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倾向日益明显。在国民党顽固派连续两次大规模政治军事“清剿”下，青田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面对血的教训，青田党的组织总结经验教训，坚定地执行上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转变工作方式，实行特派员制度，更加重视统战工作，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艰苦的反顽斗争，从而在县境的东北与西南山区巩固了党的组织，保存了革命力量，为抗战后期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的再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一节 党的组织遭受破坏及其教训
  一、形势逆转，党组织迭遭破坏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浙江的国民党顽固派随之掀起一股反共逆流。
  在青田境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首先是针对海口实验区。实验区的指导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工作上、生活上、作风上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下乡工作每顿饭付钱两角，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艰苦生活，秉公办事，倡导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实事，赢得人民的拥护支持。但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一天夜里，国民党接收新兵的部队路过海口村时打死两名逃兵，不加掩埋就开走了，劣绅居然依仗亲戚关系，向国民党中央要员诬告实验区指导员杀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军风纪视察团扬言要开到海口区“巡察”。国民党顽固派派特务到海溪乡，企图窃取乡指导员贴身所带的共产党文件材料，幸被及时发现，使之未能得逞。
  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事件，顽固派头目唆使青田县政府多次向省建设厅提出收回海口区署行政权力的请求，并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手段，委令顽固分子出任海口区公署区长，共产党员何刚只担任实验区主任指导员之职。随着国共合作形势的恶化，6月中旬，省建设厅以经费来源困难为由，下令撤销海口实验区，财产和文书档案移交给青田县政府合作指导室。实验区指导员石龙岗、孙坚音、谢关文三人作为该室指导员，继续留在海口区工作，其余指导员调离青田。8月，石龙岗等三人也先后离开青田。海口实验区有声有色的工作就这样被停止了。
  1940年秋冬，国民党“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将青田县划入第三和第五绥靖分区。督剿办事处主任狂妄叫嚣：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就是杀！接着，从1940年12月至1942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青田及邻县边境地区实行第一次“清剿”，投入的兵力有：陆军新编第三十三师第二团、第三团，浙江保安第八独立大队，浙江保安第三团，青田县国民兵团自卫大队的2个中队和1个独立分队。三十三师司令部进驻地处青田、瑞安、泰顺边界的青田县南田区指挥，四面“清剿”，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1943年10月又实行第二次“清剿”，投入的兵力除了浙江保安团和县自卫大队之外，又增加了闽浙赣“剿匪”第五团。青田、丽水、云和、景宁四县为第三指挥部第九督剿区，指挥部设在青田，集中兵力针对青、丽、云、景四县共产党的基本活动地区。主要目标对准在这一带活动的中共浙南特委、中共青景丽县委。为了配合“清剿”，国民党政府还动用了一批军需部队和后备兵力。其中，由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赵世瑞等组织的800余人“特种技术浙南训练班”，就在靠近永嘉和瑞安的青田县二外乡油竹驻训。瞬时国民党军队蜂拥而至，白色恐怖笼罩整个青田。
