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一）悠久的历史
  1 历史起源
  自春秋末期越大夫范蠡尝试堰塘养鱼以来，淡水鱼类养殖一直就是江浙地区重要的农业生产方式之一。水耕火耨、饭稻羹鱼是对吴越地区生活方式的极好概括。古越人经越灭吴、楚灭越、秦灭楚、汉灭秦的巨大变化，秦及西汉曾数次强迫越人大规模北迁至黄淮河一带，同中原人合居，慢慢被中原人同化。留下的越人，一部分往东逃到沿海岛屿，被称为外越；外越的一部分更继续渡海去了日本，同时把水稻种植也带了过去，从此日本有了水稻。古越人同日本的原住民虾夷人通婚，世代繁衍，成为日本民族。原来的虾夷人遭到不断排挤，迁往今北海道和琉球群岛，成为日本的少数民族。另一部分越人，陆续向内地迁移，抵达今西南广西、贵州一带，定居下来，被称为百越的后裔。在吴越原地未迁移的越人，因不愿受汉族统治，纷纷逃到江、浙、皖一带的深山里，被称为山越。山越经过与汉族的不断斗争，最后与汉族完全融合，到唐宋时文献里已不见山越的记载了。
  青田曾为山越的分布地。当山越人被迫逃进山区后，原先“饭稻羹鱼”的生活中河海鱼食失去来源，又不如平原河网地带适合大规模开塘养鱼，为维系原有的生活方式，这一地区的农民开始利用稻田养殖淡水鱼类，并经过反复的试养和驯化，形成了天然的稻鱼共生系统。同时，农民利用稻田养鱼技术及特殊的小气候培育了青田特有的田鱼品种，这就是今天的青田田鱼。
  据史料记载，青田县的稻田养鱼始于唐睿宗景云二年（公元711年），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但依据理论分析，稻田养鱼在江浙地区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汉或战国时期。
  2 明清—民国时代的发展
  青田县建于唐景云二年（711年），隶属括州。自南宋绍定年间（公元1228—1233年）始修第一部县志，至光绪元年（1875年）共编纂8部《青田县志》，前4部已佚。这些县志对稻田养鱼有着明确的记录，是研究青田稻田养鱼历史的珍贵资料。
  明洪武二十四年（1392年）《青田县志》记载“田鱼有红黑驳数色，于稻田及圩池养”，这是有关青田田鱼养殖的最早文字记录，距今有600多年的历史。清光绪年间编撰的《青田县志》中也有“田鱼，有红、黑、驳数色，土人在稻田及圩池中养之”的记载。
  在明清—民国时期的文献当中，浙江的稻鱼共生或轮作在史料中多有提及。这一技术在当时的江浙一带广泛分布，已经形成粗放的技术模式。养殖品种主要为田鱼和泥鳅。养殖方式主要为稻鱼共生，投入鱼苗后任其自然生长，4至8个月即可收获。收获鱼类时利用竹篾等编织的篮子放饵诱之。除鱼类以外，田螺、蛙、毛蟹等一些水生生物也见于稻田之中。
  史料证明，青田的稻田养鱼是原生的文化现象。且清中期以后，农人稻田养鱼已不仅为自给，同时也赚取一定的收益。
  3 新中国成立后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青田的稻田养鱼技术在保持传统的同时得到的建议发展。稻田养鱼的面积与产量也逐渐提高。1949年，青田县稻田养鱼面积不足1万亩*，产量约2.5万千克。1955年，青田县成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水稻集体种，田鱼分户养”的管理模式，鼓励农户饲养田鱼。1958年，稻田养鱼面积上升至3万亩，产量达10.5万千克。1960年，青田县改变水稻耕作制度，开始小株密植，浅水灌溉，农药化肥使用量开始增多。此时，青田县稻田养鱼技术已基本规范，种养殖品种与管理都已较为成熟。对于田鱼的习性、鱼苗与成鱼的培育、配种的稻种以及稻作不同阶段的田间管理均有较为清楚的认识。到1977年，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响，片面强调粮食生产，稻田养鱼的规模下降，产量也有所减少。改革开放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实行。“随田养鱼，自养自得”的政策鼓励了农民实行稻田养鱼的积极性。到1985年，青田县稻田养鱼面积提高到7.56万亩。由于面积的增大和技术的进步，田鱼产量也大幅度提高，但仍以自然养殖为主。2000年以后，标准化实施，稻田养鱼产业化进程加速。2014年，青田县稻田养鱼面积为4万亩。
  青田县的稻田养鱼主要集中在方山、小舟山、仁庄、吴坑、章旦、鹤城、季宅等乡（镇）。其中方山乡养鱼历史最久，全乡有水田5774亩。1979年以前，养鱼2000亩左右，年产量约0.5万千克。1982年，增加到4900亩，产鱼2.7万千克，人均田鱼2.1千克。2014年，全乡稻田养鱼面积为4150亩。方山农民有熏晒田鱼干的传统，逢年过节、请客送礼时，视为珍品。小舟山乡养鱼发展最快，全乡水田4088亩。1979年，养鱼3000亩，平均亩产2.5千克。1983年，养鱼3600亩，产鱼3.25万千克。1987年，养鱼4000亩，占水田面积的97％，产鱼5万千克，总产值20万元。2014年，全乡稻田养鱼面积为3140亩。
