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第七章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重建党的组织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公然发动大规模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推动下，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1937年9月16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的代表与国民党闽浙赣皖四省边区主任公署的代表再次会谈，达成浙江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
  国共合作抗日，有利于中共组织在青田的重建和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青田进步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运动，为青田共产党组织的重建在思想上、组织上作了准备。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干部学校的师生抵达青田实施党的抗日救国纲领，使青田党的组织得以重建。
  第一节初步实施抗日纲领
  一、领导抗日团体开展救亡活动
  七七事变之前，青田籍共产党员徐国恭经组织营救，从国民党苏州监狱保释回到家乡，会同朱一岩前往温州指导学生运动。他找到温州“学生联合救国会”的领导人胡景瑊、孙绍奎、孙经邃和同乡张可仙等，向他们灌输革命道理，讲解共产党的主张，推荐进步书刊供进步学生团体“野火读书会”的成员阅读，并且为进步学生刊物《野火壁报》撰写团结抗日的文章。不久，在温州中学读书的青田籍知识青年姚立（柯里）、林艺圃、陈碧如等加入读书会，逐渐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日军侵占华北之后，学生会发动罢课，组织游行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然而，遭到当局的阻挠，胡景瑊、张可仙被捕。姚立、林艺圃等人积极参与学生会组织的营救工作。张可仙、胡景瑊虽准保释，但被押逐“出境”，于是，转到上海，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章乃器①与北平学生联合会取得联系，先后在无锡和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的筹备会议和成立大会。他们通过秘密渠道，将各地宣传抗日救国的书刊寄到家乡，其中有：吴玉章在法国巴黎主持出版的《救国时报》等，使党的主张直接与读书会同学见面②。上海同济大学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青田籍学生曾绍文，曾经与同学一起上南京请愿，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此时，曾绍文回到家乡，去温州探望有共同革命志向的同学叶龄银，不料叶的住处已被国民党当局监视，曾绍文因此被特务盯梢追踪，搜去《救亡情报》而被监禁。姚立、林艺圃等人参与营救工作。由于《救亡情报》确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出版的期刊，国民党当局只得释放曾绍文等人。后来，曾绍文与“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驻温州办事处”（后改为新四军驻温通讯处）取得联系。
  1937年8月21日，由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白区工作团”主任黄先河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简称战青团）成立，林艺圃、曾绍文和陈碧如成为该团的活动份子，积极投身城乡的抗日救亡活动。姚立放弃了在南京上大学的机会，返回青田投身抗日救亡活动，在温州找孙绍奎、胡景瑊商量工作时，正遇“战青团”秘密组织人员前往平阳山门红军挺进师驻地访问。于是，姚立随同到山门，看到了红军的活动，听了挺进师师长粟裕的报告，更加深了对党和革命军队的认识。回到青田后，姚立联络本地青年，准备效仿温州的办法，成立爱国团体，开展抗日救亡活动。这时，青田县国民党当局正欲在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中做出成绩，知道姚立周围有一批知识青年，姚家又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便派人劝说姚立参加“青田县各界抗敌后援会”。该会是奉浙江省政府之命刚成立的官办团体，其领导者均徒有虚名，下属亦无所作为。为此，姚立同温州共产党组织负责人孙绍奎、胡景瑊商议。此时，中共浙江省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的精神，指示各地：一方面，强调尽一切可能，独立自主地组织各种群众救亡团体，力争其公开存在与活动；另一方面，争取通过国民党的形式，不暴露自己政治身份，推进工作，凡是公开合法的群众组织，我们都要参加进去，力争起实际上领导作用，而不是与国民党争组织形式与表面的领导。于是，姚立加入“抗敌后援会”，以此公开合法组织为阵地，团结进步力量，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姚立被补任为“青田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副主任，负责领导该会宣传股的一切工作。
  姚立领导宣传股，四处张贴抗敌墙报；成立歌咏队，教唱救亡歌曲；组织剧团，演《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城镇的抗日救亡宣传开始热闹起来，到处可闻“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等抗战歌声。
  在此之前，温州的抗日救亡运动已波及毗邻的青田县温溪镇。全面抗战伊始，“战青团”西溪支团的宣传队和一支使用新四军番号、身穿军装、乘坐军车的宣传队到温溪镇，沿街宣传抗日，知情者悄传：这是共产党的队伍。以流亡大学生为主组成的浙江省抗日宣传二队，也到温溪最热闹的街头戏台演出抗日戏剧，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纲领。后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所属的“小小流动剧团”，在温溪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捉汉奸》等剧，鼓舞广大人民的抗日救国斗志。
  1937年11月，为了交流经验，互相促进，由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永嘉战时青年服务团”发起，联合乐清、天台、青田等8县，成立“温台处三属救亡团体联合办事处”，并出版《联合》等期刊。林艺圃、曾绍文、姚立代表青田（处属）参加成立大会。陈碧如①负责主编期刊《女战士》。
  正当青田城镇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形成热潮之时，中共浙南特委代理书记龙跃在温州城区，秘密接见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曾绍文等人，指示：救亡运动不仅要在城区发动群众，更要深入农村。此时，林艺圃、曾绍文、黄乃堤、朱正等，都来到青田“抗敌后援会”，使宣传股的骨干力量倍增。他们除了在鹤城镇开展活动以外，还到城郊、沿江两岸、公路沿线的乡村进行活动，宣传党的主张，动员民众参加抗日救亡活动，组织青年上课，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本质，宣讲“我们为什么抗日”、“抗日胜利的条件”、“后方民众应尽义务”、“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人们关心的问题。这些活动深受人民大众欢迎。
  二、闽浙边临时省委派员到青田
  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赢得广大人民的拥护，也得到国民党民主人士的赞同。12月，杭嘉湖一带沦陷，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接受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关于希望加强国共合作，发展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议，在中共地下党员的支持、参与下，颁布了体现《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主要精神的《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选派一批抗日爱国人士到一些县主政。这使共产党的活动有了合法的依据，为党领导抗日救国运动提供了机遇，这是浙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大成果。浙江党组织积极支持黄绍竑采取抗日进步措施，派遣了一批党员、干部参政，动员了大批进步青年参加“战时政治工作队”等公开合法机构，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2月，浙江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推荐进步青年张若达、陆鲁一（后均入党）随同新任县长来到青田，张若达任第一科（民政科）科长，陆鲁一任第三科（教育科）科长。3月，新四军驻浙江办事处主任吴毓介绍从延安陕北公学提前毕业的丁国荣（丁梦华）到青田县政府，协同张若达、陆鲁一从事抗日救亡活动。
  3月上旬，青田县政府决定设置“乡政指导员”①，在呈报省政府核准的同时，即嘱民政科长张若达负责物色乡政指导员人选。经直属闽浙边临时省委领导的中共温州支部书记孙绍奎联系，张若达到平阳山门“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抗日救亡干部学校”②中聘请人员。党员干部林国珽、郑行、周一松和青年干部徐寿考等10多人，由林国珽、郑行带队于3月下旬到达青田，参加县“乡政指导员工作队”。姚立、林艺圃、曾绍文等20余名当地青年也在受聘之列。县政府从3月21日开始，先后5次下达乡政指导员“委任令”和工作“训令”。郑行委任为县警卫队“政训指导员”兼负县府乡政指导室工作。除掌握内部情况外，着重对警卫队员进行服务抗战教育和军事训练，使之不要欺压群众。林国珽为工作队的负责人，他们将三四十名队员编成9个乡政指导员工作组，分赴城郊的港头乡、港口乡、二外乡、三外乡；沿江两岸的石芝乡、高市乡、浮弋乡；小溪一带的玉岩乡、南田乡、富岙乡、西坑乡开展工作。红军挺进师于校出来的人员，多数在南田一带活动，以便于与浙南特委隶属的泰顺、景宁县的党组织联系；少数干校人员和姚立、林艺圃、曾绍文等人在港头、油竹、山口、石溪、芝溪活动，以便于与浙南特委领导的永嘉、瑞安县的党组织联系。因为乡政指导员工作队是经浙江省政府批准，以青田县政府名义派往各地推行“政令”、指导乡村工作的，是公开合法的，其活动内容又正合广大民众的心愿，所以工作队中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就在农村大力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他们深入农户、田头调查访问乡村社会情况；召开保甲长会议和村民大会，揭露日军侵略暴行，宣传中国抗战必胜的道理，激发民众抗日救亡热情；组织乡村农会和战时合作社，发展农村特产经济换取外汇，增强国家抗战实力；号召群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援抗战；免除按保甲户口摊派捐款的办法，提倡以财力为标准交纳捐款，减轻贫苦人负担；举办民众夜校，组织农民一边读书识字，一边接受新文化新思想教育；指导乡村学校实施抗日教育，组织师生进行抗日宣传，等等。一支由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毕业学员组成的“新四军流动宣传队”，也在黄坛一带开展宣传活动，配合南田、西坑、富岙等地乡政指导员的工作。
  在指导员开展的工作中，比较复杂困难的是改选乡保长和推行减租。对于那些敲诈欺压群众的乡长，驻点指导员经过查清事实后报告县长，予以撤换。在改选乡长之前，浮弋、石芝、港头等乡指导员还向县长推荐合适人选，并由第一科（民政科）的主管负责谈话考察确定。石芝乡还改选了3名有劣迹的保长。此举受到群众拥护。减租斗争直接触及田主的经济利益，遇到的困难较多。浮弋乡指导员组织群众，排除干扰，不仅把租减下来，而且取消了佃农要向田主交押金的旧习。北山乡指导员经过有理、有节的斗争，使颇有靠山的大田主不得不执行减租条例。大田主的田租被减下来了，其余田主的田租都跟着减下来。南田乡的减租工作受到封建族长的阻挠，群众有顾虑。工作组排除困难，正要带领群众进入实际减租行动的时候，突然接到县里减租工作暂缓进行的通知，工作组撤回县城。南田的减租工作半途夭折。
  第二节中共青田县工作委员会成立
  1938年3月下旬，红军挺进师主力由师长兼救亡干部学校校长粟裕率领开赴抗日前线，编入新四军。救亡干校的大部分师生留在地方工作，在青田担任乡政指导员工作的该校党员干部林国珽、郑行、周一松等的组织关系划归中共浙南特委领导。此时，乡政指导员工作队内建有秘密中共支部。5月，林国珽担任中共温州中心县委委员、宣传部长，负责青田县的建党工作。
  郑行、林国珽利用合法身份和公开工作之便利，在青田经常接近进步青年，对他们进行教育、培养。经过慎重考察，于1938年5月，郑行介绍姚立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通过姚立又吸收林艺圃、曾绍文入党。同时，林国珽介绍时在青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的进步青年屠宇人（黄岩籍）、叶公化（平阳籍）入党。
  乡政指导员带领农民开展撤换劣迹乡保长和减租斗争，引起地方劣绅的仇恨。他们联名向国民党中央要员告状。国民党顽固派下令撤销乡政指导员的设置。民政科长张若达、教育科长陆鲁一和丁国荣以及从红军挺进师干校来的干部，被迫于1938年6月底至7月间，先后撤离青田，县乡政指导员工作队党支部亦自然解体。这是青田县抗日救亡运动中的一个波折。
  在林国珽、郑行离开青田之前，经浙南特委和处属特委商定，青田籍党员留下坚持工作，并将组织关系划归处属特委领导。
  1938年7月19日，处属特委派蒋治到青田，带来特委书记张麒麟的指示信。在鹤城镇宝幢街120弄姚立家中，蒋治召集姚立、林艺圃、曾绍文三人开会，传达处属特委关于建立中共青田县工作委员会的决定。姚立为县工委书记，曾绍文、林艺圃为县工委委员。县工委设立组织、宣传二个部，曾绍文任组织部长、林艺圃任宣传部长。紧接着，青田县工委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的“此时最要紧的任务，是迅速地、切实地组织抗日统一战线，以扩大救亡运动。……共产党员应实际上成为各地救亡运动与救亡组织之发起人、宣传者、组织者”①的指示精神，分别深入到鹤城镇、石芝乡、山口乡的民众中去，继续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同时，在斗争中培养积极分子，秘密吸收骨干入党，建立党的组织。
  第三节 在救亡运动中发展党的组织
  一、县城党组织的建立和活动
  自1927年冬中共青田支部解体以后，县城鹤城镇未再建立党组织。1938年7月，中共青田县工委将领导机关秘密设在镇内。按照县工委的分工，姚立留在县城工作。他以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的身份为掩护，在民教馆内建立党小组。他和小组里的党员以民教馆为主要阵地，公开宣传抗日救亡，秘密从事党的活动。他们扩大民众夜校的学员招收范围，广泛联络工人、贫民和知识青年，从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骨干，发展党员。12月，建立了中共城区支部，有党员14人。
