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作者简介：王勉铄先生于1944年出生在慈城。1980年4月受国家科委派遣到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任科技副领事、科技领事，是我国首批派驻美国的四位科技领事之一。曾任国家科委人事劳动司副司长，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科技参赞，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科技参赞。《记忆中的故乡和母校》糸由作者的2篇文章合并而成。其中《记忆中的故乡》原载2009年12月印行的《古镇慈城》第41期；《良师恩母校情》为母校慈湖中学110周年华诞而作，原载慈湖中学网站】
  记忆中的故乡
  算起来离开故乡慈城至今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几十年来虽到过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仍旧是自己的故乡。《古镇慈城》第28期刊登的袁上岳先生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慈城街景的描述，勾起我对故乡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些回忆。
  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位于慈城尚志路50号（老门牌号），在尚志路的北侧，离大桥头不远。尚志路的南侧有一条河，所以住在路南的人家都必须有桥。一般人家用一块木板当桥，旁边用一根竹竿当扶手，大户人家是石板桥。50号的斜对面（西侧）有一大户人家，我们叫“双块桥板”，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住在里面，走进去后觉得里面很深，好像一直可以通到金刚井弄。西边是姓陈的信客家，他每月两次往返于慈城和上海，给各家各户带东西和信。再往西有一棵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槐树，我们把那个地方叫做“大树下”。再往西是“尚书第”，“尚书第”的大门上方有一块很大的匾，上面写着好像是“尚书第”三个大字。大门里面有一堵影壁，所以从路上看不到里面。大桥头和颜家桥各有一爿小店，可以买到烟酒酱醋油盐糖果等，颜家桥小店还代卖过邮票。
  记忆中的尚志路50号没有看到过门牌，曾经有过木大门，但从来没有关过，后来木门坏了，大门也就没有了。沿街是一堆瓦砾，走到里面还有一大片瓦爿堆，中间形成一条小巷。从大路进来以后往左一拐，先是应家大门，再往里走是应家的旁门，最里面是袁家大门和它的旁门。
  袁家大门由左右两扇门组成，很大也很重，门框由三整块很厚的大石头搭成“T”字型，横梁上还雕着图案。门关好以后，中间用一根很粗的门栓竖直拴住，每晚由各家轮流负责拴门。大门旁边低处有一个很考究的石洞，据说是专门给狗猫进出用的。
  从大门进去是大地道，大地道正对着堂前，堂前坐北朝南，前面有一段很宽的屋檐，大地道的南面隔着高墙就是应家，正厅是二层的楼房。夏天夜里乘风凉的时候，由一家牵头各家凑钱请瞎子到大地道来唱新闻，每天晚上可以听上一段又说又唱的故事。
  因为袁家大门里面的房子很多，解放初期的二五八、三五八、零零七八部队驻扎慈城期间，都在袁家大门的堂前、轩子间和屋檐下住过。部队撤离时，一位姓陈的排长还送过我一本1952年11月“华东暨上海慰问团敬赠”给志愿军的《纪念册》，我一直珍藏至今。据说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生前所在连队也曾经在慈城驻扎过。因为大门里住着部队，所以部队每次在运动场（有时候在普迪二校操场）放电影时，我们一定会跟着战士去看电影。
