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9月16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代表与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的代表再次会谈，达成浙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
  国共合作抗日，有利于中共组织在青田的重建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青田进步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为青田共产党组织的重建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干部学校的师生抵达青田实施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使青田党的组织得以重建。
  第一节 初步实施抗日纲领
  一、领导抗日团体开展救亡活动
  七七事变之前，青田籍共产党员徐国恭经组织营救，从国民党苏州监狱保释回到家乡，会同朱一岩前往温州指导学生运动。他找到温州“学生联合救国会”的领导人胡景瑊、孙绍奎、孙经邃和同乡张可仙等，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讲解共产党的主张，推荐进步书刊供进步学生团体“野火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且为进步学生刊物《野火壁报》撰写团结抗日的文章。不久，在温州中学读书的青田籍知识青年姚立（柯里）、林艺圃、陈碧如等加入读书会，逐渐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日军侵占华北之后，学生会发动罢课，组织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然而，遭到当局的阻挠，胡景瑊、张可仙被捕。姚立、林艺圃等人积极参与学生会组织的营救工作。张可仙、胡景瑊虽准保释，但被押逐“出境”，于是，转到上海，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章乃器①与北平学生联合会取得联系，先后在无锡和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筹备会议和成立大会。他们通过秘密渠道，将各地宣传抗日救国的书刊寄到家乡，其中有：吴玉章在法国巴黎主持出版的《救国时报》等，使党的主张直接与读书会同学见面②。上海同济大学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青田籍学生曾绍文，曾经与同学一起上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时，曾绍文回到家乡，去温州探望有共同革命志向的同学叶龄银，不料叶的住处已被国民党当局监视，曾绍文因此被特务盯梢追踪，搜去《救亡情报》而被监禁。姚立、林艺圃等人参与营救工作。由于《救亡情报》确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出版的期刊，国民党当局只得释放曾绍文等人。后来，曾绍文与“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后改为新四军驻温通讯处）取得联系。
  1937年8月21日，由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白区工作团”主任黄先河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简称战青团）成立，林艺圃、曾绍文和陈碧如成为该团的活动份子，积极投身城乡的抗日救亡活动。姚立放弃了在南京上大学的机会，返回青田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在温州找孙绍奎、胡景瑊商量工作时，正遇“战青团”秘密组织人员前往平阳山门红军挺进师驻地访问。于是，姚立随同到山门，看到了红军的活动，听了挺进师师长粟裕的报告，更加深了对党和革命军队的认识。回到青田后，姚立联络本地青年，准备效仿温州的办法，成立爱国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时，青田县国民党当局正欲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做出成绩，知道姚立周围有一批知识青年，姚家又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便派人劝说姚立参加“青田县各界抗敌后援会”。该会是奉浙江省政府之命刚成立的官办团体，其领导者均徒有虚名，下属亦无所作为。为此，姚立同温州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孙绍奎、胡景瑊商议。此时，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的精神，指示各地：一方面，强调尽一切可能，独立自主地组织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力争其公开存在与活动；另一方面，争取通过国民党的形式，不暴露自己政治身份，推进工作，凡是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我们都要参加进去，力争起实际上领导作用，而不是与国民党争组织形式与表面的领导。于是，姚立加入“抗敌后援会”，以此公开合法组织为阵地，团结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姚立被补任为“青田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副主任，负责领导该会宣传股的一切工作。
