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现在，人们还能从寻常的青田百姓家中找到青田石章的身影。打开那些旧式的木箱，人们就不难发现，与家传夹杂的物件中，往往有一两枚由青田石刻制的方寸私章 ——它朴拙，甚至简陋。然而，它代表了持章人的社会法权，是人们社会活动中信用的主要凭记。
  印章，发端于殷朝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钟鼎文，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礼记》已经记载玺和玺节的应用。《左传》也记叙了春秋中期季武用玺的故事。长沙伍家岭第二百六十号墓出土的五枚小型铜玺，河南汲县山彪镇第一号墓出土的石玺，经考古鉴定，皆属战国时期印章遗物。
  印章的起源，应该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古代民间商业交流的一种信用凭证。在没有纸也没有印油的年代，为了保证货物的安全转移或存放，聪明的祖先摸索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们把货物装在袋子、盒子或者瓷罐里，口上系上绳子。为了不被人打开，他们就地取材，用一块泥巴把绳结封死，然后在泥巴上盖上自己的印章。这样，别人就不敢随意拆封他们的东西了。这块带印的泥巴，后人把它叫做“封泥”。封泥与作为信验的玺印，始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由于印色的出现，又逐渐废退。历史上称这个阶段为封泥时代。从此，社会的信用就在这样一块封泥中建立了起来。
  秦统一中国后，印章的社会功能逐步由经济范围扩展到政治领域，逐渐成了表证当权者的法物。历史上所谓的秦朝“传国玺”，据说以和氏璧作玺，李斯篆文，王孙寿刻，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印章在秦朝，已确实走上了政治舞台，代表统治阶级的权力，牢牢地掌握着国家的政权。并且，这种现象在汉武帝时代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国家政权的表证需要，为印章创造了第一个春天。虽然它还是那么年轻，但在现代人看来，汉印，无论就传世的数量或艺术性来说，都是我国印章史上的一大高峰。清末 “西泠四家 ”之一奚冈，对此曾有一段最为确切的评说： “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
  我国的篆刻艺术，使用的印材有金、银、铜、牙、玉、琥珀、玛瑙、滑石等。长沙出土的西汉印章，除了玉石、玛瑙等坚硬石料和琉璃外，大多是用质地极软的滑石篆刻的。石料，在印章史的早期就已受到篆刻艺术的关注。
  汉朝私印，虽然是古印中数量最多、形式最为丰富的一类，并且出现了以凿为主，铸、凿兼用的治印方法，印材的使用也有相对的自由，但是材质的贵贱同样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尤其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更会受到官印的影响。汉武帝时代，朝廷对官印订出一整套的体系，对玺印的名称、质料、钮制、绶色都有一定的等级规定。
  佩戴玉器在古代是贵族和士大夫一种高雅风尚。虽然各时代有所不同，但人们对印材的选用却形成比较一致的社会价值观，基本上以玉为贵，金次之，银又次之，铜质最为常见。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由于印章主要用在封泥上，加上人们对铸造工艺的熟练掌握，所以铜印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
  打开中国古代史，人们可以发现，青田在秦朝就进入了秦始皇的权力半径，当时属闽中郡。至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因闽越首领无诸帮助刘汉推翻秦朝有功，封他为闽越王，建都福州市。公元前192年，汉孝惠帝又立摇为东海王，建都温州市。然而，西汉的浙江，还是“厥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错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的贫瘠地区，土地荒凉，人口稀少。在当时统治者的心目中，地处东南沿海的瓯越国是遥远的；而青田这个地方，一个在洞宫山密林中的弹丸之地，无论从哪些文献里都找不到它的名称。
  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青田石在印章史上，没有更早的出现，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章，发展到我国印章史上的高峰 ——汉印，从功能到艺术，它的文化传承直接影响了后来青田石章的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