俄共所属团体，被大会授权与俄共建立联系。1921年，孙言川奉命回国，行前列宁曾嘱咐他回国后发动革命。令人惋惜的是，返乡途经杭州时孙言川因病去世。孙言川是青田早期华侨中的革命先驱。
青田早期华侨陈元丰的弟弟陈协丰，油竹人，在1904年中国最后一期科举考试中考中秀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莫斯科经商，曾任旅俄华工联合会干事，20世纪20年代初转赴日本务工。
蒋阿成，山口黄坑底村人，1915年赴俄罗斯贩卖青田石，后转为劳工，与俄罗斯姑娘罗曼谢结为伉俪，在俄生活19年。1934年，蒋阿成带着妻子罗曼谢、6岁长女依兰和4岁次女卡连（春娇）回到故乡山口黄坑底。
郑秾，罗溪人，1917年应召赴法当华工。1922年因胞兄在苏联之故与工友一起赴苏联，和苏联东方大学留学生、中共党员谢文锦（永嘉人）来往密切，并接受革命思想，曾当过克里姆林宫近卫军战士。1925年回乡结婚，1927年又赴苏联经商。1928年与山东10多位同乡回国。1930年在阜山参加红军第十三军。1932年在兰溪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任师长。1933年在龙游因叛徒出卖，英勇就义，年仅40岁。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部分青田人加入了当地工会，与苏联工人一样，在食堂用餐，由工厂安排住宿，生活比较艰苦。青田旅俄华侨陈元丰，已经是第三次出国，蜗居在一间半露地面的地下室里，用昏暗的煤油灯照明。同乡林建勋居三层楼底层，多人共处一室，拥挤不堪。因难以负担昂贵的房租，当时华侨能租住于旅馆或地面之上楼房者甚少。青田人除少数参与国营企业工作外，大多数是商贩。20世纪20年代，具备雄厚资金的青田坐商仅3家，他们将商品直接批发给当地居民，有人称这种商人为坐店老板。另一类是批发商，多数是从流动商贩起家，以青田、温州人为主，他们穿梭于当地商贩与华侨流动商贩之间。当时苏联物资紧缺，青田批发商往往从侨居德国、法国、意大利青田人开的批发货行进货，德国的刘焕清、法国的陈龙祥是主要供货商。批发商根据流动商贩或商店的订单，一边进口一边转手，既无商品积压的风险，又无资金周转之虞。青田人往往经营小额批发，讲究信，用，为人称道。以勤劳著称的青田华侨除经商外，还有一部分从事手工劳作。例如青田华侨潘促衡就在莫斯科开设一家加工机制面粉的作坊，也有人开设皮革作坊。他们通过艰辛的劳动以换取微薄的收入。中国留法学生陈里特，1927年到莫斯科，曾经走访过青田人林建勋生产皮革的作坊。其设备十分简陋，室内一张工作台，台面上堆放着原料，只负责裁剪，缝纫和配锁扣等工序另有其他作坊负责。他们上午在家制作，下午到市场出售成品。1924年以前，原料取之于本地，成本低，获利颇丰。1926年后，随着苏联加强计划经济管理，当地手工业联合会劝导华工加入工会，一切皮革原料由工会统一供应，销售也纳入官方渠道，禁止私人自由买卖，收入比私人经营时期大为减少，因而不少青田人凭着以往的经验和过人的胆略离开苏联到其他国家经商。1935年，苏联皮革业开始复苏，部分青田人又重回莫斯科，但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真正在苏联发迹者寥寥无几。
1927年国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清党”运动祸及苏联华侨，受牵连达数千人。1928年，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监察委员王振雄在青田旅欧华侨中有一定影响，回国时途经莫斯科，秘密召集部分青田同乡开会，公然宣传反动主张，事情败露后许多青田人被牵连入狱。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发生，苏联当局对华人监视更严，有的华人甚至被没收财产，被驱逐出境者也不在少数。此时大批侨民辗转到欧洲其他国家，雅林吴旭寅等一批华侨沿西伯利亚铁路回国另谋生路。
据1991年县侨情普查，民国时期到俄国（苏联）经商务工的青田华侨最多达3000人次。由于政局动荡和社会治安混乱，加上受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影响，青田人逐渐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滞留苏联者寥寥无几。
法国
法国位于欧洲西部，是西欧大陆华人居住最多的国家。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殖民地大于本土20倍，仅次于英国，是欧洲经济强国。青田人最早到法国的时间为1821年，但大多数是在民国初期及其后才流向法国。
叶廷芳，又名秀甫，生于1889年，从小学习雕刻，刚满20岁就带着青田石和雕刻刀，从东北边陲满洲里出国，横跨西伯利亚，沿途边卖边走，并时而演示雕刻技艺，历经两年艰苦跋涉，1911年到达法国巴黎，定居里昂火车站附近。经过数十年艰苦拼搏，20世纪30年代在莫隆街开设商店，经营皮挂件、瓷器、领带以及石雕小玩意，并兼营批发市场。
1917年冬，2000名青田应招华工，在法国担负清除道路、修筑工事营房、制造枪弹、掩埋尸体、扫除地雷等繁重危险的苦差，由于表现出色，战后约有1000人定居法国，受到法国政府的庇护。由于这批人的引领和提携，县人纷至沓来，并形成青田人的特色社区。
1949年以前，在法国的青田华侨最多达3900余人，法国是该时期县人旅居海外人数最多的国家。巴黎的青田人已成为旅法中国人的代称。
巴黎12区里昂车站附近有两个狭小的华侨社区（其实是巴黎两条街巷），一条叫“白玉洛，”另一条叫“拉奇诺”，皆是由东向西、路面狭窄的石头街巷。白玉洛是一条死巷，内仅20多个门牌号码；拉奇诺双向畅通，比白玉洛长。一条长约20米的小巷连接白玉洛和拉奇诺，形成了青田人的生活小区。小巷狭窄，终日不见阳光，两巷东侧则是著名的查隆街，终日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初抵巴黎的青田人，只要能生硬地模仿巴黎里昂语发音“拉格底里昂”，便可找到这里。
白玉洛和拉奇诺这两条小巷也是青田旅法商人和劳工们经商会友、娱乐消遣的场所。小商贩从这里购进各种商品，然后三五成群，带上交通图，以老带新，奔赴各地兜售，货物告罄，又回到小巷，斗转星移，日复一日。若行程较远，可告知货行代为发货，统一结算，并委托业主把钱汇到家中，以养家糊口诚信成为青田人经商和做人的准则。他们栉风沐雨，终日劳累，为寻找精神慰藉，往往在，法定节假日会聚于此，或会餐，或打麻将推牌九，以消除疲劳和排遣思乡之苦。
当时，上海有专航马赛的轮船，方山岩下庄陈体志在马赛开设客栈和水手馆，代理轮船公司雇用华人，在码头为青田同乡代办入境手续，代为安排前往目的地，青田同乡受益匪浅。1930年1月8日阜山陈彬等22名同船青田人乘坐法兰西邮船到达法国马赛，均是陈体志接待安排（同船，同乡22人，足见青田移民规模及其气势）。轮船靠岸后不久，这两条小巷立即热闹起来。但这里仅是中转站，大家相聚时间不长，有的由亲友或同乡领走，有的转赴他国，不久热闹气氛尽失，如此循环往复。
在青田人旅欧的历史上，里昂车站是青田人的生活区和中转站。据1893年赴法的青田老华侨陈元丰回忆，当时浙南曾有三人赴法国皆在此落脚，后来县人林南勋（后到德国）、杨明轩（后到瑞典）、王震南（后到荷兰）、林南甫（后到伦敦）等皆以此为中转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社区声名远播，一些不满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旅苏青田华侨也往往转道于此。据旅法老华侨回忆，20世纪20年代旅法的有原三都的高悟勋、陈方廷、陈方清，油竹的朱青兰、朱体坤，城镇的叶赖溪、陈楚本、刘仕中，章旦的罗周美，阜山的章云岩，仁宫的夏俊清，半坑的麻木清等，青田乡亲习惯以“法兰西客”作为旅法华侨的统称。至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轮船开始航行于意中之间，移民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的青田人才不须经此中转。
著名记者邹韬奋（1933—1935年，政治流亡于海外），在《萍踪寄语》中曾介绍青田华侨在法国的情况：“巴黎里昂火车站附近，便是他们丛集之地。他们往往合租一个大房间，中间摆一张小桌子，地板上全铺着地铺，穷苦和龌龊是与他们结下不解之缘的好朋友。这班苦人儿生活低下，衣服褴褛不足怪，于是这些地方的法国人避之如蝎，结果形成了法国的‘唐人街’。青田人最初在法国埠头道旁摆摊，因不懂法语，只能以指头表示石雕价格，往往得到高于10倍的价格，于是发了小财，由此吸引了大批青田同乡赴欧，最多时有近2万人，足迹遍布全欧，单巴黎就有2000多人。”
12区的里昂车站不仅具有中转站的功能，也是旅法华侨商品批发的大本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青田较有名气的批发商有叶秀甫、陈龙耀、陈龙祥、杨道琏、金玉山等，他们是民国初期旅法的青田人，主要从事批发当地的小百货、日本瓷器和罗马尼亚的珠子等。另外，叶元清、陈绍初、麻廷申、吴端孝、徐德兴等是1917年赴法参战的华工，陈绍初还曾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勋章。他们利用获得的报酬及奖金，有的做起小生意，有的到工厂做工，也有的经营中国餐馆。20世纪20年代初，青田林茂勋以流动商贩积累之资金，在拉奇诺巷13号开设了“茂勋号”批发商行（兼营中国药材、南货），林洪冠在白玉洛巷21号开设饭店（不久出让给刘省三继续营业）。20年代中期，张旭明在拉奇诺巷11号开设“旭明号”商行，叶长清在白玉洛巷4号开设“长清号”商行，吴振兴在白玉洛巷19号开设“振兴号”商行。后，陈松玖在白玉洛巷4号开设“松玖号”商行，陈杰勋在白玉洛巷8号开设“杰勋号”商行，徐康衡在白玉洛巷2号开设“康衡号”商行等共13家批发商行，其中除“康衡号”所有人为永嘉人外，其余清一色为青田人。这里成为当时青田旅法华侨的商贸区，青田人几乎垄断了当时巴黎华侨小商贩批发业务。
随着青田人在法国事业的顺利发展以及在国内影响的逐渐扩大，20世纪30年代到巴黎的青田人骤增。据当代健在的法国老华侨回忆：当时在巴黎的青田人有，油竹的金成斋、金映光、林松岩，城镇的厉言、周高原，章旦的罗周美，仁宫的林伯香、夏岳山、夏岳礼、夏成溪、夏悟训、夏岳林、夏岳池、夏岳呈、夏岳虎、夏凤耀、夏伯容、林金贵、夏吴先、周模，山口的周明岩、林岩权，阜山的金如兴、周宝兴、周营洛、周禄、邱祝勋五兄弟，原四都的吴耀进，湖边的吴送后、叶作仁，南岸的留德轩，方山的赵观波、裘卫池，油竹半坑的麻洪光、麻文鹏，阜山的严步远，圩仁的詹岳昌，阜山原夏家地的赖叶溪等。他们中大多是行商小贩，有的成为坐商。如仁宫的夏岳山开设旅店，山口周明岩、原四都吴耀进开饭店，山口林岩权开赌家。此时青田批发商经营的货物也更为丰富，从原来经营中药材、中国南货及旧戏装行头为主，转为销售法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小百货及日常生活用品，如日本瓷器（当时中国瓷器质量比日本好，但价格比日本低，因此有时以中国瓷器冒充日本瓷器销售）、木镰，罗马尼亚的珠子等。后因战乱货源中断，遂改卖法国商品如橡皮围裙、领带、皮包、皮夹之类的日用品。
伴随原始资本的积累，批发商陈龙祥和张旭明开始雇用一名店员，伙食由店主负责，月薪1000法郎，粗具坐店的经营模式。特别是山口下陈的陈龙祥，他是一个令人敬仰的仁义之商，人称“大善人”其善行在法国华侨中广为传颂。凡在他批发行进货的侨
商，若经济拮据，他一概允许赊账，而且对无法偿还者也从不追索。他返国后，留有几本厚厚的账册，其中写着无数欠账者的名字。1967年，陈龙祥在故乡逝世。据陈龙祥的次子回忆，20世纪70年代，一位贩卖鸭苗（雏鸭）的永嘉菇溪客商经过山口下陈，谈起陈龙祥，竖起大拇指说：“陈先生是个大好人，他的宽容和仁义之举连我们永嘉人都有传闻。”作为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人，有如此口碑，实属难得。
山口林茂勋经营中药材，将国内传统的中药铺经营方式移用于法国，并聘请了中医坐堂，施治用药十分规范。华侨对中医青睐的程度远远超过西医，而且因语言障碍看西医颇费周折，所以茂勋号药铺门庭若市，生意十分红火。
章旦罗坑的罗周美，为了生计，1926年旅居法国巴黎经商。他虽不富裕，但助人为乐，舍己为人，在同乡中口碑甚佳。
鹤城镇王正典，1927年出国，在西班牙经商3年，1930年转赴法国巴黎郊区阴堂纤维厂工作，当时在该厂做工的青田同乡有七八十人。在法的青田人除经商之外，有一批务工者在不同的行业从事艰辛的劳作。青田旅法侨胞紫萍曾写过一篇约400字的短文：“早曾听说，巴黎西郊歌梅驿（Cormailles）有华工墓。逢万圣节时，总有人献上一束纯净的鲜花……1995年初，在拉特丰斯参观‘中国移民在法百年回顾图片展览’读到一个史料，20世纪20年代有近千名华工受雇于歌梅驿Lambert水泥厂，华工大部分，来自浙江省的青田县。曾有歌梅驿华工联谊会组织，成立于1935年11月13日，1938年解散。据在歌梅驿住过的老华侨张卓芳介绍，他大舅赖叶溪（阜山乡原夏家地人），1929年到法国，在Lambert水泥厂做工多年，一次上山开矿发生塌方事故，被压在矿石中险些丧命。同在该厂做工的青田同乡有700多人，其中不少死后埋葬在厂房附近的山上。水泥厂老板跟中国劳工有深厚感情，去世之前嘱咐子孙，说中国人勤劳善良为工厂建设立
下汗马功劳，我们不可忘记他，们，逢万圣节应该上墓地献上鲜花……”据查有60多名工人在这里去世，其中埋葬在当地墓园的有阜山的陈垟芳、潘握建、王奉兄，麻坑的陈敬斋（姓名可能有误）等。水泥厂工作艰苦，华工们赤着脚在原野上奔跑，蓬头垢面，与中国山野村夫无异。特别是在矿山作业时有生命危险，饮食、住宿条件也极差，而且月工资不足100法郎，但工作稳定、工资按月发放，并有养老保险，故往投者甚多。汤垟归侨林志行在该厂做工直到退休，其退休金每月有550法郎。
1929年，仁庄镇八源村叶吾科曾在法国轮船厂、汽车厂和砖板厂做工，据他反映各厂都有青田同乡，大家干的是最重、最苦、最脏的活，拿的是最低的工资。
1933年《海外月刊》第八期刊载留法学生陈里特《欧洲华侨生活》一文，文章说：1932年在巴黎西郊碧映古雷诺汽车制造厂和布罗尼飞机制造厂约有200名华工，他们在法国时间较长，工资相对较高；在巴黎西郊阿让丁人造丝厂近100人，工资相对较低，而且容易伤害眼睛；古洛梅砖瓦厂近100人，其中浙南人占一定比例（这里提及的浙南人主要是青田人），他们工资更少。1932年经济危机时，法国政府取缔华侨行商，并先后逮捕400余人，许多人的营业执照和居留证被没收，导致1000多名浙南行商返国，另外一些转往其他国家另谋生路，其中青田人占少数（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招募的华工受到庇护）。
1936年，出生在鹤城镇的厉言，由章旦罗坑的表兄罗周美携带到法国巴黎，时年23岁。初到巴黎，他一边在餐馆打工，一边进夜校学习法语，仅两年时间，便初通法文，能说会写。1939年进法国工厂，做锤工和锻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多数华侨选择回国，其中有罗周美及两个伯父，厉言仍然留在工厂。德国攻占巴黎时，厉言和其他工人一起退到法管区，在军工厂做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厉言返回祖国，翌年内战爆发，无奈重返法国。他一生平中见奇，诚恳待人，与人为善，热爱侨团工作，在侨界威望极高。
当时中国民穷国弱，国际地位低下，华侨处于被凌辱的境地。在法国，中国小商贩不许在城市设摊售货，不许在繁华街市提篮叫卖，只好到偏僻乡村去兜售。他们身上还有很多落后和不文明的风俗习惯，因此常常受到嘲弄，甚至被拳脚相加。据浙江华侨协进会调查，1931年2—10月，浙南华商遭殴打事件达538次之多。
1930年在巴黎，青田华侨张某拎一只装有瓷器的手提包进入一家咖啡馆。他将商品一件件摆放在桌上展示销售，很多法国人围上来品评瓷器，因语言不通，只能以手势示意。售后盘点时，发现少了两只花瓶，张某心中颇为焦急，而围观者笑而不语，他压抑不住怒火，与众人发生争吵，被店老板赶出店堂。张某找警察评理，警察非但不同情，反而将他推搡到警察局，并以破坏社会秩序罪处置。
旅法青田人陈某，一天因生意收入不菲，约友人在酒吧喝酒，返回宿舍途中，带着几分酒意高声谈论当天售货业绩，突然从高楼上泼下一盆冷水。陈某与朋友全身淋湿，他怒不可遏，欲破口大骂，被友人制止。回到住处，他怒气未消，经朋友再三解释，说明深夜不准高声喧哗，以免影响别人休息睡眠，才恍然大悟，原来外国有这么多的规矩。
早期旅法青田人往往留着辫子，身穿长袍，腰系布带，穿着青布鞋子，有的赴法后戴上呢帽，这种中西结合的装束当然不合法国时宜，往往引来洋人围观，甚至有些小孩跟随其后投掷小石子起哄。青田华侨任润兰在清光绪年间赴法，入乡随俗，穿西装皮鞋，但辫子始终留着，常招来烦恼，因为在中国剪去辫子的人是要被杀头的，因此他一直细心保护这个“命根子”直至辛亥革命后新来的亲友告知清政府已被推翻，成立了中华民国，任润兰才如释重负连，忙剪去辫子。为了改善住宿条件，任润兰与青田同乡陈调元等在古洛梅车站对面的空地上，请同乡瓦工木匠和青壮年工人，集资营建约3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用以接待同乡，提供生活便利，在当时实属不易之举。
青田劳工及小商贩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工作比当地人辛苦，工资却低得多，他们要求平等、追求光明和安定幸福生活的愿望十分强烈。第一次中国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1922年派浙江■县人王京岐到法国巴黎筹建国民党总支部。王京岐抵法，以周恩来为首的旅欧共产党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主动与他联络。1923年3月10日，中共旅欧组织举行会议，研究其成员加入国民党，在法国首次实现国共合作。4月，与王京岐进一步协商。6月16日，周恩来等人与王京岐达成协议，决定旅欧青年团80余人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王京岐归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部长职务，负责全面工作。1924年，王京岐返回巴黎，将法、比、德三个支部联合组成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统一领导旅欧华人的国民革命运动。在白玉洛和拉奇诺小区还建立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里昂车站支部，成员大部分为青田籍务工者及小商贩（批发商无意于此）。支部设在白玉洛巷21号刘省三开设的省三饭店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形势突变，里昂车站支部终止了活动。是年，青田旅英国华侨林南圃经巴黎回伦敦时，对留学生陈里特说：“这两条巷子是我们同乡的总根子，都要过一过的。”说明里昂车站是当时青田华侨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旅法青田侨胞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全欧抗日联合会开展抗日募捐，旅法青田人十分踊跃。1938年1月1日至1939年7月，旅法华侨总共捐献118016法郎。侨胞陈则敬看了《保卫上海四行仓库》抗日纪录片后，扼腕长叹，遂从中国驻法领事馆领取一本100页的抗日救国捐款单据，自己率先捐献，没几天就凑足100人，计数千法郎，分3次送交领事馆。而后，他又多次参加抗日献金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与童启迪（温州市人，陈则敬的好友）等8人发起，向巴黎12区青田、温州侨胞集居区开展劝募，计180多人捐献。其中，陈则敬和另两位青田侨胞单金甫、叶金普捐款数额最大，每人50银圆，陈则敬排名第一。其时，陈则敬已与法籍女子施莫尔结婚，并有两个襁褓中的男孩，他还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参加了捐献（这次大规模捐献的名单刊登在1939年7月21日巴黎出版的《祖国抗日情报》第629期）。青田吴绍进等人捐600法郎，青田鹤城镇侨胞王鹏捐赠400法郎。集居在里昂车站区和古洛梅驿区的青田华侨，在1938年前10个月中，共捐献41157法郎，占旅法青田侨胞捐款总数的35％。归侨陈召南反映，捐献最积极的是青田四都人。不少青田华侨出于民族义愤，不计私利，抵制并烧毁日货。在法共产党员金映光（详见附录二）、林德光（山口人）、金直夫（油竹雅岙人）、白洪斋（油竹叶山人）、黄里（章旦项元人）于1938年1月返国，奔赴抗日第一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田侨胞高尚的民族气节令人感佩。
据调，查所得，青田人移民法国有130余年的历史，人数3000左右（不包括在法国中转的人数），因此，法国成为20世纪前半期青田华侨最多、最具活力的国家，可以说是青田旅欧华侨的桥头堡和大本营。
荷兰
荷兰是西欧一个低洼之国，全国38％的土地低于海平面，1/4国土是筑堤填海而成。荷兰人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没有创造荷兰，是荷兰人自己创造了荷兰。”1822年，青田人就踏上了这块荷兰人创造的神奇土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仁庄镇南木宕村留甘木从英国辗转到荷兰，贩销青田石雕，他是最早踏上荷兰土地的中国人之一。到了20世纪初，县人从海路或陆路赴荷兰经商者日益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参加战地服务的青田华工中的一部分也转到荷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荷兰是海上贸易强国，商船经常往返于欧亚各国，船上需要大批劳工，吃苦耐劳的青田人往往成为船主招揽的对象。仁庄镇黄山村的王志南，1914年偕同乡到法国经商，1918年转到荷兰。初从事挈卖，由于他聪敏和活动能力强，被聘为英国蓝烟囱公司华人代理。该公司拥有32艘货轮，海员400余人。之后，与广东客家人简谭合伙在阿姆斯特丹开设五号水手馆，该馆可容纳100多人，负责海员住宿和介绍安排海员工作。当时公司雇用中国东南沿海的劳工，充当廉价的船上清洁工和烧火工（当时青田人称锅炉工为烧火工）。雅林村的吴俊起、董上明、董上礼、董上楷，黄山村的王炳权，应庄垟村的陈岩火，小令村的留德元，南木宕村的留佐南等数十名乡亲先后往投，充当该公司船工，王志南获利甚丰（30年代初，如果能招来35个锅炉工，招募者能收取2460荷兰盾的酬金）。1932年，王志南在荷兰海牙增开益同酒楼，顾客盈门，遂成为20世纪20—30年代荷兰中餐业的领军人物和青田华侨中的首富。王志南聪敏好学，广交朋友，并粗通英文、荷文，系华人社会知名人物，也是抗日救国和反法西斯斗争的爱国侨领。1942年，德军占领荷兰，他秘密护送地下工作者出境，不幸被捕。被关押一年多，后一病不起，享年60岁。王志南是性情中人，为同乡在荷兰择业提供过诸多帮助。
身为弱国子民，在异国谋生，顺境极少，逆境居多，一旦陷入困境，便无力自拔，苦不堪言。林子才，鹤城镇人，初中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携石刻赴荷兰经商，后因战乱，货源不继，与许多乡亲一道陷入困境，生活维艰，欲归不能。回国后，遗留了一本小册子，姑且称之为《旅欧杂记》。小册子中用毛笔具体记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旅荷侨民写给中国驻荷兰、德国、意大利大使馆的求救书函，言词悲切，声泪俱下，其情可悯。同时，林子才还以诗歌或青田鼓词形式抒发了“困守番邦”的悲苦和有家难归无可奈何的心境。下面摘录几则，以资印证。
居番邦经商无味诗
（以青田方言押韵）
居番数载任蹉跎，未得文银抱愧多。作贾洋邦长太息，远离故土叹奔波。时逢戎马悲此日，困守仓惶可奈何。意欲飞临识荆面，欠人资本难回华。
致荷使馆书
宪尊大鉴：
执照赐下，均已妥收，照费款目理当从章。目下商等货银两困饥寒交迫，一无生路。欲求食以街头，不愿败宗邦国耻；欲挺身于落水，又不愿污尊，宪大名。宪云无力救援，商等定一死而无生。宪之欲民生乎？欲民死乎？请生死二字详细教下商等，愿遵君命。若不欲民死而欲民生，请告借金30包与商等，以作日下食用之需……戴德无穷。
敬请尊安
旅和（荷）侨民
驻荷兰使馆复侨民书
来函收悉。商民为战争所累，流落异域，诚堪怜悯。但惟使馆力所能及，所请无不见许。昨已发电北京，请拨款项，以办接济资遣等事，迄今尚未奉复。来信所请一节，须待款到方能酌办。现以个人名义筹措荷币10枚，交邮寄上，此系勉力设法，查收备用可也。
此复
驻荷使馆
驻德使馆复青田侨民书
据禀已悉。邱财青被囚，经由使馆电令该地军官释放，据该军官复电及邱财青来禀彼情，念暂留囚营，盖恐释放后回国则无川资，留此则无需盘费耳。
此批
驻德使馆
12月28日
林子才在“杂记”中有关青田侨民写给中国驻外使馆的数十篇求援书函以及用青田鼓词形式写成的“十字歌”和感叹羁旅之苦的诗歌，真是字字血声声泪，道出了青田早期侨胞在海外谋生的艰难以及因战争而带来的厄运。
旅居荷兰的青田人形成两个聚居区：阿姆斯特丹（华侨简称“阿埠”）唐人街和鹿特丹（青田华侨称“鹿塘”）唐人街。为了彼此照应，患难与共，集居成为青田早期华侨传统的生活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荷兰青田人大都以小商贩和水手为业，收入微薄。在轮船公司的海员，大多从事推煤烧火的苦力，这是火轮上最辛苦的工作，工作环境温度往往高于40摄氏度，而收入少得令人难以置信：1920年，华人烧火工月薪80—100荷兰盾，在经济萧条的1930年减至50—60荷盾。当然，当时也有少数青田人在荷兰开设客栈、饭店及各种不同规模的商店。阿埠的五号水手馆（业主王志南）、陈记杂货店（业主陈特轩）、华胜公司（业主陈彬）、金龙酒店（业主金梦仙）、益同酒楼（业主王志南）等。在这些企业中从业的人员几乎全是青田同乡，这种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形成的企业，是早期青田人在异国他乡立足生存与谋求发展的牢固基础。
1930年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青田旅荷华侨和许多华人海员深受其害，一批企业雇员纷纷失业。他们收入本已微薄，囊中羞涩，生活无着，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度日。当时荷兰政府无法顾及移民，荷兰华侨社会遂发动同乡互助，共赴患难。在荷兰有一位被称为“中国通”的神父Dals，深知中国人自救意识和能力甚强，只要资助小额资金便可以设法生存。其时荷兰唐人街曾有中国花生糖出售，价廉物美，很合荷兰人口味，于是神父Dals通过媒体等渠道呼吁中国侨民不妨一试，并请人制作长10厘米、宽5厘米、厚0.5厘米的花生糖，用透明胶纸包装，共30大箱，于1931年秋在鹿特丹唐人街择30位失业工人（其中大部分是青田籍），每人发放一箱。箱外贴有价目及“花生糖美味可口”等推销广告，并亲自率领他们由唐人街码头乘渡轮至市中心，每人进入指定岗位，布成销售网络。Dals神父事先在当地新闻媒体上介绍华人失业者陷入困境的状况，呼吁市民踊跃购买。
神父的呼吁就是神的召唤，市民们争相购买，效果出人意料，竟使华侨的处境得以改善。其实，花生糖不仅迎合荷兰人口味，也是浙南一带民众的传统食品，许多华侨都熟悉制作流程，用5公斤白糖，1升醋和25公斤花生（大约6.60荷兰盾），可以制作300块花生糖，以每块5分钱出售。制作与销售队伍日益扩大，使不少侨胞奇迹般地渡过了难关。低投入高收益的花生糖事业还吸引了其他行业的小商贩加盟，品种日益增多，工艺日渐精良不久其行业规模便凌驾于水手馆之上，为荷兰华侨史增添浓重的一笔。
青田人林松琦，在荷兰华侨界算是个名人。他20世纪初离开家乡，到一艘大轮船上当海员，挣钱养家，几乎走遍世界各地。20年代末到过巴黎，不久定居荷兰。1930年，他开始在海牙王子运河岸边的市场上贩卖领带等商品。1932年2月24日，他与荷兰女子阿德莲·德布尔结婚，婚后为了维持生计，与因经济危机而失业的兄弟和妹夫一起贩卖过花生糖。30年代中期，林松琦与同乡刘传卿一起着手贩卖荷兰传统点心——小松饼。他们购买了一辆汽车，在汽车里装了炉灶，烧烤松软的小松饼。汽车穿梭于海牙的大街小巷。因价格公道，深受街头年轻人的欢迎。
此外，青田人郑子祥在荷兰侨界也小有名气。他出生于1910年，20世纪30年代初到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为花生糖小贩，后转营餐馆。1936年与荷兰女子约翰娜·范莱斯伯根结婚，育有7个子女。虽然没有机会回过故乡，但坚持给国内家人汇款，即使母亲去世后也一样。大女儿郑锡明（生于1941年）认为父亲“表现了自己是真正的华人：与祖国的纽带不能切断”。1967年，郑子祥57岁时便离开了人世，大批同胞参加了他在荷兰的葬礼。从德国赶来的妹夫甚至在棺材前低声与死者“说”了十几分钟的话，令在场者十分感动。葬礼后人们乘车离去，由于人群和汽车组成的队伍太长，竟需要警察到场引导、护送。
据1932年阿姆斯特丹侨务委员会顾问王震南、鹿特丹海员工会负责人及荷属东印度土生华侨在荷兰的留学生组织中华会所等提供的1927—1933年华人调查材料，华人在荷兰开设饭店、杂货店、旅馆及商贸业共84家，其中花生糖公司22家，约占26％，可见当时花生糖在华人商务中所占的比重。
与此同时，许多在荷青田人在逆境中奋起，纷纷在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创办了多种类型的企业，不仅为自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协助侨胞渡过难关、战胜经济危机作出了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荷兰的青田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爱国风貌。1937年七七事变后，鹿特丹华侨会馆邀请荷兰各侨领举行以支援祖国抗日为议题的恳谈会，与会者有国民政府驻荷公使、领事及各地华侨代表，决定成立荷兰华侨抗日救国会，并在海牙等四城市设立分会。海牙分会创办了《海牙救国报》（后为《抗战要讯》），内容分时评、战讯、华侨动态等，青田华侨陈特轩任编辑，青田华侨陈彬任阿埠分会会长。1940年5月德军占领荷兰，因德、日是同盟国，反日言论与行动被禁止，迫于无奈，中国驻荷公使金问泗提议将抗日救国会改名为华侨互助会，推选张振英、陈彬等负责，继续宣传抗日。
1943年，顾问律师施锡仰被捕，陈特轩、张振英被扣为人质，逼迫陈彬归案，后幸获释，但互助会被勒令停止活动。1937—1945年，方山奎岩庄华侨陈进明在荷属西印度乔利梳古拉梳埠当海员，就地参加抗日救国会，先后捐献荷兰盾534.5元（捐款收据87张，存放于青田华侨历史陈列馆）。青田县有一批旅荷小商贩如陈立松、傅朝斋等忍受饥饿，把积蓄的钱凑起来寄回祖国支持抗日。在荷兰境内的青田华侨抗日捐资活动长达8年之久。
《抗战要讯》周刊主编陈特轩，阜山人，高小毕业，善书法，1933年由德国来荷兰海牙，住亨德里亲王街124号，经营小客栈和杂货店，激于民族大义，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他克服印刷设备条件及经费等种种困难，亲自抄写刻印，先后共刊印《抗战要讯》93期，每期5000余字。天台某留学生任编辑，协同办刊。1986年，荷兰中文电视台邱玲珍女士在莱登大学汉学院图书馆发现《抗战要讯》尚存60期，是华侨抗日救国的珍贵史料，内有报道“鹿特丹双十节纪念大会”（1938年10月30日第32期）、“阿埠海牙举行捐款运动”（1938年11月18日第34期）、“沿街捐款”（1938年11月21日第36期）、“寒衣运动”（1939年1月31日第45期）、“欢迎女童军杨惠敏女士”（1939年2月27日第48期）、“国民抗敌公约”（1939年5月1日第2卷第6期）等内容。
杨慧敏是上海青年女童子军一员。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谢晋元坚守四行仓库与日寇浴血奋战，四行仓库的屋顶国旗被炸毁，杨慧敏冒着枪林弹雨送旗至阵地，使国旗继续高高飘扬，军威大振，她的英勇之举受国人称道。1939年杨慧敏奉命出席世界童子军大会，抵达荷兰鹿特丹时，前往瞻仰女英雄的侨胞人数众多。原拟在华侨会馆开欢迎大会，但因盛况空前，到场人数之多出人意料，只得在唐人街搭建高台。陈特轩、陈彬等发挥青田华侨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在建台中起到重要作用，使欢迎大会成为一次生动的对广大华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动。杨惠敏在台上讲述了自己在战火中为四行仓库阵地护送国旗的英勇事迹，控诉了日寇的侵略暴行，听众群情激奋，大家纷纷捐款救国。
