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内容
玉石雕刻是我国最古老的工艺品种之一。距今约两万年前中国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的“山顶洞人”，就有了最早的装饰艺术——串饰（项链）。串饰是用白色石灰珠、砾石、兽牙、蛤壳、骨管、鱼骨等，经过精心的修磨、钻孔、串缀而成的，它标志着装饰艺术的起源。在距今约一万年至四千年前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石雕工艺中出现了以各种优质石料（玉、玛瑙、水晶、绿松石等）制成的各种形式的装饰品，如环、镯、璧、璜、珠、管、坠等。奴隶社会的玉石工艺，主要用于装饰、礼仪，以至成为统治者权威的象征，在选料、设计、雕琢方面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河南三门峡上村岭出土的串饰中，有一件胸前佩戴的串饰，是用577颗鸡血石珠和21件管形石饰件组合串缀而成，石珠的大小、行列、数量都反映出设计者的匠心。
浙江历史悠久，大约早在七千年前，在今之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就有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位于余姚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的河姆渡遗址，是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河姆渡文化丰富多彩的原始艺术品中，不仅有陶器、骨雕、象牙雕、玉雕，还有石雕。造型简朴的石雕蝶形器和光洁的莹石珠、莹石管都是当时的佩饰品。
浙江南部也是古代文化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丽水、温州地区各县，都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当时，青田也已有人类居住。而显露于山表的青田石，由于它色彩艳丽斑斓，石质温润脆软，因而很早就被先人就地取材，加以利用，这是十分自然的。
关于青田石的发现，在青田石雕发源地山口村《林氏宗谱·谷口图书石记》中记载：“然则此石之出于何时，宜可以稽而讨之，乃杳不可得，则以吾姓之徙此者犹后，而此石之出已先。或元或宋，无人摩崖而刻载之，故不可知也。惟故老流传云，此山之始曾有两白鹤来栖，飞鸣旬日后而舍去，好事者陟而按之，遂得此石。”
另有一个传说：古时山口村有一青年农民，上山砍柴时，一不小心，柴刀砍在一块石头上，石头被“啪”的劈落一块。他急忙举起柴刀一看，咦！刀口完好无损！于是他蹲下去捡起那块石头，只见那石头晶莹透亮，温润的青白色中点缀着红色、黄色、黑色的花斑，美极了！他将这块珍奇的石头带回家，磨制成一颗圆润的石珠，挂在女儿的头颈上。这事轰动了全村，此后大家上山砍柴时，也常用刀砍一两块美丽的石头，带回家磨呀，钻呀，敲呀，刻呀，做起石珠来，后来越做越好看，式样也越做越多。
一、六朝至宋代
至于青田石的发现和青田石雕起源的确切年代，由于史料贫乏，实难定论。但是，根据出土文物，青田石雕早在六朝（222—589）时，就已经问世了。
浙江博物馆收藏有六朝时的小石猪多只，其中四只石猪，石料为青田所产的黄石，石质一般，肌理有线纹。石猪造型分两种：一种高1.8厘米、长7.9厘米，在长方条形石料上，以简练的线条，刻画出猪的四肢及五官，形态十分生动；另一种石猪高1.5厘米、长6.5厘米，长方形上下面呈弧状，雕刻得十分简括，仅寥寥数刀，用几条阴线表现了卧猪的结构及形态。在浙江新昌十九号南齐墓中，也出土了永明元年（483）的青田石雕小猪两只：一只高1.8厘米、长4.4厘米；另一只高1.5厘米、长4.2厘米。
两汉及六朝时流行用玉猪、石猪作墓葬品。从出土文物可知，当时浙江、福建等地都曾就地取材，制作过大批此类产品，以适应社会风尚的需要。这些雕刻小品，艺术要求不高，并不能充分反映当时的工艺水平，但却为历史上曾经开发利用过这些石料留下了可贵的史料。
吴越时期，提倡佛教，大兴寺院，号称“佛国”。朱彝尊的《曝书亭集》说：“寺塔之建，吴越武肃（钱镠）倍于九国。”许多寺塔也颇具文物价值。20世纪50年代，从龙泉双塔内发现的五代吴越国文物中有一件很小的青田石雕佛像，白色带微黄，质地较纯净。可见，经过封建社会中期特别是唐代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熏陶，青田石雕的技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平，从制作简朴的实用品，发展到能雕刻写实、生动、精细的圆雕宗教艺术品了。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浙江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域。当时，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船舶来往如织。与青田毗邻的温州，古称“东瓯名镇”，不仅经济发达，且为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在这手工业、商业十分繁荣的社会条件下，青田石雕的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石雕产品仍以实用为主，“制为文房之雅具及文人所用之图章、小件玩耍之物而已”。
二、元明时期
印章古时称玺，是一种持信之物，无论官民皆可称用。秦汉以来，只有天子诸侯用的印章称玺，臣民用的称章或印。唐宋间兴收藏鉴赏印，明代徐官《古今印史》载：“古人于图书、书籍皆有印记某人图书，今人遂以其印呼为‘图书’。”因古时青田石被大量“雕刻图书印记”，所以青田石被称为“图书石”，并将与青田石有关的事物均冠以“图书”二字，诸如“图书山”、“图书洞”、“图书凳”、“雕图书”，等等，相沿成习。青田“图书岩”在元、明时期，还为振兴我国的篆刻艺术作出过贡献。
韩锡胙（1716—1776），青田人，清乾隆举人，官至苏松督粮道，工书画，诗古文尤俊拔，对印学深有研究。他在《滑疑集》中记载：“赵子昂（孟頫）始取吾乡灯光石作印，至明代而石印盛行。”可见，在著名文人中，是赵孟頫最早用青田灯光冻石作印。
明代郎瑛《七修类稿》载：“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元末会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尽崇处州灯明石，果温润可爱也。”到明代，温润的青田冻石很快风行印坛。
明代被后世推崇为印学开山祖师的文彭，他后期治印皆用青田石。文彭在南京国子监时，一天他坐小轿路过西虹桥，看见一头驴子驮着两筐石在前，一老汉肩挑两筐石随后。不一会，那老汉与一商人怒骂起来。文彭上前询问，老汉说：“他答应买我的石头，我把石头从江上运到这里，请他再给一些搬运费，可他就是不肯，才惊动了你。”文彭仔细看了那些石头后说：“你不要和他争了，石头我买下了，搬运费我加倍给你。”文彭买得四筐石，将石锯开一看，佳者即青田灯光冻石，下等的亦近所谓“老坑”。本来文彭所刻之印都是牙章，自己落墨而请南京李文甫刻，所以文彭的牙章有一半出自李手。自从得到青田石后，他就不再作牙章了，“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方矣”。
在明代，石质印材已逐步代替金、玉、铜、牙等而占绝对优势。在冻石中，青田灯光石尤受推崇。明代屠隆（1542—1605）《考槃馀事》载：“青田石中有莹洁如玉，照之灿若灯辉，谓之灯光石，今顿踊贵，价重于玉，盖取其质雅易刻而笔意得尽也，今亦难得。”