  袁家大门里面住着许多人家，我们住在袁家大门的西厢里进轩子间西侧。西厢有自己的门，和正厅隔开，进去后是一个小天井，天井里有一棵很大的枇杷树，穿过天井转弯才是里进。我们住的房间坐南朝北，前面是一个小道地。轩子间正上方挂着钱罕先生书写的“知足”两个大字。轩子间里面有一口井，井水清澈透亮，冬暖夏凉。夏天用井水做石花，放在一个篮子吊到井里，几小时后就可以吃到美味的石花。轩子间的南面隔着板壁墙，有小门和应家相通，夏天打开小门吹着穿堂风，吃着石花或者一拳头就能砸开的脆瓜，很是惬意。小道地的西面隔着一堵矮墙就是“尚书第”的地盘了。小道地的西侧也有一棵两个人还抱不了的大槐树，刮大风的时候这棵大树会“嗯、嗯”的响，好像马上要倒了似的。一天夜里，住在尚书第的人把大槐树伸到他们那边的树冠都砍掉拿去当柴烧了，后来说是因为树冠扫着了他们的房子。大槐树旁边有一棵天竺树，每年秋天结出许多红红的果实。小道地的东侧有一块专门用来倒水的地方，上面也铺着石板，但比其它地方稍低一些，可能下面有阴沟，倒脏水后从来没有看到过积水。小道地北侧沿墙的几只花盆种着兰花，开花的时候，香气扑鼻。小道地以北是一个天井，天井东侧是一排四个灶间，西侧又是一个轩子间和两厢房间。飞机扔炸弹的时候，我们都钻到灶间里的八仙桌下，上面还盖了厚厚的湿被子。
  穿过天井往北是一块园地。园地门口的左手边有一个用一块厚石头凿刻出来的大水斗，是给大家淘米洗菜洗衣服用的。这个水斗的四边高中间低，其中一边有一个出水口。水斗旁边是一个四周用石头砌起来的污水坑，这个水坑的渗水性也很好，很少看到过积水。据传阴历七月三十是地藏王菩萨生日。傍晚，我们都会在这个污水坑和小道地的倒水处周围插上密密麻麻的地藏香。污水坑旁边有一条又厚又宽的长石凳。因为园地的地势较低，一刮台风就做大水，污水坑里还常常会冒出黄鳝来，这些黄鳝是驻扎的部队做饭时溜出来钻到烂泥里活下来的。1954年8月刮台风时，我用大脚盆当船在园地里划着玩，还抓到过鱼（大约是随水涌进来的）。
  园地东侧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和一棵大枣树，旁边有一棵栀子花和绣球花树，北侧有一棵腊梅花树，西侧有橘子树和桑树。桑叶我们每年都用来养蚕，桑葚熟了吃起来很甜。这棵橘子树是橘子核扔在地里自己长出来的，有一年大水把橘子树淹倒了，我哥哥赤脚卷着裤脚管淌在齐到大腿的水里，用绳子把橘子树拉起来，绳子的另一端绑在我们的柴间窗户上，大水退后再在树根的周围用土培实，才算救了这棵树。栀子花很香，绣球花开得很大，我们小孩的两只手都抱不住一朵绣球花。冬天的腊梅开着金黄色的花，也非常香，把腊梅花采下来泡在蜂蜜里，可以用来搽手，防止手裂。每年七月枣子熟了和八月掸桂花的时候，各家各户一起动手，每家可以分到一份。桂花拣干净后装在玻璃瓶里，用白糖腌起来，成为又甜又香的桂花馅，留到过年的时候拿出来用。每家还可以在园地里分到一小块地，种菜种瓜种倭豆，园地周围可以种饭瓜（南瓜）和天萝丝（丝瓜）。园地的东侧还有一些房屋，有一个小门相通。北侧有几只露天屙缸（每家一只），屙缸旁边有一些满堂红（凤仙花）。满堂红开花的时候，女孩子可以用它来染指甲，晚上把它包在指甲上，第二天早上指甲就成红的了。园地的西侧是一排四个柴间，柴间后面隔着高墙又是“尚书第”的地盘了。从园地的后门出去，就是察院巷。
  袁家大门的东厢也有自己的门和正厅隔开，后面有一条小溪，水也很清，溪里常有“亮眼头丝”（一种小鱼）。住在东厢的人家一般不走大门，另通过旁门进出。旁门里面也有一块很大的园地，园地门口有一棵很大的丁香树，夏天傍晚的时候，微风吹过，整个园地都能闻到一股清香。园地的一角有一片竹笆园。一次在大门口发现一条小碗口粗的黄麻蛇，几个人和部队战士一起追打，蛇头钻到东厢竹笆园的围墙下面，一个战士用大门栓顶住蛇身，两个战士拉着蛇尾巴使劲往外拽，但是拽不出来，蛇身仍一点一点往里钻，最后只好抱来一把稻草，用火把蛇身烧断。
  从察院巷后门出去，西侧隔壁就是“双桂坊”，门口也有一块很大的匾，上面写着“双桂坊”三个大字。它的地道南面和西面就是我们的园地。“双桂坊”里的西厢住着一户罗姓人家，我小时候经常到他家里玩。后来才知道，这个“双桂坊”是建于乾隆年间的程氏庆余堂，现在是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察院巷后门对面的大门是察院巷7号（老门牌号），里面也住着许多人家，我小时候常去玩耍。我还用捡破铜烂铁碎玻璃换来的钱制作幻灯机，买来电池和小灯泡，把玻璃裁成条，用墨笔在上面画画当作幻灯片，天黑了请左邻右舍来家里看“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哪咤闹海”的幻灯。对面的大门里面也有一条小巷，两侧有两块很大的园地，西边园地里有我外婆请人自挖的水井（外婆早年曾住在这里）和一棵大杏树，这棵杏树是外婆有一次吃完杏子把核扔在地里后自己长出来的。西边园地的西侧是“国之重臣”的地盘，隔墙望去，里面一堆瓦爿。