  姚立领导宣传股，四处张贴抗敌墙报；成立歌咏队，教唱救亡歌曲；组织剧团，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城镇的抗日救亡宣传开始热闹起来，到处可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声。
  在此之前，温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已波及毗邻的青田县温溪镇。全面抗战伊始，“战青团”西溪支团的宣传队和一支使用新四军番号、身穿军装、乘坐军车的宣传队到温溪镇，沿街宣传抗日，知情者悄传：这是共产党的队伍。以流亡大学生为主组成的浙江省抗日宣传二队，也到温溪最热闹的街头戏台演出抗日戏剧，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纲领。后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所属的“小小流动剧团”，在温溪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剧，鼓舞广大人民的抗日救国斗志。
  1937年11月，为了交流经验，互相促进，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发起，联合乐清、天台、青田等8县，成立“温台处三属救亡团体联合办事处”，并出版《联合》等期刊。林艺圃、曾绍文、姚立代表青田（处属）参加成立大会。陈碧如①负责主编期刊《女战士》。
  正当青田城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形成热潮之时，中共浙南特委代理书记龙跃在温州城区，秘密接见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曾绍文等人，指示：救亡运动不仅要在城区发动群众，更要深入农村。此时，林艺圃、曾绍文、黄乃堤、朱正等，都来到青田“抗敌后援会”，使宣传股的骨干力量倍增。他们除了在鹤城镇开展活动以外，还到城郊、沿江两岸、公路沿线的乡村进行活动，宣传党的主张，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青年上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本质，宣讲“我们为什么抗日”、“抗日胜利的条件”、“后方民众应尽义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人们关心的问题。这些活动深受人民大众欢迎。
  二、闽浙边临时省委派员到青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也得到国民党民主人士的赞同。12月，杭嘉湖一带沦陷，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关于希望加强国共合作，发展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参与下，颁布了体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要精神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选派一批抗日爱国人士到一些县主政。这使共产党的活动有了合法的依据，为党领导抗日救国运动提供了机遇，这是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成果。浙江党组织积极支持黄绍竑采取抗日进步措施，派遣了一批党员、干部参政，动员了大批进步青年参加“战时政治工作队”等公开合法机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2月，浙江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推荐进步青年张若达、陆鲁一（后均入党）随同新任县长来到青田，张若达任第一科（民政科）科长，陆鲁一任第三科（教育科）科长。3月，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吴毓介绍从延安陕北公学提前毕业的丁国荣（丁梦华）到青田县政府，协同张若达、陆鲁一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3月上旬，青田县政府决定设置“乡政指导员”①，在呈报省政府核准的同时，即嘱民政科长张若达负责物色乡政指导员人选。经直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的中共温州支部书记孙绍奎联系，张若达到平阳山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抗日救亡干部学校”②中聘请人员。