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田县图书馆

青田石 ——天生就是一块 “守信”的石头，它一直在守望等待那群远道而来的文人。
  它应该感激文国博的知遇之恩，只有文人的篆刻，才能真切地感触到青田石那美好的品质，才能感知到青田石在篆刻艺术中的真正价值；它应该感谢宋朝大文豪苏东坡，痴情于奇石的“米癫”（米芾），高傲的皇族大画家赵孟頫，放任乡野的元代布衣文人王冕，徜徉在金陵街市的文彭 ..它应该感谢所有爱它的文人士大夫。
  青田石章的出现，在我国治印史上，开辟出了一个新的石章时代。
  印林觅踪
  现在，人们还能从寻常的青田百姓家中找到青田石章的身影。打开那些旧式的木箱，人们就不难发现，与家传夹杂的物件中，往往有一两枚由青田石刻制的方寸私章 ——它朴拙，甚至简陋。然而，它代表了持章人的社会法权，是人们社会活动中信用的主要凭记。
  印章，发端于殷朝的甲骨文和周代的钟鼎文，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礼》、《礼记》已经记载玺和玺节的应用。《左传》也记叙了春秋中期季武用玺的故事。长沙伍家岭第二百六十号墓出土的五枚小型铜玺，河南汲县山彪镇第一号墓出土的石玺，经考古鉴定，皆属战国时期印章遗物。
  印章的起源，应该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古代民间商业交流的一种信用凭证。在没有纸也没有印油的年代，为了保证货物的安全转移或存放，聪明的祖先摸索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他们把货物装在袋子、盒子或者瓷罐里，口上系上绳子。为了不被人打开，他们就地取材，用一块泥巴把绳结封死，然后在泥巴上盖上自己的印章。这样，别人就不敢随意拆封他们的东西了。这块带印的泥巴，后人把它叫做“封泥”。封泥与作为信验的玺印，始于先秦。到南北朝时期，由于印色的出现，又逐渐废退。历史上称这个阶段为封泥时代。从此，社会的信用就在这样一块封泥中建立了起来。
  秦统一中国后，印章的社会功能逐步由经济范围扩展到政治领域，逐渐成了表证当权者的法物。历史上所谓的秦朝“传国玺”，据说以和氏璧作玺，李斯篆文，王孙寿刻，文为“受命于天，既寿永昌”。不管这种说法是真是假，印章在秦朝，已确实走上了政治舞台，代表统治阶级的权力，牢牢地掌握着国家的政权。并且，这种现象在汉武帝时代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国家政权的表证需要，为印章创造了第一个春天。虽然它还是那么年轻，但在现代人看来，汉印，无论就传世的数量或艺术性来说，都是我国印章史上的一大高峰。清末 “西泠四家 ”之一奚冈，对此曾有一段最为确切的评说： “印之宗汉也，如诗之宗唐，字之宗晋。”
  我国的篆刻艺术，使用的印材有金、银、铜、牙、玉、琥珀、玛瑙、滑石等。长沙出土的西汉印章，除了玉石、玛瑙等坚硬石料和琉璃外，大多是用质地极软的滑石篆刻的。石料，在印章史的早期就已受到篆刻艺术的关注。
  汉朝私印，虽然是古印中数量最多、形式最为丰富的一类，并且出现了以凿为主，铸、凿兼用的治印方法，印材的使用也有相对的自由，但是材质的贵贱同样受到社会经济条件的制约，尤其在文化价值取向上更会受到官印的影响。汉武帝时代，朝廷对官印订出一整套的体系，对玺印的名称、质料、钮制、绶色都有一定的等级规定。
  佩戴玉器在古代是贵族和士大夫一种高雅风尚。虽然各时代有所不同，但人们对印材的选用却形成比较一致的社会价值观，基本上以玉为贵，金次之，银又次之，铜质最为常见。秦汉至南北朝时期，由于印章主要用在封泥上，加上人们对铸造工艺的熟练掌握，所以铜印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