  城区支部经常组织党员学习上级指示，按照党纲党章精神编写《党员读本》供党员学习，讨论怎样完成组织交给的工作任务。支部重视党员的纪律教育。坚持按照各人的能力，每月缴纳一次党费，实在缴不起党费的，也须按时送一块小石子代替。大家都认识到这是考验自己，增强组织观念的具体行动。
  为了扩大中国共产党在民众中的影响，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城区党组织翻印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秘密散发给居民、店铺和机关单位，并在夜深人静时，秘密在大街小巷、车站码头张贴《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
  为了掌握青田县国民兵团的动态，激发士兵的抗日救国热情，党组织派两名党员打入县自卫队第二中队，分任指导员和文书，意欲先结交朋友，再发展党员。因该中队驻地在青田阜山乡，派去的党员又人地生疏，仅在士兵中作了一般的抗日救亡宣传教育工作，未能发展党员。
  城区党组织安排党员自办旅馆。一位女党员在汽车站、石柱埠附近开办旅馆，以便于接待来往于温州、丽水的党员干部。姚立等人受温州党员之托，曾在这个旅馆中接待三批去皖南参加新四军而路过青田的温州进步青年。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和浙南特委书记龙跃也曾在这个旅馆住宿，并且找姚立、林艺圃谈话，了解青田的情况。
  城区党组织还向新四军输送干部。1938年12月，姚碎英（洪力）等几位女青年由青田县党组织介绍，经处属特委安排，前往皖南参加新四军部队。1940年初夏，姚立和张幼云也经处属特委安排，去皖南加入新四军。后来，党的干部林曼云（女）也是从青田出发，在丽水会同张戈利（女），几经辗转，到苏北参加新四军的。
  城区党组织主要是通过民教馆的合法组织，在群众中宣传抗日救亡。开展的主要活动有：第一，定期举办讲座。两个余月时间演讲20余次，主要内容有：“日本帝国主义者的野心”、“抗敌的形势”、“亡国之痛苦”、“除汉奸”、“救国不分男女老少”等，听众数百逾千不等。与迁移到青田县城南岸上课的温州中学师生一起上街，悬挂中国地图，宣传抗战形势，痛诉大好河山遭敌蹂躏，疾呼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民众抗日情绪日益高涨。1940年5月4日，在党组织秘密组织下，温中师生和县城各界青年1000多人，在上店街城隍庙举行集会，表示抗战到底，反对投降妥协，其社会反响强烈、深远。
  第二，创办抗日壁报，配以民教馆画家沈涛绘的宣传画，张贴街头，吸引更多观众。在墙壁上书写大幅标语：“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坚持抗战、反对投降”。中共温州中学支部通过学生会，发动学生分头制作《反汪壁报》和抗日漫画，几乎贴遍街头巷尾。壁报和漫画揭露了汪精卫的对日投降，影射蒋介石的对日妥协。
  第三，向青年推荐进步书刊，开展读书活动。在民教馆内设立书报阅览室，丽水党组织派人在青田开设“新知书店”分销处。《论持久战》、《大众哲学》、《西行漫记》、《中国的新生》、《铁流》、《群众》、《新青年》和《救亡日报》等这些进步书刊报纸，都是积极推荐给青年读者的。
  第四，组织青年晨呼“收复失地、还我河山”，晨唱《大刀进行曲》，以唤起民众的抗战激情；组织青年跑步、爬山以锻炼身体，随时听候调遣，报效祖国；组织篮球比赛，联络青年感情，以培养全局观念和坚强意志。1938年冬，处属党组织指派进步青年侯家声到青田筹建民众剧团（场），并担任剧团团长，青田党组织通过统战关系，将他的编制列入县政府“战时政工指导室”。剧团排演了以抗日救国为主题的《回春之乐》等多个话剧。首演成功，轰动山城。除在城镇演出外，还在沿江两岸乡村巡回演出，激发农民的抗日热情，并帮助当地建立宣传队，教唱抗日救亡歌曲。民教馆联合温州中学的“温中剧团”在青田县城公演弘扬正气的《凤凰城》、《塞上风云》等话剧。后来，侯家声等人参加了以龙泉、青田等四县人员为主组成的浙江省第九区戏剧工作团，在团长、中共龙泉特支书记张三扬的带领下，到处属各县城乡交流演出四十余场，历时三个月，深受群众欢迎。
  二、在石芝乡开展减租斗争，建立党组织
  减租减息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战中地方工作的原则指示》中指出：“在抗战中，应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应该领导改善民众的生活的斗争”，其斗争方式以“采取群众压力为后盾的民主的与合法的方式为主”。浙江临时省委也明确指示：把二五减租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主要内容，争取并推动农会进行二五减租工作。
  20世纪30年代的青田，农业非常落后，粮食亩产年均不足200）公斤，歉收年则在100公斤以下。全县佃农和雇农约占农户数的78％，却只占有约4％的土地，所以只得租种田主的土地。佃户与田主的租额多为四六分成至三七分成，有的地租高达收成的75％。佃农终年辛苦却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所谓“梯山为田，窖薯为粮”和社会上流传的：“穷人三件宝，火篾当灯草，火笼代棉袄，番薯丝吃到老”民谣，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
  1938年8月，按照县工委分工，曾绍文回到自己的家乡石芝领导农民运动。曾绍文首先开办民众夜校，动员农民上夜校听课。他深入浅出地讲解抗日救亡的意义和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性，历数佃户租税负担的繁重，日子难熬的实例，进而讲到实行二五减租的必要性、合理性和合法性①。他的话打动了人们的心，很快将农民发动和组织起来，村村建立农民协会。曾绍文逐村召开座谈会，及时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酝酿开展减租斗争。
  为了打开工作局面，曾绍文带头从自家开始减租，他做好母亲和叔父的思想工作，公开向佃户们表明：秋收送租时，一定按原租额的25％减租。国民党石芝乡乡长是个大田主，他依仗其兄的恶势力出来威胁，声称：“要砍曾绍文的头”，企图阻挠减租。曾绍文不畏强暴，联合各村农会，商定：第一，坚决按25％减租，不让田主多收一斤租；第二，田主如撤田另找佃户，不论找谁，都不接受；第三，如果田主雇工自种，不论雇谁，都不去。
  1938年秋收之时，将要交租之前，在曾绍文的组织下，各村农会会员2000余人集结在石芝乡公所驻地、芝溪头村庙前广场。曾绍文当众宣布即日起正式实行二五减租。石芝乡乡长派了20余名乡警卫班武装士兵包围会场，下令停止开会。农民协会则早已组织七八十个身强力壮的青年保卫会场，并做士兵的思想工作。因警卫班士兵多为本乡穷人，也赞成减租，有的士兵当即退下步枪的枪机，表示决不开枪。乡长破坏减租大会的阴谋没有得逞。石芝乡地处青田县境腹地和交通要道，减租斗争胜利的消息很快传出，附近乡村的减租运动也开展起来了。
  1938年初冬，叶岳鹏、何朝兴、周进千等一批农会骨干，通过减租斗争锻炼和考验，由曾绍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建立石盖坪山支部。曾绍文等人在石芝乡先后发展了24名党员。
  三、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中共山口区委石雕之乡山口，系青田县东南方向的重镇，靠近浙南特委的活动区域。根据县工委的分工，1938年7月，林艺圃仍回家乡山口开辟工作。他以石雕、石矿工人为主要工作对象，在山口文昌阁举办石雕、石矿工人读书班。文昌阁是石雕工人集中劳动生产的地方，工人们在这里白天劳动，晚上学习。读书班除教书识字外，主要是向工人灌输革命道理，宣传抗日救亡。林艺圃针对当地林、周两姓群众存在严重的宗族派别斗争的情况，进行阶级教育，使大家认识到天下工人是一家，工人内部应当团结一致，才有利于抗日救亡，才有利于提高政治地位和改善生活条件。思想觉悟提高了，宗族隔阂也开始化解，并涌现出许多抗日救亡活动的积极分子。经教育培养，40余人先后入党。1938年7月下旬至8月底，相继建立山口十二房支部、山口下湾支部、山口前王支部。9月，处属特委委员周源到山口巡视工作，指示青田县工委批准成立中共山口区委。区委委员5人，由林艺圃兼任区委书记（后为林绍邦）。12月，区委又在方山乡发展4名党员，建立了西山支部。
  林艺圃在山口的活动，引起了地方恶势力的仇恨，他们指责林艺圃“拆林姓的墙脚”、宣传“赤化”，于是干扰读书班的活动，迫使读书班停办。林艺圃把工作方式转向个别教育、个别培养。他经常更换地点，秘密组织党员学习政治、讨论工作。然后，由党员分别去串连要好亲友，使党的主张在积极分子中得以贯彻。虽然恶势力不断跟踪监视，但因有党员和群众的掩护，林艺圃在这一地区仍能坚持下来。
  山口党组织的活动较为正规。入党要经过填表，要举行入党仪式，要向党旗举手宣誓。党支部下面建立党小组，每月做到开一二次会议，传达上级党的指示和研究如何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学习党的基本知识。党内教育的内容有：党的任务、主张、党员的条件，启发党员对两个阶级、两个党、两个主义、两个政府（根据地的民主政府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府）、两条路线（全面抗战路线和妥协投降路线）等内容进行比较。同时，普遍开展党员守则教育，加强党的观念。党员都能按月交党费。遇到上级党组织急需活动经费时，党员们虽然生活困难，但是都能积极筹钱交给组织。十二房支部还组织“储蓄会”，每人出钱二角，给困难户周转救急，并以“储蓄会”的名义，掩护党的活动。
  党员对学习也很自觉，自己出钱买纸，林艺圃刻蜡纸，山口小学的党员油印，有时印刷100多册，供全县党员使用。党组织印刷了《党员守则》、《党员识字读本》以及按照《党章》编写的《党员初级读本》等学习资料。《党员守则》的内容有遵守党纪、严守秘密、交纳党费、按时到会、努力学习、自我批评、坚持原则、不失立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埋头苦干、照顾全局、牺牲个人、永不叛党等14条。《党员识字读本》的内容与革命有关，如工人、农民、剥削、压迫、团结、联合、八路军、新四军、共产党、国民党等字。党员一边认字，一边领会含义。这些党内学习资料，通俗明了，易读易懂，其中有许多资料是处属特委干部钱钟仪、殷铁飞在山口区委帮助工作时亲手编写的。他们上矿山、进矿洞，与矿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对党员进行耐心细致的教育。殷铁飞为矿工编写歌词，配上悲哀曲调，表达矿工的疾苦与呼声。数年后，矿工仍然能唱他编的《矿工之歌》①。不久，姚立经亲戚介绍担任山口小学校长，党员张幼云、姚国杰等人为教师。他们在校内秘密建立独立党小组，以学校为阵地，以教师职业为掩护，大力协助山口区委开展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开始只是仿效城区初期的办法，晨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教唱《大刀进行曲》、墙报摘抄前线消息等，逐渐红火到唱《太行山上》、《我们是铁的队伍》等抗战歌曲，演《张家店》、《除夕》等抗战话剧，墙报抄录反对投降主义的文章，并绘制大幅战场地图，插上红旗的表示抗日根据地和敌后游击区，插上蓝旗的表示日军侵占区，无旗的为国民党统治区。学校还把“严肃、团结、紧张、活泼”作为校风，写成大字贴在校园最醒目的地方。学校自编抗日救亡课本，学生写抗日救亡的作文。学校还组织师生到油竹、方山等地宣传抗日救亡，颇受群众欢迎。
  为了掌握地方供销经营的权力，为民众谋取经济利益，山口党组织依靠积极分子，发动群众，通过公开选举，取得了山口乡消费合作社的领导权。进入合作社工作的几名党员不辞辛苦地直接从温州进货，减少商品流通的中间环节，让利于民，货物低于市场价格销售，甚得民心。消费合作社经济公开，年终按股份分红，民众称赞不已。1938年夏遇粮荒，党员一面带领群众上山开荒，种玉米杂粮，一面通过统战关系，购得“官仓”稻谷一万余斤，到外地购进大小麦八千余斤，全部按平价销售给缺粮民众。
  11月，为阻止日本侵略军从陆路进攻温州、丽水，山口一带奉令派出300余名青壮年民工，担负毁坏丽青温公路圩仁段的路面。但是，负责该段工程的保长克扣民工大米，据为己有。中共山口区委派去的10多名党员得此消息后，立即领导民工向保长清算生活费，并以罢工方式迫使保长交出全部生活费，由民工自行民主管理。这样不仅打击了保长的威风，而且使群众更加团结，党员在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得到提高。
  针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逆流，中共中央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动员全国人民同国民党顽固派亲日、反共活动进行斗争。山口区委按照处属特委的决定，在同一个夜晚统一行动，安排党员在方山、山口、油竹等地散发和张贴《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另派党员去县城配合城区支部在县城张贴。山口区委还根据处属特委的通知，赶印毛泽东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救国大计十端》数百份，深夜组织党员在方圆四十里的村庄中张贴。这些传单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同时也使国民党当局为之惊讶。
  为了掌握地方保甲的行政权力，山口党员分头联络群众，在进步人士的支持下，2名党员分别当选为第一保保长和第四保保队附。他们上任后，为抵制地方恶势力的欺压群众、乱征苛捐杂税和乱拉壮丁作了不少努力。
  山口区委在取得进步青年林德圃的帮助后，指派党员打入山口乡公所警卫班，在警卫班中发展了2名党员，这样就便于随时掌握国民党乡公所的动态，为党组织采取对策提供方便。
  处属特委委员周源到山口巡视期间，带来了中共中央准备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消息，并代表特委提出要向“七大”献礼的决定。山口党员对于向党的代表大会献礼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区委成员商议结果，确定刻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石雕像，由几名雕刻技术高超的党员负责设计制作。经过昼夜努力，赶制成功马、恩、列、斯四片浮雕石像，每片约15公分长、11公分宽、1.5公分厚，石料颜色为庄严的淡青色，并刻有“献给中国共产党七大”“青田雕刻工人”“山口共产党区委会”的字样。由于中国人的面部轮廓线条不明显，所以毛泽东像未雕成。浮雕石像由殷铁飞带到处属特委，由出席“七大”的浙江代表团送到皖南泾县新四军军部，颇得赞扬。
  中共青田县工委刚建立时，下属党员只有本籍的姚立、林艺圃、曾绍文和外籍的叶公化四人。姚、林、曾三人在各自家乡开展活动，不仅人地两熟，而且他们在当地均为名门望族后裔，结交广泛，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他们在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发现积极分子，培养骨干，吸收党员。从1938年7月底到12月初，县（工）委发展党员60多人，建立了山口区委及其下属的十二房支部、下湾支部、前王支部、西山支部；直属县工委的县民教馆小组、城区支部，石盖坪山支部。
  四、在西南边境山区建立党组织
  青田西南部与泰顺、景宁、丽水等县交界的边境，多为深山密林，地形复杂、交通闭塞、人烟稀少，经济贫穷，但民风纯朴强悍，许多村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三军和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的活动地区，革命影响和思想基础仍在。
  1936年夏秋之间，为了开辟浙南游击根据地，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曾在青田、瑞安、永嘉、泰顺、景宁、云和、丽水和庆元八县边境地区，分别建立青景庆泰等4个县委，在当地农民中培养了一批干部。其中，就有青田籍的李达其、李振升、张水达等人，在此期间先后入党、脱产工作的。