元、明时期，青田石除大量制作石章外，尚雕刻笔筒、水盂等文房用具和石碑、香炉、佛像等实用品。在山口村龙溪庙里，原有一只用青田石雕刻的香炉，体积大似谷箩，重约100千克，上刻“明景泰壬申年（1452）春立”字样。此炉三足齐腹鼎立，无耳无盖，亦无花纹装饰，炉体隐约可见刀凿痕迹，但炉口、炉腹的圆周和三足均分已很精确。1957年，山口修筑公路时，发掘出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墓志碑一块。此碑系用山口尧士山的红色花石制成，高48厘米、阔24厘米、厚7厘米，碑文计270余字，至今仍清晰可辨。在浙江博物馆藏有大明鱼篮观音一尊，高20厘米，用青田紫岩雕成。雕像姿势生动，仪态端庄，线条流畅，充分显示了当时高超的造型艺术水平。此外，明初时有的还将青田石雕刻成首饰，“盖蜜蜡未出，金陵人类以冻石作花枝叶及小虫蟢，为妇人饰，即买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为印章也”。可见，元、明时期的青田石雕主要制作石章等实用工艺品，虽其圆雕技艺已具有较高的水平，但尚处于实用品阶段。
三、清代
在清代，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数开海禁，设立海关，组成外贸专职机构，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日渐扩大，从而促进了工艺美术的繁荣与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青田石雕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有丰富的实用工艺品，而且出现大批侧重观赏的陈设品；不仅供民间选用，而且进入宫廷为帝王享用；不仅在国内销售，而且远销海外。
清光绪《青田县志》中有一首《方山采石歌》写道：“方山石，石何奇，巧匠斫山手出之。大者仙佛多威仪，小者杯杓几案施。精者篆刻蟠蛟螭，顽者虎豹熊罴狮。”从歌中可以看出，当时青田石雕既有器皿、仿古品，又有人物、动物；既有实用工艺品，又有供陈设的观赏品。
清乾隆年间（17361795）的一件石雕《三脚狮球香炉》，炉腹呈扁圆形，圆周直径为20厘米。炉腹三面有形态逼真的荷花浮雕，三脚下端为虎爪状，上端饰以虎面纹。炉腹底部、三鼎脚之间有一头立体古狮，脚踩镂空绣球，整个香炉雕工极为精细。
清咸丰年间（1851—1861）的石雕《五福临门》，长40厘米、阔20厘米，是山口林姓大门台上的一对石雕壁饰。每件雕刻一片蕉叶，上翔集五只蝙蝠。蕉叶造型概括，线条流畅；用高浮雕手法雕刻五只蝙蝠，形态生动，布局讲究。这些作品虽不是代表作，但当时石雕产品题材之广泛，品类之丰富，表现手法之多样都可略见一斑。
清代历朝阜帝都十分喜爱青田石章，特别是乾隆皇帝收藏的青田石章就达190余方。其中有乾隆三十年（1765）大臣钱陈群进献的“和风甘雨”、“瑞日祥云”青田石章两方。乾隆五十一年（1786），得文彭篆刻的“光风霁月”青田石章一方。1790年，乾隆皇帝八旬万寿节时由大臣金简、和珅集乾隆御制诗文中有“福”、“寿”字样的句子，采用青田石，经苏州织造镌制了《宝典福书》、《元音寿牒》两套印章，每套各60枚，分上下两层装在紫檀木雕的宝匣内，作为乾隆皇帝的寿礼。这些印章现都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朝初年，青田石雕开始销往国外。据1925年英文版《中国年鉴》刊载：前在17、18世纪，就有少数国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往欧洲从商（莫斯科最多），初期前往者以浙江青田籍人为多，贩卖青田石制品。同治三年（1864），青田方山人杨灿勋乘船横渡印度洋，过非洲好望角，运青田石雕产品远销英国。光绪初年，青田山口村的林茂川，改良石雕，创新花色品种，向欧洲各国推销，颇受国外人士欢迎。山口村著名艺人林茂祥，亦于光绪年间携销石雕于美国旧金山等地，因其作品惟妙惟肖，独具一格，贤愚莫不叹为观止。清光绪十八年（1892），“有山口村商民季兆鋆等7人贩卖石雕，自南洋群岛及印度一带销售，辗转至法兰西境，营业日见发达。嗣后群相效法，纷纷以出洋贸易为能，视远历重洋如归村市”①。对此，邹韬奋在《在法国的青田人》一文中更有生动记述：据熟悉青田人到欧“掌故”的朋友谈起，最初在前清光绪末年，有青田人某甲因穷苦不堪（青田县为浙江最苦的一个区域，人民多数连米饭都没得吃），忽异想天开，带着一担青田所仅有的特产青田石，由温州海口而漂流至上海，想赚几个钱以维持生活，结果很不得意，不知怎的竟得由上海漂流到欧洲来，便在初到的埠头上的道路旁，把所带的青田石雕成的形形色色的东西排列出来。欧洲人看见这样从来未见过的东西，有的也被唤起了好奇心，问多少价钱，某甲对外国话当然是一窍不通，只举出几个指头来示意，这就含混得厉害了！有时举出两个手指来，在他也许是要索价两毛钱，而“阿木林”的外国人也许就给他两块钱。这样一来，不久他便发了小财。这个消息渐渐地传到了他的本乡，说贫无立锥之地的某某，居然到海外发了洋财，于是陆陆续续冒险出洋的渐多，不到十年，竟布满了全欧！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人，现在还有两万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有近两千人。
同时，一些石刻商也选送青田石雕参加国内外展览。光绪二十五年（1899），法国举办“巴黎赛会”，清政府“费国帑十五万两，自建会亭，置赛品”。青田旅法华侨与筹办赛会使团交涉，获准“青田之石货许置会亭趸售”。1904年，美国举办“圣路易博览会”，也有青田侨民在会场开设“青田石店”，陈列“青田石雕文具、人物、花卉，颜色鲜艳”。②宣统二年（1910）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青田石雕荣获银牌奖。于是，青田石之名，遂大震于全球。
四、民国时期
青田石雕在国内外声誉的增长和海外销路的开拓，大大促进了石雕生产的迅速发展。从民国初年到抗战之前，青田石雕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1915年，美国因巴拿马运河告成而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又称“万国巴拿马赛会”）。赛会从2月20日至12月4日，历时280余天，会场占地400多亩，中国馆陈列面积近5万平方尺。与会者31国，出品者20多万家，观众达1900多万，堪称世界空前之盛会。在此次赛会上，青田石雕艺人周芝山的《梅鹤大屏》、《瓜盒》、《牡丹瓶》等12件作品和金针三的《青田石雕刻小屏风》分别荣获银牌奖章。
此后，石雕生产迅速发展，据记载，清代末年，青田各地石雕艺人约1000多人。到1928年，根据浙江省设计会调查员王萼的实地调查，青田石产于青田东南乡山口、方山、周村等地计14处，全年产量约12000石，价值14000多元。雕刻品年产约10000箱，分档次装箱，每箱价格普通为30元，中等为60元，特等为120元，全年总值约70万元。专以采石为业者近百人，专以雕刻为业者2200余人。
此外，还有不少石雕艺人到外地从事雕刻。当时在温州、普陀、上海、南京等地，都设有专门销售青田石雕的商店。其中许多商店都有自己的生产工场，他们雇用石雕艺人，边生产边销售。据1933年《中国实业志》记载，当时在青田、温州两地就有石雕工场七八十处，最大的工场有艺人40余人，男的占四分之三，每日工作10小时，工资低微，获利高达几倍至十几倍。
