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第一节 起源
  一、青田人的生存环境
  青田地处浙江南部山区，隶属丽水市，分别与瓯海、永嘉、瑞安、文成、莲都、缙云、景宁等市、县（区）接壤。全县总面积2493.34平方公里，其中山地占89.7％，溪河塘库占5％，耕地占5.3％，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说。
  青田县始建于唐景云二年（711）距今近1300年。由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在原始落后的生产力以及封建统治者的盘剥下，山区人民虽终岁劳作，仍然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生活异常凄苦。从建县到1196年，历经485年，青田县城的茅草屋才改为瓦房，其贫困之状可见一斑。
  史载，“（青田）重山复水，高深险阻，无平原广野林麓蔽泽之饶，民生其间，梯山为田，窖薯为粮，终岁勤苦而不得一饱，（民生）何其苦也”；“无平原田衍以耕，无柔桑食莴以积，无鱼盐商贾之利，无畜牧贩卖之饶，东南之硗壤也”。民谚“青田三件宝：火笼当棉袄、火篾当灯草、番薯丝吃到老”，正是山区贫苦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青田华侨发源地山口、方山、山炮、孙山、阜山等皆以“山”为名，可见侨乡与穷山息息相关。
  青田除自然环境恶劣之外，尤为甚者是天灾频发、人祸横行、野兽肆虐，更是将山区人民推向苦难的深渊。据《青田县志》（1990年版）记载：明嘉靖七年（1528）“白天出现虎群，伤约千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七月二十八日大水，水暴涨10余丈，漂流数百家”；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数百人，窜扰小峙、沙埠，等地，烧杀劫掠”；明崇祯十年（1637）“大饥荒，百姓上山挖蕨，根为食，并以观音土和米粉蒸食充饥”；清顺治七年（1650），“麦、，稻无收，百姓大批逃荒”；清康熙十年（1671），“五月二十七日起，四十六天无雨，加上蝗灾，颗粒无收”；清康熙十四年（1675），“八月十六日起大雨，七日水涌山崩，冲坏庐舍，压、溺死者无数。腴田成石坑，不能复垦。二都、四都危害最烈”；清康熙二十五年（1686），“四月二十六日起，大雨，四昼夜，山洪陡发，城邑为墟。凡学宫、祠庙、民舍悉漂入海。上流男女楼居者，连屋浮下，尚攀屋呼号，灯荧荧未灭，随奔涛逝没。桥梁、道路、田地冲毁，户口漂没，流亡不计其数”（雍正《处州府志》卷十六，阜阳《周氏宗谱》）；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群虎横行，白天食人，六都、七都等地被伤数百人，阜山被害10余人”；清道光十四年（1834），“大旱，饥荒……百姓吃秕糠、草根、麻叶，加以疫病流行，死亡十之二三，户口骤减”；清咸丰三年（1853），“六月，大雨十昼夜，屿头山崩，压坏民房，垟心水暴溢，人多溺死，田地淹没无数”……
  民以食为天，青田山区人民处在如此极端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无以为生，自然而然地萌生异地求食之念。
  二、文化、地理背景