  1938年5月，中共浙江临时省委决定撤销中共浙东南特委及其所属青景庆泰等县委的建制，建立中共青（田）景（宁）丽（水）中心县委，归属浙南特委领导。中心县委的管辖范围，包括当时青田县西南境内的南田区和瑞安县的大峃区及景宁、丽水、云和县的一些边境乡村。其下属组织在青田的是中共丽云区委，区委书记先后由龚福寿、刘连兴担任。机关驻地在景宁的中共梅岐区委也时常在青田县西南境内活动。
  从1938年初冬开始，丽云区委先后派刘连兴、张水达、邱宝珍等党的干部到青田的妙厚、岭下等乡活动。他们通过“先交好朋友，后发展党员”的方法，结识了青田县界头村的叶孔福、驮田坪村的刘志清、箬坑村的钟培文等贫穷青年，以组织“兄弟会”的形式，向他们宣传反对乱拉壮丁、反对苛捐杂税、实行减租减息、改善穷人生活等共产党的主张。经教育培养后吸收他们入党。在建立支部的会议上，党员人人按指印宣誓，做到“三要”：要带领群众闹革命，要不怕牺牲，要遵守党的纪律。随后，丽云区委的领导人刘连兴、张水达、邱宝珍将工作重点从景宁转移到青田的驮田坪、半岭、箬坑、界头等地。刘连兴常驻界头村叶孔福的茅草棚里，叶孔福的母亲瞿世奶成为丽云区委的联络员、交通员，她为丽云区委干部递信、送饭、放哨、带路，不辞辛苦，不怕危险。①
  后来，丽云区委的活动又扩展到青田县的北山、玉岩、徐白、祯旺、章村一带。1938年冬，建立了界头、驮田坪、郑山3个支部；1939年2月至1940年3月，在张岙、黄驮山、箬坑、半岭建立了4个支部；1940年12月以后，又在张口、徐坑、底垟、黄山、高桥背、石盖口、乌坦、石盖、上合、陈学、驮坑、大济底、昌其、旺山和铺西寮建立了15个支部。
  第八章
  中共青田县委的建立和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在日军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的时候，中共青田县（工）委根据浙江省委、处属特委的指示，在国民党统治区坚持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壮大党的力量。1938年12月以后，县委将主要力量放在特约海口战时经济建设实验区（简称实验区），以各种方式广泛深入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逐步掌握了实验区相当部分的行政和经济权力。在此期间，周恩来为东源学校题词，激励了师生的勤奋好学、抗敌救国热情，许多热血青年不畏艰难，投奔新四军、八路军，献身革命。海外青田籍华侨也以各种方式热心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青田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
  第一节 中共青田县委员会的建立
  一、县委的建立和工作机构的设置
  1938年11月，特委委员周源第二次到青田，在鹤城镇宝幢街120弄姚宅，召集姚立、曾绍文、林艺圃、林绍邦开会，宣布处属特委决定：根据青田党的工作和组织发展壮况，特委认为青田建立县委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将中共青田县工委改建为中共青田县委员会。
  
  中共青田县委员会由姚立、曾绍文、林艺圃、林绍邦四人组成。姚立为县委书记，曾绍文、林艺圃、林绍邦为县委委员。县委机关驻地仍在鹤城镇姚立家中。县委设立组织、宣传、职工3个工作机构，组织部长曾绍文、宣传部长林艺圃、职工部长林绍邦。1939年春，为了加强妇女、青年和统战工作，县委指定张幼云、孙坚音、沈丽华做妇女工作；韩治今、谢关文做青年工作；叶公化、何刚做统战工作。
  是年秋，处属特委第三次派周源到青田，传达特委关于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开的决定，指定姚立负责统战工作（公开工作），不再担任县委书记，也不参加县委领导的集体活动，专门做团结中、上层人士和知识青年的工作。调整充实后的中共青田县委领导机构，曾绍文为县委书记，方奋、林艺圃、林绍邦、韩治今、孙坚音为县委委员。县委设立七个部：组织部长方奋、宣传部长林艺圃、职工部长林绍邦、青年部长韩治今、妇女部长孙坚音、武装部长石龙岗、农民部长饶仙。
  二、工作重点转移到实验区
  国民党浙江省政府南迁后，在省建设厅里工作的中共党员骆耕漠、张锡昌、陈虞荪等人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关系，使建设厅厅长接受中共党员提出的主张，经省政府核准，决定在处属建立几个“特约战时经济建设实验区”，“以树新经济制度之基础，”“达
  到发动民众、组训民众抗战建国之任务”①。1938年10月初，省建设厅挑选所属部门的知识青年50余人，在丽水举办实验区工作人员讲习班，对实验区的任务、施行范围、实施原则和人员选派等方面作出规定。下旬，省建设厅宣布建立青田海口、丽水太平、松阳古市三个实验区，同时，公布各实验区主任指导员、指导员名单。海口实验区的主任指导员因病没有到职，何刚被指定为代理，带领12名指导员，于10月25日到达海口，经同青田县政府洽商接收海口区公署事宜，12月5日正式办妥交接手续，挂起实验区的牌子。海口区公署和海口实验区合二为一，建立行政与经济统一的领导机构，实验区主任指导员兼区公署区长，下设经济建设股、民政教育股和警察所3个办事机构。此外，实验区直接领导两个附属机构：一为青田县合作金库海口办事处，其任务是向各种合作社办理信贷和监督经营；一为青田县农林场海口良种繁殖场，其任务是负责推广良种、良法（科学耕种方法），并在海口村建立约
  10亩面积的良种良法示范地。
  何刚于1938年10月在丽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与姚立曾经一起在温州参加学生运动。他到海口以后，向姚立要求派人帮助工作。县委当即派组织部长曾绍文到海口参加实验区工作。经考察，曾绍文于12月首先介绍何刚加入中国共产党。接着，曾绍文和何刚又相继介绍黄崇和等人入党，建立中共实验区指导员支部，直属县委领导。同时，为了加强实验区党的领导力量，县委决定增派宣传部长林艺圃进入实验区做建党工作。此时，县委领导成员除林绍邦外，都在实验区工作，县委机关驻地也由鹤城镇转移到实验区。至1939年上半年，实验区的14名经济建设指导员中，有12名是共产党员。
  第二节 壮大党的队伍，掀起抗日救亡新高潮
  一、积极发展党员，壮大党的队伍
  实验区隶属于省建设厅和县政府，而主要管辖权，包括人事安排、经济建设、经费调拨，等等，则归属省建设厅。海口实验区的创办，为中共青田县委带来了领导群众抗日救亡、争取民主权利和发展壮大党组织的有利机遇和阵地。县委领导成员几乎都以公开合法身份在实验区开展工作。处属特委的领导人张麒麟、周源、王豁和浙江省委的干部吴毓、孙绍奎以及在省建设厅具体负责领导各实验区工作的中共党员张锡昌、陈虞荪、石础等人，均到过海口指导工作，推动了青田党组织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
  实验区所辖地域与永嘉、缙云、丽水、景宁四县为邻，海口系青田至丽水公路、水路交通线的一个重要集镇，海溪、雄溪等流域的物资都在这里集散。其中，石帆是实验区工作的重点乡，曾绍文、林艺圃等人在这一带活动时，从抗日救亡的各项工作中，发现、培养积极分子，吸收党员，相继建立了石浦、虞宅、阳山、黄山、石帆、腊口、瑶均7个支部，共有党员105名。1939年秋，经县委批准，成立中共石帆区委员会，区委驻地石帆村，区委书记饶仙。1940年春由余石兰继任。
  1939年7月，曾绍文、林艺圃等人到吴畲一带工作，首先在官坑和吴畲两村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同年秋，县委批准成立中共吴畲区委员会，区委书记王加余，后由王加彬继任，驻地吴畲村。官坑和吴畲2个支部，先后在祯旺、祯埠2个乡发展党员70余人。
  1939年11月，根据石芝乡石盖坪山一带工作的需要，县委派林艺圃到石盖建立中共石盖分区委员会，分区委书记叶岳鹏。
  1939年7月，实验区指导员中的共产党员在章村和东山两乡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培养了一批活动骨干。12月，党员谢关文在孙村吸收了10余名活动骨干入党，建立孙村党支部。翌年3月，曾绍文在吴村发展党员11人，建立吴村支部。林艺圃也在马岙口、石弄圩、坑根等村发展了一批党员。为此，县委决定成立中共章村、东山分区委员会，分区委书记王根明。
  实验区指导员中的共产党员董焕然，于1939年初开始在叶店和海溪乡发展党员，经县委批准，相继建立罗西、舒桥、阮坑、海溪4个支部，有党员23人。1940年春，县委派林艺圃到罗西建立中共叶店分区委员会，分区委负责人杨玉辉，驻地罗西村。
  实验区指导员中的共产党员黄崇和、陈鸣篪于1938年底由县委派到富川乡万山村开辟工作。次年春，开始发展党员，首先吸收4位经过斗争考验的原红十三军战士入党。6月，建立中共万山支部。支部下设2个党小组，共有党员11人。1940年春，又建立了外黄垟支部。
  在海口村工作的实验区指导员、女共产党员孙坚音、沈丽华，在工作中注意对女青年的培养，经过5个月的考察，于1939年5月先后介绍3名女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建立海口妇女支部。
  从1938年12月到1940年6月，县委在海口实验区建立起2个区委、3个分区委、20余个支部，发展党员约300人。
  二、海口实验区抗日救亡运动掀起高潮
  海口实验区从1938年11月开始工作，12月正式对外挂牌，1940年6月宣布撤销（最后一名指导员于10月撤离），共计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中共青田县委坚定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策略，做了大量的抗日救亡工作，在广大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
  大力开展救亡宣传活动 实验区的指导员利用一切机会深入群众，以组织歌咏队、举行歌咏大会、教唱歌曲、办墙报、写标语、贴漫画、办流动“救亡图书室”、放幻灯片、街头化妆演唱等形式，宣传抗战形势、讲解抗日救亡道理、鼓励大家团结抗日、卫国保家。新四军军车两次到海口，在新四军军部工作的林秋侠①给实验区带来许多进步书刊和传单。海口宣传队在来往的汽车上贴传单标语，以此扩大宣传范围。指导员在各乡设立工作据点，抗日救亡活动扩大到全区各乡村。1939年建立的海口流动“救亡剧团”，以实验区指导员为骨干，吸收当地男女青年参加，除排演《放下你的鞭子》、《送军鞋》、《缝寒衣》等流行抗日戏剧外，还就地取材，针对形势和地方陋习，自编《打鬼子》、《惩汉奸》、《破迷信》、《禁赌禁毒》等许多小型话剧，到各乡村轮流演出，深受群众喜爱。剧团在石帆演出《放下你的鞭子》时，当地观众上台送钱。剧团将各地募捐的钱，买成棉花、棉布，发动妇女做成棉鞋、棉背心，送给新四军，支援前线战士杀敌卫国。
  为了深化宣传效果，中共实验区指导员支部编印《海口大众》刊物，用红黑油墨套印，分发各乡。内容有报导局势、介绍实验区的工作、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倒行逆施。文章短小精悍，人们爱读。
  举办农民夜校，培养革命骨干 为了办好夜校，实验区指导员全力以赴，先在章村乡试办。曾绍文主持办校，何刚负责编写教材，各指导员担任讲课，内容为：宣传抗日救亡、讲解农村问题、农民出路、统战政策。农民喜欢在夜校里学文化、谈出路、论革命，气氛活跃。夜校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经验之后，迅速推广到实验区的每个乡和许多村庄。各乡指导员都从夜校入手，接近农民，熟悉农民，教育农民，团结农民，发现积极分子，为开展广泛活动培养骨干力量。
  调整区署机构，掌握行政权力 以共产党人为主执笔起草的国民党省政府《浙江省战时政治纲领》，其总方向和具体措施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精神是一致的。这是国共两党的共同遵循的政治基础。但是，迟到两个余月到职的实验区主任指导员兼区长在抗日救亡问题上，思想观点却与共产党的主张不同。为了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实验区得到贯彻执行，县委领导认为根据《纲领》提出的“调整各级行政机构及地方抗战自卫组织，培养民主精神”，“绝对澄清吏治，铲除贪污”具体措施，实验区的行政权力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实属重要。为此，曾绍文、何刚等人提出改革机构，理顺关系，提高办事效率的建议。1939年6月，区署召开区务会议。由于实验区指导员中共产党员已占绝对多数，根据绝大多数指导员的意见，决定将海口实验区内部的组织机构，调整为乡政组和乡建组两大部门。乡政组负责领导乡村行政，下设三个股：第一股主管总务、教育、财税；第二股主管兵役、保甲；第三股主管警卫治安。以上各股设股长和政治指导员。乡建组负责领导乡村经济，下设巡回指导员、驻点指导员、妇女合作指导员三个股。驻点指导员分五个据点，负责16个乡的工作。同时，制订新的办事细则。调整后的实验区工作部门的领导权，除乡政组的第三股股长为警察所巡官以外，其余都为共产党员所掌握。7月，上任才半年的区长，以请假为由离去。从此，海口实验区的行政、经济的权力，基本上为共产党所控制。1940年1月，省厅正式下文，由何刚代理海口区公署区长兼实验区主任指导员之职。
  在调整区署权力机构的前后，为使乡村的行政权力掌握在可靠人的手里，许多乡村党员，发动群众，改选乡、保长。章村、祯旺、东山等乡的乡长思想反动，阻挠进步，欺压百姓，党员分头串连农民积极分子，发动群众，改选乡长，在区署的支持和指导员的具体领导下，选开明人士出任乡长。新当选的章村乡长，思想进步，行动更加靠近共产党，不久被吸收入党。祯旺乡吴畲村的保长顽固不化，盯梢党员的行动，吴畲村党员就发动群众要求改选，在实验区指导员的策划下，选举中共党员金常余担任保长。东山乡改选后，由中间人士担任乡长，吴村党支部书记王维堂因家居东山乡而当选为副乡长和乡农会干事长。该乡共11个保，其中，3个保的保长是中共党员，6个保的保长靠近共产党。通过改选，农民群众看到团结起来的力量。
  健全农会组织，开展减租斗争 为发动更多民众参加抗日救亡，各乡指导员深入乡村，帮助建立、恢复、健全农会组织，支持农民全面开展减租。对于那些被地方恶势力控制的乡村农会，指导员依靠地方党员发动群众，精心准备，予以整顿改选，将抗日立场坚定，办事公道，在群众中有威信的人选为农会干事长。对选举工作难度大的乡村，曾绍文、林艺圃等县委领导人，亲自去指导、帮助。选举前，各乡先将农会筹备小组成员和正副干事长候选人的简历、农会工作守则等送区署审查，报有关部门核准，再召开选举大会。章村、祯旺、浮弋、高市四乡的选举，斗争最为激烈。章村乡在召开选举大会时，劣绅指使亲信到会场中捣乱，被农民轰走之后，又贿赂乡警卫班破坏选举。但经过党组织的精心安排，选举取得成功，中共党员当选为乡农会干事长。祯旺乡的劣绅企图在选举大会前夕动武，党员立即发动群众，拿着火枪、刀棒自卫，迫使他们不敢妄动。
  乡村农会组织健全之后，实验区各乡都进行了二五减租。东山、章村、祯旺乡有几个土豪劣绅不服，上状告到省政府。省里答复“继续执行二五减租”。公文到了县政府，有人受贿扣压公文不传达。实验区指导员得此消息后，立即商量对策，由区署出面催促县政府尽快下发行文，林艺圃等人则以农会名义宣传“继续执行二五减租”，迫使田主接受减租。有些佃农不给田主送租，让田主自己上门来收租，避免了吃田主“大斗进”的亏。
  海口、东山、万山等地组织了妇女会。妇女们不仅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鼓励家人努力生产，参加生产自救，做棉衣、送军鞋、慰问军属、种牛痘、打预防针，宣传男女平等思想，提倡婚姻自由，参加禁赌、禁毒等改良社会风气的工作，而且积极参加政务工作。其中，共产党员陈美和被推选为妇女代表，参加了1939年在方岩召开的浙江省妇女代表会。
  为了扶植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多种经济特产，换取外汇，增加抗战经济实力，以促进抗日救亡工作的持久发展，县委将发展农村经济、关心群众生活作为重点工作来抓，在实验区内建立了各种至关民生的合作社。