  察院巷不是笔直的，中间略有一个小拐角，它的西段我们叫“前弄”，东段叫“后弄”，前弄比后弄长。前弄的南侧有“尚书第”的后门，北侧有“国之重臣”和“状元第”两个大门，这两个大门常年紧闭着，大门一侧的上方还挂着一顶轿子。再往西是“状元第”的旁门，我们把这个旁门叫做“新状元第”。由于这条弄很窄又有拐角，加上“国之重臣”和“状元第”的大门常年紧闭，前弄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听大人说有吸壁鬼，还有白无常和黑无常，所以我一个人白天也不大敢在前弄走，宁可绕远路走后弄，不得已的时候只好很快跑步穿过。察院巷的路中间有不少很大块的青石板和红石板，表面光滑，夏天太阳晒了以后，光着脚踩在上面直烫脚底，只好一蹦一跳地从路边上迅速跑过。
  从察院巷后弄穿出是太湖路，后弄口有一块约8分的水稻田，在太湖路沿河西侧。太湖路东侧往北是俭德坊，有俭德坊一弄、二弄、三弄，解放前曾经住过国民党部队，往北不远就是普迪二校，还有一座小洋房。
  穿出察院巷的前弄就是民权路，前弄口沿民权路东侧往南紧挨着有一爿棺材店，往北不远就是小关圣殿。小关圣殿内有关公菩萨，殿内北侧有一爿姚姓开的小店，南侧放着救火队用的器具，殿外有居委会（解放后）办的一块黑板报。殿的对面是戏台，平时都关着，一般只有过节的时候才会打开门窗，有一次小学组织在小关圣殿表演节目，我姐姐还在戏台上打过链枪。小关圣殿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有一爿制鞋店，还设有邮局的信箱，代卖邮票。人们自己纳好鞋底，做好鞋面，送到鞋店缝制，绱好的新鞋一般都要等到大年初一早晨起床后才允许第一次踏地。
  民权路西侧也有一条河，向北一直到小关圣殿，与中华路的河相接。从察院巷的前弄穿出过河往西有一条路（三民路），沿这条路往西不远的北侧是后来成为尚志小学分部的北城小学，小学门前也是一大堆瓦爿。北城小学的北门在中华路。
  解放前的慈城先后有过10所小学，它们是尚志小学、中城小学、藕田小学、普迪一校、普迪二校、北城小学、东城小学（在小东门附近）、正始小学（在大东门附近）、南城小学、西城女校（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作家冯雪峰曾在此校任教）。解放后，尚志小学叫做慈谿城区一小，中城小学叫做二小，藕田小学叫做三小，普迪一校叫做四小。我父亲还把我姐姐和我在解放前“慈谿县尚志小学”和解放初“慈谿城区一小”的校徽一直保存了下来。
  刚解放的时候，尚志路50号属于孝东镇的太湖居民区，后来孝东镇和孝西镇合并，太湖区撤消，察院巷北侧划归北门区，南侧划归新民区，尚志路50号属于新民区。那时候，居委会不定期送来《宁波大众》，每周组织大家读报。放暑假和寒假的时候，我就成了读报员。
  解放前与解放初期，慈城在每年的儿童节要举行一次儿童健康比赛。有小孩的人家可以把自己的小孩抱到大关圣殿参加评比，现场非常热闹。谁家的小孩养得最好，又白又胖，谁家就可以得到奖励。
  小时候最盼望的是过年。快到过年的时候，舂年糕，做印糕，磨水磨米粉，左邻右舍还常叫我去帮忙杀鸡，杀完后会给我吃一碗香喷喷的汁水年糕汤。除夕晚上，外婆把钱用红纸包好后放到我们枕头下面。大年初一开始，大头和尚、马灯、车子灯络绎不绝，可以化很少的钱请他们进门来表演。
  过了春节，我们会到东面的城址楼墩或者运动场去放鹞子，到野外拔麻结结和苘（qing）回来裹团吃，拔地官葱回来烧河鲫鱼吃。农历二月初二还要吃水绿豆糕和茯苓糕。
  开春以后，结鸡的人会走家串户上门给小公鸡结扎，结完后叫做“细鸡”（阉鸡），将来吃的时候味道比公鸡好吃。到了伏天，有钱人家会给需要补养的人吃整只的小阉鸡，叫做“伏鸡”。
  到了立夏，要做茶叶蛋和倭豆糯米饭吃，小孩子要整根的吞下两根小而嫩的脚骨笋，不许咬断，以保证一年脚骨硬健。五月初五（慈城叫“五月冬五”）过端午节的时候，要买乌馒头，吃粽子，搽雄黄，挂菖蒲，做香袋，小孩子要过秤。到了八月十六过中秋节的时候，要买月饼吃，用芋艿炖鸭吃。到了冬至夜，要烤上一锅菜，里面煨上大芋艿头，灶眼里煨上番茹，吃起来特别香。到了腊月二十三晚上，灶王爷要上天，家家户户祭灶，要烧祭灶马，摆祭灶果，几天以后，这些祭灶果就成为我们小孩吃的闲食了。小时候还希望大人能经常做祭祀，因为做祭祀时要做很多好菜，做完祭祀后就可以吃了。
  过年的时候，街上能买到新一年的历书。历书上除了有月历外，还有马灯调、月令歌等。我在陈排长给我的《纪念册》上还记下了1955年历书上的马灯调和月令歌，现在看来，真有些当时的时代气息。
  良师恩 母校情
