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青田石后来被作为印章材料，并异军突起，与历史上文人治印有关。
  唐景云二年（711），青田县建制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形成，为青田石的开发创造了条件。翻开青田史志，不难发现，青田石的发迹和流传，有两种人起着关键作用：一种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青田人；另一种是由朝廷派往丽水、青田的地方官员，如北宋的徐公武、明朝的杨文骢等。
  据统计，宋以来，青田人考取进士的共有一百二十一人，他们中间好多人为青田石的利用和流传作过贡献。宋绍圣四年（1097），陈汝锡是第一个科举入仕的青田人。世居青田县城的汤思退，曾做过南宋高宗和孝宗年间两任丞相，他博学多才，诗书画兼佳。史书里虽然尚未找到他的印学记载，但对青田印章的钟爱，应该是他乡情的一部分。更不能忘记的是，南宋寓居青田的赵宋族人赵希怿一家，还有明朝的开国功臣刘基，清代著名学者韩锡胙等，他们都是青田石的收藏者和传导者。尤其是韩锡胙，他还在《滑疑集》一书中专门记载了青田石，为后人研究青田石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唐宋以来，文人热衷艺术日成风气。文人通过科举名正言顺地进入官场，获得了社会地位和俸禄后，就生发些闲情逸致，摆弄些业余爱好，进行各种文学和艺术创作。同时，文人本身所具有的纯朴情感和自命清高的秉性，又使其自觉不自觉地放弃部分功利，退隐到自我的理想王国。在若即若离的徘徊中，文学和艺术给了他们精神依托，成为他们最佳的生存方式。至宋朝，文人意识不断加强，文人对艺术的追求进入了新的境界。在元代，文人把诗、书、画、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篆刻艺术从此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文人对艺术的追求，不能离开它的物质条件 ——纸的发明和造纸业的发展。自东汉蔡伦发明纸以后，纸帛逐渐代替了竹木简札。至隋唐，印章的使用已直接用印色钤盖在纸帛上。在唐朝，浙江造纸业已相当发达。当时杭州、婺州、衢州、越州的上细黄白状纸，都是进贡的名纸，尤其是剡州（今嵊州市）的藤纸、玉叶纸，名闻全国。有了纸，文人就有了更自由的表达手段，印章也随着由实用之物向艺术审美领域迈进。
  书画用印，应该始于隋唐的鉴藏印。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说：“前代御府，自晋、（南朝）宋至（北朝）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鉴藏印，起源于字画收藏鉴定签名。传世王羲之、王献之等帖，常有后人的签名。《法帖》刻有唐太宗“贞观”连珠印，史称是正式鉴藏印的开始。于是，内府收藏书画也照此仿制，有“集贤、秘阁、翰林”等一批鉴藏印。后来，效仿者日盛。唐玄宗有“开元”长方印，五代南唐国有 “建业文房之印 ”、 “内府合同印”、“集贤院御画印”，宋代有“大观”瓢形印、“政和”、“宣和”长方印等。私人鉴藏印，有唐王涯的“永存珍秘 ”和宋米芾的 “米芾秘箧 ”印、蔡京的 “蔡京珍玩 ”等，都非常著名。
  鉴藏印在宋朝的流行，给文人以新的启发：在具有鉴定和标明归属的同时，鉴藏印还能直接增添书画的内涵和韵味。这一意外的发现，使文人欣喜若狂。于是，这些文人由此及彼展开了丰富的联想，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在自已的书画作品上钤上自己篆写的印章。他们在书画的落款、头、角钤印，出现了款印、引首印、压角印，产生更加完美的艺术效果。
  宋朝皇帝似乎特爱字画篆刻。据朱学贤《印典》记载：“宋徽宗好书画，后押字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玺，或用瓢、虫鱼篆文。”南宋高宗更是好用款印玺，甚至于高宗的刘妃也好玩印玺。他们的这种爱好，在当时引领了篆刻艺术的发展方向。
  北宋，是书画繁荣的时代。文人们不仅根据作品需要，在作品的不同部位，随心所欲地用印。而且，还按照作者自己的喜好，进行了篆刻艺术创作，出现了别号印、斋馆印、成语印、隐语印等私人闲章。这些印章，完全倾向于作者的个人爱好和审美情趣。如画家郭熙就在自己作品的角上钤上一个小“熙”字印，欧阳修曾用“六一居士”朱文印，苏轼曾用“眉阳苏轼”、“东坡居士”朱文印，米芾曾用“楚国米芾”、“米氏书印”等朱文印。相传米芾的印章好多还是自刻的呢。
  正是因为书画艺术的繁荣，篆刻艺术在东汉以后，经过了近千年的沉淀后，再度被文人士大夫所看重。当然，它已经历了一次蜕变，原为权力所用的实用功能已逐渐被艺术审美所代替。
  实际上，篆刻艺术创作就是作者思想情感的一次自由翱翔。但是，当时所用印材，大多还是铜、牙、角、晶、玉等，质地硬，不易受刀。文人受制于印材而感到困顿不已，只好篆与铸、刻分开，虽然刻匠工艺熟练，但还是难于把握作者意图。米芾所用印材都是玉类，他曾经尝试自篆自刻，但镌刻粗糙，看来也不甚满意。
  在宋代，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每年的“馈遗”和“岁赐”，及战争的消耗，导致了国库困乏，铜质金属供需不济。所以，1012年宋王朝下诏告示全国：寺院、道观和文人，以及平民百姓等所用的私章，规定为方寸印章，须以木料雕刻，不得私下用铜质金属铸印。在这严令之下，民间刻章只能以木代铜，文人治印也只好另辟蹊径了。