  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有些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虽然事先有所准备，但因斗争经验不足，应变能力不强，以及个别分子的变质，从而使党的组织迭遭破坏，党的活动范围骤然缩小，党员处境险恶，群众遭殃。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区军营风纪第一巡察团（实为督剿团）主任，训令查办海口实验区的共产党人何刚、石龙岗、谢关文、饶仙、沈丽华等，并附发密报称：实验区有“异党共约三千余人，农会方面每人均有小刀、戈矛、大刀等”。后来，“剿共指挥部”又密令进剿部队和青田县政府，追捕青田共产党领导人姚立、曾绍文、林艺圃等。幸好在此之前，县委领导成员有的已转移到外县，有的隐蔽在吴畲、万山一带。
  1941年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训令：“迅速破坏南田（应为丽云）区委及其下属支部”。
  1942年，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专门成立青田、景宁、丽水、云和四县“会剿指挥所”，把青田县的岭下乡、西坑乡、东山乡以及青田与景宁、丽水、泰顺毗连的乡村，划为“会剿区域”，妄图把在青田县边境活动的中共浙南特委、青景丽县委及其武装力量“彻底破坏”。国民党青田县当局即照绥靖指挥部命令，继续派出县国民兵团自卫队予以配合，并组织县行动队，由国民党中统机关派驻青田调查员鲍志仁担任队长。县行动队15名队员全部配备新式武器，不断袭击青田西南方向共产党基本活动地区，捕杀中共人员。
  1943年11月，国民党青田县当局为配合主力部队“清剿”，将共产党活动地区—
  青田县南田区所辖的15个乡划分为三个“清剿区”，集中兵力驻剿。11月22日，县行动队突然偷袭中共青景丽县委机关，通讯员周公藩牺牲。敌人残忍地砍下他的头颅，抓走共产党干部1人，烧毁老百姓房屋8幢。
  12月，国民党青田县党部、县政府，根据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限期剿办的训令，成立“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县长为主任。“清剿”部队按指挥部指定地点，进剿妙厚乡，采用堵剿、搜剿、追剿结合之手段，竭力破坏中共组织。县自卫大队、县追击队和县行动队在白岩、夏家地、百贡山一线堵剿，配合景宁、瑞安两翼部队围剿。同时在县境16个乡成立“护路队”，构筑碉堡，扼守关隘日夜盘查。在南田乡强迫壮丁750多人，由顽军监督，编成“搜山队”，派出递步哨，每隔二三华里设一哨所，在边界地区严密搜索。在与瑞安、泰顺交界的青田黄坦一带，拘押了500多人。各个村庄、路口均由各乡保负责设立盘查哨，凡18至40岁壮丁除共产党人的家属外，均编为“哨兵”。乡长为总哨长，保长为分哨长。凡非本村人经过均被盘查、搜身乃至羁押。敌人妄图通过严密的层层“清剿”，“使中共无立足之地”。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除了军事清剿外，还实行政治“清乡”，双管齐下，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政治“清乡”主要形式是强迫“自新”。其手段是：第一，整理保甲，联保切结。每5户具一结，填一张“联保切结表”。撤换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乡、保、甲长，同时成立情报站。乡镇长为站长，保长为分站长，甲长为谍报员，其职责为“搜集中共组织和活动情形，随时破坏其组织及监察民众之言行”。第二，组织宣传队、策动队。宣传队到各乡村进行反共宣传，并到处张贴“遇匪不报或迟报者，以纵匪庇匪论处，杀！”、“过期不自新者，杀！”等反共标语。成立“策动队”，强迫共产党员投诚自新。全县建有三个“策动队”，受县长、县党部书记长直接指挥，秘密联系特工人员，利用宗族、亲友关系对中共人员进行“策动”。第三，举办自新管训班。1943年12月7日，强令敖里、西坑、雅梅、王宅等乡“自新”人员，自带被服、粮食按时到南田刘氏宗祠集中“管训”