  打开中国古代史，人们可以发现，青田在秦朝就进入了秦始皇的权力半径，当时属闽中郡。至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因闽越首领无诸帮助刘汉推翻秦朝有功，封他为闽越王，建都福州市。公元前192年，汉孝惠帝又立摇为东海王，建都温州市。然而，西汉的浙江，还是“厥土涂泥，田下下，赋下上错 ”（《汉书》卷二八上《地理志》）的贫瘠地区，土地荒凉，人口稀少。在当时统治者的心目中，地处东南沿海的瓯越国是遥远的；而青田这个地方，一个在洞宫山密林中的弹丸之地，无论从哪些文献里都找不到它的名称。
  在这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青田石在印章史上，没有更早的出现，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印章，发展到我国印章史上的高峰 ——汉印，从功能到艺术，它的文化传承直接影响了后来青田石章的出世。
  文人石缘
  青田石后来被作为印章材料，并异军突起，与历史上文人治印有关。
  唐景云二年（711），青田县建制了。也就是在这一时期，科举制度的建立，促进了文人士大夫群体的形成，为青田石的开发创造了条件。翻开青田史志，不难发现，青田石的发迹和流传，有两种人起着关键作用：一种是通过科举进入官场的青田人；另一种是由朝廷派往丽水、青田的地方官员，如北宋的徐公武、明朝的杨文骢等。
  据统计，宋以来，青田人考取进士的共有一百二十一人，他们中间好多人为青田石的利用和流传作过贡献。宋绍圣四年（1097），陈汝锡是第一个科举入仕的青田人。世居青田县城的汤思退，曾做过南宋高宗和孝宗年间两任丞相，他博学多才，诗书画兼佳。史书里虽然尚未找到他的印学记载，但对青田印章的钟爱，应该是他乡情的一部分。更不能忘记的是，南宋寓居青田的赵宋族人赵希怿一家，还有明朝的开国功臣刘基，清代著名学者韩锡胙等，他们都是青田石的收藏者和传导者。尤其是韩锡胙，他还在《滑疑集》一书中专门记载了青田石，为后人研究青田石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唐宋以来，文人热衷艺术日成风气。文人通过科举名正言顺地进入官场，获得了社会地位和俸禄后，就生发些闲情逸致，摆弄些业余爱好，进行各种文学和艺术创作。同时，文人本身所具有的纯朴情感和自命清高的秉性，又使其自觉不自觉地放弃部分功利，退隐到自我的理想王国。在若即若离的徘徊中，文学和艺术给了他们精神依托，成为他们最佳的生存方式。至宋朝，文人意识不断加强，文人对艺术的追求进入了新的境界。在元代，文人把诗、书、画、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使得篆刻艺术从此与书、画结下了不解之缘。
  当然，文人对艺术的追求，不能离开它的物质条件 ——纸的发明和造纸业的发展。自东汉蔡伦发明纸以后，纸帛逐渐代替了竹木简札。至隋唐，印章的使用已直接用印色钤盖在纸帛上。在唐朝，浙江造纸业已相当发达。当时杭州、婺州、衢州、越州的上细黄白状纸，都是进贡的名纸，尤其是剡州（今嵊州市）的藤纸、玉叶纸，名闻全国。有了纸，文人就有了更自由的表达手段，印章也随着由实用之物向艺术审美领域迈进。