党员干部林国珽、郑行、周一松和青年干部徐寿考等10多人，由林国珽、郑行带队于3月下旬到达青田，参加县“乡政指导员工作队”。姚立、林艺圃、曾绍文等20余名当地青年也在受聘之列。县政府从3月21日开始，先后5次下达乡政指导员“委任令”和工作“训令”。郑行委任为县警卫队“政训指导员”兼负县府乡政指导室工作。除掌握内部情况外，着重对警卫队员进行服务抗战教育和军事训练，使之不要欺压群众。林国珽为工作队的负责人，他们将三四十名队员编成9个乡政指导员工作组，分赴城郊的港头乡、港口乡、二外乡、三外乡；沿江两岸的石芝乡、高市乡、浮弋乡；小溪一带的玉岩乡、南田乡、富岙乡、西坑乡开展工作。红军挺进师于校出来的人员，多数在南田一带活动，以便于与浙南特委隶属的泰顺、景宁县的党组织联系；少数干校人员和姚立、林艺圃、曾绍文等人在港头、油竹、山口、石溪、芝溪活动，以便于与浙南特委领导的永嘉、瑞安县的党组织联系。因为乡政指导员工作队是经浙江省政府批准，以青田县政府名义派往各地推行“政令”、指导乡村工作的，是公开合法的，其活动内容又正合广大民众的心愿，所以工作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就在农村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深入农户、田头调查访问乡村社会情况；召开保甲长会议和村民大会，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宣传中国抗战必胜的道理，激发民众抗日救亡热情；组织乡村农会和战时合作社，发展农村特产经济换取外汇，增强国家抗战实力；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免除按保甲户口摊派捐款的办法，提倡以财力为标准交纳捐款，减轻贫苦人负担；举办民众夜校，组织农民一边读书识字，一边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教育；指导乡村学校实施抗日教育，组织师生进行抗日宣传，等等。一支由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毕业学员组成的“新四军流动宣传队”，也在黄坛一带开展宣传活动，配合南田、西坑、富岙等地乡政指导员的工作。
  在指导员开展的工作中，比较复杂困难的是改选乡保长和推行减租。对于那些敲诈欺压群众的乡长，驻点指导员经过查清事实后报告县长，予以撤换。在改选乡长之前，浮弋、石芝、港头等乡指导员还向县长推荐合适人选，并由第一科（民政科）的主管负责谈话考察确定。石芝乡还改选了3名有劣迹的保长。此举受到群众拥护。减租斗争直接触及田主的经济利益，遇到的困难较多。浮弋乡指导员组织群众，排除干扰，不仅把租减下来，而且取消了佃农要向田主交押金的旧习。北山乡指导员经过有理、有节的斗争，使颇有靠山的大田主不得不执行减租条例。大田主的田租被减下来了，其余田主的田租都跟着减下来。南田乡的减租工作受到封建族长的阻挠，群众有顾虑。工作组排除困难，正要带领群众进入实际减租行动的时候，突然接到县里减租工作暂缓进行的通知，工作组撤回县城。南田的减租工作半途夭折。
  第二节 中共青田县工作委员会成立
  1938年3月下旬，红军挺进师主力由师长兼救亡干部学校校长粟裕率领开赴抗日前线，编入新四军。救亡干校的大部分师生留在地方工作，在青田担任乡政指导员工作的该校党员干部林国珽、郑行、周一松等的组织关系划归中共浙南特委领导。此时，乡政指导员工作队内建有秘密中共支部。5月，林国珽担任中共温州中心县委委员、宣传部长，负责青田县的建党工作。
  郑行、林国珽利用合法身份和公开工作之便利，在青田经常接近进步青年，对他们进行教育、培养。经过慎重考察，于1938年5月，郑行介绍姚立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通过姚立又吸收林艺圃、曾绍文入党。同时，林国珽介绍时在青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的进步青年屠宇人（黄岩籍）、叶公化（平阳籍）入党。
  乡政指导员带领农民开展撤换劣迹乡保长和减租斗争，引起地方劣绅的仇恨。他们联名向国民党中央要员告状。国民党顽固派下令撤销乡政指导员的设置。民政科长张若达、教育科长陆鲁一和丁国荣以及从红军挺进师干校来的干部，被迫于1938年6月底至7月间，先后撤离青田，县乡政指导员工作队党支部亦自然解体。这是青田县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个波折。
  在林国珽、郑行离开青田之前，经浙南特委和处属特委商定，青田籍党员留下坚持工作，并将组织关系划归处属特委领导。
  1938年7月19日，处属特委派蒋治到青田，带来特委书记张麒麟的指示信。在鹤城镇宝幢街120弄姚立家中，蒋治召集姚立、林艺圃、曾绍文三人开会，传达处属特委关于建立中共青田县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姚立为县工委书记，曾绍文、林艺圃为县工委委员。县工委设立组织、宣传二个部，曾绍文任组织部长、林艺圃任宣传部长。紧接着，青田县工委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组织者”①的指示精神，分别深入到鹤城镇、石芝乡、山口乡的民众中去，继续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在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秘密吸收骨干入党，建立党的组织。