  1961年，我们唱着毕业歌离开了母校，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五十多年来，我只回过几次母校，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中学时代的情景常常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中学是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学知识、打基础的时候，是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逐渐形成的时候。我在慈湖中学（当时叫做“余姚第二中学”）从初中到高中整整六年。对于我这个后来学习理工科专业的人来说，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文学、语法、拼音（当时的初中把语文分成三门课来学习）和地理、历史、生物等很多知识都是在慈中这六年里学的，至今一直受用不尽；慈中培育磨练出来的吃苦耐劳、积极向上精神，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纪念母校慈湖中学诞生110周年的时候，我深深怀念在母校六年的中学生活，怀念我的师长和同学。最近我再次翻阅母校的《百年校友录》，数了数曾经直接教过我的老师，至少有四十位之多。王文川、冯孝悌、叶炜、冯明、唐觉因、袁宗宪、李武纲、钱钟、夏家骢、张方正、包国栋、陈瑶冠、陈蔚仁、郑尔明、倪典、阎定国、忻天趣、忻天曙、张秀珍、徐翁迪、包青..，这些老师的音容笑貌和往事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仍有很深的印象。慈中的老师是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他们在母校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把一批又一批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用人才。在这里我回忆母校的三位班主任老师和英文老师，回忆母校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借以表达我对母校老师们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1955年我从慈城一小（尚志小学）考入慈中时，分在初一（2）班，班主任郁祥麟先生教我们文学课。记得第一课是《诗经》，接着是《论语》。郁祥麟先生要求我们一定要像唱歌一样地朗诵这些课文。他戴着金丝眼镜，眯着眼睛，摇晃着脑袋，领着我们一句一句地反复背诵：“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由于像唱歌一样的背诵，记得特别牢，至今一些句子仍能信口唱来。郁祥麟先生是我的古文启蒙老师。后来由于班里来自余姚横河和慈城两个地方的学生之间经常吵架，一年后学校撤消了初一（2）班，我被分到初二（5）班。郁祥麟先生随后也离开了学校。
  初二（5）班的班主任是赵慧媛先生，也是我们的文学老师。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家住民权路，离学校不远。她教书育人，讲课非常认真，课堂上对大家要求严格。作为班主任，有时候她还把全班同学叫在一起开会，但在课下和大家相处得很好。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我们班在另一堂课（记不得是什么课了）的课堂秩序很乱，对任课老师不够尊敬。赵慧媛先生知道后，在第二天的文学课上给大家整整讲了一节课的课堂纪律，希望我们好好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辜负老师和家长的希望。说着说着，她把教室的门轻轻关上，竟止不住流下泪来，这时候教室里的空气好像凝聚了一样，大家鸦雀无声，知道她真是对我们恨铁不成钢！从那以后，我们班的课堂秩序再没有乱过，大家对她更加尊敬，也更觉亲近。有一次赵慧媛先生病了，没有来上课，我和很多同学知道后，都分批到她的家里看望。遗憾的是离开母校后我一直没有见过赵慧媛先生，2008年听说她与世长辞。
