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甲板上的“国庆”
  严仁英
  【作者简介：严仁英，祖籍慈谿费市（现属江北区庄桥街道），1913年11月出生于天津。1948年至1949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进修女性生殖与内分泌学。杰出的妇产科、妇幼保健专家，被誉为“中国的围产保健之母”。本文原载1999年10月25日《光明日报》】
  在举国欢庆共和国成立50周年的日子里，我的心情格外欢喜、激动。50年前一群归心似箭的留学生在归国途中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欢乐场面，又把我带入了那如歌的岁月，那是多么令人难忘和激动的时刻啊。
  1948年8月，当时我在原北大医院工作。因争取到美国医药援华会资助，于是赴美进修。进修条件是学成后必须回原单位工作三年，并可获赠必要的书籍和仪器设备。当我乘船到达旧金山时，正好我爱人王光超也乘飞机赶到了，于是我们同到纽约进修。不久，国内三大战役开始，北平解放了。我们怀着关切的心情，每天从美国报纸和家信中得到一些国内消息。
  很快，一年进修期满，我们准备回到祖国工作，并急切地想与家人团聚。而美国方面则表示希望我能留在美国或到台湾；如果我执意要回北京，则原来许诺赠送的书籍和设备就都告吹。我们归心似箭，在美国南部几个医学院匆匆参观之后，于1949年9月赶到旧金山，登上了即将开赴香港的克利夫兰总统号客轮。
  上船之后不久，我发现同船有20余名与我们年龄相若的青年人，都是急于回国参加祖国建设的。很快大家就彼此熟悉了，有的进步青年拿出毛主席著作的单行本，如“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书，组织大家学习。大家还在一起学唱革命歌曲，激动兴奋的心情难以言表。
  一天，忽然从船上听到广播，新中国将在10月1日正式成立。同时也收听到了关于规定国旗与国歌的报道。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在我们这群青年人中掀起巨大热潮。大家决定要在甲板上庆祝新中国的诞生。庆祝会上想要举起五星红旗，怎么办呢？大家决定自己做一面五星红旗。从箱子里找出一块白布，用红药水染成红色。再用布剪成一大四小五个黄色五角星。由于当时未听清四枚小星如何排列，就简单地把四个小星放在大五角星的四角。10月1日大家情绪激昂，举起这面不合规格的五星红旗，在甲板上举行了庆祝新中国，成立的集会。当时热烈的情景，50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
  船到了香港，同船的朋友们怀着兴奋的心情各奔东西：有的需要辗转回到尚未解放的四川，有的要到江南。我们则托人买了到天津的船票，踏上了回北京的路途。分手时只顾互道珍重，却忘记留下姓名和通讯地点。
  到了北京，才发现我们自制的红旗不合规格，远没有到处飘扬的五星红旗那样庄严漂亮，但我们对新中国的无比欢欣和热爱之情，却像这五星红旗一样鲜艳耀人。
  转眼过了半个世纪，我们都步入老年行列。今年又到了纪念国庆的大喜日子，我们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在京的同志开始联络，准备聚会一次，庆祝祖国母亲的50华诞，以表达我们这些50年前的归国学子们对祖国前景的祝愿。最先行动的是陈辉，他当时在船上就是一位爱活动的人，那时他叫陈乔治。多年来他一直在英文《中国日报》工作，在向国外宣传报导我国取得的新成就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最年轻的是梁思礼，他是梁思成先生的弟弟。他在我国航天事业方面贡献很大，现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另一位是刘传琰先生，回国后，先在华北革命大学学习，后被分配到吉林大学任教，专攻世界经济学，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经济学专家。联系上的还有成都的侯宗卫，他多年在成都财经学院任教，现已退休。虽然也想到北京和老朋友叙旧，可惜他因年老体衰，不能远途跋涉，因而也不能参加我们预计在今年10月底前的聚会了。王光超和我出国前都是北平大学医学院的助教，回国后一直继续在校任职。王光超曾任北京医科大学皮肤科主任教授、中华皮科学会主任委员和全国性学会主任，现已退休。我则一直在北大医院妇产科工作，也曾兼任过科主任、院长、系主任等职。文革中，这一切职务都被取消了，我又从工友、护士逐步恢复了医生工作，现在任北京医科大学终身教授，已超期服务20年！
  我生长在城市，对农村情况很少了解。在毛主席6·26指示下达后，我和医院里的同事们到密云县水库南北西岸各公社巡回医疗，并为当地培训赤脚医生。这时才体会到农村缺医少药，也深感自己在离开城市医院条件时的无能。这启发了我要为改变农村妇女儿童的健康情况作贡献的意念。
  机会终于来到了。80年代初期，我们这一批从妇产科临床研究发展出来的妇女保健队伍，开始在农村研究如何降低母婴死亡率，并获得明显效果，为进一步降低全国农村母婴死亡率开了个好头。同时我也深深体会到在医院中等待个体病人找上门来，与到基层去为群众做预防工作，有着多大的不同。如果50年前我留在美国或去了台湾，经济收入上可能要比现在高。但哪能与在祖国大地上、在共产党领导下有更广阔的天地让我们尽情施展自己的才能，并在为建设祖国、为广大农村妇女儿童服务中而享受到宝贵的精神财富相比呢！
  我们几个同船回国的同志们，准备在今年10月底再次相聚，畅叙50年前的旧情和50年来的经历，这是多么难得的再相会呀！可惜的是，部分老同伴已去世，还有一些人久失联系，能聚在一起的只有我们五人。但我相信，我们的心情，可以代表建国50年来所有归国留学生的心声。
  古城宁波慈城镇是我可爱的故乡
  应昌期
  【作者简介：应昌期（1916-1997），慈谿县城（今江北区慈城镇）人。台湾著名实业家，是著名的围棋“应氏规则”和“应氏杯”创始者，宁波市荣誉市民。本文原载《中国名城》1991年第3期】
  浙江之东，有座名镇，叫做慈城。慈城，便是我的故乡。
  故乡好比一棵树，我便是长在树上的果子。我的甜蜜，我的富贵，可以在风月里消逝，但果子里却有一颗永不枯烂的核——赤子之心！旅游海外50多年，哪一夜不在重温儿时梦？哪一夜不在刻骨思念着我的家乡！
  前年的春天，这一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我踏上朝思暮想的故土，与亲人泪眼相见，竟无语凝噎，面对斯情斯景，我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我在旧时的山，旧时水，旧时路，旧时街上，追寻着儿时的欢乐。虽然，而今我已逾古稀之年了。
  穿过曲曲折折的小巷，缓步出了北门，映入眼帘的是平静得像铺着一块明镜似的水天世界。这便是有名的慈湖了。那清清的水，还是像过去那样，流溢着一股股令人沉醉的乳香，带着无穷的柔情、无穷的蜜意，流进了我的心坎，洗落了我在海外都市的喧闹烦嚣，荡涤着我旅途的仆仆风尘，使我竟忘却老之已至。我真想一跃而游，像孩提时那样痛痛快快、扑通扑通地打几个沉浮，喝几口湖水！是呵，我不正是喝这湖水才长大的么？这碧波荡漾的慈湖蜜水呀，多像一位端庄明丽、善良质朴的母亲的乳汁！正自感慨，抬头望处，忽见一座玲珑小巧的师古亭，迎面矗立，这便是我青少年时期玩得最勤的地方。亭的周围树高草低，花娇鸟语，我抑不住满心的喜悦，还时不时地向它们点头示意呢！步入亭中，凭栏俯仰，不远处，一座古刹静卧于荫森树木之中，出奇的幽静，那是我最不能忘记的地方——普济寺。想当年，与同伴携手结伴游玩寺院，或攀参天大树，或采路边小草，嬉笑打闹，笑声四溅。而今，这笑声一定还藏在寺里呢！
  长溪岭就在城的小北门外，我是不能不去的。这山峦是慈城坚固的屏障，岭下大宝山畔的那座为民族英雄朱贵将军建造的朱贵祠，多年来总是牵动着我的心。面对古朴的祠堂，遥想当年朱将军金戈铁马，驰骋沙场，刀剑拼杀之声，顿时在耳际作响，那场面该是何等的雄健壮烈，何等的惊心动魄！呵呵，万种的民族情思，千般的祖国眷恋，又一次被唤起！
  故乡的夜，月色朦胧，云影朦胧，人群朦胧，慈城镇被罩上了一层轻雾。归途我车过东门外的清道观旧址。清道观已不是旧时模样，它掩映于星月的薄纱之中，影影绰绰，含羞迷人。那份温馨，那份沉静，那份端庄，不就是慈城的化身？
  我像孩儿般天真无邪地斜窥着这历经百年沧桑的清道观旧址，又凝望着那幽深的小巷，顿发出思古幽情！那小街，那深巷，不是有着一个个历代状元、探花、榜眼、进士宅第的遗址么？多像一串串明珠在我身旁发光！这又是名镇慈城的化身！
  慈城，过去叫慈谿县城，它建于唐代以前，算来也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唐代的名相房管，就曾经当过慈谿大令（即县长）。谁都说自己的家乡好。我的家乡啊，不仅好，还人才辈出呢！历代的名贤先哲真是一个又一个。汉朝时的董黯（孝子），三国时的阚泽，都是非常有名的人物；到了近代，在海内外出名的人就更多了。在教育界有，比如曾任宁波中学校长的杨敏曾，曾任效实中学校长的陈谦夫、冯度等，以及北大教授何育杰、魏友枋；在书法界有姜西溟、梅调鼎、钱罕（太希）；还有金融界巨子秦润卿、李寿山、郑秉权、陈润水、冯受之、孙蘅甫、葛莘木等，都是慈谿县里出生的人。近代尤为令人钦佩的要数抹云老人秦润卿了。他一生热爱故乡的公益教育事业，先后筹资创办了宁波效实中学、慈湖中学、普迪小学。更令人称颂的是，凡进普迪小学读书的，都可完全免费，课本、练习本、笔墨，全都不要钱，这普迪小学便是专门给穷人孩子读书的。而有钱人家的子弟还进不了这所学校的大门哩！学生毕业后，成绩优良的，还给介绍工作。这在国内可是一件罕见的培育贫民子弟翻身的事呢！穷人的孩子能不高兴么？秦润卿先生还筹资创办了抹云楼图书馆，将天一阁、醉经阁流失的图书珍藏于馆中。
  受到故乡先辈的影响，这些年来，我这个游子也为家乡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尽了一点绵薄之力。我平时爱好围棋，围棋又出自中国，我这次出资百万以上美金在故乡宁波举行了世界“应氏杯”围棋赛，就是为了弘扬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啊！
  这几年，我来过几次故乡，故乡的情呵总是萦绕着我的梦魂，就像一根无形的绳紧紧系着我的心。
  故乡的一山一水，总是牵着我的心，我希望故乡更美。但说实在的话，我心里还有一丝遗憾。我记得早年的慈城三面皆山，郁郁葱葱，一眼望之，染绿了双眼，也染绿了心灵。但现在，这可爱的绿色很少见到了。据说是开山取石的缘故。过去，县城里面小河交错，河水清澈，现在因为扩建，小河极少留着。即使偶尔见到旧时的小河，却是黑色的水，河面上杂物飘浮，还有综合电镀厂、泡沫塑料厂等几家工厂就造在东门的民宅之中，几支烟囱黑浪排空，也实在令人讨厌。想必，这里的居民一定有说不出的由衷之苦。
  每每重游故乡，我总有这么一个想法：慈城的教育事业一向在宁波各县中是出了名的，以小学来说，有中城、东城、西城、南城、北城，还有冯氏的尚志、藕田、俞氏的继善、正始、道本、念慈、普迪，还有一个慈湖中学。慈城在历史上出了那么多的文人，又有那么多的学校，进一步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很有条件。