  从地处封闭、偏僻山区的贫困农民演变成“番邦客”、“法兰西客”和“华侨客”（青田侨乡人民在明清、民国和新中国三个不同时期对华侨的不同称呼），并不像川剧变脸技法那样说变就变，其间经历了300多年的磨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自身不懈的努力才能完成“角色”的转换。除以上所述的恶劣生存环境外，以下三个方面也是青田人不断移民海外的重要原因。
  （一）青田盛产叶蜡石，是中国著名的石雕之乡
  青田县重点侨乡山口、方山、双垟、孙山都有叶蜡石的矿床，其中以山口蜡石矿规模最大，可供雕刻的青田石便蕴藏在这些叶蜡石矿藏之中。青田石质地最佳，温润如玉，脆软适中，易于雕琢，是中国四大“国石”之一。青田石这一独特天然资源的发现和利用在青田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浙江博物馆收藏六朝（221—589）时殉葬用的几只青田石雕小猪可兹证明。
  从元初到至治二年（1271—1322），著名书画家赵孟頫曾选用青田灯光冻（石雕原料中的上品）作为篆刻印章的材料，说明青田石已深为当时文人墨客所钟爱。
  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值乾隆80岁寿诞，大臣金简、和珅集乾隆御制诗文中有“福”、“寿”字样的句子，由苏州，织造采用青田石镌刻了《宝典福书》、《元音寿牒》印章一套各60枚，献给乾隆皇帝，彰显青田石之尊贵。元、明年间，青田石雕艺术已初显端倪，艺工们利用青田石雕刻成笔筒、香炉、佛像、动物等实用品或摆设品，青田石开始逐渐走进千家万户。清光绪《青田县志》载有《方山采石歌》：“方山石，石何奇，巧匠斫山手出之。大者仙佛多威仪，小者杯杓几案施。精者篆刻蟠蛟螭，顽者虎豹熊罴狮……”从采石到雕刻，工序井然，造物施形，生动自然。到了清末，青田石雕不但题材广泛，技艺亦日趋精湛，成为青田一大特色文化。
  青田人具有青田玉石般的灵性，自先智者发现叶蜡石可供雕琢以来，仿效者越来越多。到了清末，从事石雕的手工艺人人数众多。这些具有天然灵气加上人工精心雕琢而成的器物，深受人们的喜爱，于是游离于农业的石雕业在青田悄然兴起，石雕也逐渐成为商品。据老一辈青田人回忆，如石雕小猕猴之类很久以前就在市面上出现。每逢春节社戏，小孩用一
  枚铜板就可换来姿态各异的小猴，另外还有猴山、兽禽之类的石刻制品。
  明末，中国资本主义开始萌芽，沿海地区商品贸易日趋活跃，青田县涌现了一批弃农经商的石雕商贩，俗称“图书客”（青田石宜刻图章，俗称“图书石”贩销石雕制品者俗称“图书客”）。山口、方山、油竹一带的“图书客”走出家门，肩挑手提，走南闯北，到经济繁荣的城市、港口、码头以及景点摆摊设点，手摇拨浪鼓以招徕顾客。沿海城市或著名景区常有外国商人出入，见此巧夺天工的石制品，视为稀世珍宝，加上石雕商贩的吹嘘渲染，更是爱不释手，往往以高价购买。山口石雕艺人陈元丰家境贫困，虽父子从事石雕，亦难维持家庭生计。清光绪十六年（1890），他放弃石雕手艺，到一位林姓绅士家做侍从。当年春，他跟随主人到普陀山进香，随身带些石雕制品，在寺庙门口叫卖，到此游玩的外国人见此精致的石雕，便出高价购买。眨眼间货物告罄，元丰大喜过望，遂辞去侍从一职，与同乡一道到普陀、天台、上海等地销售石雕。原二都、四都一带贫困农民群起仿效，跋山涉水，风餐露宿，不分晨昏，由近及远，直至跨出国门。清光绪十九年（1893），陈元丰与另外两位同乡携石雕沿途兜售，从上海往西行至昆明，又南下至安南（今越南），然后从西贡乘轮船到法国。据此推断，青田早期华侨曾以贩卖石雕筹集出国的盘缠。青田石雕可谓是华侨开启异国大门的钥匙和行走异域的名片，在客观上也成为青田华侨的催生剂。
  （二）与温州的地缘关系