  4 整体脉络
  青田稻田养鱼发展，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
  （1）新中国成立前，稻田养鱼处于自发性生产。农民在稻田里自繁自养自给田鲤鱼，全县面积不到万亩，所养田鱼个体小、产量低。
  （2）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70年代，稻田养鱼稳步发展。面积有所发展，自然养殖为主，单产较低。
  （3）1979年后，稻田养鱼快速发展时期。农业生产联产承包责任制激发了农民稻田养鱼的积极性，推广了科学稻田养鱼，稻田养鱼面积、单产明显提高。
  （4）2000年以后，标准化实施。稻田养鱼综合标准技术推广，品牌建设，产业化推进加快，效益明显提高。
  2005年，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第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借此契机，青田加大力度推进稻鱼技术和稻鱼产业发展，将稻鱼共生技术推向一个更为科学、更有利于民生的新高度。
  （二）独特的地理位置
  1 认识青田县
  青田县地处浙江省东南部的山区，瓯江中下游，东经119°47′～120°26′，北纬27°56～′28°29′。隶属丽水市，辖3个街道、9个镇、21个乡。县城离杭州约330千米，离丽水市区70千米，离温州市区50千米。东邻永嘉、瓯海，南毗瑞安、文成，西连景宁、莲都，北接缙云。县境东西长62千米，南北59千米，地形平面呈圆形。瓯江自西北向东南贯穿全境，辖区面积2493平方千米，山多地少，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截至2014年底，全县在籍人口52.9万，人均耕地0.31亩。青田有石雕之乡、华侨之乡、名人之乡之称。
  （1）石雕之乡 青田石雕享有盛名，创造了灿烂的石雕文化。很久以前，青田就有女娲补天遗石下凡变成石雕石的传说。1500多年前，青田人开始认识它，利用它。从此，青田石雕从无到有，从衰到盛，从国内到海外，从单一工艺到艺术精品，似一条艺术长河，闪耀着一代代艺人们的智慧之光，从古奔流到今。青田石雕现已经成为当地人的精神文化支撑和当地文化不可缺少的部分，于2006年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青田石雕早在崧泽文化时期就被开采利用，六朝时代已经问世。唐、宋时期，青田石雕开创了“多层次镂雕”技艺的先河，后有较大的发展。清代和民国初，青田石雕作为江南名产屡被选作贡品。光绪《青田县志》就有“赵子昂始取吾乡灯光石作印，至明代石印盛行”的记载。随着远洋商贸开通，青田石雕远销英、美、法等国，多次参加国际性赛会并获大奖。同时，也拉开了青田华侨史的序幕。新中国成立后，青田石雕得到快速的发展。目前石雕从业人员3万多人，年产值数十亿元，作品远销多国，多次在国内外获奖，选作国礼，被国内外博物馆收藏。
  青田石雕讲究因材施艺，因色取巧，有相石、开坯、雕琢、封蜡、润色等工序，尤以镂雕技艺见长，且圆雕、镂雕、高浅浮雕、线刻交替使用。青田石雕题材广泛，鱼虫花鸟、山水人物皆有，均精雕细刻，神形兼备，写实尚意诸法齐备，大气之中不失精妙，工艺规范，自成一格。享有“中国四大名石”、“印石之祖”、“国之瑰宝”、“天下第一雕”、“在石头上绣花”、“丽水三宝”等众多美誉，蜚声海外。在我国的篆刻史、外交史和雕刻艺术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
  （2）华侨之乡 青田有300多年的华侨史，它始于明末，成型于晚清，在民国时期逐步发展壮大。时至今天，则更为兴盛。2014年，旅居世界各地的青田人达到了27.96万，分布于121个国家与地区，并在海外组建了160多个社团。华侨文化在青田县有非常明显的表现，大街小巷遍布着咖啡馆和西式餐厅。华侨敢于拼搏以及他们对于家乡的热爱，构成了当地精神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