  还有，镇里面还遗留着浙江省保存得很完整的孔庙，即中城小学旧址，现在新厦竣工。如果旧地重新修复建筑，集浙东各文庙佚散的编钟、碑石、古籍等文物，实在是一件很有益的事。大成殿旁边的明伦堂现在还基本上保存完好，这是以前讲文吟诗的地方，修葺一下，与中城小学相望相对，情趣无限。竺巷东路是镇里较热闹的去处，小菜场就设在这条街上，热热闹闹的。我倒希望这条街道清静一点，多一点文化的氛围和气息，使之成为一条很有家乡文化特色的街道。
  还有，希望慈谿能复县。慈谿因孝水而定名，原有历代名人先贤，后人读史都易纠错，现在的慈谿市应为三北市，应该把慈谿名称还给故乡，否则我们子孙将来还乡，一定误到浒山去。建县建市应该有历史知识，才能名实相符。
  我现是70余岁的老人。老了，路总是要走下去的。虽说我已是稍有名气的国际企业家，但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诗句，总令我有无限的惆怅和无穷的感慨……
  我的故乡！合着时代的步伐，迈进吧！
  家乡情深
  李储文
  【作者简介：李储文，生于1918年，庄桥前孔人。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副社长，是一位为香港顺利回归作出重要贡献的知名外交家。本文原载《海上宁波人》2009年第2期。
  去年深秋，我两次回老家宁波，一次是应宁波市委、市府、市政协之邀，参加纪念包玉刚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活动；另一次是带领全家人乘车经杭州湾大桥的回乡之旅。置身于故乡熟悉而又陌生的环境，我不由得回想起唐代诗人贺知章的著名诗篇：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诗人抒写的真情，我深有同感，脚踏故土，有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非常高兴，而家乡的巨变更是令人振奋，年逾90的我，能赶上现在的改革开放好时光，真是幸福！
  在纪念包玉刚先生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我凝视着包玉刚先生亲切微笑的巨幅照片，回想1984年陪同包玉刚先生首次回家乡的情景，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包玉刚先生与我同庚，他十多岁离开了家乡，一路打拼。1955年，具有远见卓识的包玉刚先生开始了他的航运事业，上世纪的80年代，他已跻身世界船王之列，在香港工商界举足轻重。
  1978年应廖公（廖承志先生）的邀请，包玉刚先生首次回大陆，以后又多次回国，参与大陆的改革开放事业。
  1984年8月，邓小平同志号召：“把全世界的‘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一天，我与包先生又见面了，我建议包先生和夫人一起回老家宁波看看。他想了想似有所疑虑地问我：“我回去还能看到我的老家吗？”我说：“当然，你能看到很多你想看到的哩！
  1984年10月底，我陪同包玉刚夫妇及其家人应浙江省省长薛驹的邀请，回老家宁波访问，这是包先生离开家乡四十多年后的第一次。那时，没有香港直航宁波的班机。我们先飞抵杭州，又破例借用宁波的军用飞机场，终于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土。包先生一家人分乘两架苏制的伊尔-14飞机，一路颠簸，包太太晕机很厉害，但是，我看出来，他们一家人都非常开心。
  短短的三天访问，包玉刚先生感受了家乡的深情，目睹家乡的巨大变化，他兴奋地说：找到了包家真正的根！表示要为家乡做点事。他给家乡第一份厚礼，是捐资2000万美金兴建宁波大学，结束了宁波没有综合性大学的历史，了却了世代宁波人的夙愿。如今，宁波大学已是全国重点大学，为建设国家培养了千千万万的人才。
  包玉刚先生是“宁波帮”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热心发动“宁波帮”人士参与家乡建设，还把全家都发动起来。
  家乡好，思念家乡，盼望家乡一天比一天更好，是身在异乡的人们浓浓的乡土情结。回乡之旅成为我们全家多年的愿望。
  当举世瞩目的杭州湾大桥建成通车，缩短了上海与宁波间的距离，我的思乡之情倍增，一心想亲眼到家乡看一看，去年十一月底，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
  我们漫步在最古老的藏书楼“天一阁”的庭院里，伫立在夕阳下多彩的慈湖边，参观具有厚重历史感的慈城古县衙，游览风景如画的溪口雪窦寺，乘车目睹漂亮的鄞州新区，都令我心旷神怡；品尝家乡的美味佳肴：龙头烤、蛤蜊炖蛋、蟹糊、苔条花生、虾皮紫菜汤乃至臭冬瓜，味道真是好极了；可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我的老家庄桥！
  我们来到儿时上学天天要走过的庄桥河畔，我环顾四周，不禁浮想联翩：长辈们曾告诉我，庄桥之名源于一棵大樟树搁在河两岸；后来，有个庄姓年轻人中了状元后回到家乡，见到人们过樟树独木桥小心翼翼，一不当心就会掉入河中，庄状元便出资在河上修建了一座石桥，人们纪念庄状元为民造福，称那座樟桥为庄桥，我们镇也称为庄桥。庄桥不大，却是宁波的重要小镇。我记得庄桥的老街沿河而走，户户青砖小瓦，不少人家开门为店，浆声、市声，很热闹。庄桥河水不断涌流，庄桥河养育了一代又一代，人们顺应着时代流变，涌现了不少开创局面的人物。庄桥还有宁波境内第一座火车站，我跟随父亲乘火车到宁波，这在当时是令小伙伴羡慕的事。
  在庄桥河畔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前，我和家人们合影留念，藉以告慰当年和我一般年纪、将宝贵的生命献于抗日斗争的英雄们：家乡的人民富庶幸福，伟大的祖国日益繁荣昌盛！
  宁波的飞速发展使人们多年来的梦想和心愿变成了现实，宁波港的吞吐量已达大陆港口的第二位、世界的第四位，充分展示了国际港口城市的光辉前景；宁波被评为全国文明城市和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这一切，令人感到无比的欣慰与自豪，对我这个十三岁就离开家乡的人来说，更感到由衷的高兴。宁波是充满活力的城市，是充满希望的城市。面对家乡的巨变，我感受到家乡的深情，我对孩子们说：“做梦也想不到啊！”我对着家乡的山山水水，心里深深地呼唤：宁波，庄桥，我们与你血脉相连。
  壮怀激烈的十七岁
  童建人
  【作者简介：童建人（1921—2007），别署慈湖女史，慈谿庄桥童家村（今属江北区庄桥街道）人，早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旅美画家。本文原载童建人着《往日情怀》（香港凌天出版社2003年版）】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宁波所属各县连日遭日本飞机残酷轰炸，我们年轻人已无学校可以读书，激于爱国热情，我毅然参加抗日阵线，虽然那时只有十六岁，但不计安危考入由沈友梅先生主持的“宁波战地服务团”，准备去前线为伤患将士们做救护工作，尽一个国民天职。
  经遇三个月严格护理训练，第二年，沈团长向上级申请，欲去浙东前线作战地救护服务，结果上面批示下来“不准”，理由是我们这批服务团人员年纪太轻，不要去作无谓牺牲，还是留在后方作对日抗战宣传工作为宜。
  于是“战地服务团”就改为“抗日救国宣传队”。队里设有戏剧组、漫画组、文工组等。我被指派为漫画组组长，不但负责画画，并且兼文字方面宣传工作。戏剧组去宁属各乡镇演出也有我的份儿，我扮演的角色都是爱国女学生，向政府检举卖国求荣的汉奸父亲，具有大义灭亲的伟大情操。
  在漫画组我用宽约三尺、长约两丈余的白土布作画布，以广告画颜料作画，用油漆刷子当画笔，每天至少要画上三、四幅，题材内容全是日本鬼子狂投炸弹，残害无辜老百姓的惨无人道的场面，以及鬼子奸、淫、掳、掠、屠杀我同胞的兽行，以唤醒同胞们同仇敌忾的精神。
  一天上午我正在作画，沈团长派人来找我，我有些纳闷，不知是否我的漫画题材出了问题？于是匆匆赶到一处旧祠堂内的展览场地，沈团长与一位客人正在参观漫画预展，于是沈团长即刻为我介绍这位客人姓徐名箴，原来他是六区督察专员，专门督导鄞（县）、慈（溪）、镇（海）、奉（化）、象（山）、定（海），是我们宁属地区的父母官。只见他中等身材，穿了一件常青色中山装，年约四十余岁，皮肤白皙，很有文化修养与书卷气，他唯一特征是左眼有些斜视，使我印像十分深刻。
  徐专员参观我们漫画时，其中一幅画引起他特别注意，且受到深深震撼，因此要求见见这幅画的作者。当沈团长介绍我就是作者时，徐专员大为惊讶，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我，他绝对想不到画这幅画的人是那么年轻，而且还是位女士。
  我当时那幅画的画面是：地上坐着个年约三、四岁的男孩，衣衫十分褴褛，赤着双脚，左手拿一只破碗，而碗中空无一物，右手执双筷子，嘴张得很大，正在嚎啕大哭。男孩身后，躺着一中年妇人，脸朝下，满身满地都是血，显然是被日本鬼子炸死的，而上面天空间，仍盘旋着许多日本飞机，依然不停地在狂掷炸弹。
  于是徐专员立即前来和我握手，并向我说了许多赞美与鼓励的话。他向沈团长说：“这位童小姐如此年轻，十七岁的女孩竟有这么大魄力和胸襟，不但大胆布局，笔力雄健，而且内容深切动人，把万恶的敌人暴行，通过画笔赤裸裸的揭露在大家面前，这样的漫画，定会收到预期的效果，真是一位难得的天才少女画家，前途定不可限量。”
  我叫了徐专员的赞赏与评论，内心既感激又兴奋，自此更加深我对绘画艺术的爱好与学习。或许是这段因，种下了他日果，促进我后来报考上海美术专科学校的决心。也因此，上天赐给我一位伟大艺术工作者的丈夫，让我的今生在艺海领域里，享受人生至美至高的幸福生活。
  事隔六十五年了，这段经历与这幅画的画面，以及当时沈、徐两位前辈的谈话，如今回想起来，仍历历在眼前浮动着，毫无褪色，可见这段经历，对我一生的影响有多么重要、多么深远。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王欣康
  【作者简介：王欣康（1921—2013），原名王瑞吉，慈谿县城（今江北区慈城镇）人。慈湖中学校友，曾任福星旅行社总经理，香港甬港联谊会秘书长、副会长。本文原载2010年3月印行的《古镇慈城》第42期】
  离开故乡已经七十余年了，故乡的山山水水一直记在我的梦中。尽管我好几次踏上故乡的土地，但总是看不够，说不够。尽管游走过世界各地，但我最关心的是我可爱的故乡慈城，当年的慈谿县是浙东望县，读书人多，经商人多，富豪也多，当官人更多。
  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慈城人的生活理念是这方水土千百年来形成的。慈城人相信读书，喜欢读圣贤书。小小慈城，历史上仅私人藏书楼如醉经阁等就有数十座，而抱珠山房藏书楼无论建筑规模、还是藏书数量都与宁波天一阁相等。慈城孔庙是江南县府中规模最大的，慈城人相信孔夫子的“学而优则仕”把“读书做官”看成正道。所以在老慈谿的土地上，能产生519名进士，以致，有“天下第一进士城”的美誉，能遗留那么多的状元第、探花第、进士第、符卿第等古建筑群。慈城人相信做人孝为先。所以慈城人把母亲河奉为“慈谿1，”县名称“慈谿，”慈谿县城又分辖“孝东镇”与“孝西镇，”记得小时候到处都是节孝牌坊，东汉董黯已被奉为浙东第一孝子，己丑重阳，第一届中华慈孝节就在慈城举行。
  1慈谿又称慈水、慈谿江、慈江、里江（姚江是外江）。