清末，“各处刻工虽不下千余人，而称为削楮妙手者，唯有山口周芝山弟兄数人及林赞卿等而已”。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著名的石雕艺人为数不少，且各有专长，如尹阿岩的人物，金精一的山水，张仕宽的葡萄山，金南恩的浅刻，董瑞丰的梅花，金叶的牡丹，在当时都颇负盛名。他们在艺术上更趋成熟，已十分重视对石料俏色的利用。“每制一精品，切磋琢磨之工，非经年累月不成，能者又有随机应变之巧。譬如刻一松树，外层常石，里面忽见一白冻，即刻为白鹤或明月，见一红冻，即刻为红日，见一黑冻或苍冻，即刻为乌鸦、山鼠之类。变化之妙，在于其人。”③
民国时期，青田石雕在国内销售最盛的首推上海，此外各通商大埠，如汉口、天津、北平、青岛、南京、杭州、广州、福州等地，销售亦多。由于上海是港口，青田到温州百余里有小汽船可通，温州至上海每星期皆有定期轮船，所以转销欧美、南洋和其他大商埠的产品，皆在上海换船放洋。在上海专营青田石雕的商店有“金玉相图书店”、“奇石斋”、“冻石公司”等，大多集中在豫园附近。在青田一带，均由小贩挨户收购，运到温州、丽水等地商店出售。贩卖青田石雕的商店，在青田城内有10多家，在温州则有20多家，其中以温州打锣桥的“金南金石刻画社”规模最大。该社承销贩卖大批石雕产品，并在北美芝加哥设有分号，营业颇盛。普陀山是江南一带佛教活动的中心，向有“海天佛国”之称，一年三次庙会，香客云集，热闹非常。在普陀山的横街一带有数家石刻商店，其中以著名青田石雕艺人金精一开设的“斐然斋”生意最为兴隆。
行销国内的石雕，以美术欣赏品居多，雕刻细致，精巧玲珑，价格较昂。据1936年《浙江建设月刊》记载，其主要品种及价格如下：（1）花瓶，分无垫、有垫两种，大都雕有牡丹、菊花等花草，价无定。（2）花盘，每元可购十数只，佳者每只五六角。（3）笔架，花样繁多，每只价几分到数元。（4）人物、佛像，有天女散花、观音菩萨、济公活佛、姜太公钓鱼、神仙、弥勒佛、关公等，价极昂。（5）屏风，有山水屏风、花鸟屏风，每只价3元到5元。（6）印章，有长方、正方、圆形、椭圆之分，普通石料每对1角左右，冻石则非数元不可，最贵的可达数十元至数百元。（7）墨盒、石砚、笔筒、笔洗，普通石料，价较廉。（8）其他，如小猴、水牛等，价最贱。
青田石雕从清朝初年开始向欧洲各国推销，销路渐广，光绪末年尤盛。直至民国初年，向美洲推广，故而大盛。那时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有青田石雕，尤以美国销量最大。当时不少青田侨胞在美国贩卖石雕而赚了钱，人称“花旗客”。在青田山口村设有专门收购“花旗货”的公司，常将石雕成批装箱邮运美国。据1931年《工商半月刊》记载，自温州运往上海转销美国之青田石雕，共计2500箱，每箱头等货值洋一百元，次者值洋四五十元。
销售国外的石雕产品，以实用品为主，雕刻粗糙，多系普通石料，价格低廉。主要品种有：（1）书夹，有四寸至七寸多种，每对价3角至2元。（2）灯台花盆类，每对1元到5元左右。（3）烟灰盒，每元10只到25只。（4）雪茄烟盒，每只1元到三四元。（5）神像，每尊1元到10余元。（6）中国著名风景，最低价值二三元，最高价值数十元。（7）笔架，有大小之别，均以花卉禽兽构景，花样颇多，小者每元20余只，大者每只数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青田石雕的国内外销路受到严重影响，1939年，石雕产量仅4050箱，产值243000元。后来外销几乎全部断绝，大部分艺人被迫改行转业，有的流落异乡，能坚持石雕生产的艺人已寥寥无几。
从清代至民国时期，石雕产品仍以实用品为主，同时出现许多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实用艺术品和部分纯观赏艺术品。可见，青田石雕艺术处于实用观赏品阶段。
五、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十分关怀青田石雕艺术，按照“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积极组织艺人归队就业，恢复和发展了石雕生产。从1955年6月至1956年9月，在城镇、山口、油竹、方山先后成立了石刻小组、石刻合作社。
据统计，1953年全县石雕从业人员仅35人，产值9300元。到1956年，山口、鹤城、油竹、方山四个石刻合作社共有社员486人，产值22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艺人们生产积极性高涨，互相交流技术，并得到专业美术工作者的指导，因而技艺水平不断提高，石雕作品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好评。1953年2月，浙江省举办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参加展出的青田石雕作品有《葡萄山》、《梅花筒》、《荷叶瓶》、《横渡金沙江》等。后来，展览会在上海展出，一位波兰贵宾参观青田石雕后，在纪念册上写道：“在离开的时候，我不能不买一块石头，因为这些小石头被中国的艺术家们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它将使我永远怀念美丽的中国。”1956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杭州访问时，浙江省省长将一只青田石雕花瓶和一件石雕人物作品赠送给他。1956年10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到杭州，浙江省省长赠送给他一些浙江省名特产和工艺美术品。他对其中的一件青田石雕很感兴趣。游览西湖时，在先贤祠前厅的卖品部里，他兴致勃勃地换上眼镜，仔细欣赏并挑选
石雕甚多。
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长期以来轻视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的陈旧观念逐步改变，石雕艺人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1956年7月，张仕宽、林如奎、朱正普被评为石雕名艺人，吴如乾被评为青年艺人。1957年7月，张仕宽、林如奎、朱正普、吴如乾四人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手工业艺人代表会议，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的亲切接见。1959年，张仕宽应邀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
1958年12月，山口、鹤城、油竹、方山四个石刻生产合作社都转为地方国营企业，建立青田县石雕厂，下设四个分厂。1960年10月，四个石雕工厂重新转为县属集体企业，当时共有职工368人。
集体企业十分重视培养技艺人才。1956年前后各厂都招收了批比青年艺徒。1958年又选送了10多名优秀艺人和青年学徒到浙江美术学院民间工艺系学习，选派两名青年艺人到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所进行创作研究，同时还抽调20多名艺人到辽宁、云南、杭州等地传授雕刻技术，帮助当地发展玉石雕刻。
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青田石雕的技艺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涌现出许多优秀艺人和优秀作品。特别是名艺人张仕宽的《葡萄山》和潘雨辰的人物作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并对青田石雕的创新产生深刻的影响。金精一的《梅桩瓶》、吴如乾的《牡丹瓶》、杨楚照的《酣睡》和大型作品《吴越王射潮》、《西湖全景》也都深受好评。林如奎的《高粱》、《冰梅》是继《葡萄山》之后，运用传统花卉技艺表现时代新意的佳作。1964年5月，郭沫若到青田参观石雕工厂，面对琳琅满目的石雕作品，挥毫写诗，热情赞扬青田石雕“斧凿夺神鬼，人巧胜天然”。