  第三节 在救亡运动中发展党的组织
  一、县城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
  自1927年冬中共青田支部解体以后，县城鹤城镇未再建立党组织。1938年7月，中共青田县工委将领导机关秘密设在镇内。按照县工委的分工，姚立留在县城工作。他以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的身份为掩护，在民教馆内建立党小组。他和小组里的党员以民教馆为主要阵地，公开宣传抗日救亡，秘密从事党的活动。他们扩大民众夜校的学员招收范围，广泛联络工人、贫民和知识青年，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骨干，发展党员。12月，建立了中共城区支部，有党员14人。
  城区支部经常组织党员学习上级指示，按照党纲党章精神编写《党员读本》供党员学习，讨论怎样完成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支部重视党员的纪律教育。坚持按照各人的能力，每月缴纳一次党费，实在缴不起党费的，也须按时送一块小石子代替。大家都认识到这是考验自己，增强组织观念的具体行动。
  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城区党组织翻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秘密散发给居民、店铺和机关单位，并在夜深人静时，秘密在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张贴《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
  为了掌握青田县国民兵团的动态，激发士兵的抗日救国热情，党组织派两名党员打入县自卫队第二中队，分任指导员和文书，意欲先结交朋友，再发展党员。因该中队驻地在青田阜山乡，派去的党员又人地生疏，仅在士兵中作了一般的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工作，未能发展党员。
  城区党组织安排党员自办旅馆。一位女党员在汽车站、石柱埠附近开办旅馆，以便于接待来往于温州、丽水的党员干部。姚立等人受温州党员之托，曾在这个旅馆中接待三批去皖南参加新四军而路过青田的温州进步青年。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和浙南特委书记龙跃也曾在这个旅馆住宿，并且找姚立、林艺圃谈话，了解青田的情况。
  城区党组织还向新四军输送干部。1938年12月，姚碎英（洪力）等几位女青年由青田县党组织介绍，经处属特委安排，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部队。1940年初夏，姚立和张幼云也经处属特委安排，去皖南加入新四军。后来，党的干部林曼云（女）也是从青田出发，在丽水会同张戈利（女），几经辗转，到苏北参加新四军的。
  城区党组织主要是通过民教馆的合法组织，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开展的主要活动有：第一，定期举办讲座。两个余月时间演讲20余次，主要内容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心”、“抗敌的形势”、“亡国之痛苦”、“除汉奸”、“救国不分男女老少”等，听众数百逾千不等。与迁移到青田县城南岸上课的温州中学师生一起上街，悬挂中国地图，宣传抗战形势，痛诉大好河山遭敌蹂躏，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民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1940年5月4日，在党组织秘密组织下，温中师生和县城各界青年1000多人，在上店街城隍庙举行集会，表示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其社会反响强烈、深远。
  第二，创办抗日壁报，配以民教馆画家沈涛绘的宣传画，张贴街头，吸引更多观众。在墙壁上书写大幅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中共温州中学支部通过学生会，发动学生分头制作《反汪壁报》和抗日漫画，几乎贴遍街头巷尾。壁报和漫画揭露了汪精卫的对日投降，影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
  第三，向青年推荐进步书刊，开展读书活动。在民教馆内设立书报阅览室，丽水党组织派人在青田开设“新知书店”分销处。《论持久战》、《大众哲学》、《西行漫记》、《中国的新生》、《铁流》、《群众》、《新青年》和《救亡日报》等这些进步书刊报纸，都是积极推荐给青年读者的。