  建立了做官的标准：清廉，以警示后来的慈城父母官，所以宁波市委书记巴音朝鲁特书“清廉园”立在古县衙花园内。做官最早提倡“反腐倡廉”在全国该首推慈谿。所以千百年来，慈谿素有中华“模范县”的美誉。抗
  战时期，，我有幸亲眼见到了慈谿模范县长章驹。在章县长影响下，家乡父母都非常支持青年学生的抗日热情，支持慈中学生的抗日宣传队（也称“寒宣队”：寒假宣传队）。这时慈中第一届（37届）同学已经毕业，我们在38届周光汉、嵇惠民、杨学润学兄领导下，女生何育修、叶云仙、周崇芬、王菱卿（我的胞妹）与男生张道文、郑贵祜、王本顺、冯承祖及嵇惠民、杨学润等十余人，经常在街上写“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标语，还到慈谿各城乡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日活报剧，何育修等女生、张道文与我常演正面角色，而王本顺、郑贵祜常演日本鬼子。在日寇入侵日渐严酷的形势下，章驹县长派我表姐夫余毓明和管士芳先生去宁波学习军事，这两位热血青年学成后，章县长把余毓明派到慈东民团宋清云部任教导员，希望把它改造成抗日武装，把管士芳先生留在身边，任“镇队附”（相当于县武装部长）调度掌控全县抗日武装。后来，浙东沦陷，地方上建立了日伪政权，但章县长继续领导他的民国县政府，游击办公，抵抗日寇。1941年底日军扫荡，在余姚与慈谿交界的一个小村庄，慈谿县长章驹与余姚县长蔡竹屏被围，结果蔡县长侥幸脱逃，章县长中弹身亡。八年抗战，一个在职的民国县长牺牲在日寇的枪口下，这在全国也不多见。章驹先生与牺牲在敌人屠刀下的余毓明都是不折不扣的中华抗日烈士！慈城人做生意信奉诚信第一、取财有道。所以近代那么多的遍布各地的著名商号，如上海童涵春堂、广州与香港敬修堂、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杭州叶种德堂、上海与宁波冯存仁堂，还有上海五和织造厂、上海通商银行等等，他们的掌门人，冯云濠、钱澍田、严信厚、秦润卿等这些慈谿人，早已成为中华商贾名人。再有，慈城百姓特别纯朴、节俭。冯士能先生发表在《慈湖水》第51期的《家乡话关于吃的悖论》，实际上是从一个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慈城百姓的纯朴与节俭。“贼婊子儿子”是慈城产的特有的“乡骂”它道出了慈城人做人的道德底线：男盗女娼要挨众人骂，要被社会唾弃！这就，是我的故乡慈城，一个集忠孝仁爱于一体的儒家文化综合体。
  千百年来，慈城能创造如此辉煌，不能不归功于独特的慈城地域文化，尤其是慈湖文化。慈城的过去、现在与将来，决不能忘记阚泽、杨简与应昌期。三国辅佐孙权的大夫阚泽和阚峰书院，开创了慈城人读书的先河。慈城人非常崇拜他，“东庙阚公西庙房公”，把他与房琯看作慈城人最崇高的楷模。杨简和他的慈湖书院及心学，把慈湖学风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的高度。所以历朝历代来，在慈城，书院不下几十家。“书中自有黄金屋”，到书院读书上进，成了慈城历代年轻人的向往，它是造就历代慈城辉煌的源泉。尤其南宋大儒杨简，他创建的慈湖学派，由明余姚人王阳明继承、发扬、广大，不但直接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邻国日本近代历史的发展。杨简是王阳明的师爷，是心学的大师。至于昌期先生为慈城百姓建造幼儿园、小学、中学和医院的千秋功德，一定会在今后的历史长河中，源源不断地显现出来。
  二
  一方土地养一方人。丰富多彩的世界，是由独特的、千姿百态的地域文化造就的。
  我以为，要开发好慈城，首先要熟悉形成慈城的这些人文历史。尤其冯家、俞家、钱家等望族，把这些家族的脉络吃透了，事情就好办了。其次，确确实实保存好、保护好状元第、符卿第、冯宅、俞宅等明清古建筑群。慈城的一砖一瓦都会说话，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一定要维护好、维修好，整修“如旧”尽力保持原样，切不可因为什么“需要”而让古建筑走样，更不可以将这些古宅，成为商业活动的赚钱手段。第三，保持慈城原来浓浓的地域文化气息。切不能为了招徕游客、增加收入而在古镇内搞千篇一律的“旅游商品销售街”之类的歪门邪道。
  让慈城的地域文化气息保留得浓些、再浓些。譬如具慈城特色的清明上坟节、重阳慈孝节、春天晾菜蕻、冬天搡年糕、清道观一年两次托梦等等，把这些慈城特色的传统介绍给旅游者。再结合附近保国寺、河姆渡，不但能让旅客看过瘾，而且还能让游客住下来。但是，古镇内绝对不能搞什么“娱乐城”因为它会触及慈城人道德底线；如果一定要搞“娱乐城”请他们把钱投资到慈，城新区去。第四，尽量保留和恢复慈城传统的生活方式。，既然是古城，那么骢马桥——它下面的河直通姚江，是老慈谿的标注型建筑，必须恢复²；轿子、黄包车也得有；那全城左边是小河右边是街的“水陆马路”³，必须得历史再现；大街上最好还能看到“穗芳”南货店，因为我一想起那里的三北豆酥糖、猪油包子、芝麻藕丝糖，嘴巴就馋，为什么穗芳南货店那么被老慈谿人难以忘怀，因为当年上海老大房南货店的食品，慈城穗芳南货店都有；还有早餐乳饼，正餐野菌、麂肉、红烧甲鱼、红烧蹄膀等小吃与美味佳肴，餐厅、饭店要能买得到。更希望能听到清道观宏亮的钟声和看到清道观地下阴间里十殿阎王带领白无常、黑无常惩罚恶人的场景，这样社会就更和谐……
  三
  慈城王家主要有二支，即中山路的三凤王家祠堂，和我家的花园王家祠堂，三凤王氏主要有慈城、黄山、二六市（即湖塘下），东山下等。花园王氏主要有坦园王氏、县前王氏、十字桥王氏等。我顺便简单介绍我们慈城花园支王氏。王家有王家祠堂，还有王家自己的马路——王家祠路；我家就在王家祠路1号，王家祠堂隔壁。祠堂按辈分“伯、仲、节、义、礼”排位。80年前，王家祠堂的堂主是王仲邕老先生，他是我的堂叔公，是张道文妻子王冬雯嫡亲叔公。他是前清秀才，在慈湖中学教古文和历史，他教书十分认真，做人非常“古板”、“钉正”。每年清明节，我们称“上坟节”在王仲邕老先生的主持下，开祠堂大门，王家子孙聚集在祠堂里，拜祖宗、聚，餐，向王家子孙派发猪肉、节饼（上坟饼），然后各自去上自家先祖的坟，交关隆重。王家在慈城也算得上是名门望族，历史上曾出现过许多进士、举人和大贾巨商。
  父亲的“背影”
  董鼎山
  【作者简介：董鼎山，1922年出生于宁波江北岸，现居纽约。当代知名英美文学兼亚洲资料专家、美籍华裔作家。本文原载张放编《董鼎山文集》（中国戏剧出版社1997年3月第一版）】
  父亲的“背影”
  中学生时代读新文学作品，印象最深刻的是高中教科书中朱自清的《背影》。真正的文学作品能引起读者感情的共鸣。读《背影》后，我对自己的父亲也有了更亲切的感觉，往往注视他走开时快步的背影。成年以来，从不曾忘记这个形象，有时甚至在久远的记忆中把它和朱自清父亲的背影形象连在一起，我想不少读者都会有这类同样经验。读后四五十年，我们在怀念自己父亲的时候，还在想起这位名作家作品，这就证明真正文学的不朽性。
  我不知怎么突然想到父亲的“背影”。当然父母的形象是经常不断留在脑海中的。一个偶然的遭遇或感触会扭动开关，把一段特别场景象活动影片一样在脑海中映演出来。我对父亲的最后一个印象也是他的背影。那已是30多年前的事了。我在出国前从上海回宁波告别。他送我上轮船时，在船码头向我招手告别，短短的逗留一下，就转身走开。
  那时他以为我出国至多不过两年。
  一般观念中的父母印象是“严父慈母”。我幼时印象恰恰相反。用“慈父严母”来形容似乎更恰当一些，母亲脾气急躁，对儿子的行为稍不如意，往往要严正处罚。我们被打屁股后伤心大哭，父亲在一旁看不过去，会含泪将我们从母亲手中抢过去。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温暖感觉还是难以形容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严母”的爱不怎么理解。她进入中年之后，也变为经常笑咪咪的慈祥的母亲。
  父亲唯一动手打我的时刻，是他发现我的眼睛成为高度近视。那是我在初中毕业的一年。他看我常常眯眼看东西，要试试我的眼光，就叫我站在客厅门前，指认挂在壁上的字画。我看不清，他一时光火，拍了我的后脑，使我震眩而哭泣。倒是母亲在一旁劝解：说我的近视，不过是因为自幼爱看书而已。第二天父亲带我到一家眼镜店去配了眼镜，从此眼镜就成为我脸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我出国之前，父亲恰因要处理宁波的店务，独自从上海回乡居住一个时期。我很挂念，临行前与弟弟一起乘隔夜轮船回宁波去探视。因为时间局促，逗留了一天当晚便乘轮船回上海。父亲已有准备，他接受地方报纸记者的访问。我们一到，他不给我们看当日报纸所载有关我赴美留学的小新闻。他叫了一桌筵席在店中款待我们，并请朋友与店中同事作陪。他为儿子出国深造而自傲。我们一起饮了酒，吸了烟。
  那天下午四时，他送我们上轮船，道别后他在码头上逗留一下，向我们招手，就回身走开。他当然不知他将永不再见我。他的背影是我见到他的最后一瞥。
  现在回想起来，哀伤之外，还有奇异感觉；他当时的年纪较我目前的年纪要小几岁。可在我的心目中，他总是一位慈祥和蔼的接近老年的中年人，而我只是一个青年。
  父亲逝世的那年是我女儿碧雅出生的一年。但幸而他有机会看到我寄去的婴儿照片。据大哥说，他常携了照片，遍访邻居，很高兴的出示他那淡发的孙女儿照片。
  碧雅刚过她的15岁生日。我不知她长大后将会怎样怀念她的父亲。
  （1982年3月11日于纽约）
  家乡情难忘怀
  应昌世
  【应昌世先生于1926年出生在慈城镇，中城小学和慈湖中学校友，台湾实业家。本文原载宁波市慈湖中学百十校庆编委会于2012年9月印行《怀念慈湖》】
  1946年春，我随先兄应昌期君去台湾，直到1988年才返乡探亲。其间相隔42年。我人虽在海峡对岸，但家乡的一切，仍会不时地在我心中泛起。没有家乡的培育，那有我的今天啊。
  我首先是思念家乡的人。譬如，如今我来上海，总找茅膺钦。因为，当年，他不仅是我在慈中的校友，还是我在启迪小学教书的同人。意气相投，谈得来。他是热心肠、有劲道的人，所以我称他“小二兄”直至今天。这是爱称。小二兄给我请来我的启迪学生朱芸芬朱菀芬姐妹，她们，二位后来亦为慈中学生。我对朱氏姐妹印象深刻。在启迪，她们是十一、二岁的小姑娘，不但长得优娴美丽，功课也很好。不久，朱菀芬给我写来了信，文、字都好。以后，我在上海请她们吃饭。嘿，来了两位白发老太。我让她们坐在我的左右，于是，白发学生与耳背老师一起回忆起60年前的往事。朱家在慈城三块桥板卖柴门头，前面有石板地大院子。老太爷朱万生先生菁英士绅，挺拔俊修、风度翩翩。朱家与嵇惠政、嵇惠民先生有亲戚关系。所以，我们是同学、同事，是老朋友、老乡亲。惠政兄及夫人胡慧芳约十年前也曾与我在上海碰面。希望朱氏姐妹有机会回慈城、回慈中看看，毕竟那是抚育我们成长的家乡。前不久，小二兄又告诉我郑通明兄过世的消息。通明是我的同窗，患胃癌，切除。上海会餐，他起初参加的，后来慢慢淡出了。如今，许多老人身体都大不如前了。
  岁月催人老。但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下，城市却会更慈城清道观新。上海、杭州、宁波都在飞速发展，几乎让人不认识了。但我们的家乡、老家慈城呢？
  家乡慈城、老慈谿县城，并非什么大地方。过去，小桥流水很清幽。但如今慈城荒凉破旧、满目凄凉、灰漾漾的一整片，几乎认不出了。令人十分伤感。最大的原因是把城内所有的河道都填了，弄得面目全非，终于，家乡成了沪杭甬铁路沿线最破落的城镇。慈城着重的是文物，而不少文物都已消失了，几乎成了空前浩劫。我曾去过余姚、上虞、绍兴等地，参观过不少城镇，它们仍有小河拱桥，保留着江南水乡的特色。尤其绍兴，似乎刻意保护了吴越典雅文物，最具中国古典水乡之美。