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之风横行，把传统题材的石雕作品斥之为“复古”、“倒退”，将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石雕作品砸毁。1967年至1969年，青田两派武斗不止，工厂长期停工。之后，工厂虽逐渐恢复生产，但创作内容强调“突出政治”，以“革命路线”、“样板戏”为主要题材。
1971年至1972年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提出要加速发展工艺美术品生产，扩大出口。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青田石雕的产销出现前所未有的好势头。在1972年举办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青田石雕《更喜岷山千里雪》、《咏梅》、《高粱》等作品受到好评，《人民画报》、《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也都分别作了介绍。1973年2月6日，成立了青田县工艺美术公司，统一管理全县的石雕供产销工作。工厂招收青年学徒，扩大职工队伍。在鹤城镇居民和农村社队建立了50多个石刻小组，大力发展石雕生产。该年完成石雕出口产值106万元。1974年初，因“批林批孔”运动，青田石雕生产计划不足，石料短缺，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产值急剧下降。1975年出口产值仅34万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青田石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青田石雕展出了艺人们精心创作的20多件作品，其中有《群马》、《报春》、《葡萄山》、《松鼠葡萄》、《冻梅》、《高粱》、《谷子》、《吊环花篮》、《爵》、《民族小孩》、《九龙瓶》、《密林深处》、《百鸟颂东风》、《花果篮》、《杨梅》、《松竹》、《荷花》、《八棱瓜》、《山茶花》等。张梅同的《葡萄山》、《松鼠葡萄》、《冻梅》和林如奎的《高粱》被选入大型画册《中国工艺美术》。邓小平参观工艺美术展览时，赞扬倪东方的《谷子》说：“俏色用得好。”1978年5月，我国领导人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把林耀光创作的《群马》赠送给金日成主席。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虽仍然大量生产程式化的具有实用与观赏功能的规格产品，但在石雕艺术如何反映新生活、新精神上作了多方探索，出现了一批优秀石雕艺术家与优秀作品，使青田石雕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其观赏功能已占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时期青田石雕已发展到观赏实用品阶段。
80年代以来，青田石雕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首先是一批石雕艺术家更趋成熟，他们创作了许多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精品。
在历届全国评比中，青田石雕赢得了很高声誉。
1982年5月，在江苏连运港召开的“全国贝雕画石雕产品质量评比大会”上，青田石雕厂的批量产品荣获全国第一名。石雕作品《高粱》、《春》、《秋》、《葡萄山》、《江南春》、《花果篮》获优秀作品奖。
同年8月，在“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比大会上，青田石雕荣获国家“银杯奖”。林如奎的《高粱》、周百琦的《春》、倪东方的《秋》荣获优秀创作设计二等奖。
1984年4月，在“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中，林耀光的《千里雄风》荣获优秀创作设计二等奖。
1985年7月，在“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中，留秀山的《葡萄山》荣获优秀创作设计一等奖。
1986年9月，在“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中，倪东方的《秋菊傲霜》荣获优秀创作设计一等奖，并被确定为珍品，由国家征集收藏。
1990年8月，在“第九届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中，夏法起的“印章雕刻”获优秀新产品一等奖。
几年来，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有许多石雕优秀作品被选送国外参加展览。1982年，选送石雕作品在日本、美国、塞浦路斯、马耳他、意大利、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等地展出。1983年，在香港、新加坡等地展出。在赴香港展览的展品中，有一件大型作品《西游记》，是由石雕艺术家杨楚照为主设计雕刻的，先后还有8位艺人参加了雕刻。作品长1.5米、高0.9米、宽0.4米，重236千克。此件作品按石料各部位的不同质地、色泽、形态，周密构思，巧妙布局，精心雕刻了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中“花果山”、“龙宫借宝”、“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过假西天”等几个重要情节，刻画了100多个人、仙、神、佛、妖怪形象，并配上名贵的花梨木嵌铜花纹底座。作品气势雄伟，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典雅华丽。在香港展出时轰动一时，并被香港“宋城”收藏。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形势下，青田石雕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家庭石雕业，从过去依赖集体，改变为自主产销，出现了众多的石雕专业户。他们有的上山开采石料，有的到全国各地采购石料，有的从事或组织生产，有的推销产品。不少专业户从产到销，自行配套，从而扩大了销售渠道，发展了石雕生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据调查，山口村1984年有965户人家，其中从事石雕和叶蜡石开采的共920户，占总数的96％，年产值200多万元。至1986年建房43幢，共15000多平方米。全县石雕产值大幅度上升，1977年仅63万元，1985年为622万元，1986年达817万元。
80年代以来，传统的“普及品”开始逐渐消失。这些“普及品”具有规定的造型、规格和相对稳定的统一价格，便于生产和销售，但不利于艺人因材施艺地发挥艺术创造精神，不利于充分利用石料。除石章外，基本上生产无固定规格的“精刻品”，一般已不考虑产品的实用功能，它不再受一般工艺品“实用与观赏相结合的原则”的制约，而完善了“特种工艺品”的艺术个性。因此，青田石雕艺术已进入观赏艺术品阶段。