  参加管训班共有400余人，编成小队、分队、中队，保队附任分队，长，乡队附任中队长。管训官员由县国民兵团、县党部派员担任，第三战区指挥部政治队还直接派员前来监督①。第四，建立“联席会报”组织。由县长、县党部书记长、中统驻青调查员、三青团分团部干事长、驻青浙江保安团团长、国民兵团团长、警察局长、情报组长等组成，系国民党内部特种组织，对外保密，负责搜集中共组织和活动情况，互通情报。1944年5月，第四绥靖督剿区“联席会报”第三次会议决定：由丽水警备司令部、九区专员公署、青田县政府、青田县党部，共同派员秘密组成“海口办事处”，由专署情报室主任兼任海口办事处主任。令县自卫大队第一中队再次驻扎石帆，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直接指挥“清乡”。结果有3名共产党员被羁押，16人被迫重新办理自新手续，多人被追缉。国民党顽固派还实行经济封锁和交通封锁，企图困死中共人员。他们把全县46个乡镇划分为“清野区”和“进剿区”两大类。“清野区”内按程度的不同划分等级。原海口实验区所辖的石帆等乡为中共“猖狂活动之地”，被定为第一等，实行反复“清乡”，时常派部队在拂晓之前包围村庄，挨家挨户清查户口，发现谁家人口去向不明，即登记缉查，如有外来人口立即扣查审问。南田区系中共青景丽县委及其武装活动之地，被定为“进剿区”，实行层层封锁，除武装进攻外，还实行物资封锁。凡距离保长办事处10华里以外的村庄均“移民并村”，烧毁深山单独房子。县行动队长鲍志仁在1943年7月向县政府、县党部的报告中称“以最严厉的烧杀政策惩办”中共活动地区。9月的报告中又称：“为全部瓦解”中共组织，“效法中央大军围剿江西”中共“之封锁政策，实施全盘经济封锁”；“封锁破坏”中共“交通”，“首先破坏交通网，严惩交通分子，派部队潜伏交通线上，击毙送消息分子，以斩中共耳目”①。由此可见，顽固派反共之猖狂。
  在国民党顽固派重点进攻下，石帆区委及其所属的7个支部遭敌多次破坏，区委书记被捕牺牲，组织活动完全停止，党员与上级领导人长期失去联系。叶店分区委及其所属的4个支部，由于负责人被捕，处境险恶，党组织停止活动，党员长期失去联系。山口区委及其所属的4个支部，也因处境险恶和区委书记被捕，党组织不能恢复活动，大部分党员与上级领导人失去联系。由于形势紧张或党员思想消沉而与上级长期失去联系的有：城区支部、海口妇女支部、张岙支部和孙村支部。由于形势变化，党员撤离，支部自然消失的有：早期成立的县乡政指导员工作队党支部；后来成立的县民教馆、山口小学2个独立党小组和实验区指导员党支部。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手段，起初一些中共党员缺乏对敌斗争经验而受骗上当。县委农民部长饶仙在隐蔽了一年后，以为不会出问题，于1941年11月初在石帆公开露面，被国民党石帆乡长发现密报中统特务鲍志仁。几天后，国民党青田县党部以“开会选举石帆乡合作社社长”为名，将饶仙骗到县城秘密扣押，诱迫他办理自新手续，进而逼他供出组织情况。为了掩人耳目，又以饶仙患病为名，准他保外就医。接着，传令中共石帆区委书记余石兰等9人到县城“开会”，强迫他们自新。当余石兰等人识破其阴谋诡计，重新起来斗争时，为时已晚，国民党军队再次驻扎石帆“清乡”。
  余石兰于1944年再次被捕，在押解上饶集中营的途中被杀害。在南田区，国民党则派遣特工人员混入共产党组织内窃取情报，致使南田一带党员被捕、自新达数百人。1943年1月至6月18日，西坑、敖里等乡的中共党员和武装人员被捕的有陈阿东等16人，其中，周爱信、邢永巨2人遭枪杀，被劫去文件四宗、党旗一面。
  在严峻形势下，一些共产党员贪生怕死，沦为可耻的叛徒，出卖同志，致使党组织遭受进一步破坏。1943年7月13日夜，浙南特委派张金发到丽云区委临时驻地景宁新四乡畚斗湾传达特委反清乡指示，叛徒沈庚堂、周柳兰向青田县南田区署密报。青田县行动队长兼南田区长鲍志仁带领10多名队员，化装成商贩，身藏短枪，外带隐匿在麻袋里的手提轻机枪等武器，直扑畚斗湾。中共青景丽县委委员、丽云区委书记龚福寿送走张金发后，意欲转移宿地，因其妻夏玉英（区委委员）重病卧床，不便夜间行走。夜深时分，行动队包围了区委人员住宿的小屋，集中火力疯狂扫射。龚福寿迅速从枕头下抽出手枪，随即指挥区委人员突围转移，但他自己还未跨出屋门，就被一梭子弹打中胸膛倒地。行动队冲进屋里拖出龚的遗体，剁下首级向上司报功请赏。夏玉英被捕押送省府讯办。区委人员突围中丢失的文件全部落入国民党顽固派手中。接着，叛徒沈庚堂出任云和县行动队长，配合青田县行动队，继续在青田西部边境搜捕中共党员。接任丽云区委代理书记的周日孚思想动摇，逃往青田县南田区署投敌，更使丽云区委所辖的基层党组织遭劫难，除界头、驮田坪、郑山、黄驮山、箬坑、半岭等党支部幸存外，大部遭到破坏。