  第四，组织青年晨呼“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晨唱《大刀进行曲》，以唤起民众的抗战激情；组织青年跑步、爬山以锻炼身体，随时听候调遣，报效祖国；组织篮球比赛，联络青年感情，以培养全局观念和坚强意志。1938年冬，处属党组织指派进步青年侯家声到青田筹建民众剧团（场），并担任剧团团长，青田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将他的编制列入县政府“战时政工指导室”。剧团排演了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回春之乐》等多个话剧。首演成功，轰动山城。除在城镇演出外，还在沿江两岸乡村巡回演出，激发农民的抗日热情，并帮助当地建立宣传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民教馆联合温州中学的“温中剧团”在青田县城公演弘扬正气的《凤凰城》、《塞上风云》等话剧。后来，侯家声等人参加了以龙泉、青田等四县人员为主组成的浙江省第九区戏剧工作团，在团长、中共龙泉特支书记张三扬的带领下，到处属各县城乡交流演出四十余场，历时三个月，深受群众欢迎。
  二、在石芝乡开展减租斗争，建立党组织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中指出：“在抗战中，应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应该领导改善民众的生活的斗争”，其斗争方式以“采取群众压力为后盾的民主的与合法的方式为主”。浙江临时省委也明确指示：把二五减租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内容，争取并推动农会进行二五减租工作。
  20世纪30年代的青田，农业非常落后，粮食亩产年均不足200）公斤，歉收年则在100公斤以下。全县佃农和雇农约占农户数的78％，却只占有约4％的土地，所以只得租种田主的土地。佃户与田主的租额多为四六分成至三七分成，有的地租高达收成的75％。佃农终年辛苦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所谓“梯山为田，窖薯为粮”和社会上流传的：“穷人三件宝，火篾当灯草，火笼代棉袄，番薯丝吃到老”民谣，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1938年8月，按照县工委分工，曾绍文回到自己的家乡石芝领导农民运动。曾绍文首先开办民众夜校，动员农民上夜校听课。他深入浅出地讲解抗日救亡的意义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历数佃户租税负担的繁重，日子难熬的实例，进而讲到实行二五减租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①。他的话打动了人们的心，很快将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村村建立农民协会。曾绍文逐村召开座谈会，及时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酝酿开展减租斗争。
  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曾绍文带头从自家开始减租，他做好母亲和叔父的思想工作，公开向佃户们表明：秋收送租时，一定按原租额的25％减租。国民党石芝乡乡长是个大田主，他依仗其兄的恶势力出来威胁，声称：“要砍曾绍文的头”，企图阻挠减租。曾绍文不畏强暴，联合各村农会，商定：第一，坚决按25％减租，不让田主多收一斤租；第二，田主如撤田另找佃户，不论找谁，都不接受；第三，如果田主雇工自种，不论雇谁，都不去。
  1938年秋收之时，将要交租之前，在曾绍文的组织下，各村农会会员2000余人集结在石芝乡公所驻地、芝溪头村庙前广场。曾绍文当众宣布即日起正式实行二五减租。石芝乡乡长派了20余名乡警卫班武装士兵包围会场，下令停止开会。农民协会则早已组织七八十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保卫会场，并做士兵的思想工作。因警卫班士兵多为本乡穷人，也赞成减租，有的士兵当即退下步枪的枪机，表示决不开枪。乡长破坏减租大会的阴谋没有得逞。石芝乡地处青田县境腹地和交通要道，减租斗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出，附近乡村的减租运动也开展起来了。
  1938年初冬，叶岳鹏、何朝兴、周进千等一批农会骨干，通过减租斗争锻炼和考验，由曾绍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石盖坪山支部。曾绍文等人在石芝乡先后发展了24名党员。
  三、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山口区委石雕之乡山口，系青田县东南方向的重镇，靠近浙南特委的活动区域。根据县工委的分工，1938年7月，林艺圃仍回家乡山口开辟工作。他以石雕、石矿工人为主要工作对象，在山口文昌阁举办石雕、石矿工人读书班。文昌阁是石雕工人集中劳动生产的地方，工人们在这里白天劳动，晚上学习。读书班除教书识字外，主要是向工人灌输革命道理，宣传抗日救亡。林艺圃针对当地林、周两姓群众存在严重的宗族派别斗争的情况，进行阶级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内部应当团结一致，才有利于抗日救亡，才有利于提高政治地位和改善生活条件。思想觉悟提高了，宗族隔阂也开始化解，并涌现出许多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经教育培养，40余人先后入党。1938年7月下旬至8月底，相继建立山口十二房支部、山口下湾支部、山口前王支部。9月，处属特委委员周源到山口巡视工作，指示青田县工委批准成立中共山口区委。区委委员5人，由林艺圃兼任区委书记（后为林绍邦）。12月，区委又在方山乡发展4名党员，建立了西山支部。