青田华侨金梦仙、王志南、陈彬等人积极投入华侨抗日救国会工作，任重要职务，成绩斐然。金梦仙是博学多才的青年知识分子，担任阿埠分会秘书并主持会务工作。王志南是荷兰华人社会著名人物，任阿埠抗日救国会副会长。陈彬毕业于阜山小学，1929年冬至巴黎，1930年春转至柏林，求学愿望未遂而转为经商，1933年赴荷兰，初在同乡皮货店中打工，后与堂兄陈特轩合股经营，1938年任鹿特丹华侨会馆文书，任海牙抗日救国会监察主任、鹿特丹抗日救国会文书主任。1939年秋，有两位华人海员到华侨会馆投诉，称某轮船公司船上发现大量军火待运日本，希望会馆出面干涉。爱国海员决心不惜与轮船同归于尽，坚决拒运军火，结果悉数被遣送回国。陈彬等因协助爱国海员大罢工，违反荷兰法规，也被迫离开鹿特丹，到海牙开设华胜洗衣馆，积极安置难友，提携同乡渡过难关。1940—1945年，抗日救国会在德军占领区被视为非法社团，陈彬冒极大风险坚持工作，受到侨胞高度赞扬。1945年，陈彬任荷兰庆祝世界和平胜利大会筹备主任，并和荷兰国家领导人及阿姆斯特丹市市长一起登台观礼。当时荷兰解放仅3个月，物资奇缺，交通电信均未恢复，大会筹备工作难度很大。陈彬等人发动原抗日救国会骨干和旅荷留学生参与筹备，使大会开得隆重而热烈。浙江青田鱼灯队、广东麒麟队和福建龙灯队一同踩街，龙腾鱼跃，首尾相距约3公里，观者人山人海，甚为壮观。青田鱼灯仿照溪水鱼形象制作，造型精美神似，色彩鲜艳，由15—30盏鱼灯组合而成，4条龙头巨身红鲤鱼列于阵前，河豚与虾殿后，持灯者武士装束，以跑、跳、跃、挪的步法，组成“进门阵”、“春鱼戏水”、“夏鱼跳滩”、“秋鱼泛白”、“冬鱼结龙”和“鲤鱼跳龙门”等多种形式，并伴以鼓、锣、钹等乐器，以朴素、粗犷、热烈、奔放的东方舞蹈形式渲染节日的欢乐气氛。独具地方色彩的鱼灯与西洋音乐舞蹈竞相辉映，使中荷两国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荷兰四大城市华侨抗日救国会中，青田人地位重要，人数众多，如乌特勒支抗日救国会主要成员除许福是广东保安人外，其余全是青田人。他们的精神及业绩在荷兰华侨史上独领风骚。1949年前，旅荷青田华侨约有1900人。据荷兰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中国护照的华人及其子女大约有8500人，其中青田华侨约占23％。
西班牙
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的伊比亚半岛，南以直布罗陀海峡扼地中海入口。面积50.4万平方公里，大部是高原山地，属地中海气候，南部几乎全年无霜，号称“太阳海岸”是旅游胜地。人口约4000万，长期闭关锁国，是欧洲相对落后的农业国之一。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门户开放，鼓励外国投资。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仁庄镇龙峰村张孙楷最早到达西班牙，1949年前旅西青田华侨达300多人次，约占当时青，田旅欧华侨的2％，这与当时西班牙经济相对落后有关。
据定居西班牙的老华侨金光奎回忆，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西班牙不时能看到青田人的身影，人数最多的时候仅马德里就有300多人次，但大多是匆匆过客，无意久居于此。
1921年，雅林村的陈富明，偕乡人到苏联经商，一年后转道西班牙。陈富明是个文盲，在村里是有名的老实人，在西班牙默默地做了4年小商贩。1926年回国，用积蓄娶妻成家后又过起农耕生活。1924年，垟心双岭的吴益明出国，先后到达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国外闯荡6年，1930年回国建房娶妻，并做点小生意，后因货币贬值，重返农耕。鹤城镇的王正典1927年出国，1938年回国，虽也去过西班牙经商，但不到半年便转道法国。阜山陈宅村陈显廷20世纪30年代到西班牙经商，晚年居住在萨拉戈萨。已知20世纪20—30年代到西班牙经商或从事其他行业的还有山口大安的王廷祥，大田的林如清，港头的王学贵，汤垟的孙振飞，阜山的张清芳和陈志彬、陈育仁兄弟，吴岸的吴灿超，油竹麻坑的麻志兴，双垟的赖主溪，巨浦的卢竹钱，油竹的朱克勋等。其中朱克勋和陈志彬、陈育仁兄弟在西班牙华侨界享有一定名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西班牙青田人中竟有一名女性，她是北山朱木忠的妻子，是民国时期青田7位出国女性之一。
1937—1949年，旅西青田人逐渐减少。1936年西班牙发生内战，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逼近马德里，80多位青田人转移到瓦伦西亚。10月，大多数青田人返回祖国，滞留者除金光奎外，尚有阜山的陈志彬兄弟、大田的林如清、巨浦的卢竹钱和原四都的杨育明等。
西班牙经济落后，青田华侨筚路蓝缕，除一身之力，别无他物，每天起早摸黑，以挈卖为生，一天只能售出2—3个比塞塔（西班牙货币单位）的货物。他们来自贫困山区，衣饰不整，不谙外语，不懂当地法律法规及风土人情，以致常常受到凌辱，被当地人欺骗、哄抢、无端驱赶之事屡有发生。
在西班牙华侨中曾流传一则因语言不通而闹出的笑话：一个青田人去商店买鸡蛋，因不会西班牙语，便用手以圆圈示意，店员不明其意，此人反复演示，对方仍不领悟，他急中生智，身子下蹲，做母鸡下蛋状，并双手拍打屁股，口中仿母鸡下蛋后“咯呱、咯呱”的叫声，店员才恍然大悟。笑过之后，体味的分明是苦涩，初涉异域，以肢体手势示意者恐不在少数。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包括100多位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在内的来自世界五大洲53个国家的4万余名反法西斯战士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奔赴西班牙，在战火中组成了举世闻名的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在参加国际纵队的100多名中国人中，许多人牺牲在西班牙战场。大多数中国籍队员没有留下姓名，在已知的13人中，就有2位青田人：张树声（生）和杨春雄。张树声（生），旅西华侨，曾在西班牙共和国人民军第五十师第一百九十五纵队指挥处从事交通工作。1938年春被俘后，说服看守，逃出监狱昼伏夜行6天，重返战场，后进入坦克学校学习。1939年初，随国际志愿军撤退，先后被囚于地中海的圣阿格勒斯集中营和法国西南边境古尔斯集中营。10月27日离开集中营，从法国马赛乘船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杨春雄，法国华侨、共产党员。1938年3月抵达西班牙，是最后一个赴西参战的中国人，在国际纵队第十四纵队第四营一连当步兵。1938年9月，在埃布诺河战斗中负伤。1939年1月随国际志愿军撤退，后被囚于法国古尔斯集中营，10月27日离开集中营，从法国马赛乘船返回中国《近代中国与文物》2005年第1期参加抗日战争。原青田县四都人刘廷凤和刘竹岩迫于生计，铤而走险，参加西班牙内战，结果刘廷凤罹难于异域，刘竹岩有幸升为军官。
金光奎是早期旅西华侨中的知名人士，人生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口碑甚佳。金光奎原名金梦飞，1906年出生在油竹雅岙村。2岁丧父，4岁丧母，由叔婶抚养至入学年龄。因家徒四壁，叔婶想方设法，四处告借，送其到油竹书院读书。1918年，因迫于生计，金光奎无奈辍学，被送到青田大峙寺剃度学佛，嗣后入东堡寺诵经念佛，成为当地有点名气的“和尚儿”。金光奎身在佛门，凡心未泯，六根未净，难耐佛门清寂，遂回归世俗。1925年，青田出国热潮汹涌，他情有所动，欲去异域寻找新生活，遂随乡人到了上海。但是，他身无分文，在上海十六铺码头辗转徘徊，一筹莫展。所幸金光奎进过书院，又研习过佛经，初懂文墨，遂在码头替人代写书信，以此积攒出国川资。一次偶然机会，湖南邓子昌发现了他，两人晤谈许久，邓子昌悯其心志，遂资助他出国旅费。邓子昌曾是中国赴法参战华工的总代表，得到他的扶掖，金光奎于1925年到法国，次年到葡萄牙，1927年舅父朱克勋带他到西班牙，成为一名流动商贩，开始了在西班牙的人生之旅。他天赋聪颖，刻苦学习当地语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具备语言交际能力，因此，比较顺利地开创了海外事业。1930年，金光奎在马德里租了一座房子，用中文打出“华侨公寓”的牌子，这是旅西华侨史上华人开设的第一所旅馆，也是旅西华侨第一家企业。
进书院、入佛门的经历不但提高了金光奎的文化素养，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他学会了为人处世之道。他发现不少乡亲的身上还存有许多陋习，有损青田人的公众形象，因此下决心来一次“革命”以改变县人的整体形象。一次，他召集部分青田人在家中合议，制订几条青田人经商时应，遵守的准则，其中包括衣服要整洁，不能将商品挂在脖子上，不能跪地乞卖，不能击门强卖等，如若违规可给予适当处罚。这些商规民约对旅西青田山区人来说也是一则文明公约，有利于规范和约束他们的经商行为，因而得到青田同胞的首肯。这种不成文的口头协议被旅西青田华侨戏称为“金氏准则”，这项改革在青田旅欧华侨史上具有典范作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金光奎在瓦伦西亚开设金光奎礼品店，他秉承中华传统文化，自书店联：“买卖公道多主顾，言语谨慎少冤家”，横批为“亿则累中，端木遗风”。金氏礼品店是青田早期华侨在西班牙开的第一家具有中国风情的商店。
金光奎事业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胆量、智慧和开拓创新精神，以及对传统旧文化的批判。金光奎既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又不拘谨于安土重迁和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与葡萄牙夫人相伴60余年，相敬如宾。他的夫人不仅习惯中国习俗，而且还入了中国籍。金光奎旅西70余年，乡音未改，确是一位令人称颂的传奇人物。
陈志彬兄弟四人是阜山人，陈志彬是早期旅西华侨中的知名人物。1921年，年仅16岁的他跟随山东马戏团去德国，在马戏团表演杂耍，因“飞刀”绝活而成为该团的台柱人物。马戏团几乎走遍了欧洲各国，各类见闻增长了他的胆识，拓展了他的视野。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与山东艺人在西班牙组建杂技团，当时该杂技团拥有6辆大卡车，在西班牙各地巡回演出。其中一辆特大卡车每排有6个座位，车内可作为演艺场。不久，他与山东艺人分手，独自创办中国戏院，吸收许多青田人加盟，以表演歌舞、杂技为主，名噪一时。曾任青田侨联主席的张苏当时亦随团演出，足迹遍及欧、非、美三大洲60多个国家。陈志彬不但是一位杂技艺术家，还是一位经营有方的实业家，他不惜重金聘请当时西班牙最负盛名的艺术家参与演出，使中国戏院跻身于西班牙著名戏院行列。在鼎盛时期，其戏院的演艺人员多达百余名。陈志彬的高超演技及其传奇经历，为青田华侨史增添了绚丽的一笔（详见附录二）。
周品山，1913年出生于港头，是早期华侨中的特殊人物。周品山生在殷实之家，条件优越，但却厌倦读书，喜好交游。1936年赴欧洲开始了漂泊生涯。他具有超人毅力，行踪多变，有几分江湖侠义之风，敢为华侨出头露面、仗义执言。1947—1949年当过南京政府的华侨代表。他在罗马开过皮革厂，在德国开过酒吧，甚至扬言开店不需本钱，简直有点石成金之能力。像周品山这样带有传奇色彩的华侨，在海外亦属罕见。
艰辛的生活与低下的社会地位使旅西青田人更加挚爱自己的祖国，他们寄希望于祖国的富强。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许多旅西青田人回国参加抗日，留在西班牙的青田人也竭尽全力支援祖国抗战。20世纪30—40年代，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与日本、德国法西斯政权关系密切，部分西班牙民众受其影响，对于东方战事的观点偏袒日本，旅西青田人常与这些人针锋相对，表现出不屈之气节。有一次，陈志彬兄弟在外面散步，一个西班牙人迎面就是一句“你们中国要亡国了，你是亡国奴”，陈氏兄弟为维护民族尊严，怒目以视，严加驳斥，使这些亲日的西班牙人不敢小觑中国人。
旅西青田华侨大多有宗教信仰，首推的是佛教，不少人家中供奉各种菩萨，活动场所设有念佛堂和慈济功德堂，参与人以老年人居多。其次信仰基督教，但人数不多，有的是因婚嫁西班牙人而入乡随俗。青田人的宗教信仰一般都是国内信仰的延续，但观念逐渐淡化。青田人的文化娱乐活动相对贫乏，除工作之余搓搓麻将、推推牌九外，很少参与当地的各种活动。
意大利
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亚平宁半岛，面积30万平方公里，4/5是山地。意大利是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加希特勒“柏林—罗马轴心”，1945年投降，1946年改为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飞速发展，成为西方第六大工业国。
意大利是世界上皮革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皮革、皮裘产量居世界首位。旅居意大利的青田华侨因地制宜，利用大工厂的皮角次料生产小皮件，拾遗补缺，在夹缝中讨生计。新中国成立前约有1700个青田人在意大利谋生，其中就有数百人从事这一行业。
据1991年全县侨情调查，青田人最早到达意大利的时间是1894年。
据《华侨经济年鉴》载：“清光绪年间，到意大利定居最早者为湖北天门人及浙江青田人，前者贩卖纸花，后者贩卖青田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油竹上村叶亥进偕同乡携石雕到意大利销售，印证了《华侨经济年鉴》所载事实。
吴乾奎（1873—1937）方山龙现村人。家境贫寒，曾做过长工，在遂昌深山老林烧过炭，颇有胆识，后经人介绍，替宁波一商人到东南亚一带贩卖茶叶，数年后，自行赴欧洲经商。1906年，吴乾奎贩茶到罗马参加意大利米兰赛会，因茶叶质量上乘，获上等奖项，这是中国茶叶在国际赛会上首次获奖。次年，贩茶到比利时，正逢市民闹红眼病，由于茶叶有明目清肝之功效，吴乾奎教市民用茶水清洗和饮服，双管齐下，眼疾很快痊愈，对此当地人民啧啧称奇，纷纷购买茶叶，以此答谢，当地政府也以银质奖章赠之。清驻比使馆二品顶戴商务参赞杨小景为褒奖吴乾奎在欧洲传播中国茶文化所立功绩，赠“海外观光”匾额一块。
早期赴意的青田人一部分是经由俄罗斯转道欧洲或直接漂洋过海的石雕小商贩，另一部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滞留欧洲的青田华工，他们为后来者奠定了基础。20世纪20—30年代是青田人赴意的高峰期。1992年，青田县侨联对全县17个乡镇、161位
归侨进行调查：到过意大利的有54人，占33.5％其中1910—1919年4人，1920—1929年12人，1930—1939年38人。汤垟乡共14人，其，中山炮村高氏宗族就占8人。他们是高铭乾（1930）、高铭修（1931）、高铭文（1933）、高铭良（1933）、高铭藩（1935）、高池山（1930）、高池寅（1930）、高池焕（1932）。山炮是青田边远山区的一个小村，与文成毗邻，山高路远，交通闭塞，野兽出没，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当地民谚“百年不闻锣鼓声，千年不见划龙船”因而想脱离困境出国谋生者绵延不绝。
20世纪20，年代，出国人员骤增，在上海、温州出现一批为出国者服务的中介机构，老板一般是国外回来的华侨。如雅林的吴某，在上海开设信达利钱庄，同村陈某在上海开设普昌钱庄及栈房，汤垟乡山炮村高某在温州开设益达利钱庄。这些钱庄或栈房为出国者提供以下服务：一是为出国者包办出国护照（新、老护照价格各异）；二是为出国者提供小额贷款（一般是同乡亲友，但必须在该钱庄开户）；三是为出国者提供住宿和代购船票。这些中介机构客观上为青田人移民海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20—30年代赴意的青田侨胞大部分是小商贩，也有些在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那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能较快学会当地语言、善于捕捉到发展商机并沉下心来立足当地发展的人，逐步从小商小贩转化为坐商，如陈瑞勋、吴锡忠、吴镇超、胡锡珍、胡守珍、陈益轩、周松法、王薛芳、周仲芳、孙耀光、杜岩品等。当时，青田人在米兰有5家货行，以吴锡科、陈锡青的货行规模最大，他们各雇用七八十名工人，在意大利崭露头
角。周仲芳更是当时青田华侨中颇有名望的企业家，以其特有的自身魄力和企业家的战略眼光，于20世纪20年代在勃罗尼开办华东制造厂，生产领带、人造珍珠，并兼营百货批发，涉足房地产经营，拥有洋房100余间，成为当时旅意青田华侨首富。由于他的
耀眼业绩以及他对当地的贡献，意政府1956年授予他劳动爵士勋章，这一殊荣一般华侨是难以企及的。
胡锡珍（1908—1999），原籍平演胡车村。1925年东渡日本谋生，苦熬8年之后，1933年辗转到意大利，在米兰定居。他历经坎坷，稍有积蓄便自创皮业作坊。当时市场皮件有真皮和人造革两种，普通市民喜欢价廉物美的人造革制品，而这个阶层又是消费者的主体，胡锡珍看准市场行情，生产的大部分皮件以人造革为原料，设计新颖，制作精美，大受消费者欢迎。他生产的皮包达1000多个品种，销往欧、美、非几十个国家，成为旅意华侨中最大的皮革业主，在侨界威望如日中天。鉴于他的威望和对侨社的贡献，1945年被推为米兰华侨工商联合会会长。
孙耀光（1917—2001）汤垟乡垟寮村人，毕业于青田阜山中学。具有初中文化的他，学习语言的能力和思维能，力比一般华侨高出一筹。1937年到意大利谋生，定居波隆那。他从小商贩起步，很快就创建了一家小型家庭皮件制造厂，事业不断扩大。1945年与意大利人S.Agata结婚，而后从皮包厂拓展到经营液化气公司，并开设当地第一家中餐馆。他还是一位政治商人，曾两次当选为国民党“国大代表”，任过12年侨务委员，3年立法委员和国民党党务顾问。他在政界可以说是华人中的翘楚。梵蒂冈曾授予他骑士勋章，意大利政府封他为爵士。
青田华侨主体毕竟是山区的农民，缺知少识，一旦跨出国门，犹如坠入云雾之中，面对陌生的国家、房子、道路、面孔、语言、风俗、饮食，几乎无所适从，在求生与创业过程中，必然荆棘丛生，困难重重。据县城老归侨周德标口述：1931年，他到意大利，不知天南地北，若没有老华侨接应真不知如何是好。他深有感触地说，人生就像演戏，你一定要很快进入角色，否则就会被淘汰。周德标具有初中文化，较快地攻克语言关，继而学习经商知识，积累经验。他说，刚到国外，要先下苦功学语言，再学经商；出门前要弄到一张当地的交通图，离开旅馆要随身携带该旅馆的信封，因上面印有该旅馆名字和街道门牌号码，以防迷路。每天一早就起来烧饭，赶在工人上班之前，把商品摊放在工厂旁的路边以招揽生意。在上下班空当，就提着箱子在影剧院、歌舞厅、咖啡馆周围兜售，或沿街巷挨户叫卖。来自农村的青田人不懂向人请安问好，有些甚至连招呼也不打就擅自闯入店堂住家，轻则被驱逐出门，重则被扣留商品或报警受罚。他说在国外要学会忍耐，但人格受到侮辱时也要据理力争。他目睹当时一名原四都的叶姓华侨，提着沉重的箱子上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座位，正要就座之时，一个当地人将他一拽，自己趁势坐了下去。叶某怒不可遏，于是向乘警投诉，总算讨回一个公道，直到那时攥紧的拳头才慢慢松开。周德标一说到当时华侨的生活，便一个劲摇头叹息。他说，华侨赚来的钱是红色的，因为它是血染的。他说自己虽然经历过种种磨难，但还算是一个幸运儿。周德标1931年赴意，1935年回国，1936年重返意大利，1939年回国，前后7年，带回1万银圆，这在青田山区简直是天文数字。青田人灵活机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战败，英镑贬值（其纸币有黄金纸和白金纸两种），许多华侨将手头的里拉从当地银行或私人那里换取白金纸币，然后寄往香港中国银行兑换成美元或港币，获益甚丰。受益最多的是雅林吴旭初和吴岸吴锡忠，杜岩和周松法等合伙也分得许多美元，不少人因此发了小财。利用战乱进行货币异地兑换而获利的青田人确有他们的精明之处。
周德标这种二度往返衣锦还乡者是一类，陈锡青、周仲芳等扎根异域发展的又是一类，就是这些创业有成的青田人招引同乡不断涌向国外。但其中也不乏游手好闲、玩物丧志的“游民”还有时运不佳、能力低下的苦命儿，他们最终还是回归，清贫，甚至有因年长无法成家，以孤独和贫困伴随其终老者。抗日战争期间，旅意青田侨胞激于民族义愤，纷纷出钱出力，积极参加爱国捐献，购买爱国债券。王薛
芳，仁庄阮垟人，1911年出生，1930年出国，先后在法国、德国、奥地利经商，最后定居意大利，经营皮包、皮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参加爱国捐献活动，表现尤为突出，国民政府为其颁发金质奖章一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田旅意华侨蒙受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精神上的严酷摧残。胡锡珍的皮革工场在战火中化为灰烬，300多华侨因中意是交战国而被关进集中营，其中青田华侨胡进林受过5年牢狱之苦，胡士隆等21位青田侨胞罹难于异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赔款协定，中国华侨可获得60亿里拉，每户30万里拉（折合美元约五六千），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意大利政府赔偿每位罹难者15万—30万里拉，由青田县政府转发家属领取。留守的青田人利用这笔赔款进行再创业。战后，约80％的旅意青田人返回祖国，滞留的数百青田人大多集中在米兰和波伦亚两地，少数分散在其他地区。青田华侨出国流之所以300年来不曾中断，其原因就是每个转折时期都有一批守望未来、守望成功的人。
德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北临波罗的海和大西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毁惨重，1950年恢复到战前水平，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
据青田侨情普查，1824年就有青田人踏上德国土地。1916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后，青田人往往选择陆路赴德，不仅节省川资，还可以节省时间和免去验照，同时在沿途出售青田石雕，到达莫斯科后再辗转到德国。1949年前，在德青田华侨有近2000人次，分布在柏林、汉堡、多特蒙德、斯图加特、莱比锡等大城市。汉堡红灯区附近有一条不长的街叫珠宝街，县人集聚于此，从事珠宝、礼品的批发零售活动，青田人称为“汉堡唐人街”又称为“青田街”。青田华侨初始多为小贩或工人，而后逐渐向多元化职业发展，其中一，部分人开设批发货行、礼品店、中餐馆、水手馆、赌馆，有的进厂当工人，也有的从事杂活（如修路、打石子）。
早期到达德国的有方山的杨春楷和杨益兴，由莫斯科辗转到柏林贩卖青田石刻。而后，杨益兴开设批发货行，杨春楷和阜山的陈志彬、张苏等10余人则在马戏团和戏院表演“中国把戏”。同时还有阜山的叶林斋、叶益清叔侄，林南勋、林伯勋、林蓉勋三兄弟，原二都的朱跃进等从事小商品贩销，后朱跃进于20世纪30年代转赴瑞典。
阜山的周炳才是1917年应召赴欧的华工，但他未到欧洲本土，而是被派往英国殖民地印度果阿做杂务，契约期满后赴欧，涉足近20个国家，最后定居德国，并将其二弟和三弟引领到德国。周炳才为人豪爽，秉性耿直，做事果敢且游历甚广，在侨胞中享有较高威望。
1923年，阜山周宣生赴德经商并定居德国。仁庄镇鱼山村的邱钱美和山口大安的郭友岩，20世纪20年代赴日本做工，后转赴法国、奥地利，30年代初抵达德国。邱钱美曾在德国、瑞士打石子（将大块石头打成小粒石子，一般用于修路），收入不菲，后定居德国纽伦堡地区。
项叔度，鹤城镇人，于1923年赴德国经商，出国前曾教过书，在华侨中可称为知识分子。他勤学苦练，很快就具备了用德语进行一般交流的能力，开始时从事挈卖，后经营批发货行。他心存仁义，与人为善，常常给缺资者赊货，1934年回国时带的账本上面写着不少欠资者的姓名。1932年，旅德侨民组建旅德华侨工商联合总会，项叔度荣任会长。1936年，阜山林南勋接任第二届会长，山口大安村陈铭奎和阜山林南卿任副会长，在欧洲，旅德华侨工商联合总会算是早期的社团。
郑锡清，山口朱坑村人，1906年生。1924年，其父亡故，他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为了养家糊口，他偕同乡闯荡番邦，身揣300银圆，从港头乘船至温州转赴上海，在乡人开办的栈房买来护照，北上至大连，又徒步至哈尔滨坐火车到莫斯科，再转道至波兰。在波兰期间，郑锡清将路上节省的钱买糖果及小商品，跟随同乡从事挈卖。每想到父亲早逝，母亲背负沉重的债务，他总是早出晚归，不敢懈怠。仅年余，就还清了债务。历数年，转赴法国，在同乡引荐下，从事装卸工作，按件计酬，当时正值26岁青年，每日拼命劳作，收入不菲。1935年，郑锡清为了寻找商机，辗转到欧洲经济强国德国。郑氏眼光敏锐，利用辛苦积累的微薄资本以及聪明才智把握历史机遇，从事商业活动。头脑灵活、为人诚信使他经商得心应手，很快打开了局面。在事业有成、踌躇满志之时，他结识了一名德籍女子，两人喜结良缘，育有一子，取名绍文。1947年，可能是其行为有违德国法律，被当局驱逐出境，只得暂时到土耳其“避难”（其妻已怀上女儿秀英）。次年，他重回德国和家人团聚，与德籍妻子两人先后养育了7个子女。20世纪50年代，郑先后开设中餐馆和旧货典当商行，把眼光投向国内，设法携带亲友出国，发展至今有亲友300余人。
厉伯言，1901年生，1924年赴法，3年后回国娶妻，1936年赴德，1937年再度回国。1958年，他已有6位子女，为生计，又重返德国，而后将儿子厉中超、厉镇超、厉焕超、厉建超相继接到欧洲。他三进三出，正是青田人勇于拼搏与头脑灵活的最佳佐证。
20世纪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前期，德国经济发展较快，吸引了大批青田人到此经商务工。雅林村的陈立夏、董上兰、陈超廷、陈超良、陈上禄、孙时德、陈志静、吴亦如、吴灿超，山口朱坑的郑锡清，大安的陈铭奎，章旦的郑冠荣、郑麟书、郑宋标，小令的徐宝立、陈启民，鹤城镇的詹冠军，阜山的周会美等均在这一时期赴德。他们也大多从拎卖业开始自己在德国的生涯。
郑冠荣，章旦横坑人，生于1912年，1927年由其舅父携带到德国，数年后回国娶亲成家，1935年再次赴德。他文化不高，但智慧和胆识过人，交游甚广，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先后开过批发货行、中国饭店和白宫饭店，很快积累了财富，并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他喜爱打网球，是当地网球协会会员；酷爱中华文化，在与香港业务往来中，常常光顾香港中国文化艺术品商店，收藏中国名家书画和古代瓷器。
陈玉兴，油竹东堡人，于20世纪30年代出国，在德国西部多特蒙德，经营瓷器、茶叶和纺织品生意，收入颇丰。另外还有几十名青田人在汉堡当海员。
青田华侨由于自身的文化缺陷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种种陋习，在行商中受刁难和被侮辱之事时有发生。华侨陈上禄一次上门售货，用掌击门。主人把门一拉开，他便把一只花瓶递了进去，房主顺势将花瓶接了过去，他正心中暗喜，不料门“砰”的一声又关上了，他伸进去的手还来不及收回，手肘被重击了一下。陈上禄十分恼火，拳脚交替击门，但不到两分钟就被警察带走。他有口难辩，被拘留了10天。出来后，满心委屈，尚不知自己错在何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田华侨遭受空前的浩劫。阜山华侨周会美，1937年由其叔叔周宣清带到德国纽伦堡。开始时在叔叔的餐馆打工，后到中部小城吉森以拎卖瓷器及各种礼品为生。1942年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因中德是交战国，周宣清曾被当局逮捕。阜山朱岙村的傅王岩等也有过同样的遭遇。1940年，吴岸吴国良在慕尼黑开设青田饭店，店内约50个座位，生意兴隆，实属罕见，但日夜提心吊胆，“上怕老鹰，下怕狐狸”。战争造成当地物资紧缺，华侨不但受饥饿之苦，还不时有生命威胁。据周会美回忆，1943年，美国战机对德国狂轰滥炸，硝烟弥漫，人心恐慌。1945年，纽伦堡城市一夜被炸为平地，不知有多少同乡遇难，而此前一天，纽伦堡一饭店被炸，70多人死亡，其中中国人3名，另有1名青田人幸存。老归侨朱廷岩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天拉好几次警报。警报一响，大家便仓皇逃命。一次他刚进防空洞，紧跟其后的一位青田侨胞便在洞口罹难。老华侨陈启民一讲起当时德国华侨的生活，悲戚之状立现。他说一次几名青田同乡饿得发慌，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干面条，烧熟之后，才发现没有食油，于是大家分头寻找。黑灯瞎火的，结果陈某某找到一瓶机油便倒进锅里去。大伙一番狼吞虎咽之后，才发觉不对，个个呕吐，狼狈不堪。汉堡北郊建有华侨公墓，有两个墓碑主人祖籍青田，死因不明。
患难与共是海外青田人的美德和生存法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侨胞打算撤离德国，转移到北欧的中立国家去，但缺少资金，阜山周炳才就把战前千辛万苦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拿出大部分发放给他们，助他们顺利成行，到了北欧也不至于沦为难民。一部分留在德国的侨胞因极端困难欲向德国政府申请难民身份，周炳才立即劝阻说：“饿死也要做个硬汉子，决不向洋人乞求，中国人要自己救自己，决不能在这里丢脸！”他把仅剩的马克拿出来帮助侨胞渡过难关，但也因此而未曾给家中寄过一分钱。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他向往新中国，想念家乡亲人，然囊中羞涩，连回国的路费也是中国驻德大使馆及侨胞资助的。
抗日战争期间，旅德青田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有的在当地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有的直接返回祖国参加抗日。侨胞陈铭奎曾是当时旅德工商联合总会副会长，积极开展抗日募捐（一般每人每月10银圆），并与留德学生一起组织“抗日大同盟”，创办《祖国抗战情报》，宣传抗日救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00名旅德青田人有80％以上回到祖国，滞留者大部分因已娶德国女子为妻（据民国民政部档案，当时有60多位青田华侨的德籍妻子加入中国籍），选择在德国落地生根。周会美、郑冠荣、郑锡清、陈超良、陈立夏、郭耀芝、陈启民、周炳才、董上兰等均属此类，其中有的出国前就有妻室子女，亲人离散之苦难以言表。
著名作家萧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大公报》派遣到欧洲各国采访的特约记者，后来写就《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1945年10月7日，他在德国威斯巴登城与青田侨胞相遇。他说：“在一个微雨的礼拜天，我散步回来，遇到一个穿棕色西服的中国朋友，起初还不确定他的国籍，用‘你好’试探一下，果然是位青田商人名叫徐君。”徐君刚从善后总署的临时难民营领面包回来，于是便带萧乾去见另一位青田侨胞张冲鹤。在和青田侨胞的接触交往中，萧乾对青田侨胞的总体印象是：“没出国之前，听到不少老留学生批评青田商人，说他们如何给祖国丢脸，但屡与法、比、德这些漂泊全欧的中国‘吉普赛人’接触后，我对青田商人只有脱帽致敬。他们代表了中国人的许多美德：勤劳、乖巧，凭两只手、一个头脑吃饭，不靠天，也不靠本国的政治势力。他们以薄本由家乡出发，有的曾步行穿越西伯利亚而到中欧，从此患难相助，踊跃捐输，凭的全是一份娘胎里带来的聪明，赚钱之后，凭的还有一腔义气，但异于吉普赛人，他们有祖国，而且不忘祖国。”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学系主任、国学大师，公认的学术泰斗。1935年，季羡林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1946年回国。他编写的《留德十年》一书中，“留在德国的中国人”一章以朴实和智慧的语言讲述了他和青田华侨的相遇相知以及由此而抒发的感叹。