进入90年代，青田石雕行业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1）对四家石雕工厂实行改制，安置职工，拍卖厂房，重新实行以家庭作坊形式进行生产。县工艺美术公司也完成改制，由青田县石雕行业办公室履行管理职能。（2）以师带徒的传统方式迅速壮大了雕刻队伍，偏远山区及邻县从业人员向城镇集中，如岭头村已有60多人、山口周边山村约有1500人、北山有100多人、泰顺有60多人在县城、山口落户从艺。目前，全县石雕从业人员约万余人，形成了一支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为首、由37位高级工艺美术师及110位中级工艺美术师组成的创作队伍。（3）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失衡的状况基本改变，青田石雕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对青田石文化的丰富内涵作了较深入的开掘。《青田石全书》、《青田石雕技法》、《青田石雕图鉴》等专著受到广泛认可。（4）政府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分别于1992年、2001年举办两届“青田石雕文化节”，在上海等地举办“青田石雕展销会”，投资兴建“青田石雕博物馆”，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青田石雕的知名度。（5）重视培育石雕市场，先后建立了水南石雕市场及山口石雕城，计有经营户200多家，形成了上规模、上档次的石雕市场。（6）石雕产值迅速提升，据统计，1992年为2600万元，2002年为4.3亿元。同时，人们正在形成共识：不能把石雕业看成为可无限扩展的“支柱产业”，而应视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产业，要珍视有限的宝贵矿产资源，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化品位，多出精品，创造更大的辉煌。
浙江历史悠久，大约早在七千年前，在今之杭嘉湖和宁绍平原，就有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位于余姚罗江乡河姆渡村东北的河姆渡遗址，是著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在河姆渡文化丰富多彩的原始艺术品中，不仅有陶器、骨雕、象牙雕、玉雕，还有石雕。造型简朴的石雕蝶形器和光洁的莹石珠、莹石管都是当时的佩饰品。
浙江南部也是古代文化较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丽水、温州地区各县，都曾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当时，青田也已有人类居住。而显露于山表的青田石，由于它色彩艳丽斑斓，石质温润脆软，因而很早就被先人就地取材，加以利用，这是十分自然的。
关于青田石的发现，在青田石雕发源地山口村《林氏宗谱·谷口图书石记》中记载：“然则此石之出于何时，宜可以稽而讨之，乃杳不可得，则以吾姓之徙此者犹后，而此石之出已先。或元或宋，无人摩崖而刻载之，故不可知也。惟故老流传云，此山之始曾有两白鹤来栖，飞鸣旬日后而舍去，好事者陟而按之，遂得此石。”
另有一个传说：古时山口村有一青年农民，上山砍柴时，一不小心，柴刀砍在一块石头上，石头被“啪”的劈落一块。他急忙举起柴刀一看，咦！刀口完好无损！于是他蹲下去捡起那块石头，只见那石头晶莹透亮，温润的青白色中点缀着红色、黄色、黑色的花斑，美极了！他将这块珍奇的石头带回家，磨制成一颗圆润的石珠，挂在女儿的头颈上。这事轰动了全村，此后大家上山砍柴时，也常用刀砍一两块美丽的石头，带回家磨呀，钻呀，敲呀，刻呀，做起石珠来，后来越做越好看，式样也越做越多。
一、六朝至宋代
至于青田石的发现和青田石雕起源的确切年代，由于史料贫乏，实难定论。但是，根据出土文物，青田石雕早在六朝（222—589）时，就已经问世了。
浙江博物馆收藏有六朝时的小石猪多只，其中四只石猪，石料为青田所产的黄石，石质一般，肌理有线纹。石猪造型分两种：一种高1.8厘米、长7.9厘米，在长方条形石料上，以简练的线条，刻画出猪的四肢及五官，形态十分生动；另一种石猪高1.5厘米、长6.5厘米，长方形上下面呈弧状，雕刻得十分简括，仅寥寥数刀，用几条阴线表现了卧猪的结构及形态。在浙江新昌十九号南齐墓中，也出土了永明元年（483）的青田石雕小猪两只：一只高1.8厘米、长4.4厘米；另一只高1.5厘米、长4.2厘米。
两汉及六朝时流行用玉猪、石猪作墓葬品。从出土文物可知，当时浙江、福建等地都曾就地取材，制作过大批此类产品，以适应社会风尚的需要。这些雕刻小品，艺术要求不高，并不能充分反映当时的工艺水平，但却为历史上曾经开发利用过这些石料留下了可贵的史料。
吴越时期，提倡佛教，大兴寺院，号称“佛国”。朱彝尊的《曝书亭集》说：“寺塔之建，吴越武肃（钱镠）倍于九国。”许多寺塔也颇具文物价值。20世纪50年代，从龙泉双塔内发现的五代吴越国文物中有一件很小的青田石雕佛像，白色带微黄，质地较纯净。可见，经过封建社会中期特别是唐代高度发达的文化艺术熏陶，青田石雕的技艺已达到一定的水平，从制作简朴的实用品，发展到能雕刻写实、生动、精细的圆雕宗教艺术品了。
南宋建都临安（今杭州），浙江成为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区域。当时，瓯江两岸瓷窑林立，烟火相望，江上船舶来往如织。与青田毗邻的温州，古称“东瓯名镇”，不仅经济发达，且为对外贸易口岸之一。在这手工业、商业十分繁荣的社会条件下，青田石雕的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但石雕产品仍以实用为主，“制为文房之雅具及文人所用之图章、小件玩耍之物而已”。
二、元明时期
印章古时称玺，是一种持信之物，无论官民皆可称用。秦汉以来，只有天子诸侯用的印章称玺，臣民用的称章或印。唐宋间兴收藏鉴赏印，明代徐官《古今印史》载：“古人于图书、书籍皆有印记某人图书，今人遂以其印呼为‘图书’。”因古时青田石被大量“雕刻图书印记”，所以青田石被称为“图书石”，并将与青田石有关的事物均冠以“图书”二字，诸如“图书山”、“图书洞”、“图书凳”、“雕图书”，等等，相沿成习。青田“图书岩”在元、明时期，还为振兴我国的篆刻艺术作出过贡献。
韩锡胙（1716—1776），青田人，清乾隆举人，官至苏松督粮道，工书画，诗古文尤俊拔，对印学深有研究。他在《滑疑集》中记载：“赵子昂（孟頫）始取吾乡灯光石作印，至明代而石印盛行。”可见，在著名文人中，是赵孟頫最早用青田灯光冻石作印。
明代郎瑛《七修类稿》载：“图书古人皆以铜铸，至元末会稽王冕以花乳石刻之，今天下尽崇处州灯明石，果温润可爱也。”到明代，温润的青田冻石很快风行印坛。
明代被后世推崇为印学开山祖师的文彭，他后期治印皆用青田石。文彭在南京国子监时，一天他坐小轿路过西虹桥，看见一头驴子驮着两筐石在前，一老汉肩挑两筐石随后。不一会，那老汉与一商人怒骂起来。文彭上前询问，老汉说：“他答应买我的石头，我把石头从江上运到这里，请他再给一些搬运费，可他就是不肯，才惊动了你。”文彭仔细看了那些石头后说：“你不要和他争了，石头我买下了，搬运费我加倍给你。”文彭买得四筐石，将石锯开一看，佳者即青田灯光冻石，下等的亦近所谓“老坑”。本来文彭所刻之印都是牙章，自己落墨而请南京李文甫刻，所以文彭的牙章有一半出自李手。自从得到青田石后，他就不再作牙章了，“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方矣”。