  据民国二十四年英文版《中国年鉴》称：“在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就有少数国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经商，初期前往者以浙江青田籍人为多，贩卖青田石制品。”虽身在海外，但青田籍华侨华人与祖国仍是同呼吸共命运。他们在辛亥革命、抗日救亡运动和促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上，都有非凡的表现。2000年，青田籍华侨华人率先发起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活动，注册成立了第一个“华侨华人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此后很快便形成了席卷世界的5000万华侨华人群体。2005年国务院侨办举行的第三届世界华侨华人社团联谊大会，给予了华侨华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活动以极高评价——“自辛亥革命、抗日救亡活动之后，海内外中华儿女第三次大团结！”
  青田籍华侨华人的另一个精彩华章，是他们对故乡教育与慈善公益事业的关注与奉献。青田县每年接受华侨华人的捐赠超过200万元，历年来共计2亿多元。近年来，这些华侨华人还积极回乡创业，投资遍布全国20多个省（直辖市）。青田华侨在异国他乡，筚路蓝缕、含辛茹苦、历经艰难、百折不挠，成就了事业，形成了“敢闯敢冒、放眼全球；吃苦耐劳、质朴敦厚；团结互助、重情尚义；至诚和善、乐于奉献；勇于拼搏、开拓奋进；爱国爱乡，恋祖恋土”的青田华侨文化。
  华侨的巨大影响，造就了青田浓郁的侨乡特色，使得青田与巴黎、巴塞罗那、罗马、米兰等各国名城同步，与世界同步。在青田，随处可见中国传统建筑与西方建筑完美结合的建筑物；在青田，随时可以喝到纯正的意大利浓咖，吃到刚刚运抵的新西兰牛肉，品到在法国某乡下酒窖里储存了多年的名贵葡萄酒；在青田，几乎所有的市民都认得欧元、美元等外国货币。
  更有意思的是，在青田人的餐桌上，经常可见中外文化的融合：在高级宴席中，有欧式的薄片火腿色拉，也有口味正宗的“佛跳墙”，也一定会上青田当地的特色菜——田鱼干炒粉干、山粉饺；就是在寻常百姓家的家宴上，开一瓶来自欧洲的人头马，而佐菜却是青田本地的红烧田鱼或者炒粉干。
  青田华侨对于稻鱼共生系统的保护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方面，青田华侨在国外多从事餐馆业、百货业，每年从国内购进大量产品。同时，青田华侨历来有回国探亲带田鱼干的传统，青田田鱼在当地华侨所开的餐馆中非常受欢迎。采取适当的方式发展稻田养鱼，稻鱼产品——鲜活田鱼、田鱼干、优质大米不愁销路，其价格的承受力也较强。另一方面，青田华侨热心捐赠，推动了公益事业的发展，改善了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华侨资本大量回流，积极参与当地经济发展，提高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也为稻鱼共生系统的保护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融资渠道和资金保障。
  （3）名人之乡 “一水绕城南，春风满渡头。往来人似鲫，终日不停舟”是对青田的真实写照。古往今来，在永恒的山水间，青田一批批名人、贤士、企业家、艺术家诞生于瓯江两岸，传名于大江南北，构筑了千百年来独特的人文景象。作为名人之乡，青田自宋以来，学风日盛。有南宋宰相汤思退，南宋名医陈言，南宋礼部尚书蒋继周，明代军事家、政治家及文学家刘基，清代学者韩锡胙、中国首任粮食部长、银行家、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世界博览会中国第一人陈琪；中国第二位女性副总理陈慕华等。
  汤思退（1117—1164），字进之，青田县城人，自幼饱读诗书。宋高宗绍兴十五年（1145）29岁，中进士，后考取博学宏词科第一，素有“大儒”之誉。绍兴二十七年（1157）42岁拜相。宋孝宗隆兴二年甲子（1164）亡故，享年48岁，追赠岐国公。
  刘基（1311—1375），字伯温，青田人，元末明初文学家、政治家。14岁入郡学习《春秋》，后从郑复初学习宋代理学。元至顺二年（1331）中进士，授江西高安县丞。后又任江浙儒学副提举。因生性耿直，受同僚排挤，被贬回乡。至正八年（1348），台州方国珍聚众起事，复被任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因反对招抚之策，力主剿捕，与上司意见抵牾，被罢职，放浪于山水间，以诗文自娱。安山吴成七起事时，又被委任为都事，曾组织地主武装，镇压当地义军，升为浙东行省郎中。不久又与元朝统治者矛盾，弃官隐于青田山中，著《郁离子》以明志。
  2 走进龙现村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青田稻鱼共生系统”重点保护区位于方山乡龙现村。龙现地处青田县东南部，距县城16.5千米，东邻温州市瓯海区，南接瑞安市境，西与仁庄镇相连，北同山口镇交界，面积4.6平方千米，是一个“真龙曾显现，田鱼当家禽，有家有华侨，耕牛不用绳，四季无蚊子”的神奇之地。全村华侨数量800多人，侨居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村有着世界农业遗产的品牌优势、联合国村的美称以及特色鲜明的民俗文化和世外桃源的生态环境，是一个民主文明的和谐家园。