  温州是东瓯名镇，清康熙六年（1667）青田属温处道，民国初期属瓯海道。青田东临温州，瓯江是青田至温州的水上通道，交通便利，民间贸易往来十分频繁。青田原重点侨乡地处瓯江中下游的南部山区，其间一条小溪自西向东横贯全境，俗称“四都港”，即是瓯江支流。自古以来，汤垟、吴岸、仁庄、垟心、小令、山口、方山等地人民占尽地利，将山区土特产或制品如竹、木、柴、炭、生铁、石刻等用竹筏运至港口，然后用蚱蜢船（木帆船）运往温州贩销，再买回工业品或生活日用品。温州西郊码头原是青田船只的停靠点，久而久之，就成了青田农特产品的集散地，并逐渐成为青田商人及船老大的歇脚居住之所。与温州地区的长期贸易往来，开阔了青田山区人民的视野，吸收来自外界的各种信息，激活了山区人民的经商思维。清光绪二年（1876）九月，温州辟为通商口岸，各国洋行纷纷登陆温州，洋货长驱直入，加速了山区小农经济的破产。洋货入侵之日，也是青田山区人民觉醒之时。他们开始质疑传统的农本思想，把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出国经商务工上。正如早期华侨陈元丰说的，“既有来路，必有去处”（既然洋人可以进来，我们也一定可以出去）。于是青田早期移民带着沉甸甸的青田石雕，涉险走过荒漠，漂过大海，以其全新的思维和惊人的胆略，怀揣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背井离乡开始了新的人生之旅。
  （三）人口大迁移催生早期华侨
  据清光绪《青田县志》记载，“青田旧日土旷人稀，外民多聚于此，种麻者多江西人，栽菁者多福建人，砍柴者多广东人”其中闽籍人居多。明代，青田客地人口迅速增长，主要是客家人为寻找生存空间，有组织，地迁移，部分人先后进入青田。明嘉靖三十年（1551）青田全县在册人口41567人，每平方公里约17人。青田的闽省移民大多来自汀州府下，辖的长汀、上杭和连城诸县。明初，严禁沿海人民出海贸易，但在海禁高压政策下，闽粤沿海仍不乏违禁出海者。他们得十倍之利，有的滞留海外，成为华侨。1567年，明朝政府迫于压力，开始取消海禁，准贩东西二洋，于是许多客家人开始向海外迁移，同时有部分向内地迁徙。清初“三藩”之乱直接造成浙南人口锐减，当局者只得从外地招募移民垦荒。“青田自耿藩平”，田地抛荒较多，移民大量涌入，清雍正时期全县约80000人，而外籍移民约占总人口的50％。据1990年出版的《青田县志》“人口编”载，从南宋淳熙年间至清雍正年间（1174—1735）林、金、张、陈、黄、孙、杨、周、刘、季、李、夏、邱13姓氏先后从闽省内迁到青田，占青田总，人口比例甚大，截至1985年，以上13姓氏人口约占全县总人口的40％。早期移居青田的闽人意识深处承袭了沿海人民的拓荒精神，与青田山区人民因贫困而厚积的移民意识一拍即合，于是，在青田形成了绵延不断地向海外移民的壮举。汤垟乡山炮村是毗邻文成的偏远小山村。清乾隆二十一年（1756）高氏兄弟高培元、高培彦及焦氏兄弟从福建迁徙到青田山炮，至今200余年。清末，高氏，第十二代孙高樨北听说有县人携石货到欧洲销售获利甚丰，遂走出大山，与县人一道漂洋过海到欧洲，然后辗转抵达美国，1905年，携带毗邻的文成县玉壶区东头乡（原瑞安县）外甥胡国恒出国，胡国恒也成为文成华侨的始祖，而今文成县已成为著名侨乡。
  贫困固然是青田人移民海外的基本原因，而石雕文化、地缘文化和移民文化三者的渗透结合，也为青田人早期向海外移民创造了经济、思想条件，同时拓宽了浙南移民空间，使青田移民历史具有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色。
  三、青田人出国的肇始