  书画用印，应该始于隋唐的鉴藏印。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说：“前代御府，自晋、（南朝）宋至（北朝）周、隋，收聚图书，皆未行印记。”鉴藏印，起源于字画收藏鉴定签名。传世王羲之、王献之等帖，常有后人的签名。《法帖》刻有唐太宗“贞观”连珠印，史称是正式鉴藏印的开始。于是，内府收藏书画也照此仿制，有“集贤、秘阁、翰林”等一批鉴藏印。后来，效仿者日盛。唐玄宗有“开元”长方印，五代南唐国有 “建业文房之印 ”、 “内府合同印”、“集贤院御画印”，宋代有“大观”瓢形印、“政和”、“宣和”长方印等。私人鉴藏印，有唐王涯的“永存珍秘 ”和宋米芾的 “米芾秘箧 ”印、蔡京的 “蔡京珍玩 ”等，都非常著名。
  鉴藏印在宋朝的流行，给文人以新的启发：在具有鉴定和标明归属的同时，鉴藏印还能直接增添书画的内涵和韵味。这一意外的发现，使文人欣喜若狂。于是，这些文人由此及彼展开了丰富的联想，进行了一次大胆的尝试，在自已的书画作品上钤上自己篆写的印章。他们在书画的落款、头、角钤印，出现了款印、引首印、压角印，产生更加完美的艺术效果。
  宋朝皇帝似乎特爱字画篆刻。据朱学贤《印典》记载：“宋徽宗好书画，后押字用天水及宣和、政和小玺，或用瓢、虫鱼篆文。”南宋高宗更是好用款印玺，甚至于高宗的刘妃也好玩印玺。他们的这种爱好，在当时引领了篆刻艺术的发展方向。
  北宋，是书画繁荣的时代。文人们不仅根据作品需要，在作品的不同部位，随心所欲地用印。而且，还按照作者自己的喜好，进行了篆刻艺术创作，出现了别号印、斋馆印、成语印、隐语印等私人闲章。这些印章，完全倾向于作者的个人爱好和审美情趣。如画家郭熙就在自己作品的角上钤上一个小“熙”字印，欧阳修曾用“六一居士”朱文印，苏轼曾用“眉阳苏轼”、“东坡居士”朱文印，米芾曾用“楚国米芾”、“米氏书印”等朱文印。相传米芾的印章好多还是自刻的呢。
  正是因为书画艺术的繁荣，篆刻艺术在东汉以后，经过了近千年的沉淀后，再度被文人士大夫所看重。当然，它已经历了一次蜕变，原为权力所用的实用功能已逐渐被艺术审美所代替。
  实际上，篆刻艺术创作就是作者思想情感的一次自由翱翔。但是，当时所用印材，大多还是铜、牙、角、晶、玉等，质地硬，不易受刀。文人受制于印材而感到困顿不已，只好篆与铸、刻分开，虽然刻匠工艺熟练，但还是难于把握作者意图。米芾所用印材都是玉类，他曾经尝试自篆自刻，但镌刻粗糙，看来也不甚满意。
  在宋代，由于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每年的“馈遗”和“岁赐”，及战争的消耗，导致了国库困乏，铜质金属供需不济。所以，1012年宋王朝下诏告示全国：寺院、道观和文人，以及平民百姓等所用的私章，规定为方寸印章，须以木料雕刻，不得私下用铜质金属铸印。在这严令之下，民间刻章只能以木代铜，文人治印也只好另辟蹊径了。
  文人们在期待，篆刻艺术在期待，期待着有一种新的印材出世。或许，那时一些文人们在书房里徘徊着，目光在书架上来回地搜索着，他们站在书案前，目光停留在笔砚上，对砚石的开发利用、品评鉴赏、雕饰录铭，早已成为文人们的书房时尚，现在却无意间给了他们启发，使石质印材的开发进入了他们视野。宋代杜绾著《云林石谱》，所记石品共计一百十六种，除玩赏石和砚石外，其中有三种用于治印的石材：山西省离石县的深土石、湖南省沅陵县的蛮溪水中石、河南省潢川县的浮光山石。这三种石材，当时都已进行了开发，并投入市场，但在后世篆刻中绝迹，或许是因为石材本身的缘故吧。相信青田石也曾作为质材，而被一些文人用来刻章过，只不过当时文人不知道是青田石罢了。在北宋，青田石经县令徐公武的推荐，经沈括青田之行，多次进入文人圈内，并在米芾、文同、苏轼等这些社会高层文人士大夫的书斋珍藏，但一直未被用作印石。究其原因，问题还是出在这些文人的心态和观念上吧。米芾曾在《书史》里自得地表述过：“余家..玉印六枚：‘辛卯米芾’、‘米芾之印’、‘米芾氏印’、‘米芾印’、‘米芾元章印’、‘米芾氏’，以上六枚白字，有此印者皆绝品。玉印唯著于帖，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无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亦参用于上品印世，自画古贤，唯用玉印。”米芾说的虽然是书画收藏，但他崇尚玉质印章，轻视石质印材之意已流露纸面。