  在白色恐怖下，许多共产党人坚定信仰，顽强斗争，至死不屈。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在困难环境下继续与上级保持联系。青景丽县委交通员周公藩在县委机关遭敌偷袭的紧急关头，率先突围，在掩护战友撤退时光荣牺牲。1943年3月，隐蔽在深山中的界头村党员叶孔福、叶有宝、吴志发，在国民党军队拉网式的围剿中不幸被捕，绑在叶孔福家屋柱上。行动队又把叶孔福的母亲瞿世奶抓来，捆缚于对面柱子上。然后，用棍棒、枪托对叶孔福等人轮番毒打，逼他们供出党的组织情况、党员名单和区委领导人刘连兴的去向。尽管敌人施尽淫威，他们始终没有吐露半点消息，只得把叶孔福三人就近解送至景宁县的小顺拘押所。后来叶孔福在丽水监狱中壮烈牺牲，叶有宝于是年12月被杀害于青田鹤城镇江桥坑并被暴尸示众，只有吴志发深夜从小顺拘押所脱逃，继续跟随刘连兴在祯埠与海口交界的大山区隐蔽活动，坚持斗争。
  二、深刻的教训
  在反顽斗争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的日子里，石帆区委和丽云区委等党的组织迭遭破坏，客观原因是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强大，反共疯狂，而青田县党组织尚处于刚开始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阶段，还没有条件组织起属于自己的武装与顽固派武装抗衡，主观原因是党组织在处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关系上，在发展党员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上有失误。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是公开的。共产党人以公开合法职业为掩护，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但其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是秘密的。因为青田县与其周边县是国民党统治区，在浙江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中，向社会公开的中共组织只有“闽浙边临时省委”，这是与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和平谈判中使用的；“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这是红军挺进师及地方武装，根据和平谈判协议改编的番号；新四军“温州通讯处”、驻丽水的“浙江办事处”、“平阳留守处”，这是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与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会谈时商定设立的。其余的中共组织及党员都是秘密的。然而，共产党人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者与宣传者，要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投身各种斗争，必要时自己还要带头站在斗争前沿。虽然没有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但群众会将你视为共产党人。这也必然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目，稍有不慎，即会暴露其身份和组织。这就存在着怎样处理秘密中求发展，发展中严守秘密的问题。可是1939年春至1940年春这一阶段，青田县共产党组织在顺利、迅速发展党员的同时，忽视了保密工作，越向基层发展，越易于暴露。以至于有些党的组织和党员的身份，或者处于公开、半公开的状况，或者存在着过多的横向联系。有的党员甚至以为国共合作“牢不可破”，因而放松思想警惕。因此，当局势逆转，一些党员应变能力不强，个别成员“自新”后，就使国民党特务机关很快掌握了共产党的组织名单，导致党的组织遭受较大破坏。