  青田人出国到底始于何时？目前所见的关于青田人最早出国的记载出自民国24年（1935）英文版《中国年鉴》：“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就有少数国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经商，初期前往者以浙江青田籍人为多，贩卖青田石制品。”这条弥足珍贵的记载虽无法考证青田人出国的具体年代、姓名和数量，但暂且可以判定为青田人出国的发轫期，并可以确定青田人出国与青田石雕远销海外大致同步。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先驱者如何背负青田石制品，从中国东南偏僻山区穿越大片国土，远行至东北边陲，然后跨出国门，越过西伯利亚苔原、森林、草原、湖泊和山脉，遥遥数万里，然后进入莫斯科、明斯克等城市，或就地经商，或再辗转到欧洲其他国家，其路途艰险不亚于古丝绸之路。
  青田县侨联于20世纪80—90年代进行了三次全县侨情大普查，从中获得部分个案材料，但未能印证《中国年鉴》上述内容，其间尚有100多年的历史空白，有待填补。
  19世纪前期，青田人在日本就初步形成了群体。清道光五年到十七年（1825—1837）山口的留抱谦、留柱南，港头峙下的周凑章、王显宽、王金奎，章旦的张如坤，方山的林孝杰，等均在这一时期赴日。据老归侨口述，日本是邻国，山区贫困农民只要随身携带几件石制品，沿途销售，或借道朝鲜、越南，或直接东渡日本，耗资不会太多（一般是十几枚银圆），而且只要肯吃苦均有多寡不同的收入，由此可以缓解贫困，改善生活，故早期赴日者人数众多。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破了清王朝的闭关锁国政策，青田山区人民在先行者的启发诱导下，释放出空前的移民热情。清道光晚期及咸丰年间（1842年前后），章旦留庆云等人到俄国彼得堡、明斯克等城市贩卖石刻，后转为矿工。清同治三年（1864），方山乡邵山村杨灿勋孤身携石雕绕道南非好望角到美国经销，后又转道墨西哥经商。据台湾《华侨经济年鉴》载：“清光绪年间，到意大利定居最早的为湖北天门人及浙江青田人，前者贩卖纸花，后者贩卖青田石。”1869年苏伊士运河开通后，青田人赴欧美经商、务工者日多。清光绪初年，山口林茂川改良石刻工艺，亲往欧洲经销。清光绪十一年（1885）油竹上村陈时典携石刻经莫斯科辗转德国销售，后转为小商贩。清光绪十四年（1888），山口石雕艺人林茂祥携石刻赴美国旧金山销售。于20世纪80年代发现的《林茂祥墓志铭》载：“林先生茂祥……幼时性好金石，及长，雕刻尤擅特长，其手作被海内外收藏家视为珍宝，争相登门追求……及壮，负有远志，携销其作品于海外，以其惟妙惟肖，艺术独具一格……屡获巴黎国际博览会、南洋劝业会、巴拿马国际博览会等金奖……清光绪十四年（1888）远涉美洲，遇我国星使傅公云龙于旧金山，一见如故，晤谈即以工商谆谆指示，嘱先生归，国后亟谋鼓吹，以为祖国争光……不数年，长子令嗣，先后遍历五洲，所谋皆遂。自是闯海继起者踵相接……”林茂祥是早期赴美华侨中有文字记载的难得个案，据传县人傅廷奎、林著斋同是石雕艺人，越洋时间比林茂祥还要早。清光绪十六年（1890）港头村周留贤携石刻赴南美。清光绪十八年（1892），小口村季兆鋆等7人赴南洋及印度，经营石刻，继而过苏伊士运河至欧洲经商，之后参加意大利都灵赛会。各种国际赛会为青田人搭建了出国经商、务工的平台。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仁庄镇南木宕村留甘木等多人到荷兰、美国经商，其中两人在荷兰当海员。