留在德国的中国人（节录）
我在这里又想到了哥廷根城以外的那一些中国人，不是留学生，而是一些小商贩，统称之为“青田商人”。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浙江青田人。浙江青田人怎样来到德国、来到欧洲的呢？我没有研究过他们的历史，只听说他们背后有一段苦难的历程。他们是刘伯温的老乡，可惜这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的半仙之人，没有想到青田这地方的风水竟是如此不佳。在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中土地所出养不活这里的人，人们被迫外出逃荒，背上一袋青田石雕刻的什么东西，沿途叫卖……行程数万里，历经无数国家。当年这样来的华人，是要靠“重译”的。今天我们的青田老乡走这一条路，不知要吃多少苦头，经多少磨难。我实在说不出，甚至也想象不出。有的走海路，为了节省船费，让商人把自己锁在货箱里，再买通点关节，在大海中航行时，夜里偷偷打开，送点水和干粮，解解大小便，然后再锁起来。到了欧洲的马赛或什么地方登岸时，打开箱子，有的已经变成一具尸体。这是多么可怕可悲的情景！这一些幸存者到了目的地，就沿街叫卖，卖一些小东西，如领带之类，诡称是中国丝绸制成的。他们靠我们祖先能织绸的威名，糊口度日，虽然领带上明明写着欧洲厂家的名字。他们一无护照，二无保护，转徙欧洲各国，弄到什么护照，就叫护照上写的名字。所以他们往往是今天姓张，明天姓王，居无定处，行无定名。这护照是世袭的，一个人走了或者死了，另一个人就继承。在欧洲穿越国境时，也不走海关，随便找一条小路穿过，据说也有被边防兵开枪打死的。这样辛辛苦苦，积攒下一点钱，想方设法，带回青田老家。这些人誓死不忘故国，在欧洲同吉卜赛人并驾齐驱。
我原来并不认识青田商人，只是常常听人谈到而已。可是有一天，我忽然接到附近一座较大的城市卡赛尔地方法院的一个通知，命令我于某月某日某时，到法院里出庭当翻译。不去，则课以罚款一百马克；去，则奖以翻译费五十马克。我啼笑皆非。然而我知道，德国人是很认真守法的，只好遵命前往。到了才知道，被告就是青田商人。在法庭上，也须“重译”才行。被告不但不会说德国话，连中国普通话也不会说。于是又从他们中选出了一位能说普通话的，形成了一个翻译班子，审问才得以顺利进行。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一位被告沿街叫卖，违反了德国规定，在货色和价钱方面又做了些手脚。一些德国爱管闲事的太太向法院告了状。有几个原告出了庭，指明了时间和地点，并且一致认为是那个人干的。那个人矢口否认，振振有词，说在德国人眼里，中国人长得都一样，有什么证据说一定是他呢？几个法官大眼瞪小眼，无词以对，扯了几句淡，就宣布退庭。一位警察告诉我说：“你们这些老乡真让我们伤脑筋，我们真拿他们没有办法。我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人来告，我们就听之任之了，反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同他开玩笑，劝他把两只眼都闭上。他听了大笑，同我握手而别。
我口袋里揣上了五十马克，被一群青田商人簇拥着到了他们的住处。这是一间大房子，七八个人住在里面，基本都是地铺，谈不到什么设备，卫生条件更说不上，生活是非常简陋的。中国留学生一般都瞧不起他们，大使馆他们更视为一个衙门，除非万不得已，绝不沾边。今天竟然有我这样一个留学生，而且还是大学里的讲师，忽然光临，他们简直像捧到一个金凤凰，热情招待我吃饭，我推辞了几次，想走，但是为他们的热情感动，只好留下。他们拿出了面包和酒，还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猪蹄子，用中国办法煨得稀烂，香气四溢。我已经几个月不知肉味了，开怀饱餐了一顿。他们绝口不谈法庭上的事。我偶一问到，他们说，这都是家常便饭，小事一桩……这一批青田商人背井离乡，在异域奔波，不知道有多少危险，有多少困难，辛辛苦苦弄点钱寄回家去。不少人客死异乡，即使幸存下来，也是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回不了家。他们基本上都不识字，我没有办法同他们交流感情。看了他们木然又欣然的情景，我直想流泪。
这样见过一次面，真如萍水相逢，他们却把我当成了朋友。我回到哥廷根以后，常常接到他们寄来的东西。有一年，大概是在圣诞节前，他们从汉堡给我寄来了五十条高级领带。这玩意儿容易处理：分送师友。又一年，仍然是在圣诞节前，他们给了我一大桶豆腐。在德国，只有汉堡有华人做豆腐。对欧洲人来说，豆腐是极为新奇的东西，嗜之者为天下之绝，陌生者以为稀奇古怪。这一大桶豆腐落在我手里，真让我犯了难。一个人吃不下，而且我基本上不会烹调；送给别人，还需先作长篇大论的宣传鼓动工作，否则他们硬是不敢吃。处理的细节，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总之，我对我这些淳朴温良又有点天真幼稚的青田朋友是非常感激的。
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些人的姓名是糊里糊涂的。我认识的几个人，我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姓名的更改完全以手中的那一份颇有问题的护照为转移。如今我要离开德国了，要离开他们了，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好友需要我去回忆，我的记忆里塞得满满的，简直无法再容下什么人。然而我偏偏要想到这一些流落异域受苦受难的炎黄子孙，我的一群不知姓名的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度过的。他们现在还到处漂泊吗？今生今世，我恐怕再也无法听到他们的消息了。我遥望西天，内心在剧烈地颤抖。
丹麦
地处北欧，人口500余万，位于欧洲北部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大部分领土处德国之北的日德兰半岛。1902年，青田人就敲开了丹麦的大门。但1949年前，旅丹青田人仅30余人。
山口华侨林序景在丹麦图书馆偶尔发现一份杂志（Billed-Bladet）。该杂志于1942年8月5日出版，其中有5页专栏，报道20世纪10—30年代华侨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生活和从业情况，其中有4位青田籍华侨。
林渠清（佾生），名鸿飞，字南圃，号培中，原籍山口北村。据其养女婿林献毅口述，培中祖父林鑑公，曾被招为番邦驸马，父林世典，曾考取武举人，由此可见，培中家庭出身优越。1906年，也许是林氏家道败落，林培中决定到国外闯荡，遂与乡人结伴（其中有家住平演的表弟叶松廷），携青田石雕沿途北上，至东北边陲的满洲里，越过国界，横跨西伯利亚万余里荒漠，历经千辛万苦和种种凶险，到达莫斯科后，再转至波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混迹10年，1917年前往丹麦，并定居哥本哈根。林培中受其家庭的文化熏陶，悟性极高。为了融入当地社会，他勤学苦练，在较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丹麦语，加之天赋聪颖，善于交际，并一表人才，故有幸多次觐见丹麦女王，双方互赠礼物。据传培中曾在丹麦政府中挂过职。林培中初始从事小商品拎卖，而后经营茶馆，中国绿茶很受当地人民喜爱。他经营有方，广结人缘，很快就在哥本哈根开设了第一间中国餐馆——金龙饭店。店名亦深具中华文化气息。饭店开张时，门庭若市，候餐队伍宛若长龙。林培中踌躇满志，接连开设了莲花楼等5间中餐馆，事业直步青云，成为早期丹麦华侨中的佼佼者。
林培中的才干及为人很快博得一位丹麦姑娘的倾慕，两情相悦，遂结秦晋之好。夫妻情笃，育有一男二女，儿子是名飞行员，但不幸因飞机碰撞而亡。林培中常常手把手地教妻子如何烧制中国菜、如何使用中国筷子，家庭生活充满情趣。当时旅丹麦同乡多数为文盲或半文盲，为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林培中在业余时间教授中文（时有当地人参加）。在一间居室内，正面悬挂一块小黑板，教他们读写，在华侨中有很好的口碑。为减轻国内家族成员的生活压力，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林培中想方设法将众多亲人带出国门。林家人现已成为丹麦华侨中的翘首。
叶松廷，平演人，林培中的表弟，两人同时出国。叶松廷英俊潇洒，从事杂技表演，其杂技艺术精湛，深受丹麦人民喜爱。然杂耍工作受年龄限制，后改行经商，开始拎卖小商品，后开设烟酒店，并开办南京饭店，娶丹麦女子为妻。
朱春岩，油竹上村人，开始时贩销小商品，后来知道丹麦人喜食用香肠，于是改行专营咖啡、香肠。而后他发现“春卷大王”范岁九生意红火，遂与范岁九合伙开办大龙春卷公司，生意蒸蒸日上。但天有不测风云，他的咖啡店失火，毁于一旦，由此退出公司。到丹麦不久，朱春岩也与丹麦女子组成异国家庭。
朱冠雄，章旦横坑人，生于1903年，1922年离开家乡到欧洲谋生，先后在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德国经商，1929年到丹麦定居。开始时在丹麦首都体坛机械厂打工，后参加哥本哈根国际机场建设。1949年在首都开设中国餐馆——中国楼。开张后顾客盈门，慕名前来的食客往往排起长队，生意十分红火。朱冠雄娶丹麦女子为妻，生有一子一女。他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其子朱葆萝，大学毕业，任哥本哈根银行行长，女儿朱金媚，在哥本哈根，职业不明。朱家在丹麦华侨中享有较高的声望。2003年朱冠雄百岁寿诞，在中国楼举办寿宴，中国驻丹麦使馆官员、丹麦政府官员及华侨社团领导前往祝贺，盛况空前。
1932年10月，旅丹麦青田华侨林培中、叶松廷、陈炳炎、毛进兴、卓爱山、王普斋、叶松隄、林掬波8人由哥本哈根前往北欧瑞典，拟开办公司，推销国货，但瑞典方不准他们居留，经我使馆交涉无效，无奈重返丹麦。
民国时期侨居丹麦的青田人虽然不多，但他们曾有过出色的表现，并融入和扎根当地，且大多成就异国婚姻，落地生根，繁衍后代，进入主流社会，享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早期抵丹麦的青田人现今大多作古，其子女也基本洋化，他们在国内的亲属也陆续被带到国外，逐渐形成新的群体，林培中的族裔亲属就达百余人。
瑞典
瑞典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半部，15％的国土在北极圈内，沿海有14万个岛屿，面积45万平方公里，是北欧经济强国。
20世纪20年代进入瑞典的杨明轩于1930年在斯德哥尔摩经营两家杂货店，出售丝、茶、古物、花边、山东绸等杂物。嗣后进入瑞典的青田华侨是人称“四元老”的仁宫村周谟（1936）、山口朱跃进（1938）、章旦叶瑞珍（1938）、阜山王费潭张志慷（1941），而后张志松、王竹标相继旅居瑞典。他们均从法国、德国、奥地利辗转到瑞典。拎卖业是他们的热身动作，待完成资本积累后，便开始了坐商生涯。如周谟、朱跃进开设了中餐馆，周谟成为青田早期华侨中唯一一位拥有奔驰车的老板。
据青田县《民国华侨档案》记载，港头周洪兴于1936年4月14日在瑞典京城病故，4月26日安葬。丧事由当时“四元老”中的周谟和朱跃进操办。清点遗物，尚有美金现钞1150元，瑞典币7423古仑，66分汇票一张，后由中国驻瑞使馆转交中国外交部再转到青田当地乡公所。因周洪兴妻已另适他人，由儿子周伯琪（伯池）、女儿周伯妹（系双胞胎）继承，周氏兄妹年仅12岁，其堂伯父周国和、叔父周载和为监护人。
1949年前在瑞典的青田华侨仅24人，就是这些拓荒者成为今天青田人移民瑞典的始祖和功臣。
比利时
比利时位于欧洲西部，濒临大西洋，面积只有3万平方公里。青田人四海为家，到处漂泊，不管国家大小，欧洲都是青田人客串光顾之地。据本县侨情调查，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原四都陈淑青就到达比利时，比其他书籍所记载的旅比华侨时间要早。
1934年，邹韬奋，到比利时考察后说，仅斯凯尔特河下游的小城安特卫普一地，“青田小贩来来往往的也有四五十人”。继陈淑青之后，原四都的夏宏范、陈周逢、刘志元、吴福山，方山的周岩朝、金岩琪、叶国明、朱理岩，山口的陈岩芝、林振丰，油竹的朱藏松，魁市的詹本静、詹伯珠、詹蓬轩，石郭的林方清，鹤城镇的陈金水等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期到比利时的。这些人到比利时后，生存条件普遍不佳，大多生活清苦，但省吃俭用，努力拼搏，大抵都有些积蓄，为以后的发展作铺垫。
1949年前，旅居比利时的青田人不多，先后仅70多人。旅比青田人习惯称前期华侨为“老客”在他们潜意识中认为大家都是匆匆来去的过客，只有新、老先后不同。
旅比青田，人善于生计，重情重义，与当地人民相处和谐。邹韬奋《游比杂读》中记述了一则颇为离奇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有3位青田年轻小贩共租居比利时某户人家中。房东家中有3位女儿，年龄与青田小贩相近。房东家庭经济比较拮据，3位青田小贩经常给予照顾，时日一长，3对异国青年男女产生了感情，其中年龄最小的姑娘还
不满16周岁。不期事泄，其父大怒，将3名青田小贩告上法院。开庭之日座无虚席，中国使馆也派员旁听。在别人国土上犯事，处境当然不容乐观。但审理过程中，案件发生戏剧性变化。房东太太面对法官慷慨陈词，首先指责丈夫不顾家庭并有外遇，置母女生活于不顾，继而赞扬3位青田小商贩如何厚道，她的3个女儿还公开表态愿意嫁给青田小贩。我们大可不必去追究故事本身的细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青田人形形色色的异国婚姻早就被历史所证实，那位比利时夫人用“厚道”一词来称赞青田人，这也许就是青田人被外籍女子看中的主要原因。
旅居海外的侨胞有强烈的共患难意识，这种品格在“老客”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热心扶持后人，传授语言和经商之道，帮助租赁房屋和提供担保，垫付启动资金和选择货源等，几近无所不包。这种互助精神是青田人在比利时“安营扎寨”的根基。20世纪30年代初期，善于经营的青田小商贩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魁市的詹伯珠开始创办小型皮革加工厂，生产小皮件供同乡挈卖，这是青田华侨首家在比利时的企业。30年代后期，詹伯珠已拥有10多台制革机器，形成一定规模，带动了旅比青田人皮革业的发展。1944年，广东人俞某率先在阿卫斯开设一家中餐馆，仅一两桌台面，只供中国海员用餐。青田人旋即纷纷仿效，其中粗具规模的是詹伯珠、叶进和、周岩朝、夏宏范等10余位青田人联手与比利时人合股开设的中国楼餐馆，不但提供华人用餐，而且向比利时人提供炒饭与炒面之类的中国饮食。中国楼从开张到歇业虽只有两三年时间，但为发展比利时中餐业摸索和积累了一定经验，为以后比利时中餐业的蓬勃发展，为青田旅比华侨从小商贩到餐饮业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据传魁市的詹蓬轩是一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传奇人物，虽拥有巨额财富，但大凡亲友投奔他处，总是抱着希望而去，满怀失望而归。他喜欢开一辆陈旧的小轿车，背一个破旧的布褡，衣衫不整，是一位富得流油的“苦行僧”。青田同乡没有一人知道他的生财之道，也不知他的财富流向何处。据他的一位表亲口述，20世纪60—70年代，詹蓬轩要魁市的宗亲为其长辈建造坟墓，要求规模越大越好，建筑越华丽越好，钱花得越多越好。詹氏族人推选一名能人，放开胆子，大胆构思，方案设计好以后寄给蓬轩审查。蓬轩一看，长叹一声：“离我的要求距离太远，家乡的人还是鼠目寸光。”造坟之事由此搁浅。
奥地利
奥地利是中欧南部的内陆国家，人口不到1000万，是欧洲重要的交通枢纽。19世纪已有国人旅居奥地利，但华侨总数仅20多人，且多数为青田人。大部分华侨从德国转徙前往，小部分来自意大利。他们集居在与维也纳南火车站相邻的军械库附近，即所谓“火鸡区”。
青田华侨在乡下流动经营小商品，主要是兜售扇子、纸花、瓷品和玩具。这些小商品很受当地人喜爱，就是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奥地利人很喜欢中国货，“生意特别兴隆”。但是，代表排外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和哈布斯堡王朝从极端狭隘的自身利益出发，炮制危言耸听、蛊惑人心且荒谬绝伦的言论打击华侨。1913年2月19日，社会党机关报《帝国邮报》恶意抛出文章《中国人侵略维也纳》，说军械库附近“快变成中国区了”这些中国人的经营“当然是非法的”，并极力丑化华侨的经商活动，诋毁华侨形象。4月初，哈布斯堡王朝强制遣返了被视为“侵略者”的24名华侨，“火鸡区”的华侨几乎被扫荡殆尽，旅奥侨胞经历了空前的黑暗时期。
星移斗转，到20世纪20年代，赴奥地利经商谋生的青田人日益增多，油竹的朱木坤、朱廷岩，原来在日本务工，后于1921年转徙奥地利，从事制作纸花的行当并销售小商品。继而，方山马车坑的陈芳权、吴岸的王叶成、阜山周山的吴长松、章旦的叶瑞珍先后赴奥地利经商。吴长松机灵乖巧，曾在当地夜总会表演东方杂技。王叶成从事小商品集卖散行业，机动灵活，收入高于当时的拎卖者。曾经在奥地利受过关押和驱逐的老归侨朱祥回忆，20世纪40年代后，赴奥地利的青田人最高达300多人次。县人陈炳楚、虞岩方、张德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赴奥地利，并与奥地利籍女子结婚成家，扎根当地。叶瑞珍具有小学文化，颇有见地，为了加强华侨之间的沟通、团结与协作，倡议成立维也纳华侨工商会和抗日救国会。青田华侨严毅庵是工商会会员，他曾任国民党部队连长，人们称呼他为“连长”负责抗日救国会交托的募捐工作，按时将捐款送交中国驻奥使馆。严毅庵说，当时捐款，的主体是行商小贩，大家收入虽然不高，但爱国热情不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毗邻德国的奥地利受到重创，战后大部分华侨回国，滞留奥地利的青田华侨约30余人。
葡萄牙
葡萄牙位于欧洲大陆最西端，西、南濒临大西洋，海岸线长800多公里。20世纪80年代前，葡萄牙是一个向外输出移民的国家。然而，19世纪末已有青田人进入葡萄牙。据青田侨情普查，1949年前在葡萄牙的青田华侨约70余人。港头旅葡华侨周性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葡萄牙，20世纪30年代开第一间中餐馆——上海饭店。港头的徐进伟、王学贵于1924年，阜山陈宅的张清芳于1927年，麻宅的麻志兴于1929年，港头寺下的王名标于1930年先后抵达葡萄牙。据说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几位青田人到过葡国，但不知详情。林德福、陈国禄、朱正通、阮益欣等于40年代到达葡萄牙。1932年，港头的厉松标、叶山的王松魁从意大利转道葡萄牙，在葡萄牙整整生活了70年。
据港头王学贵口述，早期到葡萄牙的青田人以流动商贩为主，走南闯北，时而摆摊设点，时而走街串巷，早出晚归，不敢稍怠，若偶染风寒，亦无意歇息，更不肯求医索药，大部分是“好个名声空个肚”。原籍油竹上村的陈国禄于1922年到欧洲谋生，20世纪40年代到葡萄牙经营进口行业和餐馆业。陈国禄也是国民党驻葡萄牙支部前负责人。1949年，陈元青从台湾到葡萄牙经商，事业发展较快。
厉松标在几十名青田人中脱颖而出，创造了骄人的业绩，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是一条热血汉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和当地人民一道投入反法西斯斗争，团结联合同胞组织抗日救国会，四处劝募抗日资金，支援祖国抗日。蒋介石曾为此亲笔题写“嘉奖状”，以资鼓励。战后，厉松标扎根当地，利用省吃俭用积攒的有限资金开办了青田人在葡萄牙的首家企业——领带厂，因经营得当，规模逐步扩大，于是吸纳同乡从事生产，随即成立了批发公司，在当时算得上是青田人中的实力派人物。在欧洲，葡萄牙经济相对落后，1949年前虽有数十人涉足该国，但事业有成者极少，大多是匆匆来去的过客，很难形成气候，厉松标只是个例。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县人大批涌向欧洲，有部分去了葡国，其面貌才有所改观。
1911—1949年，青田人分布在欧洲20个国家。除上述国家外，还有最早旅居瑞士的中国人是山口杉树园头人，名叫陈龙波，开始时销售青田石，经多年漂泊奔波，最后定居瑞士，开设一间小店，销售小商品。其他国家青田华侨的情况因史料缺乏不能杜撰，以待填补。
美国
美国是亚洲以外居住中国人最多的国家，而青田人却凤毛麟角。据青田侨情调查，1911—1949年，县人赴美仅约270人。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法、德，居世界第一，1900年成为工业国，1920年工业人口超过农业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绝对霸主。早期青田人就是在美国经济大繁荣背景下远涉重洋移民美国，除山口、油竹石雕商人在美国开工艺美术品商店外，大部分系小商贩，他们在积累一定的资金后也开起工艺礼品店、杂货店、中餐馆和批发货行。
前期到达美国的主要是山口、油竹的石雕商贩及石雕艺人。清光绪戊子年（1888），山口村的石雕艺人林茂祥赴美国经营石雕，据传傅廷奎、林著斋等此前曾到美国贩销过石雕，县人周芝山、朱定山、金兼三等参加国际博览会后滞留当地开设石雕商店，并逐步形成青田人群体。
陈琪（1878—1925），又名兰薰，阜山王费潭人。1905年，因精通英文被派往美国圣路易博览会陈设湖南赛品。他竭力推荐青田石雕参展，提出要把青田石雕产品摆在显要位置，青田石雕产品喜获银奖。1915年，又奉命赴美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并出任监督和事务局局长。陈琪积极动员亲友，组织青田石雕参展，石雕艺人周芝山的“梅鹤大屏”和金兼三的“小屏风”均获银奖。赛后，周芝山、朱定山等人就在美国开设石雕商店或从事其他事业，成为早期的青田旅美华侨。山口石商黄松轩、周宝环在石雕界颇有名气，尤其是黄松轩既在美国开石雕商店，同时又在山口开“图书行”，以组织货源，形成“前店后厂”的模式，颇具开拓意识。其时在美国的还有林锡玉、陈跃千、林呈高、林植、林松坤、林松桃、林质美、邵竹高等经营石雕或其他商店，均有一定成就。《美国青田同乡会2003年春节联欢会特刊》上刊登了一张珍贵的照片——1941年彭云柏先生婚宴纪念照。彭云柏祖籍青田县城，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驻美使馆工作人员，1941年9月5日结婚宴客，青田旅美同乡到场祝贺。2003年93岁的青田籍华人朱宝丹女士尚能说出婚宴照片中大部分青田人的姓名，他们是：林正高、林锡玉、朱仲怀、朱圣远、林植、林震南，项金茂夫妇及女儿项娇娇，周汉民、朱宝丹、钟秋元、金蓂真、朱竹恩、朱竹孚、朱琴夫、王发、陈瑞兴、邵竹高、项竹明、徐兰英、陈鸿兴、留财、朱勋、林质美、朱定山、林昌、林日鸿等，其中尚有3人健在。这一批早期赴美的青田人在当地扎根并不断开拓自己的事业，在企业界较有成就的主要是周汉民、朱宝丹夫妇，陈瑞兴、金蓂真、林亦智、朱定山、朱竹夫、陈忠、陈俊芝等。他们是青田人移民美国的领军人物。
照林汉荣，生于1897年，原籍山口。据本人口述，1919年随父林尚源从上海乘外籍轮船出发，在船上做伙夫，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横渡太平洋，抢滩登陆旧金山成功。开始几年在广东籍华侨商店当学徒做店员，有了点积蓄后开始提卖，摆地摊，主要是卖青田石雕。发了点小财后于1926年回国，定居温州小南门，与方山乡邵山村杨氏结婚。1927年再度离家返美提卖，经商2年后自己买了汽车，开着车卖货，几乎跑遍了美国的主要城市。1932年与青田籍华侨朱定山、徐运北合股开公司，开始了稳定的事业与生活。1935年起在纽约开设金山公司，主要经营中国的工艺品，事业有成，经济富足。虽然挣到了钱，但基于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现象相当严重，有些地方其他人种甚至不能与白人同桌吃饭，同房睡觉。他想，如果回国，只要自律，不乱花钱，这些钱足够富裕生活一辈子了，因此于1939年结束在美国的事业，带着2万多美金回到上海，在上海将美金换成国币12万元，以林金鹤、林汉荣的名字存入上海中国银行和汇丰银行，再回到温州小南门定居，与家人团聚。但好景不长，由于国内战乱，政局不稳，物价飞涨，所存之款很快贬值。1943年为避战乱，林汉荣带着全家到方山邵山丈母娘家寄居，靠温州十几亩田租和在方山挑货郎担维持生活。像林汉荣这样从贫穷走向富裕，又从富裕回到贫穷的在青田不乏其人。
在美国，以纽约的青田人数量最多，洛杉矶、旧金山、加州次之，犹他州、宾州、芝加哥较少。他们互相扶持，同舟共济，真诚团结，尤其挚爱自己的祖国。在老一代华侨中颇有影响的是油竹雅岙金茨真、金蓂真兄弟。1923年春，金茨真会同金质成等组织一批青田石雕艺术品运往美国，参加芝加哥万国博览会，精美的艺术品获国际友人好评，并获芝加哥奖杯和大会奖状。1928年，金茨真再度赴美，同在美国的弟弟金蓂真一道，经营浙东贸易公司，将大批浙东南货物销售到美国市场。金蓂真年轻赴美，谙熟经商之道，通当地语言，事业如日中天。他曾自购大楼，成立青田公司，恋乡情结可见一斑。他生性豁达，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爱国爱乡，是纽约老侨团三江公所元老，曾担任多届会长。国内抗日战争期间，他组织华侨上街示威游行，动员侨胞购买“抗日爱国公债券”，并带头捐献，支援祖国抗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整装回国参加战后建设，在上海开设美丰公司，并和兄长金茨真联同温州士绅王纶如、郭浣湘等创办温州轮船股份有限公司，集资2万余元，购置云龙、江丽两艘小火轮，航行于温州至青田线，拖带小帆船数十只。清晨由温州西门起航直达温溪；每逢江水上涨，可直达青田。但当时政府腐败，政局混乱，无奈草草收场，终致他报国无望，不得不重整行装再赴美国另谋发展。20世纪30年代城镇朱定山到达美国。他是著名的商界精英，成功开发“萨凡那”海滩，被称为“海滩之父”并被选为卡罗博市政府议员（详见附录二）。另如，朱竹孚、周汉民、陈瑞兴等早期出国者，在美国都开设公司、商店，各有所成。
民国时期在美国的青田侨胞数量不多，但大多事业有成，为此后青田人不断移民美国夯实了根基，并作出表率。
巴西
巴西是拉丁美洲华人最多的国家，其面积为851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及中国的1/6。1949年前，到巴西“淘宝”的青田人约为120人，较多为：方山16人，阜山乡14人，油竹10人，雅陈7人，雅林村6人，孙山6人。他们见证了青田早期华侨为了生计劈波斩浪、远涉重洋的勇气。1904年，仁庄镇雅林枫林斗村董炳福最早到达巴西。
油竹上村的陈进木，字聚丰，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初五日，擅长青田石雕，尤精于雕刻花瓶。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16岁的郭秋杏结婚，婚后于当年出国，经北美到达巴西。在巴西起初经营随身带的青田石雕，后贩卖一些饰品。约于1918年，在里约热内卢经营聚丰餐馆。其间，与一巴西女子玛丽亚·黄李米拉氏（1906年11月生）结婚。在巴西共生有三个女儿：长文、丽达、希达丽娅。民国14年（1925）携妻玛丽亚和女儿长文、丽达回国，希达丽娅，留在巴西由其三舅抚养。次年，在家乡油竹用6000多银圆兴建了一座有顶楼阳台（阳台造价3000银圆）的西式三间三层洋房。约1927年后，为拒当乡长，他前往印度及南洋经商，辗转数年后回国。
1910年前后，小令石砻留艺泉、阜山黄寮叶秀明、方山倪岸杨克明，陆续到达巴西。1914年，方山上庄的黄万红抵达巴西，1920年回国，在温州买田50亩，买屋4间，1927年再度出国，经新加坡、印度、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最后又到达巴西，此时年已53岁。1935年回国，据其儿子黄跃仁回忆，他带回一箱金币。
王益宗系阜山前王村人，生于1877年，卒于1966年。徐志仁系阜山木桥头人，生于1877年，卒于1962年。两人同年出生，从小相识，情同手足，因迫于生计，在乡人相继出国谋生的影响下，商议走出山门，闯荡世界。1914年，他俩筹措资金，从上海登上前往阿根廷的日本轮船，在阿根廷稍作停留，于翌年转入巴西。徐志仁在里约热内卢落户，王益宗辗转至愉港。1920年以后，县人在移民浪潮的推动下，迁徙巴西，人数才粗具规模。据巴西华侨郭秉强主编的《巴西青田籍华人华侨纪实》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抵达巴西的青田华侨有姓名可考者为90人，但因年代久远无法精确统计。90人中居住里约热内卢的有67人，圣保罗20人，愉港3人。巴西早期青田华侨主要来自方山、仁庄、阜山、油竹等乡村的农民，他们有的从国内直接越洋，有的从欧洲辗转至巴西。1927年，徐伯岩年仅16岁，以出国留学之名，花费100银圆由上海新鹤鸣旅社包办出国，后到达巴西，当时以此名义出国还属首例。
初到巴西的青田人同样从拎卖业开始。1910年前后，抵巴西的陈聚丰、邱仁丰、叶秀明、董炳福依靠卖珠开始了在巴西的生活。从欧洲转到巴西的青田人带去欧洲的小商品、欧洲的经营模式，并把欧洲作为供货基地。雅陈陈育行原来与其兄陈育才、陈龙祥在法国经营小商品批发，后来孤身去巴西里约热内卢经营珠链批发，货物由法国供应，他的批发货行成了当时旅巴青田人的进货中心。倘若货源不继，偶尔也从土耳其人货行提货。
陈育行的经营模式带动了同乡涉足批发行业。1921年，雅林吴仲儒、吴本先、吴本起、吴本立四兄弟共赴日本、欧洲经商，后辗转到巴西。吴仲儒首创染珠作坊，而且发展到染色加工与批发并行，获利甚丰。继而季宗光、吴本起、金元典、朱克勋等青田同乡亦仿效吴仲儒，先后开设染珠与批发兼营的店铺。后来，在游击小贩中开始出现提包营销，品种不限于珠链，并初步建立了固定客户，实行送货上门，允许分期付款。这种灵活的营销手段博得了顾客的欢迎，构建了互信的买卖关系，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种经营模式。据老归侨反映，当时拎卖生意好的每天可赚几十到上百美元。但是，这种经营方式毕竟还是初级、原始的经济行为，局限性显而易见，难以形成大气候。
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青田华侨，在获取一定的资本以后，便想方设法另谋发展，其中部分人选择了餐馆业，实行第一次经济转轨。1918年，油竹陈聚丰开设聚丰餐馆，这是里约热内卢由青田华侨创办的首家餐馆。继而徐志仁、叶秀明、邱仁丰等人，于1925年下半年在里约热内卢某大街合资经营小规模、以送餐为主的“平松”（即无店面的家庭餐馆）。1930年前后，徐志仁等3人经过几年辛苦经营，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发展到3人分别独立店面营业。其中徐志仁的风光餐馆顾客盈门，成为当时巴西餐馆业中的佼佼者。后，吴仲儒与金元典合资开设餐馆，孙逢玉、留艺泉、裘芝贤、林竹明等也相继开设了中餐馆，这一时期可谓是巴西青田华侨餐饮业的鼎盛期。青田华侨的餐馆招收雇工一般面向同乡。雇工工资低得可怜，白天辛苦干活，晚上睡地铺，也免不了吃些剩菜剩饭，可从贫困山区出来的农民只求衣食无忧，这些苦能忍、能熬。
如果说从小商贩到中餐馆是一次转轨，那么从中餐馆到进出口公司就是一次质的飞跃了。周继文是阜山周宅人，生于1897年，卒于1976年。1926年，周继文跟随返乡探亲的王益宗到巴西，两人随身携带一批温州绣花台布到里约热内卢，租了间房屋，挂出“上海绣花店”的牌子，主要从事零售，受到当地人民的青睐。此后，周继文通过其妹夫陈楚豪不断从温州生生公司批发进货，经海路运到巴西。此时，周继文的眼光和商业才能已初露头角。为了扩大进口业务，拓宽进货渠道，周继文又与广东汕头、山东烟台等地的国内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增加商品花色品种，其中以上海抽纱、湖南湘绣、温州瓯绣为主。1935年，周继文业务日益扩大，为拓展市场，在圣保罗创建了周继文贸易行，并取得了骄人业绩。当时香港的汕头公司、公兴公司、昌文公司都与他建立业务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海运基本停顿，周继文只好从香港公司进货。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由葡萄牙某公司提供货源。周继文的绣花台布批发零售业带动了青田华侨提包业的发展，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因此成了当时公认的商业巨子（详见附录二）。