  建立乡村农林业生产合作社 实验区号召：凡是荒山、荒地、荒滩，都允许开垦，建立带有小集体性质的各种生产基地。一年余时间，在锦水、章村、东山三乡分别营造油茶基地，植油茶10万余株，更新油茶林1万余亩；南阜、石帆二乡在沿江两岸、公路两旁营造油桐基地，植桐树10万多株；万山一带开垦粮食、经济作物基地2千多亩。同时，实验区抓农业改良工作，以增加粮食产量。派出区繁殖场技术员去海口、海溪、叶店等乡指导建立试验田，推广合式秧田，进行盐水选种和冷水、温汤浸种试验；向特约农家推广纯系稻、麦、棉花、水果良种；推广施用厩肥、绿肥；修建石帆、陈岙底蓄水池，修筑白岸、连云寺的堤坝、过溪桥梁以及10余处池塘，种植杉树保护水源。
  各合作社在开荒垦植的时候，组织社员集体上山。一边劳动，一边谈论合作社业务和乡保政权的工作，讲抗日故事，唱自编的抗日歌曲：“手拿锄头铲野草呀！铲了野草种桐子，桐子种好买枪炮，买来枪炮打强盗啊！”开始时，一些土豪劣绅寻找借口阻挠生产，指导员即带领社员与其进行说理斗争。
  万山垦植生产合作社于1938年12月建立，入社的有万山、光乍坑、峰山、底项、尖背、平山6个村400多户，公推潘博亨为社长（经理），陈渭生为副社长（副经理）。合作社在万山党支部实际领导下，社员们劳动积极性很高，即使雨雪天也上山整地、积肥，共劈山开地2000余亩。在大岩下与大田坪两片大山的1000多亩山地上，种上玉米，套种油桐，当年收玉米万余斤。几年后，桐树成林，又收桐子9000多斤，而且利用桐子壳烧灰做肥皂水原料，其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员的生活困难。万山的儿童团员在济儿麻山开垦了50余亩“儿童山”，当年收玉米600余斤，番薯干1000余斤。中共处属特委特派员钱钟仪到万山工作，专门写了一首《垦荒歌》教儿童团员学唱。妇女会也组织妇女集体在大岩下山上，开垦“妇女山”200多亩，种上番薯、玉米、花生和芝麻。年终分成时，男女老少都很高兴。万山党组织认识到创办生产合作社不仅可以创造财富，而且能团结更多群众。
  建立乡村消费合作社 各乡通过保甲组织，推选社员代表，召开乡消费合作社成立大会，民主选举理事、监事，成立理事会和监事会。乡消费合作社设经理一名，由理事会推荐，经实验区审查核准聘任，负责主持乡社的经营业务。乡消费合作社业务分两个部门：一是经营生活和生产资料的供应（排除商贩抬价）；二是经营土特产购销（排除商贩压价）。经营业务的资金由县合作金库海口办事处负责贷款。姚立以浙江地方银行青田办事处农村信贷员的身份，几次去实验区公开发放贷款，秘密联系党内工作。1939年度全区每个乡都建有消费合作社，入社户数逾九千，后又成立区联合社。建立村消费合作社时，采取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农民自愿入社，股金每股2角，发给社员证，理、监事由社员直接选举产生，村社以下建立社员小组，推选小组长联系社员，旧保甲组织的一些功能被新的组织形式替代了。
  乡村消费合作社以合理的价格向社员供应粮食、食油、食盐、鱼肉、布匹、火柴、纸张、文具、课本、簿册和农具、家具、肥料、种籽，等等。因为许多商品直接从温州批发进货，所以货物价格低于私商市价。同时，合作社合理定价，就地收购社员自产的桐子、茶子、柴炭、兽皮、水果等土特产，集中运销外地。这样，既方便农民销售，又使社员得到更多经济实惠，因此，深受群众欢迎。当战事吃紧、发生食盐紧缺时，实验区实行计口发售。有一商人克扣民众定量的食盐，私自高价出售，党组织就发动农民300余人向其清算，迫使该商人认错退盐。
  为了加强对消费合作社的领导，实验区区署要求各乡建立模范村社，开展村社业务竞赛，定期考核。同时，设立乡社俱乐部和合作巡回书库，举办合作社职员训练班，先后受训人员达1200多人，初步培养了当地经济业务人员，形成自我发展能力。
  建立乡村信用社 海口各乡农民生活贫穷，普遍缺少生产资金，为了减少高利贷的剥削，实验区建有金库办事处和30多个乡村信用社。乡村金融业务则由乡村生产合作社或消费合作社兼理。乡村信用社根据农民生产需要和资金困难程度，发放低息贷款，扶植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
  在乡村农林业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社等各类合作社中工作的干部，大多是共产党员。因为他们办事公正，所以农民如果发生什么问题，有什么困难，都去找合作社解决。乡村合作社在
  民间实际上起了行政的作用，初具民主政府雏形。
  此外，实验区建有多种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其中，包括制造农具、草纸、蜡烛、榨油、砖瓦、竹器、制鞋、织布、织袜等15处合作组织，安排手工业工人生产，保证战时物资的供应和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
  做好统战工作 县委在实验区统战工作的对象是青田县政府内的公职人员，本区内的乡保长、地方士绅。因为省建设厅里有共产党员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实验区的有关工作进行得比较顺利。可是县政府和地方乡保长、士绅情况则不同。新任县长胆小怕事，一些科长系官僚政客，政治态度暧昧，个别反共分子顽固不化。中共青田县委坚持执行“团结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分化顽固势力”的策略，对当地的官员、乡保长、士绅，根据不同情况分别待之：凡开明者团结之，顽固者打击之，争取中间势力，并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互相牵制。对劣迹较多者，发动群众改选撤换。1939年冬，中共青田县委以海口区署的名义，在浮弋乡举办有200多人参加的保甲长训练班，讲解抗日救亡的意义和抗战形势；宣传共产党的统战政策；讨论怎样当好保甲长；教育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对敌，发展生产，抗战到底。由于共产党基本上掌握了实验区行政权力，又有广大群众支持，所以统战工作开展得有成效，恶势力在表面上也一时有所收敛。
  海口实验区的建立，是浙江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大成果，它使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在青田得以进一步的实施。中共青田县委通过实验区工作，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唤起了广大群众的救国热情，使青田县的抗日救亡运动掀起新高潮；推行了互助合作制度，发展了生产，改善了群众生活；共产党员以指导员身份为掩护，以身作则为群众办好事，使共产党在人民群众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实验区发展了一批党员，壮大了党的组织，为这一大片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第三节 中共中央领导人为东源学校题词
  一、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为东源小学题词
  在中国共产党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推动下，1938年1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立政治部。按国共合作达成的协议，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爱国人上郭沫若出任政治部主管宣传工作的第三厅厅长。周恩来等人在重庆期间同担任总务厅长的赵志尧（青田东源人）交往尚密。
  1938年2月，赵志尧出资创办的青田县东源学校开学，他恳请许多社会知名人士为东源学校题词，相继得到周恩来、朱德、董必武、郭沫若等共产党人的墨宝。周恩来的题词为：“中华民族新希望”，董必武的题词为：“团结、友爱、紧张、活泼”，郭沫若的题词为：“艰苦奋斗，忠勇救国”①。周恩来等人的题词高悬在东源学校的纪念堂中，时刻激励着师生们勤奋好学，抗敌救国。自此，东源学校校风不断进步，教师忠于职守，刻苦钻研，学识逐渐提高，学生成绩好，学校声誉大振。永康、永嘉、缙云等外县学生不远数百里，慕名前来求学。学生增加到300余人，教师增加到20余名。
  二、热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线
  1939年和1940年，在东源学校教书的中共党员骆慕曹（苏星）、盛启明和在县政府合作室工作的中共党员陈鸣篪等人，以公开合法身份为掩护，组织东源学校师生展开抗日救亡宣传教育活动。他们教学生唱《义勇军进行曲》、《前进歌》、《开路先锋》等抗日歌曲，演出《松花江上》、《黄河之恋》、《兄妹开荒》等抗日戏剧，进行军事训练和防空演习，利用学校课堂举办战时民众夜校，组织农民学文化、学时事，宣传抗日救亡，深受群众的欢迎。陈鸣篪还在校内秘密接待来自处属特委的上级干部。在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题词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下，东源学校先后有6名教师、4名学生投笔从戎，奔赴抗日前线。党员教师骆慕曹和盛启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分别赴皖南和苏北参加新四军。
  在东源学校师生投身抗敌战场的前后，青田各地还有许多热血青年在共产党的指引下，奔赴抗战前线，英勇杀敌。1938年1月，青田四内乡共产党员徐国恭，顾不上在家治病休养，离开父母妻孩，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到皖南参加新四军，在军政治部任职。后改名为徐志仁，战斗在苏中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2月，他在担任中共台北（今大丰）县委书记兼台北武装总队政委期间，终因积劳成疾，治疗无效与世长辞，时年34岁①。青田二外乡油竹村陈慕华（女）②，她痛恨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立志为民族解放而奋斗，初中毕业后，即参加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春，她通过八路军驻陕西办事处的代表介绍到了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她还当面向毛泽东请求参加“军事参谋训练班”学习，毕业后，巾帼带领须眉操练打仗，在延安传为佳话。抗战时期，她一直在八路军所属部队做军事参谋工作。青田荷塘乡黄言村的黄乃堤（化名郑磊俊），1937年秋，高等中学毕业，回乡参加“青田县各界抗敌后援会”工作，和姚立、朱正等人一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1938年3月，黄乃堤、朱正等人到峰山村，相约陈渭生等人一同奔赴革命圣地——延安。陈渭生因病没能起程。8月，黄乃堤同朱正一起，经中共党员季力扬①介绍，到湖北省武汉“八路军办事处”
  经中共组织的安排，于10月到达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总校第五期学习，入党后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工作。1943年9月24日夜，黄乃堤在河北灵寿县北营村与日军作战牺牲，时年28岁②。
  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青田籍进步青年还有周光裕等人。周光裕是1926年入党的周福图之子，17岁即随父亲在青田泰顺边境为红军挺进师带路、探敌情、送消息。在父亲的教导下，他于1937年冬从家乡敖里出发，长途跋涉，历经艰险，于1938年春进“抗大”学习。毕业后，一直在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坚持革命斗争。此外，湖川乡良川村的舒文，于1940年夏经处属特委的安排，赴皖南加入新四军部队③。峰山村的陈岩科、陈西乔等人，在温州党组织的安排下，赴浙东抗日根据地工作，后在四明山编入新四军部队。
  第四节 爱国华侨参加抗战
  一、回国参加抗战
  德意日法西斯结成反动同盟，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战火摧毁了无数华侨生命财产。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人民团结起来，同仇敌忾。祖国的神圣抗战震撼了千百万海外华侨的心，在国民党左派领袖宋庆龄、中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和中共旅欧组织的号召下，青田籍海外华侨也与其他华侨一样，积极参加抗日，支援祖国抗战。30年代，青田旅居法国华侨金映光、金直夫、白洪斋、林德光、黄里等①，先后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开始后，他们在国外进行抗日宣传和筹集抗日经费。1938年1月至4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们相继回到国内参加抗日。其中，金映光先是在德国汉堡参加反帝大同盟，在华侨中散发革命读物。被德国纳粹分子监视、搜查、追捕后，到法国巴黎参加旅法中共组织领导的抗日救国会，印刷、发行党的刊物、传单。他加入法国共产党中国支部后，调到著名共产党人吴玉章主办的《救国时报》社工作。1938年4月，在中共组织的安排下，毅然回国到武汉，参加中共中央机关报——《新华日报》社工作。报社迁重庆后，因日军飞机狂轰滥炸，《新华日报》停刊。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金映光为解决报馆新址、复刊和生活等问题，多方奔走，不避险恶。同年，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1939年参加筹办《解放日报》社的工作。此后，在抗日第一线工作到抗战胜利。
  早在七七事变前，日军在上海制造一二八事变，发动武装侵略，中国第十九路军进行英勇抵抗，各界人士纷纷组织义勇军协助作战。青田三外乡和四外乡二位华侨回国加入十九路军六十一师“华侨义勇队”。一位在上海南翔为抗击日军阵亡殉国。一位因抗战积劳成疾，病故军中。
  二、在海外支援祖国抗战
  建立抗日团体，宣传抗日救国。卢沟桥事变后，旅居荷兰的华侨和中国留学生成立“旅荷兰华侨抗日救国会”，下设阿埠、海牙、洛塘、乌埠四个分会，每月召开联席会议。阿埠抗日救国会的主要负责人中有四位为青田籍的华侨，其中，四内乡一华侨担任阿埠抗日救国会副会长。海牙抗日救国会中有两位主要负责人为青田籍华侨，阜山乡一华侨担任海牙抗日救国会监察主任、洛塘抗日救国会文书主任，参与创办《爱国报》，负责编辑出版中文《抗战要讯》周刊。《抗战要讯》从1938年3月至1940年4月，出刊90余期，每期五六千字，发行200余份。旅居德国的一位阜山乡华侨担任“中国留德学生抗敌后援会”的义务打字员，为出版《抗战报》服务。二外乡一华侨，1938年旅居捷克斯洛伐克，受“中国留德学生抗敌后援会”之托，誊写油印《抗战报》，及时在侨胞中散发。旅居巴西的一位青田籍华侨不辞劳苦，宣传抗日，发动侨胞捐资救国，被选为“南美洲抗日救国会”会长。
  慷慨解囊，捐资救国。1938年1月至1939年7月间，旅居法国的华侨共捐献给国内抗战经费（法郎），可兑23600银圆。其中，聚居在巴黎里昂车站区和哥鲁梅驿区的青田华侨，在1938年间捐献的法郎，可兑8231银圆。旅居法国的一位鹤城镇华侨看了《保卫上海四行仓库》的抗日记录片后，激发起了爱国热情，领取了一本100页的救国捐献单据，在几大内动员了100人募捐，得到捐款数千元全部上交。1939年7月，旅欧华侨开展“抗日战争两周年献金运动”181人共捐献1400元，其中，法国巴黎12区的54名青田籍华侨共，捐献607元。旅居意大利罗马的四内乡一华侨发动捐款，青田籍华侨23人共捐献可兑值505银圆的里拉。方山乡一位海员华侨在荷属西印度乔利梳、古拉梳埠，就地参加“华侨抗日救国会”活动，连续几年捐献，共计可兑534银圆的荷兰盾。还有许多旅居海外的青田华侨参加个人捐款数额不知其数。一位旅居菲律宾的方山乡华侨，1939年编印“抗敌救国要义暨国民公约信笺”，义卖得款3081元，亲自携带回国，将其中的1000元献给本省前线抗敌战士作为奖励金，1040元送交省赈济会救济难民，其余的送给受伤将士办事处，慰劳荣军。