  三年前，家乡慈城要打造成“江南第一古镇”的消息传来，我听了很高兴。如今，改造工程已经局部启动。城内已修复了孔庙、旧县城衙门、及乡试考棚。近闻已修复了清道观。我从远处观之，清道观是典型的假古董：缺乏气势、没有韵味，类似电影城布景假房子。而旧县城衙门及孔庙修复尚佳。然而内行人是不太会去欣赏仿制的假古董的。因景观并非只造些房子而已，还必须有周边设施、文物环境、并以天然美景相衬托。所谓要打造古镇谈何容易！这与苏杭嘉兴太湖流域的水乡城镇，如乌镇、桐里、西塘、周庄等江南水乡泽国，美景天成，成为观光创收热门，完全是两码事。
  自海峡两岸开放探亲旅游至今，我往返台沪甬慈城数十次，主要以慈城建造三所学校及重建保黎医院。我是总策划者。负责建筑设计的总工程师冯崇元君也是启迪毕业生，不过较朱氏姐妹低几班。冯及夫人邹梅英均为高级建筑师，学识素养很有水平，极具才华。1989年，大家兄应昌期君单独慷慨捐巨资为家乡兴学、及重建医疗保健系统打好了基础。奉献了他的爱心，回馈桑梓。他嘱我负责全面规划建校事宜，并搜集学校及医院的建筑资询，务求所建造的三所学校及医院，无论是质量、规模、风格、设施等，即使在五十年以后看起来也不觉得落伍。捐资兴建的中城小学、倡棋幼儿院、慈湖中学、保黎医院，以及由慈中海外校友建校乐捐所建造的女生宿舍慈安楼及谈妙楼（二栋房屋总面积6200平方米），均根据此一原则。昌期先生捐资全面重建慈中校舍，始自1991年冬，至1994年秋，历时三年竣工。建造新校舍面积总数超过25000平方米。因为配合整体性重建规划，原来的老旧校舍，因质量问题、造型、位置等原因，仅保留极少部分，如半幢53楼，二幢二层楼木结构教室，及小山上的三所单身老师宿舍等外，其它老校舍均予拆除。目前，慈中校区用地总面积约86000余平方米，其中为北端后山约占26700平方米，平地面积约六万平方米（59300平方米），已绿化造景面积超过52.7％。重建慈中规模约以2500名学生为准。
  考虑到慈城的客观因素，不久，校务日隆，乃于1994年冬，发起女生宿舍慈安楼及谈妙楼的增建。这一项目，由我海外校友组织建校乐捐。主要由我及冯咏莩（永富）兄等所促成，其中尚有嵇惠民、董绍武、裘嘉康等同学，各认捐美金壹万元，慷慨解囊共襄盛举。我校友方面捐资总数约为二座建筑物的土建费总数一半，其余半数及内部设施，则由宁波市配套拨付经费支出使这之完成。谈妙楼于2001年冬落成。
  凡捐资兴学及建造医院等工程，规划的原则，首重环保与安全，卫生及污染防治。建筑物本身则以坚固、耐久、安全、实用、美观、典雅为主。尤以重建慈湖中学过程中，特别着重后的水土保持、防止塌方、山崩。严禁后山开发造景。因而在章才根校长任内，先后植树造林松树千余棵，以后，励校长再予增植，又披植绿化草坪保护水土。此事呈报宁波市府有关慈中后山的水土保持的长远规划，并要求市府专业性的防治及协助，以策安全。
  至于建造三所学校医院、以及建造女生宿舍慈安楼及谈妙楼的捐资方各该捐款的资金全部阍付予宁波市府（主办为市教委），统收统付有关工程的开标、发包、购料、监造、控管、会计、财务等，也均由市府负责全权办理。捐资人方面仅作总体规划，并由总建筑师（总工程师）负责作技术性的主体设计总指导等工作。其它结构及细部设计则由市建筑设计院负责。有关建筑质量控管及监工也由市府的专责机构管理，并收取一定比例的监造费用。学校及医院方面虽也派人督导协助，但毕竟不是专业，效果有限。建造慈中谈妙楼，校友会也曾派员会同校方监督。
  在全面重建慈中过程中，必须重复提到安全及环保的重要性。吾人不但着重慈中后山的稳定与水土保持，同时也在慈城建筑工程中作出空前的创举，将慈中的洗涤污水与粪便污水分流排污，避免污染慈湖水质。管线绕道慈湖东侧，以高压水泥管深埋地下，向东延伸远地排放废水。此系属环保示范工程之一部分。当时，周镇长当即慷慨认捐人民币10～15万，作为镇政府补助，成为美谈。所以，总体规划必须提供新观念，必须具有前瞻性、务实性。更应该以安全、环保、卫生为重点。因为格于客观条件及经济效益，并非随便空谈也。
  捐资兴学及医院先后历时近十年，学习到不少经验。吾人虽已认真周详规划，但仍有不少突发性的事务，幸赖市府市教委（现称市教育局）、当地政府及校方院方同心协力，使之妥善解决令人感佩。目前，慈湖中学已评定为省二级重点中学，但是宁波市府及慈中领导希望三年内升为省一级重点中学。因而有兴建学生高级宿舍等计划及配套的构想。而我慈中海外校友会则有意考虑捐资协助新建大型图书馆，可供一千人同时自修阅读。可惜校区建地难觅，不易实现。总之慈中前景美好远大，并在逐步实现中。希望校友们多多支持，多去家乡母校走走，提供宝贵意见。
  1991年8月落成的慈城中城小学，曾于1992年间被中央评定为该年度小学建筑设计第二名（该年第一名从缺）。我们对于设计者总工程师冯崇元君深以为荣。捐资兴建的中城小学、附属倡棋幼儿园、及全面重建慈湖中学等，先后于1994年秋竣工。各种建筑物的质量、功能、设施等，皆具一定高标准的水平，已成为慈城重要的地标。学校及医疗机构的水平，显示了社会国家与工商经济进步的对照。我曾强调希望三所学校及医院领导，一定要认真维护建筑物的高度整洁、卫生、美观、安全，以及周边环境的绿化，永保如新。
  慈城毕竟是我们的故乡，令人永远怀念的故乡。它有令人难以忘怀的慈湖美景，更有培养教育我们成长的母校慈湖中学。不论《慈湖水》不定期刊、校友报、中学报，几乎每期都有怀念的文章。现在慈城生机勃勃、今非昔比、光明在望。慈城打造江南第一古镇，也有了好的开始。新建的古董可以另有风格，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欣赏。未必要完全复古。可以肯定，今后的一切要比破烂不堪、灰蒙蒙的败屋陋巷好得太多了。当然，这一切需要大家的热忱支持。
  2008年，沪甬跨海大桥即将通车。慈城地处重要的交通交汇点，必然有助于慈城的工商进步、地方繁荣。如今，政府坚定的最高原则，改革开放、安定、和平、民生乐利、经济发展、国富民强、前程伟大无限。希望已经七十三、四岁的朱家满头银发、当年启迪小学的小姑娘，到慈城去看看，家乡欢迎你们。抚育我们长大的家乡已经有了新的展望，更有美丽的远景。让我们共同为家乡祝福吧！我也祝大家健康快乐、万事如意！
  忆慈城黄山和慈湖中学
  王义道
  【作者简介：王义道教授是波谱学和量子电子学学者，我国时间频率计量领域知名专家，曾主持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原子钟——光抽运铯汽泡原子频标。1932年出生在慈城黄山，曾在崇本学校、慈湖中学就读。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1961年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物理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北京大学教授、教务长、常务副校长（正校级）。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出版有《量子频标原理》（合著）《原子的激光冷却与陷俘》、《谈学论教集》《文化素质与科学精神——谈学论教续集》和《湖边琐语》等。《忆慈城黄山和慈湖中学》糸由作者的2篇文章合并而成。其中《忆慈城黄山》原载2009年3月印行的《古镇慈城》第37期；《短暂而深刻的历练》原载2009年7月30日《光明日报》，后收入汪大勇、靳晓燕主编的《最忆是母校》（光明日报“母校礼赞”作品选粹），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年1月第一版】
  忆慈城黄山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这是小时候外婆经常跟我唠叨的一句话。外婆是黄山的姑娘，嫁到祝家渡去的。祝家渡那时属慈谿县，在黄山西边十里路。作为自然现象，我对这句话深信不疑。但外婆是用来比喻人生旅踪的：人不管到那里去建功立业，到老了终要回归故里的。后来我长大了，就觉得外婆是老脑筋，现在时代变了，大丈夫就得四海为家，对这句话不再以为然。又后来父母先后谢世，千里迢迢，归葬故土。如今自己老了，竟也不断思念起故乡，以致随着年龄增长，经常使我魂牵梦萦的，就是那一块生我养我的土地——黄山！
  我1932年出生。1950年初离黄山，直到2004年崇本学校建立100周年时才重回故里，匆匆一见。2007年父母骨灰归葬慈城白龙山，又曾短暂见面。阔别半个多世纪，面目自然和小时候的印象完全不同了。我愿把那近一个甲子以前的或清晰、或模糊的黄山印象写出来，好让人知道游子的思念，让后来者了解这地方的来龙去脉，演变踪迹，构筑更美好的未来。
  黄山位于慈城西南十华里。出西门，过太平桥、彭山塔，就看到黄山了。清末黄山诗人王仁元有《秋日太平桥晚眺》诗句：“咫尺黄山若排闼”。村南北有前黄山和后黄山对峙，宛若盆地，东西各有一条能行船的小河与邻村隔离，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村落，似世外桃源。1937年“八一三凇沪战役”后两三年间，上海、宁波等地来这里避难的人很多。我的姨母家从宁波迁到村东边“白屋”；另一远房亲戚何家从上海搬到村西“西甸洋”成为我家邻居。那是我经历过的黄山村最繁荣时期。村西鸥渚桥（邮政代办所，邮戳正式名称为“讴思桥，”村民多叫“安子桥”）两侧，商铺林列，俨然小市；“大地道”不但有杂货店、理发馆、大饼店、铁匠铺，甚至还开起餐馆来，做的酱花生、酱田鸡味道特别好，我至今似乎没有吃过比这更好吃的。
  黄山男子，外出的多，经商为主，做产业和学问的也不在少数。他们大多居留沪、甬，也有远去哈尔滨、昆明和海外的。黄山人出门不仅要跨过河：东边过安仁桥，西边过安子桥；还要绕过山：前黄山或后黄山。好在山不大，跨过桥就是绕过山了。但绕过山还不能见世面，南北还有两条江阻隔。南面距离六七华里处有姚江，也叫“前江”江面宽阔，有轮船直通宁波和丈亭；有两个渡口，东面是半浦渡，西面是城山渡，。我家住在西边，我乘轮船到宁波上中学，走的就是城山渡，五六里路。北边一两里路有条慈江，一般叫“后江”，比较狭窄，但也要渡船摆渡。沿后江东行可达慈城太平桥，西行到丈亭，与前江会合。后江也有两个渡口。东边叫“新渡”，我步行到慈城过这个渡；西边的叫“方家渡”，也称“芳江渡”，我乘“脚划船”到祝家渡外婆家就是在方家渡上船西行，两三个小时就到。所以两条江是黄山人流淌到沪、甬和全国各地，甚至海外的血脉。那时人们出行，陆路还没有汽车，杭甬铁路在慈城和叶家设站。过方家渡后江，走两三里路就到叶家站。我从那里乘火车去过宁波姨母家。火车路两边栽种着乌桕树，秋天走过，一路红叶，煞是好看。人们有病就医，要到慈城（当时为慈谿县城）保黎医院。我就是在保黎医院出生的。病人走不动，用一种“元宝篮”（那时已经不兴轿子了），样子很像放大了的小孩摇篮，不过一头高一点，另一头矮一点，两个人抬着走。人躺在里面比坐轿子舒服多了。我坐过一次“元宝篮”到保黎医院看病。