  文人们在期待，篆刻艺术在期待，期待着有一种新的印材出世。或许，那时一些文人们在书房里徘徊着，目光在书架上来回地搜索着，他们站在书案前，目光停留在笔砚上，对砚石的开发利用、品评鉴赏、雕饰录铭，早已成为文人们的书房时尚，现在却无意间给了他们启发，使石质印材的开发进入了他们视野。宋代杜绾著《云林石谱》，所记石品共计一百十六种，除玩赏石和砚石外，其中有三种用于治印的石材：山西省离石县的深土石、湖南省沅陵县的蛮溪水中石、河南省潢川县的浮光山石。这三种石材，当时都已进行了开发，并投入市场，但在后世篆刻中绝迹，或许是因为石材本身的缘故吧。相信青田石也曾作为质材，而被一些文人用来刻章过，只不过当时文人不知道是青田石罢了。在北宋，青田石经县令徐公武的推荐，经沈括青田之行，多次进入文人圈内，并在米芾、文同、苏轼等这些社会高层文人士大夫的书斋珍藏，但一直未被用作印石。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这些文人的心态和观念上吧。米芾曾在《书史》里自得地表述过：“余家..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绝品。玉印唯著于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无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亦参用于上品印世，自画古贤，唯用玉印。”米芾说的虽然是书画收藏，但他崇尚玉质印章，轻视石质印材之意已流露纸面。
  米芾（ 1051-1107），字元章，号海岳外史，又号襄阳漫士，湖北襄阳人。北宋著名文学家、大书法家、大画家，家富收藏，精鉴赏。他行为怪癖，爱石、爱砚、嗜书画，曾有自刻印章的习惯。米芾爱石，主要在于藏石、玩石、赏石，却不以石刻章。他虽有字印百枚，但都用玉印。青田石门洞摩崖石刻中，仍留有米芾的“飞流”、“银河千古”旧迹，据此看来，也系事实。然而，米芾以字换石，只把青田石当奇石收藏，而未曾当它印石来开发，是米芾的忽视，也是历史上的一件憾事！
  宋都南迁，热爱印学的南宋高宗，带着赵宋宗室和朝廷一班文武大臣，在浙江的杭州、绍兴、宁波、温州等地疲于奔命。一群流离失所的皇亲国戚和文人墨客，也在兵荒马乱之际，跟随朝廷来到江南，暂避战乱。浙江一时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青田同饮瓯江水的温州，成了 “东瓯名镇 ”。原为穷山僻壤、人口稀少的青田县，在北宋初年，居住人口才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六人。至北宋末，随着北方人口的迁入，剧增到七万零五百三十七人。也就在这个时期，青田县城宝幢街迎来了赵希怿这户皇族宗室。
  淳熙十四年（1187），赵希怿考取上进士后，官至端明殿学士、昭信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等职。卒后赠 “少保 ”，追封“成国公”，谥“正惠”。他有四个儿子，长子留居青田；次子赵与愿，在宋宁宗时，因太子夭折，应召入宫为继子，封为荣王，开禧三年（1207）立为皇太子，改名赵询，嘉定三年（1210）即薨，号“景献”；三子赵与踌、小子赵与勤，还有孙辈中的赵孟奎、赵孟至、赵孟圻等四人都是进士。小子赵与勤和孙子赵孟奎，是南宋著名的画家。从此，青田石终于在宋朝皇室中，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 ——他不是赵希怿的子孙，而是他的同宗孙辈赵孟頫。
  最早用青田石治印的文人，应该是宋末元初的赵孟頫。赵孟頫（ 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元初官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文敏，是一位诗人，又是大书家、大画家。他所篆印文纯用小篆，朱文细笔圆转，姿态柔美，世称“圆朱文”。他开创了署于印身之侧的边款，并临摹编辑了我国较早的印谱— —《印史》。
  赵孟頫虽为浙江吴兴人，但他与赵孟奎兄弟都是赵宋皇族后裔，经赵孟奎叔侄兄弟的宣传和推荐，采用青田石治印，是极有可能的事。韩锡胙在《滑疑集》中记载：“赵子昂（即赵孟頫）始取吾乡灯光石作印，至明代而石印盛行。”
  赵孟頫以青田灯光冻石治印，突破了唐宋来文人在印材上的思想樊篱，使文人对青田石的天生丽质有了新的认识，在篆刻艺术和印材利用上对后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可惜的是，以后的两百年，并没有改变文人的治印习惯。赵孟頫和当时印学名家吾丘衍，都少了一份实践精神，两人还是循规蹈矩，只写篆文，交匠人镌刻，使青田石再度与文人失之交臂。
  然而，就中国印章史而言，明代之前文人治印的意义却是深远的。文人们在继承了汉印高峰的艺术成就基础上，对治印进行了积极而颇有成就的不懈探索和努力，对于后来青田石章的出现和普及，并使之成为中国印章史上的一座奇峰，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铺垫。如果没有明代之前文人治印的实践与传承，青田石章的出现可能就会因此而推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