抗日战争时期，巴西青田人高举爱国抗日大旗，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周继文在抗日战争期间，四处奔走呼号，动员青田侨胞支援抗日带头购买“救国公债券”1万多美元，并向中国抗日红十字会捐赠救护车1辆。他深感国，家落后缘于教育，因而在中国八年抗日战争中，多次汇款给青田唯一的中学——阜山中学。后因海运中断，中国驻圣保罗领事馆经济枯竭，周继文便先提供领事馆开支，由领事馆电告中国外交部，再由外交部将款汇至阜山中学，先后共资助阜山中学近2万美元。他的义举备受乡亲和侨界推崇，被选为南美洲抗日救国会会长，正是众望所归。
另一位被称为“巴西王”的王益宗则更具神秘色彩。王益宗出身于农民之家，但聪明能干，思维敏捷，交际甚广，善于发现和捕捉商机。他初抵愉港，见当地气候凉爽，巴西人喜穿毛衣，就不失时机办起了绒衫厂。1926年与周继文合伙开上海绣花店，使绣花台布生意大行其道。他深具侠义之风，在巴西社会里上下交结，游刃有余，可谓长袖善舞。愉港是巴西工党的根据地，王益宗与众多工党上层人物结为知己，交往日深。1930年，工党领袖石砣龙取得政权，王益宗的工党朋友也纷纷成为政府要员。1937年，王益宗因租房与巴西银行及市政府产生矛盾，他通过外交部长的兄弟从中斡旋，化险为夷。1933年，山东籍某侨胞的货物被海关扣押，他闻讯后，多方奔走，疏通关系，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王益宗有商家的头脑，有领导者的风范，是旅巴华侨眼中名副其实的“巴西王”（详见附录二）。
王益宗在抗日战争时期，建议中国政府驻巴西公使王功武，发动侨胞做馄饨义卖，支援祖国抗日。他几次发动侨胞购买“救国公债券”和“建设公债券”，并带头捐资，身体力行，不失爱国本色。仁庄伍春和踊跃购买“爱国公债券”系当时青田人中的购买大户
（详见附录二）。雅林吴仲儒，在国难当头之际，提出“消除一，切私人怨仇，中国人要团结，青田人更要团结”的口号，使旅巴西青田人在中国8年抗日战争中，呈现出空前团结、同仇敌忾的局面。
巴西国土辽阔，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巴西并不构成威胁，因此青田人移民巴西有增无减，并未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日本
青田人到日本务工经商的历史有近200年。19世纪20—30年代，青田赴日谋生者绵延不绝。1825—1836年，方山、山口、港头、章旦四乡有12人去日本，其中港头寺下5人，山口陈半山3人，方山上庄1人，章旦横坑、桃坑、坑口各1人。清光绪年间（1875—
1908）方山奎岩庄出国者共76人，少数赴欧，多数去日本。1911年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青，田山区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东渡日本，港头、油竹、方山、山口、仁庄、垟心、小令、章旦、金田等侨乡人民三五成群，此呼彼应，形成一股赴日热潮。仁宫有70余人赴日谋生，约占全村青壮年总数的70％，导致当时耕地大片抛荒。方山山根是一个小村，仅30户人家，就有14人赴日本务工；雅林村有15人东渡日本。青田在日本的劳工及小商贩最多时达3000余人。1905年，浙江录取110名官费赴日留学生，其中有县人林楷、孙靖夫、张品纯3人。阜山陈芗圃也曾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这些留学生在日期间曾为维护中国侨日劳工的合法权益作出过重大贡献。
1.东渡日本的历史背景。
首先，青田这块土地所出无法养活当地人民，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和人口增加，出走是青田人的必然选择。1992年，青田县侨联对17个乡镇、160名归侨进行调查，其中去过日本的有47人，占30％。这47人中，东渡日本时年仅14—18岁（虚岁）的未成年人占40％。
其次，近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旋即开始向外侵略扩张。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次年从中国夺取巨额赔款，并割去了中国领土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无力东顾，日本商品乘虚而入，占领亚洲市场，至此，日本生产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4倍以上，工厂数、工人数和工业产量，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翻了一番多。工业的突飞猛进，造成了劳动力的普遍缺乏，日本政府为了招徕廉价劳动力，于是实施对外开放，这是县人大批赴日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从中国去日本仅需24小时海程，路费为13—15银圆，仅为去欧洲路费的5％。对于锱铢必较的贫困农民而言，自然将日本作为移民的首选之地，同时还可随身携带青田石雕，沿途贩销，出国成本更低。
第四，中日文化经济交流历史悠久，日本风俗民情、语言文字乃至宗教信仰与中国相似，这也是青田山区农民及手工业者涌向日本的重要原因。
2.旅日华工的基本状况。
青田旅日劳工及行商主要分布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等主要城市。他们从事最繁重、最肮脏、最艰苦的劳动，受人驱使鞭挞，换取的是最低的工资报酬。日本雇主的盘剥和警察工头的欺压，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但是，不管受多大的压力和屈辱，青田人都能熬过来，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念：要生存，要发展，要改变命运。
根据青田县退休干部周政波提供的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以下简称“共济会”）第一年度报告书的内容，下面从华工的职业和生活两个方面加以叙述。
（1）职业状况。青田旅日华工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劳工和行商。劳工又分苦力和普通工两种。
挑煤挖土属苦力工。东京小名木川沿岸、芝浦、南千柱、王子等处挑煤工居多，仅东京就有至少900余人。原三都的卢作训等于1910年赴日属清末赴日早期打工者，仁庄罗溪著名侨领林三渔，油竹的陈国岩，东堡的朱钱岩、陈国，进，垟心的韩成进，方山倪岸的叶明进，雅林的陈上碌，汤垟的张芳兰，仁塘湾张春标、夏康，阜山的吴岩土等也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赴日并从事这种苦力劳动。他们早晨4点起床，5点去河边等工。当时那里有一座小名木川，桥，华工称之为“苦力桥”。若逢人多工少，桥边常有两三百人找不到工做。他们穿着粗布短褂，在那里“守株待兔”煞是可怜。苦力日工资2元（除去工头扣的饭钱，实际收入1元多）。做工时被辱骂甚至，挨打之事常有发生。但据劳工自述，他们日所得相当于国内半月以上的收入，正因为如此，穷极潦倒的青田人才
纷至沓来。1921年冬，港头王岩奎从大阪神户约来120人在铃木组的群马水电工事场做工。他们重情重义，互相照应，患难与共，华工深受感动，连小商贩空闲时也加入这支队伍。古久组的陆军省立川四道街两处飞行场用工300多人，京滨一带不下800人。据青田赴日劳工朱钱岩口述，当时在日本各种工地上，都能看到青田人的身影。他说：我们山里人干活不怕苦，最难受的是受歧视，比如同一工种，我们日工资2元，而日本劳工是5元，况且我们的付出大大超过他们。尽管如此，相当于中国2枚银圆的日工资已优于国内中学教员，艰苦与屈辱自然置之度外了。普通工是指在铁工、玻璃、镀金、铅笔、自来水笔等工厂务工的工人以及理发匠或拉车夫、厨夫、修道夫等临时工，从业者500人左右，收入约40—50银圆。
行商小贩一般以体弱年幼者为主。山口林三喜（15岁）、张志伍（15岁），油竹朱有典（18岁），东堡程岩进（15岁），方山上庄黄岙仁（19岁），八源厉进元（15岁），章旦朱明彩（15岁）等从事这一行业，行销青田石货及温州雨伞。贩销青田石已有100余年历史，但贩销温州雨伞却始于1920年。是年，港头王进琪赴日贩销石货，顺便带了几把温州雨伞备用，在火车上被日本人看中，软磨硬泡给买了去。此事一经传播，1921年大批温州人赴日行销雨伞，卖伞之风很快风靡日本。1920—1922年是青田人与温州人赴日销售石货、雨伞和务工的鼎盛时期，后因日本经济不景气，销路不畅，遂转卖六神丸、人参糖、樟脑丸、草鞋、钱包、自来水笔等小商品。他们起早摸黑，走街串巷状若乞丐，受人歧视，其苦楚无处可诉。其中虽有少数人获得较丰厚利润，但一般都只能糊口。
（2）生活状况。青田、温州在日劳工的生活之艰苦难以形容。当时青田人大多住大岛町，温州劳工住三河岛、南千柱及王子，温、青劳工集居地两处均有“中国街”之称。他们住的是栈房，面积小，平均到每个人容积不过1立方米，最小者为1/3立方米，拥挤不堪，臭气冲天，故约有20％的劳工患有呼吸道疾病。有的重病隐忍，直至一病不起，令人伤心触目。温、青两地山区农民为了养家糊口饮食从俭，生冷恣食，与乞丐无异。至于沐浴穿衣，更无讲究，往往居室、外出、睡眠着一衣，一穿数年，甚至以衣袖拭口鼻，故而往往感染细菌，身患疾病。由于入浴室需要破费，故永不沐浴者十之八九，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若能在旅店住上一宿，或入浴室擦洗一番，就可称得上享受奢侈了。患病者以26—30岁居多，因为他们的劳动强度已经到了极限，病魔乘虚而入，以至无力抗拒。
据查，大岛、日暮里两处有钱庄5所，温州、处州两地劳工及小商贩每月累计约有10万元寄回家乡。勤勉者每逢积蓄到三四十元，必向朋友告借，凑足50元寄往家中。一旦遇到突发事故，往往手足无措，万般无奈。就是这些类似乞丐、犹若奴隶的劳工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改变了浙南山区不知多少贫困家庭的命运，并给更多山民点燃了生的希望。
3.日本政府的排华活动与“共济会”的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22年，日本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业产值下降16.9％，采矿业下降55.9％，煤炭业下降16.7％，机器制造业下降55.9％，40％—50％的设备闲置，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这个时期正是温州、处州两地山区人民赴日的高峰期。日本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转嫁经济危机，一方面加紧对外扩张，一方面以极其凶悍卑劣的手段驱逐华工出境，使两地华工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驱逐华工。日本政府根据明治三十二年（1899）七月二十八日敕令条文，以妨碍日本公益和劳动为由，下令驱逐华工。开始时是不许华工在东京做工，未几名古屋亦下逐客令，其后是千叶神奈川，确有乌云压顶之势。当局严惩向华工提供住所的房东，惩罚任用华工的工头，强迫华工立即离境，稍有犹豫即遭鞭笞，被拘者每日有数十人。日警十分凶悍，动辄拳打脚踢。警察局还公然扣压工人工资，日发伙食费7角，其余留警署，满50元者逼其回国，有的地方华工竟至绝迹。日本雇主及工头扣压工人工资，拖欠日久，索讨往往无果。一次共济会会长王希天（吉林留日学生）及会计杨廷杰（青田人）在火车上向日本工头讨索积欠的工资，日工头持短刀威胁，杨廷杰被打落两颗门牙，结果大批华工包括不少青田人被驱逐回国。中国劳工愤怒地说：“大和魂不是友善宽容之魂。”
（2）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在日中国劳工处境十分艰难，而中国驻日公使馆又因国势懦弱而无力庇护，此时旅日侨民陈协丰挺身而出，力挽狂澜。陈协丰，油竹人，科举考试中过秀才，原在俄罗斯经商，因俄政局动乱，回国后又东渡日本。他有一定的文化和较丰富的社会阅历，眼见同胞蒙难，挺身而出，审时度势，倡议组团自卫。他说：“今日我等在日本，既有被逐的问题发生，何不赶快组织团体自卫？”同乡留庚南、杨廷杰、徐跃卿、林运山、吴仲儒、金宝山、王金梦等人立即响应。他的提议代表了侨日劳工的共同呼声，为共济会的成立作了舆论准备。1922年4月初，安徽天长县留学生王兆澄结识了青田人张志兴及日本友好人士藤木藤市，大家谈到模范宿舍（改善劳工住宿条件）事宜，张志兴十分支持，并发动同乡集了10股计350元，由藤木藤市介绍租定该市御器所町字白金46番地楼房一所，立订种种规约，定名为“第一共济号”继尔租邻室一所，为“第二共济号”7月又在远处创立“共济三号”，名古屋各栈房均编入，共济号，共计12号，这是“共济会”成立，前的组织基础。其时，在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留学的王希天和安徽天长县留学生王兆澄耳闻侨日劳工的呼声，出于对在日华工悲苦命运的同情和关爱，遂邀集日本留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三个团体代表，在华工集居地进行考察，一致认为有组织华工团体的必要，并提出必须联合日本宗教团体及当局正义之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在王希天、王兆澄等人的努力下，经过日本警示厅、中国公使馆以及旅日各团体领袖充分磋商后，于1922年9月21日在大岛町三定目278番地“共济会”事务所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简称“中华侨日共济会”）。大会一致推举王希天为会长。至1923年8月，“共济会”会员不下5000人。“共济会”成立前期，青田旅日侨胞为“共济会”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
“共济会”乃“和衷共济，同舟共济”之谓，是为了维护侨日劳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劳工自身素质而建立的公益性团体。该会成立后，为侨日华工及商贩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办理各种交涉（索要工资、解决纠纷、禁工交涉、人事相商等）93次，涉及人数217人；职业介绍（工读、夫役、职工、人夫）50次，2000人；慰问（教育、治疗、救济、葬礼）249次，11540人；集会（成立会、选举会、恳亲会、维持员会、交际会、招待会、修养会、忘年会、报告会等）61次，5054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日留学生总会旗帜鲜明地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四处奔波，上下沟通，功不可没。尤其是共济会的禁赌行动得到了绝大部分会员的支持，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善举，比修桥铺路还好。青田人旅日时间较早，人数众多，有一定社会基础，他们积极参加“共济会”活动，不少人成为共济会的骨干。如陈协丰任执行部杂务，杨廷杰任会计，陈芗圃任干事主任（阜山王费潭人，明治大学留学生），伍敏任干事，朱友典任副干事，张琮良任事务委员兼中文学校翻译，吴仲儒任庶务等。1927年4月2日平演华侨、“共济会”职员詹寿之因努力参与会务，品行端正，热心公益，中华民国总领事，馆驻神户兼大阪总领事周珏发给奖章一枚及奖证，以资激励。
4.日本关东大地震与中国劳工惨遭屠杀。
1923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史无前例的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这次地震灾害，引起中国政府与人民的极大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援。可是，日本警卫团、在乡军人及社会青年团乘震灾之机，疯狂残杀旅日华工，死伤的温州、处州劳工多达700余人。
（1）震灾与赈灾活动。关东大地震发生于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45秒，震级7.9—8.2级，连续8个昼夜，发生余震计1000余次，波及一府六县，面积2万平方公里。东京以山下町为中心燃起大火，连烧3日不止。横滨几乎成为废墟。据《日本近代史》记载，死者99331名，伤者103733名，失踪43467名。受害者总数340万人。中国旅日华工在这次震灾中也蒙受重大损失，仅横滨一地，“中国街严重毁坏，则蒙难者虽非全部，恐至少亦有三四千人矣”（《晨报》1923年9月7日）。
对日本的这次巨灾，中国新闻媒体及时宣传报道，各界人民伸出援助之手，赈济日本灾民。我国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济南、南通、芜湖、九江、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成立赈灾团体，广泛开展募捐活动，帮助日本人民恢复灾后生产、生活。
（2）华工惨遭屠杀。9月3日11时许，在日本军国主义羽翼下的日本警卫团、社会青年团和在乡军人等共300余暴徒，以维持社会治安为由，拥至大岛八町目华人居住的栈房，将174名温、处籍劳工（其中以青田人居多）和商贩驱赶至空地，佯言即将地震，须卧倒地上。这些心怀恐惧、毫无戒备的人们刚卧倒在地上，即被暴徒凶残击杀，血流成渠，尸横遍野。在南千柱、三河岛等地以同样手段被杀害的华工、商贩当在千人以上。9月9日共济会会长王希天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南千柱、三河岛等处视察华工受灾情况，途中被日本宪兵非法拘留。12日凌晨3时许，这位旅日劳工的精神领袖、年仅27岁的东北留学生被日本军队中队长佐佐木、中尉垣内残忍地杀害于龟户町逆井桥旁。
据多方调查统计，在这次大地震中，被杀害和打伤的中国同胞716人，其中当场致死622人，失踪11人，被凶器击伤83人（许多重伤者回国后不久离世）。716人中，温、处籍华工、小贩658人，其中死605人，伤53人。青田籍华工及商贩被击杀致死122人，伤32人，情况不明7人，共计161人（1990年温州地区实地调查追加9人），详见表2-7、表2-8、表2-9、表2-10、表2-11、表2-12、表2-13、表2-14。
灾后，日本政府分批遣灾侨回国，其中青田籍近900人。其他青田华工及商贩有的转往其他国家（雅林村吴仲儒辗转到巴西），留在日本的青田人已为数不多。滞留日本的青田华侨中，以下5人颇具传奇色彩。
林三渔，仁庄镇罗溪人，1897年生。1914年，年仅17岁便偕乡人赴日务工。他家境贫寒，无缘接受文化教育，初到日本，和其他华侨一样，凭苦力挣钱糊口后被一皮革作坊招为工人。他心灵手巧，工余偷学技师配料技术，技师患病，上苍垂怜，三渔经测试合格升为技师，收入大增，但好景不长，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又陷入苦难的深渊。
战后，林三渔利用其微薄积蓄，定制了活动铁板饭盒，经营快餐生意。因符合日本人快节奏生活，又合他们胃口生意十分火爆。之后，他在东京购买店面，开设中华料理，并与日本籍女子结为夫妻。待，子女长大成人，事业如日中天，经半世纪拼搏，成为千万富豪。1961年以后，先后40次回国，竭其所有回报祖国家乡（详见附录二）。
王仕福，仁庄镇冯垟人。1901年生，因家道清贫，1921年偕乡人去日本谋生。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王仕福被遣返原籍。翌年，为生计再度赴日，与日本籍女子登美结为夫妻，育有二男一女，长子王铁城为医师，次子王贞治后成为世界棒球大王。
王仕福勤劳俭朴，稍有积蓄便在东京墨田区押上开“五十番”拉面店。他常以“不麻烦人家”及“人当勤俭”勉励家人。他终生爱国，不肯入籍日本。其子王贞治受其熏陶，仍持中国护照。贞治夫人恭子原籍日本，结婚时应贞治要求，亦改持中国护照。
仁庄镇应庄垟人陈绍明，1900年生，1929后赴日务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32年进攻上海。当年，陈绍明毅然回国，在上海参加19路军61师华侨爱国义勇队，任运动队队长，曾三次立功，后解甲归田。
王永发、王源清，在日做了20多年码头苦工，抗日战争期间，日警问他愿为新政府（指汪伪政府）人民还是为旧政府人民，他们回答说，中国只有一个国民政府，愿为国民政府人民，因此触怒了日本当局，被羁押一周后驱逐回国。
第三节 高潮回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国时期青田华侨史的分水岭，战前无论是移民海外的规模和速度都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战后大批华侨回国，鲜有国人敢于出国闯荡，青田人移民海外的规模和速度也大幅回落。第一次出国高潮迅速从高峰跌入低谷。
17、18世纪之交，青田人已开始向海外移民，至清朝末年，长达200余年，受历史条件制约，进进出出约4000人，年均20人左右。1912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光前往欧洲的青田人就达1.7万多，年均约570人，成为欧洲华侨的主体，其增长速度相当于清朝时期的20余倍，在原重点侨乡几乎村村有华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田移民态势成加速度发展，若非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青田人定会更早步入移民海外的快车道。
在华侨人数快速增加的同时，青田华侨职业的发展变化更加令人刮目相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青田人经过长期的资本和经验积累，一部分摆脱了以行商小贩和苦力为主的谋生手段，从事行业开始向多元化和较高层次发展。美洲的美国、巴西，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青田华侨群体分化明显，有的从小商贩成为坐商并做起进出口贸易，有的从打工者成为皮件皮具业制造商；水手馆、栈房、理发店、中餐馆等服务行业也迅速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青田华侨无论从数量还是职业上考量，都已经步入中兴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身处交战国的青田华侨饱尝战乱之苦，有的不幸罹难，有的被迫返回故国家园，此前的美好憧憬化作南柯一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号称“世界五强”之一。多灾多难的青田华侨寄希望于祖国的未来，纷纷束装回国，因种种原因滞留不归者不足1/4。战后滞留意大利的56人中，其中42人已组成跨国家庭，占75％。数以万计的回归者未曾想到回国后等待他们的并非是盛大的庆宴，而是又一场历史劫难。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社会混乱，流氓横行，盗贼蜂起，许多回国华侨刚踏上自己的国土，未曾回到家门，随身携带的金钱财物就被洗劫一空。归侨张苏，阜山人，1947年冬回国，轮船刚到上海码头，一批以帮助提货为名的地痞恶棍连哄带骗，将其财物掳掠一空。张苏在欧洲曾为杂技演员，闯荡过20多个国家，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而且还有些拳脚功夫，可也无力回天，赤身回到故乡，重返清贫。万阜归侨刘迪兰（木匠），1936年到新加坡，1943年回国，经过香港，财物被日本人抢劫一空，回家后重操旧业。青田归侨的另外一劫是不少华侨在返国之前为安全起见，将钱存入国内银行或私人钱庄，这种钱庄往往以乡情为纽带，吸收同乡亲友存款，在中饱私囊之后，乘局势混乱之机宣告倒闭，人去楼空，致使不少华侨的血汗钱化为乌有。更惨的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许多归侨把随身携带的外币换成国币，准备回家置办家产或补贴家用，孰料尚未出手，已成废纸。有的归侨把宝贵的青春抛洒在异国他乡，回国时年事已高，且又两手空空，无法成家，孑然一身，孤独终老。清同州诗丐“两脚踏翻尘世路，一肩担尽古今愁”的佳句，成了这些华侨悲苦命运的真实写照。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继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在武昌起义后的近40年中，经历了袁世凯窃国和“二次革命”、军阀混战和北伐战争（即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国民党“剿共”和土地革命（即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蒋介石发动内战和解放战争（即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形势瞬息万变，政局动荡不安，兵连祸接，内忧外患，本已十分贫困的青田山区人民更是苦不堪言。
有近200年移民史的青田人民，在这民族多事之秋，为了生计，有的从军，有的从商，但更多的是秉承前人的传统，高举移民大旗，在异国他乡杀出一条生路，形成了青田华侨史上的第一次出国高潮。据县侨情调查统计，民国时期仅旅居欧洲的青田人就达1.7万人左右，当时欧洲华侨约5万，青田人就占1/3强，彰显了青田华侨在欧洲华侨史上的重要地位。
考察民国时期青田第一次出国高潮形成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国内背景
（一）民国元年，遭遇史无前例的特大洪灾
据青田县“历次水旱灾害”记载：“民国元年（1912）8月29日大水。龙风暴雨大作，山洪暴发。县城水位高23.46米（鹤城镇警戒水位13.5米），街巷，行舟。三四千户房屋淹没殆尽，14000余人仅存5000余人。9月17日连日大雨，县城水位高21.87米，全县300余户棚房一扫而光。两次共受灾16133户，756，04人；冲毁房屋75632间，损坏房屋27134间；冲毁田地19313亩，积沙52564亩。”受灾户数占全县总户数的35.98％，受灾人数占全县总人数的34.49％，冲毁与积沙田地占全县总耕地的35.98％（老侨乡受灾尤甚）。面对两次巨灾，青田人民回天乏力，陷入难以生存的境地。据记载，灾后有数千人向政府请愿，拟持护照就食邻陲，以解倒悬。1912—1914年，青田县就有1000余人出国，这是一次惊世骇俗的壮烈举动。出国自救的强烈意识，源于200余年移民文化的积淀，是青田独特的文化现象，在全国山区亦属罕见。
根据青田县档案资料记载：1917年，国民政府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等国在中国招募大量劳工，赴欧洲参加战地服务。劫后余生的青田人不顾战争危险，青壮年争相报名，2000余人应招。他们把分发的一套棉衣和5块大洋看成是上天的恩赐，并且将此视为改变命运的契机。战后，大部分幸存的青田劳工定居欧洲，其中法国约1000人，其余辗转到德国、荷兰、意大利、奥地利、美国和巴西等国。下面登录青田应招华工叶元青的自述：
那是1917年年底，我刚满17岁。青田是一个贫困县，人们苦于无法谋生，正好碰上招募劳工赴法国参加欧洲战争，战争虽然危险，但大家却不愿失去一条开创前途、谋求新生活的好道路。我们这批十七八岁的青年，就一拥而上地去报了名。凡报名的，几乎全部录取。
我应召离家时正是寒冷的冬天。县里把我们召集起来，发给每人一套棉衣，5块大洋。我把大洋悉数交给家中父母。父母忧心忡忡，儿子即将远离亲人，远渡重洋到那不知究竟的国度去，而且是去参战，是向死亡挑战！我知道父母的忧心，强抑悲伤，装出毫不在乎的样子安慰说：“爸妈，不要担心，我们只是在后方做防卫工事，只要小心，就不会有危险。也许明年的今日我就回来了。”
1917年12月26日我们在上海登船，大家手上拿着一把温州雨伞，一个极为单薄轻便的行囊，冒着刺骨，的寒风，告别了祖国。船上生活很苦，一个多月后才到法国马赛。
在法国，我们每天修建工事。青田人吃苦耐劳，都能提前完成任务。指挥官时常竖起大拇指称赞。
日子虽然艰苦，但我们得到很多奖赏。1918年，土耳其、保加利亚、奥地利先后投降，11月德国也投降了。12月27日，法国总统召见劳工时宣布：凡参与此次战争的中国人，每人发给奖金，并由法国政府安全护送回国。若愿意留在法国，法国政府配赠房地，以供永久居住，如需就学、就业，政府无条件协助辅导。另外，总统还颁发荣誉国民证，证上注明：如有任何困难，可直接亲见总统，可免费到政府各医院就医，可享受清贫救济。成家后子女可永久享受免费教育。向政府申办任何事务，均可享受优先授（受）理权。
我们中国人，怀乡恋旧之情比较浓厚。战后大多数人要求回国。一年来的辛苦积蓄，加上最后发放的奖金，在上海换成大洋，每人都有超过百元大洋，这是同乡传言告诉我的。但我没有回去。
我留在巴黎，当时留下的好像有上千人，多数是青田人，有的开餐馆，有的摆摊子卖杂货，有的开洗衣店，有的贩卖家乡的石雕。我和堂兄弟合伙开了一间小餐馆，一人主厨，一人跑堂，生意红火，只半年光景就开始雇用工人了。一年以后，我赚了不少钱，那个堂兄弟就跟一位在身边帮忙的法国姑娘结了婚。1920年末，我回家跟青田本地姑娘结了婚，安顿好父母以后，过了农历年，带着两个哥哥和一个弟弟返回巴黎。
叶元清的自述反映了当时青田华工的基本心态：无法摆脱的贫穷比战争更可怕，战争也许还有尽头，而贫穷在当时很难走到尽头的。这批华工的经历证明了他们不仅能生存下来，而且还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二）青田石雕的普及与提高助推青田华侨的发展
民国时期，青田石雕日益普及，技艺日臻成熟，为青田人移民海外提供了有利条件。1907年，青田县创办了以学习石雕技艺为主的贫民习艺所，使石雕工艺在贫民中得以普及。1910年，改进图书石雕刻技艺局在山口成立，聘请良工传授雕刻技艺，在普及的基础上进行提高，使青田石雕品质有长足的进步。是年，青田石雕在南洋劝业会上荣获银奖。山口周芝山、雅岙金兼三等一批石雕界精英脱颖而出。1910年，周芝山独资创办手工传艺所，在传授技艺的同时，还附设方言、中文简易班，以提高习艺者的文化素质以及对艺术的理解、领悟、鉴赏和创新能力。1914年，浙江巡抚屈映光为青田翕和美术公司
题写“工精刻楮”，石雕界大受鼓舞。1915年2月20日至12月4日周芝山和金兼三的“竹林七贤”、“小屏风”等10余件石雕精品在美国旧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上获银奖，青田石雕名声大振。油竹雅岙的金冥斋、方山裘山的裘振珊等是著名石商，他们与
山口黄松轩在美国开石雕商店，1915—1932年是青田华侨在美国推销石雕的兴旺期。山口的黄松轩、周怀宣等设立收购“花旗货”的公司，并发行公司票，在一定范围内与国币同时流通，收购石雕装箱邮运美国。据1931年《工商半月刊》披露，当时每年销往国外的石雕约1万箱。质量一等的每箱120银圆，二等的60银圆，三等的30银圆，全年总值70万银圆。
在青田唯石雕可以登大雅之堂，一些小摆件如石雕飞禽走兽、日常用品还可成为老少皆宜的摆设和玩物，因此，贩销石雕的“图书客”（包括石雕艺人）便源源不断地从农耕劳作中游离出来，活跃在有外国人出没的沿海城市及繁华的商埠码头和景点。他们在行销过程中搜集各种信息，寻找出国时机和途径，因而有众多“图书客”蜕变为前期华侨。留学生陈里特（祖籍浙江永康，居住南京），1927—1933年在莫斯科、德国、荷兰、法国向276位青田华侨进行调查，其中原为农民的占62％（大部分是雇农和佃农），石雕艺人占11.2％，文盲占83％。由此可见，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都不可能成为他们出国的资本，唯一可以凭借的是青田石雕及青田人与命运抗争的胆略。青田已故老华侨林子才（原籍阜山，住鹤城镇）遗留一本小册子，里面有一首以青田鼓词形式写成的“十字歌”，其开头四句是：“一字青田出石岩，山口王君创利先。聪明雕巧成古董，雕成古玩进洋关。先到洋关卖青石，哄骗洋人是古岩。洋人买去当宝贝，敢（感）动后人阵出番。”这四句鼓词既是林子才于民国初期在荷兰谋生的亲身经历，也是对县人凭借石雕出国谋生的生动描绘，折射出青田这批“贩夫走卒”蕴藏着无穷的智慧。他们大处落墨，
做到物尽其用，令人叹为观止。
（三）民国时期移民客观上更加自由、便捷