  米芾（ 1051-1107），字元章，号海岳外史，又号襄阳漫士，湖北襄阳人。北宋著名文学家、大书法家、大画家，家富收藏，精鉴赏。他行为怪癖，爱石、爱砚、嗜书画，曾有自刻印章的习惯。米芾爱石，主要在于藏石、玩石、赏石，却不以石刻章。他虽有字印百枚，但都用玉印。青田石门洞摩崖石刻中，仍留有米芾的“飞流”、“银河千古”旧迹，据此看来，也系事实。然而，米芾以字换石，只把青田石当奇石收藏，而未曾当它印石来开发，是米芾的忽视，也是历史上的一件憾事！
  宋都南迁，热爱印学的南宋高宗，带着赵宋宗室和朝廷一班文武大臣，在浙江的杭州、绍兴、宁波、温州等地疲于奔命。一群流离失所的皇亲国戚和文人墨客，也在兵荒马乱之际，跟随朝廷来到江南，暂避战乱。浙江一时成了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与青田同饮瓯江水的温州，成了 “东瓯名镇 ”。原为穷山僻壤、人口稀少的青田县，在北宋初年，居住人口才二万六千七百五十六人。至北宋末，随着北方人口的迁入，剧增到七万零五百三十七人。也就在这个时期，青田县城宝幢街迎来了赵希怿这户皇族宗室。
  淳熙十四年（1187），赵希怿考取上进士后，官至端明殿学士、昭信军节度使、开府仪同三司等职。卒后赠 “少保 ”，追封“成国公”，谥“正惠”。他有四个儿子，长子留居青田；次子赵与愿，在宋宁宗时，因太子夭折，应召入宫为继子，封为荣王，开禧三年（1207）立为皇太子，改名赵询，嘉定三年（1210）即薨，号“景献”；三子赵与踌、小子赵与勤，还有孙辈中的赵孟奎、赵孟至、赵孟圻等四人都是进士。小子赵与勤和孙子赵孟奎，是南宋著名的画家。从此，青田石终于在宋朝皇室中，找到了自己的代言人 ——他不是赵希怿的子孙，而是他的同宗孙辈赵孟頫。
  最早用青田石治印的文人，应该是宋末元初的赵孟頫。赵孟頫（ 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元初官翰林学士承旨，封魏国公，谥文敏，是一位诗人，又是大书家、大画家。他所篆印文纯用小篆，朱文细笔圆转，姿态柔美，世称“圆朱文”。他开创了署于印身之侧的边款，并临摹编辑了我国较早的印谱— —《印史》。
  赵孟頫虽为浙江吴兴人，但他与赵孟奎兄弟都是赵宋皇族后裔，经赵孟奎叔侄兄弟的宣传和推荐，采用青田石治印，是极有可能的事。韩锡胙在《滑疑集》中记载：“赵子昂（即赵孟頫）始取吾乡灯光石作印，至明代而石印盛行。”
  赵孟頫以青田灯光冻石治印，突破了唐宋来文人在印材上的思想樊篱，使文人对青田石的天生丽质有了新的认识，在篆刻艺术和印材利用上对后人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可惜的是，以后的两百年，并没有改变文人的治印习惯。赵孟頫和当时印学名家吾丘衍，都少了一份实践精神，两人还是循规蹈矩，只写篆文，交匠人镌刻，使青田石再度与文人失之交臂。
  然而，就中国印章史而言，明代之前文人治印的意义却是深远的。文人们在继承了汉印高峰的艺术成就基础上，对治印进行了积极而颇有成就的不懈探索和努力，对于后来青田石章的出现和普及，并使之成为中国印章史上的一座奇峰，是一种必不可少的铺垫。如果没有明代之前文人治印的实践与传承，青田石章的出现可能就会因此而推迟。
  历史奇峰
  青田石，钟情于青山绿水，眷顾民间雅士。它与文人们不期而遇，是印史上的幸事！