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方山裘山村季贵典从中国东南到北部边陲满洲里，赴俄国销售石刻（此时西伯利亚大铁，路西段已经开通），后因货源不继，改做皮货生意。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仁庄镇龙峰村张孙楷去西班牙经商。是年，山口石雕艺人朱某在沪服务于英国商人，后赴英国开设中国工艺品店。清光绪三十年（1904）仁庄镇三溪口村厉桂廷携石刻到日本、俄国和英国经商。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垟心乡，垟坑村金连松赴美经商。是年，方山乡龙现村吴乾奎赴欧销售青田石刻及茶叶，后转美国。仁庄镇雅林枫林斗村董炳福携青田石刻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经销，后越印度洋、大西洋到巴西定居，阮垟村王松楷去德国经商。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方山乡裘山村季富典赴俄国，汤垟乡洪口村邱钱勋赴德国，山口镇多人携石刻出国。1910年，雅林村陈王连、陈正连兄弟赴英国销售青田石雕。
  1875—1908年，方山奎岩庄一个村就有76人出国，多数赴日本，少数赴欧洲。1886—1910年，油竹就有34人出国，少数赴日本，多数赴欧洲。1898—1911年，仁庄镇马坑村陈学士、陈锡球、陈招宗、陈守道、傅均财、陈宋浩、傅福宽、傅送迪等先后赴新加坡、日本、法国谋生。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100多年中，青田老侨乡约有4000人出国，约占当地人口的20％，涉足19个国家（日本、法国、荷兰、俄国、德国、巴西、新加坡、美国、墨西哥、奥地利、加拿大、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英国、丹麦、比利时、马来西亚、印度）。在青田移民史的肇始阶段，青田移民先驱不同凡响的表现为青田华侨的发展和勃兴起了先导和示范作用，并为后继者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
  四、早期华侨的影响
  （一）缓解山区贫困
  列宁说：“毫无疑问，只有极端的贫困才迫使人们离开祖国。”青田人移民海外何尝不是如此。青田素有“青田青田，垒石成田”之说。土地改革以前，青田不同阶级人均土地占有量分别是：地主3.02亩，半地主式富农1.91亩，富农1.32亩，小地主1.42亩，中农0.88亩，贫农0.39亩，雇农0.17亩。老侨乡更是山多地少，在生产力低下的情况
  下，土地的产出必然无法养活缺田少地的农民，加之天灾人祸和苛捐杂税，农民终日劳作不得温饱，故侨乡人民把移民海外作为谋求生存、缓解贫困之道。从清朝到民国，他们用血肉之躯在异国打拼，将积攒的钱陆续寄回老家。据老归侨反映，青田华侨在国外，除少数命运不佳外，绝大部分均有节余，在还清出国时所欠的债务后，其家庭境况均有改善。归侨徐成斋口述，他在日本挖泥挑煤，无比辛苦，但每月可以带回20块银圆，不仅亲人受惠，还可以帮助乡邻解困。有的事业有成还在家买田置产，从贫农蜕变成地主。
  （二）带动周边市县移民