  林艺圃在山口的活动，引起了地方恶势力的仇恨，他们指责林艺圃“拆林姓的墙脚”、宣传“赤化”，于是干扰读书班的活动，迫使读书班停办。林艺圃把工作方式转向个别教育、个别培养。他经常更换地点，秘密组织党员学习政治、讨论工作。然后，由党员分别去串连要好亲友，使党的主张在积极分子中得以贯彻。虽然恶势力不断跟踪监视，但因有党员和群众的掩护，林艺圃在这一地区仍能坚持下来。
  山口党组织的活动较为正规。入党要经过填表，要举行入党仪式，要向党旗举手宣誓。党支部下面建立党小组，每月做到开一二次会议，传达上级党的指示和研究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党内教育的内容有：党的任务、主张、党员的条件，启发党员对两个阶级、两个党、两个主义、两个政府（根据地的民主政府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府）、两条路线（全面抗战路线和妥协投降路线）等内容进行比较。同时，普遍开展党员守则教育，加强党的观念。党员都能按月交党费。遇到上级党组织急需活动经费时，党员们虽然生活困难，但是都能积极筹钱交给组织。十二房支部还组织“储蓄会”，每人出钱二角，给困难户周转救急，并以“储蓄会”的名义，掩护党的活动。
  党员对学习也很自觉，自己出钱买纸，林艺圃刻蜡纸，山口小学的党员油印，有时印刷100多册，供全县党员使用。党组织印刷了《党员守则》、《党员识字读本》以及按照《党章》编写的《党员初级读本》等学习资料。《党员守则》的内容有遵守党纪、严守秘密、交纳党费、按时到会、努力学习、自我批评、坚持原则、不失立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埋头苦干、照顾全局、牺牲个人、永不叛党等14条。《党员识字读本》的内容与革命有关，如工人、农民、剥削、压迫、团结、联合、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国民党等字。党员一边认字，一边领会含义。这些党内学习资料，通俗明了，易读易懂，其中有许多资料是处属特委干部钱钟仪、殷铁飞在山口区委帮助工作时亲手编写的。他们上矿山、进矿洞，与矿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对党员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殷铁飞为矿工编写歌词，配上悲哀曲调，表达矿工的疾苦与呼声。数年后，矿工仍然能唱他编的《矿工之歌》①。不久，姚立经亲戚介绍担任山口小学校长，党员张幼云、姚国杰等人为教师。他们在校内秘密建立独立党小组，以学校为阵地，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大力协助山口区委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始只是仿效城区初期的办法，晨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教唱《大刀进行曲》、墙报摘抄前线消息等，逐渐红火到唱《太行山上》、《我们是铁的队伍》等抗战歌曲，演《张家店》、《除夕》等抗战话剧，墙报抄录反对投降主义的文章，并绘制大幅战场地图，插上红旗的表示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插上蓝旗的表示日军侵占区，无旗的为国民党统治区。学校还把“严肃、团结、紧张、活泼”作为校风，写成大字贴在校园最醒目的地方。学校自编抗日救亡课本，学生写抗日救亡的作文。学校还组织师生到油竹、方山等地宣传抗日救亡，颇受群众欢迎。
  为了掌握地方供销经营的权力，为民众谋取经济利益，山口党组织依靠积极分子，发动群众，通过公开选举，取得了山口乡消费合作社的领导权。进入合作社工作的几名党员不辞辛苦地直接从温州进货，减少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让利于民，货物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甚得民心。消费合作社经济公开，年终按股份分红，民众称赞不已。1938年夏遇粮荒，党员一面带领群众上山开荒，种玉米杂粮，一面通过统战关系，购得“官仓”稻谷一万余斤，到外地购进大小麦八千余斤，全部按平价销售给缺粮民众。
  11月，为阻止日本侵略军从陆路进攻温州、丽水，山口一带奉令派出300余名青壮年民工，担负毁坏丽青温公路圩仁段的路面。但是，负责该段工程的保长克扣民工大米，据为己有。中共山口区委派去的10多名党员得此消息后，立即领导民工向保长清算生活费，并以罢工方式迫使保长交出全部生活费，由民工自行民主管理。这样不仅打击了保长的威风，而且使群众更加团结，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得到提高。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中共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动员全国人民同国民党顽固派亲日、反共活动进行斗争。山口区委按照处属特委的决定，在同一个夜晚统一行动，安排党员在方山、山口、油竹等地散发和张贴《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另派党员去县城配合城区支部在县城张贴。山口区委还根据处属特委的通知，赶印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救国大计十端》数百份，深夜组织党员在方圆四十里的村庄中张贴。这些传单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也使国民党当局为之惊讶。