  第九章
  执行隐蔽精干方针，保存党的力量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顽固派的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倾向日益明显。在国民党顽固派连续两次大规模政治军事“清剿”下，青田党组织遭受重大破坏。面对血的教训，青田党的组织总结经验教训，坚定地执行上级“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转变工作方式，实行特派员制度，更加重视统战工作，依靠人民群众，坚持艰苦的反顽斗争，从而在县境的东北与西南山区巩固了党的组织，保存了革命力量，为抗战后期党的组织和革命力量的再发展，打下了基础。
  第一节 党的组织遭受破坏及其教训
  一、形势逆转，党组织迭遭破坏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浙江的国民党顽固派随之掀起一股反共逆流。
  在青田境内，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首先是针对海口实验区。实验区的指导员，大多是共产党员，工作上、生活上、作风上做到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下乡工作每顿饭付钱两角，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艰苦生活，秉公办事，倡导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为群众办了许多好事、实事，赢得人民的拥护支持。但也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仇恨。一天夜里，国民党接收新兵的部队路过海口村时打死两名逃兵，不加掩埋就开走了，劣绅居然依仗亲戚关系，向国民党中央要员诬告实验区指导员杀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四军风纪视察团扬言要开到海口区“巡察”。国民党顽固派派特务到海溪乡，企图窃取乡指导员贴身所带的共产党文件材料，幸被及时发现，使之未能得逞。
  1940年3月，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反共事件，顽固派头目唆使青田县政府多次向省建设厅提出收回海口区署行政权力的请求，并采取先下手为强的手段，委令顽固分子出任海口区公署区长，共产党员何刚只担任实验区主任指导员之职。随着国共合作形势的恶化，6月中旬，省建设厅以经费来源困难为由，下令撤销海口实验区，财产和文书档案移交给青田县政府合作指导室。实验区指导员石龙岗、孙坚音、谢关文三人作为该室指导员，继续留在海口区工作，其余指导员调离青田。8月，石龙岗等三人也先后离开青田。海口实验区有声有色的工作就这样被停止了。
  1940年秋冬，国民党“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将青田县划入第三和第五绥靖分区。督剿办事处主任狂妄叫嚣：对付共产党的办法就是杀！接着，从1940年12月至1942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对青田及邻县边境地区实行第一次“清剿”，投入的兵力有：陆军新编第三十三师第二团、第三团，浙江保安第八独立大队，浙江保安第三团，青田县国民兵团自卫大队的2个中队和1个独立分队。三十三师司令部进驻地处青田、瑞安、泰顺边界的青田县南田区指挥，四面“清剿”，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1943年10月又实行第二次“清剿”，投入的兵力除了浙江保安团和县自卫大队之外，又增加了闽浙赣“剿匪”第五团。青田、丽水、云和、景宁四县为第三指挥部第九督剿区，指挥部设在青田，集中兵力针对青、丽、云、景四县共产党的基本活动地区。主要目标对准在这一带活动的中共浙南特委、中共青景丽县委。为了配合“清剿”，国民党政府还动用了一批军需部队和后备兵力。其中，由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赵世瑞等组织的800余人“特种技术浙南训练班”，就在靠近永嘉和瑞安的青田县二外乡油竹驻训。瞬时国民党军队蜂拥而至，白色恐怖笼罩整个青田。
  在形势逆转的情况下，有些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虽然事先有所准备，但因斗争经验不足，应变能力不强，以及个别分子的变质，从而使党的组织迭遭破坏，党的活动范围骤然缩小，党员处境险恶，群众遭殃。
  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区军营风纪第一巡察团（实为督剿团）主任，训令查办海口实验区的共产党人何刚、石龙岗、谢关文、饶仙、沈丽华等，并附发密报称：实验区有“异党共约三千余人，农会方面每人均有小刀、戈矛、大刀等”。后来，“剿共指挥部”又密令进剿部队和青田县政府，追捕青田共产党领导人姚立、曾绍文、林艺圃等。幸好在此之前，县委领导成员有的已转移到外县，有的隐蔽在吴畲、万山一带。
  1941年冬，国民党浙江省政府训令：“迅速破坏南田（应为丽云）区委及其下属支部”。
  1942年，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专门成立青田、景宁、丽水、云和四县“会剿指挥所”，把青田县的岭下乡、西坑乡、东山乡以及青田与景宁、丽水、泰顺毗连的乡村，划为“会剿区域”，妄图把在青田县边境活动的中共浙南特委、青景丽县委及其武装力量“彻底破坏”。国民党青田县当局即照绥靖指挥部命令，继续派出县国民兵团自卫队予以配合，并组织县行动队，由国民党中统机关派驻青田调查员鲍志仁担任队长。县行动队15名队员全部配备新式武器，不断袭击青田西南方向共产党基本活动地区，捕杀中共人员。
  1943年11月，国民党青田县当局为配合主力部队“清剿”，将共产党活动地区—
  青田县南田区所辖的15个乡划分为三个“清剿区”，集中兵力驻剿。11月22日，县行动队突然偷袭中共青景丽县委机关，通讯员周公藩牺牲。敌人残忍地砍下他的头颅，抓走共产党干部1人，烧毁老百姓房屋8幢。
  12月，国民党青田县党部、县政府，根据闽浙赣三省边区绥靖指挥部限期剿办的训令，成立“党政军联合办事处”，县长为主任。“清剿”部队按指挥部指定地点，进剿妙厚乡，采用堵剿、搜剿、追剿结合之手段，竭力破坏中共组织。县自卫大队、县追击队和县行动队在白岩、夏家地、百贡山一线堵剿，配合景宁、瑞安两翼部队围剿。同时在县境16个乡成立“护路队”，构筑碉堡，扼守关隘日夜盘查。在南田乡强迫壮丁750多人，由顽军监督，编成“搜山队”，派出递步哨，每隔二三华里设一哨所，在边界地区严密搜索。在与瑞安、泰顺交界的青田黄坦一带，拘押了500多人。各个村庄、路口均由各乡保负责设立盘查哨，凡18至40岁壮丁除共产党人的家属外，均编为“哨兵”。乡长为总哨长，保长为分哨长。凡非本村人经过均被盘查、搜身乃至羁押。敌人妄图通过严密的层层“清剿”，“使中共无立足之地”。
  国民党顽固派对共产党除了军事清剿外，还实行政治“清乡”，双管齐下，妄图一举消灭共产党。政治“清乡”主要形式是强迫“自新”。其手段是：第一，整理保甲，联保切结。每5户具一结，填一张“联保切结表”。撤换他们认为不可靠的乡、保、甲长，同时成立情报站。乡镇长为站长，保长为分站长，甲长为谍报员，其职责为“搜集中共组织和活动情形，随时破坏其组织及监察民众之言行”。第二，组织宣传队、策动队。宣传队到各乡村进行反共宣传，并到处张贴“遇匪不报或迟报者，以纵匪庇匪论处，杀！”、“过期不自新者，杀！”等反共标语。成立“策动队”，强迫共产党员投诚自新。全县建有三个“策动队”，受县长、县党部书记长直接指挥，秘密联系特工人员，利用宗族、亲友关系对中共人员进行“策动”。第三，举办自新管训班。1943年12月7日，强令敖里、西坑、雅梅、王宅等乡“自新”人员，自带被服、粮食按时到南田刘氏宗祠集中“管训”
  参加管训班共有400余人，编成小队、分队、中队，保队附任分队，长，乡队附任中队长。管训官员由县国民兵团、县党部派员担任，第三战区指挥部政治队还直接派员前来监督①。第四，建立“联席会报”组织。由县长、县党部书记长、中统驻青调查员、三青团分团部干事长、驻青浙江保安团团长、国民兵团团长、警察局长、情报组长等组成，系国民党内部特种组织，对外保密，负责搜集中共组织和活动情况，互通情报。1944年5月，第四绥靖督剿区“联席会报”第三次会议决定：由丽水警备司令部、九区专员公署、青田县政府、青田县党部，共同派员秘密组成“海口办事处”，由专署情报室主任兼任海口办事处主任。令县自卫大队第一中队再次驻扎石帆，由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直接指挥“清乡”。结果有3名共产党员被羁押，16人被迫重新办理自新手续，多人被追缉。国民党顽固派还实行经济封锁和交通封锁，企图困死中共人员。他们把全县46个乡镇划分为“清野区”和“进剿区”两大类。“清野区”内按程度的不同划分等级。原海口实验区所辖的石帆等乡为中共“猖狂活动之地”，被定为第一等，实行反复“清乡”，时常派部队在拂晓之前包围村庄，挨家挨户清查户口，发现谁家人口去向不明，即登记缉查，如有外来人口立即扣查审问。南田区系中共青景丽县委及其武装活动之地，被定为“进剿区”，实行层层封锁，除武装进攻外，还实行物资封锁。凡距离保长办事处10华里以外的村庄均“移民并村”，烧毁深山单独房子。县行动队长鲍志仁在1943年7月向县政府、县党部的报告中称“以最严厉的烧杀政策惩办”中共活动地区。9月的报告中又称：“为全部瓦解”中共组织，“效法中央大军围剿江西”中共“之封锁政策，实施全盘经济封锁”；“封锁破坏”中共“交通”，“首先破坏交通网，严惩交通分子，派部队潜伏交通线上，击毙送消息分子，以斩中共耳目”①。由此可见，顽固派反共之猖狂。
  在国民党顽固派重点进攻下，石帆区委及其所属的7个支部遭敌多次破坏，区委书记被捕牺牲，组织活动完全停止，党员与上级领导人长期失去联系。叶店分区委及其所属的4个支部，由于负责人被捕，处境险恶，党组织停止活动，党员长期失去联系。山口区委及其所属的4个支部，也因处境险恶和区委书记被捕，党组织不能恢复活动，大部分党员与上级领导人失去联系。由于形势紧张或党员思想消沉而与上级长期失去联系的有：城区支部、海口妇女支部、张岙支部和孙村支部。由于形势变化，党员撤离，支部自然消失的有：早期成立的县乡政指导员工作队党支部；后来成立的县民教馆、山口小学2个独立党小组和实验区指导员党支部。
  对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手段，起初一些中共党员缺乏对敌斗争经验而受骗上当。县委农民部长饶仙在隐蔽了一年后，以为不会出问题，于1941年11月初在石帆公开露面，被国民党石帆乡长发现密报中统特务鲍志仁。几天后，国民党青田县党部以“开会选举石帆乡合作社社长”为名，将饶仙骗到县城秘密扣押，诱迫他办理自新手续，进而逼他供出组织情况。为了掩人耳目，又以饶仙患病为名，准他保外就医。接着，传令中共石帆区委书记余石兰等9人到县城“开会”，强迫他们自新。当余石兰等人识破其阴谋诡计，重新起来斗争时，为时已晚，国民党军队再次驻扎石帆“清乡”。
  余石兰于1944年再次被捕，在押解上饶集中营的途中被杀害。在南田区，国民党则派遣特工人员混入共产党组织内窃取情报，致使南田一带党员被捕、自新达数百人。1943年1月至6月18日，西坑、敖里等乡的中共党员和武装人员被捕的有陈阿东等16人，其中，周爱信、邢永巨2人遭枪杀，被劫去文件四宗、党旗一面。
  在严峻形势下，一些共产党员贪生怕死，沦为可耻的叛徒，出卖同志，致使党组织遭受进一步破坏。1943年7月13日夜，浙南特委派张金发到丽云区委临时驻地景宁新四乡畚斗湾传达特委反清乡指示，叛徒沈庚堂、周柳兰向青田县南田区署密报。青田县行动队长兼南田区长鲍志仁带领10多名队员，化装成商贩，身藏短枪，外带隐匿在麻袋里的手提轻机枪等武器，直扑畚斗湾。中共青景丽县委委员、丽云区委书记龚福寿送走张金发后，意欲转移宿地，因其妻夏玉英（区委委员）重病卧床，不便夜间行走。夜深时分，行动队包围了区委人员住宿的小屋，集中火力疯狂扫射。龚福寿迅速从枕头下抽出手枪，随即指挥区委人员突围转移，但他自己还未跨出屋门，就被一梭子弹打中胸膛倒地。行动队冲进屋里拖出龚的遗体，剁下首级向上司报功请赏。夏玉英被捕押送省府讯办。区委人员突围中丢失的文件全部落入国民党顽固派手中。接着，叛徒沈庚堂出任云和县行动队长，配合青田县行动队，继续在青田西部边境搜捕中共党员。接任丽云区委代理书记的周日孚思想动摇，逃往青田县南田区署投敌，更使丽云区委所辖的基层党组织遭劫难，除界头、驮田坪、郑山、黄驮山、箬坑、半岭等党支部幸存外，大部遭到破坏。
  在白色恐怖下，许多共产党人坚定信仰，顽强斗争，至死不屈。许许多多共产党员在困难环境下继续与上级保持联系。青景丽县委交通员周公藩在县委机关遭敌偷袭的紧急关头，率先突围，在掩护战友撤退时光荣牺牲。1943年3月，隐蔽在深山中的界头村党员叶孔福、叶有宝、吴志发，在国民党军队拉网式的围剿中不幸被捕，绑在叶孔福家屋柱上。行动队又把叶孔福的母亲瞿世奶抓来，捆缚于对面柱子上。然后，用棍棒、枪托对叶孔福等人轮番毒打，逼他们供出党的组织情况、党员名单和区委领导人刘连兴的去向。尽管敌人施尽淫威，他们始终没有吐露半点消息，只得把叶孔福三人就近解送至景宁县的小顺拘押所。后来叶孔福在丽水监狱中壮烈牺牲，叶有宝于是年12月被杀害于青田鹤城镇江桥坑并被暴尸示众，只有吴志发深夜从小顺拘押所脱逃，继续跟随刘连兴在祯埠与海口交界的大山区隐蔽活动，坚持斗争。
  二、深刻的教训
  在反顽斗争最艰苦、环境最恶劣的日子里，石帆区委和丽云区委等党的组织迭遭破坏，客观原因是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强大，反共疯狂，而青田县党组织尚处于刚开始发展党员、建立基层组织阶段，还没有条件组织起属于自己的武装与顽固派武装抗衡，主观原因是党组织在处理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关系上，在发展党员的数量与质量的关系上有失误。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是公开的。共产党人以公开合法职业为掩护，领导人民群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但其共产党员的政治身份是秘密的。因为青田县与其周边县是国民党统治区，在浙江国共两党达成合作抗日的协议中，向社会公开的中共组织只有“闽浙边临时省委”，这是与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和平谈判中使用的；“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这是红军挺进师及地方武装，根据和平谈判协议改编的番号；新四军“温州通讯处”、驻丽水的“浙江办事处”、“平阳留守处”，这是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与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黄绍竑会谈时商定设立的。其余的中共组织及党员都是秘密的。然而，共产党人是抗日救亡运动的组织者与宣传者，要在群众中宣传党的主张，发动群众投身各种斗争，必要时自己还要带头站在斗争前沿。虽然没有公开共产党员的身份，但群众会将你视为共产党人。这也必然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注目，稍有不慎，即会暴露其身份和组织。这就存在着怎样处理秘密中求发展，发展中严守秘密的问题。可是1939年春至1940年春这一阶段，青田县共产党组织在顺利、迅速发展党员的同时，忽视了保密工作，越向基层发展，越易于暴露。以至于有些党的组织和党员的身份，或者处于公开、半公开的状况，或者存在着过多的横向联系。有的党员甚至以为国共合作“牢不可破”，因而放松思想警惕。因此，当局势逆转，一些党员应变能力不强，个别成员“自新”后，就使国民党特务机关很快掌握了共产党的组织名单，导致党的组织遭受较大破坏。