  党在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把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使党的组织不断壮大，进而又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发展。从1938年7月中共青田县工委建立时的4名党员，到1940年6月的两年时间里，中共青田县委建有下属的山口、吴畲、石帆3个区委，章村东山、石盖、叶店3个分区委，全县建有支部约30个①，党员接近400人，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成绩。在南田区活动的青景丽中心县委下属的丽云区委，尽管红军挺进师留下的革命种子处于人地两疏的艰苦环境中，也因为重视党组织的发展，使自己有了立足用武之地。但在党员不断发展的同时，应更重视党员的信念教育，教育党员在任何环境下要坚定立场，永不叛党。可是，在国民党顽固派两次大“清剿”面前，有些共产党员自新后脱离了革命队伍，有的叛党带领国民党部队去捕杀革命的同志。青田县委工、农两部长被捕后，被迫供出一些组织情况；更为严重的是中共青景丽县委书记陈昌会、赵传彬、
  丽云区委代书记周日孚叛变后为敌效劳；沈庚堂叛党后出任国民党“剿共”行动队队长，更使党的组织迭遭破坏。这不能不说与缺乏对党员思想教育和忽视党员的素质有关。
  第二节 贯彻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
  一、执行隐蔽精干政策，实行特派员制度
  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为了坚持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防止国民党破坏国统区共产党的组织，使党的力量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1940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指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应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要求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必须迅速从大量发展党员转变为巩固党的组织。10月，中共中央东南局专门召集闽浙两省部分干部开会，研究贯彻中央的指示，部署“反顽”斗争，并决定将党组织的委员会制改为单线领导的特派员制。处属特委、浙南特委分别指示青田县境内和活动于边界地区的中共青田县委、青田县党的负责人、特派员，青景丽县委、瓯北县委和丽青松边区特派员各有关组织贯彻执行上级的这些指示。
  中共青田县委在1940年上半年多次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1月，在界阜举办的以中共党员为主的“合作社干部训练班”上，县委提出了做好打游击的准备，组织学习打游击的军事课程。县委书记曾绍文等亲自讲课，并带领演习。2月，县委宣传部长林艺圃传达特委指示：“应提高警惕，采取措施，避免损失。”3月，在听取处属特委传达的“平江事件”①后，县委立即在小群开会，对海口区署机关原有人员作了分析，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中间人物或不关心政治，个别尚能靠近我们；警察所内部没有我们的人，应设法派人进去掌握动向；乡村农民积极依靠我们，但反动势力在蠢蠢欲动；我们应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以挽救危机。4月，县委主要领导开会研究，认为：县委成员集中在海口实验区，目标过大，应主动分散，保存力量。