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青田石，钟情于青山绿水，眷顾民间雅士。它与文人们不期而遇，是印史上的幸事！
  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称，青田石“如深闺稚女，文静闲雅”；当代著名印学家韩天衡也把青田石比作“浣纱女”。在名家的笔下，青田石就像一个天生丽质、纯朴可爱的美丽的天使，只不过它深藏于乡野之中，一时难以被人发现而已。
  王冕，这个在文学名著《儒林外史》第一回就出场的人物，他的生活因为放任而潦倒，但他对青田石的钟情却造就了印学史上的传奇。
  明初刘绩在《霏雪录》就有记载： “过去还没有人用花药石刻印，用此石刻印，是从山农（王冕）开始的。”明代郎英也在《七修类稿》说： “图书（印章），古人都用铜浇铸，到了元末会稽人王冕才采用花乳石刻章。现在天下人都推崇处州灯明石，果然是温润可爱。”朱彝尊在《王冕传》中也有 “始用花乳石治印 ”的记载。此间的 “花药石 ”、 “花乳石 ”、“处州灯明石 ”，就是青田灯光冻。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元末浙江诸暨人。牧牛出身。在寺庙里做工时，夜里坐在佛堂上，映长明灯读书，后来被绍兴韩性收为弟子，终于成为大儒。他辞官不做，归隐到诸暨九里山，给自己住的小屋取名为“竹斋”，平时靠卖画为生，是个著名的画家、诗人，著有《竹斋诗集》。他还擅长于篆刻。
  王冕贫穷，只好找当时廉价的印材；他勤劳平凡，乐于自篆自刻。所以，无意间弥补了历代文人士大夫鄙视石质印材和只篆不刻的缺点，也弥补了印学史千年缺憾！
  王冕在石材中选择了青田灯光冻，这跟他与青田刘基交好有关。刘基，字伯温，是青田县九都南田武阳村人，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以国师而闻名天下，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著有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是青田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人物。由于他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地理兵法，足智多谋，料事如神，被比作张良、诸葛亮，朱元璋赞之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 ”。
  王冕与刘基相识，应该早在元末顺帝至正年间，即1354年前后。当时浙东南农民起义不断，刘基受命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因方国珍一事，被朝廷罢去职权，羁管于绍兴。他悲愤交集，放浪山水，写诗访友，开始与王冕交往。两人相见恨晚，情谊深厚，关系甚密。刘基为王冕《竹斋诗集》写的序文可为例证：“予在杭时，闻会稽王元章善为诗，士大夫之工诗者多称道之，恨不能识也。至正甲午，盗起瓯括间，予避地之会稽，始得尽观王元章所为诗......因为大敬。”
  无独有偶，王冕也在《题青田山房》诗中写到与刘基交好的情景： “青田刘处士，潇洒好山房。夜月移花磴，春元动石床；书声通远谷，琴响应清商。我欲相依住，临流筑草堂。”诗中所写，与刘基隐居的青田石门洞景象十分相似，由此推断，也许刘基也曾携同王冕去过青田呢。 1358年朱元璋引兵南下，进驻九里山时，王冕随朱出山，出任咨议参军一职，攻打金华。1360年朱元璋攻克金华，刘基应召到应天（今南京），开始辅助朱元璋。不幸的是，王冕却在前一年死于暴病。
  然而，王冕用青田灯光冻刻印，开启了中国印史的新纪元，启发文人重新审视印材的价值，为篆刻创作开发了优质印材。
  青田灯光冻，石质松脆柔润，容易受刀，使文人跳出了前人治印时篆、刻分离的困境，终于实现了集篆刻于一人的创作愿望，更有利于文人们对篆刻艺术志趣的表达。著名印学家沙孟海称，“这件事，米芾、钱选还在尝试，王冕可说是第一家，文彭便是第二家。从此以后，青田石章大量使用，所有印人无不自己动刀镌刻了 ”， “对明以来印学的大发展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 ”。