  为了掌握地方保甲的行政权力，山口党员分头联络群众，在进步人士的支持下，2名党员分别当选为第一保保长和第四保保队附。他们上任后，为抵制地方恶势力的欺压群众、乱征苛捐杂税和乱拉壮丁作了不少努力。
  山口区委在取得进步青年林德圃的帮助后，指派党员打入山口乡公所警卫班，在警卫班中发展了2名党员，这样就便于随时掌握国民党乡公所的动态，为党组织采取对策提供方便。
  处属特委委员周源到山口巡视期间，带来了中共中央准备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并代表特委提出要向“七大”献礼的决定。山口党员对于向党的代表大会献礼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区委成员商议结果，确定刻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石雕像，由几名雕刻技术高超的党员负责设计制作。经过昼夜努力，赶制成功马、恩、列、斯四片浮雕石像，每片约15公分长、11公分宽、1.5公分厚，石料颜色为庄严的淡青色，并刻有“献给中国共产党七大”“青田雕刻工人”“山口共产党区委会”的字样。由于中国人的面部轮廓线条不明显，所以毛泽东像未雕成。浮雕石像由殷铁飞带到处属特委，由出席“七大”的浙江代表团送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颇得赞扬。
  中共青田县工委刚建立时，下属党员只有本籍的姚立、林艺圃、曾绍文和外籍的叶公化四人。姚、林、曾三人在各自家乡开展活动，不仅人地两熟，而且他们在当地均为名门望族后裔，结交广泛，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在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骨干，吸收党员。从1938年7月底到12月初，县（工）委发展党员60多人，建立了山口区委及其下属的十二房支部、下湾支部、前王支部、西山支部；直属县工委的县民教馆小组、城区支部，石盖坪山支部。
  四、在西南边境山区建立党组织
  青田西南部与泰顺、景宁、丽水等县交界的边境，多为深山密林，地形复杂、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经济贫穷，但民风纯朴强悍，许多村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和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活动地区，革命影响和思想基础仍在。
  1936年夏秋之间，为了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曾在青田、瑞安、永嘉、泰顺、景宁、云和、丽水和庆元八县边境地区，分别建立青景庆泰等4个县委，在当地农民中培养了一批干部。其中，就有青田籍的李达其、李振升、张水达等人，在此期间先后入党、脱产工作的。
  1938年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决定撤销中共浙东南特委及其所属青景庆泰等县委的建制，建立中共青（田）景（宁）丽（水）中心县委，归属浙南特委领导。中心县委的管辖范围，包括当时青田县西南境内的南田区和瑞安县的大峃区及景宁、丽水、云和县的一些边境乡村。其下属组织在青田的是中共丽云区委，区委书记先后由龚福寿、刘连兴担任。机关驻地在景宁的中共梅岐区委也时常在青田县西南境内活动。
  从1938年初冬开始，丽云区委先后派刘连兴、张水达、邱宝珍等党的干部到青田的妙厚、岭下等乡活动。他们通过“先交好朋友，后发展党员”的方法，结识了青田县界头村的叶孔福、驮田坪村的刘志清、箬坑村的钟培文等贫穷青年，以组织“兄弟会”的形式，向他们宣传反对乱拉壮丁、反对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改善穷人生活等共产党的主张。经教育培养后吸收他们入党。在建立支部的会议上，党员人人按指印宣誓，做到“三要”：要带领群众闹革命，要不怕牺牲，要遵守党的纪律。随后，丽云区委的领导人刘连兴、张水达、邱宝珍将工作重点从景宁转移到青田的驮田坪、半岭、箬坑、界头等地。刘连兴常驻界头村叶孔福的茅草棚里，叶孔福的母亲瞿世奶成为丽云区委的联络员、交通员，她为丽云区委干部递信、送饭、放哨、带路，不辞辛苦，不怕危险。①
  后来，丽云区委的活动又扩展到青田县的北山、玉岩、徐白、祯旺、章村一带。1938年冬，建立了界头、驮田坪、郑山3个支部；1939年2月至1940年3月，在张岙、黄驮山、箬坑、半岭建立了4个支部；1940年12月以后，又在张口、徐坑、底垟、黄山、高桥背、石盖口、乌坦、石盖、上合、陈学、驮坑、大济底、昌其、旺山和铺西寮建立了15个支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