  现代著名文学家郁达夫称，青田石“如深闺稚女，文静闲雅”；当代著名印学家韩天衡也把青田石比作“浣纱女”。在名家的笔下，青田石就像一个天生丽质、纯朴可爱的美丽的天使，只不过它深藏于乡野之中，一时难以被人发现而已。
  王冕，这个在文学名著《儒林外史》第一回就出场的人物，他的生活因为放任而潦倒，但他对青田石的钟情却造就了印学史上的传奇。
  明初刘绩在《霏雪录》就有记载： “过去还没有人用花药石刻印，用此石刻印，是从山农（王冕）开始的。”明代郎英也在《七修类稿》说： “图书（印章），古人都用铜浇铸，到了元末会稽人王冕才采用花乳石刻章。现在天下人都推崇处州灯明石，果然是温润可爱。”朱彝尊在《王冕传》中也有 “始用花乳石治印 ”的记载。此间的 “花药石 ”、 “花乳石 ”、“处州灯明石 ”，就是青田灯光冻。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梅花屋主，元末浙江诸暨人。牧牛出身。在寺庙里做工时，夜里坐在佛堂上，映长明灯读书，后来被绍兴韩性收为弟子，终于成为大儒。他辞官不做，归隐到诸暨九里山，给自己住的小屋取名为“竹斋”，平时靠卖画为生，是个著名的画家、诗人，著有《竹斋诗集》。他还擅长于篆刻。
  王冕贫穷，只好找当时廉价的印材；他勤劳平凡，乐于自篆自刻。所以，无意间弥补了历代文人士大夫鄙视石质印材和只篆不刻的缺点，也弥补了印学史千年缺憾！
  王冕在石材中选择了青田灯光冻，这跟他与青田刘基交好有关。刘基，字伯温，是青田县九都南田武阳村人，辅佐朱元璋完成帝业，开创明朝，以国师而闻名天下，官至御史中丞兼太史令，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著有寓言体散文集《郁离子》，是青田历史上最杰出的一位人物。由于他博学多才，精通天文地理兵法，足智多谋，料事如神，被比作张良、诸葛亮，朱元璋赞之为“学贯天人，资兼文武 ”。
  王冕与刘基相识，应该早在元末顺帝至正年间，即1354年前后。当时浙东南农民起义不断，刘基受命为浙东元帅府都事，因方国珍一事，被朝廷罢去职权，羁管于绍兴。他悲愤交集，放浪山水，写诗访友，开始与王冕交往。两人相见恨晚，情谊深厚，关系甚密。刘基为王冕《竹斋诗集》写的序文可为例证：“予在杭时，闻会稽王元章善为诗，士大夫之工诗者多称道之，恨不能识也。至正甲午，盗起瓯括间，予避地之会稽，始得尽观王元章所为诗......因为大敬。”
  无独有偶，王冕也在《题青田山房》诗中写到与刘基交好的情景： “青田刘处士，潇洒好山房。夜月移花磴，春元动石床；书声通远谷，琴响应清商。我欲相依住，临流筑草堂。”诗中所写，与刘基隐居的青田石门洞景象十分相似，由此推断，也许刘基也曾携同王冕去过青田呢。 1358年朱元璋引兵南下，进驻九里山时，王冕随朱出山，出任咨议参军一职，攻打金华。1360年朱元璋攻克金华，刘基应召到应天（今南京），开始辅助朱元璋。不幸的是，王冕却在前一年死于暴病。
  然而，王冕用青田灯光冻刻印，开启了中国印史的新纪元，启发文人重新审视印材的价值，为篆刻创作开发了优质印材。
  青田灯光冻，石质松脆柔润，容易受刀，使文人跳出了前人治印时篆、刻分离的困境，终于实现了集篆刻于一人的创作愿望，更有利于文人们对篆刻艺术志趣的表达。著名印学家沙孟海称，“这件事，米芾、钱选还在尝试，王冕可说是第一家，文彭便是第二家。从此以后，青田石章大量使用，所有印人无不自己动刀镌刻了 ”， “对明以来印学的大发展起到了莫大的推动作用 ”。
  青田石作为印材，一旦被开发，它就肩负起复兴印学的历史使命。就在王冕和刘基先后去世一百多年后，青田灯光冻走进当时中国第一大城市 ——南京，被国子监博士文彭所用，并一再被推崇，使明清印学继汉印后，在印学史上显示了又一次奇峰突兀。