  党在发动人民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把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队伍中来，使党的组织不断壮大，进而又推动了群众运动的发展。从1938年7月中共青田县工委建立时的4名党员，到1940年6月的两年时间里，中共青田县委建有下属的山口、吴畲、石帆3个区委，章村东山、石盖、叶店3个分区委，全县建有支部约30个①，党员接近400人，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成绩。在南田区活动的青景丽中心县委下属的丽云区委，尽管红军挺进师留下的革命种子处于人地两疏的艰苦环境中，也因为重视党组织的发展，使自己有了立足用武之地。但在党员不断发展的同时，应更重视党员的信念教育，教育党员在任何环境下要坚定立场，永不叛党。可是，在国民党顽固派两次大“清剿”面前，有些共产党员自新后脱离了革命队伍，有的叛党带领国民党部队去捕杀革命的同志。青田县委工、农两部长被捕后，被迫供出一些组织情况；更为严重的是中共青景丽县委书记陈昌会、赵传彬、
  丽云区委代书记周日孚叛变后为敌效劳；沈庚堂叛党后出任国民党“剿共”行动队队长，更使党的组织迭遭破坏。这不能不说与缺乏对党员思想教育和忽视党员的素质有关。
  第二节 贯彻党在国统区的工作方针
  一、执行隐蔽精干政策，实行特派员制度
  针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为了坚持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防止国民党破坏国统区共产党的组织，使党的力量得以保存并继续发展，1940年5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南局，指出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应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要求国统区各级党组织的工作重点必须迅速从大量发展党员转变为巩固党的组织。10月，中共中央东南局专门召集闽浙两省部分干部开会，研究贯彻中央的指示，部署“反顽”斗争，并决定将党组织的委员会制改为单线领导的特派员制。处属特委、浙南特委分别指示青田县境内和活动于边界地区的中共青田县委、青田县党的负责人、特派员，青景丽县委、瓯北县委和丽青松边区特派员各有关组织贯彻执行上级的这些指示。
  中共青田县委在1940年上半年多次召开会议，分析形势，研究对策。1月，在界阜举办的以中共党员为主的“合作社干部训练班”上，县委提出了做好打游击的准备，组织学习打游击的军事课程。县委书记曾绍文等亲自讲课，并带领演习。2月，县委宣传部长林艺圃传达特委指示：“应提高警惕，采取措施，避免损失。”3月，在听取处属特委传达的“平江事件”①后，县委立即在小群开会，对海口区署机关原有人员作了分析，认为：他们中的大多数属中间人物或不关心政治，个别尚能靠近我们；警察所内部没有我们的人，应设法派人进去掌握动向；乡村农民积极依靠我们，但反动势力在蠢蠢欲动；我们应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以挽救危机。4月，县委主要领导开会研究，认为：县委成员集中在海口实验区，目标过大，应主动分散，保存力量。此后，曾绍文在陈造、石帆等地召集党员骨干密商隐蔽措施，提出“到外地寻找职业掩护身份”，“投亲靠友埋伏下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1940年6月，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青缙丽中心县委（丽水中心县委），下辖青田县委、缙云工委和丽水县的城区、西区、太平3个区委。此时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重压下，省建设厅宣布撤销海口实验区。根据中心县委指示和安排，青田县委迅速组织大部份干部撤离：有的调到皖南新四军；有的同丽水、缙云干部交换，继续在丽、青、缙边境山区隐蔽下来；有的转移到外县，寻找职业，等待时机；进入青田边远山区的干部则依靠农村支部党员隐蔽下来，组织上采取单线联系形式，加强党内教育，保存革命力量。
  8月，县委多数领导成员和党员骨干已安全转移，中心县委决定曾绍文留在青田。曾绍文隐蔽在叶店、吴畲和万山等地，脱产专职做秘密工作。在万山村，村支部将曾绍文藏在前山毛竹园的蕃薯种洞中，在夜深人静时村里的党员到小洞里开会，讨论革命形势，学习斗争策略。曾绍文再次宣布纪律：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守党的机密。第二，今后党内采取单线联系。曾绍文在离开
  万山时，对支部成员潘火溪、潘如楷、潘如邦3人交待了4项任务：第一，做好本村群众工作，每个党员要交三五个群众做朋友，10多个党员就能把全村群众团结起来。第二，以万山支部为中心，支部委员分片负责，把周围的外黄垟党支部、石平川党员和光乍坑、乌泥塘、平山、底黄垟、底项等村的建党对象联络起来，使万山支部起到中心支部的作用。第三，办好合作社，继续以“垦植”、“供销”、“信贷”的合法名义，掩护党的秘密活动。第四，做好统战工作，要对平桥村乡绅做工作，使他们靠近我们。此后，曾绍文化装成烧炭人到吴畲、叶店等地，教育党员坚持隐蔽斗争并整顿了支部，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吴畲支部为曾绍文在将山垒一炭窑，白天让其隐蔽，夜里进村活动。此时曾绍文虽已做到“不走大路，走小路，白天不走，夜里走”可其名声大，认识他的人又多，政治身份无法保密，已经不宜在青田，继续活动，于1940年10月调入青丽中心县委工作。
  在此同时，青缙丽中心县委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将已不宜在丽水活动的太平区委书记查铭愈派往青田隐蔽，联络青田的党组织。
  1940年8月下旬，查铭愈更名张之清，根据中心县委领导交待的联络地点和联络办法，从丽水到青田东源学校，与地下党员陈鸣篪接上关系。通过进步知识青年陈渭生（后来加入共产党）的安排，张之清在峰山小学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活动。
  1941年1月，为了有利于坚持斗争，省委撤销青缙丽中心县委，重建中共处属特委，负责领导青田、丽水、缙云、云和等县党的工作。2月，处属特委派钱钟仪（化名汪为民）到万山，以教书为掩护，负责青田县党的工作，万山一带党的工作由他直接领导。原缙云县工委书记费恺（女），化名林文，也转移到青田隐蔽在峰山小学。张之清则去山口，秘密联络那里党的组织。山口党组织通过时任山口小学校长、进步青年林德圃的关系，把张之清安排在山口小学担任教员。3月，处属特委委员殷铁飞到山口，指示张之清离开教书职业，脱产工作，向农村发展，以适应局势变化的需要。同时带张之清转移到石盖，把石盖分区委书记叶岳鹏、委员何朝兴介绍给张之清，当面向他们布置了隐蔽活动的任务。殷、张回到丽水向处属特委汇报了青田党组织的情况，特委书记顾春林决定让张之清继续留在青田，负责领导石盖一带党的工作。
  4月，驻扎在海口区的国民党自卫队，突然到石盖山底挨家搜查失踪货物，发现住在何朝兴家的张之清不是本县人，就被带到海口区署查问。何朝兴的妻子称张是自己的表兄，为张担保。张之清按事先编好的口供，沉着应付了海口区长的查问，并出示了随身带的化名为胡文彬的通行证，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张之清脱险回到石盖，向何朝兴交待了今后工作和注意的问题，就到处属特委驻地向特委领导人顾春林和傅振军汇报了遇险情况。
  6月，在万山负责青田工作的钱钟仪调离青田去浙南特委工作，处属特委再次派张之清到青田负责领导工作。张之清以万山村潘如鹏家为驻点开展活动。9月，特委派李文辉担任万山区委书记。由光乍坑党员出面筹办一所只有6个学生的小学，李文辉白天当教书先生，夜里进行党的活动，配合张之清的工作。
  1941年11月下旬，国民党自卫队在万山村至峰山村的山路上撞见张之清，盘问时张操外县口声，自卫队疑其为盗，就将张之清捆绑押到峰山村，吊在陈氏祠堂下的柱子上。村子里的学生和村民们都说：这是我们村里请来的教书先生。党组织随即进行营救，由陈渭生的家人出面周旋，出具保结，张之清因没有暴露政治身份而当夜脱险，后调回特委。接着，特委任命李文辉为青田县党的特派员，负责领导青田县党的工作。
  1942年春节期间，永嘉、青田国民党自卫队再次进山，光乍坑党支部书记被杀害。为防不测，李文辉转移到底项村，仍以教书为掩护，秘密进行党的活动，并逐步向船寮赤岩扩展，建立秘密联络点，通过石盖分区委，向青景丽县委丽云区委活动基地的方向发展。山口区委因已暴露，李文辉虽同几个党员接触过，但因环境恶劣，无法恢复活动。李文辉曾试图恢复叶店、海溪一带的工作，也没有成功。是年秋冬，时任中共瓯北县委驻十区（碧莲）特派员的关榕，其活动范围已紧临青田边境。他通过石染党支部、峰山党支部与李文辉取得联系（峰山村行政属碧莲区，党组织属万山区委）。为了便于领导，经处属特委与浙南特委商定，青田县党的工作划归浙南特委领导。1943年5月，浙南特委派关榕到万山，李文辉将青田党的工作（丽云区委、丽青松边区除外）移交给关榕。李文辉调任缙云县特派员。关榕以外黄垟小学为据点，将峰山、万山、底项一带分片划点进行活动。他白天教书，晚上开展工作，常常在山涧小道上奔忙，全身长满疥疮、脚腿烂得脓血淋漓，他都毫不在乎。有时为传达上级指示，一个夜晚往返要走70华里路程。关榕在万山一带领导青田党的工作，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
  二、重视统战工作，发挥统一战线作用
  在抗日战争时期，不论顺境或是逆境，青田党组织比较注意统战工作。从1938年夏青田党组织重建，到1940年春青田党组织壮大，姚立、林艺圃、曾绍文等人利用家族的社会关系，结交上层人士、地方士绅，以掩护党的活动。当局势逆转时，仍有一些统战对象，不顾自身安危，帮助党的干部。山口林德圃探得国民党青田当局要抓人的情报，立即转告共产党的干部，使县委领导干部能从容应付。在隐蔽斗争的一段时间里，林家几乎成为党的干部的掩护所，先后有青田的姚立、林艺圃、张幼云、姚国杰，丽水的张之清、费恺、陈鸿禧，杭州的孙梦兰等干部，以山口小学教员或林家亲朋好友的身份隐蔽在林家。费恺在林家分娩，深得林家的照料，她撤离山口后，孩子由林艺圃的妹妹林淑玉接来抚养。张之清万山遇险也是在统战人士的大力帮助下化险为夷的。
  中共青景丽县委机关每转移到一地，在做群众工作的同时，注意争取当地乡保长、开明士绅，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石角、都铺、湖山等地的一些乡保长和共产党干部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常常给党员干部通报消息。一次，国民党军队要去偷袭青景丽县委机关驻地，当地乡长知道后即派事务员越墙抄近路送情报给县委领导，使县委机关得以及时安全转移。在湖山，当地保长知道县委机关驻在湖坑，而国民党军队要他带路到湖坑搜剿。从湖山到湖坑爬山越岭至少要一个半小时。保长在半路上看到几只鸟，故意对鸟放了两枪，县委机关人员听到枪声，紧急转移，结果让国民党军队扑了空。1943年冬，瑞安、青田两县边境8个乡的乡长，联名向上保证所属的村庄没有共产党活动，阻止了国民党军队进驻这些乡村“清剿”，从而使这些乡村得到一段时间的平安。1944年冬，青景丽县委干部刘斌发，根据县委副书记曾绍文的交代，和时任青田县南田区王宅乡、雅梅乡联合小学校长邢冠群接上关系。刘支持邢竞选王宅乡长成功，邢则利用乡长的职务为刘的活动提供便利。翌年夏，国民党“剿共”部队因抓不到刘斌发而要放火烧毁刘家房屋，邢出面劝阻，保住了刘家及其周围居民的房屋。
  第三节 保存党的力量
  一、巩固党的组织
  在反对国民党顽固派“清乡”、“清剿”的斗争中，青田县党的组织先后在处属特委和浙南特委的领导下，逐步积累起了巩固组织，保存力量的经验。在执行隐蔽斗争的正确策略，加强党内教育，巩固幸存组织的同时，开辟新区，发展力量，使活动的立足点和依托地逐步扩大。
  对于石帆区委、丽云区委等遭敌“清乡”、“清剿”较重的党组织，特委指示：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为了防止事件的再次发生，特委要求各地领导人对各个支部从组织上进行整顿，从思想上进行教育，重新明确任务要求和活动方式：一是保证党员在政治上的纯洁性，杜绝不纯分子混入党内；二是防止暴露目标、平时少开会，环境紧张时不开会，分散布置任务和传达上级指示，减少横向联系；三是对党员、家属和驻点户经常进行信念教育、保密教育和纪律教育，增强党性，提高革命警惕，每个党员都准备好一套口供，万一被捕，以应付审讯，保护组织、保护同志、保护自己；四是在斗争中培养骨干分子入党，重视质量，严格手续；五是按“隐蔽精干”的要求，具体规定党支部的任务：基本地区的支部配合地方工作人员活动，监视敌人，报告消息，宣传政策，团结群众；边缘地区的支部除联系团结群众外，主要是监视敌人的活动情况，提供情报，同时抓住时机向外扩大活动范围；地下交通线上的党员实行单线领导，不发生横向关系。
  经过艰苦的斗争，在青田县境内，1940年6月之前建立的党组织得以巩固的有：青田县委所属的吴畲区委、章村东山分区委、石盖分区委，青景丽县委所属的丽云区委；党支部有：万山、外黄垟、官坑、吴畲、石盖坪山、吴村、陈须、大圩（章坑源头）、坑根、石弄圩（马坑口）、横路、黄里、界头、驮田坪、郑山、黄驮山、箬坑、半岭等支部。
  1940年6月之后，在隐蔽斗争中新建立的党组织有：青田县西部与丽水交界的丽青松边区党组织，由处属特委派特派员负责领导；浙南瓯北县委派特派员接替青田县特派员领导青田东北部党的工作。并且新设立了万山区委及其所属的万山分区委、黄垟和石盖分区特派员。新发展的党支部有：上坪山、下坪山、赵山、桃坳、赤岩、云尖、林口、南山、下田、峰山、光乍坑、底项、石平川、乌坭塘、底黄垟、高■、张口、徐坑、底垟、黄山、高桥背、驮坑、大济底、昌其、石盖口、乌坦、石盖、上合、陈学、旺山、铺西寮、大尖、呈山、大双坑、后山、下贵、西寮、下垟、东溪和万山妇女等支部。
  二、党员坚贞不屈，群众支持革命
  保存下来的党支部坚持着顽强的斗争，得到群众无私的支援，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南田乡山后村周爱信母子，为掩护党的组织，在国民党清剿队的酷刑下，坚贞不屈。儿子被折磨至死，母亲化悲痛为力量，继续为革命奔忙。岭下乡驮田坪村党支部在形势十分恶劣的情况下，仍联络周边村党支部坚持斗争，起到了中心支部的作用，为了保护浙南特委、青景丽县委、丽云区委的干部安全，先后牺牲了刘际宝、刘际藏、刘周群三位党员。在区委领导人刘连兴的家属将要遭受敌人劫难时，驮田坪村党员不顾危险，连夜赶到小顺，将刘的家属及家用物品搬到驮田坪隐蔽起来。祯旺乡吴畲村共产党员江爱女一家，在抗战时期自始至终热情接待青田县委、丽青松边区和处属特委的下部。傅振军、宣恩金、李文辉、张之清、曾绍文、林艺圃等领导干部都曾隐蔽过她的家。站岗放哨、传递消息，她件件都做。后来，她的丈夫金常余、侄儿金存挡被敌人杀害了，但她对革命的忠诚始终如一。
  为了党的干部的安全和健康，万山支部在济儿麻山的柴丛中搭建茅草棚供隐蔽的干部居住。茅棚周围用木棍扎实，以防野兽侵入。万山村的党员轮流陪同居住。严冬积雪时，为了不留脚印，上下山沿着不积雪的坑床行走。全村男女老少都很关心党的干部。妇女为党的干部洗补衣服，送饭带路，发现陌生人进村立即通风报信。人称“革命老妈妈”的陈聪妹的家是外来干部的常驻点。平日，她自己节衣缩食，对干部却尽其所有地热情接待，亲如一家。钱钟仪调离万山时，陈聪妹和乡亲含泪送至村外凉亭。隐蔽在外黄垟等村的党的干部，同样得到当地党员和村民的保护。如遇开会，妇女儿童为他们站岗放哨。稍有情况，即将他们转移到深山岙谷，为他们送饭送茶水。
  第十章
  英勇抗击入侵日军
  在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以华制华”和“以战养战”的政策，于1942年5月中旬，结集14万余兵力，发动了侵略浙江规模最大的浙赣战役。5月28日占踞了浙中要地金华，6月24日攻陷了浙西南重镇丽水，继而进犯青田、温州等地。侵略者的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当丽水、青田、温州相继沦陷之时，中共处属特委要求各级党的组织和派往各地的特派员，迅速组织民兵，动员广大群众打击入侵之敌。此时，在青田、景宁二县交界活动的中共浙南特委，也很快得到情报，立即将特委和青景丽县委的两支武工队派到青田、丽水、景宁三县交界的丽云区委活动地域，掌握日军的动向，随时迎击入侵之敌。
  具有抗日爱国精神和武装斗争传统的青田人民，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义愤填膺。他们或在党组织的领导下，或在爱国人士的倡议下，或自发地组织起来，利用各种机会，以刀枪、棍棒、锄头，甚至赤手空拳，打击入侵之敌，谱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
  第一节 日军在青田犯下的罪行