  黄山景色秀丽，四季宜人。春天里空气清新，秧田如镜，满目青山翠竹，片片映山红。孩子们从憋足了的冬天郁闷劲中解放出来，清明扫墓，成为发泄闸门，个个兴高采烈。崇本小学常趁此举办爬山比赛、风筝比赛。这使我练就一身登山、下山的好功夫，至今还不比青年差多少。在后黄山顶的大松树底下，前后江一览无遗，令人心旷神怡。我曾祖父王慈有《清明日登黄山》诗云：“偶逐东风蜡屐游，分明胜景艳如流。不知底事看花眼，万紫千红总是秋”。在乌龟（读成“居”）山坪比赛放风筝，也是大快人心事。看着纸蜻蜓、纸蝴蝶、纸蜈蚣们随风飘荡的情景，真是惬意。夏天气候闷热，但躺在门板上在门厅里听着知了唱歌，清风拂来，一阵凉爽，别有一番滋味。特别是傍晚看空旷的西边落日、红霞万朵，千变万化，有时像龙腾虎跃，有时像千军万马，给你以无穷的遐想。再听着老人们乘凉讲“天门开”的故事，你真的会感受到天际会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来。秋天天高气爽，秋风萧飒，我们也有乐趣：远足、登高。到芦山寺，在毛竹林下吃烤番薯，听和尚诵经，另有一番情趣。登高就到稍微远一点的前黄山，坐在气派的宋濂卿墓前石凳上闹着玩真够别致。浙东秋天多台风，有时就伴随着大水，家乡就成为一片泽国，一般一两天退去，这给晚稻造成很大损伤。不过小孩子也会从这里找到乐趣，就是小鱼会游到家门来。于是，抓鱼就是孩子们愁里取乐。冬日家家户户做年糕，做搓糕。左邻右舍的年糕团，让孩子们吃得肚皮滚圆，女孩子门脸上还会点上点年糕用的红胭脂。冬天常有雪，打雪仗、堆雪人玩是男孩门的专利。
  崇本学校是很开明的。她以要求严格、教学质量高而远近闻名，甚至城镇的孩子都来就读，有不少寄宿生。1939年我读完二年级，秋天开学老师发给我的课本还是二年级的，我这才知道是留级了。原来那年风声吃紧，说日本人要来了。暑假前我匆匆考了两门主课就准备逃难了，辅课都没有成绩。那时兵荒马乱，留级就留级呗。于是我小学读了七年，可见学校办事很顶真。一位黄先生教国语，尽讲故事，我很爱听：河伯、贝多芬..还要求学生上去讲故事。我一直觉得这是最好的教语文的方法了。算术要求很严，发了不少课外讲义，“鸡兔同笼”“植树问题”都给了公式。但我还是不懂为什么解答的是那样。似乎老师没有，很好解释，，或是我比较愚钝，反正我是课后请教了邻居阿庆哥才弄明白的。崇本学校的“国防教育”做得特别好，有过防空演习，急救训练。唱抗日歌曲，演活报剧，人人劲头十足。我特别喜欢上“乡土常识”课。那是专门进行爱国教育的。从那里，我知道慈谿县古时候叫“句章”，有些什么物产，如山北有棉花什么的。我还知道当时浙江省主席是黄绍竑，省会杭州沦陷了，省政府迁到浙西；还知道县长是章驹（后来在打游击中被日军击中牺牲了，我在崇本学校还见过他来视察）。1941年4月慈城被日军占领后，学校继续用战前商务印书馆的“复兴版”教科书。新书没有了，学生都用上年级同学用过的书，并学会了特别爱惜书，书包得严严实实，一学期用毕，完好如新，给下年级同学再用。老师说，如果日本人来了，要用日伪的书来做掩护。可是，我不记得日本人真正到学校里来过，所以也不知道日伪的书是啥样的。不晓得这是否曾在日本侨居，懂日语的“东洋婆婆”起了作用。学校的功课不很紧张，放学后有足够时间玩。还有“劳作课”主要就是修建新操场。新操场的部分土地原是我祖上的宅基地，清末火烧了，，我家就先后搬到了“八份头”和“西甸洋”。我祖母1940年去世后的“殡坟”就在操场的南头。操场的北侧一直达到乌龟山坪脚下，那里原来是一片乱坟岗，我们用锄刨、锨铲、框装把土地平整了。刨出来好多骷髅学生们胆子大，当足球踢。从1939年到1941年，操场修了差不多两年。修操，场时，校长王英年总是亲临督察，大家干劲挺大。操场有一个小足球场，两个篮球场，一条50米跑道，跳高跳远的沙坑。体育于是成为崇本学校的强项。这使我这个子矮小的人，从中学到大学体育成绩一直是上等。“劳作”课还在后黄山种桐子树，先生说，桐子是战略物资。后来我们多次到山上采摘桐子。不知什么原因，学校一度鼓励学生早到，学生们自发比赛谁早上到得最早。于是，我四五点种起床，不走平常走的过“新屋弄”的石板正路，却一个人抄近走“新屋”后面“大井跟”的小路。这条路是沿乌龟山坪脚下，天黑乱坟岗上会冒“鬼火”。我不怕，因为老师说过：死人骨头会析出磷质来，会发磷光，就是鬼火。所以，我大着胆看坟头闪闪发光。我总觉得，崇本学校七年读书要比现在的小学更充实。
  我们的校外生活更丰富。暑假经常去捕鱼捉蟹。我家后门口就是那条村西小河。河水是活的，随着海水有潮涨潮落。等到潮水即将退尽了，我们一些孩子跟大人截住一段河流，上下两边用河泥筑起堰来，上堰挡住来水，下堰架上水车，用力车尽两段堰内的河水，鱼虾就收入笼中了。这可是一种打牙祭的好方法，但要快，不等潮水又涨就得完工。我还练就了抓黄鳝的特技，把洋伞钢杆弯成钩子，串上一条蚯蚓，用纱线一绕，让蚯蚓不脱落，在田塍边找黄鳝洞，把钓钩伸进去，一边用手指轻掸田水，发出“呷呷”声，黄鳝自然上钩，立成瓮中之物。这种方法几乎百发百中，我黄鳝糊都吃腻了。此外，摸田螺、钓蟹也是家常便饭。还有：逮蟋蟀，斗蟋蟀，也挺耗精力的。正月里，约一些伙伴，敲十番锣鼓，热闹非凡。
  夏天里，乘风凉，隔壁邻舍齐集一起，说新闻、讲故事、聊家常，是我大增知识的主渠道。什么汉口大水，日本地震，关东响马，八百壮士等等，我都是从这里听来的，印象至深，至今不忘。连1929年美国经济危机，市场大萧条，我都了解一些。至于像行尸走肉、旅馆闹鬼之类的荒诞绝伦的故事，我也深信不疑，吓得晚上走路心惊肉跳。本土本乡的话题自然少不了。说到黄山庙供奉的神“阮氏真人”原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怎么成为“神”了？原来前黄山脚下有一口井，大家都喝，这口井的水，有人放了毒，要害黄山人。阮公知道了，来不及告诉大家，为了不害人，自己跳到井里淹死了。人们纪念好人，他就成了“神”。我这才知道不少祠庙就是这样修来祭奠好人的。黄山庙的戏台常演戏，主要是绍兴戏，我们叫“的笃班”。我看过“杀子报”、“碧玉簪”、“梁山泊与祝英台”等。一时乡下青年都爱哼哼绍兴戏唱腔。我不喜欢，觉得低级，俗气。但梁山伯故事吸引人，我跟着大人专门步行到梁山伯庙去观了一次光，来回70里地，第二天脚都不会走路了。在那里，我还见到“鄮邑贤令”的牌子。原来梁山伯做过鄮县的县长，这和梁祝故事内容冲突。我没有也不会细究。
  1941年日军占领慈城后，时局稍显稳定，搬来避难的家庭都纷纷回去，黄山又冷落了。差不多所有店铺都关了门，安子桥只剩了“阿昌店”兼管代办邮政。他差不多每天一早要从慈城贩运些食杂品来卖。村民可以赊，账，几个月结算一次。这方便了百姓，因为乡下人不可能经常有现钞进账，一年不过几次而已，如家人汇入，产业分红等。此后是日伪军、国民党游击队、杂牌军、共产党新四军三五支队，互相拉锯，乡下不太平了。一次，一位三五支队的女干部暂时在我家借宿，伪军来搜查，我母亲就说是我家亲戚，把她的手枪藏到马桶箱里的马桶底下，躲过一劫。我记得，那时大人们都对时局十分担忧。住在“白屋”的敦卿伯（他在宁波钱庄工作，前些年去世）到我家来和祖父聊天，就说：“你望清，我等清，什么时候真正能‘清’啊”！我祖父名“望卿”，“望清”、“等清”就是“望卿”和“敦卿”的谐音，他们多么盼望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啊！1944年我从崇本小学毕业后，忧患不断袭来，我在黄山长住的时间就少了。当我步入少年，儿时的无忧无虑一去不复返，我总在忧患中。只有老来回忆，还有一番喜悦在心头！
  这里民风淳朴。男的外出，家里多留老人妇幼，管理祖宗产业、祠堂祭祀、清明扫墓等事。宗法气息十分浓厚，用以维系家族不流散，繁衍生息。宗法社会当然有迷信。人们一方面慎终追远，祭祀祖宗，另一方面，也求神拜佛，祈求保佑。人一出生，就得算八字。大概我的八字不太好，所以，祖母把我“过继”给“三官菩萨”（即福禄寿三神），戒吃牛肉。我跟母亲到外婆家去，过方家渡，就要到庵里去拜“三官菩萨”求其保佑。我上小学前，还到崇本学校的文昌阁和魁星殿祭拜文昌帝君和魁星，菩萨，祈求他们保佑我读书成绩优秀。宗法社会特别强调祖宗基业，好多田产是属于祖宗的。制度规定祖宗产业后代不能变卖、分家，只能按年轮流享用，轮值到的那家有收取田产租子的权利，也有承担那年祖宗生忌日祭祀和清明扫墓等义务。我们家祖父名下，自己只有三亩半田，但是，每年可以轮到平均收入多于25亩田的租子（来年起码有50亩），足够全家口粮。我想，这也许是维系子孙“叶落归根”的主要措施，保证他们退休、失业回家总有一口饭吃，不致无依无靠。因此，黄山人总是活得比较悠闲和懒散的，早上起得很迟。俗话说：“困黄山，坐石埠，再要快活祝家渡”。这三个村镇当年都属慈谿西乡，是比较富庶的。家族中主持祖业运作的长辈就对家族拥有支配权力，决定家族成员命运的重大决策，往往需要得到这位长辈的许可。比如，我家父辈和我是要读书，还是去学生意就业，都要得由伯祖父说了算。这当然也造成家族内部许多矛盾，我母亲就曾为了我的读书问题而与伯祖父据理力争。这里还有一种别地方少有的社会扭曲现象——“堕民”（我们称男的叫“堕俾”女的自然是“堕俾嫂”）制度。堕民是“贱民”社会上没有地位，世代相传，以服，务祠庙为生。做些理发、婚丧喜事吹吹打打的，营生。我祖母在世时，“堕俾嫂”常来家里给祖母“绞面”。一进门对我们小孩就说些“长命百岁”等吉利话，奉承话。我觉得她们很可怜，但也觉得她们属于三姑六婆之流，很讨厌。
  由于地近通商口岸，接触洋务较早，这里也相当前卫，村中自鸣钟、留声机、收音机、照相机，乃至电话、电铃应有尽有，大概是中国农村中最早出现的；而兴办新学、组织消防队，也算是开风气之先的了。北伐成功后国民党政府在这一带实行“二五减租”，恐怕也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崇本学校在农村里大概也算是很先进的，不仅有寄宿生，还有像为珠穆朗玛峰正名的著名地理学家王勤堉（鞠侯）先生那样的大学教授来教书。我听他讲古斯巴达克儿童勇敢、坚强的故事，非常动人。他说，一个小学生抓到一只冻僵了的狐狸，上课时，把它放在上衣里正襟危坐地听讲，狐狸苏醒过来咬他的胸口他也丝毫不动，直到把他咬死倒下，老师才知道。那种纪律性实在令人佩服。崇本学校的前卫性还可从这样一件事上表现出来：1939年，她别出心裁地举办了一次黄山“婴儿健康比赛”，这在当时一般农村是难以想象的。我的1938年下半年出生的堂弟获得了第一名，奖了一块漂亮的“银盾”。
  最后，说说黄山的民居建筑。正屋大都是五间两弄或七间两弄，一、二甚至三进的楼房，一般坐北朝南，第一进往往还有东西两厢房，中间构成有十几米见方的天井，称为“地道”，用于晒谷子，晾衣服，小孩嬉戏，夏天乘凉。正屋当中一间一般是公用的，用于祭祀和婚丧喜庆。房屋两头有高大的“五马”风火墙。通常厨房、柴火间都设在附属小屋里，后来人口多了，房子不够分，也有用边上正屋当厨房的。不少房子门楼、花墙都有精工细致的花卉、松竹、鸟兽、人物砖雕做装饰，显得富丽堂皇。有的还有小花园，有月洞门、假山。清末日本人冈千仞作客黄山，对“大夫第”、“白屋”等民居赞扬有加。虽然，没有新式洋房，但后来一些民居的内部装修还是十分时新的，比如，玻璃窗、纱窗和板窗齐全，房间隔墙用现代型材木版，浅色油漆，线条明快，色彩明亮。西式橱柜、梳妆台、沙发出现于居室，不亚于城市。多数这种房屋的屋顶瓦片下还有一层木质天花板隔层，所以冬暖夏凉，非常宜于人居。不过，我在宁波上中学后，看惯了高楼大厦，假期回家一个明显感觉就是家里房子低矮，屋顶上的瓦片一览无遗。此外，尽管私家住宅比较舒适，但乡间公共道路却很不理想，石板狭窄，凹凸不平，牛屎多多，尤其是雨天，泥泞污秽，走路很不方便。
  总之，古老与时新交织，传统和先进相辉映，随着时代前进在表面宁静的背后潜藏着动荡，这就是黄山。黄山充满矛盾！但是，哪一个中国城市农村没有矛盾？正是这些矛盾，孕育着变革的动力，前进的希望！
  短暂而深刻的历练
  我记得的，并能不时吟唱的，毕竟只有这唯一一首慈湖中学的校歌：慈湖湖水清且涟，阚峰罗列高插天.……
  我与慈中的因缘，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那是1944年，我小学毕业，不满12岁。那时宁波被日本人占领，城里的中学不是停办，就是进行着日伪的奴化教育。我不甘心接受亡国奴教育，面临辍学危险。听说三七市办了一所初中，是慈湖中学搬过去的，属中国政府领导，就非常想去学习。三七市离家远，只能寄宿读书。寄宿需要较多的费用，母亲变卖了自己的嫁妆、几只锡瓶供我交了第一笔学杂费。这样，我得以进入这所中学读书。当时她的名字是“正谊初级中学”。