此后，曾绍文在陈造、石帆等地召集党员骨干密商隐蔽措施，提出“到外地寻找职业掩护身份”，“投亲靠友埋伏下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1940年6月，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青缙丽中心县委（丽水中心县委），下辖青田县委、缙云工委和丽水县的城区、西区、太平3个区委。此时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压下，省建设厅宣布撤销海口实验区。根据中心县委指示和安排，青田县委迅速组织大部份干部撤离：有的调到皖南新四军；有的同丽水、缙云干部交换，继续在丽、青、缙边境山区隐蔽下来；有的转移到外县，寻找职业，等待时机；进入青田边远山区的干部则依靠农村支部党员隐蔽下来，组织上采取单线联系形式，加强党内教育，保存革命力量。
  8月，县委多数领导成员和党员骨干已安全转移，中心县委决定曾绍文留在青田。曾绍文隐蔽在叶店、吴畲和万山等地，脱产专职做秘密工作。在万山村，村支部将曾绍文藏在前山毛竹园的蕃薯种洞中，在夜深人静时村里的党员到小洞里开会，讨论革命形势，学习斗争策略。曾绍文再次宣布纪律：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守党的机密。第二，今后党内采取单线联系。曾绍文在离开
  万山时，对支部成员潘火溪、潘如楷、潘如邦3人交待了4项任务：第一，做好本村群众工作，每个党员要交三五个群众做朋友，10多个党员就能把全村群众团结起来。第二，以万山支部为中心，支部委员分片负责，把周围的外黄垟党支部、石平川党员和光乍坑、乌泥塘、平山、底黄垟、底项等村的建党对象联络起来，使万山支部起到中心支部的作用。第三，办好合作社，继续以“垦植”、“供销”、“信贷”的合法名义，掩护党的秘密活动。第四，做好统战工作，要对平桥村乡绅做工作，使他们靠近我们。此后，曾绍文化装成烧炭人到吴畲、叶店等地，教育党员坚持隐蔽斗争并整顿了支部，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吴畲支部为曾绍文在将山垒一炭窑，白天让其隐蔽，夜里进村活动。此时曾绍文虽已做到“不走大路，走小路，白天不走，夜里走”可其名声大，认识他的人又多，政治身份无法保密，已经不宜在青田，继续活动，于1940年10月调入青丽中心县委工作。
  在此同时，青缙丽中心县委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将已不宜在丽水活动的太平区委书记查铭愈派往青田隐蔽，联络青田的党组织。
  1940年8月下旬，查铭愈更名张之清，根据中心县委领导交待的联络地点和联络办法，从丽水到青田东源学校，与地下党员陈鸣篪接上关系。通过进步知识青年陈渭生（后来加入共产党）的安排，张之清在峰山小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活动。
  1941年1月，为了有利于坚持斗争，省委撤销青缙丽中心县委，重建中共处属特委，负责领导青田、丽水、缙云、云和等县党的工作。2月，处属特委派钱钟仪（化名汪为民）到万山，以教书为掩护，负责青田县党的工作，万山一带党的工作由他直接领导。原缙云县工委书记费恺（女），化名林文，也转移到青田隐蔽在峰山小学。张之清则去山口，秘密联络那里党的组织。山口党组织通过时任山口小学校长、进步青年林德圃的关系，把张之清安排在山口小学担任教员。3月，处属特委委员殷铁飞到山口，指示张之清离开教书职业，脱产工作，向农村发展，以适应局势变化的需要。同时带张之清转移到石盖，把石盖分区委书记叶岳鹏、委员何朝兴介绍给张之清，当面向他们布置了隐蔽活动的任务。殷、张回到丽水向处属特委汇报了青田党组织的情况，特委书记顾春林决定让张之清继续留在青田，负责领导石盖一带党的工作。
  4月，驻扎在海口区的国民党自卫队，突然到石盖山底挨家搜查失踪货物，发现住在何朝兴家的张之清不是本县人，就被带到海口区署查问。何朝兴的妻子称张是自己的表兄，为张担保。张之清按事先编好的口供，沉着应付了海口区长的查问，并出示了随身带的化名为胡文彬的通行证，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张之清脱险回到石盖，向何朝兴交待了今后工作和注意的问题，就到处属特委驻地向特委领导人顾春林和傅振军汇报了遇险情况。