  日军在地面部队入侵之前，为震慑中国军队，恐吓民众，空袭青田11次，出动飞机40余架次，轰炸县城、温溪、沙埠、石溪、海口、海溪等地，共投炸弹、烧夷弹76枚，炸死群众38人，炸伤34人，炸毁房子551间，航船6艘。其中1944年6月29日上午10时许，敌机10架次在鹤城镇低空投弹25枚，县政府、国民兵团、警察局、法院、农场以及商店、民房等被炸毁、震塌的房屋275间，炸死12人，伤15人。整个县城一片狼藉，惨不忍睹。
  日本侵略军为掠夺地方物资，于1942年7月7日至8月23日48天中，反复三次窜犯青田，在乡村盘踞最久的是船寮至石平川一带，驻兵21天。1942年7月7日上午，日本侵略军从丽水出发，兵分两路进犯青田，9日下午7时许侵占青田县城及近郊石郭要地；10日，敌从青田县出发，东下进犯温州。7月28日，日军400余人从温州上窜青田，劫船数十艘，满载掠夺物资沿江上航；29日，敌军沿公路西进，小部盘踞船寮至石平川一带，掠夺战略物资钼矿矿砂，并劫民船10余艘，满载掠夺之物资上驶丽水；接着，一支日军上窜至石溪，占踞船寮的日军亦用民船10余艘，装运钼矿矿砂东下石溪，两支日军会合后，下驶温州入海。8月17日晨，日军700余人，劫民船30余艘，民伕约400人，再次从温州上窜侵犯青田县境沙埠、圩仁、港口、高岗等地，同日上午8时和下午2时，敌侦察飞机，对沿江两岸进行侦察。18日晨，敌从两个方向进入青田县城，19日沿公路西上，与盘踞船寮一带之敌同窜丽水，至8月23日离开青田县境。
  1944年9月2日，日军500余人由丽水出发，犯青田县境；4日，增兵至1000余人，下午1时先头部队进占县城；6日，窜至永嘉；7日，重犯县城；13日，离境窜回丽水。
  1945年2月27日，日军200余人由温州出发再扰青田县境，其后续部队及日军便衣队50余人，突袭港头乡，杀死5人，杀伤3人，被掳2人，奸淫妇女5人，焚房10间，劫家畜（禽）421头（只），劫民船18艘、粮食7500多公斤，后离境。
  日军侵犯青田时，县政府官员仓皇逃跑，驻青田的国民党军队几乎是不战而退，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当时驻扎在青田“清剿”共产党的国民党军队有三十三师的1个团和青田县国民兵团的3个中队及警察局的武装，兵力在1000人以上，且拥有重武器。1942年7月7日，日军进犯县境时，守卫海溪的三十三师三连，开始时拟率部队拦腰切断来犯之敌，当敌军逼近时却逃之天夭；同日，在杨山背驻防的三十三师九连也不作抵抗，一走了之。9日晨，驻防县城南岸的三十三师一部、县国民兵团、警察局的武装和县长翁柽及其官员，在日军尚未从船寮出动的时候，即分别撤退至章旦和油竹，县城南北两岸空无一兵一卒。此后日军几次进犯青田时，也不见国民党的武装作过抵抗，县政府的官员则远逃南田。更为甚者“三十师、三十二师、三十三师有叛兵三十余，自七月二十三日起，迭在青丽缙边境的祯埠、海溪、叶店、雁衢等乡肆行掳掠焚毁，原部队既不能收抚，又不肯进剿，地方则感心余力诎，民众惨苦不堪言状。”国民党三十三师三团一营三连连长率官兵携带武器，“于八月二日全部叛变，由油竹渡小溪过大溪窜往青缙边境”扰乱①。
  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烧、杀、淫、掳、掠，无恶不作。当时，青田全县46个乡镇中，遭受日军铁蹄灾难的有：鹤城镇、五下乡、六仁乡、三外乡、港口乡、港头乡、二外乡、石帆乡、浮弋乡、祯埠乡、南阜乡、高市乡、石芝乡、荷塘乡、六上乡、石溪乡、东堡乡、富川乡、叶店乡、海溪乡、湖川乡等21个乡镇。在富川乡的石平川一带，六上乡的大路一带，石芝乡的芝溪头一带，被日军杀死70人，杀伤37人，被掳壮丁27人，被焚房屋4312间，被劫粮食57000多公斤。
  浮弋乡先后被日军洗劫四次，遭杀死5人，伤3人，被奸淫妇女37人，尤以8月8日蹂躏最惨，全乡13个保，竟有12个保遭劫，敌战马400余匹均满载而去，可见被掳物资之多。1942年7月28日，日军在鹤城镇东门外抓绑一居民，迫令为其带路，居民坚决拒绝，日军用刺刀猛刺后将其丢下新码道城墙下，并扒城墙砌石压击至死。1942年7月中旬，数百名在温州被抓的民夫，被日军押着走了三天进入青田县境，他们遭打挨饿，日晒雨淋，凡是体力不支者，日军就残忍地将他们活活刺死，丢尸路旁。
  日军侵犯给青田造成的损失难以计算，概略统计：被害致死224人，致伤残181人，奸淫妇女334人，掳去妇女5人，被掳壮丁214人，房屋被毁5158间，被掠夺家畜（禽）10300多头（只），粮食15.1万公斤，民船347艘。其直接和间接的经济损失“当在五十七亿五千六百六十四万元以上”①。此数按当时青田粮食市价，可购大米1439万公斤。
  第二节 青田人民奋起歼敌
  一、万山党支部领导民兵抗敌护矿
  1942年7月，日军入侵青田、温州之时，国民党矿业公司在青田县富川乡石平川地方开采钼矿的办事机构撤离了，留下几百吨已经粉碎的钼矿矿砂和矿石，以及采矿、碾矿的机器设备。钼矿系稀有的国防工业原料，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已垂涎三尺，日军得此消息后，准备将它掠夺至日本制造杀人武器。从石平川矿区到船寮码头或溪口码头均为山间小路，要过10多渡溪水，往返百华里，且只能由人力挑运，交通运输十分不便。日军从温州和青田沿路抓来劳工200多人，押至石平川，强迫他们将矿砂装袋，挑到船寮或溪口码头，用抢来的木航船装载到温州港，再由轮船海运到日本。劳工们饿着肚皮，在日军的皮鞭、枪托之下忍声吞气地挑运，稍有不慎即遭日军毒打，有的劳工被惨打致死，弃尸路旁或草丛。几天时间被害致死劳工20多人。
  日军不仅掠夺石平川钼矿，还在这一带作恶多端，殃及富川、东堡、荷塘、石溪四乡。该四乡平民被害致死81人，致伤残47人，被奸妇女154人，被掳妇女2人，被掳壮丁48人，被劫民船16艘，被焚房屋1629间，被抢家畜266头，家禽1694只，粮食43000多公斤。石平川村里的粮食、猪、牛、羊、鸡、鸭被抢光，连布袋、麻袋、竹箩等也被搜去装运钼矿。百姓们不敢回村，在深山荒野风餐露宿，稍有迟缓即遭受灾难，峰山党支部派一村民下山探听日军动向，不慎遇上日军，被砍九刀留下终身残疾。
  日军犯下的罪行，激起人民的无比仇恨，他们决定予以还击。万山村党支部认真研究了对策，因为民兵的武器装备极差，仅有几支土造步枪和火药枪，不能同日军硬拼，只能智取。他们想出了一个好计谋：把矿砂倒掉，使日军掠夺钼矿阴谋破产。1942年7月31日，潘火溪、潘如楷、潘文星等30余名身强力壮的党员和民兵，深夜翻山越岭，前往10多里路外的石平川钼矿工地。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将几十袋待运的钼矿矿砂全部抬出，倒入山间溪坑里。然后把采矿、碾矿的机器零件拆下，使日军无法再碾运钼矿。凌晨之前，大家扛上装矿砂的空麻袋和机器零件返回了万山。次日，日军集中部队疯狂报复，放火烧了石平川、底项、万路3村的民房。埋伏在后山的石平川民众，举起土枪向日军开火。日军摸不清底细，逃窜到万路村，又放火烧屋。万路村民众在山上推下巨石砸日军，万山民兵在大降后山的半山腰密林中开枪射击日军。巨石飞击声配合着枪声，吓得日军晕头转向，狼狈地向船寮逃窜。从此，日军再也不敢前来掠夺钼矿，这一带人民的生活也相对安定了。
  二、六上乡民聚歼日军
  六上乡与万山地区一样，都是深受共产党影响的地区。1930年红军游击队曾在这一带开展革命活动，“为大众抗暴除虐”的思想深存人心。1939年，共产党在这带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教育活动，更增强了这一带民众的抗敌激情。1942年7月，占踞船寮鲤鱼山的日军，时常骚扰毗邻船寮的六上乡，抢劫财物，为害平民。
  六上乡的爱国人士商议抗敌大计，古稀老人叶族公持矛号召：谁抗敌牺牲，其子女由我负责抚养到16岁。大路一带的乡民积极准备刀矛、土枪、步枪、“三炮联”①参战。8月2日黎明时分，一队日伪军押带民夫50多人，由船寮经小垟村循石井山路，向大路、叶庄进犯，大路一带七八十名乡民手持刀矛、土枪，肩负土炮，分三路据险埋伏，隐蔽待敌。后备人员只待枪声一响，即以鸣锣呐喊助威。乡警备班为群众抗战热情所感召，也赶来配合抗敌。时近中午，一队日军夹杂着伪军，向下项鱼贯而来。待日军全部进入火力网时，六上乡乡民突然开枪、开炮。一时枪声、炮声、锣声四起，杀声震天，打得日军懵头转向。日军慌忙用机枪疯狂扫射，乡民集中火力缩小包围圈，三面夹击，越打越勇猛。敌军见势不妙，狼狈向后山溃退，大路村民奋勇追杀。附近村庄民众也手持柴刀、斧头参战。花甲老人项木匠用大刀砍死1名日军，王乡民率诸子杀敌，不幸中弹牺牲。此战共毙敌伪15人，伤敌伪多人，缴获步枪2支及钢盔等许多战利品；乡民牺牲3人，伤7人。
  敌军不甘于就此罢休。3日拂晓，驻扎在小源、平桥的日伪军约270人，扛着迫击炮、重机枪、轻机枪，再次进犯下项、叶庄、大路等村。敌军一路鸣枪开炮，沿途杀害了5位老农。乡民再次与敌激战，终因武器过劣，只得向山地撤退。敌每占领一村庄，即四面放火，叶庄、大路、洪庵、凉泉、下项、石井、前坑垟、坑圩等8村计329户1645间房屋悉被焚毁。此时，与六上乡毗邻的石溪乡民70多人，手持刀枪奔赴交界地带三茅岭侦察敌情，积极做好抵御日军窜犯的准备。
  六上乡民众歼敌，再次鼓舞了青田人民抗敌的决心，许多乡镇捐物捐资援助六上乡民，其中鹤城镇、山口乡和温州城区最多。三、石芝民众奋勇杀敌占踞船寮的日军遭六上乡民众痛击之后，不敢再向东面的村庄掠夺物资，转而向西面的石芝乡村庄洗劫。石芝乡也是受共产党影响很深的地区。1938年秋，县委领导曾绍文在石芝一带领导农民运动，取得减租斗争的胜利，在广大民众中产生深刻的影响。
  1938年冬到1940年春，石芝乡又是海口实验区的管辖范围。在县委直接领导下，党的活动非常活跃，在该乡建有中共石盖分区委。1941年虽受国民党“清乡”之害，然其多数党员分别隐蔽在山村活动，保存实力，并在群众中秘密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工作，群众的革命基础依存，许多乡民自发组织起来商议杀敌之计。
  1942年8月11日下午，几名日军到石芝乡搜劫财物。其中有2名日军军官闯入垟肚季家大屋，陈铁匠迅速召集村民手持长矛、柴刀隐伏屋外，乘敌不备，突然袭击。日军副官望月邨治①胸腹中矛，负重伤向后山逃窜，三村民追上，用柴刀将其砍死。日军副联队长夫野键一郎②，身躯高大，陈铁匠突用长矛刺杀，敌随手取门叉顽抗，相持约两分钟。二村民赶到，用扁担向敌人头部击去，敌仍以门叉阻挡，陈铁匠乘势将长矛刺进他的左腹，敌负重伤后向外逃命，被村民追及击毙。余敌慌忙逃回船寮踞点。
  石芝乡民料想日军会来报复，当夜大部分乡民即疏散到山上隐蔽。翌日，敌军果然纠集大队人马前往石芝，连续三天，见人就杀、见房就烧、见物就抢。该乡的瓦檐头、丘边园、垟肚、后般垟、圣旨门、朱店前、门前坑、乌处、新楼底、鼓架田、上〓、大岸垟、苦竹坑、外胡、麦地后、红溪岙、叠石岩、度岙底、乌寮等19个村庄的457户共计1188间民房烧毁，乡民被杀38人，伤24人，被劫粮食5.5万公斤。
  日军酷虐之至，令人发指，但吓不倒英勇的青田人民。民众自发抗敌扰敌的斗争，此起彼伏。7月7日，海溪一乡民在敌过境时，被掳代背军需品，行至坑底口时，他将单独监视之敌推跌坑下，抄小路逃回家里，并将所获之钢盔、黄军衣等物送交乡公所。富川乡一乡民于8月7日夜，潜入敌军营房，获得步枪2支、子弹若干，送往乡公所。湖川乡四位乡民，深夜潜入敌军营房欲取机枪，被发觉未能得手，但亦足以使敌人心惊胆寒。
  第十一章
  在隐蔽中发展力量
  通过抗日救亡运动、争取民主权利斗争和遏制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共产党在青田县逐步形成了山口、石帆、万山和青（田）景（宁）边区、青（田）丽（水）边区五块基本活动区。
  在国民党顽固派的两次大规模“清乡”、“清剿”中，中共石帆区委（含叶店分区委）和中共山口区委遭受破坏，无法恢复组织活动，其他三块党的基本活动地区，不仅保持下来，而且在后期有所扩展，使青田县西南部和东北部山区党的力量不断壮大。国民党第三战区闽浙赣边区绥靖指挥部不得不叹称：“此剿彼窜，不惟难根绝，抑且有坐大之势”①。
  第一节 一直坚持活动的青景边区老基地
  一、领导机关迁到老基地
  青田县境西南部的南田区接壤景宁、泰顺两县，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红军挺进师创建的游击基地。境内全为山地，群众基础良好，是开展游击战的理想地区，它又是浙南和浙西南、浙江和福建的边界地域，国民党统治鞭长莫及，有利于党组织之间的交通联系。南田及其周边地区是中共青景丽县委及其所属的丽云和梅岐两个区委的基本活动地区。1942年2月，中共浙江省委机关在温州遭到敌人破坏、省委书记刘英被捕牺牲后，共产党活动地区形势进一步恶化。5月，为了避开敌人的锋芒，更好地保存革命力量，浙南特委书记龙跃率特委机关和武工队转移到这块青景泰边区老基地，与青景丽县委会合，以南田区的石展、石角、湖山和景宁、泰顺边境的老基地为据点，领导浙南地区的革命斗争，并与处属特委取得联系，一直坚持到抗日战争胜利。青景丽县委及丽云和梅岐区委的活动范围遍及当时青田的岭下、北山、玉岩、妙厚、徐白、西坑、鳌里、雅梅、富岙、王宅、南田、初阳、十源、万阜、三滩、东山、章村、祯旺、高市、六仁、石芝等21个乡。
  二、建立武装工作队
  青景丽县委武工队始建于1940年3月，5月，浙南特委强调指出，在基本地区，应有武装力量的准备工作，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立场。青田西坑石门地方400多农民举行反对国民党当局无理派粮的斗争。在斗争中，农民缴了国民党地方自卫队的枪支。丽云区委武装人员配合青景丽县委武工队，多次奇袭前来“剿共”的国民党军队。10月，特委明确各县武工队的任务为：保卫机关；镇压汉奸及其他反动分子；开辟新区和恢复被摧残地区的工作；护送干部、筹款，并为抗日游击战争准备条件。随后，县委武工队采用多种方法收集武器，开展武装保卫斗争，逐渐壮大了武装队伍。1941年4月在王湾山间击毙省保安总队第三团团长及其卫兵，缴获手枪1支、步枪2支。1943年12月在梅岐击毙国民党剿共团长。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县委武工队先后由郭道宽、廖春生、岳维寿和刘正发担任队长。县委武工队还帮助地方党组织建立武装民兵组织。丽云区委刘连兴在今青田县的界头、箬坑建立了2支20余人的武装民兵队。
  三、调整组织，整顿思想
  在隐蔽斗争期间，浙南特委开办了两期干部训练班，青景丽县委和丽云区委的主要领导干部参加学习，进一步接受隐蔽精干政策的教育，克服了党内存在的急躁情绪，端正了态度，为长期坚持基本地区革命斗争打下了思想基础。特委机关转移到青田、景宁边区之后，特委进一步加强对青景丽县委的领导，对领导班子进行整顿，调换青景丽县委书记，扭转前一时期过“左”行动所造成的思想上、组织上的混乱局面。1943年7月，特委在青田的石展召开扩大会议，传达由福建省委转来的华中局对闽浙基本地区工作的指示，会议总结了执行隐蔽精干政策的经验，作出了关于今后工作任务的决定。紧接着，组织干部进行为期半个月的整风学习，以加强县、区委的领导，提高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坚定革命意志，增强团结。1944年1月，青景丽县委书记赵传彬叛变投敌。为防后患，浙南特委果断地将县委下属的梅岐、丽云两个区委划分出来，建立隶属特委领导的青景云直属区，派刘正发、曾绍文任正副书记，张金发为特派员，在干部中深入开展“反洋口”（即赵传彬）斗争，稳定干部队伍，使青景丽县委又一次渡过难关。
  四、保卫机关，关心群众
  青景丽县委的保卫工作很严格，行军路上不留任何痕迹，宿营时不到户外蹓跶，晾衣服不让户外瞧见，乃至大便后的纸片当即处理好，不让便衣特务发现行踪。1943年7月，下垟一陌生人跟踪到了石展，青景丽县委通过统战对象前去盘问，弄清楚是国民党行动队的便衣特务，特委领导立即下令予以秘密处决，从而保证了机关和驻地群众的安全。同时，严守爱护人民群众的纪律，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深秋某夜，游击队员夜行军饥饿难忍，在深山玉米地剥一根玉米，在玉米杆叉上放一张等值的通用法币，以示买卖公平。
  五、镇压地方的反动头子
  1942年冬，特委书记龙跃向华中局写了《避开敌人进攻与破坏敌人进攻》的工作报告，并组织各个基本活动区的干部学习，使大家进一步明确如何“保存与积蓄党的实力”，“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小顺乡长、恶霸地主鲍振东思想反动，反共活动猖獗。为扫除障碍，青景丽县委武工队配合丽云区委，予以镇压，缴获1支木壳枪。雅梅乡有一党员，叛党做坏事，被青景丽武工队处决。武工队以“抗日人民军”之名，在村头路口张贴公告：“查青田县雅梅张山后村×××，平素为非作歹，扰害地方，其最甚者：1、漏泄本军消息。2、无故向政府报告当地良民为匪。3、反对和破坏本军主张。4、在地方敲榨贫苦民众脂膏..。迭经民众纷纷向本军告密，经屡次查明确系实情。本军为改除民众痛苦起见，特将×××严刑判裁，执行枪决示众，仰尔民众此后勿再效×××所为。”①此事起到了镇慑地方恶势力的作用。