  浙南地貌除了几块狭窄的沿海平原外，大部分是高山、丘陵，各县自然环境大同小异，贫苦农民生活极其不易。相同的贫困生活和人生命运，形成了同舟共济的地域文化，这种质朴淳厚的平民文化贯穿于浙南移民的全过程。毗邻的地缘关系和联姻形式的血缘关系，又使青田人在温州周边市县的人脉更加盘根错节。青田早期华侨用出国谋生积攒的钱在温州、乐清、瑞安、平阳买田置产，对周边市县青壮年产生了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深刻的影响，有的毅然决定跟随青田亲戚闯荡“番邦”。如文成县玉壶、李林、车背、朱雅、东头、大壤和周南等乡镇，先后都成为侨乡，其始祖就是东头乡黄河村的胡国恒。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胡国恒跟随青田县汤垟乡山炮村的舅父高樨北，先赴西欧贩销石雕，后辗转至南美洲，在，阿根廷侨居10余年。继胡国恒之后，朱雅乡雅龙村蔡元利（又名蔡声皆）在清宣统三年（1911）跟随青田亲友，从东北边陲满洲里出境，经俄罗斯转赴西欧，先后侨居法国和荷兰，艰难谋生达28年之久。青田早期华侨播下的出国火种在浙南山区逐渐形成了燎原之势。
  （三）精神和文化层面上的深远影响
  青田人早期移民海外不仅缓解了一些山区农民物质生活的贫困，更为重要的是挑
  战了几千年来“农本商末”、“安贫乐道”、“龙窝不如狗窟”、“父母在不远游”等传统思想。移民海外是青田山区人民一次惊世骇俗的思想变革，其作用与意义非同寻常。早期移民在异国他乡纵横驰骋、敢闯敢冒、忍辱负重、锐意进取的精神令世人瞩目。有的数度往返，如履街市，其胆略与勇气非常人所能及。再则，有少数先驱者在“番邦”筑起“爱巢”，落地生根，在当时，虽有“背宗忘祖”之嫌，但确也表现了青田华侨与传统世俗抗争之勇气。
  青田早期移民的种种壮举，对浙南的经济文化走向、历史变革和社会发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这个变化不仅使青田人不断走向世界，并形成浙南庞大的华侨群体，大大缩短了古老中国的一隅与世界各国的距离。“求变”是青田早期华侨文化深厚的底蕴。正如明朝唐甄所说，“心，灵物也；不用则长存，小用则小成，大用则大成，变用则至神”，青田人的变革精神把一个贫困落后的山区变为相对富裕文明的侨乡，确实达到了神奇的境界。
  第二节 出国路线和载体
  一、早期青田人的出国路线
  日本是西北太平洋上的岛国，和中国隔海相望，距离近，路费省，因此成为青田早期出国者的首选之地。青田人去日本大多从上海出发，直接东渡日本。有的自山东烟台渡海经朝鲜仁川，沿途销售青田石刻，至釜山再坐船去日本。
  青田人也曾利用“通夷海道”出国。清光绪十八年（1892）油竹小口村季兆鋆等7人以及雅林枫林斗村董氏兄弟4人到南洋群岛及印度谋生即走这条路线。
  青田人早期赴欧洲往往是水陆兼程。有的从上海乘船北上到旅顺或营口，然后沿陆路从东北边陲满洲里出境，经西伯利亚长途跋涉到莫斯科，然后转赴欧洲各国。青田早期出国者选择这条路是拿生命作赌注的，一路上皆为莽莽的原始森林、广袤的苔草原野、种种难以预测的陷阱，而且人烟稀少，是一条艰难险阻、生死难卜的“长征路”。19世纪中，从莫斯科至车里雅宾斯克的铁路才开通（1816公里），1891年始建东段（7507公里），1916年建成全线通车，全长9323公里，从哈尔滨到莫斯科坐火车需10天10夜。铁路开通前，青田人如何穿过西伯利亚，转入欧洲，令人不可思议，这种胆量和勇气足可以惊天地、泣鬼神。
  青田人到欧洲也走水路。苏伊士运河开通前，由上海十六铺上船，经香港、新加坡，过马六甲海峡，绕道好望角（青田人称“大浪滩”），北上扼直布罗陀海峡入地中海，抵达欧洲，耗时两个多月。1869年苏伊士运河（俗称“新开河”）通航后，则过运河入地中海，至法国马赛或意大利那不勒斯上岸，大大缩短航程（比开通前缩短5500—8000公里，只需20多天），县人去欧洲渐多。