  青田石作为印材，一旦被开发，它就肩负起复兴印学的历史使命。就在王冕和刘基先后去世一百多年后，青田灯光冻走进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 ——南京，被国子监博士文彭所用，并一再被推崇，使明清印学继汉印后，在印学史上显示了又一次奇峰突兀。
  明朝初年，南京成为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南京作为留都，仍然保留着一套政府机构，作为全国第一大城市的历史地位暂时没有改变，文化产业和商贸活动一直保持着繁荣的景象，形成了以各行业为主的“街、廊、坊、营、巷、市”等为名的制作贸易市场。西虹桥东的珠宝市场非常红火，珠宝加工和石饰雕刻成为一种时尚。明代周辉《金陵琐事》中记载：“盖密蜡（青田冻石）未被文彭发现时，金陵（南京）人都用它雕刻些花草和小动物之类的小玩意，大多作为妇女的饰品罢了，当时人们还没有习惯把青田石作为治印的材料来用。”
  文彭（1498—1573），是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长子，字寿承，号三桥，江苏人。六十岁升任为大明朝南京国子监博士，世称“文国博”。他家学渊源，才华出众，长于书、画、篆刻。他和他的追随者何震等都曾用石材篆刻过。如其石章“醉倒落花前，天地为衾枕”，从印款“嘉靖丙申夏五月望日”看，是他三十九岁时所刻。但是，在他发现青田石印材前，囿于文人旧意识，大多还是用象牙刻章。明末周亮工在《印人传》中说，文彭年轻时治印，习惯于用牙章，自己落墨篆写，却叫金陵人李文甫代为镌刻。
  “照眼灯光出世间，西虹桥畔载车还。”（倪印元诗）当文彭坐着轿子，走过南京繁华的珠宝市场，路过南京西虹桥头时，他被一阵争吵声吸引住了。他看到了一头驴驮着两大筐石头，后面跟着一位老者，肩上还背着两小筐石头。他奇了。当他得知石头就是青田石时，他一下全买下来。
  文彭买回四筐青田石后，解开一看，大多是灯光冻石，稍差点的也是封门洞“老坑”产的青田石。他的好友汪伯玉当时就要了一百多块，磨成石章，其中一半请文彭篆刻，另一半请文彭篆写，交何震镌刻。后来，汪伯玉调任北京兵部左侍郎后，又介绍何震到北方篆刻印章。
  丽水城内有条繁华的街道叫继光街，那是丽水人民对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永久纪念。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大将军曾为青田石的传播做出过那么大的贡献！
  抗倭英雄戚继光，当时正驻守在中国北方蓟州、昌平、保定一带。经戚将军的热情推荐，“于是主臣（何震）尽交蒯缑，遍历诸边塞，大将军而下，皆以得一印为荣 ”。就这样，青田石的美名就在大江南北传开了！
  青田石，继王冕之后，终于借助文彭、何震和戚继光的推荐，改变了“为妇人饰”的命运，使坚持“印最上用玉”的传统文人不得不承认：正是青田石的天生丽质，弥补了 “金玉之类用力多而难成 ”的缺点。
  明代篆刻家周应愿根据自身的真切体验，对历史上牙、铜、玉三种文人惯用的印材与青田石进行了比较，道出了千年来文人的心声：“象牙纹理直，用印时缺乏韵味，不如铜印效果好；而铜印质地琐碎，适宜于浇铸，不宜于镌刻，刻出的效果远不如石印那么好；石章虽然形态较好，但不如玉印。不过石与玉相比，石就易于人工镌刻，玉不能入刀，必须得碾。而碾是雕玉匠的专业技术，他们又不大理解篆文者的艺术思想，镌刻时往往不得要领，反而使得玉印效果不如石章了。石却易于入刀，作者镌刻时，指腕并用，随心所欲，舒展自如，就像用笔写字，其效果远比玉好。”
  难怪明代篆刻家吴日章会对青田石赞不绝口：“石宜青田，质泽理疏，能以书法行乎其间，不受饰，不碍刀，令人忘刀而见笔，石之从志也，所以可贵也。”
  其实，文人看中青田石，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宜人的质地、独特的纹理和色泽，更因为他们视青田石章为知己，尽可以托物言志，得笔情墨趣。一石在手，可以篆刻，也可以把玩。他们可以在刻中言志，或者在玩中寄趣，在诗书画意之外别有一番情趣。可以说，青田石的出现，才使篆刻艺术真正走进了一些文人的生命之中。