在明代，石质印材已逐步代替金、玉、铜、牙等而占绝对优势。在冻石中，青田灯光石尤受推崇。明代屠隆（1542—1605）《考槃馀事》载：“青田石中有莹洁如玉，照之灿若灯辉，谓之灯光石，今顿踊贵，价重于玉，盖取其质雅易刻而笔意得尽也，今亦难得。”
元、明时期，青田石除大量制作石章外，尚雕刻笔筒、水盂等文房用具和石碑、香炉、佛像等实用品。在山口村龙溪庙里，原有一只用青田石雕刻的香炉，体积大似谷箩，重约100千克，上刻“明景泰壬申年（1452）春立”字样。此炉三足齐腹鼎立，无耳无盖，亦无花纹装饰，炉体隐约可见刀凿痕迹，但炉口、炉腹的圆周和三足均分已很精确。1957年，山口修筑公路时，发掘出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的墓志碑一块。此碑系用山口尧士山的红色花石制成，高48厘米、阔24厘米、厚7厘米，碑文计270余字，至今仍清晰可辨。在浙江博物馆藏有大明鱼篮观音一尊，高20厘米，用青田紫岩雕成。雕像姿势生动，仪态端庄，线条流畅，充分显示了当时高超的造型艺术水平。此外，明初时有的还将青田石雕刻成首饰，“盖蜜蜡未出，金陵人类以冻石作花枝叶及小虫蟢，为妇人饰，即买石者亦充此等用，不知为印章也”。可见，元、明时期的青田石雕主要制作石章等实用工艺品，虽其圆雕技艺已具有较高的水平，但尚处于实用品阶段。
三、清代
在清代，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数开海禁，设立海关，组成外贸专职机构，中外物质文化交流的日渐扩大，从而促进了工艺美术的繁荣与发展。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青田石雕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规模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有丰富的实用工艺品，而且出现大批侧重观赏的陈设品；不仅供民间选用，而且进入宫廷为帝王享用；不仅在国内销售，而且远销海外。
清光绪《青田县志》中有一首《方山采石歌》写道：“方山石，石何奇，巧匠斫山手出之。大者仙佛多威仪，小者杯杓几案施。精者篆刻蟠蛟螭，顽者虎豹熊罴狮。”从歌中可以看出，当时青田石雕既有器皿、仿古品，又有人物、动物；既有实用工艺品，又有供陈设的观赏品。
清乾隆年间（17361795）的一件石雕《三脚狮球香炉》，炉腹呈扁圆形，圆周直径为20厘米。炉腹三面有形态逼真的荷花浮雕，三脚下端为虎爪状，上端饰以虎面纹。炉腹底部、三鼎脚之间有一头立体古狮，脚踩镂空绣球，整个香炉雕工极为精细。
清咸丰年间（1851—1861）的石雕《五福临门》，长40厘米、阔20厘米，是山口林姓大门台上的一对石雕壁饰。每件雕刻一片蕉叶，上翔集五只蝙蝠。蕉叶造型概括，线条流畅；用高浮雕手法雕刻五只蝙蝠，形态生动，布局讲究。这些作品虽不是代表作，但当时石雕产品题材之广泛，品类之丰富，表现手法之多样都可略见一斑。
清代历朝阜帝都十分喜爱青田石章，特别是乾隆皇帝收藏的青田石章就达190余方。其中有乾隆三十年（1765）大臣钱陈群进献的“和风甘雨”、“瑞日祥云”青田石章两方。乾隆五十一年（1786），得文彭篆刻的“光风霁月”青田石章一方。1790年，乾隆皇帝八旬万寿节时由大臣金简、和珅集乾隆御制诗文中有“福”、“寿”字样的句子，采用青田石，经苏州织造镌制了《宝典福书》、《元音寿牒》两套印章，每套各60枚，分上下两层装在紫檀木雕的宝匣内，作为乾隆皇帝的寿礼。这些印章现都珍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朝初年，青田石雕开始销往国外。据1925年英文版《中国年鉴》刊载：前在17、18世纪，就有少数国人循陆路经西伯利亚往欧洲从商（莫斯科最多），初期前往者以浙江青田籍人为多，贩卖青田石制品。同治三年（1864），青田方山人杨灿勋乘船横渡印度洋，过非洲好望角，运青田石雕产品远销英国。光绪初年，青田山口村的林茂川，改良石雕，创新花色品种，向欧洲各国推销，颇受国外人士欢迎。山口村著名艺人林茂祥，亦于光绪年间携销石雕于美国旧金山等地，因其作品惟妙惟肖，独具一格，贤愚莫不叹为观止。清光绪十八年（1892），“有山口村商民季兆鋆等7人贩卖石雕，自南洋群岛及印度一带销售，辗转至法兰西境，营业日见发达。嗣后群相效法，纷纷以出洋贸易为能，视远历重洋如归村市”①。对此，邹韬奋在《在法国的青田人》一文中更有生动记述：据熟悉青田人到欧“掌故”的朋友谈起，最初在前清光绪末年，有青田人某甲因穷苦不堪（青田县为浙江最苦的一个区域，人民多数连米饭都没得吃），忽异想天开，带着一担青田所仅有的特产青田石，由温州海口而漂流至上海，想赚几个钱以维持生活，结果很不得意，不知怎的竟得由上海漂流到欧洲来，便在初到的埠头上的道路旁，把所带的青田石雕成的形形色色的东西排列出来。欧洲人看见这样从来未见过的东西，有的也被唤起了好奇心，问多少价钱，某甲对外国话当然是一窍不通，只举出几个指头来示意，这就含混得厉害了！有时举出两个手指来，在他也许是要索价两毛钱，而“阿木林”的外国人也许就给他两块钱。这样一来，不久他便发了小财。这个消息渐渐地传到了他的本乡，说贫无立锥之地的某某，居然到海外发了洋财，于是陆陆续续冒险出洋的渐多，不到十年，竟布满了全欧！最多的时候有三四万人，现在还有两万人左右，在巴黎一地就有近两千人。
同时，一些石刻商也选送青田石雕参加国内外展览。光绪二十五年（1899），法国举办“巴黎赛会”，清政府“费国帑十五万两，自建会亭，置赛品”。青田旅法华侨与筹办赛会使团交涉，获准“青田之石货许置会亭趸售”。1904年，美国举办“圣路易博览会”，也有青田侨民在会场开设“青田石店”，陈列“青田石雕文具、人物、花卉，颜色鲜艳”。②宣统二年（1910）在南京举办的“南洋劝业会”上，青田石雕荣获银牌奖。于是，青田石之名，遂大震于全球。
四、民国时期
青田石雕在国内外声誉的增长和海外销路的开拓，大大促进了石雕生产的迅速发展。从民国初年到抗战之前，青田石雕出现了一个繁荣时期。1915年，美国因巴拿马运河告成而在旧金山举办“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又称“万国巴拿马赛会”）。赛会从2月20日至12月4日，历时280余天，会场占地400多亩，中国馆陈列面积近5万平方尺。与会者31国，出品者20多万家，观众达1900多万，堪称世界空前之盛会。在此次赛会上，青田石雕艺人周芝山的《梅鹤大屏》、《瓜盒》、《牡丹瓶》等12件作品和金针三的《青田石雕刻小屏风》分别荣获银牌奖章。
此后，石雕生产迅速发展，据记载，清代末年，青田各地石雕艺人约1000多人。到1928年，根据浙江省设计会调查员王萼的实地调查，青田石产于青田东南乡山口、方山、周村等地计14处，全年产量约12000石，价值14000多元。雕刻品年产约10000箱，分档次装箱，每箱价格普通为30元，中等为60元，特等为120元，全年总值约70万元。专以采石为业者近百人，专以雕刻为业者2200余人。
此外，还有不少石雕艺人到外地从事雕刻。当时在温州、普陀、上海、南京等地，都设有专门销售青田石雕的商店。其中许多商店都有自己的生产工场，他们雇用石雕艺人，边生产边销售。据1933年《中国实业志》记载，当时在青田、温州两地就有石雕工场七八十处，最大的工场有艺人40余人，男的占四分之三，每日工作10小时，工资低微，获利高达几倍至十几倍。
清末，“各处刻工虽不下千余人，而称为削楮妙手者，唯有山口周芝山弟兄数人及林赞卿等而已”。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著名的石雕艺人为数不少，且各有专长，如尹阿岩的人物，金精一的山水，张仕宽的葡萄山，金南恩的浅刻，董瑞丰的梅花，金叶的牡丹，在当时都颇负盛名。他们在艺术上更趋成熟，已十分重视对石料俏色的利用。“每制一精品，切磋琢磨之工，非经年累月不成，能者又有随机应变之巧。譬如刻一松树，外层常石，里面忽见一白冻，即刻为白鹤或明月，见一红冻，即刻为红日，见一黑冻或苍冻，即刻为乌鸦、山鼠之类。变化之妙，在于其人。”③