  （1）中国田鱼村 龙现村有700多年的稻田养鱼历史，2014年，全村养鱼面积200多亩，水塘140多个，具有得天独厚的养殖田鱼的优势。稻田养鱼已成为当地农民祖辈相传的种养习惯，而且在村民的房前屋后、田间地头，凡是有水的地方都养殖田鱼。走进龙现就如同走进了鱼的世界，“有塘就有水，有水则有鱼，田鱼当家禽”构筑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现有五家独具农家特色的“渔家乐”，如聚龙山庄、中国田鱼村休闲中心、龙源山庄等。
  1999年龙现村被授予“中国田鱼村”的称号。2005年6月，龙现村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重点保护区。龙现已成为享誉中外的稻鱼共生研究基地和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学者多次到龙现考察；美国、日本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曾来此调研；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浙江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国内知名院校将龙现作为研究基地。
  （2）联合国村 龙现有“一家联合国”的说法。逢年过节的时候，国外的亲戚子女回来坐在一起吃饭，有意大利的、西班牙的、巴西的、德国的，等等。最多的时候达到10来个国家，简直是不亚于联合国的圆桌会议。龙现村组织各国华侨收集不同国家的纸币、邮品、工艺品、特色装饰品等在各家展示、出售，并可以在自家房头屋后悬挂相应的各国国旗，给游客指示的同时，也显示出各国与中国友好的象征。还可以根据各国不同的风格装饰农家乐，在食、住、行、游、购、娱等方面满足不同游客对不同国家文化的体验要求。
  （三）创造性的农业系统
  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模式，通过“鱼食昆虫杂草-鱼粪肥田”的方式，使系统自身维持正常循环，保证了农田的生态平衡。稻鱼共生模式充分利用稻田良好的生态条件作为鱼的生长环境，让鱼清除田中杂草，觅食害虫，减少病虫害的发生，改良土壤。同时水稻为鱼的生长、发育、觅食、栖息提供良好的环境，形成一种原始协作、互生互惠的生态系统。中国水稻产区特别是南方山区，人多耕地少，由于稻鱼共生将水稻种植业与水产养殖业结合起来，互相利用，形成新的复合生态系统，因此具有较高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丰富的产品
  《青田县志》载，旧青田“梯山为田，窖薯为粮”。地处浙南中低山丘陵区，地形复杂。沿江两侧分布着大小不一的河谷平原，山间有方山、阜山、海溪等盆地。海拔50米以下的河谷仅占5.0％，山间盆地占5.3％，丘陵和山地占89.7％，故称“九山半水半分田”。一方面，青田地处瓯江水系，水资源丰富；另一方面，“浙东溪水峻急，多滩石，鱼随水触石皆死，故有溪无鱼”。而山区又难以普遍开挖池塘养鱼，因此宜稻、宜渔面积少。在特定的资源禀赋条件下，利用有限的水土资源进行稻鱼共生成为必然选择。
  稻鱼共生是一种内涵扩大再生产，是对土地资源的综合利用、立体开发，不需额外占用耕地就可以增产粮食和水产品，是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效益原则的增加食物总量的有效途径。这种生产方式一经产生，就有效地缓解了人地矛盾，自然受到农民的欢迎，并传承至今。
  农民稻田养鱼除自家消费外，也拿到市场上销售，成为增加收入的重要手段。
  （1）提高稻米产量 因为鱼有肥田、除草、除虫的作用，在同样的技术水平和投入水平下，稻鱼共生或稻鱼轮作的田地稻谷产量普遍比未实行稻田养鱼的田地增长5％～15％。而且稻谷产量较均匀，穗大、瘪谷少。所以农民有“一亩面积，两亩产量，三亩效益”的说法。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吴敏芳/摄）
  浙江大学在青田的研究表明，与水稻单作相比，虽然稻鱼共生系统中水稻种植密度有所下降，但水稻产量无显著下降。稻鱼共生系统中水稻种植密度虽然比水稻单作系统的要小，但两者的产量没有显著性的差异，有时稻鱼共生系统的水稻产量甚至显著高于水稻单作的产量。
  （2）提高稻鱼生产收入 稻鱼共生系统极大地提高了稻田生产的经济效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以龙现村为例，2013年田鱼亩产80千克，价格为100元/千克；水稻亩产500千克，价格为4元/千克；稻田养鱼每亩的经济效益高达10000元。