民国前有4000名左右的青田移民涉足19个国家，回国之后，他们在家乡滔滔不绝讲述自己在国外的亲身经历，虽然往往言过其实，哗众取宠，但在客观上确实消除了乡亲因之前封建文化宣传所形成的种种疑虑和莫名恐惧。特别是海外归来的乡亲带回诱人的“番邦银”及前所未见的洋货，更激活了县人出国谋生的念头。耳听为虚，眼见为实，老侨乡人民移民海外的意识更加强烈，为更大规模的移民活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如民国初期原四都早期华侨带回的“白头自来火”（火柴，无论放什么地方一擦就会点燃）、立体画面能转动的西洋镜、小玻璃管的“薄荷烟”（吸一口令人神志清爽）都曾使乡人感到无比神奇，特别是他们的衣着从土到洋转变等，在不经意间都成为催发乡人闯荡海外的诱因。
更为重要的是交通条件的改善。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几乎与此同时，西伯利亚大铁路西段（从莫斯科至车里雅宾斯克）建成通车，这两条通洋水陆大动脉的开通不仅为青田人出国节约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而且增加了安全系数，因此出国者与日俱增。
据青田老归侨口述，他们护照上的姓名往往和本人真实姓名不同，如王薛芳的护照名林格东，周仲轩的护照名吉纳同，周松法的护照名陈体业等（有的华侨回国后不想再度出国，护照便弃之不要，于是青田人在上海、温州开的钱庄和栈房往往以低价收购旧护照再转卖给新出国者，故出现众多“移花接木”之事）。据文成一些老归侨反映，当时青田的杨廷杰从日本回来后在上海做包客生意，帮助出国者办理手续，并向他们介绍国外城市及人民生活风情。特别是县人在上海开设的各类钱庄和栈房成了出国者的中介机构，而设立这类机构的人往往都是曾经出过国见过世面的同乡，客观上为出国者提供了诸多方便。
由于出国日趋方便，青田人抑或遇到各种变故或出于政治原因，往往也选择出国，他们把海外视为避凶趋吉、安身立命之地。当时县人在政界、军界供职者颇多，其中将军就达百人。北伐前夕，县人夏定侯（名超），曾任浙江省警务处长兼省会警察厅厅长，很多同乡往投，旨在混口饭吃，或弄个一官半职。军阀孙传芳攻下浙江、江苏之后，当上五省联军总司令，任命夏定侯为浙江省省长。于是，夏定侯雄心勃勃，到处招兵买马，拥有2万之众，俾成劲旅。国民革命军北伐，夏定侯审时度势，易帜反正，被任命为十八军军长。后因形势复杂多变，夏定侯不得善终，其部亦逐渐解体，跟随他的同乡全部返回老家，地位一落千丈，但又不甘清贫，最终加入了浩浩荡荡的移民大军。也有因家庭突然发生变故而被迫漂泊天涯的故事：县人徐志杰，出生在农村一个殷实之家，可是与邻居发生房产纠纷，惹上一场官司，结果败诉，房产被占其父受气致死，徐志杰别无他路，在亲友的帮助下挥泪告别乡亲，漂洋过海，浪迹天涯。县，人张超然，家境贫困，小学毕业便辍学在家，刚好其舅父从国外回来，获悉超然聪敏好学，愿意供其继续上学，后毕业于丽水第十一中学（处州中学），但一时难以找到工作，其表兄嫂对其冷嘲热讽，说什么“读书读书，越读越输”，并施以脸色，张超然深感羞辱，但又万般无奈，后来在其舅父的帮助下前往法国谋生。张超然在山村可算是“秀才”，他尚且如此，足见民国时期青田人（尤其是老侨乡人民）已经把护照看成是“消灾赐福”的护身符，认为只有出国才能改变命运。
二、国际背景和青田移民的特性
民国时期，全球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经济大萧条。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引发了4年3个月的世界大战，卷入30个主权国家。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其结果是欧洲国家因世界霸权地位的削弱而造成经济衰退、政治危机和对殖民地控制的减弱。1917年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变了世界政治格局，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断加深，1929年终于爆发了全球性经济大萧条，导致全球性工人大规模失业。在这种国际大背景下，青田人却成千上万移民海外，形成第一次出国高潮。据调查，1904—1931年，方山裘山村全村123户、125人出过国，有一家兄弟7人全部出过国。其间，靠外汇建房14座，在温州、瑞安、平阳买田者16户，迁居外地3户，在国外死亡32人。青田人能逆风而行、移民海外，是因为他们具备下列明显的特征。
（一）独特的生存方式
青田移民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这个群体成员基本上是小商贩和个体劳动者，经济行为决定他们行动自如，各行其是，不依附任何组织和企业，甚至很少有财产和家室之累。他们时而穿越国境，时而跨越大洲，浪迹天涯，四海为家，目的是为了寻觅生存
的空间。在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在战火燃烧的间隙中，他们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胆量，拿生命作赌注，与死亡相搏击。老归侨陈祥、朱木坤、王秀元、朱廷岩、吴迪告、留佐南、郑尚立、金进岩、张清芳、叶佐青等都曾涉足5个以上国家。最多的是陈祥，他曾跨越欧、美、亚三大洲10个国家。归侨周炳才几乎踏遍南亚和西、北、中欧，周克孝则遍游西欧、苏联和北美。青田华侨这种游击式的经商模式是在200多年的实践中形成并巧妙地加以运用的，这是一种规避风险、机动灵活、行之有效的求生之道和生存方式。
（二）一往无前的精神
青田山区人民出国之前，不可能设定目标和预见将来，蕴含着很大的盲目性和冒险性。据粗略统计，在清末和民国期间，青田有数百人离家后就像断线的风筝，不知去向。雅林村80人出国就有5人下落不明，占7％（其中1位有家室，4位是单身）。还有2位去巴西者英年早逝：吴庚美，1900年生，1927年出国，1930年死于巴西，年仅30岁；吴本起，1908年生，1923年出国，1935年死于巴西，年仅27岁。这种生离死别的悲剧并没有动摇雅林人移民的决心，也没有影响青田人移民的步伐。令人惊讶的是，在外部条件如此严酷的情况下，青田竟有7位女性断然离开“灶台”出洋谋生，这在全国华侨史上（除沿海边疆省市，如广东、福建、云南外）亦属罕见。据老华侨回忆，方山乡下碓的林岩杏是青田女性出国第一人（一说是1914年，一说是民国14年，具体年份难以确定）；1930年北山徐木忠的妻子去西班牙；荷兰老华侨王志南携带女婿陈宪明出国，1935年女儿王银钗也出国；阜山一位女性与情夫私奔到荷兰、德国；著名作家萧乾在比利时一青田华侨家做客时，认识了一位青田女性，据说是改嫁给这位华侨的。还有两位是美国的朱宝丹和徐兰英。仅此7位女性便透视出战争与经济萧条非但不能阻止青田人移民海外的步伐，相反，连传统教义管制下“足不出户”的女性也加盟移民大军。
在海外的青田人并非人人都能满载而归，其中有不少人由于种种原因难以改变贫困的现状，有的还客死他乡。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期间，惨遭无辜伤害的青田籍劳工达170人（其中死122人，伤32人，下落不明7人，1990年实地调查后追加9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温溪镇尹山头尹作吾的侄子尹某被波兰人活埋，刘焕和在波兰华沙空袭中蒙难，德国一位青田华侨惨死在防空洞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意大利罹难的青田华侨就有21人。但青田人从没有因此而停止出国的步伐。鹤城镇的叶吾科（原籍八源），垟心的陈宗绪，小令的吴明祥、徐进权，汤垟的邓敦瑞、邱方言，港头的王岩奎，东岸的朱新恩、王秀贤，山口的林景石，章旦的郑朋秀，金田的杨碎典、应足典、杨松林等，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或此期间出国。1911年出生于青田边远山区万阜的刘迪兰，原本是名木匠，因经济窘迫，于1937年偕乡人赴新加坡经商，他积攒了2000多银圆即回乡置业，途经香港却被洗劫一空，回乡后重操旧业，无怨无悔。他是一位出过洋的人物，在当地村民的眼中他的身份似乎也比以前高贵了许多。
（三）脱贫致富的强烈愿望
著名战地记者邹韬奋写的《在法的青田人》通讯中曾有过这样深刻而形象的描述：“这班小贩这样做，每日提箱奔跑叫卖，只需赚得一个法郎（等于中国的两毛钱），每月收入等于中国的六元钱；倘能赚得三个法郎，每月即有十八元。这在他们本乡青田固不必想，即在今日的中国，像他们这样的人，也谈何容易！所以他们情愿受尽外人的践踏侮辱，都饮泣吞声地活着，因为他们除此以外更想不到什么活路啊！”青田县侨联1992年对全县17个侨乡镇161名老归侨进行的调查表明，青田人在国外创业时间6—15年的居多（20岁左右出国，40岁左右回国），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抛洒在异国他乡。仁庄镇八源村老归侨
叶吾科，1924年（21岁）到日本做苦工，1929年转到法国，先后在轮船厂、砖板厂、汽车厂做苦工，1980年回国定居。他总结在国外有“五苦”：吃苦、做苦、睡苦、穿苦、受压苦。他说这种“苦”没有冻馁之忧，而且还有出头之日现在还
享受每月1000法郎左右的养老金。鹤城，镇归侨王鹏也有相似的经历。家住鹤城镇的周德标，初中文化，1927年出国（19岁），在意大利卖玻璃珠、领带等小商品，1935年回国，随身携带
5000银圆。1936年第二次出国，在意大利、奥地利、波兰、法国同样销售小商品，1939年回国又带回5000银圆。据周德标说，当时温州100亩地（包括柑橘园和简易房）只需3200银
圆，出国时借来的300银圆，出去后三个月便还清了。鹤城镇的陈岩飞（原籍阜山陈宅），1900年生，1927年因家中遭遇火灾，他与弟弟成飞、伯飞遂随乡人出国，先后在日本、德国、法国谋生。岩飞不沾恶习，勤奋节俭，日积月累，先后四次回国置业，在瑞安下川买田100余亩，房屋13间，又在温州徐衙巷购买店面80多平方米、房屋220平方米。但因积劳成疾，陈岩飞于1941年回国后一病不起，次年在温州瓯海医院病逝，时年43岁，真可谓“十年番邦梦，醒来一场空”。家住鹤城镇的归侨刘焕清，1929年出国，初在法国、意大利、捷克经商，后在德国开批发货行，1935年回国，携银圆约1万，在城镇买房子两间半，次年又到波兰开橡胶工厂，雇用工人7个，装电话机7台，业务颇好，1947年回国亦带回1万多银圆。这些人在国外通过自身的努力发财致富，不仅激发了家乡人民出国谋生的，热情，也推动了周边市县人民涌向海外。青田华侨在海外创业，大凡稍有积蓄，便在国内买由置产，回国定居，富有者往往选择相对繁华而又毗邻青田的温州。据调查，青田华侨在温州购房主要集中在市中心的五马街、公园路、信河街、蝉街、朔门、西门横街、东门等地段。买田暨购房一般在市郊的西山、杨府山、梧田、白象、丽岙上河乡，娄桥、玗屿等乡村。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青田华侨眷属及归侨在温州的有几百户、数千人（雅林村就有8户移居温州八字桥李家村，还有3户分别在西门大街和朔门）。这批人成为温州富有的外来户，轻松地融入温州，并形成了新的社会关系，对推动温州市民移民海外的热潮也起到重要作用。
除以上原因外，在老侨乡相继出国的人群中，前者可以为后者提供经济上的援助，这种先后互动、层层相因的关系不仅使青田的出国流不会枯竭，而且其流量越来越大，流向地域越来越广，形成了民国时期青田人移民海外的新高潮。
第二节 移民流向
民国期间，青田华侨分布在44个国家和地区，主要集中在欧洲的法国、俄罗斯、荷兰、德国、意大利、奥地利，美洲的美国、巴西，亚洲的日本、新加坡、越南。侨居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影响着他们的谋生方式和经济生活，并形成了不同的地域特征。
欧洲是除非洲外中国华侨华人密度最低的一个洲，但却是青田华侨华人密度最高的一个洲，这是青田移民的流向不同于中国其他省份的重要特征。据有关资料记载，1911—1949年，欧洲华侨华人约为5.1万人，其中青田华侨约1.7万人（有说2万多，有说2万至3万），而且进入欧洲大陆时间较早。由此可见，欧洲是青田华侨普遍看好的宝地。
美洲的青田华侨为数不多，主要集中在美国和巴西，其他国家如阿根廷、智利、加拿大、秘鲁等国仅有数十或上百人。亚洲的青田华侨主要集中在日本，其他国家如新加坡、越南和缅甸等国的青田华侨为数不多。
俄罗斯（苏联）
俄罗斯是青田人从陆路前往欧洲的中转站或终点站。据1992年青田侨情普查，在俄罗斯中转或居留的青田人近3000人次。据《中国年鉴》记载，县人最早到达俄国时间是1700年前后。青田人在西伯利亚铁路开通前到达莫斯科，然后转去欧洲其他地区，其中艰难险阻后人无法想象。
清道光晚期及咸丰年间，章旦留庆云到俄国彼得堡、明斯克等城市贩销青田石刻，后转为矿工，这是有稽可查的青田赴俄第一人。清光绪四年（1878）方山裘山季富典携石雕赴俄国经商。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县人季美楷卖田6担（石），凑银出国，携两书笼石雕，与两位同乡历尽磨难到达莫斯科。1，916年，西伯利亚大铁路开通后，俄英两国办理铁路联运，并在媒体上刊登广告，言明“由东方乘西伯利亚铁路火车赴英国，一路甚为趣味，由此北路赴英国颇便宜，由东方至莫斯科，毋（无）须呈验护照，如在旅顺无验疫耽搁，二十五日内可到伦敦矣”，以此招徕顾客。由于价格便宜，青田人往往选择这条路线前往欧洲。
民国元年（1912）阜山乡前王村老书记员王奉喈赴俄，因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被中国驻俄使馆聘为秘书。他，从使馆得悉，俄国黑帮以“背死狗”的凶残手段杀人劫物，他的同村王奎烈就是被害人之一（“背死狗”就是在黑夜僻静处，用绳子突然套在目标人的脖子上，背其到隐蔽处，搜去全部钱物）。十月革命前夕，俄国社会动荡，治安极糟，青田华侨不时受人身伤害和生命威胁。
在旅俄华侨中，孙言川在当时是一位颇有影响的重要人物。孙言川，1880年左右出生，祖籍仁庄镇孙山村。出国前曾受过良好教育，约清末民初赴俄国经商，受俄国大革命熏陶，投身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1917年4月，为保护侨胞合法权益和人身安全，中华旅俄联合会（1918年底改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在彼得格勒成立。他担任旅俄华工联合会干事（共有干事15名）和中文秘书，负责编辑《旅俄华工大同报》。1918—1920年，该报共出版50期，每期3000份（苏联外交部档案馆仅存第27期）。苏联外交部将此报转送军事部门分发给在俄红军中的中国士兵阅读。
每逢周日，孙言川必到兵工厂宣讲革命道理。据说，他曾与列宁同桌用餐。1917年俄国大革命期间，孙言川为保护旅俄华工的合法权益及人身安全，做了大量有意义的工作，促成大批侨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安全返国。因为战乱饥荒，旅俄华工处境十分艰难，无法谋生，到处流浪，甚至出现冻饿死亡尸抛荒野的。孙言川一方面引导华工投入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一方面又要顾及华工生活和安全，以免其受战乱之苦。一次，青田籍和天门籍200多名华侨遭到迫害，他奔走呼号，设法营救，使他们免于冻饿和流离的厄运。当获悉9位青田同胞无故遭杀害时，他挺身而出，与俄国政府交涉，终于查清凶手并处以极刑，伸张了正义，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尊严。青田华侨杨廷丰从日本进口价值4万卢布的货物，莫斯科海关以禁入品为由无理扣压达半年之久。孙言川应杨氏请求前往交涉，据理力争，终于物归原主。1918年6月18—24日代表10万华工的全俄第三次华工代表大会召开，列宁和孙中山被聘为名誉主席，孙言川，被选为大会秘书。大会期间，建立了由12人组成的俄共所属团体，被大会授权与俄共建立联系。1921年，孙言川奉命回国，行前列宁曾嘱咐他回国后发动革命。令人惋惜的是，返乡途经杭州时孙言川因病去世。孙言川是青田早期华侨中的革命先驱。
青田早期华侨陈元丰的弟弟陈协丰，油竹人，在1904年中国最后一期科举考试中考中秀才，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到莫斯科经商，曾任旅俄华工联合会干事，20世纪20年代初转赴日本务工。
蒋阿成，山口黄坑底村人，1915年赴俄罗斯贩卖青田石，后转为劳工，与俄罗斯姑娘罗曼谢结为伉俪，在俄生活19年。1934年，蒋阿成带着妻子罗曼谢、6岁长女依兰和4岁次女卡连（春娇）回到故乡山口黄坑底。
郑秾，罗溪人，1917年应召赴法当华工。1922年因胞兄在苏联之故与工友一起赴苏联，和苏联东方大学留学生、中共党员谢文锦（永嘉人）来往密切，并接受革命思想，曾当过克里姆林宫近卫军战士。1925年回乡结婚，1927年又赴苏联经商。1928年与山东10多位同乡回国。1930年在阜山参加红军第十三军。1932年在兰溪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第二师，任师长。1933年在龙游因叛徒出卖，英勇就义，年仅40岁。
1917年十月革命后，俄国建立了苏维埃政权，部分青田人加入了当地工会，与苏联工人一样，在食堂用餐，由工厂安排住宿，生活比较艰苦。青田旅俄华侨陈元丰，已经是第三次出国，蜗居在一间半露地面的地下室里，用昏暗的煤油灯照明。同乡林建勋居三层楼底层，多人共处一室，拥挤不堪。因难以负担昂贵的房租，当时华侨能租住于旅馆或地面之上楼房者甚少。青田人除少数参与国营企业工作外，大多数是商贩。20世纪20年代，具备雄厚资金的青田坐商仅3家，他们将商品直接批发给当地居民，有人称这种商人为坐店老板。另一类是批发商，多数是从流动商贩起家，以青田、温州人为主，他们穿梭于当地商贩与华侨流动商贩之间。当时苏联物资紧缺，青田批发商往往从侨居德国、法国、意大利青田人开的批发货行进货，德国的刘焕清、法国的陈龙祥是主要供货商。批发商根据流动商贩或商店的订单，一边进口一边转手，既无商品积压的风险，又无资金周转之虞。青田人往往经营小额批发，讲究信，用，为人称道。以勤劳著称的青田华侨除经商外，还有一部分从事手工劳作。例如青田华侨潘促衡就在莫斯科开设一家加工机制面粉的作坊，也有人开设皮革作坊。他们通过艰辛的劳动以换取微薄的收入。中国留法学生陈里特，1927年到莫斯科，曾经走访过青田人林建勋生产皮革的作坊。其设备十分简陋，室内一张工作台，台面上堆放着原料，只负责裁剪，缝纫和配锁扣等工序另有其他作坊负责。他们上午在家制作，下午到市场出售成品。1924年以前，原料取之于本地，成本低，获利颇丰。1926年后，随着苏联加强计划经济管理，当地手工业联合会劝导华工加入工会，一切皮革原料由工会统一供应，销售也纳入官方渠道，禁止私人自由买卖，收入比私人经营时期大为减少，因而不少青田人凭着以往的经验和过人的胆略离开苏联到其他国家经商。1935年，苏联皮革业开始复苏，部分青田人又重回莫斯科，但好景不长，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真正在苏联发迹者寥寥无几。
1927年国内“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清党”运动祸及苏联华侨，受牵连达数千人。1928年，国民党驻法国总支部监察委员王振雄在青田旅欧华侨中有一定影响，回国时途经莫斯科，秘密召集部分青田同乡开会，公然宣传反动主张，事情败露后许多青田人被牵连入狱。1929年，中东铁路事件发生，苏联当局对华人监视更严，有的华人甚至被没收财产，被驱逐出境者也不在少数。此时大批侨民辗转到欧洲其他国家，雅林吴旭寅等一批华侨沿西伯利亚铁路回国另谋生路。
据1991年县侨情普查，民国时期到俄国（苏联）经商务工的青田华侨最多达3000人次。由于政局动荡和社会治安混乱，加上受苏联实行计划经济的影响，青田人逐渐减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滞留苏联者寥寥无几。
法国
法国位于欧洲西部，是西欧大陆华人居住最多的国家。1789年法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殖民地大于本土20倍，仅次于英国，是欧洲经济强国。青田人最早到法国的时间为1821年，但大多数是在民国初期及其后才流向法国。
叶廷芳，又名秀甫，生于1889年，从小学习雕刻，刚满20岁就带着青田石和雕刻刀，从东北边陲满洲里出国，横跨西伯利亚，沿途边卖边走，并时而演示雕刻技艺，历经两年艰苦跋涉，1911年到达法国巴黎，定居里昂火车站附近。经过数十年艰苦拼搏，20世纪30年代在莫隆街开设商店，经营皮挂件、瓷器、领带以及石雕小玩意，并兼营批发市场。
1917年冬，2000名青田应招华工，在法国担负清除道路、修筑工事营房、制造枪弹、掩埋尸体、扫除地雷等繁重危险的苦差，由于表现出色，战后约有1000人定居法国，受到法国政府的庇护。由于这批人的引领和提携，县人纷至沓来，并形成青田人的特色社区。
1949年以前，在法国的青田华侨最多达3900余人，法国是该时期县人旅居海外人数最多的国家。巴黎的青田人已成为旅法中国人的代称。
巴黎12区里昂车站附近有两个狭小的华侨社区（其实是巴黎两条街巷），一条叫“白玉洛，”另一条叫“拉奇诺”，皆是由东向西、路面狭窄的石头街巷。白玉洛是一条死巷，内仅20多个门牌号码；拉奇诺双向畅通，比白玉洛长。一条长约20米的小巷连接白玉洛和拉奇诺，形成了青田人的生活小区。小巷狭窄，终日不见阳光，两巷东侧则是著名的查隆街，终日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初抵巴黎的青田人，只要能生硬地模仿巴黎里昂语发音“拉格底里昂”，便可找到这里。
白玉洛和拉奇诺这两条小巷也是青田旅法商人和劳工们经商会友、娱乐消遣的场所。小商贩从这里购进各种商品，然后三五成群，带上交通图，以老带新，奔赴各地兜售，货物告罄，又回到小巷，斗转星移，日复一日。若行程较远，可告知货行代为发货，统一结算，并委托业主把钱汇到家中，以养家糊口诚信成为青田人经商和做人的准则。他们栉风沐雨，终日劳累，为寻找精神慰藉，往往在，法定节假日会聚于此，或会餐，或打麻将推牌九，以消除疲劳和排遣思乡之苦。
当时，上海有专航马赛的轮船，方山岩下庄陈体志在马赛开设客栈和水手馆，代理轮船公司雇用华人，在码头为青田同乡代办入境手续，代为安排前往目的地，青田同乡受益匪浅。1930年1月8日阜山陈彬等22名同船青田人乘坐法兰西邮船到达法国马赛，均是陈体志接待安排（同船，同乡22人，足见青田移民规模及其气势）。轮船靠岸后不久，这两条小巷立即热闹起来。但这里仅是中转站，大家相聚时间不长，有的由亲友或同乡领走，有的转赴他国，不久热闹气氛尽失，如此循环往复。
在青田人旅欧的历史上，里昂车站是青田人的生活区和中转站。据1893年赴法的青田老华侨陈元丰回忆，当时浙南曾有三人赴法国皆在此落脚，后来县人林南勋（后到德国）、杨明轩（后到瑞典）、王震南（后到荷兰）、林南甫（后到伦敦）等皆以此为中转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个社区声名远播，一些不满苏联新经济政策的旅苏青田华侨也往往转道于此。据旅法老华侨回忆，20世纪20年代旅法的有原三都的高悟勋、陈方廷、陈方清，油竹的朱青兰、朱体坤，城镇的叶赖溪、陈楚本、刘仕中，章旦的罗周美，阜山的章云岩，仁宫的夏俊清，半坑的麻木清等，青田乡亲习惯以“法兰西客”作为旅法华侨的统称。至20世纪30年代，意大利轮船开始航行于意中之间，移民意大利、德国、奥地利、匈牙利、捷克的青田人才不须经此中转。
著名记者邹韬奋（1933—1935年，政治流亡于海外），在《萍踪寄语》中曾介绍青田华侨在法国的情况：“巴黎里昂火车站附近，便是他们丛集之地。他们往往合租一个大房间，中间摆一张小桌子，地板上全铺着地铺，穷苦和龌龊是与他们结下不解之缘的好朋友。这班苦人儿生活低下，衣服褴褛不足怪，于是这些地方的法国人避之如蝎，结果形成了法国的‘唐人街’。青田人最初在法国埠头道旁摆摊，因不懂法语，只能以指头表示石雕价格，往往得到高于10倍的价格，于是发了小财，由此吸引了大批青田同乡赴欧，最多时有近2万人，足迹遍布全欧，单巴黎就有2000多人。”
12区的里昂车站不仅具有中转站的功能，也是旅法华侨商品批发的大本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青田较有名气的批发商有叶秀甫、陈龙耀、陈龙祥、杨道琏、金玉山等，他们是民国初期旅法的青田人，主要从事批发当地的小百货、日本瓷器和罗马尼亚的珠子等。另外，叶元清、陈绍初、麻廷申、吴端孝、徐德兴等是1917年赴法参战的华工，陈绍初还曾荣获法国政府颁发的勋章。他们利用获得的报酬及奖金，有的做起小生意，有的到工厂做工，也有的经营中国餐馆。20世纪20年代初，青田林茂勋以流动商贩积累之资金，在拉奇诺巷13号开设了“茂勋号”批发商行（兼营中国药材、南货），林洪冠在白玉洛巷21号开设饭店（不久出让给刘省三继续营业）。20年代中期，张旭明在拉奇诺巷11号开设“旭明号”商行，叶长清在白玉洛巷4号开设“长清号”商行，吴振兴在白玉洛巷19号开设“振兴号”商行。后，陈松玖在白玉洛巷4号开设“松玖号”商行，陈杰勋在白玉洛巷8号开设“杰勋号”商行，徐康衡在白玉洛巷2号开设“康衡号”商行等共13家批发商行，其中除“康衡号”所有人为永嘉人外，其余清一色为青田人。这里成为当时青田旅法华侨的商贸区，青田人几乎垄断了当时巴黎华侨小商贩批发业务。
随着青田人在法国事业的顺利发展以及在国内影响的逐渐扩大，20世纪30年代到巴黎的青田人骤增。据当代健在的法国老华侨回忆：当时在巴黎的青田人有，油竹的金成斋、金映光、林松岩，城镇的厉言、周高原，章旦的罗周美，仁宫的林伯香、夏岳山、夏岳礼、夏成溪、夏悟训、夏岳林、夏岳池、夏岳呈、夏岳虎、夏凤耀、夏伯容、林金贵、夏吴先、周模，山口的周明岩、林岩权，阜山的金如兴、周宝兴、周营洛、周禄、邱祝勋五兄弟，原四都的吴耀进，湖边的吴送后、叶作仁，南岸的留德轩，方山的赵观波、裘卫池，油竹半坑的麻洪光、麻文鹏，阜山的严步远，圩仁的詹岳昌，阜山原夏家地的赖叶溪等。他们中大多是行商小贩，有的成为坐商。如仁宫的夏岳山开设旅店，山口周明岩、原四都吴耀进开饭店，山口林岩权开赌家。此时青田批发商经营的货物也更为丰富，从原来经营中药材、中国南货及旧戏装行头为主，转为销售法国、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小百货及日常生活用品，如日本瓷器（当时中国瓷器质量比日本好，但价格比日本低，因此有时以中国瓷器冒充日本瓷器销售）、木镰，罗马尼亚的珠子等。后因战乱货源中断，遂改卖法国商品如橡皮围裙、领带、皮包、皮夹之类的日用品。
伴随原始资本的积累，批发商陈龙祥和张旭明开始雇用一名店员，伙食由店主负责，月薪1000法郎，粗具坐店的经营模式。特别是山口下陈的陈龙祥，他是一个令人敬仰的仁义之商，人称“大善人”其善行在法国华侨中广为传颂。凡在他批发行进货的侨
商，若经济拮据，他一概允许赊账，而且对无法偿还者也从不追索。他返国后，留有几本厚厚的账册，其中写着无数欠账者的名字。1967年，陈龙祥在故乡逝世。据陈龙祥的次子回忆，20世纪70年代，一位贩卖鸭苗（雏鸭）的永嘉菇溪客商经过山口下陈，谈起陈龙祥，竖起大拇指说：“陈先生是个大好人，他的宽容和仁义之举连我们永嘉人都有传闻。”作为以牟利为目的的商人，有如此口碑，实属难得。
山口林茂勋经营中药材，将国内传统的中药铺经营方式移用于法国，并聘请了中医坐堂，施治用药十分规范。华侨对中医青睐的程度远远超过西医，而且因语言障碍看西医颇费周折，所以茂勋号药铺门庭若市，生意十分红火。
章旦罗坑的罗周美，为了生计，1926年旅居法国巴黎经商。他虽不富裕，但助人为乐，舍己为人，在同乡中口碑甚佳。
鹤城镇王正典，1927年出国，在西班牙经商3年，1930年转赴法国巴黎郊区阴堂纤维厂工作，当时在该厂做工的青田同乡有七八十人。在法的青田人除经商之外，有一批务工者在不同的行业从事艰辛的劳作。青田旅法侨胞紫萍曾写过一篇约400字的短文：“早曾听说，巴黎西郊歌梅驿（Cormailles）有华工墓。逢万圣节时，总有人献上一束纯净的鲜花……1995年初，在拉特丰斯参观‘中国移民在法百年回顾图片展览’读到一个史料，20世纪20年代有近千名华工受雇于歌梅驿Lambert水泥厂，华工大部分，来自浙江省的青田县。曾有歌梅驿华工联谊会组织，成立于1935年11月13日，1938年解散。据在歌梅驿住过的老华侨张卓芳介绍，他大舅赖叶溪（阜山乡原夏家地人），1929年到法国，在Lambert水泥厂做工多年，一次上山开矿发生塌方事故，被压在矿石中险些丧命。同在该厂做工的青田同乡有700多人，其中不少死后埋葬在厂房附近的山上。水泥厂老板跟中国劳工有深厚感情，去世之前嘱咐子孙，说中国人勤劳善良为工厂建设立
下汗马功劳，我们不可忘记他，们，逢万圣节应该上墓地献上鲜花……”据查有60多名工人在这里去世，其中埋葬在当地墓园的有阜山的陈垟芳、潘握建、王奉兄，麻坑的陈敬斋（姓名可能有误）等。水泥厂工作艰苦，华工们赤着脚在原野上奔跑，蓬头垢面，与中国山野村夫无异。特别是在矿山作业时有生命危险，饮食、住宿条件也极差，而且月工资不足100法郎，但工作稳定、工资按月发放，并有养老保险，故往投者甚多。汤垟归侨林志行在该厂做工直到退休，其退休金每月有550法郎。
1929年，仁庄镇八源村叶吾科曾在法国轮船厂、汽车厂和砖板厂做工，据他反映各厂都有青田同乡，大家干的是最重、最苦、最脏的活，拿的是最低的工资。
1933年《海外月刊》第八期刊载留法学生陈里特《欧洲华侨生活》一文，文章说：1932年在巴黎西郊碧映古雷诺汽车制造厂和布罗尼飞机制造厂约有200名华工，他们在法国时间较长，工资相对较高；在巴黎西郊阿让丁人造丝厂近100人，工资相对较低，而且容易伤害眼睛；古洛梅砖瓦厂近100人，其中浙南人占一定比例（这里提及的浙南人主要是青田人），他们工资更少。1932年经济危机时，法国政府取缔华侨行商，并先后逮捕400余人，许多人的营业执照和居留证被没收，导致1000多名浙南行商返国，另外一些转往其他国家另谋生路，其中青田人占少数（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招募的华工受到庇护）。
1936年，出生在鹤城镇的厉言，由章旦罗坑的表兄罗周美携带到法国巴黎，时年23岁。初到巴黎，他一边在餐馆打工，一边进夜校学习法语，仅两年时间，便初通法文，能说会写。1939年进法国工厂，做锤工和锻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大多数华侨选择回国，其中有罗周美及两个伯父，厉言仍然留在工厂。德国攻占巴黎时，厉言和其他工人一起退到法管区，在军工厂做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1945年，厉言返回祖国，翌年内战爆发，无奈重返法国。他一生平中见奇，诚恳待人，与人为善，热爱侨团工作，在侨界威望极高。
当时中国民穷国弱，国际地位低下，华侨处于被凌辱的境地。在法国，中国小商贩不许在城市设摊售货，不许在繁华街市提篮叫卖，只好到偏僻乡村去兜售。他们身上还有很多落后和不文明的风俗习惯，因此常常受到嘲弄，甚至被拳脚相加。据浙江华侨协进会调查，1931年2—10月，浙南华商遭殴打事件达538次之多。
1930年在巴黎，青田华侨张某拎一只装有瓷器的手提包进入一家咖啡馆。他将商品一件件摆放在桌上展示销售，很多法国人围上来品评瓷器，因语言不通，只能以手势示意。售后盘点时，发现少了两只花瓶，张某心中颇为焦急，而围观者笑而不语，他压抑不住怒火，与众人发生争吵，被店老板赶出店堂。张某找警察评理，警察非但不同情，反而将他推搡到警察局，并以破坏社会秩序罪处置。
旅法青田人陈某，一天因生意收入不菲，约友人在酒吧喝酒，返回宿舍途中，带着几分酒意高声谈论当天售货业绩，突然从高楼上泼下一盆冷水。陈某与朋友全身淋湿，他怒不可遏，欲破口大骂，被友人制止。回到住处，他怒气未消，经朋友再三解释，说明深夜不准高声喧哗，以免影响别人休息睡眠，才恍然大悟，原来外国有这么多的规矩。
早期旅法青田人往往留着辫子，身穿长袍，腰系布带，穿着青布鞋子，有的赴法后戴上呢帽，这种中西结合的装束当然不合法国时宜，往往引来洋人围观，甚至有些小孩跟随其后投掷小石子起哄。青田华侨任润兰在清光绪年间赴法，入乡随俗，穿西装皮鞋，但辫子始终留着，常招来烦恼，因为在中国剪去辫子的人是要被杀头的，因此他一直细心保护这个“命根子”直至辛亥革命后新来的亲友告知清政府已被推翻，成立了中华民国，任润兰才如释重负连，忙剪去辫子。为了改善住宿条件，任润兰与青田同乡陈调元等在古洛梅车站对面的空地上，请同乡瓦工木匠和青壮年工人，集资营建约3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用以接待同乡，提供生活便利，在当时实属不易之举。