民国时期，青田石雕在国内销售最盛的首推上海，此外各通商大埠，如汉口、天津、北平、青岛、南京、杭州、广州、福州等地，销售亦多。由于上海是港口，青田到温州百余里有小汽船可通，温州至上海每星期皆有定期轮船，所以转销欧美、南洋和其他大商埠的产品，皆在上海换船放洋。在上海专营青田石雕的商店有“金玉相图书店”、“奇石斋”、“冻石公司”等，大多集中在豫园附近。在青田一带，均由小贩挨户收购，运到温州、丽水等地商店出售。贩卖青田石雕的商店，在青田城内有10多家，在温州则有20多家，其中以温州打锣桥的“金南金石刻画社”规模最大。该社承销贩卖大批石雕产品，并在北美芝加哥设有分号，营业颇盛。普陀山是江南一带佛教活动的中心，向有“海天佛国”之称，一年三次庙会，香客云集，热闹非常。在普陀山的横街一带有数家石刻商店，其中以著名青田石雕艺人金精一开设的“斐然斋”生意最为兴隆。
行销国内的石雕，以美术欣赏品居多，雕刻细致，精巧玲珑，价格较昂。据1936年《浙江建设月刊》记载，其主要品种及价格如下：（1）花瓶，分无垫、有垫两种，大都雕有牡丹、菊花等花草，价无定。（2）花盘，每元可购十数只，佳者每只五六角。（3）笔架，花样繁多，每只价几分到数元。（4）人物、佛像，有天女散花、观音菩萨、济公活佛、姜太公钓鱼、神仙、弥勒佛、关公等，价极昂。（5）屏风，有山水屏风、花鸟屏风，每只价3元到5元。（6）印章，有长方、正方、圆形、椭圆之分，普通石料每对1角左右，冻石则非数元不可，最贵的可达数十元至数百元。（7）墨盒、石砚、笔筒、笔洗，普通石料，价较廉。（8）其他，如小猴、水牛等，价最贱。
青田石雕从清朝初年开始向欧洲各国推销，销路渐广，光绪末年尤盛。直至民国初年，向美洲推广，故而大盛。那时世界各国差不多都有青田石雕，尤以美国销量最大。当时不少青田侨胞在美国贩卖石雕而赚了钱，人称“花旗客”。在青田山口村设有专门收购“花旗货”的公司，常将石雕成批装箱邮运美国。据1931年《工商半月刊》记载，自温州运往上海转销美国之青田石雕，共计2500箱，每箱头等货值洋一百元，次者值洋四五十元。
销售国外的石雕产品，以实用品为主，雕刻粗糙，多系普通石料，价格低廉。主要品种有：（1）书夹，有四寸至七寸多种，每对价3角至2元。（2）灯台花盆类，每对1元到5元左右。（3）烟灰盒，每元10只到25只。（4）雪茄烟盒，每只1元到三四元。（5）神像，每尊1元到10余元。（6）中国著名风景，最低价值二三元，最高价值数十元。（7）笔架，有大小之别，均以花卉禽兽构景，花样颇多，小者每元20余只，大者每只数元。
抗日战争爆发后，青田石雕的国内外销路受到严重影响，1939年，石雕产量仅4050箱，产值243000元。后来外销几乎全部断绝，大部分艺人被迫改行转业，有的流落异乡，能坚持石雕生产的艺人已寥寥无几。
从清代至民国时期，石雕产品仍以实用品为主，同时出现许多既有实用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实用艺术品和部分纯观赏艺术品。可见，青田石雕艺术处于实用观赏品阶段。
五、新中国成立后
新中国成立以后，人民政府十分关怀青田石雕艺术，按照“保护、发展、提高”的方针积极组织艺人归队就业，恢复和发展了石雕生产。从1955年6月至1956年9月，在城镇、山口、油竹、方山先后成立了石刻小组、石刻合作社。
据统计，1953年全县石雕从业人员仅35人，产值9300元。到1956年，山口、鹤城、油竹、方山四个石刻合作社共有社员486人，产值22万元。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艺人们生产积极性高涨，互相交流技术，并得到专业美术工作者的指导，因而技艺水平不断提高，石雕作品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好评。1953年2月，浙江省举办民间美术工艺品展览会，参加展出的青田石雕作品有《葡萄山》、《梅花筒》、《荷叶瓶》、《横渡金沙江》等。后来，展览会在上海展出，一位波兰贵宾参观青田石雕后，在纪念册上写道：“在离开的时候，我不能不买一块石头，因为这些小石头被中国的艺术家们变成了有生命的东西，它将使我永远怀念美丽的中国。”1956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到杭州访问时，浙江省省长将一只青田石雕花瓶和一件石雕人物作品赠送给他。1956年10月，印尼总统苏加诺到杭州，浙江省省长赠送给他一些浙江省名特产和工艺美术品。他对其中的一件青田石雕很感兴趣。游览西湖时，在先贤祠前厅的卖品部里，他兴致勃勃地换上眼镜，仔细欣赏并挑选
石雕甚多。
在人民政府的关怀下，长期以来轻视民间艺术和民间艺人的陈旧观念逐步改变，石雕艺人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1956年7月，张仕宽、林如奎、朱正普被评为石雕名艺人，吴如乾被评为青年艺人。1957年7月，张仕宽、林如奎、朱正普、吴如乾四人赴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手工业艺人代表会议，受到中共中央副主席朱德的亲切接见。1959年，张仕宽应邀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国庆观礼。
1958年12月，山口、鹤城、油竹、方山四个石刻生产合作社都转为地方国营企业，建立青田县石雕厂，下设四个分厂。1960年10月，四个石雕工厂重新转为县属集体企业，当时共有职工368人。
集体企业十分重视培养技艺人才。1956年前后各厂都招收了批比青年艺徒。1958年又选送了10多名优秀艺人和青年学徒到浙江美术学院民间工艺系学习，选派两名青年艺人到浙江省工艺美术研究所进行创作研究，同时还抽调20多名艺人到辽宁、云南、杭州等地传授雕刻技术，帮助当地发展玉石雕刻。
在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前期，青田石雕的技艺水平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涌现出许多优秀艺人和优秀作品。特别是名艺人张仕宽的《葡萄山》和潘雨辰的人物作品，在国内外享有很高声誉，并对青田石雕的创新产生深刻的影响。金精一的《梅桩瓶》、吴如乾的《牡丹瓶》、杨楚照的《酣睡》和大型作品《吴越王射潮》、《西湖全景》也都深受好评。林如奎的《高粱》、《冰梅》是继《葡萄山》之后，运用传统花卉技艺表现时代新意的佳作。1964年5月，郭沫若到青田参观石雕工厂，面对琳琅满目的石雕作品，挥毫写诗，热情赞扬青田石雕“斧凿夺神鬼，人巧胜天然”。
1966年冬，“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破四旧”之风横行，把传统题材的石雕作品斥之为“复古”、“倒退”，将所谓“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石雕作品砸毁。1967年至1969年，青田两派武斗不止，工厂长期停工。之后，工厂虽逐渐恢复生产，但创作内容强调“突出政治”，以“革命路线”、“样板戏”为主要题材。