  记得我是和黄山同乡、我的表舅王仁铎（瑗初）一道，由他父亲带着进入设在三七市“董氏宗祠”的学校的。拜访了校长胡绳系先生，请求他允许先只交半学期的膳宿费，得到他慨然允诺。后来胡校长为人宽厚仁慈的言论就在乡里传诵。
  董氏宗祠是够大的，容纳我们初中三个年级学生的上课、住宿和教师的办公、生活绰绰有余。当然，实验室和操场是没有的。我们一年级的教室设在祠堂正屋西边的偏屋里，隔着一间厅堂，对面就是胡校长的办公室兼卧室。二、三年级的教室在正屋东、西侧厢房的楼上。教室里我们白天上课，晚上点着菜油灯自习，秩序井然。
  1944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转折的一年。我们在沦陷区，也知道德、意已经败退，相信日本也将走上同样下场，急切地渴望抗战胜利。那时，日伪部队通常只龟缩在县城和几个据点，不时出来“清乡”骚扰。乡下广大地区由游击队控制，游击队有国民党游击政府领导的，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三五支队以及地方武装，各方之间呈现犬牙交错，来回拉锯，错综复杂的局面。我们这块地方是共产党三五支队占优势，学校名义上属国民党“游击政府”领导，实际上受共产党关顾，许多年轻教师倾向共产党。尤其是音乐和美术老师，给我们讲了不少共产党领导抗日和陕甘宁边区及延安的故事。我们不仅知道有“蒋委员长，”还知道有毛主席、朱总司令，甚至还有一个“鲁艺”。音乐教师为了使我们不忘根，要我们反复吟唱慈湖中学校歌：慈湖湖水清且涟，阚峰罗列高插天……
  虽然看不到涟漪澄澈的湖水和高插云霄的群峰，我们自以为是传承了慈中的衣钵。
  我们也唱着这样的歌，心目里非常佩服共产党：你是灯塔，照耀着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着航行的方向。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你就是核心，你就是方向……
  三五支队的宣传工作非常出色，每次大一点的战役下来，都会有一些歌，比如沈师桥大捷、东埠头战役、歌颂战争的胜利。其中有这样的词句：何司令，下命令，打他个，下马威……
  这何司令就是三五支队的司令何克希同志。我有幸见到他一次，是我们心目中的英雄。
  打仗会有牺牲，也少不了悼念牺牲同志的悲壮歌词：洪魏郊外，青草青青，新冢清清，在这新坟里，埋着新四军三五支队牺牲兵，同志们……
  部队要整顿，进行军纪教育，就有一些带着调侃色彩的歌词，批评吊儿郎当的士兵：有一个同志叫胡老海，一贯是个皮条三，借了人家东西不送还，甩掉筷子打破碗……
  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把浙东游击区这些歌曲收集起来，那是一大本呢！从这里可以回味那激动人心的战斗岁月和游击队英勇抗战的历史事迹。
  我们沉浸在愉快或悲壮的歌声里，对胜利充满着的信心和希望。一次，三五支队大批人马驻扎在三七市，老师决定发动劳军运动。我们在化学老师的指导下，按照课本上的配方，踊跃主动地买来了许多牛油、烧碱等原料自制肥皂，去慰劳三五支队抗日战士。就是那一次，我在三七市街上见到了我们非常崇拜的何司令，引以为荣。
  现实是残酷的，好景不长。家境的困难和敌人的骚扰，使我们不得继续安宁读书。先是因为再也难以交纳后半学期的膳宿费，从寄宿改为走读。我和王仁铎住在我祝家渡的外婆家，每天带着饭盒走几里路上学，午饭在学校热了吃。但是这样的生活再也没有像住宿时那样自由、开心、充实和丰富多彩了。而且，随着日寇在太平洋战争的节节失利，拼命垂死挣扎，加紧了对游击区的清乡、扫荡，形势日益艰难危险。学校酝酿着向山里搬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渐渐地连走读也坚持不下去了。怀着无限的惆怅，不尽的惋惜，我悄悄离别了老师和同学，离别了那“董氏宗祠”。我失学了，一直到抗战胜利。不久，这所学校也散了。
  尽管在“正谊初级中学”的学习生活是短暂的，对我却是最深刻的历练。1946年，我在宁波中学恢复了中学学习。目睹国民党统治下政府腐败，战火弥漫，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心中燃起了对三五支队的依恋，对共产党的向往。我盼望共产党回来，盼望解放。这股热切的心情奠定了自己人生的道路。而我似乎确实是慈湖中学的学子，因为正谊中学确实承继了慈中的衣钵；因为在我从小学到研究生毕业就读过的九所学校中，我记得的，并能不时吟唱的，毕竟只有这唯一一首慈湖中学的校歌：慈湖湖水清且涟，阚峰罗列高插天……
  记忆中的故乡和母校
  王勉铄
  【作者简介：王勉铄先生于1944年出生在慈城。1980年4月受国家科委派遣到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任科技副领事、科技领事，是我国首批派驻美国的四位科技领事之一。曾任国家科委人事劳动司副司长，驻芝加哥总领事馆科技参赞，驻旧金山总领事馆科技参赞。《记忆中的故乡和母校》糸由作者的2篇文章合并而成。其中《记忆中的故乡》原载2009年12月印行的《古镇慈城》第41期；《良师恩母校情》为母校慈湖中学110周年华诞而作，原载慈湖中学网站】
  记忆中的故乡
  算起来离开故乡慈城至今已经有五十多年了。几十年来虽到过不少地方，印象最深的仍旧是自己的故乡。《古镇慈城》第28期刊登的袁上岳先生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慈城街景的描述，勾起我对故乡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期的一些回忆。
  我小时候住在外婆家，位于慈城尚志路50号（老门牌号），在尚志路的北侧，离大桥头不远。尚志路的南侧有一条河，所以住在路南的人家都必须有桥。一般人家用一块木板当桥，旁边用一根竹竿当扶手，大户人家是石板桥。50号的斜对面（西侧）有一大户人家，我们叫“双块桥板”，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住在里面，走进去后觉得里面很深，好像一直可以通到金刚井弄。西边是姓陈的信客家，他每月两次往返于慈城和上海，给各家各户带东西和信。再往西有一棵几个人才能合抱的大槐树，我们把那个地方叫做“大树下”。再往西是“尚书第”，“尚书第”的大门上方有一块很大的匾，上面写着好像是“尚书第”三个大字。大门里面有一堵影壁，所以从路上看不到里面。大桥头和颜家桥各有一爿小店，可以买到烟酒酱醋油盐糖果等，颜家桥小店还代卖过邮票。
  记忆中的尚志路50号没有看到过门牌，曾经有过木大门，但从来没有关过，后来木门坏了，大门也就没有了。沿街是一堆瓦砾，走到里面还有一大片瓦爿堆，中间形成一条小巷。从大路进来以后往左一拐，先是应家大门，再往里走是应家的旁门，最里面是袁家大门和它的旁门。
  袁家大门由左右两扇门组成，很大也很重，门框由三整块很厚的大石头搭成“T”字型，横梁上还雕着图案。门关好以后，中间用一根很粗的门栓竖直拴住，每晚由各家轮流负责拴门。大门旁边低处有一个很考究的石洞，据说是专门给狗猫进出用的。
  从大门进去是大地道，大地道正对着堂前，堂前坐北朝南，前面有一段很宽的屋檐，大地道的南面隔着高墙就是应家，正厅是二层的楼房。夏天夜里乘风凉的时候，由一家牵头各家凑钱请瞎子到大地道来唱新闻，每天晚上可以听上一段又说又唱的故事。
  因为袁家大门里面的房子很多，解放初期的二五八、三五八、零零七八部队驻扎慈城期间，都在袁家大门的堂前、轩子间和屋檐下住过。部队撤离时，一位姓陈的排长还送过我一本1952年11月“华东暨上海慰问团敬赠”给志愿军的《纪念册》，我一直珍藏至今。据说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生前所在连队也曾经在慈城驻扎过。因为大门里住着部队，所以部队每次在运动场（有时候在普迪二校操场）放电影时，我们一定会跟着战士去看电影。
  袁家大门里面住着许多人家，我们住在袁家大门的西厢里进轩子间西侧。西厢有自己的门，和正厅隔开，进去后是一个小天井，天井里有一棵很大的枇杷树，穿过天井转弯才是里进。我们住的房间坐南朝北，前面是一个小道地。轩子间正上方挂着钱罕先生书写的“知足”两个大字。轩子间里面有一口井，井水清澈透亮，冬暖夏凉。夏天用井水做石花，放在一个篮子吊到井里，几小时后就可以吃到美味的石花。轩子间的南面隔着板壁墙，有小门和应家相通，夏天打开小门吹着穿堂风，吃着石花或者一拳头就能砸开的脆瓜，很是惬意。小道地的西面隔着一堵矮墙就是“尚书第”的地盘了。小道地的西侧也有一棵两个人还抱不了的大槐树，刮大风的时候这棵大树会“嗯、嗯”的响，好像马上要倒了似的。一天夜里，住在尚书第的人把大槐树伸到他们那边的树冠都砍掉拿去当柴烧了，后来说是因为树冠扫着了他们的房子。大槐树旁边有一棵天竺树，每年秋天结出许多红红的果实。小道地的东侧有一块专门用来倒水的地方，上面也铺着石板，但比其它地方稍低一些，可能下面有阴沟，倒脏水后从来没有看到过积水。小道地北侧沿墙的几只花盆种着兰花，开花的时候，香气扑鼻。小道地以北是一个天井，天井东侧是一排四个灶间，西侧又是一个轩子间和两厢房间。飞机扔炸弹的时候，我们都钻到灶间里的八仙桌下，上面还盖了厚厚的湿被子。
  穿过天井往北是一块园地。园地门口的左手边有一个用一块厚石头凿刻出来的大水斗，是给大家淘米洗菜洗衣服用的。这个水斗的四边高中间低，其中一边有一个出水口。水斗旁边是一个四周用石头砌起来的污水坑，这个水坑的渗水性也很好，很少看到过积水。据传阴历七月三十是地藏王菩萨生日。傍晚，我们都会在这个污水坑和小道地的倒水处周围插上密密麻麻的地藏香。污水坑旁边有一条又厚又宽的长石凳。因为园地的地势较低，一刮台风就做大水，污水坑里还常常会冒出黄鳝来，这些黄鳝是驻扎的部队做饭时溜出来钻到烂泥里活下来的。1954年8月刮台风时，我用大脚盆当船在园地里划着玩，还抓到过鱼（大约是随水涌进来的）。
  园地东侧有一棵很大的桂花树和一棵大枣树，旁边有一棵栀子花和绣球花树，北侧有一棵腊梅花树，西侧有橘子树和桑树。桑叶我们每年都用来养蚕，桑葚熟了吃起来很甜。这棵橘子树是橘子核扔在地里自己长出来的，有一年大水把橘子树淹倒了，我哥哥赤脚卷着裤脚管淌在齐到大腿的水里，用绳子把橘子树拉起来，绳子的另一端绑在我们的柴间窗户上，大水退后再在树根的周围用土培实，才算救了这棵树。栀子花很香，绣球花开得很大，我们小孩的两只手都抱不住一朵绣球花。冬天的腊梅开着金黄色的花，也非常香，把腊梅花采下来泡在蜂蜜里，可以用来搽手，防止手裂。每年七月枣子熟了和八月掸桂花的时候，各家各户一起动手，每家可以分到一份。桂花拣干净后装在玻璃瓶里，用白糖腌起来，成为又甜又香的桂花馅，留到过年的时候拿出来用。每家还可以在园地里分到一小块地，种菜种瓜种倭豆，园地周围可以种饭瓜（南瓜）和天萝丝（丝瓜）。园地的东侧还有一些房屋，有一个小门相通。北侧有几只露天屙缸（每家一只），屙缸旁边有一些满堂红（凤仙花）。满堂红开花的时候，女孩子可以用它来染指甲，晚上把它包在指甲上，第二天早上指甲就成红的了。园地的西侧是一排四个柴间，柴间后面隔着高墙又是“尚书第”的地盘了。从园地的后门出去，就是察院巷。
  袁家大门的东厢也有自己的门和正厅隔开，后面有一条小溪，水也很清，溪里常有“亮眼头丝”（一种小鱼）。住在东厢的人家一般不走大门，另通过旁门进出。旁门里面也有一块很大的园地，园地门口有一棵很大的丁香树，夏天傍晚的时候，微风吹过，整个园地都能闻到一股清香。园地的一角有一片竹笆园。一次在大门口发现一条小碗口粗的黄麻蛇，几个人和部队战士一起追打，蛇头钻到东厢竹笆园的围墙下面，一个战士用大门栓顶住蛇身，两个战士拉着蛇尾巴使劲往外拽，但是拽不出来，蛇身仍一点一点往里钻，最后只好抱来一把稻草，用火把蛇身烧断。