  （3）节约人力，降低成本 稻田鱼类有耘田除草、防病、增肥和加速分解的功能，可以免去耘田除草、施肥和打药等农事活动，达到“以鱼代劳”节省劳动力的目的，同时可以节省大量化肥和农药。
  （4）提高经济效益 稻鱼共生系统除了本身具有的经济价值外，还可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主要体现在生态产品的巨大生产潜力和相关鱼类制品的产业化效益，以及因节省土地和耕作成本（农药、化肥、劳动力投入等）所产生的效益。
  2生态的优势
  稻鱼共生系统能够提供多种产品和服务，包括：通过水稻生产保障粮食安全；高质量的营养和经济收益（鱼的消费和出售）；疟疾的预防（通过鱼减少了蚊虫）；生物多样性保护（因为减少了杀虫剂的使用，保护了水稻、鱼和相关的物种）；害虫控制；碳循环和养分循环；水分调节与水土保持等。
  稻鱼共生系统通过稻、鱼互相作用，利用山区生态资源，在稻田中田鱼能吃食杂草，又能吃掉水稻无效的分蘖及稻飞虱等有害昆虫，能明显地减少病虫害，其粪便还能肥田。水稻为鱼遮阴、提供饵料。这种机制使物质和能量得以良性循环。种稻过程中很少施用或不施用农药、化肥，养鱼不用抗生素、生长激素，整个生长过程是生态安全的。稻、鱼产品品质优越，极大地提高了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稻鱼共生能起到生物治虫的作用，可明显减少使用药剂防治水稻病虫害的次数，降低农药污染。稻田里养的鱼类能够吞食落到水面上的稻飞虱、叶蝉、稻螟岭、卷叶螟、食根金花虫、纹枯病菌核等。据江苏省如皋县邓元农科所对养鱼和不养鱼的两块稻田虫害的比较分析，养鱼稻田三化螟三代卵块减少30％，白穗率降低50％，稻飞虱减少50％以上，纵卷叶虫百株束叶数减少30％，白叶率降低70％，稻叶蝉减少30％。此外，稻鱼共生还能明显减少蚊蝇滋生。
  稻鱼共生因为用地养地相结合，可显著提高稻田的肥力水平。若以每亩放养鱼种500尾计，养鱼稻田与未养鱼稻田相比，有机质可增加40％，全氮增加50％，速效钾增加60％，速效磷增加130％。
  稻鱼共生促进了生态环境的改善，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由于稻田养鱼，相应加高加固田埂，开挖沟凼，大大增加了农田蓄水能力，有利于防洪抗旱。在丘陵地区，实施稻鱼工程，每亩稻田蓄水量可增加200立方米，建设10万亩稻田养鱼工程，能多蓄水2000万立方米，相当于建设一个小型水库，能显著增强抗旱能力。
  3文化的力量
  （1）折射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稻鱼共生系统不仅是一种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高效的生态经济系统，而且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是遗产的精髓。稻鱼共生系统在历史的积淀中孕育了厚重的文化，并且衍生出与系统密切相关的乡村宗教礼仪、风俗习惯、民间文艺及饮食文化等，从不同侧面折射出农业文化遗产的内涵。
  （2）促进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 稻鱼共生系统是稻作文化的延伸，反映了南方农民精耕细作的耕作文化。这种古老传统的耕作文化是人类的财富，面对现代工业社会的各种冲击，保护这些传统耕作文化的意义显得尤为重大。
  （3）加强各类文化的融合 稻鱼共生农业文化遗产中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形式，不仅包括系统本身的文化，也包括遗产地衍生出的各类文化，如田鱼文化、水文化、民俗与文艺以及古建文化等。稻鱼共生系统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可以促进各类文化的融合，使其成为一个以稻鱼共生系统为核心的复合文化系统，完整的展现遗产地的风采。
  4现代的效益
  （1）提供适应自然的生存方式 作为一种传统的农业耕作方式，稻鱼共生系统最初源自地区自然条件的局限，是农民在长期适应当地自然条件的情况下形成的独特生产方式和土地利用方式。这种源自传统经验的农业耕作，使农民获得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自然生存方式，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天-地-人和谐共处，为其他同类地区合理利用土地，发展适应本地自然条件的生存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借鉴。