  6月，在万山负责青田工作的钱钟仪调离青田去浙南特委工作，处属特委再次派张之清到青田负责领导工作。张之清以万山村潘如鹏家为驻点开展活动。9月，特委派李文辉担任万山区委书记。由光乍坑党员出面筹办一所只有6个学生的小学，李文辉白天当教书先生，夜里进行党的活动，配合张之清的工作。
  1941年11月下旬，国民党自卫队在万山村至峰山村的山路上撞见张之清，盘问时张操外县口声，自卫队疑其为盗，就将张之清捆绑押到峰山村，吊在陈氏祠堂下的柱子上。村子里的学生和村民们都说：这是我们村里请来的教书先生。党组织随即进行营救，由陈渭生的家人出面周旋，出具保结，张之清因没有暴露政治身份而当夜脱险，后调回特委。接着，特委任命李文辉为青田县党的特派员，负责领导青田县党的工作。
  1942年春节期间，永嘉、青田国民党自卫队再次进山，光乍坑党支部书记被杀害。为防不测，李文辉转移到底项村，仍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活动，并逐步向船寮赤岩扩展，建立秘密联络点，通过石盖分区委，向青景丽县委丽云区委活动基地的方向发展。山口区委因已暴露，李文辉虽同几个党员接触过，但因环境恶劣，无法恢复活动。李文辉曾试图恢复叶店、海溪一带的工作，也没有成功。是年秋冬，时任中共瓯北县委驻十区（碧莲）特派员的关榕，其活动范围已紧临青田边境。他通过石染党支部、峰山党支部与李文辉取得联系（峰山村行政属碧莲区，党组织属万山区委）。为了便于领导，经处属特委与浙南特委商定，青田县党的工作划归浙南特委领导。1943年5月，浙南特委派关榕到万山，李文辉将青田党的工作（丽云区委、丽青松边区除外）移交给关榕。李文辉调任缙云县特派员。关榕以外黄垟小学为据点，将峰山、万山、底项一带分片划点进行活动。他白天教书，晚上开展工作，常常在山涧小道上奔忙，全身长满疥疮、脚腿烂得脓血淋漓，他都毫不在乎。有时为传达上级指示，一个夜晚往返要走70华里路程。关榕在万山一带领导青田党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二、重视统战工作，发挥统一战线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论顺境或是逆境，青田党组织比较注意统战工作。从1938年夏青田党组织重建，到1940年春青田党组织壮大，姚立、林艺圃、曾绍文等人利用家族的社会关系，结交上层人士、地方士绅，以掩护党的活动。当局势逆转时，仍有一些统战对象，不顾自身安危，帮助党的干部。山口林德圃探得国民党青田当局要抓人的情报，立即转告共产党的干部，使县委领导干部能从容应付。在隐蔽斗争的一段时间里，林家几乎成为党的干部的掩护所，先后有青田的姚立、林艺圃、张幼云、姚国杰，丽水的张之清、费恺、陈鸿禧，杭州的孙梦兰等干部，以山口小学教员或林家亲朋好友的身份隐蔽在林家。费恺在林家分娩，深得林家的照料，她撤离山口后，孩子由林艺圃的妹妹林淑玉接来抚养。张之清万山遇险也是在统战人士的大力帮助下化险为夷的。
  中共青景丽县委机关每转移到一地，在做群众工作的同时，注意争取当地乡保长、开明士绅，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石角、都铺、湖山等地的一些乡保长和共产党干部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常常给党员干部通报消息。一次，国民党军队要去偷袭青景丽县委机关驻地，当地乡长知道后即派事务员越墙抄近路送情报给县委领导，使县委机关得以及时安全转移。在湖山，当地保长知道县委机关驻在湖坑，而国民党军队要他带路到湖坑搜剿。从湖山到湖坑爬山越岭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保长在半路上看到几只鸟，故意对鸟放了两枪，县委机关人员听到枪声，紧急转移，结果让国民党军队扑了空。1943年冬，瑞安、青田两县边境8个乡的乡长，联名向上保证所属的村庄没有共产党活动，阻止了国民党军队进驻这些乡村“清剿”，从而使这些乡村得到一段时间的平安。1944年冬，青景丽县委干部刘斌发，根据县委副书记曾绍文的交代，和时任青田县南田区王宅乡、雅梅乡联合小学校长邢冠群接上关系。刘支持邢竞选王宅乡长成功，邢则利用乡长的职务为刘的活动提供便利。翌年夏，国民党“剿共”部队因抓不到刘斌发而要放火烧毁刘家房屋，邢出面劝阻，保住了刘家及其周围居民的房屋。
  第三节 保存党的力量