  从察院巷后门出去，西侧隔壁就是“双桂坊”，门口也有一块很大的匾，上面写着“双桂坊”三个大字。它的地道南面和西面就是我们的园地。“双桂坊”里的西厢住着一户罗姓人家，我小时候经常到他家里玩。后来才知道，这个“双桂坊”是建于乾隆年间的程氏庆余堂，现在是浙江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察院巷后门对面的大门是察院巷7号（老门牌号），里面也住着许多人家，我小时候常去玩耍。我还用捡破铜烂铁碎玻璃换来的钱制作幻灯机，买来电池和小灯泡，把玻璃裁成条，用墨笔在上面画画当作幻灯片，天黑了请左邻右舍来家里看“孙悟空大闹天宫”和“哪咤闹海”的幻灯。对面的大门里面也有一条小巷，两侧有两块很大的园地，西边园地里有我外婆请人自挖的水井（外婆早年曾住在这里）和一棵大杏树，这棵杏树是外婆有一次吃完杏子把核扔在地里后自己长出来的。西边园地的西侧是“国之重臣”的地盘，隔墙望去，里面一堆瓦爿。
  察院巷不是笔直的，中间略有一个小拐角，它的西段我们叫“前弄”，东段叫“后弄”，前弄比后弄长。前弄的南侧有“尚书第”的后门，北侧有“国之重臣”和“状元第”两个大门，这两个大门常年紧闭着，大门一侧的上方还挂着一顶轿子。再往西是“状元第”的旁门，我们把这个旁门叫做“新状元第”。由于这条弄很窄又有拐角，加上“国之重臣”和“状元第”的大门常年紧闭，前弄给人一种阴森森的感觉。听大人说有吸壁鬼，还有白无常和黑无常，所以我一个人白天也不大敢在前弄走，宁可绕远路走后弄，不得已的时候只好很快跑步穿过。察院巷的路中间有不少很大块的青石板和红石板，表面光滑，夏天太阳晒了以后，光着脚踩在上面直烫脚底，只好一蹦一跳地从路边上迅速跑过。
  从察院巷后弄穿出是太湖路，后弄口有一块约8分的水稻田，在太湖路沿河西侧。太湖路东侧往北是俭德坊，有俭德坊一弄、二弄、三弄，解放前曾经住过国民党部队，往北不远就是普迪二校，还有一座小洋房。
  穿出察院巷的前弄就是民权路，前弄口沿民权路东侧往南紧挨着有一爿棺材店，往北不远就是小关圣殿。小关圣殿内有关公菩萨，殿内北侧有一爿姚姓开的小店，南侧放着救火队用的器具，殿外有居委会（解放后）办的一块黑板报。殿的对面是戏台，平时都关着，一般只有过节的时候才会打开门窗，有一次小学组织在小关圣殿表演节目，我姐姐还在戏台上打过链枪。小关圣殿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有一爿制鞋店，还设有邮局的信箱，代卖邮票。人们自己纳好鞋底，做好鞋面，送到鞋店缝制，绱好的新鞋一般都要等到大年初一早晨起床后才允许第一次踏地。
  民权路西侧也有一条河，向北一直到小关圣殿，与中华路的河相接。从察院巷的前弄穿出过河往西有一条路（三民路），沿这条路往西不远的北侧是后来成为尚志小学分部的北城小学，小学门前也是一大堆瓦爿。北城小学的北门在中华路。
  解放前的慈城先后有过10所小学，它们是尚志小学、中城小学、藕田小学、普迪一校、普迪二校、北城小学、东城小学（在小东门附近）、正始小学（在大东门附近）、南城小学、西城女校（上世纪二十年代著名作家冯雪峰曾在此校任教）。解放后，尚志小学叫做慈谿城区一小，中城小学叫做二小，藕田小学叫做三小，普迪一校叫做四小。我父亲还把我姐姐和我在解放前“慈谿县尚志小学”和解放初“慈谿城区一小”的校徽一直保存了下来。
  刚解放的时候，尚志路50号属于孝东镇的太湖居民区，后来孝东镇和孝西镇合并，太湖区撤消，察院巷北侧划归北门区，南侧划归新民区，尚志路50号属于新民区。那时候，居委会不定期送来《宁波大众》，每周组织大家读报。放暑假和寒假的时候，我就成了读报员。
  解放前与解放初期，慈城在每年的儿童节要举行一次儿童健康比赛。有小孩的人家可以把自己的小孩抱到大关圣殿参加评比，现场非常热闹。谁家的小孩养得最好，又白又胖，谁家就可以得到奖励。
  小时候最盼望的是过年。快到过年的时候，舂年糕，做印糕，磨水磨米粉，左邻右舍还常叫我去帮忙杀鸡，杀完后会给我吃一碗香喷喷的汁水年糕汤。除夕晚上，外婆把钱用红纸包好后放到我们枕头下面。大年初一开始，大头和尚、马灯、车子灯络绎不绝，可以化很少的钱请他们进门来表演。
  过了春节，我们会到东面的城址楼墩或者运动场去放鹞子，到野外拔麻结结和苘（qing）回来裹团吃，拔地官葱回来烧河鲫鱼吃。农历二月初二还要吃水绿豆糕和茯苓糕。
  开春以后，结鸡的人会走家串户上门给小公鸡结扎，结完后叫做“细鸡”（阉鸡），将来吃的时候味道比公鸡好吃。到了伏天，有钱人家会给需要补养的人吃整只的小阉鸡，叫做“伏鸡”。
  到了立夏，要做茶叶蛋和倭豆糯米饭吃，小孩子要整根的吞下两根小而嫩的脚骨笋，不许咬断，以保证一年脚骨硬健。五月初五（慈城叫“五月冬五”）过端午节的时候，要买乌馒头，吃粽子，搽雄黄，挂菖蒲，做香袋，小孩子要过秤。到了八月十六过中秋节的时候，要买月饼吃，用芋艿炖鸭吃。到了冬至夜，要烤上一锅菜，里面煨上大芋艿头，灶眼里煨上番茹，吃起来特别香。到了腊月二十三晚上，灶王爷要上天，家家户户祭灶，要烧祭灶马，摆祭灶果，几天以后，这些祭灶果就成为我们小孩吃的闲食了。小时候还希望大人能经常做祭祀，因为做祭祀时要做很多好菜，做完祭祀后就可以吃了。
  过年的时候，街上能买到新一年的历书。历书上除了有月历外，还有马灯调、月令歌等。我在陈排长给我的《纪念册》上还记下了1955年历书上的马灯调和月令歌，现在看来，真有些当时的时代气息。
  良师恩 母校情
  1961年，我们唱着毕业歌离开了母校，奔赴祖国的四面八方。五十多年来，我只回过几次母校，但是无论走到哪里，中学时代的情景常常在我的脑海里回荡。
  中学是一个人从少年到青年，学知识、打基础的时候，是一个人的人生价值观逐渐形成的时候。我在慈湖中学（当时叫做“余姚第二中学”）从初中到高中整整六年。对于我这个后来学习理工科专业的人来说，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文学、语法、拼音（当时的初中把语文分成三门课来学习）和地理、历史、生物等很多知识都是在慈中这六年里学的，至今一直受用不尽；慈中培育磨练出来的吃苦耐劳、积极向上精神，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一直有着很大的影响。
  在纪念母校慈湖中学诞生110周年的时候，我深深怀念在母校六年的中学生活，怀念我的师长和同学。最近我再次翻阅母校的《百年校友录》，数了数曾经直接教过我的老师，至少有四十位之多。王文川、冯孝悌、叶炜、冯明、唐觉因、袁宗宪、李武纲、钱钟、夏家骢、张方正、包国栋、陈瑶冠、陈蔚仁、郑尔明、倪典、阎定国、忻天趣、忻天曙、张秀珍、徐翁迪、包青..，这些老师的音容笑貌和往事至今在我的脑海里仍有很深的印象。慈中的老师是一支高水平的教师队伍，他们在母校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把一批又一批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适应社会需要的有用人才。在这里我回忆母校的三位班主任老师和英文老师，回忆母校生活里的点点滴滴，借以表达我对母校老师们的怀念和感激之情。
  1955年我从慈城一小（尚志小学）考入慈中时，分在初一（2）班，班主任郁祥麟先生教我们文学课。记得第一课是《诗经》，接着是《论语》。郁祥麟先生要求我们一定要像唱歌一样地朗诵这些课文。他戴着金丝眼镜，眯着眼睛，摇晃着脑袋，领着我们一句一句地反复背诵：“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彼采萧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由于像唱歌一样的背诵，记得特别牢，至今一些句子仍能信口唱来。郁祥麟先生是我的古文启蒙老师。后来由于班里来自余姚横河和慈城两个地方的学生之间经常吵架，一年后学校撤消了初一（2）班，我被分到初二（5）班。郁祥麟先生随后也离开了学校。
  初二（5）班的班主任是赵慧媛先生，也是我们的文学老师。她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家住民权路，离学校不远。她教书育人，讲课非常认真，课堂上对大家要求严格。作为班主任，有时候她还把全班同学叫在一起开会，但在课下和大家相处得很好。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我们班在另一堂课（记不得是什么课了）的课堂秩序很乱，对任课老师不够尊敬。赵慧媛先生知道后，在第二天的文学课上给大家整整讲了一节课的课堂纪律，希望我们好好学习，严格要求自己，不要辜负老师和家长的希望。说着说着，她把教室的门轻轻关上，竟止不住流下泪来，这时候教室里的空气好像凝聚了一样，大家鸦雀无声，知道她真是对我们恨铁不成钢！从那以后，我们班的课堂秩序再没有乱过，大家对她更加尊敬，也更觉亲近。有一次赵慧媛先生病了，没有来上课，我和很多同学知道后，都分批到她的家里看望。遗憾的是离开母校后我一直没有见过赵慧媛先生，2008年听说她与世长辞。
  高中的班主任是徐爱凤老师，她教我们的政治课，因此我们还给她送了一个雅号“挂帅”老师。政治课的内容主要是学习时事和形势，没有统一教材，完全靠任课老师自己安排。那几年，“以粮钢为中心”、“增产节约”、“大办农业”、“全民皆兵”等政治学习一个接着一个。徐爱凤老师请公社党委书记、慈东管理区主任和上岙生产队长给大家讲农村形势，请当地驻军教导员讲革命传统，从报纸上挑选重要社论让我们学习，组织大家学习周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要求熟背其中重要段落。后来还组织我们学习哲学知识，学习毛主席的《矛盾论》。由于没有政治课本，我就把解放初期二五八部队一位姓陈的排长送我的“华东暨上海慰问团敬赠”给志愿军的“纪念册”，和邻居送我的“中苏友好”精装日记本拿来作为政治笔记本。因为是解放初期的志愿军纪念册和“中苏友好”精装日记本，我一直保留至今。现在翻开来看看，一些往事又会在我的脑海里再次泛起。
  徐爱凤老师小小的个子，年龄比我们稍大几岁，每次劳动都和我们一起干活。记得有一次到农村劳动，我们男同学住在一个仓库的二楼，在地板上打通铺。每天晚上熄灯以后，大家总是天南地北说个没完，但是只要听到楼梯的脚步声，就知道是“挂帅”老师来查铺了，立刻变得鼾声大振。她拿着手电筒，总是小心翼翼地围着通铺走一圈。有一次，有位同学听到“鼾声”实在忍不住了，扑嚓一声笑了出来。徐爱凤老师就说，我在楼下就听到你们说话的声音了，不要再说话了，赶快睡觉，明天早上还要起来劳动。徐爱凤老师后来同史瑞余老师结婚，就住在五三楼楼梯旁的小屋内。毕业以后，我听说徐爱凤老师病了。1999年5月我回国休假期间，和我的姐姐一起，同杭州的王子卿和宁波的姚重一同学回慈城扫墓，姚重一把在宁波的同班同学都召集在一起聚餐，还请了徐爱凤、史瑞余和张方正老师。大家拉着徐老师的手，都祝她健康幸福。
  我的英语启蒙老师是王文川先生。他严谨的文法（听说他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过《英文法讲义》）、熟练的书法、美国腔的发音和注重基本功训练的教学方法，使我终生受益。他走路时一摇一摆的样子，说话时略带一点上虞口音，每次拿着英语课本，微笑着走进教室来给我们上课，在我的脑海里一直有很深的印象。我自1979年初奉调到国家科委从事科技外事工作，直到2004年底退休，二十多年来曾出访欧、亚、非和拉丁美洲的二十多个国家。1980年起，我先后三次被国家派到我国驻休斯敦、芝加哥、旧金山总领事馆工作，在美国十余年。在没有经过外语专业培训的情况下，二十多年来我能够用英语对外工作，靠的就是王文川先生给我打下的扎实基础。