  明朝初年，南京成为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南京作为留都，仍然保留着一套政府机构，作为全国第一大城市的历史地位暂时没有改变，文化产业和商贸活动一直保持着繁荣的景象，形成了以各行业为主的“街、廊、坊、营、巷、市”等为名的制作贸易市场。西虹桥东的珠宝市场非常红火，珠宝加工和石饰雕刻成为一种时尚。明代周辉《金陵琐事》中记载：“盖密蜡（青田冻石）未被文彭发现时，金陵（南京）人都用它雕刻些花草和小动物之类的小玩意，大多作为妇女的饰品罢了，当时人们还没有习惯把青田石作为治印的材料来用。”
  文彭（1498—1573），是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文徵明的长子，字寿承，号三桥，江苏人。六十岁升任为大明朝南京国子监博士，世称“文国博”。他家学渊源，才华出众，长于书、画、篆刻。他和他的追随者何震等都曾用石材篆刻过。如其石章“醉倒落花前，天地为衾枕”，从印款“嘉靖丙申夏五月望日”看，是他三十九岁时所刻。但是，在他发现青田石印材前，囿于文人旧意识，大多还是用象牙刻章。明末周亮工在《印人传》中说，文彭年轻时治印，习惯于用牙章，自己落墨篆写，却叫金陵人李文甫代为镌刻。
  “照眼灯光出世间，西虹桥畔载车还。”（倪印元诗）当文彭坐着轿子，走过南京繁华的珠宝市场，路过南京西虹桥头时，他被一阵争吵声吸引住了。他看到了一头驴驮着两大筐石头，后面跟着一位老者，肩上还背着两小筐石头。他奇了。当他得知石头就是青田石时，他一下全买下来。
  文彭买回四筐青田石后，解开一看，大多是灯光冻石，稍差点的也是封门洞“老坑”产的青田石。他的好友汪伯玉当时就要了一百多块，磨成石章，其中一半请文彭篆刻，另一半请文彭篆写，交何震镌刻。后来，汪伯玉调任北京兵部左侍郎后，又介绍何震到北方篆刻印章。
  丽水城内有条繁华的街道叫继光街，那是丽水人民对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永久纪念。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位大将军曾为青田石的传播做出过那么大的贡献！
  抗倭英雄戚继光，当时正驻守在中国北方蓟州、昌平、保定一带。经戚将军的热情推荐，“于是主臣（何震）尽交蒯缑，遍历诸边塞，大将军而下，皆以得一印为荣 ”。就这样，青田石的美名就在大江南北传开了！
  青田石，继王冕之后，终于借助文彭、何震和戚继光的推荐，改变了“为妇人饰”的命运，使坚持“印最上用玉”的传统文人不得不承认：正是青田石的天生丽质，弥补了 “金玉之类用力多而难成 ”的缺点。
  明代篆刻家周应愿根据自身的真切体验，对历史上牙、铜、玉三种文人惯用的印材与青田石进行了比较，道出了千年来文人的心声：“象牙纹理直，用印时缺乏韵味，不如铜印效果好；而铜印质地琐碎，适宜于浇铸，不宜于镌刻，刻出的效果远不如石印那么好；石章虽然形态较好，但不如玉印。不过石与玉相比，石就易于人工镌刻，玉不能入刀，必须得碾。而碾是雕玉匠的专业技术，他们又不大理解篆文者的艺术思想，镌刻时往往不得要领，反而使得玉印效果不如石章了。石却易于入刀，作者镌刻时，指腕并用，随心所欲，舒展自如，就像用笔写字，其效果远比玉好。”
  难怪明代篆刻家吴日章会对青田石赞不绝口：“石宜青田，质泽理疏，能以书法行乎其间，不受饰，不碍刀，令人忘刀而见笔，石之从志也，所以可贵也。”
  其实，文人看中青田石，不仅是因为它具有宜人的质地、独特的纹理和色泽，更因为他们视青田石章为知己，尽可以托物言志，得笔情墨趣。一石在手，可以篆刻，也可以把玩。他们可以在刻中言志，或者在玩中寄趣，在诗书画意之外别有一番情趣。可以说，青田石的出现，才使篆刻艺术真正走进了一些文人的生命之中。