  （2）增加劳动力就业 稻鱼共生系统可以有效地增加劳动力就业。贫困山区土地资源短缺，往往导致出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稻鱼共生系统可以在同样的土地耕作面积上增加更多劳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压力。另外，稻鱼共生系统的产业链可以通过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得到延长，从而带动更多的劳动力就业，创造巨大的社会价值。
  （3）提供充足营养，改善农民生活 稻鱼共生系统可以“一田多用”，在相同的土地面积上既提供水稻产品又提供鱼类产品，同一生产过程中既可生产植物蛋白，又可生产动物蛋白，为人们提供充足的营养物质，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和营养水平。
  （4）确保食物安全 稻鱼共生系统减少了化肥农药的使用量，减少了有害化学物质在农产品中和人体内的积累，保证食物安全，确保人体健康。同时，稻鱼共生系统的内部协调运行机制，使得系统可以提供生态农产品，解决目前困扰都市人的食品安全问题。
  （5）拓展遗产保护研究领域 稻鱼共生系统是第一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试点。农业文化遗产是一种新的遗产类型，这一领域的研究必将大大拓展遗产保护的研究领域，推动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的发展。
  （6）推动遗产保护研究中的学科融合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需要多学科交叉、多角度分析、多方法并用，其中农学、生态学、经济学、地理学、文化学、社会学等，将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基础性学科，与这几门学科的交叉学科以及衍生学科也将发挥各自的重要作用，稻鱼共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必将有力地推动各学科的融合。
  （7）促进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研究 稻鱼共生系统属于典型的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系统内稻、鱼以及其他动植物和谐共存，发挥了系统的功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尤其关注农业生态系统的保护，因此，稻鱼共生系统将有效促进复合农业生态系统的研究。
  （8）推进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稻鱼共生系统内部生物多样性丰富，不仅涉及系统的主要生物——稻谷和鱼类，而且还涉及其他动植物，如水草、青蛙、昆虫等。稻鱼共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将通过物种保护、栖息地保护、文化多样性保护等的整体性保护，使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迈上一个新台阶。
  （9）推动“三农”发展和美丽乡村建设 2005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做出了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部署，为我国未来农业、农村发展提供了纲领性的指导。稻鱼共生系统能够充分利用农户在生活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减轻生活环境污染，与“村容整洁”要求契合；具有的良好的经济效益，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在能力，符合“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的要求；所体现的生态文明思想，也是“乡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建设“美丽乡村”的奋斗目标。美丽乡村建设是美丽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升级版”。稻鱼共生是一种典型的生态农业，它能够充分利用水稻和鱼之间的生态作用，减少农药、化肥等的使用，并能充分利用农业生产的副产品，对农业生态环境起到良好的净化作用，有利于农村生态环境的改善，推动美丽乡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