  一、巩固党的组织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清乡”、“清剿”的斗争中，青田县党的组织先后在处属特委和浙南特委的领导下，逐步积累起了巩固组织，保存力量的经验。在执行隐蔽斗争的正确策略，加强党内教育，巩固幸存组织的同时，开辟新区，发展力量，使活动的立足点和依托地逐步扩大。
  对于石帆区委、丽云区委等遭敌“清乡”、“清剿”较重的党组织，特委指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了防止事件的再次发生，特委要求各地领导人对各个支部从组织上进行整顿，从思想上进行教育，重新明确任务要求和活动方式：一是保证党员在政治上的纯洁性，杜绝不纯分子混入党内；二是防止暴露目标、平时少开会，环境紧张时不开会，分散布置任务和传达上级指示，减少横向联系；三是对党员、家属和驻点户经常进行信念教育、保密教育和纪律教育，增强党性，提高革命警惕，每个党员都准备好一套口供，万一被捕，以应付审讯，保护组织、保护同志、保护自己；四是在斗争中培养骨干分子入党，重视质量，严格手续；五是按“隐蔽精干”的要求，具体规定党支部的任务：基本地区的支部配合地方工作人员活动，监视敌人，报告消息，宣传政策，团结群众；边缘地区的支部除联系团结群众外，主要是监视敌人的活动情况，提供情报，同时抓住时机向外扩大活动范围；地下交通线上的党员实行单线领导，不发生横向关系。
  经过艰苦的斗争，在青田县境内，1940年6月之前建立的党组织得以巩固的有：青田县委所属的吴畲区委、章村东山分区委、石盖分区委，青景丽县委所属的丽云区委；党支部有：万山、外黄垟、官坑、吴畲、石盖坪山、吴村、陈须、大圩（章坑源头）、坑根、石弄圩（马坑口）、横路、黄里、界头、驮田坪、郑山、黄驮山、箬坑、半岭等支部。
  1940年6月之后，在隐蔽斗争中新建立的党组织有：青田县西部与丽水交界的丽青松边区党组织，由处属特委派特派员负责领导；浙南瓯北县委派特派员接替青田县特派员领导青田东北部党的工作。并且新设立了万山区委及其所属的万山分区委、黄垟和石盖分区特派员。新发展的党支部有：上坪山、下坪山、赵山、桃坳、赤岩、云尖、林口、南山、下田、峰山、光乍坑、底项、石平川、乌坭塘、底黄垟、高〓、张口、徐坑、底垟、黄山、高桥背、驮坑、大济底、昌其、石盖口、乌坦、石盖、上合、陈学、旺山、铺西寮、大尖、呈山、大双坑、后山、下贵、西寮、下垟、东溪和万山妇女等支部。
  二、党员坚贞不屈，群众支持革命
  保存下来的党支部坚持着顽强的斗争，得到群众无私的支援，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南田乡山后村周爱信母子，为掩护党的组织，在国民党清剿队的酷刑下，坚贞不屈。儿子被折磨至死，母亲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革命奔忙。岭下乡驮田坪村党支部在形势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仍联络周边村党支部坚持斗争，起到了中心支部的作用，为了保护浙南特委、青景丽县委、丽云区委的干部安全，先后牺牲了刘际宝、刘际藏、刘周群三位党员。在区委领导人刘连兴的家属将要遭受敌人劫难时，驮田坪村党员不顾危险，连夜赶到小顺，将刘的家属及家用物品搬到驮田坪隐蔽起来。祯旺乡吴畲村共产党员江爱女一家，在抗战时期自始至终热情接待青田县委、丽青松边区和处属特委的下部。傅振军、宣恩金、李文辉、张之清、曾绍文、林艺圃等领导干部都曾隐蔽过她的家。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她件件都做。后来，她的丈夫金常余、侄儿金存挡被敌人杀害了，但她对革命的忠诚始终如一。
  为了党的干部的安全和健康，万山支部在济儿麻山的柴丛中搭建茅草棚供隐蔽的干部居住。茅棚周围用木棍扎实，以防野兽侵入。万山村的党员轮流陪同居住。严冬积雪时，为了不留脚印，上下山沿着不积雪的坑床行走。全村男女老少都很关心党的干部。妇女为党的干部洗补衣服，送饭带路，发现陌生人进村立即通风报信。人称“革命老妈妈”的陈聪妹的家是外来干部的常驻点。平日，她自己节衣缩食，对干部却尽其所有地热情接待，亲如一家。钱钟仪调离万山时，陈聪妹和乡亲含泪送至村外凉亭。隐蔽在外黄垟等村的党的干部，同样得到当地党员和村民的保护。如遇开会，妇女儿童为他们站岗放哨。稍有情况，即将他们转移到深山岙谷，为他们送饭送茶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