  沈野是明代著名的篆刻家和印学理论家，苏州人。他在《印谈》一卷中有三处谈及青田石中的灯光冻和鱼冻石，表达了对青田石的赞誉之情：
  清晓空斋坐，庭前修竹清。
  偶持一片石，闲刻古人名。
  蓄印仅数钮，论文尽两京。
  徒然留姓氏，何处问生平。
  文彭有两方传世石章，一方为“江山风月”，一方为“琴罢倚松玩鹤”，寥寥几个字，道出了印人的宽阔胸怀和悠然志趣。清代抗英民族英雄林则徐，被称为“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曾留下三方莲花仙鹤石章，其中一方印文“臣本布衣”，取文于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寄托了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青田石在文人的眼里，已不只是一块石头了。以其特有魅力，获得了文士印人的信赖。从此，它不仅登上了文人雅士之堂，而且还在塞上军营中流行。在诸多的印材比较中，逐渐取代了传统印材，确立了它在篆刻领域的首席地位，并掀起了一场篆刻用材的大革命，使石材刻印一时间风靡天下。
  当代著名印学家韩天衡，在评价青田石的历史价值时称：“正是青田石在篆刻领域里引进推广，使先前沿袭了二十个世纪的铜印时代，摧枯拉朽般地寿终正寝了，代之以文士为主体，个性为特征，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生机勃勃的石章时代。可见，以石代铜，印起八代之衰，在中国印章史里，青田石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代中后期，青田石在篆刻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用青田石篆刻的，有政府官员、官宦子弟、世家后代、文人、商贾、医生、僧侣和职业篆刻家等。这些人主要分布在杭州、苏州、南京、徽州等地。明朝万历四十五年（1617），太仓张灏编集的《承清馆印谱》中，共见印六百六十四方，其中用青田冻石刻制的印章就有四百九十八方，占七成之多。在崇祯四年（1631）和崇祯七年（1634），他编辑《学山堂印谱》六卷本和十卷本两种，就收石印二千零三十二方。篆刻艺术的复兴可见一斑。
  青田石的广泛应用，为收集编印古印谱提供了一种更接近于原作的新的摹印方法。明代文彭、何震以后，集古印谱石刻本，继原钤本，取代木刻本，自宁波柴季通所选刻的赵孟頫的《印史》后，迅速占有了市场，并受到了何震、吴丘隅、程远、朱简等著名篆刻家的青睐。以石集古摹刻一时风行，多者数千方，少者也有数百方。朱简编《印品》，摹印长达十四年。
  文彭开一代印风之后，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其中，徽州新安派（徽派、皖派）和杭州西泠印派（浙派）最具代表性。
  何震（1530—1604），字主臣，号雪渔山人，江西婺源人，时住南京，从文彭游，情若师友。何震继文彭之衣钵，又在篆刻中，依赖青田石之优势，创单刀法刻边款，变文彭 “娟丽清雅 ”为 “古朴苍劲 ”，自成一派，成了新安派的开创者。
  何震及其新安派，在继文彭后一段时期内独占印坛，影响巨大。周亮工在《印人传》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自何主臣（何震）继文国博（文彭）起，而印章一道遂归黄山。久之而黄山无印，非无印也，夫人而能为印也。又久之而黄山无主臣，非无主臣也，夫人而能为主臣也。”
  当徽派盛行之际，又有杭州西泠丁敬异军突起，并一举夺得印坛盟主之席，世人称他为浙派的始祖。丁敬是浙江杭州人。于是，以杭州为中心的西泠印派，成为清代以来最有影响的一大流派，它的核心人物就是“西泠八家”。清光绪三十年（1904），杭州西湖之畔创建了蜚声中外的 “西泠印社 ”。
  由于文彭、何震、丁敬先后独占印坛，所以，南京、苏州、徽州、杭州等地成为印学的发祥地。青田石凭其天生丽质，一直吸引着印学家的眼球。清代中期，尽管福建寿山石由于何震 “雪渔派 ”的影响而被重视，但 “西泠八家 ”和西泠印社传人对青田石章一直情有独钟。