  六、开辟新区
  在丽云区委遭受敌人突然袭击、区委书记牺牲的情况下，青景丽县委立即决定将幸存下来的区委干部转移。刘连兴、张水达等从原活动地岭下乡一带，转移到徐白乡一带。后任命刘连兴为丽云区委书记，张水达、刘成波为区委委员。丽云区委与石盖分区委何朝兴取得了联系，以徐白乡的徐山，石芝乡的坪山和高市源、石盖源为据点，发展党的组织，开辟新的基本活动地区，逐步将活动范围扩大到六仁乡的桃坳，奕城乡的陈学，石芝乡的上枝、垟肚和祯埠乡的石坑等地。1940年12月至1945年5月，丽云区委先后在今青田县所属的张口、徐坑、底垟、大济底、昌其、石盖口、上合、陈学、黄山、高桥背、驮坑、旺山、铺西寮村发展党员，建立支部。到抗战胜利时，连同1940年3月之前建立的界头、驮田坪、郑山、张岙、黄驮山、箬坑、半岭等党支部，丽云区委在青田境内共有22个党支部。
  第二节 恢复青丽边区活动基地
  一、恢复组织
  青田、丽水边境党的基本活动地区，位于青田的西部，即当时的东山、章村、祯旺、祯埠四乡，原属海口实验区管辖，中共青田县委曾在此一带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和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1940年6月之前，建有吴畲区委和章村东山分区委。1940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实行“清乡”，吴畲区委、章村东山分区委转入隐蔽状况。自从曾绍文、张之清等人去过一次后，这些组织有一年半多时间与上级党组织失去了联系，但是这些组织较好地执行隐蔽政策，有些党员为了应付敌人的“清乡”，采取假登记的方法蒙蔽敌人，保存了大部分的力量。1942年8月，处属特委为进一步实行隐蔽精干的政策和恢复老基地的工作，派林艺圃重新回到原活动基地东山、章村、祯旺、祯埠一带工作。1943年，处属特委任命林艺圃为丽青松边区特派员。林艺圃把丽水、青田、松阳三县边区党的工作联成一片。1944年1月，青景丽县委也派邱宝珍到章村一带开辟工作，青田西部党的基本活动地区更加巩固。
  林艺圃在章村、东山、祯旺、祯埠等地工作时，严格执行隐蔽政策。为保存党的力量，他在党内强调保密纪律，实行单线领导，切断横的关系，避免突出暴露，不搞群众活动。他以祯旺乡的吴畲、章坑源头、铺西寮，东山乡的坑根、下田，章村乡的石弄圩、云尖为驻点，以教书先生和小商贩身份作掩护，有时走村串户做小买卖，有时隐蔽在堡垒户家中，或隐蔽在露天柴棚、山洞里，夜深人静时外出活动。堡垒户金孔尧、王锡谦、金宝芹等人为林艺圃送饭、送水，通风报信，如有生人来村就告诉林艺圃留心，国民党自卫队下乡抓丁派款，堡垒户就领着林艺圃上山隐蔽，夜晚替林艺圃带路、送信、放哨，保卫安全。经过艰难工作，除孙村支部外，原有的吴畲、吴村、官坑支部恢复了活动，并先后整顿、新建了陈须、大圩、铺西寮、石弄圩、坑根、黄里、马岙口、横路、下田、高田本、南山等11个支部，单线联系的党员130多人。同时，建立了和处属特委联系的秘密交通线，使丽青松边区对外的联系畅通。在新四军、八路军打击日军取得胜利的消息鼓舞下，吴畲村党员金明亮自动报名，秘密前往浙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在余姚梁弄参加了新四军“三五支队”。1942年秋，章村乡石弄圩村党员王根明，在途经大岗岭时无意中看到张之清。出于严格的纪律，他不敢轻易去接头，立即回来向林艺圃报告。林艺圃找到特委书记傅振军，才知张之清和徐仲植已与组织失去联系，被困在大岗岭，处境十分艰难。于是林艺圃和王根明赶到大岗岭，寻找了两天，才在大济村找到张之清、徐仲植，由林艺圃带他们到云和县下寮坑同傅振军接上了关系。
  二、发展组织
  1944年1月，青景丽县委派邱宝珍（化名王兴）到章村乡，配合林艺圃做巩固老区开辟新区工作。临走时，县委书记刘正发根据曾绍文向他介绍的章村、东山、祯旺一带的情况，叫邱宝珍到章村乡云尖村找老党员王珠星。邱宝珍化装成走亲戚的样子，避大路绕小路，到了云尖找到王珠星。原来，王珠星是邱宝珍干爹的堂兄弟，邱宝珍即以逃壮丁为名，住在王珠星家。开始帮人做临时工，后和性格耿直的王屠工合伙做宰猪卖肉生意。邱宝珍常常有意识地对王屠工讲抗日救国和共产党为劳苦大众做事的道理。不久，王屠工即被邱宝珍吸收为党员。他们按照县委“广交朋友、交好可靠朋友，再发展党员”的指示，在黄里、林口、大济底、石弄圩、黄山等地交了100多个朋友。他们又作了分工：王屠工继续以交朋友为主，王珠星以考察入党对象为主，邱宝珍以思想教育为主，成熟一个发展一个。到1944年11月，发展党员80余名，建有1个党支部、4个独立党小组。同时，向景宁县小顺一带发展，使青景边区与青丽边区的活动基地连成一片。
  第三节 巩固扩大万山基本活动地区
  一、在隐蔽中发展党的组织
  青田东北部党的基本活动地区，是以万山、峰山、黄垟为中心，历史上统称万山革命根据地，它与永嘉、缙云两县相连，且联络青田中部的石盖和东部的温溪一带。194年4月之前，万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共处属特委所属的青田县委（特派员）领导，1943年5月以后划归浙南特委所属的瓯北县委（十区特派员）领导，是青田县境内颇具规模的共产党基本活动地区。
  万山这块经历过红十三军、红军挺进师浴血奋战的老革命根据地是从1938年冬开始，再次逐步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党在青田的基本活动地区的。1938年冬，中共青田县委颇有远见地决定：派党员以海口实验区经济建设指导员的身份，到万山创办垦植生产合作社，开辟万山革命活动基地。按照县委的部署，经考察培养，于1939年1月至5月先后吸收潘火溪、潘博亨、潘礼华、潘金华、潘如楷等11人入党，是年6月，经青田县委批准，成立中共万山支部，下设两个党小组。1940年春，又建立了外黄垟支部。同年秋，在形势逆转情况下，县委更加重视这一带山区的工作，逐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该地区，万山、峰山、黄垟因此逐渐地成为党领导青田县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驻地。
  1940年8月，张之清在峰山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工作。万山支部派潘如鹏协助张之清工作。经考察，张之清通过潘如鹏吸收赖美云等人入党，再由他们逐步扩大党的队伍，先后在光乍坑村、底项村吸收党员。同年10月，建立峰山党支部。1941年2月，建立光乍坑党支部。在此同时，特委派钱钟仪到万山担任青田县党的负责人。为了便于领导，组织决定成立中共万山分区委，分区委书记潘如鹏，组织委员罗德欣，宣传委员赖美云，下辖万山、峰山、光乍坑3个支部。后又建立了底项、乌泥塘等支部。1942年2月，张之清调离青田，临走前将青田各地党员组织关系移交给李文辉，并共同商议下一步的工作。特委任命李文辉为青田县党的特派员，李文辉根据商议精神和实际工作的需要，决定增设中共黄垟分区，任命陈鸣皆为分区特派员，下辖外黄垟、底黄垟、石平川等支部。将万山分区委改为特派员制，由潘金华任分区特派员。并且谨慎地向外扩大，通过石盖分区委，向桃坳、仁宫、湖云发展，与青景丽县委所属的丽云区委靠拢；同时，与负责缙云县工作的曾绍文取得联系，建立起一条从万山到缙云县岭后、仙居县安仁的秘密交通线。1943年5月，李文辉调离青田，浙南特委所属的瓯北县委十区特派员关榕负责青田党的工作，党的组织又有了新的发展，下属支部有22个，党员250余名（含石盖分区委下属的支部）。关榕还指派陈鸣皆、李川仁等人向黄垟的东面贵岙、温溪和西面的船寮两个方向开辟新的活动地区。其间，在大尖、呈山、大双坑、后山、下贵、西寮、下垟、东溪等村发展党员建立支部。
  到了1943年秋后，由于地域环境和社会基础的关系，万山的党员在支部内是公开的，在本村是半公开的，在村外则是绝对保密的。对于这一点，万山村基本群众也能做到守口如瓶，因为他们深感党的干部所做的工作，都是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
  二、建立“红心白皮”政权
  1942年8月，国民党政府要选举保甲长。富川乡的平山、万路、万山三个村为第三保，选保长一人；以村为单位，按15—20户，选甲长一人。为了掌握保甲的行政权力，以利革命工作，李文辉和万山党支部研究决定，推荐支部书记潘博亨为第三保保长候选人，并在平山、万路两村的选民中秘密串连。选举那天下午，选民集中在万路村，选举是以举手方式表决的。乡公所事务员作弊，宣布另一候选人当选。他不顾群众的抗议，在一片臭骂声中，慌忙收场溜走。接着，各村推选甲长，万山村设四个甲，党员潘如楷和三位进步村民选为甲长。此后，黄垟村改选保长，李文辉决定推荐中共黄垟分区特派员陈鸣皆为候选人，选举时，陈鸣皆以得票最多而当选。乌泥塘村选举保甲长，在党组织的策划下，两位党员当选为保长和甲长，三位靠近党的村民当选为甲长。这样，万山、黄垟、乌泥塘等村的保甲行政权力就掌握在党组织手里，为以后开展减租减息、抗丁抗捐和了解敌情提供了方便。
  万山一带党的组织还以“结拜兄弟”的方式，广交朋友，掩护党的活动，做好统战工作。1944年，万山支部副书记潘岩柱在光乍坑、黄垟、东溪等地结拜了18个盟兄弟，分头做地方上层分子的工作。
  三、建立秘密交通网络
  1939年1月，中共青田县委在万山陈聪妹家建立万山交通站，由潘如鹏负责。1940年冬，随着形势的变化，县委决定扩大秘密交通网，在万山建立交通总站，先后由潘博亨、潘如楷、潘火溪、潘万挺负责。在国民党两次“清乡”、“清剿”的恶劣环境中，万山交通站的交通员传递党内密件，搜集敌人的情报，掩护干部过境，接待来往人员，不分昼夜，风餐露宿，不畏艰险，保证了党的交通联络的畅通。
  万山交通总站负责的秘密交通线分为内线和外线。内线指县范围内，沟通县委（特派员）与区委联系的交通线，外线指沟通缙云、永嘉、仙居、丽水四县党组织和处属、浙南两特委之间联系的交通线。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交通线是沟通与浙东四明山抗日根据地联系的交通线，其路线经过为：万山——缙云县—
  临海县——宁海县—
  四明山浙东根据地。这条秘密交通线发挥了向浙东根据地输送干部的作用：1944年春，上级党组织在万山、峰山、黄垟等地挑选了一批年富力壮、意志坚定的党员干部，分批保送至浙东根据地参加新四军。第一批人员中有万山党员潘如鹏等人。第二批人员是在万山工作的女干部林月霞等人。他们都是沿着这条交通线赴浙东的。
  四、建立武装队伍，保卫活动基地
  1940年秋，曾绍文向万山支部传达特委指示：有条件的地方应建立武装游击队伍。因为万山党支部坚强，群众工作基础好，具备建立武装队伍的条件，于是党组织决定由党员潘如楷等人组成万山武装队，为了筹集枪支，党员们想了许多办法。曾绍文派人从家里取来一支驳壳枪。党支部以垦植生产合作社“发展生产需要资金”的名义，向青田金库借了一部分款，由潘如邦等人凑了一部分款，派人到温州，以“打山兽，保农作物”为借口，从国民党军械库保管员处暗中买来步枪3支、子弹100发。另外，通过仙居党组织购进4支单发土手枪。许多村民羡慕武装队有枪支，纷纷要求支部请人造枪，武装自己。此事得到李文辉和曾绍文的支持。1942年初秋，党支部决定筹钱造枪。党员们多方设法筹措经费，有的借债，有的卖青苗，有的甚至卖掉田地。支部派林道通去缙云，通过李文辉与缙云党组织，从仙居县安仁乡请来尹希渭等5名铁匠。尹希渭是打枪师傅，时任中共安仁分区委书记，他带来的几个师傅也是中共党员。他们在万山祠堂闭门造枪，对外称是为农户打制农具。造枪原料是支部10多名党员深夜去石平川钼矿工地搬来的钢材。为了防止办“兵工厂”消息走漏，支部采取了四条措施：第一，党员骨干每天轮流值日，如发现外来人员，立即通知工场暂停使用风箱、镙钻等这些发出噪音的工具。第二，组织儿童团员以放牛为名，在进村路口放哨。若有陌生人进村，即抢先高声齐喊“牛跑了”！使村内早作应付。第三，党员负责教育知情的群众做好保密安全工作。如有做生意的人进村，立即将他们引到离工场较远的地点交易。第四，派几个力大手巧的村民进工场帮助铁匠劳动，学会操作技术，加快造枪速度。经过4个多月苦战，终于造好13支仿汉阳造和“土快一”的步枪。这使万山村的村民、党员和在万山工作的干部感到非常高兴，更增强了斗争信心。有了枪，接着要解决子弹。子弹无法手工制造，只有购买。但此时，党员和武装队人员的家里再也筹不起钱了，青田金库老帐未还，新帐借不来。深山老林，百草是宝。支部研究决定通过“靠山吃山”的办法，解决经费问题。于是发动妇女、儿童上山挖“山门冬”、“蛇不见”等各种中草药，经过加工后运往温州山货栈卖掉，用草药钱购买子弹。是年严冬，支部派出几个善于打交道的党员，仍找温州军械库的保管员，要求买子弹打野猪，保证守信用、守秘密，终于买来1000发步枪子弹，把子弹捆包放在盐筐中央，上下左右都放上最不值钱的大头咸小鱼，赶潮汛从温州西门星夜坐船到永嘉桥头上岸，安全担回万山。党支部按每枪配30发子弹，其余严存备用。隐蔽在万山的领导干部，经常是夜出夜归到外面乡村活动，为了确保安全，由万山武装队负责护送。武装队有4支仿造手枪和1支驳壳枪，每支枪仅有二三发子弹。为搞到短枪子弹，支部通过在青田县城当警察的本村人，买到30余发手枪子弹和10余发驳壳枪子弹给武装队使用。
  此时，峰山、外黄垟、底黄垟、底项、光乍坑、石平川、乌坭塘等村民兵，在党支部的领导下，或买或造也拥有一定数量的枪支。1943年仅峰山村就拥有30多条枪支，黄垟村也拥有长枪12支，短枪3支。
  1945年3月27日，浙南特委决定：瓯北、乐清两县抗日武装队伍，合编为“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这是一支不打新四军番号的新四军部队。当时在万山、黄垟一带领导工作的关榕、李川仁等人在这支部队里担任中队领导职位。4月，按照关榕的指示，万山、峰山等村派出多名党员民兵参加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第九中队，中队长汪普生，指导员李川仁。同月的一个夜晚，九中队击败了国民党顽军一个分队对共产党永青基本活动地区的骚扰，歼敌2名、伤敌数人，余敌溃逃，九中队无一伤亡。5月，在青田、永嘉、缙云边界活动的万山武装队20多人，在队长潘如楷带领下，奉令前往瓯北编入永乐人民抗日自卫游击总队第九中队。
  7月，国民党永嘉县石染自卫队40多人进剿共产党活动的地区杨庄。万山武装队闻讯后，立即派20多名队员迅速出发，并联合黄垟、峰山和石平川武装民兵共有70多人星夜赶赴杨庄解救。此时，仙居县党组织也派来武装队伍参战。仙居武装队伍占领杨庄后山制高点，万山武装队伍从杨庄水口进村攻打。战斗从早晨6时开始一直打到下午3时，万山武装队伍毙敌排长1人、伤敌数人，缴获全新驳壳枪1支。敌人不敢恋战，离村逃跑。战斗胜利结束后，武装队将从敌人手中夺回的30多担粮食、5头毛猪以及衣服什物，全部归还村民。数日后，反动自卫队到杨庄报复，瓯北县委十区干部杨进尧家被毁，亲人遭害，躲避在邻村的杨父、杨妻、杨弟和孩子、由党组织接到万山、乌泥塘、外黄垟、底项朱岩等村避难。
  8月，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顽固派却在变本加厉地反共。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成立“永瑞平泰临时剿匪指挥部，”对浙南共产党基本活动地区继续进行“清剿”。10月，根据浙南特委关于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为保存实力，应化整为零的指示，关榕率领九中队在青、永、缙边区立足发展，潘如楷等人回到万山地区坚持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在青田县的活动地区，几乎遍及现建制的所有乡镇，建立党组织的现建制乡镇有：鹤城镇、温溪镇、山口镇、海口镇、船寮镇、北山镇、腊口镇、章村乡、舒桥乡、海溪乡、祯旺乡、祯埠乡、万山乡、黄垟乡、吴坑乡、贵岙乡、仁宫乡、方山乡、岭根乡，占全县乡镇数的61％。青田县党组织先后在中共处属特委和中共浙南特委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的抗日、反顽斗争，经历了恢复——发展——受挫——巩固——再发展的过程，县委领导更加坚强，干部更趋成熟，斗争经验更为丰富，并且建立了武装队伍，开辟与扩大了党的基本活动地区，直至抗日战争胜利，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