  高中的班主任是徐爱凤老师，她教我们的政治课，因此我们还给她送了一个雅号“挂帅”老师。政治课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时事和形势，没有统一教材，完全靠任课老师自己安排。那几年，“以粮钢为中心”、“增产节约”、“大办农业”、“全民皆兵”等政治学习一个接着一个。徐爱凤老师请公社党委书记、慈东管理区主任和上岙生产队长给大家讲农村形势，请当地驻军教导员讲革命传统，从报纸上挑选重要社论让我们学习，组织大家学习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熟背其中重要段落。后来还组织我们学习哲学知识，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由于没有政治课本，我就把解放初期二五八部队一位姓陈的排长送我的“华东暨上海慰问团敬赠”给志愿军的“纪念册”，和邻居送我的“中苏友好”精装日记本拿来作为政治笔记本。因为是解放初期的志愿军纪念册和“中苏友好”精装日记本，我一直保留至今。现在翻开来看看，一些往事又会在我的脑海里再次泛起。
  徐爱凤老师小小的个子，年龄比我们稍大几岁，每次劳动都和我们一起干活。记得有一次到农村劳动，我们男同学住在一个仓库的二楼，在地板上打通铺。每天晚上熄灯以后，大家总是天南地北说个没完，但是只要听到楼梯的脚步声，就知道是“挂帅”老师来查铺了，立刻变得鼾声大振。她拿着手电筒，总是小心翼翼地围着通铺走一圈。有一次，有位同学听到“鼾声”实在忍不住了，扑嚓一声笑了出来。徐爱凤老师就说，我在楼下就听到你们说话的声音了，不要再说话了，赶快睡觉，明天早上还要起来劳动。徐爱凤老师后来同史瑞余老师结婚，就住在五三楼楼梯旁的小屋内。毕业以后，我听说徐爱凤老师病了。1999年5月我回国休假期间，和我的姐姐一起，同杭州的王子卿和宁波的姚重一同学回慈城扫墓，姚重一把在宁波的同班同学都召集在一起聚餐，还请了徐爱凤、史瑞余和张方正老师。大家拉着徐老师的手，都祝她健康幸福。
  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是王文川先生。他严谨的文法（听说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过《英文法讲义》）、熟练的书法、美国腔的发音和注重基本功训练的教学方法，使我终生受益。他走路时一摇一摆的样子，说话时略带一点上虞口音，每次拿着英语课本，微笑着走进教室来给我们上课，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有很深的印象。我自1979年初奉调到国家科委从事科技外事工作，直到2004年底退休，二十多年来曾出访欧、亚、非和拉丁美洲的二十多个国家。1980年起，我先后三次被国家派到我国驻休斯敦、芝加哥、旧金山总领事馆工作，在美国十余年。在没有经过外语专业培训的情况下，二十多年来我能够用英语对外工作，靠的就是王文川先生给我打下的扎实基础。
  记得王文川先生为了让我们正确掌握英语的国际音标，对不易发音或者易于混淆的几个音标，还专门用慈城话给我们注音。例如，将五个比较接近的元音[i：]、[i]、[e]、[[爱]、[鸭]、[压]来注音，[〓]、[A]分别用[衣]、[壹]、使大家很容易体会到这五个发音的舌面一个比一个低。王文川先生在将两个摩擦音[θ]和[〓]注为[四]和[是]后说，大家在发音的时候，只要先把舌尖伸出来，放到上下牙齿之间，然后再发[四]和[是]的音就可以了。在发破擦音[tr]的时候，一定要把第一个辅音[t]软化为慈城话的[吃]。他还将[r]用慈城话“捋”胡子的“捋”来注音，一面发音，一面用手比划着捋自己的下巴，使大家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发音。王文川先生还教我们如何用几个简单的符号在元音字母上面标注读音。例如读长音的标为[—]，读短音的标为[∨]，后来我凡遇到新的单词，都用这种办法来标注发音。在教语法的时态时，王文川先生则把英语动词的不同时态同汉语的不同副词对应起来，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体会这些时态的区别。