1971年至1972年期间，周恩来总理和国务院其他领导人，提出要加速发展工艺美术品生产，扩大出口。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青田石雕的产销出现前所未有的好势头。在1972年举办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青田石雕《更喜岷山千里雪》、《咏梅》、《高粱》等作品受到好评，《人民画报》、《红旗》、《人民日报》等报刊也都分别作了介绍。1973年2月6日，成立了青田县工艺美术公司，统一管理全县的石雕供产销工作。工厂招收青年学徒，扩大职工队伍。在鹤城镇居民和农村社队建立了50多个石刻小组，大力发展石雕生产。该年完成石雕出口产值106万元。1974年初，因“批林批孔”运动，青田石雕生产计划不足，石料短缺，工厂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产值急剧下降。1975年出口产值仅34万元。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青田石雕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78年春，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上，青田石雕展出了艺人们精心创作的20多件作品，其中有《群马》、《报春》、《葡萄山》、《松鼠葡萄》、《冻梅》、《高粱》、《谷子》、《吊环花篮》、《爵》、《民族小孩》、《九龙瓶》、《密林深处》、《百鸟颂东风》、《花果篮》、《杨梅》、《松竹》、《荷花》、《八棱瓜》、《山茶花》等。张梅同的《葡萄山》、《松鼠葡萄》、《冻梅》和林如奎的《高粱》被选入大型画册《中国工艺美术》。邓小平参观工艺美术展览时，赞扬倪东方的《谷子》说：“俏色用得好。”1978年5月，我国领导人访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时，把林耀光创作的《群马》赠送给金日成主席。
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虽仍然大量生产程式化的具有实用与观赏功能的规格产品，但在石雕艺术如何反映新生活、新精神上作了多方探索，出现了一批优秀石雕艺术家与优秀作品，使青田石雕具有较高的艺术品位，其观赏功能已占主导地位。因此，这一时期青田石雕已发展到观赏实用品阶段。
80年代以来，青田石雕艺术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首先是一批石雕艺术家更趋成熟，他们创作了许多具有很高艺术价值的精品。
在历届全国评比中，青田石雕赢得了很高声誉。
1982年5月，在江苏连运港召开的“全国贝雕画石雕产品质量评比大会”上，青田石雕厂的批量产品荣获全国第一名。石雕作品《高粱》、《春》、《秋》、《葡萄山》、《江南春》、《花果篮》获优秀作品奖。
同年8月，在“第二届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比大会上，青田石雕荣获国家“银杯奖”。林如奎的《高粱》、周百琦的《春》、倪东方的《秋》荣获优秀创作设计二等奖。
1984年4月，在“第四届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中，林耀光的《千里雄风》荣获优秀创作设计二等奖。
1985年7月，在“第五届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中，留秀山的《葡萄山》荣获优秀创作设计一等奖。
1986年9月，在“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中，倪东方的《秋菊傲霜》荣获优秀创作设计一等奖，并被确定为珍品，由国家征集收藏。
1990年8月，在“第九届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中，夏法起的“印章雕刻”获优秀新产品一等奖。
几年来，在国际经济、文化交流中，有许多石雕优秀作品被选送国外参加展览。1982年，选送石雕作品在日本、美国、塞浦路斯、马耳他、意大利、巴拿马、哥斯达黎加等地展出。1983年，在香港、新加坡等地展出。在赴香港展览的展品中，有一件大型作品《西游记》，是由石雕艺术家杨楚照为主设计雕刻的，先后还有8位艺人参加了雕刻。作品长1.5米、高0.9米、宽0.4米，重236千克。此件作品按石料各部位的不同质地、色泽、形态，周密构思，巧妙布局，精心雕刻了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中“花果山”、“龙宫借宝”、“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过假西天”等几个重要情节，刻画了100多个人、仙、神、佛、妖怪形象，并配上名贵的花梨木嵌铜花纹底座。作品气势雄伟，内容丰富，形象生动，典雅华丽。在香港展出时轰动一时，并被香港“宋城”收藏。
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的新形势下，青田石雕的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农村的家庭石雕业，从过去依赖集体，改变为自主产销，出现了众多的石雕专业户。他们有的上山开采石料，有的到全国各地采购石料，有的从事或组织生产，有的推销产品。不少专业户从产到销，自行配套，从而扩大了销售渠道，发展了石雕生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据调查，山口村1984年有965户人家，其中从事石雕和叶蜡石开采的共920户，占总数的96％，年产值200多万元。至1986年建房43幢，共15000多平方米。全县石雕产值大幅度上升，1977年仅63万元，1985年为622万元，1986年达817万元。
80年代以来，传统的“普及品”开始逐渐消失。这些“普及品”具有规定的造型、规格和相对稳定的统一价格，便于生产和销售，但不利于艺人因材施艺地发挥艺术创造精神，不利于充分利用石料。除石章外，基本上生产无固定规格的“精刻品”，一般已不考虑产品的实用功能，它不再受一般工艺品“实用与观赏相结合的原则”的制约，而完善了“特种工艺品”的艺术个性。因此，青田石雕艺术已进入观赏艺术品阶段。
进入90年代，青田石雕行业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1）对四家石雕工厂实行改制，安置职工，拍卖厂房，重新实行以家庭作坊形式进行生产。县工艺美术公司也完成改制，由青田县石雕行业办公室履行管理职能。（2）以师带徒的传统方式迅速壮大了雕刻队伍，偏远山区及邻县从业人员向城镇集中，如岭头村已有60多人、山口周边山村约有1500人、北山有100多人、泰顺有60多人在县城、山口落户从艺。目前，全县石雕从业人员约万余人，形成了一支以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为首、由37位高级工艺美术师及110位中级工艺美术师组成的创作队伍。（3）创作实践与理论研究失衡的状况基本改变，青田石雕理论体系已经形成，对青田石文化的丰富内涵作了较深入的开掘。《青田石全书》、《青田石雕技法》、《青田石雕图鉴》等专著受到广泛认可。（4）政府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分别于1992年、2001年举办两届“青田石雕文化节”，在上海等地举办“青田石雕展销会”，投资兴建“青田石雕博物馆”，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青田石雕的知名度。（5）重视培育石雕市场，先后建立了水南石雕市场及山口石雕城，计有经营户200多家，形成了上规模、上档次的石雕市场。（6）石雕产值迅速提升，据统计，1992年为2600万元，2002年为4.3亿元。同时，人们正在形成共识：不能把石雕业看成为可无限扩展的“支柱产业”，而应视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产业，要珍视有限的宝贵矿产资源，努力提高作品的文化品位，多出精品，创造更大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