  沈野是明代著名的篆刻家和印学理论家，苏州人。他在《印谈》一卷中有三处谈及青田石中的灯光冻和鱼冻石，表达了对青田石的赞誉之情：
  清晓空斋坐，庭前修竹清。
  偶持一片石，闲刻古人名。
  蓄印仅数钮，论文尽两京。
  徒然留姓氏，何处问生平。
  文彭有两方传世石章，一方为“江山风月”，一方为“琴罢倚松玩鹤”，寥寥几个字，道出了印人的宽阔胸怀和悠然志趣。清代抗英民族英雄林则徐，被称为“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他曾留下三方莲花仙鹤石章，其中一方印文“臣本布衣”，取文于诸葛亮的《前出师表》，寄托了自己的忧国忧民的情怀。
  青田石在文人的眼里，已不只是一块石头了。以其特有魅力，获得了文士印人的信赖。从此，它不仅登上了文人雅士之堂，而且还在塞上军营中流行。在诸多的印材比较中，逐渐取代了传统印材，确立了它在篆刻领域的首席地位，并掀起了一场篆刻用材的大革命，使石材刻印一时间风靡天下。
  当代著名印学家韩天衡，在评价青田石的历史价值时称：“正是青田石在篆刻领域里引进推广，使先前沿袭了二十个世纪的铜印时代，摧枯拉朽般地寿终正寝了，代之以文士为主体，个性为特征，流派纷呈，名家辈出，生机勃勃的石章时代。可见，以石代铜，印起八代之衰，在中国印章史里，青田石自有其不可磨灭的贡献。”
  明代中后期，青田石在篆刻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用青田石篆刻的，有政府官员、官宦子弟、世家后代、文人、商贾、医生、僧侣和职业篆刻家等。这些人主要分布在杭州、苏州、南京、徽州等地。明朝万历四十五年（1617），太仓张灏编集的《承清馆印谱》中，共见印六百六十四方，其中用青田冻石刻制的印章就有四百九十八方，占七成之多。在崇祯四年（1631）和崇祯七年（1634），他编辑《学山堂印谱》六卷本和十卷本两种，就收石印二千零三十二方。篆刻艺术的复兴可见一斑。
  青田石的广泛应用，为收集编印古印谱提供了一种更接近于原作的新的摹印方法。明代文彭、何震以后，集古印谱石刻本，继原钤本，取代木刻本，自宁波柴季通所选刻的赵孟頫的《印史》后，迅速占有了市场，并受到了何震、吴丘隅、程远、朱简等著名篆刻家的青睐。以石集古摹刻一时风行，多者数千方，少者也有数百方。朱简编《印品》，摹印长达十四年。
  文彭开一代印风之后，流派纷呈，名家辈出，其中，徽州新安派（徽派、皖派）和杭州西泠印派（浙派）最具代表性。
  何震（1530—1604），字主臣，号雪渔山人，江西婺源人，时住南京，从文彭游，情若师友。何震继文彭之衣钵，又在篆刻中，依赖青田石之优势，创单刀法刻边款，变文彭 “娟丽清雅 ”为 “古朴苍劲 ”，自成一派，成了新安派的开创者。
  何震及其新安派，在继文彭后一段时期内独占印坛，影响巨大。周亮工在《印人传》对此作了形象的描述：“自何主臣（何震）继文国博（文彭）起，而印章一道遂归黄山。久之而黄山无印，非无印也，夫人而能为印也。又久之而黄山无主臣，非无主臣也，夫人而能为主臣也。”
  当徽派盛行之际，又有杭州西泠丁敬异军突起，并一举夺得印坛盟主之席，世人称他为浙派的始祖。丁敬是浙江杭州人。于是，以杭州为中心的西泠印派，成为清代以来最有影响的一大流派，它的核心人物就是“西泠八家”。清光绪三十年（1904），杭州西湖之畔创建了蜚声中外的 “西泠印社 ”。
  由于文彭、何震、丁敬先后独占印坛，所以，南京、苏州、徽州、杭州等地成为印学的发祥地。青田石凭其天生丽质，一直吸引着印学家的眼球。清代中期，尽管福建寿山石由于何震 “雪渔派 ”的影响而被重视，但 “西泠八家 ”和西泠印社传人对青田石章一直情有独钟。