青田劳工及小商贩们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他们工作比当地人辛苦，工资却低得多，他们要求平等、追求光明和安定幸福生活的愿望十分强烈。第一次中国国共合作时期，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改组国民党，1922年派浙江■县人王京岐到法国巴黎筹建国民党总支部。王京岐抵法，以周恩来为首的旅欧共产党人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主动与他联络。1923年3月10日，中共旅欧组织举行会议，研究其成员加入国民党，在法国首次实现国共合作。4月，与王京岐进一步协商。6月16日，周恩来等人与王京岐达成协议，决定旅欧青年团80余人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周恩来当选为国民党驻欧支部执行部总务科主任，王京岐归国期间，由周恩来代理部长职务，负责全面工作。1924年，王京岐返回巴黎，将法、比、德三个支部联合组成国民党驻法总支部，统一领导旅欧华人的国民革命运动。在白玉洛和拉奇诺小区还建立了国民党驻法总支部里昂车站支部，成员大部分为青田籍务工者及小商贩（批发商无意于此）。支部设在白玉洛巷21号刘省三开设的省三饭店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形势突变，里昂车站支部终止了活动。是年，青田旅英国华侨林南圃经巴黎回伦敦时，对留学生陈里特说：“这两条巷子是我们同乡的总根子，都要过一过的。”说明里昂车站是当时青田华侨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
抗日战争时期，旅法青田侨胞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当时全欧抗日联合会开展抗日募捐，旅法青田人十分踊跃。1938年1月1日至1939年7月，旅法华侨总共捐献118016法郎。侨胞陈则敬看了《保卫上海四行仓库》抗日纪录片后，扼腕长叹，遂从中国驻法领事馆领取一本100页的抗日救国捐款单据，自己率先捐献，没几天就凑足100人，计数千法郎，分3次送交领事馆。而后，他又多次参加抗日献金活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与童启迪（温州市人，陈则敬的好友）等8人发起，向巴黎12区青田、温州侨胞集居区开展劝募，计180多人捐献。其中，陈则敬和另两位青田侨胞单金甫、叶金普捐款数额最大，每人50银圆，陈则敬排名第一。其时，陈则敬已与法籍女子施莫尔结婚，并有两个襁褓中的男孩，他还以两个孩子的名义参加了捐献（这次大规模捐献的名单刊登在1939年7月21日巴黎出版的《祖国抗日情报》第629期）。青田吴绍进等人捐600法郎，青田鹤城镇侨胞王鹏捐赠400法郎。集居在里昂车站区和古洛梅驿区的青田华侨，在1938年前10个月中，共捐献41157法郎，占旅法青田侨胞捐款总数的35％。归侨陈召南反映，捐献最积极的是青田四都人。不少青田华侨出于民族义愤，不计私利，抵制并烧毁日货。在法共产党员金映光（详见附录二）、林德光（山口人）、金直夫（油竹雅岙人）、白洪斋（油竹叶山人）、黄里（章旦项元人）于1938年1月返国，奔赴抗日第一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青田侨胞高尚的民族气节令人感佩。
据调，查所得，青田人移民法国有130余年的历史，人数3000左右（不包括在法国中转的人数），因此，法国成为20世纪前半期青田华侨最多、最具活力的国家，可以说是青田旅欧华侨的桥头堡和大本营。
荷兰
荷兰是西欧一个低洼之国，全国38％的土地低于海平面，1/4国土是筑堤填海而成。荷兰人说：“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没有创造荷兰，是荷兰人自己创造了荷兰。”1822年，青田人就踏上了这块荷兰人创造的神奇土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仁庄镇南木宕村留甘木从英国辗转到荷兰，贩销青田石雕，他是最早踏上荷兰土地的中国人之一。到了20世纪初，县人从海路或陆路赴荷兰经商者日益增多。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原参加战地服务的青田华工中的一部分也转到荷兰。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荷兰是海上贸易强国，商船经常往返于欧亚各国，船上需要大批劳工，吃苦耐劳的青田人往往成为船主招揽的对象。仁庄镇黄山村的王志南，1914年偕同乡到法国经商，1918年转到荷兰。初从事挈卖，由于他聪敏和活动能力强，被聘为英国蓝烟囱公司华人代理。该公司拥有32艘货轮，海员400余人。之后，与广东客家人简谭合伙在阿姆斯特丹开设五号水手馆，该馆可容纳100多人，负责海员住宿和介绍安排海员工作。当时公司雇用中国东南沿海的劳工，充当廉价的船上清洁工和烧火工（当时青田人称锅炉工为烧火工）。雅林村的吴俊起、董上明、董上礼、董上楷，黄山村的王炳权，应庄垟村的陈岩火，小令村的留德元，南木宕村的留佐南等数十名乡亲先后往投，充当该公司船工，王志南获利甚丰（30年代初，如果能招来35个锅炉工，招募者能收取2460荷兰盾的酬金）。1932年，王志南在荷兰海牙增开益同酒楼，顾客盈门，遂成为20世纪20—30年代荷兰中餐业的领军人物和青田华侨中的首富。王志南聪敏好学，广交朋友，并粗通英文、荷文，系华人社会知名人物，也是抗日救国和反法西斯斗争的爱国侨领。1942年，德军占领荷兰，他秘密护送地下工作者出境，不幸被捕。被关押一年多，后一病不起，享年60岁。王志南是性情中人，为同乡在荷兰择业提供过诸多帮助。
身为弱国子民，在异国谋生，顺境极少，逆境居多，一旦陷入困境，便无力自拔，苦不堪言。林子才，鹤城镇人，初中文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携石刻赴荷兰经商，后因战乱，货源不继，与许多乡亲一道陷入困境，生活维艰，欲归不能。回国后，遗留了一本小册子，姑且称之为《旅欧杂记》。小册子中用毛笔具体记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旅荷侨民写给中国驻荷兰、德国、意大利大使馆的求救书函，言词悲切，声泪俱下，其情可悯。同时，林子才还以诗歌或青田鼓词形式抒发了“困守番邦”的悲苦和有家难归无可奈何的心境。下面摘录几则，以资印证。
居番邦经商无味诗
（以青田方言押韵）
居番数载任蹉跎，未得文银抱愧多。作贾洋邦长太息，远离故土叹奔波。时逢戎马悲此日，困守仓惶可奈何。意欲飞临识荆面，欠人资本难回华。
致荷使馆书
宪尊大鉴：
执照赐下，均已妥收，照费款目理当从章。目下商等货银两困饥寒交迫，一无生路。欲求食以街头，不愿败宗邦国耻；欲挺身于落水，又不愿污尊，宪大名。宪云无力救援，商等定一死而无生。宪之欲民生乎？欲民死乎？请生死二字详细教下商等，愿遵君命。若不欲民死而欲民生，请告借金30包与商等，以作日下食用之需……戴德无穷。
敬请尊安
旅和（荷）侨民
驻荷兰使馆复侨民书
来函收悉。商民为战争所累，流落异域，诚堪怜悯。但惟使馆力所能及，所请无不见许。昨已发电北京，请拨款项，以办接济资遣等事，迄今尚未奉复。来信所请一节，须待款到方能酌办。现以个人名义筹措荷币10枚，交邮寄上，此系勉力设法，查收备用可也。
此复
驻荷使馆
驻德使馆复青田侨民书
据禀已悉。邱财青被囚，经由使馆电令该地军官释放，据该军官复电及邱财青来禀彼情，念暂留囚营，盖恐释放后回国则无川资，留此则无需盘费耳。
此批
驻德使馆
12月28日
林子才在“杂记”中有关青田侨民写给中国驻外使馆的数十篇求援书函以及用青田鼓词形式写成的“十字歌”和感叹羁旅之苦的诗歌，真是字字血声声泪，道出了青田早期侨胞在海外谋生的艰难以及因战争而带来的厄运。
旅居荷兰的青田人形成两个聚居区：阿姆斯特丹（华侨简称“阿埠”）唐人街和鹿特丹（青田华侨称“鹿塘”）唐人街。为了彼此照应，患难与共，集居成为青田早期华侨传统的生活方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荷兰青田人大都以小商贩和水手为业，收入微薄。在轮船公司的海员，大多从事推煤烧火的苦力，这是火轮上最辛苦的工作，工作环境温度往往高于40摄氏度，而收入少得令人难以置信：1920年，华人烧火工月薪80—100荷兰盾，在经济萧条的1930年减至50—60荷盾。当然，当时也有少数青田人在荷兰开设客栈、饭店及各种不同规模的商店。阿埠的五号水手馆（业主王志南）、陈记杂货店（业主陈特轩）、华胜公司（业主陈彬）、金龙酒店（业主金梦仙）、益同酒楼（业主王志南）等。在这些企业中从业的人员几乎全是青田同乡，这种以血缘、亲缘、地缘为纽带形成的企业，是早期青田人在异国他乡立足生存与谋求发展的牢固基础。
1930年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青田旅荷华侨和许多华人海员深受其害，一批企业雇员纷纷失业。他们收入本已微薄，囊中羞涩，生活无着，只能在饥寒交迫中艰难度日。当时荷兰政府无法顾及移民，荷兰华侨社会遂发动同乡互助，共赴患难。在荷兰有一位被称为“中国通”的神父Dals，深知中国人自救意识和能力甚强，只要资助小额资金便可以设法生存。其时荷兰唐人街曾有中国花生糖出售，价廉物美，很合荷兰人口味，于是神父Dals通过媒体等渠道呼吁中国侨民不妨一试，并请人制作长10厘米、宽5厘米、厚0.5厘米的花生糖，用透明胶纸包装，共30大箱，于1931年秋在鹿特丹唐人街择30位失业工人（其中大部分是青田籍），每人发放一箱。箱外贴有价目及“花生糖美味可口”等推销广告，并亲自率领他们由唐人街码头乘渡轮至市中心，每人进入指定岗位，布成销售网络。Dals神父事先在当地新闻媒体上介绍华人失业者陷入困境的状况，呼吁市民踊跃购买。
神父的呼吁就是神的召唤，市民们争相购买，效果出人意料，竟使华侨的处境得以改善。其实，花生糖不仅迎合荷兰人口味，也是浙南一带民众的传统食品，许多华侨都熟悉制作流程，用5公斤白糖，1升醋和25公斤花生（大约6.60荷兰盾），可以制作300块花生糖，以每块5分钱出售。制作与销售队伍日益扩大，使不少侨胞奇迹般地渡过了难关。低投入高收益的花生糖事业还吸引了其他行业的小商贩加盟，品种日益增多，工艺日渐精良不久其行业规模便凌驾于水手馆之上，为荷兰华侨史增添浓重的一笔。
青田人林松琦，在荷兰华侨界算是个名人。他20世纪初离开家乡，到一艘大轮船上当海员，挣钱养家，几乎走遍世界各地。20年代末到过巴黎，不久定居荷兰。1930年，他开始在海牙王子运河岸边的市场上贩卖领带等商品。1932年2月24日，他与荷兰女子阿德莲·德布尔结婚，婚后为了维持生计，与因经济危机而失业的兄弟和妹夫一起贩卖过花生糖。30年代中期，林松琦与同乡刘传卿一起着手贩卖荷兰传统点心——小松饼。他们购买了一辆汽车，在汽车里装了炉灶，烧烤松软的小松饼。汽车穿梭于海牙的大街小巷。因价格公道，深受街头年轻人的欢迎。
此外，青田人郑子祥在荷兰侨界也小有名气。他出生于1910年，20世纪30年代初到荷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为花生糖小贩，后转营餐馆。1936年与荷兰女子约翰娜·范莱斯伯根结婚，育有7个子女。虽然没有机会回过故乡，但坚持给国内家人汇款，即使母亲去世后也一样。大女儿郑锡明（生于1941年）认为父亲“表现了自己是真正的华人：与祖国的纽带不能切断”。1967年，郑子祥57岁时便离开了人世，大批同胞参加了他在荷兰的葬礼。从德国赶来的妹夫甚至在棺材前低声与死者“说”了十几分钟的话，令在场者十分感动。葬礼后人们乘车离去，由于人群和汽车组成的队伍太长，竟需要警察到场引导、护送。
据1932年阿姆斯特丹侨务委员会顾问王震南、鹿特丹海员工会负责人及荷属东印度土生华侨在荷兰的留学生组织中华会所等提供的1927—1933年华人调查材料，华人在荷兰开设饭店、杂货店、旅馆及商贸业共84家，其中花生糖公司22家，约占26％，可见当时花生糖在华人商务中所占的比重。
与此同时，许多在荷青田人在逆境中奋起，纷纷在阿姆斯特丹等大城市创办了多种类型的企业，不仅为自己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协助侨胞渡过难关、战胜经济危机作出了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旅居荷兰的青田人充分展示了自己的爱国风貌。1937年七七事变后，鹿特丹华侨会馆邀请荷兰各侨领举行以支援祖国抗日为议题的恳谈会，与会者有国民政府驻荷公使、领事及各地华侨代表，决定成立荷兰华侨抗日救国会，并在海牙等四城市设立分会。海牙分会创办了《海牙救国报》（后为《抗战要讯》），内容分时评、战讯、华侨动态等，青田华侨陈特轩任编辑，青田华侨陈彬任阿埠分会会长。1940年5月德军占领荷兰，因德、日是同盟国，反日言论与行动被禁止，迫于无奈，中国驻荷公使金问泗提议将抗日救国会改名为华侨互助会，推选张振英、陈彬等负责，继续宣传抗日。
1943年，顾问律师施锡仰被捕，陈特轩、张振英被扣为人质，逼迫陈彬归案，后幸获释，但互助会被勒令停止活动。1937—1945年，方山奎岩庄华侨陈进明在荷属西印度乔利梳古拉梳埠当海员，就地参加抗日救国会，先后捐献荷兰盾534.5元（捐款收据87张，存放于青田华侨历史陈列馆）。青田县有一批旅荷小商贩如陈立松、傅朝斋等忍受饥饿，把积蓄的钱凑起来寄回祖国支持抗日。在荷兰境内的青田华侨抗日捐资活动长达8年之久。
《抗战要讯》周刊主编陈特轩，阜山人，高小毕业，善书法，1933年由德国来荷兰海牙，住亨德里亲王街124号，经营小客栈和杂货店，激于民族大义，积极投入抗日救亡活动。他克服印刷设备条件及经费等种种困难，亲自抄写刻印，先后共刊印《抗战要讯》93期，每期5000余字。天台某留学生任编辑，协同办刊。1986年，荷兰中文电视台邱玲珍女士在莱登大学汉学院图书馆发现《抗战要讯》尚存60期，是华侨抗日救国的珍贵史料，内有报道“鹿特丹双十节纪念大会”（1938年10月30日第32期）、“阿埠海牙举行捐款运动”（1938年11月18日第34期）、“沿街捐款”（1938年11月21日第36期）、“寒衣运动”（1939年1月31日第45期）、“欢迎女童军杨惠敏女士”（1939年2月27日第48期）、“国民抗敌公约”（1939年5月1日第2卷第6期）等内容。
杨慧敏是上海青年女童子军一员。在“八一三”淞沪抗战中，谢晋元坚守四行仓库与日寇浴血奋战，四行仓库的屋顶国旗被炸毁，杨慧敏冒着枪林弹雨送旗至阵地，使国旗继续高高飘扬，军威大振，她的英勇之举受国人称道。1939年杨慧敏奉命出席世界童子军大会，抵达荷兰鹿特丹时，前往瞻仰女英雄的侨胞人数众多。原拟在华侨会馆开欢迎大会，但因盛况空前，到场人数之多出人意料，只得在唐人街搭建高台。陈特轩、陈彬等发挥青田华侨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在建台中起到重要作用，使欢迎大会成为一次生动的对广大华侨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活动。杨惠敏在台上讲述了自己在战火中为四行仓库阵地护送国旗的英勇事迹，控诉了日寇的侵略暴行，听众群情激奋，大家纷纷捐款救国。
青田华侨金梦仙、王志南、陈彬等人积极投入华侨抗日救国会工作，任重要职务，成绩斐然。金梦仙是博学多才的青年知识分子，担任阿埠分会秘书并主持会务工作。王志南是荷兰华人社会著名人物，任阿埠抗日救国会副会长。陈彬毕业于阜山小学，1929年冬至巴黎，1930年春转至柏林，求学愿望未遂而转为经商，1933年赴荷兰，初在同乡皮货店中打工，后与堂兄陈特轩合股经营，1938年任鹿特丹华侨会馆文书，任海牙抗日救国会监察主任、鹿特丹抗日救国会文书主任。1939年秋，有两位华人海员到华侨会馆投诉，称某轮船公司船上发现大量军火待运日本，希望会馆出面干涉。爱国海员决心不惜与轮船同归于尽，坚决拒运军火，结果悉数被遣送回国。陈彬等因协助爱国海员大罢工，违反荷兰法规，也被迫离开鹿特丹，到海牙开设华胜洗衣馆，积极安置难友，提携同乡渡过难关。1940—1945年，抗日救国会在德军占领区被视为非法社团，陈彬冒极大风险坚持工作，受到侨胞高度赞扬。1945年，陈彬任荷兰庆祝世界和平胜利大会筹备主任，并和荷兰国家领导人及阿姆斯特丹市市长一起登台观礼。当时荷兰解放仅3个月，物资奇缺，交通电信均未恢复，大会筹备工作难度很大。陈彬等人发动原抗日救国会骨干和旅荷留学生参与筹备，使大会开得隆重而热烈。浙江青田鱼灯队、广东麒麟队和福建龙灯队一同踩街，龙腾鱼跃，首尾相距约3公里，观者人山人海，甚为壮观。青田鱼灯仿照溪水鱼形象制作，造型精美神似，色彩鲜艳，由15—30盏鱼灯组合而成，4条龙头巨身红鲤鱼列于阵前，河豚与虾殿后，持灯者武士装束，以跑、跳、跃、挪的步法，组成“进门阵”、“春鱼戏水”、“夏鱼跳滩”、“秋鱼泛白”、“冬鱼结龙”和“鲤鱼跳龙门”等多种形式，并伴以鼓、锣、钹等乐器，以朴素、粗犷、热烈、奔放的东方舞蹈形式渲染节日的欢乐气氛。独具地方色彩的鱼灯与西洋音乐舞蹈竞相辉映，使中荷两国人民的心紧紧地连在一起。
荷兰四大城市华侨抗日救国会中，青田人地位重要，人数众多，如乌特勒支抗日救国会主要成员除许福是广东保安人外，其余全是青田人。他们的精神及业绩在荷兰华侨史上独领风骚。1949年前，旅荷青田华侨约有1900人。据荷兰国家统计局的数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中国护照的华人及其子女大约有8500人，其中青田华侨约占23％。
西班牙
西班牙位于欧洲西南的伊比亚半岛，南以直布罗陀海峡扼地中海入口。面积50.4万平方公里，大部是高原山地，属地中海气候，南部几乎全年无霜，号称“太阳海岸”是旅游胜地。人口约4000万，长期闭关锁国，是欧洲相对落后的农业国之一。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行门户开放，鼓励外国投资。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仁庄镇龙峰村张孙楷最早到达西班牙，1949年前旅西青田华侨达300多人次，约占当时青，田旅欧华侨的2％，这与当时西班牙经济相对落后有关。
据定居西班牙的老华侨金光奎回忆，20世纪20年代以来，在西班牙不时能看到青田人的身影，人数最多的时候仅马德里就有300多人次，但大多是匆匆过客，无意久居于此。
1921年，雅林村的陈富明，偕乡人到苏联经商，一年后转道西班牙。陈富明是个文盲，在村里是有名的老实人，在西班牙默默地做了4年小商贩。1926年回国，用积蓄娶妻成家后又过起农耕生活。1924年，垟心双岭的吴益明出国，先后到达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在国外闯荡6年，1930年回国建房娶妻，并做点小生意，后因货币贬值，重返农耕。鹤城镇的王正典1927年出国，1938年回国，虽也去过西班牙经商，但不到半年便转道法国。阜山陈宅村陈显廷20世纪30年代到西班牙经商，晚年居住在萨拉戈萨。已知20世纪20—30年代到西班牙经商或从事其他行业的还有山口大安的王廷祥，大田的林如清，港头的王学贵，汤垟的孙振飞，阜山的张清芳和陈志彬、陈育仁兄弟，吴岸的吴灿超，油竹麻坑的麻志兴，双垟的赖主溪，巨浦的卢竹钱，油竹的朱克勋等。其中朱克勋和陈志彬、陈育仁兄弟在西班牙华侨界享有一定名气。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在西班牙青田人中竟有一名女性，她是北山朱木忠的妻子，是民国时期青田7位出国女性之一。
1937—1949年，旅西青田人逐渐减少。1936年西班牙发生内战，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逼近马德里，80多位青田人转移到瓦伦西亚。10月，大多数青田人返回祖国，滞留者除金光奎外，尚有阜山的陈志彬兄弟、大田的林如清、巨浦的卢竹钱和原四都的杨育明等。
西班牙经济落后，青田华侨筚路蓝缕，除一身之力，别无他物，每天起早摸黑，以挈卖为生，一天只能售出2—3个比塞塔（西班牙货币单位）的货物。他们来自贫困山区，衣饰不整，不谙外语，不懂当地法律法规及风土人情，以致常常受到凌辱，被当地人欺骗、哄抢、无端驱赶之事屡有发生。
在西班牙华侨中曾流传一则因语言不通而闹出的笑话：一个青田人去商店买鸡蛋，因不会西班牙语，便用手以圆圈示意，店员不明其意，此人反复演示，对方仍不领悟，他急中生智，身子下蹲，做母鸡下蛋状，并双手拍打屁股，口中仿母鸡下蛋后“咯呱、咯呱”的叫声，店员才恍然大悟。笑过之后，体味的分明是苦涩，初涉异域，以肢体手势示意者恐不在少数。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包括100多位旅居海外的中国人在内的来自世界五大洲53个国家的4万余名反法西斯战士响应共产国际的号召，奔赴西班牙，在战火中组成了举世闻名的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在参加国际纵队的100多名中国人中，许多人牺牲在西班牙战场。大多数中国籍队员没有留下姓名，在已知的13人中，就有2位青田人：张树声（生）和杨春雄。张树声（生），旅西华侨，曾在西班牙共和国人民军第五十师第一百九十五纵队指挥处从事交通工作。1938年春被俘后，说服看守，逃出监狱昼伏夜行6天，重返战场，后进入坦克学校学习。1939年初，随国际志愿军撤退，先后被囚于地中海的圣阿格勒斯集中营和法国西南边境古尔斯集中营。10月27日离开集中营，从法国马赛乘船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杨春雄，法国华侨、共产党员。1938年3月抵达西班牙，是最后一个赴西参战的中国人，在国际纵队第十四纵队第四营一连当步兵。1938年9月，在埃布诺河战斗中负伤。1939年1月随国际志愿军撤退，后被囚于法国古尔斯集中营，10月27日离开集中营，从法国马赛乘船返回中国《近代中国与文物》2005年第1期参加抗日战争。原青田县四都人刘廷凤和刘竹岩迫于生计，铤而走险，参加西班牙内战，结果刘廷凤罹难于异域，刘竹岩有幸升为军官。
金光奎是早期旅西华侨中的知名人士，人生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口碑甚佳。金光奎原名金梦飞，1906年出生在油竹雅岙村。2岁丧父，4岁丧母，由叔婶抚养至入学年龄。因家徒四壁，叔婶想方设法，四处告借，送其到油竹书院读书。1918年，因迫于生计，金光奎无奈辍学，被送到青田大峙寺剃度学佛，嗣后入东堡寺诵经念佛，成为当地有点名气的“和尚儿”。金光奎身在佛门，凡心未泯，六根未净，难耐佛门清寂，遂回归世俗。1925年，青田出国热潮汹涌，他情有所动，欲去异域寻找新生活，遂随乡人到了上海。但是，他身无分文，在上海十六铺码头辗转徘徊，一筹莫展。所幸金光奎进过书院，又研习过佛经，初懂文墨，遂在码头替人代写书信，以此积攒出国川资。一次偶然机会，湖南邓子昌发现了他，两人晤谈许久，邓子昌悯其心志，遂资助他出国旅费。邓子昌曾是中国赴法参战华工的总代表，得到他的扶掖，金光奎于1925年到法国，次年到葡萄牙，1927年舅父朱克勋带他到西班牙，成为一名流动商贩，开始了在西班牙的人生之旅。他天赋聪颖，刻苦学习当地语言，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具备语言交际能力，因此，比较顺利地开创了海外事业。1930年，金光奎在马德里租了一座房子，用中文打出“华侨公寓”的牌子，这是旅西华侨史上华人开设的第一所旅馆，也是旅西华侨第一家企业。
进书院、入佛门的经历不但提高了金光奎的文化素养，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让他学会了为人处世之道。他发现不少乡亲的身上还存有许多陋习，有损青田人的公众形象，因此下决心来一次“革命”以改变县人的整体形象。一次，他召集部分青田人在家中合议，制订几条青田人经商时应，遵守的准则，其中包括衣服要整洁，不能将商品挂在脖子上，不能跪地乞卖，不能击门强卖等，如若违规可给予适当处罚。这些商规民约对旅西青田山区人来说也是一则文明公约，有利于规范和约束他们的经商行为，因而得到青田同胞的首肯。这种不成文的口头协议被旅西青田华侨戏称为“金氏准则”，这项改革在青田旅欧华侨史上具有典范作用。西班牙内战结束后，金光奎在瓦伦西亚开设金光奎礼品店，他秉承中华传统文化，自书店联：“买卖公道多主顾，言语谨慎少冤家”，横批为“亿则累中，端木遗风”。金氏礼品店是青田早期华侨在西班牙开的第一家具有中国风情的商店。
金光奎事业的成功得益于他的胆量、智慧和开拓创新精神，以及对传统旧文化的批判。金光奎既热爱自己的祖国，但又不拘谨于安土重迁和落叶归根的传统观念，与葡萄牙夫人相伴60余年，相敬如宾。他的夫人不仅习惯中国习俗，而且还入了中国籍。金光奎旅西70余年，乡音未改，确是一位令人称颂的传奇人物。
陈志彬兄弟四人是阜山人，陈志彬是早期旅西华侨中的知名人物。1921年，年仅16岁的他跟随山东马戏团去德国，在马戏团表演杂耍，因“飞刀”绝活而成为该团的台柱人物。马戏团几乎走遍了欧洲各国，各类见闻增长了他的胆识，拓展了他的视野。西班牙内战结束后，他与山东艺人在西班牙组建杂技团，当时该杂技团拥有6辆大卡车，在西班牙各地巡回演出。其中一辆特大卡车每排有6个座位，车内可作为演艺场。不久，他与山东艺人分手，独自创办中国戏院，吸收许多青田人加盟，以表演歌舞、杂技为主，名噪一时。曾任青田侨联主席的张苏当时亦随团演出，足迹遍及欧、非、美三大洲60多个国家。陈志彬不但是一位杂技艺术家，还是一位经营有方的实业家，他不惜重金聘请当时西班牙最负盛名的艺术家参与演出，使中国戏院跻身于西班牙著名戏院行列。在鼎盛时期，其戏院的演艺人员多达百余名。陈志彬的高超演技及其传奇经历，为青田华侨史增添了绚丽的一笔（详见附录二）。
周品山，1913年出生于港头，是早期华侨中的特殊人物。周品山生在殷实之家，条件优越，但却厌倦读书，喜好交游。1936年赴欧洲开始了漂泊生涯。他具有超人毅力，行踪多变，有几分江湖侠义之风，敢为华侨出头露面、仗义执言。1947—1949年当过南京政府的华侨代表。他在罗马开过皮革厂，在德国开过酒吧，甚至扬言开店不需本钱，简直有点石成金之能力。像周品山这样带有传奇色彩的华侨，在海外亦属罕见。
艰辛的生活与低下的社会地位使旅西青田人更加挚爱自己的祖国，他们寄希望于祖国的富强。抗日战争爆发之后，许多旅西青田人回国参加抗日，留在西班牙的青田人也竭尽全力支援祖国抗战。20世纪30—40年代，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与日本、德国法西斯政权关系密切，部分西班牙民众受其影响，对于东方战事的观点偏袒日本，旅西青田人常与这些人针锋相对，表现出不屈之气节。有一次，陈志彬兄弟在外面散步，一个西班牙人迎面就是一句“你们中国要亡国了，你是亡国奴”，陈氏兄弟为维护民族尊严，怒目以视，严加驳斥，使这些亲日的西班牙人不敢小觑中国人。
旅西青田华侨大多有宗教信仰，首推的是佛教，不少人家中供奉各种菩萨，活动场所设有念佛堂和慈济功德堂，参与人以老年人居多。其次信仰基督教，但人数不多，有的是因婚嫁西班牙人而入乡随俗。青田人的宗教信仰一般都是国内信仰的延续，但观念逐渐淡化。青田人的文化娱乐活动相对贫乏，除工作之余搓搓麻将、推推牌九外，很少参与当地的各种活动。
意大利
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亚平宁半岛，面积30万平方公里，4/5是山地。意大利是15—16世纪欧洲文艺复兴的发源地，第二次世界大战参加希特勒“柏林—罗马轴心”，1945年投降，1946年改为共和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飞速发展，成为西方第六大工业国。
意大利是世界上皮革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皮革、皮裘产量居世界首位。旅居意大利的青田华侨因地制宜，利用大工厂的皮角次料生产小皮件，拾遗补缺，在夹缝中讨生计。新中国成立前约有1700个青田人在意大利谋生，其中就有数百人从事这一行业。
据1991年全县侨情调查，青田人最早到达意大利的时间是1894年。
据《华侨经济年鉴》载：“清光绪年间，到意大利定居最早者为湖北天门人及浙江青田人，前者贩卖纸花，后者贩卖青田石。”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油竹上村叶亥进偕同乡携石雕到意大利销售，印证了《华侨经济年鉴》所载事实。
吴乾奎（1873—1937）方山龙现村人。家境贫寒，曾做过长工，在遂昌深山老林烧过炭，颇有胆识，后经人介绍，替宁波一商人到东南亚一带贩卖茶叶，数年后，自行赴欧洲经商。1906年，吴乾奎贩茶到罗马参加意大利米兰赛会，因茶叶质量上乘，获上等奖项，这是中国茶叶在国际赛会上首次获奖。次年，贩茶到比利时，正逢市民闹红眼病，由于茶叶有明目清肝之功效，吴乾奎教市民用茶水清洗和饮服，双管齐下，眼疾很快痊愈，对此当地人民啧啧称奇，纷纷购买茶叶，以此答谢，当地政府也以银质奖章赠之。清驻比使馆二品顶戴商务参赞杨小景为褒奖吴乾奎在欧洲传播中国茶文化所立功绩，赠“海外观光”匾额一块。
早期赴意的青田人一部分是经由俄罗斯转道欧洲或直接漂洋过海的石雕小商贩，另一部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滞留欧洲的青田华工，他们为后来者奠定了基础。20世纪20—30年代是青田人赴意的高峰期。1992年，青田县侨联对全县17个乡镇、161位
归侨进行调查：到过意大利的有54人，占33.5％其中1910—1919年4人，1920—1929年12人，1930—1939年38人。汤垟乡共14人，其，中山炮村高氏宗族就占8人。他们是高铭乾（1930）、高铭修（1931）、高铭文（1933）、高铭良（1933）、高铭藩（1935）、高池山（1930）、高池寅（1930）、高池焕（1932）。山炮是青田边远山区的一个小村，与文成毗邻，山高路远，交通闭塞，野兽出没，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当地民谚“百年不闻锣鼓声，千年不见划龙船”因而想脱离困境出国谋生者绵延不绝。
20世纪20，年代，出国人员骤增，在上海、温州出现一批为出国者服务的中介机构，老板一般是国外回来的华侨。如雅林的吴某，在上海开设信达利钱庄，同村陈某在上海开设普昌钱庄及栈房，汤垟乡山炮村高某在温州开设益达利钱庄。这些钱庄或栈房为出国者提供以下服务：一是为出国者包办出国护照（新、老护照价格各异）；二是为出国者提供小额贷款（一般是同乡亲友，但必须在该钱庄开户）；三是为出国者提供住宿和代购船票。这些中介机构客观上为青田人移民海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20世纪20—30年代赴意的青田侨胞大部分是小商贩，也有些在工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那些具有一定文化水平、能较快学会当地语言、善于捕捉到发展商机并沉下心来立足当地发展的人，逐步从小商小贩转化为坐商，如陈瑞勋、吴锡忠、吴镇超、胡锡珍、胡守珍、陈益轩、周松法、王薛芳、周仲芳、孙耀光、杜岩品等。当时，青田人在米兰有5家货行，以吴锡科、陈锡青的货行规模最大，他们各雇用七八十名工人，在意大利崭露头
角。周仲芳更是当时青田华侨中颇有名望的企业家，以其特有的自身魄力和企业家的战略眼光，于20世纪20年代在勃罗尼开办华东制造厂，生产领带、人造珍珠，并兼营百货批发，涉足房地产经营，拥有洋房100余间，成为当时旅意青田华侨首富。由于他的
耀眼业绩以及他对当地的贡献，意政府1956年授予他劳动爵士勋章，这一殊荣一般华侨是难以企及的。
胡锡珍（1908—1999），原籍平演胡车村。1925年东渡日本谋生，苦熬8年之后，1933年辗转到意大利，在米兰定居。他历经坎坷，稍有积蓄便自创皮业作坊。当时市场皮件有真皮和人造革两种，普通市民喜欢价廉物美的人造革制品，而这个阶层又是消费者的主体，胡锡珍看准市场行情，生产的大部分皮件以人造革为原料，设计新颖，制作精美，大受消费者欢迎。他生产的皮包达1000多个品种，销往欧、美、非几十个国家，成为旅意华侨中最大的皮革业主，在侨界威望如日中天。鉴于他的威望和对侨社的贡献，1945年被推为米兰华侨工商联合会会长。
孙耀光（1917—2001）汤垟乡垟寮村人，毕业于青田阜山中学。具有初中文化的他，学习语言的能力和思维能，力比一般华侨高出一筹。1937年到意大利谋生，定居波隆那。他从小商贩起步，很快就创建了一家小型家庭皮件制造厂，事业不断扩大。1945年与意大利人S.Agata结婚，而后从皮包厂拓展到经营液化气公司，并开设当地第一家中餐馆。他还是一位政治商人，曾两次当选为国民党“国大代表”，任过12年侨务委员，3年立法委员和国民党党务顾问。他在政界可以说是华人中的翘楚。梵蒂冈曾授予他骑士勋章，意大利政府封他为爵士。
青田华侨主体毕竟是山区的农民，缺知少识，一旦跨出国门，犹如坠入云雾之中，面对陌生的国家、房子、道路、面孔、语言、风俗、饮食，几乎无所适从，在求生与创业过程中，必然荆棘丛生，困难重重。据县城老归侨周德标口述：1931年，他到意大利，不知天南地北，若没有老华侨接应真不知如何是好。他深有感触地说，人生就像演戏，你一定要很快进入角色，否则就会被淘汰。周德标具有初中文化，较快地攻克语言关，继而学习经商知识，积累经验。他说，刚到国外，要先下苦功学语言，再学经商；出门前要弄到一张当地的交通图，离开旅馆要随身携带该旅馆的信封，因上面印有该旅馆名字和街道门牌号码，以防迷路。每天一早就起来烧饭，赶在工人上班之前，把商品摊放在工厂旁的路边以招揽生意。在上下班空当，就提着箱子在影剧院、歌舞厅、咖啡馆周围兜售，或沿街巷挨户叫卖。来自农村的青田人不懂向人请安问好，有些甚至连招呼也不打就擅自闯入店堂住家，轻则被驱逐出门，重则被扣留商品或报警受罚。他说在国外要学会忍耐，但人格受到侮辱时也要据理力争。他目睹当时一名原四都的叶姓华侨，提着沉重的箱子上车，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空座位，正要就座之时，一个当地人将他一拽，自己趁势坐了下去。叶某怒不可遏，于是向乘警投诉，总算讨回一个公道，直到那时攥紧的拳头才慢慢松开。周德标一说到当时华侨的生活，便一个劲摇头叹息。他说，华侨赚来的钱是红色的，因为它是血染的。他说自己虽然经历过种种磨难，但还算是一个幸运儿。周德标1931年赴意，1935年回国，1936年重返意大利，1939年回国，前后7年，带回1万银圆，这在青田山区简直是天文数字。青田人灵活机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战败，英镑贬值（其纸币有黄金纸和白金纸两种），许多华侨将手头的里拉从当地银行或私人那里换取白金纸币，然后寄往香港中国银行兑换成美元或港币，获益甚丰。受益最多的是雅林吴旭初和吴岸吴锡忠，杜岩和周松法等合伙也分得许多美元，不少人因此发了小财。利用战乱进行货币异地兑换而获利的青田人确有他们的精明之处。