  我们读高中的三年，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除了课本之外，王文川先生还经常给我们补充一些新的词组，包括日常生活用语和政治用语。他把这些词组叫做成语，要求我们牢记熟背。他经常从《英语学习》杂志上找一些新的句子和名词，例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党的领导、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术语，都及时在课堂上教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英语方面也跟上时代和形势发展的步伐。1961年高中毕业后我考上北京工业学院。由于五十年代受“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影响，全国绝大多数中学的外语开设俄语课，全系一百多名新生里只有五人在中学里学的是英语。学校把全校学过英语的新生集中在一起，但是水平参差不齐。编班时举行一次摸底笔试，主要考语法和词组，里面有一些内容就是从《英语学习》里选的。由于王文川先生一直注意让我们跟上形势学习，卷子里的一些新词组我都已经学过，加上语法基础好，所以我比较轻易地通过了这次摸底考试。高中读过的英语课本，我后来一直保存到第一次到国外工作之前。
  王文川先生很注意大家的基本功训练，要求大家对一些最基本的单词都能做到背得滚瓜烂熟。例如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年的十二个月，一星期的七天，小时、分、秒，从一到十二和十、百、千、万、十万、百万的数字等等，他都要求大家能够做到倒背如流。背颂单词时，他要求大家先读一遍单词的每个字母，接着读出单词的发音，这样做的结果是便于默写单词。我记得最牢的一个单词是星期三Wednesday，其中的d是不发音的。他要求大家能大声朗读，一定要读出声音来，要大家把整段整段的课文背下来。所有这些，都对我后来的工作带来莫大的好处。
  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校的生产劳动比较频繁。开展勤工俭学，到东悬岭开荒种番薯，在后山种马铃薯，在湖边种菜，拆坟造小高炉大炼钢铁，修英雄水库和黄夹岙水库，办酒精厂，挖泥炭（一种很劣质的煤）办细菌肥料厂，挑灯夜战拓土坯办砖窑厂，背毛竹，烧焦泥，堆绿肥，捞水浮莲，捞屙缸沙，在西湖挖湖泥，在东湖南面的葛家祠堂养猪，挖红刺根，养小球藻，到公社参加“双抢”“三抢”劳动，到妙山农场车水第一次挣工分，..，有几个学期开学注册时，每人都要带一把锄头。
  能够想起来的劳动场面有很多很多，一件件、一桩桩，越想越多，特别是捞屙缸沙的情景我记得特别深刻。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有屙缸，据说屙缸里不能没有缸沙，否则就没有肥力，它是肥的精华，换肥的时候屙缸沙特别值钱，一般人家还不愿意把缸沙换出去，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去“偷”屙缸沙，只能半夜三更摸到别人家去捞。我们三个人一组，白天先侦察好哪里有人家的园地可以推门而入，或者外面有露天屙缸，约好时间，半夜带着手电筒和便桶，摸到别人家园地或者露天屙缸。我的任务是捞，把整个右臂的衣服袖子都脱掉，肩上披着外衣，另一个人负责打手电，还有一个人负责前后照应。黑夜里看到屙缸上面漂着一层黄黄的屙，我们先用棍试试深度，觉得用手能够到底后才开始捞。第一次捞的时候，真有些不敢下手，但是一想到下面有缸沙，就不顾一切地把手臂伸了下去。开始还用一个小破碗舀，但是每次都有半碗汤，放到桶里很占容积，后来干脆直接用手到缸底去摸，摸到后就用手一把一把地抓上来。屙缸沙又黑又亮。就这样，我们一直捞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才各自回家。我的外婆每次都在家里等着我，回家后，用热水、香肥皂好好洗洗，换上干净衣服后再睡觉，第二天带着屙缸沙，照常到学校上课。参加工作后下放锻炼时也遇到过脏活，我想自己连屙缸沙都能下去捞，其它那些脏活应该都不在话下了。
  1997年北京成立了慈湖中学北京校友会。十多年来，校友会的会员队伍不断壮大，目前（2012年）在册的已有105人，而且多数年份都有40人左右出席年会，2007年以来始终保持在46人以上，大家积极参与校友会组织的一些活动。最近我对北京校友会十五次年会的出席情况做了一个统计，在115位会员中（包括已经去世的10位），只有15位会员由于年龄、身体或者当时不在北京等种种原因而没有出席过年会，100位（占87％）会员至少出席过一次年会。有的即使没有出席年会，但每次会费照交不误。是什么力量使这些年龄届次不同、个人经历各异、过去未曾相识的人自觉地聚集在一起？我以为是对母校的怀念和感激之情。母校情是校友会的凝聚力所在，是团结广大校友的关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