  青田人去南北美洲，同样从上海启程，或由日本横渡太平洋到美国旧金山或洛杉矶，或从欧洲中转前往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历时50余天，途中惊涛骇浪、险情丛生，时有生命之虞。
  青田人沿水路出国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藏舱”，即“暗走”有一定风险。青田山区人民生活拮据，往往选择“藏舱”，因只需200银圆。由上海十六，铺客栈的中介人员与远洋轮船水手长联系，假扮水手上船，暗藏于货仓、杂物间或水手室，到达目的地后，待夜深人静之时，由水手长引领上岸，送到指定地点。为了省钱，有的搭乘货轮，把人作为物品藏入货柜。航程旷日持久，有些人因缺氧、缺食、缺水，到了终点码头已成僵尸而被抛入大海（青田不少出国者离家后就杳无音信，下落不明，或许就遭此不幸）。另一种是办理护照即“明走”，比藏舱要多出100银圆，但比较安全。当时在上海设有服务机构，如购买护照，提供食宿，代购船票，与水手长联系藏舱事宜等，为县人出国提供方便。
  无论是明走或暗走，其费用对山区人民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绝大部分人靠变卖田产、民间借贷或亲友济助，少数依仗国外回来的“老客”给予经济扶掖，但任何困难都动摇不了青田人出国谋生的决心。
  二、青田华侨与青田石雕
  《青田县志》记载了青田石雕的发现、开发、应用、研究及其艺术上的成就，青田石雕这一江南名品在青田历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明清以来，除农业生产之外，石雕逐渐成为老侨乡人民一项重要的生产活动，特别是方山、山口、油竹一带从事石雕行业的人数日益增多，石雕作坊星罗棋布，粉末飞扬，穿凿雕琢之声不绝于耳，产量与品种与日俱增，技艺日趋成熟，并逐步投放市场，由此产生了贩卖青田石雕的营销队伍。在市场交易中，人们发现了商机，不少外国人十分喜爱青田石雕这一独特的产品，于是先驱者将石雕作为“铺路石”和“敲门砖”，开启异国的大门，与湖北天门县人早期出国贩卖纸花、山东江湖艺人早期出国卖艺有异曲同工之妙。为了更好地宣传青田石雕，扩大其影响，打开其销路，青田华侨早在19世纪中叶和20世纪初就把石雕打入了重大国际赛会。据记载，青田早期华侨曾携石雕参加以下国际赛会：
  1853年，华侨携石雕在南美的洛易赛会上展出，并获奖；
  1893年，石刻商人裘国定等人选送作品参加意大利都灵赛会；
  1896年，华侨携石刻参加欧洲万国博览会；
  1897年，法国巴黎赛会，清政府“费国币数万两，自建会亭，置赛品”，青田之石货许制会亭趸售，无获文凭赏牌者；1899年，旅法华侨获法国政府允许，在巴黎赛会上出售石制品；1905年，美国圣路易斯万国博览会前，美国政府派员来中国游说，当时清廷钦差大
  臣陈琪（阜山人）率亲友林著斋、傅廷奎等20余人携石雕参展，喜获金奖；1906年，林毓萱、周凤、林子屏、林天如、林严齐、林秀芬、毛顺兴携青田石雕、茶叶、钱剑及其他省市特产参加意大利米兰赛会；1915年，巴拿马运河建成，遂举办太平洋国际博览会，陈琪被袁世凯政府任命为中国参展工作的监督及筹备事务局局长，参展的青田石雕获博览会银奖。
  1853—1915年，早期华侨曾先后8次携青田石刻及其他物品参加大型国际赛会，并多次获奖，不仅提高了青田石雕的国际知名度，而且拓展了青田侨商的视野，坚定了青田人越洋谋生的信念。