周德标这种二度往返衣锦还乡者是一类，陈锡青、周仲芳等扎根异域发展的又是一类，就是这些创业有成的青田人招引同乡不断涌向国外。但其中也不乏游手好闲、玩物丧志的“游民”还有时运不佳、能力低下的苦命儿，他们最终还是回归，清贫，甚至有因年长无法成家，以孤独和贫困伴随其终老者。抗日战争期间，旅意青田侨胞激于民族义愤，纷纷出钱出力，积极参加爱国捐献，购买爱国债券。王薛
芳，仁庄阮垟人，1911年出生，1930年出国，先后在法国、德国、奥地利经商，最后定居意大利，经营皮包、皮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积极参加爱国捐献活动，表现尤为突出，国民政府为其颁发金质奖章一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田旅意华侨蒙受了经济上的重大损失，精神上的严酷摧残。胡锡珍的皮革工场在战火中化为灰烬，300多华侨因中意是交战国而被关进集中营，其中青田华侨胡进林受过5年牢狱之苦，胡士隆等21位青田侨胞罹难于异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根据赔款协定，中国华侨可获得60亿里拉，每户30万里拉（折合美元约五六千），在当时是笔不小的数目。意大利政府赔偿每位罹难者15万—30万里拉，由青田县政府转发家属领取。留守的青田人利用这笔赔款进行再创业。战后，约80％的旅意青田人返回祖国，滞留的数百青田人大多集中在米兰和波伦亚两地，少数分散在其他地区。青田华侨出国流之所以300年来不曾中断，其原因就是每个转折时期都有一批守望未来、守望成功的人。
德国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北临波罗的海和大西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损毁惨重，1950年恢复到战前水平，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强国。
据青田侨情普查，1824年就有青田人踏上德国土地。1916年西伯利亚铁路全线通车后，青田人往往选择陆路赴德，不仅节省川资，还可以节省时间和免去验照，同时在沿途出售青田石雕，到达莫斯科后再辗转到德国。1949年前，在德青田华侨有近2000人次，分布在柏林、汉堡、多特蒙德、斯图加特、莱比锡等大城市。汉堡红灯区附近有一条不长的街叫珠宝街，县人集聚于此，从事珠宝、礼品的批发零售活动，青田人称为“汉堡唐人街”又称为“青田街”。青田华侨初始多为小贩或工人，而后逐渐向多元化职业发展，其中一，部分人开设批发货行、礼品店、中餐馆、水手馆、赌馆，有的进厂当工人，也有的从事杂活（如修路、打石子）。
早期到达德国的有方山的杨春楷和杨益兴，由莫斯科辗转到柏林贩卖青田石刻。而后，杨益兴开设批发货行，杨春楷和阜山的陈志彬、张苏等10余人则在马戏团和戏院表演“中国把戏”。同时还有阜山的叶林斋、叶益清叔侄，林南勋、林伯勋、林蓉勋三兄弟，原二都的朱跃进等从事小商品贩销，后朱跃进于20世纪30年代转赴瑞典。
阜山的周炳才是1917年应召赴欧的华工，但他未到欧洲本土，而是被派往英国殖民地印度果阿做杂务，契约期满后赴欧，涉足近20个国家，最后定居德国，并将其二弟和三弟引领到德国。周炳才为人豪爽，秉性耿直，做事果敢且游历甚广，在侨胞中享有较高威望。
1923年，阜山周宣生赴德经商并定居德国。仁庄镇鱼山村的邱钱美和山口大安的郭友岩，20世纪20年代赴日本做工，后转赴法国、奥地利，30年代初抵达德国。邱钱美曾在德国、瑞士打石子（将大块石头打成小粒石子，一般用于修路），收入不菲，后定居德国纽伦堡地区。
项叔度，鹤城镇人，于1923年赴德国经商，出国前曾教过书，在华侨中可称为知识分子。他勤学苦练，很快就具备了用德语进行一般交流的能力，开始时从事挈卖，后经营批发货行。他心存仁义，与人为善，常常给缺资者赊货，1934年回国时带的账本上面写着不少欠资者的姓名。1932年，旅德侨民组建旅德华侨工商联合总会，项叔度荣任会长。1936年，阜山林南勋接任第二届会长，山口大安村陈铭奎和阜山林南卿任副会长，在欧洲，旅德华侨工商联合总会算是早期的社团。
郑锡清，山口朱坑村人，1906年生。1924年，其父亡故，他成为家庭的顶梁柱。为了养家糊口，他偕同乡闯荡番邦，身揣300银圆，从港头乘船至温州转赴上海，在乡人开办的栈房买来护照，北上至大连，又徒步至哈尔滨坐火车到莫斯科，再转道至波兰。在波兰期间，郑锡清将路上节省的钱买糖果及小商品，跟随同乡从事挈卖。每想到父亲早逝，母亲背负沉重的债务，他总是早出晚归，不敢懈怠。仅年余，就还清了债务。历数年，转赴法国，在同乡引荐下，从事装卸工作，按件计酬，当时正值26岁青年，每日拼命劳作，收入不菲。1935年，郑锡清为了寻找商机，辗转到欧洲经济强国德国。郑氏眼光敏锐，利用辛苦积累的微薄资本以及聪明才智把握历史机遇，从事商业活动。头脑灵活、为人诚信使他经商得心应手，很快打开了局面。在事业有成、踌躇满志之时，他结识了一名德籍女子，两人喜结良缘，育有一子，取名绍文。1947年，可能是其行为有违德国法律，被当局驱逐出境，只得暂时到土耳其“避难”（其妻已怀上女儿秀英）。次年，他重回德国和家人团聚，与德籍妻子两人先后养育了7个子女。20世纪50年代，郑先后开设中餐馆和旧货典当商行，把眼光投向国内，设法携带亲友出国，发展至今有亲友300余人。
厉伯言，1901年生，1924年赴法，3年后回国娶妻，1936年赴德，1937年再度回国。1958年，他已有6位子女，为生计，又重返德国，而后将儿子厉中超、厉镇超、厉焕超、厉建超相继接到欧洲。他三进三出，正是青田人勇于拼搏与头脑灵活的最佳佐证。
20世纪20年代后期及30年代前期，德国经济发展较快，吸引了大批青田人到此经商务工。雅林村的陈立夏、董上兰、陈超廷、陈超良、陈上禄、孙时德、陈志静、吴亦如、吴灿超，山口朱坑的郑锡清，大安的陈铭奎，章旦的郑冠荣、郑麟书、郑宋标，小令的徐宝立、陈启民，鹤城镇的詹冠军，阜山的周会美等均在这一时期赴德。他们也大多从拎卖业开始自己在德国的生涯。
郑冠荣，章旦横坑人，生于1912年，1927年由其舅父携带到德国，数年后回国娶亲成家，1935年再次赴德。他文化不高，但智慧和胆识过人，交游甚广，在德国斯图加特地区先后开过批发货行、中国饭店和白宫饭店，很快积累了财富，并融入当地主流社会。他喜爱打网球，是当地网球协会会员；酷爱中华文化，在与香港业务往来中，常常光顾香港中国文化艺术品商店，收藏中国名家书画和古代瓷器。
陈玉兴，油竹东堡人，于20世纪30年代出国，在德国西部多特蒙德，经营瓷器、茶叶和纺织品生意，收入颇丰。另外还有几十名青田人在汉堡当海员。
青田华侨由于自身的文化缺陷以及长期以来形成的种种陋习，在行商中受刁难和被侮辱之事时有发生。华侨陈上禄一次上门售货，用掌击门。主人把门一拉开，他便把一只花瓶递了进去，房主顺势将花瓶接了过去，他正心中暗喜，不料门“砰”的一声又关上了，他伸进去的手还来不及收回，手肘被重击了一下。陈上禄十分恼火，拳脚交替击门，但不到两分钟就被警察带走。他有口难辩，被拘留了10天。出来后，满心委屈，尚不知自己错在何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青田华侨遭受空前的浩劫。阜山华侨周会美，1937年由其叔叔周宣清带到德国纽伦堡。开始时在叔叔的餐馆打工，后到中部小城吉森以拎卖瓷器及各种礼品为生。1942年在一家工厂当工人，因中德是交战国，周宣清曾被当局逮捕。阜山朱岙村的傅王岩等也有过同样的遭遇。1940年，吴岸吴国良在慕尼黑开设青田饭店，店内约50个座位，生意兴隆，实属罕见，但日夜提心吊胆，“上怕老鹰，下怕狐狸”。战争造成当地物资紧缺，华侨不但受饥饿之苦，还不时有生命威胁。据周会美回忆，1943年，美国战机对德国狂轰滥炸，硝烟弥漫，人心恐慌。1945年，纽伦堡城市一夜被炸为平地，不知有多少同乡遇难，而此前一天，纽伦堡一饭店被炸，70多人死亡，其中中国人3名，另有1名青田人幸存。老归侨朱廷岩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天拉好几次警报。警报一响，大家便仓皇逃命。一次他刚进防空洞，紧跟其后的一位青田侨胞便在洞口罹难。老华侨陈启民一讲起当时德国华侨的生活，悲戚之状立现。他说一次几名青田同乡饿得发慌，不知从哪儿弄来一些干面条，烧熟之后，才发现没有食油，于是大家分头寻找。黑灯瞎火的，结果陈某某找到一瓶机油便倒进锅里去。大伙一番狼吞虎咽之后，才发觉不对，个个呕吐，狼狈不堪。汉堡北郊建有华侨公墓，有两个墓碑主人祖籍青田，死因不明。
患难与共是海外青田人的美德和生存法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侨胞打算撤离德国，转移到北欧的中立国家去，但缺少资金，阜山周炳才就把战前千辛万苦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拿出大部分发放给他们，助他们顺利成行，到了北欧也不至于沦为难民。一部分留在德国的侨胞因极端困难欲向德国政府申请难民身份，周炳才立即劝阻说：“饿死也要做个硬汉子，决不向洋人乞求，中国人要自己救自己，决不能在这里丢脸！”他把仅剩的马克拿出来帮助侨胞渡过难关，但也因此而未曾给家中寄过一分钱。到了20世纪50年代初，他向往新中国，想念家乡亲人，然囊中羞涩，连回国的路费也是中国驻德大使馆及侨胞资助的。
抗日战争期间，旅德青田人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有的在当地积极开展抗日救国活动，有的直接返回祖国参加抗日。侨胞陈铭奎曾是当时旅德工商联合总会副会长，积极开展抗日募捐（一般每人每月10银圆），并与留德学生一起组织“抗日大同盟”，创办《祖国抗战情报》，宣传抗日救国，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2000名旅德青田人有80％以上回到祖国，滞留者大部分因已娶德国女子为妻（据民国民政部档案，当时有60多位青田华侨的德籍妻子加入中国籍），选择在德国落地生根。周会美、郑冠荣、郑锡清、陈超良、陈立夏、郭耀芝、陈启民、周炳才、董上兰等均属此类，其中有的出国前就有妻室子女，亲人离散之苦难以言表。
著名作家萧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受《大公报》派遣到欧洲各国采访的特约记者，后来写就《一个中国记者看二战》。1945年10月7日，他在德国威斯巴登城与青田侨胞相遇。他说：“在一个微雨的礼拜天，我散步回来，遇到一个穿棕色西服的中国朋友，起初还不确定他的国籍，用‘你好’试探一下，果然是位青田商人名叫徐君。”徐君刚从善后总署的临时难民营领面包回来，于是便带萧乾去见另一位青田侨胞张冲鹤。在和青田侨胞的接触交往中，萧乾对青田侨胞的总体印象是：“没出国之前，听到不少老留学生批评青田商人，说他们如何给祖国丢脸，但屡与法、比、德这些漂泊全欧的中国‘吉普赛人’接触后，我对青田商人只有脱帽致敬。他们代表了中国人的许多美德：勤劳、乖巧，凭两只手、一个头脑吃饭，不靠天，也不靠本国的政治势力。他们以薄本由家乡出发，有的曾步行穿越西伯利亚而到中欧，从此患难相助，踊跃捐输，凭的全是一份娘胎里带来的聪明，赚钱之后，凭的还有一腔义气，但异于吉普赛人，他们有祖国，而且不忘祖国。”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学系主任、国学大师，公认的学术泰斗。1935年，季羡林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1946年回国。他编写的《留德十年》一书中，“留在德国的中国人”一章以朴实和智慧的语言讲述了他和青田华侨的相遇相知以及由此而抒发的感叹。
留在德国的中国人（节录）
我在这里又想到了哥廷根城以外的那一些中国人，不是留学生，而是一些小商贩，统称之为“青田商人”。顾名思义，就可以知道，他们是浙江青田人。浙江青田人怎样来到德国、来到欧洲的呢？我没有研究过他们的历史，只听说他们背后有一段苦难的历程。他们是刘伯温的老乡，可惜这一位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神机妙算的半仙之人，没有想到青田这地方的风水竟是如此不佳。在旧社会的水深火热中土地所出养不活这里的人，人们被迫外出逃荒，背上一袋青田石雕刻的什么东西，沿途叫卖……行程数万里，历经无数国家。当年这样来的华人，是要靠“重译”的。今天我们的青田老乡走这一条路，不知要吃多少苦头，经多少磨难。我实在说不出，甚至也想象不出。有的走海路，为了节省船费，让商人把自己锁在货箱里，再买通点关节，在大海中航行时，夜里偷偷打开，送点水和干粮，解解大小便，然后再锁起来。到了欧洲的马赛或什么地方登岸时，打开箱子，有的已经变成一具尸体。这是多么可怕可悲的情景！这一些幸存者到了目的地，就沿街叫卖，卖一些小东西，如领带之类，诡称是中国丝绸制成的。他们靠我们祖先能织绸的威名，糊口度日，虽然领带上明明写着欧洲厂家的名字。他们一无护照，二无保护，转徙欧洲各国，弄到什么护照，就叫护照上写的名字。所以他们往往是今天姓张，明天姓王，居无定处，行无定名。这护照是世袭的，一个人走了或者死了，另一个人就继承。在欧洲穿越国境时，也不走海关，随便找一条小路穿过，据说也有被边防兵开枪打死的。这样辛辛苦苦，积攒下一点钱，想方设法，带回青田老家。这些人誓死不忘故国，在欧洲同吉卜赛人并驾齐驱。
我原来并不认识青田商人，只是常常听人谈到而已。可是有一天，我忽然接到附近一座较大的城市卡赛尔地方法院的一个通知，命令我于某月某日某时，到法院里出庭当翻译。不去，则课以罚款一百马克；去，则奖以翻译费五十马克。我啼笑皆非。然而我知道，德国人是很认真守法的，只好遵命前往。到了才知道，被告就是青田商人。在法庭上，也须“重译”才行。被告不但不会说德国话，连中国普通话也不会说。于是又从他们中选出了一位能说普通话的，形成了一个翻译班子，审问才得以顺利进行。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这一位被告沿街叫卖，违反了德国规定，在货色和价钱方面又做了些手脚。一些德国爱管闲事的太太向法院告了状。有几个原告出了庭，指明了时间和地点，并且一致认为是那个人干的。那个人矢口否认，振振有词，说在德国人眼里，中国人长得都一样，有什么证据说一定是他呢？几个法官大眼瞪小眼，无词以对，扯了几句淡，就宣布退庭。一位警察告诉我说：“你们这些老乡真让我们伤脑筋，我们真拿他们没有办法。我们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人来告，我们就听之任之了，反正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我同他开玩笑，劝他把两只眼都闭上。他听了大笑，同我握手而别。
我口袋里揣上了五十马克，被一群青田商人簇拥着到了他们的住处。这是一间大房子，七八个人住在里面，基本都是地铺，谈不到什么设备，卫生条件更说不上，生活是非常简陋的。中国留学生一般都瞧不起他们，大使馆他们更视为一个衙门，除非万不得已，绝不沾边。今天竟然有我这样一个留学生，而且还是大学里的讲师，忽然光临，他们简直像捧到一个金凤凰，热情招待我吃饭，我推辞了几次，想走，但是为他们的热情感动，只好留下。他们拿出了面包和酒，还有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猪蹄子，用中国办法煨得稀烂，香气四溢。我已经几个月不知肉味了，开怀饱餐了一顿。他们绝口不谈法庭上的事。我偶一问到，他们说，这都是家常便饭，小事一桩……这一批青田商人背井离乡，在异域奔波，不知道有多少危险，有多少困难，辛辛苦苦弄点钱寄回家去。不少人客死异乡，即使幸存下来，也是十年八年甚至几十年回不了家。他们基本上都不识字，我没有办法同他们交流感情。看了他们木然又欣然的情景，我直想流泪。
这样见过一次面，真如萍水相逢，他们却把我当成了朋友。我回到哥廷根以后，常常接到他们寄来的东西。有一年，大概是在圣诞节前，他们从汉堡给我寄来了五十条高级领带。这玩意儿容易处理：分送师友。又一年，仍然是在圣诞节前，他们给了我一大桶豆腐。在德国，只有汉堡有华人做豆腐。对欧洲人来说，豆腐是极为新奇的东西，嗜之者为天下之绝，陌生者以为稀奇古怪。这一大桶豆腐落在我手里，真让我犯了难。一个人吃不下，而且我基本上不会烹调；送给别人，还需先作长篇大论的宣传鼓动工作，否则他们硬是不敢吃。处理的细节，我现在已经忘记了。总之，我对我这些淳朴温良又有点天真幼稚的青田朋友是非常感激的。
我上面已经说过，这些人的姓名是糊里糊涂的。我认识的几个人，我都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姓名的更改完全以手中的那一份颇有问题的护照为转移。如今我要离开德国了，要离开他们了，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好友需要我去回忆，我的记忆里塞得满满的，简直无法再容下什么人。然而我偏偏要想到这一些流落异域受苦受难的炎黄子孙，我的一群不知姓名的朋友。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度过的。他们现在还到处漂泊吗？今生今世，我恐怕再也无法听到他们的消息了。我遥望西天，内心在剧烈地颤抖。
丹麦
地处北欧，人口500余万，位于欧洲北部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大部分领土处德国之北的日德兰半岛。1902年，青田人就敲开了丹麦的大门。但1949年前，旅丹青田人仅30余人。
山口华侨林序景在丹麦图书馆偶尔发现一份杂志（Billed-Bladet）。该杂志于1942年8月5日出版，其中有5页专栏，报道20世纪10—30年代华侨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生活和从业情况，其中有4位青田籍华侨。
林渠清（佾生），名鸿飞，字南圃，号培中，原籍山口北村。据其养女婿林献毅口述，培中祖父林鑑公，曾被招为番邦驸马，父林世典，曾考取武举人，由此可见，培中家庭出身优越。1906年，也许是林氏家道败落，林培中决定到国外闯荡，遂与乡人结伴（其中有家住平演的表弟叶松廷），携青田石雕沿途北上，至东北边陲的满洲里，越过国界，横跨西伯利亚万余里荒漠，历经千辛万苦和种种凶险，到达莫斯科后，再转至波兰、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等国混迹10年，1917年前往丹麦，并定居哥本哈根。林培中受其家庭的文化熏陶，悟性极高。为了融入当地社会，他勤学苦练，在较短时间内就学会了丹麦语，加之天赋聪颖，善于交际，并一表人才，故有幸多次觐见丹麦女王，双方互赠礼物。据传培中曾在丹麦政府中挂过职。林培中初始从事小商品拎卖，而后经营茶馆，中国绿茶很受当地人民喜爱。他经营有方，广结人缘，很快就在哥本哈根开设了第一间中国餐馆——金龙饭店。店名亦深具中华文化气息。饭店开张时，门庭若市，候餐队伍宛若长龙。林培中踌躇满志，接连开设了莲花楼等5间中餐馆，事业直步青云，成为早期丹麦华侨中的佼佼者。
林培中的才干及为人很快博得一位丹麦姑娘的倾慕，两情相悦，遂结秦晋之好。夫妻情笃，育有一男二女，儿子是名飞行员，但不幸因飞机碰撞而亡。林培中常常手把手地教妻子如何烧制中国菜、如何使用中国筷子，家庭生活充满情趣。当时旅丹麦同乡多数为文盲或半文盲，为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林培中在业余时间教授中文（时有当地人参加）。在一间居室内，正面悬挂一块小黑板，教他们读写，在华侨中有很好的口碑。为减轻国内家族成员的生活压力，帮助他们走出困境，林培中想方设法将众多亲人带出国门。林家人现已成为丹麦华侨中的翘首。
叶松廷，平演人，林培中的表弟，两人同时出国。叶松廷英俊潇洒，从事杂技表演，其杂技艺术精湛，深受丹麦人民喜爱。然杂耍工作受年龄限制，后改行经商，开始拎卖小商品，后开设烟酒店，并开办南京饭店，娶丹麦女子为妻。
朱春岩，油竹上村人，开始时贩销小商品，后来知道丹麦人喜食用香肠，于是改行专营咖啡、香肠。而后他发现“春卷大王”范岁九生意红火，遂与范岁九合伙开办大龙春卷公司，生意蒸蒸日上。但天有不测风云，他的咖啡店失火，毁于一旦，由此退出公司。到丹麦不久，朱春岩也与丹麦女子组成异国家庭。
朱冠雄，章旦横坑人，生于1903年，1922年离开家乡到欧洲谋生，先后在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德国经商，1929年到丹麦定居。开始时在丹麦首都体坛机械厂打工，后参加哥本哈根国际机场建设。1949年在首都开设中国餐馆——中国楼。开张后顾客盈门，慕名前来的食客往往排起长队，生意十分红火。朱冠雄娶丹麦女子为妻，生有一子一女。他十分重视对子女的教育培养。其子朱葆萝，大学毕业，任哥本哈根银行行长，女儿朱金媚，在哥本哈根，职业不明。朱家在丹麦华侨中享有较高的声望。2003年朱冠雄百岁寿诞，在中国楼举办寿宴，中国驻丹麦使馆官员、丹麦政府官员及华侨社团领导前往祝贺，盛况空前。
1932年10月，旅丹麦青田华侨林培中、叶松廷、陈炳炎、毛进兴、卓爱山、王普斋、叶松隄、林掬波8人由哥本哈根前往北欧瑞典，拟开办公司，推销国货，但瑞典方不准他们居留，经我使馆交涉无效，无奈重返丹麦。
民国时期侨居丹麦的青田人虽然不多，但他们曾有过出色的表现，并融入和扎根当地，且大多成就异国婚姻，落地生根，繁衍后代，进入主流社会，享有较高的政治、经济地位。早期抵丹麦的青田人现今大多作古，其子女也基本洋化，他们在国内的亲属也陆续被带到国外，逐渐形成新的群体，林培中的族裔亲属就达百余人。
瑞典
瑞典位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东半部，15％的国土在北极圈内，沿海有14万个岛屿，面积45万平方公里，是北欧经济强国。
20世纪20年代进入瑞典的杨明轩于1930年在斯德哥尔摩经营两家杂货店，出售丝、茶、古物、花边、山东绸等杂物。嗣后进入瑞典的青田华侨是人称“四元老”的仁宫村周谟（1936）、山口朱跃进（1938）、章旦叶瑞珍（1938）、阜山王费潭张志慷（1941），而后张志松、王竹标相继旅居瑞典。他们均从法国、德国、奥地利辗转到瑞典。拎卖业是他们的热身动作，待完成资本积累后，便开始了坐商生涯。如周谟、朱跃进开设了中餐馆，周谟成为青田早期华侨中唯一一位拥有奔驰车的老板。
据青田县《民国华侨档案》记载，港头周洪兴于1936年4月14日在瑞典京城病故，4月26日安葬。丧事由当时“四元老”中的周谟和朱跃进操办。清点遗物，尚有美金现钞1150元，瑞典币7423古仑，66分汇票一张，后由中国驻瑞使馆转交中国外交部再转到青田当地乡公所。因周洪兴妻已另适他人，由儿子周伯琪（伯池）、女儿周伯妹（系双胞胎）继承，周氏兄妹年仅12岁，其堂伯父周国和、叔父周载和为监护人。
1949年前在瑞典的青田华侨仅24人，就是这些拓荒者成为今天青田人移民瑞典的始祖和功臣。
比利时
比利时位于欧洲西部，濒临大西洋，面积只有3万平方公里。青田人四海为家，到处漂泊，不管国家大小，欧洲都是青田人客串光顾之地。据本县侨情调查，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原四都陈淑青就到达比利时，比其他书籍所记载的旅比华侨时间要早。
1934年，邹韬奋，到比利时考察后说，仅斯凯尔特河下游的小城安特卫普一地，“青田小贩来来往往的也有四五十人”。继陈淑青之后，原四都的夏宏范、陈周逢、刘志元、吴福山，方山的周岩朝、金岩琪、叶国明、朱理岩，山口的陈岩芝、林振丰，油竹的朱藏松，魁市的詹本静、詹伯珠、詹蓬轩，石郭的林方清，鹤城镇的陈金水等都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一时期到比利时的。这些人到比利时后，生存条件普遍不佳，大多生活清苦，但省吃俭用，努力拼搏，大抵都有些积蓄，为以后的发展作铺垫。
1949年前，旅居比利时的青田人不多，先后仅70多人。旅比青田人习惯称前期华侨为“老客”在他们潜意识中认为大家都是匆匆来去的过客，只有新、老先后不同。
旅比青田，人善于生计，重情重义，与当地人民相处和谐。邹韬奋《游比杂读》中记述了一则颇为离奇的故事：20世纪30年代初有3位青田年轻小贩共租居比利时某户人家中。房东家中有3位女儿，年龄与青田小贩相近。房东家庭经济比较拮据，3位青田小贩经常给予照顾，时日一长，3对异国青年男女产生了感情，其中年龄最小的姑娘还
不满16周岁。不期事泄，其父大怒，将3名青田小贩告上法院。开庭之日座无虚席，中国使馆也派员旁听。在别人国土上犯事，处境当然不容乐观。但审理过程中，案件发生戏剧性变化。房东太太面对法官慷慨陈词，首先指责丈夫不顾家庭并有外遇，置母女生活于不顾，继而赞扬3位青田小商贩如何厚道，她的3个女儿还公开表态愿意嫁给青田小贩。我们大可不必去追究故事本身的细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青田人形形色色的异国婚姻早就被历史所证实，那位比利时夫人用“厚道”一词来称赞青田人，这也许就是青田人被外籍女子看中的主要原因。
旅居海外的侨胞有强烈的共患难意识，这种品格在“老客”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热心扶持后人，传授语言和经商之道，帮助租赁房屋和提供担保，垫付启动资金和选择货源等，几近无所不包。这种互助精神是青田人在比利时“安营扎寨”的根基。20世纪30年代初期，善于经营的青田小商贩完成了原始资本的积累，事业迈上了新的台阶。魁市的詹伯珠开始创办小型皮革加工厂，生产小皮件供同乡挈卖，这是青田华侨首家在比利时的企业。30年代后期，詹伯珠已拥有10多台制革机器，形成一定规模，带动了旅比青田人皮革业的发展。1944年，广东人俞某率先在阿卫斯开设一家中餐馆，仅一两桌台面，只供中国海员用餐。青田人旋即纷纷仿效，其中粗具规模的是詹伯珠、叶进和、周岩朝、夏宏范等10余位青田人联手与比利时人合股开设的中国楼餐馆，不但提供华人用餐，而且向比利时人提供炒饭与炒面之类的中国饮食。中国楼从开张到歇业虽只有两三年时间，但为发展比利时中餐业摸索和积累了一定经验，为以后比利时中餐业的蓬勃发展，为青田旅比华侨从小商贩到餐饮业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据传魁市的詹蓬轩是一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的传奇人物，虽拥有巨额财富，但大凡亲友投奔他处，总是抱着希望而去，满怀失望而归。他喜欢开一辆陈旧的小轿车，背一个破旧的布褡，衣衫不整，是一位富得流油的“苦行僧”。青田同乡没有一人知道他的生财之道，也不知他的财富流向何处。据他的一位表亲口述，20世纪60—70年代，詹蓬轩要魁市的宗亲为其长辈建造坟墓，要求规模越大越好，建筑越华丽越好，钱花得越多越好。詹氏族人推选一名能人，放开胆子，大胆构思，方案设计好以后寄给蓬轩审查。蓬轩一看，长叹一声：“离我的要求距离太远，家乡的人还是鼠目寸光。”造坟之事由此搁浅。
奥地利
奥地利是中欧南部的内陆国家，人口不到1000万，是欧洲重要的交通枢纽。19世纪已有国人旅居奥地利，但华侨总数仅20多人，且多数为青田人。大部分华侨从德国转徙前往，小部分来自意大利。他们集居在与维也纳南火车站相邻的军械库附近，即所谓“火鸡区”。
青田华侨在乡下流动经营小商品，主要是兜售扇子、纸花、瓷品和玩具。这些小商品很受当地人喜爱，就是当局也不得不承认奥地利人很喜欢中国货，“生意特别兴隆”。但是，代表排外势力和封建残余势力的奥地利基督教社会党和哈布斯堡王朝从极端狭隘的自身利益出发，炮制危言耸听、蛊惑人心且荒谬绝伦的言论打击华侨。1913年2月19日，社会党机关报《帝国邮报》恶意抛出文章《中国人侵略维也纳》，说军械库附近“快变成中国区了”这些中国人的经营“当然是非法的”，并极力丑化华侨的经商活动，诋毁华侨形象。4月初，哈布斯堡王朝强制遣返了被视为“侵略者”的24名华侨，“火鸡区”的华侨几乎被扫荡殆尽，旅奥侨胞经历了空前的黑暗时期。
星移斗转，到20世纪20年代，赴奥地利经商谋生的青田人日益增多，油竹的朱木坤、朱廷岩，原来在日本务工，后于1921年转徙奥地利，从事制作纸花的行当并销售小商品。继而，方山马车坑的陈芳权、吴岸的王叶成、阜山周山的吴长松、章旦的叶瑞珍先后赴奥地利经商。吴长松机灵乖巧，曾在当地夜总会表演东方杂技。王叶成从事小商品集卖散行业，机动灵活，收入高于当时的拎卖者。曾经在奥地利受过关押和驱逐的老归侨朱祥回忆，20世纪40年代后，赴奥地利的青田人最高达300多人次。县人陈炳楚、虞岩方、张德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赴奥地利，并与奥地利籍女子结婚成家，扎根当地。叶瑞珍具有小学文化，颇有见地，为了加强华侨之间的沟通、团结与协作，倡议成立维也纳华侨工商会和抗日救国会。青田华侨严毅庵是工商会会员，他曾任国民党部队连长，人们称呼他为“连长”负责抗日救国会交托的募捐工作，按时将捐款送交中国驻奥使馆。严毅庵说，当时捐款，的主体是行商小贩，大家收入虽然不高，但爱国热情不低。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毗邻德国的奥地利受到重创，战后大部分华侨回国，滞留奥地利的青田华侨约30余人。
葡萄牙
葡萄牙位于欧洲大陆最西端，西、南濒临大西洋，海岸线长800多公里。20世纪80年代前，葡萄牙是一个向外输出移民的国家。然而，19世纪末已有青田人进入葡萄牙。据青田侨情普查，1949年前在葡萄牙的青田华侨约70余人。港头旅葡华侨周性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到葡萄牙，20世纪30年代开第一间中餐馆——上海饭店。港头的徐进伟、王学贵于1924年，阜山陈宅的张清芳于1927年，麻宅的麻志兴于1929年，港头寺下的王名标于1930年先后抵达葡萄牙。据说在他们之前已经有几位青田人到过葡国，但不知详情。林德福、陈国禄、朱正通、阮益欣等于40年代到达葡萄牙。1932年，港头的厉松标、叶山的王松魁从意大利转道葡萄牙，在葡萄牙整整生活了70年。
据港头王学贵口述，早期到葡萄牙的青田人以流动商贩为主，走南闯北，时而摆摊设点，时而走街串巷，早出晚归，不敢稍怠，若偶染风寒，亦无意歇息，更不肯求医索药，大部分是“好个名声空个肚”。原籍油竹上村的陈国禄于1922年到欧洲谋生，20世纪40年代到葡萄牙经营进口行业和餐馆业。陈国禄也是国民党驻葡萄牙支部前负责人。1949年，陈元青从台湾到葡萄牙经商，事业发展较快。
厉松标在几十名青田人中脱颖而出，创造了骄人的业绩，更令人钦佩的是他是一条热血汉子。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和当地人民一道投入反法西斯斗争，团结联合同胞组织抗日救国会，四处劝募抗日资金，支援祖国抗日。蒋介石曾为此亲笔题写“嘉奖状”，以资鼓励。战后，厉松标扎根当地，利用省吃俭用积攒的有限资金开办了青田人在葡萄牙的首家企业——领带厂，因经营得当，规模逐步扩大，于是吸纳同乡从事生产，随即成立了批发公司，在当时算得上是青田人中的实力派人物。在欧洲，葡萄牙经济相对落后，1949年前虽有数十人涉足该国，但事业有成者极少，大多是匆匆来去的过客，很难形成气候，厉松标只是个例。直至20世纪80年代后期县人大批涌向欧洲，有部分去了葡国，其面貌才有所改观。
1911—1949年，青田人分布在欧洲20个国家。除上述国家外，还有最早旅居瑞士的中国人是山口杉树园头人，名叫陈龙波，开始时销售青田石，经多年漂泊奔波，最后定居瑞士，开设一间小店，销售小商品。其他国家青田华侨的情况因史料缺乏不能杜撰，以待填补。
美国
美国是亚洲以外居住中国人最多的国家，而青田人却凤毛麟角。据青田侨情调查，1911—1949年，县人赴美仅约270人。1890年，美国工业产值超过英、法、德，居世界第一，1900年成为工业国，1920年工业人口超过农业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绝对霸主。早期青田人就是在美国经济大繁荣背景下远涉重洋移民美国，除山口、油竹石雕商人在美国开工艺美术品商店外，大部分系小商贩，他们在积累一定的资金后也开起工艺礼品店、杂货店、中餐馆和批发货行。
前期到达美国的主要是山口、油竹的石雕商贩及石雕艺人。清光绪戊子年（1888），山口村的石雕艺人林茂祥赴美国经营石雕，据传傅廷奎、林著斋等此前曾到美国贩销过石雕，县人周芝山、朱定山、金兼三等参加国际博览会后滞留当地开设石雕商店，并逐步形成青田人群体。