  丁敬甚是珍惜青田石章，尤其乐于用青田石治印赠友。在一块赠友的“用拙斋”石印边款中道：“石固丑，花蕊石，王元章（王冕）所喜者，颇宜雅人几上耳。杭郡丁敬身记。”他在另一块为友人篆刻的“庄风煮印”边跋，说得更加明白：“吾杭昌化石，厥品下下。粗而易刻，本易得印中神韵。红者人尤珠玉定值，不知日久色衰，曾顽石之不若矣，安有青田、寿山之神韵耶？余故素拒此石。杉郡契友一时不能得佳石，又甚渴余篆刻，因免其请，重其雅意之笃耳。”可见青田石在丁敬心中的地位。
  “西泠八家 ”中其他七位，也十分器重青田石章，有诸多石印留于后世。如蒋仁的“蒋山堂印”，黄易的“小松所得金石 ”、“石墨楼”印，奚冈的“龙尾山房”、“蒙泉外史”印。另外，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又被称为“西泠后四家”。在《西泠后四家印谱》中见印三百四十四方，青田石二百十六方，占百分之七十。
  黄易在“柳绿更茗新烟”印跋道：“吾浙产石，青田较胜昌化。谓其柔润脱砂。仿秦汉各法，奏刀易于得心应手。青田有五色，惟红者尤为罕睹。近日为石上采伐殆尽，求一细腻可玩者，十不获一。新坑直顽石耳。斯二石旧为新昌王氏所藏，余以贱值得之，刻以志之......”黄易是西泠印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青田石了如指掌，代表了 “西泠八家 ”对青田石的认同。
  清代有不少文人士大夫，一生寄情于青田石章，赵之谦和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两位。金石书画家赵之谦印“为五斗米折腰”，勾画出了一个为了糊口，只能为“五斗米”侍奉权贵的旧时文人形象，同时也是借用古人诗句嘲讽自己的落魄蹇促，很有幽默感。他曾在“胡澍之印”边款中，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落魄皇都的情境： “印不值钱，产自青田，路七八千..托身皇都，求口可糊，居书我图。同治癸亥二月。”
  另一位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海外。他把国仇家恨全寄于一方印章之中：“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逛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段印文，道出了他的人生磨难。
  作为一个文人，其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时，寄情于寸许小印，那是多么无奈的心境。清代著名的书画家郑板桥曾有诗云：“小印青田寸许长，抄书留得旧文章。纵然面上三分似，岂有胸中百卷藏。”尽管官场上不得志，但小小石章却使他的精神能得须臾的解脱，使得方寸之间的印章成了旧时文人士大夫心境的真实写照。
  吴昌硕是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浙江安吉人，是晚清杰出的艺术家，诗、书、画、印俱绝。他钝刀刻石，秀媚苍劲，流畅厚朴，开风立派，为一代宗师。其印学在日本、韩国影响很大。他留有后世的青田石章有：“吴俊卿”、“俊卿之印”、“一月安东令染于苍”等。而他对青田石的看重，可用其一句边跋概之：“旧青田石，贵如拱璧。”也难怪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沙孟海先生认为，青田石章“对印学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清两代印学大发展，与花乳石的应用大有关系 ”。
  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朱诚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分量的话：“正因为青田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印材，它渐渐地托起来一个国际级的最具权威的印学社团 ——西泠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