  丁敬甚是珍惜青田石章，尤其乐于用青田石治印赠友。在一块赠友的“用拙斋”石印边款中道：“石固丑，花蕊石，王元章（王冕）所喜者，颇宜雅人几上耳。杭郡丁敬身记。”他在另一块为友人篆刻的“庄风煮印”边跋，说得更加明白：“吾杭昌化石，厥品下下。粗而易刻，本易得印中神韵。红者人尤珠玉定值，不知日久色衰，曾顽石之不若矣，安有青田、寿山之神韵耶？余故素拒此石。杉郡契友一时不能得佳石，又甚渴余篆刻，因免其请，重其雅意之笃耳。”可见青田石在丁敬心中的地位。
  “西泠八家 ”中其他七位，也十分器重青田石章，有诸多石印留于后世。如蒋仁的“蒋山堂印”，黄易的“小松所得金石 ”、“石墨楼”印，奚冈的“龙尾山房”、“蒙泉外史”印。另外，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钱松又被称为“西泠后四家”。在《西泠后四家印谱》中见印三百四十四方，青田石二百十六方，占百分之七十。
  黄易在“柳绿更茗新烟”印跋道：“吾浙产石，青田较胜昌化。谓其柔润脱砂。仿秦汉各法，奏刀易于得心应手。青田有五色，惟红者尤为罕睹。近日为石上采伐殆尽，求一细腻可玩者，十不获一。新坑直顽石耳。斯二石旧为新昌王氏所藏，余以贱值得之，刻以志之......”黄易是西泠印派的创始人之一。他对青田石了如指掌，代表了 “西泠八家 ”对青田石的认同。
  清代有不少文人士大夫，一生寄情于青田石章，赵之谦和康有为就是其中的两位。金石书画家赵之谦印“为五斗米折腰”，勾画出了一个为了糊口，只能为“五斗米”侍奉权贵的旧时文人形象，同时也是借用古人诗句嘲讽自己的落魄蹇促，很有幽默感。他曾在“胡澍之印”边款中，直言不讳地道出了自己落魄皇都的情境： “印不值钱，产自青田，路七八千..托身皇都，求口可糊，居书我图。同治癸亥二月。”
  另一位康有为，在“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海外。他把国仇家恨全寄于一方印章之中：“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逛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段印文，道出了他的人生磨难。
  作为一个文人，其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时，寄情于寸许小印，那是多么无奈的心境。清代著名的书画家郑板桥曾有诗云：“小印青田寸许长，抄书留得旧文章。纵然面上三分似，岂有胸中百卷藏。”尽管官场上不得志，但小小石章却使他的精神能得须臾的解脱，使得方寸之间的印章成了旧时文人士大夫心境的真实写照。
  吴昌硕是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浙江安吉人，是晚清杰出的艺术家，诗、书、画、印俱绝。他钝刀刻石，秀媚苍劲，流畅厚朴，开风立派，为一代宗师。其印学在日本、韩国影响很大。他留有后世的青田石章有：“吴俊卿”、“俊卿之印”、“一月安东令染于苍”等。而他对青田石的看重，可用其一句边跋概之：“旧青田石，贵如拱璧。”也难怪西泠印社第四任社长沙孟海先生认为，青田石章“对印学创作提供了有利条件，明清两代印学大发展，与花乳石的应用大有关系 ”。
  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朱诚如先生曾经说过一句非常有分量的话：“正因为青田提供了丰富优质的印材，它渐渐地托起来一个国际级的最具权威的印学社团 ——西泠印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