陈琪（1878—1925），又名兰薰，阜山王费潭人。1905年，因精通英文被派往美国圣路易博览会陈设湖南赛品。他竭力推荐青田石雕参展，提出要把青田石雕产品摆在显要位置，青田石雕产品喜获银奖。1915年，又奉命赴美国参加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并出任监督和事务局局长。陈琪积极动员亲友，组织青田石雕参展，石雕艺人周芝山的“梅鹤大屏”和金兼三的“小屏风”均获银奖。赛后，周芝山、朱定山等人就在美国开设石雕商店或从事其他事业，成为早期的青田旅美华侨。山口石商黄松轩、周宝环在石雕界颇有名气，尤其是黄松轩既在美国开石雕商店，同时又在山口开“图书行”，以组织货源，形成“前店后厂”的模式，颇具开拓意识。其时在美国的还有林锡玉、陈跃千、林呈高、林植、林松坤、林松桃、林质美、邵竹高等经营石雕或其他商店，均有一定成就。《美国青田同乡会2003年春节联欢会特刊》上刊登了一张珍贵的照片——1941年彭云柏先生婚宴纪念照。彭云柏祖籍青田县城，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驻美使馆工作人员，1941年9月5日结婚宴客，青田旅美同乡到场祝贺。2003年93岁的青田籍华人朱宝丹女士尚能说出婚宴照片中大部分青田人的姓名，他们是：林正高、林锡玉、朱仲怀、朱圣远、林植、林震南，项金茂夫妇及女儿项娇娇，周汉民、朱宝丹、钟秋元、金蓂真、朱竹恩、朱竹孚、朱琴夫、王发、陈瑞兴、邵竹高、项竹明、徐兰英、陈鸿兴、留财、朱勋、林质美、朱定山、林昌、林日鸿等，其中尚有3人健在。这一批早期赴美的青田人在当地扎根并不断开拓自己的事业，在企业界较有成就的主要是周汉民、朱宝丹夫妇，陈瑞兴、金蓂真、林亦智、朱定山、朱竹夫、陈忠、陈俊芝等。他们是青田人移民美国的领军人物。
照林汉荣，生于1897年，原籍山口。据本人口述，1919年随父林尚源从上海乘外籍轮船出发，在船上做伙夫，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横渡太平洋，抢滩登陆旧金山成功。开始几年在广东籍华侨商店当学徒做店员，有了点积蓄后开始提卖，摆地摊，主要是卖青田石雕。发了点小财后于1926年回国，定居温州小南门，与方山乡邵山村杨氏结婚。1927年再度离家返美提卖，经商2年后自己买了汽车，开着车卖货，几乎跑遍了美国的主要城市。1932年与青田籍华侨朱定山、徐运北合股开公司，开始了稳定的事业与生活。1935年起在纽约开设金山公司，主要经营中国的工艺品，事业有成，经济富足。虽然挣到了钱，但基于当时美国种族歧视现象相当严重，有些地方其他人种甚至不能与白人同桌吃饭，同房睡觉。他想，如果回国，只要自律，不乱花钱，这些钱足够富裕生活一辈子了，因此于1939年结束在美国的事业，带着2万多美金回到上海，在上海将美金换成国币12万元，以林金鹤、林汉荣的名字存入上海中国银行和汇丰银行，再回到温州小南门定居，与家人团聚。但好景不长，由于国内战乱，政局不稳，物价飞涨，所存之款很快贬值。1943年为避战乱，林汉荣带着全家到方山邵山丈母娘家寄居，靠温州十几亩田租和在方山挑货郎担维持生活。像林汉荣这样从贫穷走向富裕，又从富裕回到贫穷的在青田不乏其人。
在美国，以纽约的青田人数量最多，洛杉矶、旧金山、加州次之，犹他州、宾州、芝加哥较少。他们互相扶持，同舟共济，真诚团结，尤其挚爱自己的祖国。在老一代华侨中颇有影响的是油竹雅岙金茨真、金蓂真兄弟。1923年春，金茨真会同金质成等组织一批青田石雕艺术品运往美国，参加芝加哥万国博览会，精美的艺术品获国际友人好评，并获芝加哥奖杯和大会奖状。1928年，金茨真再度赴美，同在美国的弟弟金蓂真一道，经营浙东贸易公司，将大批浙东南货物销售到美国市场。金蓂真年轻赴美，谙熟经商之道，通当地语言，事业如日中天。他曾自购大楼，成立青田公司，恋乡情结可见一斑。他生性豁达，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爱国爱乡，是纽约老侨团三江公所元老，曾担任多届会长。国内抗日战争期间，他组织华侨上街示威游行，动员侨胞购买“抗日爱国公债券”，并带头捐献，支援祖国抗日。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整装回国参加战后建设，在上海开设美丰公司，并和兄长金茨真联同温州士绅王纶如、郭浣湘等创办温州轮船股份有限公司，集资2万余元，购置云龙、江丽两艘小火轮，航行于温州至青田线，拖带小帆船数十只。清晨由温州西门起航直达温溪；每逢江水上涨，可直达青田。但当时政府腐败，政局混乱，无奈草草收场，终致他报国无望，不得不重整行装再赴美国另谋发展。20世纪30年代城镇朱定山到达美国。他是著名的商界精英，成功开发“萨凡那”海滩，被称为“海滩之父”并被选为卡罗博市政府议员（详见附录二）。另如，朱竹孚、周汉民、陈瑞兴等早期出国者，在美国都开设公司、商店，各有所成。
民国时期在美国的青田侨胞数量不多，但大多事业有成，为此后青田人不断移民美国夯实了根基，并作出表率。
巴西
巴西是拉丁美洲华人最多的国家，其面积为851万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不及中国的1/6。1949年前，到巴西“淘宝”的青田人约为120人，较多为：方山16人，阜山乡14人，油竹10人，雅陈7人，雅林村6人，孙山6人。他们见证了青田早期华侨为了生计劈波斩浪、远涉重洋的勇气。1904年，仁庄镇雅林枫林斗村董炳福最早到达巴西。
油竹上村的陈进木，字聚丰，生于清光绪七年（1881）闰七月初五日，擅长青田石雕，尤精于雕刻花瓶。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与16岁的郭秋杏结婚，婚后于当年出国，经北美到达巴西。在巴西起初经营随身带的青田石雕，后贩卖一些饰品。约于1918年，在里约热内卢经营聚丰餐馆。其间，与一巴西女子玛丽亚·黄李米拉氏（1906年11月生）结婚。在巴西共生有三个女儿：长文、丽达、希达丽娅。民国14年（1925）携妻玛丽亚和女儿长文、丽达回国，希达丽娅，留在巴西由其三舅抚养。次年，在家乡油竹用6000多银圆兴建了一座有顶楼阳台（阳台造价3000银圆）的西式三间三层洋房。约1927年后，为拒当乡长，他前往印度及南洋经商，辗转数年后回国。
1910年前后，小令石砻留艺泉、阜山黄寮叶秀明、方山倪岸杨克明，陆续到达巴西。1914年，方山上庄的黄万红抵达巴西，1920年回国，在温州买田50亩，买屋4间，1927年再度出国，经新加坡、印度、法国、西班牙、意大利，最后又到达巴西，此时年已53岁。1935年回国，据其儿子黄跃仁回忆，他带回一箱金币。
王益宗系阜山前王村人，生于1877年，卒于1966年。徐志仁系阜山木桥头人，生于1877年，卒于1962年。两人同年出生，从小相识，情同手足，因迫于生计，在乡人相继出国谋生的影响下，商议走出山门，闯荡世界。1914年，他俩筹措资金，从上海登上前往阿根廷的日本轮船，在阿根廷稍作停留，于翌年转入巴西。徐志仁在里约热内卢落户，王益宗辗转至愉港。1920年以后，县人在移民浪潮的推动下，迁徙巴西，人数才粗具规模。据巴西华侨郭秉强主编的《巴西青田籍华人华侨纪实》记载，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抵达巴西的青田华侨有姓名可考者为90人，但因年代久远无法精确统计。90人中居住里约热内卢的有67人，圣保罗20人，愉港3人。巴西早期青田华侨主要来自方山、仁庄、阜山、油竹等乡村的农民，他们有的从国内直接越洋，有的从欧洲辗转至巴西。1927年，徐伯岩年仅16岁，以出国留学之名，花费100银圆由上海新鹤鸣旅社包办出国，后到达巴西，当时以此名义出国还属首例。
初到巴西的青田人同样从拎卖业开始。1910年前后，抵巴西的陈聚丰、邱仁丰、叶秀明、董炳福依靠卖珠开始了在巴西的生活。从欧洲转到巴西的青田人带去欧洲的小商品、欧洲的经营模式，并把欧洲作为供货基地。雅陈陈育行原来与其兄陈育才、陈龙祥在法国经营小商品批发，后来孤身去巴西里约热内卢经营珠链批发，货物由法国供应，他的批发货行成了当时旅巴青田人的进货中心。倘若货源不继，偶尔也从土耳其人货行提货。
陈育行的经营模式带动了同乡涉足批发行业。1921年，雅林吴仲儒、吴本先、吴本起、吴本立四兄弟共赴日本、欧洲经商，后辗转到巴西。吴仲儒首创染珠作坊，而且发展到染色加工与批发并行，获利甚丰。继而季宗光、吴本起、金元典、朱克勋等青田同乡亦仿效吴仲儒，先后开设染珠与批发兼营的店铺。后来，在游击小贩中开始出现提包营销，品种不限于珠链，并初步建立了固定客户，实行送货上门，允许分期付款。这种灵活的营销手段博得了顾客的欢迎，构建了互信的买卖关系，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种经营模式。据老归侨反映，当时拎卖生意好的每天可赚几十到上百美元。但是，这种经营方式毕竟还是初级、原始的经济行为，局限性显而易见，难以形成大气候。
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青田华侨，在获取一定的资本以后，便想方设法另谋发展，其中部分人选择了餐馆业，实行第一次经济转轨。1918年，油竹陈聚丰开设聚丰餐馆，这是里约热内卢由青田华侨创办的首家餐馆。继而徐志仁、叶秀明、邱仁丰等人，于1925年下半年在里约热内卢某大街合资经营小规模、以送餐为主的“平松”（即无店面的家庭餐馆）。1930年前后，徐志仁等3人经过几年辛苦经营，积累了一定的资本，发展到3人分别独立店面营业。其中徐志仁的风光餐馆顾客盈门，成为当时巴西餐馆业中的佼佼者。后，吴仲儒与金元典合资开设餐馆，孙逢玉、留艺泉、裘芝贤、林竹明等也相继开设了中餐馆，这一时期可谓是巴西青田华侨餐饮业的鼎盛期。青田华侨的餐馆招收雇工一般面向同乡。雇工工资低得可怜，白天辛苦干活，晚上睡地铺，也免不了吃些剩菜剩饭，可从贫困山区出来的农民只求衣食无忧，这些苦能忍、能熬。
如果说从小商贩到中餐馆是一次转轨，那么从中餐馆到进出口公司就是一次质的飞跃了。周继文是阜山周宅人，生于1897年，卒于1976年。1926年，周继文跟随返乡探亲的王益宗到巴西，两人随身携带一批温州绣花台布到里约热内卢，租了间房屋，挂出“上海绣花店”的牌子，主要从事零售，受到当地人民的青睐。此后，周继文通过其妹夫陈楚豪不断从温州生生公司批发进货，经海路运到巴西。此时，周继文的眼光和商业才能已初露头角。为了扩大进口业务，拓宽进货渠道，周继文又与广东汕头、山东烟台等地的国内公司建立业务关系，增加商品花色品种，其中以上海抽纱、湖南湘绣、温州瓯绣为主。1935年，周继文业务日益扩大，为拓展市场，在圣保罗创建了周继文贸易行，并取得了骄人业绩。当时香港的汕头公司、公兴公司、昌文公司都与他建立业务关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海运基本停顿，周继文只好从香港公司进货。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改由葡萄牙某公司提供货源。周继文的绣花台布批发零售业带动了青田华侨提包业的发展，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并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也因此成了当时公认的商业巨子（详见附录二）。
抗日战争时期，巴西青田人高举爱国抗日大旗，积极投身抗日活动。周继文在抗日战争期间，四处奔走呼号，动员青田侨胞支援抗日带头购买“救国公债券”1万多美元，并向中国抗日红十字会捐赠救护车1辆。他深感国，家落后缘于教育，因而在中国八年抗日战争中，多次汇款给青田唯一的中学——阜山中学。后因海运中断，中国驻圣保罗领事馆经济枯竭，周继文便先提供领事馆开支，由领事馆电告中国外交部，再由外交部将款汇至阜山中学，先后共资助阜山中学近2万美元。他的义举备受乡亲和侨界推崇，被选为南美洲抗日救国会会长，正是众望所归。
另一位被称为“巴西王”的王益宗则更具神秘色彩。王益宗出身于农民之家，但聪明能干，思维敏捷，交际甚广，善于发现和捕捉商机。他初抵愉港，见当地气候凉爽，巴西人喜穿毛衣，就不失时机办起了绒衫厂。1926年与周继文合伙开上海绣花店，使绣花台布生意大行其道。他深具侠义之风，在巴西社会里上下交结，游刃有余，可谓长袖善舞。愉港是巴西工党的根据地，王益宗与众多工党上层人物结为知己，交往日深。1930年，工党领袖石砣龙取得政权，王益宗的工党朋友也纷纷成为政府要员。1937年，王益宗因租房与巴西银行及市政府产生矛盾，他通过外交部长的兄弟从中斡旋，化险为夷。1933年，山东籍某侨胞的货物被海关扣押，他闻讯后，多方奔走，疏通关系，使问题得以妥善解决。王益宗有商家的头脑，有领导者的风范，是旅巴华侨眼中名副其实的“巴西王”（详见附录二）。
王益宗在抗日战争时期，建议中国政府驻巴西公使王功武，发动侨胞做馄饨义卖，支援祖国抗日。他几次发动侨胞购买“救国公债券”和“建设公债券”，并带头捐资，身体力行，不失爱国本色。仁庄伍春和踊跃购买“爱国公债券”系当时青田人中的购买大户
（详见附录二）。雅林吴仲儒，在国难当头之际，提出“消除一，切私人怨仇，中国人要团结，青田人更要团结”的口号，使旅巴西青田人在中国8年抗日战争中，呈现出空前团结、同仇敌忾的局面。
巴西国土辽阔，气候宜人，物产丰富，且第二次世界大战对巴西并不构成威胁，因此青田人移民巴西有增无减，并未出现大起大落的现象。
日本
青田人到日本务工经商的历史有近200年。19世纪20—30年代，青田赴日谋生者绵延不绝。1825—1836年，方山、山口、港头、章旦四乡有12人去日本，其中港头寺下5人，山口陈半山3人，方山上庄1人，章旦横坑、桃坑、坑口各1人。清光绪年间（1875—
1908）方山奎岩庄出国者共76人，少数赴欧，多数去日本。1911年至20世纪20年代前后，青，田山区破产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东渡日本，港头、油竹、方山、山口、仁庄、垟心、小令、章旦、金田等侨乡人民三五成群，此呼彼应，形成一股赴日热潮。仁宫有70余人赴日谋生，约占全村青壮年总数的70％，导致当时耕地大片抛荒。方山山根是一个小村，仅30户人家，就有14人赴日本务工；雅林村有15人东渡日本。青田在日本的劳工及小商贩最多时达3000余人。1905年，浙江录取110名官费赴日留学生，其中有县人林楷、孙靖夫、张品纯3人。阜山陈芗圃也曾到日本明治大学留学。这些留学生在日期间曾为维护中国侨日劳工的合法权益作出过重大贡献。
1.东渡日本的历史背景。
首先，青田这块土地所出无法养活当地人民，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和人口增加，出走是青田人的必然选择。1992年，青田县侨联对17个乡镇、160名归侨进行调查，其中去过日本的有47人，占30％。这47人中，东渡日本时年仅14—18岁（虚岁）的未成年人占40％。
其次，近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资本主义发展迅速，旋即开始向外侵略扩张。1894年，日本挑起中日甲午战争，次年从中国夺取巨额赔款，并割去了中国领土台湾全岛和澎湖列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无力东顾，日本商品乘虚而入，占领亚洲市场，至此，日本生产力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4倍以上，工厂数、工人数和工业产量，都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翻了一番多。工业的突飞猛进，造成了劳动力的普遍缺乏，日本政府为了招徕廉价劳动力，于是实施对外开放，这是县人大批赴日的另一个原因。
第三，从中国去日本仅需24小时海程，路费为13—15银圆，仅为去欧洲路费的5％。对于锱铢必较的贫困农民而言，自然将日本作为移民的首选之地，同时还可随身携带青田石雕，沿途贩销，出国成本更低。
第四，中日文化经济交流历史悠久，日本风俗民情、语言文字乃至宗教信仰与中国相似，这也是青田山区农民及手工业者涌向日本的重要原因。
2.旅日华工的基本状况。
青田旅日劳工及行商主要分布在东京、大阪、名古屋、神户等主要城市。他们从事最繁重、最肮脏、最艰苦的劳动，受人驱使鞭挞，换取的是最低的工资报酬。日本雇主的盘剥和警察工头的欺压，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但是，不管受多大的压力和屈辱，青田人都能熬过来，因为他们有坚定的信念：要生存，要发展，要改变命运。
根据青田县退休干部周政波提供的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以下简称“共济会”）第一年度报告书的内容，下面从华工的职业和生活两个方面加以叙述。
（1）职业状况。青田旅日华工从事的职业主要是劳工和行商。劳工又分苦力和普通工两种。
挑煤挖土属苦力工。东京小名木川沿岸、芝浦、南千柱、王子等处挑煤工居多，仅东京就有至少900余人。原三都的卢作训等于1910年赴日属清末赴日早期打工者，仁庄罗溪著名侨领林三渔，油竹的陈国岩，东堡的朱钱岩、陈国，进，垟心的韩成进，方山倪岸的叶明进，雅林的陈上碌，汤垟的张芳兰，仁塘湾张春标、夏康，阜山的吴岩土等也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赴日并从事这种苦力劳动。他们早晨4点起床，5点去河边等工。当时那里有一座小名木川，桥，华工称之为“苦力桥”。若逢人多工少，桥边常有两三百人找不到工做。他们穿着粗布短褂，在那里“守株待兔”煞是可怜。苦力日工资2元（除去工头扣的饭钱，实际收入1元多）。做工时被辱骂甚至，挨打之事常有发生。但据劳工自述，他们日所得相当于国内半月以上的收入，正因为如此，穷极潦倒的青田人才
纷至沓来。1921年冬，港头王岩奎从大阪神户约来120人在铃木组的群马水电工事场做工。他们重情重义，互相照应，患难与共，华工深受感动，连小商贩空闲时也加入这支队伍。古久组的陆军省立川四道街两处飞行场用工300多人，京滨一带不下800人。据青田赴日劳工朱钱岩口述，当时在日本各种工地上，都能看到青田人的身影。他说：我们山里人干活不怕苦，最难受的是受歧视，比如同一工种，我们日工资2元，而日本劳工是5元，况且我们的付出大大超过他们。尽管如此，相当于中国2枚银圆的日工资已优于国内中学教员，艰苦与屈辱自然置之度外了。普通工是指在铁工、玻璃、镀金、铅笔、自来水笔等工厂务工的工人以及理发匠或拉车夫、厨夫、修道夫等临时工，从业者500人左右，收入约40—50银圆。
行商小贩一般以体弱年幼者为主。山口林三喜（15岁）、张志伍（15岁），油竹朱有典（18岁），东堡程岩进（15岁），方山上庄黄岙仁（19岁），八源厉进元（15岁），章旦朱明彩（15岁）等从事这一行业，行销青田石货及温州雨伞。贩销青田石已有100余年历史，但贩销温州雨伞却始于1920年。是年，港头王进琪赴日贩销石货，顺便带了几把温州雨伞备用，在火车上被日本人看中，软磨硬泡给买了去。此事一经传播，1921年大批温州人赴日行销雨伞，卖伞之风很快风靡日本。1920—1922年是青田人与温州人赴日销售石货、雨伞和务工的鼎盛时期，后因日本经济不景气，销路不畅，遂转卖六神丸、人参糖、樟脑丸、草鞋、钱包、自来水笔等小商品。他们起早摸黑，走街串巷状若乞丐，受人歧视，其苦楚无处可诉。其中虽有少数人获得较丰厚利润，但一般都只能糊口。
（2）生活状况。青田、温州在日劳工的生活之艰苦难以形容。当时青田人大多住大岛町，温州劳工住三河岛、南千柱及王子，温、青劳工集居地两处均有“中国街”之称。他们住的是栈房，面积小，平均到每个人容积不过1立方米，最小者为1/3立方米，拥挤不堪，臭气冲天，故约有20％的劳工患有呼吸道疾病。有的重病隐忍，直至一病不起，令人伤心触目。温、青两地山区农民为了养家糊口饮食从俭，生冷恣食，与乞丐无异。至于沐浴穿衣，更无讲究，往往居室、外出、睡眠着一衣，一穿数年，甚至以衣袖拭口鼻，故而往往感染细菌，身患疾病。由于入浴室需要破费，故永不沐浴者十之八九，如此种种，不一而足。若能在旅店住上一宿，或入浴室擦洗一番，就可称得上享受奢侈了。患病者以26—30岁居多，因为他们的劳动强度已经到了极限，病魔乘虚而入，以至无力抗拒。
据查，大岛、日暮里两处有钱庄5所，温州、处州两地劳工及小商贩每月累计约有10万元寄回家乡。勤勉者每逢积蓄到三四十元，必向朋友告借，凑足50元寄往家中。一旦遇到突发事故，往往手足无措，万般无奈。就是这些类似乞丐、犹若奴隶的劳工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改变了浙南山区不知多少贫困家庭的命运，并给更多山民点燃了生的希望。
3.日本政府的排华活动与“共济会”的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1922年，日本出现严重的经济危机，工业产值下降16.9％，采矿业下降55.9％，煤炭业下降16.7％，机器制造业下降55.9％，40％—50％的设备闲置，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而这个时期正是温州、处州两地山区人民赴日的高峰期。日本政府为了缓和国内矛盾，转嫁经济危机，一方面加紧对外扩张，一方面以极其凶悍卑劣的手段驱逐华工出境，使两地华工陷于水深火热之中。
（1）驱逐华工。日本政府根据明治三十二年（1899）七月二十八日敕令条文，以妨碍日本公益和劳动为由，下令驱逐华工。开始时是不许华工在东京做工，未几名古屋亦下逐客令，其后是千叶神奈川，确有乌云压顶之势。当局严惩向华工提供住所的房东，惩罚任用华工的工头，强迫华工立即离境，稍有犹豫即遭鞭笞，被拘者每日有数十人。日警十分凶悍，动辄拳打脚踢。警察局还公然扣压工人工资，日发伙食费7角，其余留警署，满50元者逼其回国，有的地方华工竟至绝迹。日本雇主及工头扣压工人工资，拖欠日久，索讨往往无果。一次共济会会长王希天（吉林留日学生）及会计杨廷杰（青田人）在火车上向日本工头讨索积欠的工资，日工头持短刀威胁，杨廷杰被打落两颗门牙，结果大批华工包括不少青田人被驱逐回国。中国劳工愤怒地说：“大和魂不是友善宽容之魂。”
（2）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在日中国劳工处境十分艰难，而中国驻日公使馆又因国势懦弱而无力庇护，此时旅日侨民陈协丰挺身而出，力挽狂澜。陈协丰，油竹人，科举考试中过秀才，原在俄罗斯经商，因俄政局动乱，回国后又东渡日本。他有一定的文化和较丰富的社会阅历，眼见同胞蒙难，挺身而出，审时度势，倡议组团自卫。他说：“今日我等在日本，既有被逐的问题发生，何不赶快组织团体自卫？”同乡留庚南、杨廷杰、徐跃卿、林运山、吴仲儒、金宝山、王金梦等人立即响应。他的提议代表了侨日劳工的共同呼声，为共济会的成立作了舆论准备。1922年4月初，安徽天长县留学生王兆澄结识了青田人张志兴及日本友好人士藤木藤市，大家谈到模范宿舍（改善劳工住宿条件）事宜，张志兴十分支持，并发动同乡集了10股计350元，由藤木藤市介绍租定该市御器所町字白金46番地楼房一所，立订种种规约，定名为“第一共济号”继尔租邻室一所，为“第二共济号”7月又在远处创立“共济三号”，名古屋各栈房均编入，共济号，共计12号，这是“共济会”成立，前的组织基础。其时，在日本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留学的王希天和安徽天长县留学生王兆澄耳闻侨日劳工的呼声，出于对在日华工悲苦命运的同情和关爱，遂邀集日本留学生总会、青年会、圣公会三个团体代表，在华工集居地进行考察，一致认为有组织华工团体的必要，并提出必须联合日本宗教团体及当局正义之士，争取他们的支持。在王希天、王兆澄等人的努力下，经过日本警示厅、中国公使馆以及旅日各团体领袖充分磋商后，于1922年9月21日在大岛町三定目278番地“共济会”事务所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中华民国侨日劳动同胞共济会”（简称“中华侨日共济会”）。大会一致推举王希天为会长。至1923年8月，“共济会”会员不下5000人。“共济会”成立前期，青田旅日侨胞为“共济会”的成立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和组织准备工作。
“共济会”乃“和衷共济，同舟共济”之谓，是为了维护侨日劳工的合法权益、提高劳工自身素质而建立的公益性团体。该会成立后，为侨日华工及商贩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办理各种交涉（索要工资、解决纠纷、禁工交涉、人事相商等）93次，涉及人数217人；职业介绍（工读、夫役、职工、人夫）50次，2000人；慰问（教育、治疗、救济、葬礼）249次，11540人；集会（成立会、选举会、恳亲会、维持员会、交际会、招待会、修养会、忘年会、报告会等）61次，5054人。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在日留学生总会旗帜鲜明地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他们四处奔波，上下沟通，功不可没。尤其是共济会的禁赌行动得到了绝大部分会员的支持，大家都认为这是一种善举，比修桥铺路还好。青田人旅日时间较早，人数众多，有一定社会基础，他们积极参加“共济会”活动，不少人成为共济会的骨干。如陈协丰任执行部杂务，杨廷杰任会计，陈芗圃任干事主任（阜山王费潭人，明治大学留学生），伍敏任干事，朱友典任副干事，张琮良任事务委员兼中文学校翻译，吴仲儒任庶务等。1927年4月2日平演华侨、“共济会”职员詹寿之因努力参与会务，品行端正，热心公益，中华民国总领事，馆驻神户兼大阪总领事周珏发给奖章一枚及奖证，以资激励。
4.日本关东大地震与中国劳工惨遭屠杀。
1923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史无前例的大地震，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这次地震灾害，引起中国政府与人民的极大关注，并给予大力支援。可是，日本警卫团、在乡军人及社会青年团乘震灾之机，疯狂残杀旅日华工，死伤的温州、处州劳工多达700余人。
（1）震灾与赈灾活动。关东大地震发生于1923年9月1日11时58分45秒，震级7.9—8.2级，连续8个昼夜，发生余震计1000余次，波及一府六县，面积2万平方公里。东京以山下町为中心燃起大火，连烧3日不止。横滨几乎成为废墟。据《日本近代史》记载，死者99331名，伤者103733名，失踪43467名。受害者总数340万人。中国旅日华工在这次震灾中也蒙受重大损失，仅横滨一地，“中国街严重毁坏，则蒙难者虽非全部，恐至少亦有三四千人矣”（《晨报》1923年9月7日）。
对日本的这次巨灾，中国新闻媒体及时宣传报道，各界人民伸出援助之手，赈济日本灾民。我国北京、天津、上海、广州、西安、济南、南通、芜湖、九江、宁波、温州等大中城市相继成立赈灾团体，广泛开展募捐活动，帮助日本人民恢复灾后生产、生活。
（2）华工惨遭屠杀。9月3日11时许，在日本军国主义羽翼下的日本警卫团、社会青年团和在乡军人等共300余暴徒，以维持社会治安为由，拥至大岛八町目华人居住的栈房，将174名温、处籍劳工（其中以青田人居多）和商贩驱赶至空地，佯言即将地震，须卧倒地上。这些心怀恐惧、毫无戒备的人们刚卧倒在地上，即被暴徒凶残击杀，血流成渠，尸横遍野。在南千柱、三河岛等地以同样手段被杀害的华工、商贩当在千人以上。9月9日共济会会长王希天只身骑自行车前往大岛町、南千柱、三河岛等处视察华工受灾情况，途中被日本宪兵非法拘留。12日凌晨3时许，这位旅日劳工的精神领袖、年仅27岁的东北留学生被日本军队中队长佐佐木、中尉垣内残忍地杀害于龟户町逆井桥旁。
据多方调查统计，在这次大地震中，被杀害和打伤的中国同胞716人，其中当场致死622人，失踪11人，被凶器击伤83人（许多重伤者回国后不久离世）。716人中，温、处籍华工、小贩658人，其中死605人，伤53人。青田籍华工及商贩被击杀致死122人，伤32人，情况不明7人，共计161人（1990年温州地区实地调查追加9人），详见表2-7、表2-8、表2-9、表2-10、表2-11、表2-12、表2-13、表2-14。
灾后，日本政府分批遣灾侨回国，其中青田籍近900人。其他青田华工及商贩有的转往其他国家（雅林村吴仲儒辗转到巴西），留在日本的青田人已为数不多。滞留日本的青田华侨中，以下5人颇具传奇色彩。
林三渔，仁庄镇罗溪人，1897年生。1914年，年仅17岁便偕乡人赴日务工。他家境贫寒，无缘接受文化教育，初到日本，和其他华侨一样，凭苦力挣钱糊口后被一皮革作坊招为工人。他心灵手巧，工余偷学技师配料技术，技师患病，上苍垂怜，三渔经测试合格升为技师，收入大增，但好景不长，日军发动侵华战争，又陷入苦难的深渊。
战后，林三渔利用其微薄积蓄，定制了活动铁板饭盒，经营快餐生意。因符合日本人快节奏生活，又合他们胃口生意十分火爆。之后，他在东京购买店面，开设中华料理，并与日本籍女子结为夫妻。待，子女长大成人，事业如日中天，经半世纪拼搏，成为千万富豪。1961年以后，先后40次回国，竭其所有回报祖国家乡（详见附录二）。
王仕福，仁庄镇冯垟人。1901年生，因家道清贫，1921年偕乡人去日本谋生。1923年日本关东大地震后，王仕福被遣返原籍。翌年，为生计再度赴日，与日本籍女子登美结为夫妻，育有二男一女，长子王铁城为医师，次子王贞治后成为世界棒球大王。
王仕福勤劳俭朴，稍有积蓄便在东京墨田区押上开“五十番”拉面店。他常以“不麻烦人家”及“人当勤俭”勉励家人。他终生爱国，不肯入籍日本。其子王贞治受其熏陶，仍持中国护照。贞治夫人恭子原籍日本，结婚时应贞治要求，亦改持中国护照。
仁庄镇应庄垟人陈绍明，1900年生，1929后赴日务工。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者于1932年进攻上海。当年，陈绍明毅然回国，在上海参加19路军61师华侨爱国义勇队，任运动队队长，曾三次立功，后解甲归田。
王永发、王源清，在日做了20多年码头苦工，抗日战争期间，日警问他愿为新政府（指汪伪政府）人民还是为旧政府人民，他们回答说，中国只有一个国民政府，愿为国民政府人民，因此触怒了日本当局，被羁押一周后驱逐回国。
第三节 高潮回落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民国时期青田华侨史的分水岭，战前无论是移民海外的规模和速度都已达到了史无前例的程度，战后大批华侨回国，鲜有国人敢于出国闯荡，青田人移民海外的规模和速度也大幅回落。第一次出国高潮迅速从高峰跌入低谷。
17、18世纪之交，青田人已开始向海外移民，至清朝末年，长达200余年，受历史条件制约，进进出出约4000人，年均20人左右。1912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光前往欧洲的青田人就达1.7万多，年均约570人，成为欧洲华侨的主体，其增长速度相当于清朝时期的20余倍，在原重点侨乡几乎村村有华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田移民态势成加速度发展，若非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青田人定会更早步入移民海外的快车道。
在华侨人数快速增加的同时，青田华侨职业的发展变化更加令人刮目相看。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青田人经过长期的资本和经验积累，一部分摆脱了以行商小贩和苦力为主的谋生手段，从事行业开始向多元化和较高层次发展。美洲的美国、巴西，欧洲的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等国青田华侨群体分化明显，有的从小商贩成为坐商并做起进出口贸易，有的从打工者成为皮件皮具业制造商；水手馆、栈房、理发店、中餐馆等服务行业也迅速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青田华侨无论从数量还是职业上考量，都已经步入中兴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形势急转直下，身处交战国的青田华侨饱尝战乱之苦，有的不幸罹难，有的被迫返回故国家园，此前的美好憧憬化作南柯一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作为战胜国，号称“世界五强”之一。多灾多难的青田华侨寄希望于祖国的未来，纷纷束装回国，因种种原因滞留不归者不足1/4。战后滞留意大利的56人中，其中42人已组成跨国家庭，占75％。数以万计的回归者未曾想到回国后等待他们的并非是盛大的庆宴，而是又一场历史劫难。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社会混乱，流氓横行，盗贼蜂起，许多回国华侨刚踏上自己的国土，未曾回到家门，随身携带的金钱财物就被洗劫一空。归侨张苏，阜山人，1947年冬回国，轮船刚到上海码头，一批以帮助提货为名的地痞恶棍连哄带骗，将其财物掳掠一空。张苏在欧洲曾为杂技演员，闯荡过20多个国家，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物，而且还有些拳脚功夫，可也无力回天，赤身回到故乡，重返清贫。万阜归侨刘迪兰（木匠），1936年到新加坡，1943年回国，经过香港，财物被日本人抢劫一空，回家后重操旧业。青田归侨的另外一劫是不少华侨在返国之前为安全起见，将钱存入国内银行或私人钱庄，这种钱庄往往以乡情为纽带，吸收同乡亲友存款，在中饱私囊之后，乘局势混乱之机宣告倒闭，人去楼空，致使不少华侨的血汗钱化为乌有。更惨的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许多归侨把随身携带的外币换成国币，准备回家置办家产或补贴家用，孰料尚未出手，已成废纸。有的归侨把宝贵的青春抛洒在异国他乡，回国时年事已高，且又两手空空，无法成家，孑然一身，孤独终老。清同州诗丐“两脚踏翻尘世路，一肩担尽古今愁”的佳句，成了这些华侨悲苦命运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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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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