  中国《历史档案》记载了1906年意大利米兰赛会的珍贵史料：一是青田山口林毓萱等7人填报参展的物品清单，赴赛物品有青田石器、茶叶、钱剑，江西与广东的瓷器，宜兴的泥器，温州、上海的竹木器，杭州的扇子，扬州的漆器，上海的牙器等（青田石器约占总价值的60％）。二是青田山口林子屏等8人（其中青田7人）呈报清政府驻意大利钦差大臣黄浩的“禀文”该文历数以前赛会因洋人霸持会务的种种弊端，正气凛然，显示出青田早期华侨已经具，有强烈的维权意识，以及勇敢捍卫国家独立和民族尊严的爱国情操，与奴颜婢膝的清廷官员形成强烈的对照。
  早期万国赛会是青田人和青田石雕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平台，一部分参展者留在海外而成为早期华侨。参展商品主体是石雕，可见早期华侨与石雕如影随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青田华侨在海外经商活动中切实感悟到他们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地位与祖国的强弱兴衰密切相关，因此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怀。1906年林子屏等8名侨商联合呈报清政府驻意大利钦差大臣黄浩的“禀文”中多处提到“国体”、“国权”受西人侮辱，赛会受西人挟制之事，言辞锋利，情绪激昂，其思想境界和勇气非常人可比。“禀文”全文如下：
  山口林子屏等八人恳请赛会勿用洋员禀文
  具禀商人：林子屏、林毓萱、林天如、卢焕文、周凤、罗诚、林严齐、林秀芬等为联名禀请赛会勿用洋员事。
  近闻，有西人欲来米兰充华商赛会监督处随员，商等不胜忧甚。缘商等出洋赛会，不过特以自由考求商务进步，以我之弱就彼之强，取彼之所有益我之所无。赛会假手西人，非徒商等不能考求商务实学，而且西人往往趁赛会之机，图利营私。
  置我国体于不顾，动辄鱼肉商人。如从前税司所派之西员，可为痛恨！溯查千九百年巴黎赛会，华必乐为监督，遇华商有事多方吓诈，或置之不理。关员巴司波，陈列各物，大都为小脚女鞋、鸦片烟具等件。圣路易之会（1905年），华商受枷尔与巴司波等虐待，言之令人发指。关员所办之物，除泥塑、木雕之偶像，庙宇佛亭、孔圣庙灵孝服、旧药具、弓箭、小脚女鞋及乡人所用之草帽、雨伞外，别无妙物。里厄耶之会，呵立司为副监督，巴司波为参赞，仍将圣路易会场所赛之陋物陈设。凡中国美产，如丝、茶等件，则弃之于地，任人践踏。而偶像、木主等件则陈列高处，令人观看。由此可知，西人代我，全无为我之心，不过将我国之坏物陈设会场，使西人见之，笑我，践我而已，何尝为商人办理事件？西人受我国之俸，非徒不顾我国体面，而且使人辱灭我国。虐商吞款，全无忌惮。我华人现自知赛会，言语精通，爱国之心尤切。我国人办我国事，理所当然。权得自由，赛会之利益亦归我。外人进我会场，握我国权，肆行挟制。吃我之俸，不办我事，还辱我凌我！则用外人，是请外人灭我自由，夺我权利，扬我恶陋，辱我国体！商等前次赛会颇受西人凌辱，业于里厄耶会场公电禀商部、外部与驻比杨钦宪在案。
  此次米兰赛会，我政府深知此弊，不用税司经手，特行奏请钦宪大人专办此事。商等荷蒙钦宪大人体恤保护，十分感激。惟闻西人钻营谋干，由中国回来，欲作赛会随员。钦宪大人若遂所求，此等下流之人，必然作威作福，肆行辱虐。虽钦宪大人能于驾驽，而商等于从前之事甚为寒心，不得不先事预防。商等情愿罢会归家，不愿受西人挟制。现在钦许大人办理此事，大局为妥。商等曾经赛会，夙谙规矩，更无需西人。为此冒昧联名，恳求钦宪大人，念商等万里迢迢，背井离乡，受尽跋涉之苦，为商等作主，禁阻西人干预商等之事。并恳据情转请商部、外部：嗣后华商在外赛会，专归我中国官员照料。俾商等得偿赛会自由利益，弗受外人挟制欺凌。不胜感戴之至，沾恩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