  记得王文川先生为了让我们正确掌握英语的国际音标，对不易发音或者易于混淆的几个音标，还专门用慈城话给我们注音。例如，将五个比较接近的元音[i：]、[i]、[e]、[[爱]、[鸭]、[压]来注音，[〓]、[A]分别用[衣]、[壹]、使大家很容易体会到这五个发音的舌面一个比一个低。王文川先生在将两个摩擦音[θ]和[〓]注为[四]和[是]后说，大家在发音的时候，只要先把舌尖伸出来，放到上下牙齿之间，然后再发[四]和[是]的音就可以了。在发破擦音[tr]的时候，一定要把第一个辅音[t]软化为慈城话的[吃]。他还将[r]用慈城话“捋”胡子的“捋”来注音，一面发音，一面用手比划着捋自己的下巴，使大家一下子记住了这个发音。王文川先生还教我们如何用几个简单的符号在元音字母上面标注读音。例如读长音的标为[—]，读短音的标为[∨]，后来我凡遇到新的单词，都用这种办法来标注发音。在教语法的时态时，王文川先生则把英语动词的不同时态同汉语的不同副词对应起来，使我们能够比较容易体会这些时态的区别。
  我们读高中的三年，政治运动一个接着一个。除了课本之外，王文川先生还经常给我们补充一些新的词组，包括日常生活用语和政治用语。他把这些词组叫做成语，要求我们牢记熟背。他经常从《英语学习》杂志上找一些新的句子和名词，例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大炼钢铁、党的领导、阶级斗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术语，都及时在课堂上教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在英语方面也跟上时代和形势发展的步伐。1961年高中毕业后我考上北京工业学院。由于五十年代受“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影响，全国绝大多数中学的外语开设俄语课，全系一百多名新生里只有五人在中学里学的是英语。学校把全校学过英语的新生集中在一起，但是水平参差不齐。编班时举行一次摸底笔试，主要考语法和词组，里面有一些内容就是从《英语学习》里选的。由于王文川先生一直注意让我们跟上形势学习，卷子里的一些新词组我都已经学过，加上语法基础好，所以我比较轻易地通过了这次摸底考试。高中读过的英语课本，我后来一直保存到第一次到国外工作之前。
  王文川先生很注意大家的基本功训练，要求大家对一些最基本的单词都能做到背得滚瓜烂熟。例如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一年的十二个月，一星期的七天，小时、分、秒，从一到十二和十、百、千、万、十万、百万的数字等等，他都要求大家能够做到倒背如流。背颂单词时，他要求大家先读一遍单词的每个字母，接着读出单词的发音，这样做的结果是便于默写单词。我记得最牢的一个单词是星期三Wednesday，其中的d是不发音的。他要求大家能大声朗读，一定要读出声音来，要大家把整段整段的课文背下来。所有这些，都对我后来的工作带来莫大的好处。
  上世纪五十年代，学校的生产劳动比较频繁。开展勤工俭学，到东悬岭开荒种番薯，在后山种马铃薯，在湖边种菜，拆坟造小高炉大炼钢铁，修英雄水库和黄夹岙水库，办酒精厂，挖泥炭（一种很劣质的煤）办细菌肥料厂，挑灯夜战拓土坯办砖窑厂，背毛竹，烧焦泥，堆绿肥，捞水浮莲，捞屙缸沙，在西湖挖湖泥，在东湖南面的葛家祠堂养猪，挖红刺根，养小球藻，到公社参加“双抢”“三抢”劳动，到妙山农场车水第一次挣工分，..，有几个学期开学注册时，每人都要带一把锄头。
  能够想起来的劳动场面有很多很多，一件件、一桩桩，越想越多，特别是捞屙缸沙的情景我记得特别深刻。那时候每家每户都有屙缸，据说屙缸里不能没有缸沙，否则就没有肥力，它是肥的精华，换肥的时候屙缸沙特别值钱，一般人家还不愿意把缸沙换出去，所以我们实际上是去“偷”屙缸沙，只能半夜三更摸到别人家去捞。我们三个人一组，白天先侦察好哪里有人家的园地可以推门而入，或者外面有露天屙缸，约好时间，半夜带着手电筒和便桶，摸到别人家园地或者露天屙缸。我的任务是捞，把整个右臂的衣服袖子都脱掉，肩上披着外衣，另一个人负责打手电，还有一个人负责前后照应。黑夜里看到屙缸上面漂着一层黄黄的屙，我们先用棍试试深度，觉得用手能够到底后才开始捞。第一次捞的时候，真有些不敢下手，但是一想到下面有缸沙，就不顾一切地把手臂伸了下去。开始还用一个小破碗舀，但是每次都有半碗汤，放到桶里很占容积，后来干脆直接用手到缸底去摸，摸到后就用手一把一把地抓上来。屙缸沙又黑又亮。就这样，我们一直捞到下半夜两三点钟才各自回家。我的外婆每次都在家里等着我，回家后，用热水、香肥皂好好洗洗，换上干净衣服后再睡觉，第二天带着屙缸沙，照常到学校上课。参加工作后下放锻炼时也遇到过脏活，我想自己连屙缸沙都能下去捞，其它那些脏活应该都不在话下了。
  1997年北京成立了慈湖中学北京校友会。十多年来，校友会的会员队伍不断壮大，目前（2012年）在册的已有105人，而且多数年份都有40人左右出席年会，2007年以来始终保持在46人以上，大家积极参与校友会组织的一些活动。最近我对北京校友会十五次年会的出席情况做了一个统计，在115位会员中（包括已经去世的10位），只有15位会员由于年龄、身体或者当时不在北京等种种原因而没有出席过年会，100位（占87％）会员至少出席过一次年会。有的即使没有出席年会，但每次会费照交不误。是什么力量使这些年龄届次不同、个人经历各异、过去未曾相识的人自觉地聚集在一起？我以为是对母校的怀念和感激之情。母校情是校友会的凝聚力所在，是团结广大校友的关键所在。
  修旧如旧的慈城
  应平书
  【作者简介：台湾著名女作家应平书，祖籍慈城，出生于1952年。现任台北昆剧团团长，专栏作家协会、妇女写作协会秘书长，宁波同乡会刊主编，台湾慈谿联谊会首任会长。出版有《激情手记》《笑看日出》《奇奇历险记》及《美芸的两个生日》等书。本文原载2014年1月印行的《宁波同乡》538期】
  是在十一月初凉的季节，十八日上午从台北出发的时候，气温不算太低。可是，飞机飞抵宁波栎社机场的时候，天下起了细细的小雨。
  多次回乡总是细雨相迎，这样的毛毛细雨似乎令我更觉家乡的美丽。这次是在慈谿市的邀请下，组织了我们台湾慈谿新旧乡亲第一次的返乡访问团。下了飞机之后，慈谿台办主任叶新苗和张亚群小姐早已等在门口，第一站的行程就是慈城，原本是要参观县衙门和孔庙。我因为以前多次来访，对此二景点已十分熟悉，这次和哥哥一起回来，他提起，想找我们祖父出生地所谓应家的柴房及我们应家的祖祠。叶主任十分热心，联络了江北区（慈城现属宁波江北区）台办副主任姚杰。我们牺牲了参观活动，坐上了姚副主任的车子。这时和我们同宗的应镇国先生，听说我们要去找祠堂，也放弃参观和我们同行。
  对于老家慈城，最早是在一九九九年陪同父亲，由住上海的二姐、姐夫派车前去，第一次到父亲出生位于察院巷的老宅。犹记得上午从上海出发车到慈城已近午，我们在慈城最热闹的大街找了个家庭式的小馆，父亲点了一桌子的家乡菜，我们连同司机只有五人根本吃不完，但那是老人家一种思乡情怀的舒展。倒是结帐时，好像只有三、四十元人民币，令我吃了一惊，怎么这么便宜。
  那时的慈城，满街都是三轮车，感觉就像五十年代的台湾小镇。我们的老家，因为一直有亲戚照看，房子虽已无人住，但古朴的感觉仍在，隔壁也还有邻居居住。父亲原想去看找应家祖祠，但因为整个慈城都是小街道，父亲记得的都是老地名，我们的司机是从上海来的，又顾虑还要开三个多小时才能回上海，所以只在老家转了一圈就回上海了。我记得老家已空无一物，但屋内很干净，还有个小阁楼，如果略为整理还是可以住的。
  后来先后在2006年、2007年到慈城旅游过二次，感觉上时光在这里是静止的，而且每间房子长相好像也是一样，到了这里，反而令我这在城市长大的人不敢乱走，深怕一转弯就迷路了。但在杭州湾大桥开通后，听说慈城要改观了，我几次回宁波却也没再回老家。二年前听说我们老家邻居失火波及旧居被烧了，可因为慈城已被规划为古镇，已不太可能重建，老屋已成废墟。
  所以这次哥哥提出想到几个应家在慈城的纪念地如我们应宅、应氏祠堂、福字门头去看看，我也十分心动。只是这些我们知道的地名，都是在祖父留下的家谱中记载的名词如慈谿巷、杨家巷、察院巷等的旧地名，只好由叶主任转请姚杰副主任协助，所以姚副主任特地亲自开车来为我们寻根，真令人感谢。
  而姚副主任又特别找了在慈城镇政府工作，熟悉当地路线的缪波池先生，在缪先生的指引下我们很快到了察院巷的老宅，正如所知这个旧居被火烧了之后，已被封锁，而且未来也要规划收购整建，而这老宅原本不是我们应家祖产，而且祖母葛氏娘家的祖产，因葛家无后代而送给了外孙。我们应家真正的旧居，也是我祖父出生地是察院巷后面杨家巷应宅。她就在察院巷的后面。
  应宅，目前是中国区级文保单位，位于慈城杨家巷15号，建于清乾隆九年（1744年）。根据文献记载，今存东厅、照壁、影墙等。东厅西间的天花板上有统漆花草，较为罕见。宅之正南大门外有一大型照壁，三开间，高约4米，全长7米。下端为石砌须弥座，刻有卷草、凤凰、牡丹等图案，上端的砖雕图案有喜鹊、腊梅、双龙抢珠、白鹤、桃花等。
  因为，应宅尚未进行整建，我们去的时候，外面的高墙和照壁虽保存完整，但整个内部真是破烂不堪。所以哥和镇国兄只在门前留影，作为纪念。
  接着要找的是福字门头。此宅原为明嘉靖间布政史冯叔吉故居的一部分，后因冯氏后裔衰落，卖给应氏，改建院落，大门东侧，为衣架锦式屏门二扇，牌科式；二门的照壁在南端，有一砖刻大慈城慈孝馆“福”字，故称福字门头。
  此宅前厅为五开间，通阔18.8米，时浮9.9米，明间为抬梁式，平梁上支蜀柱，前中柱金檩下的童柱下端为舌形，而前后上金檩下的童柱为方形，后金柱前名柱头皆施十字科，前檐柱为小八角，下为方形腰沿柱基，其余柱其皆为扁珠形，柱头卷杀，梁袱间隙用芦苇为心，谷壳拌泥抹灰，硬山屋顶，明间后方两檐柱旁砌八字形墙，上端斗砖雕做出斗拱，后墙中间辟有主架锦式门。朝北一面有门楣题额上款书“乙丑冬月”，中题“泽流思顺”，下款书“陈鸣宝题”。后进为三合院，有左右厢房，皆为楼屋，经考证，前厅具明代建筑之特点和风貌，后楼建筑为清初其之风貌。
  最后也是最困难的，就是到底我们应家慈谿巷的祠堂在那里？因为现在已无慈谿巷，只见缪先生不停打电话，最后总算知道慈谿巷就是现在的太阳殿路。但是在太阳殿路那里呢？先是以为在冯俞宅，后来确定是现在太阳殿路23—25号的位置。在那里只留下墙头上的一个魁字可以确定这是我们的祠堂。我们到此怅怅然，只能空留余思。
  这次到慈城，看到了不少修旧如旧的古迹正在陆续修复中，除了早已完工的县衙门、孔庙等，又陆续有冯俞宅、冯岳彩绘台门、甲第世家等。算是中国极少数保存较为完好的县城，保存了完整的传统生活结构方式。
  在很多旅游传单中都会这样介绍这个城镇：“保留下来的传统建筑中不但有大量的民居建筑，还有孔庙、会馆、牌坊、古井等公共建筑、构筑物。遴选出来的慈城古建筑群是其中最优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其中孔庙布局完整，规模宏大，为浙东地区现存最为完整的文庙，反映了儒学在传统生活中的重要性及其深远的影响。明代的甲第世家、福字门头、符卿第、布政房和清代的冯宅等名人故居，做工精致，用料考究，是当地民居的代表作，其周围仍保留了完整的传统街区，历史环境未有大的改变，集中地反映慈城明清时期建筑风格和生活气息。冯岳彩绘台门是江南彩绘的重要实例，具有宋式彩画的遗风。”
  我们那天虽然只是坐在姚副主任的车上，大略绕了大半圈，但已充分感受到这个古城的变与不变。
  变的是整座城都明显整洁、美丽，而且所有已整建后的旧宅四周垂柳、修竹，走在期间充满古意；不变的是城内交通仍赖三轮车、老百姓依旧在午后休闲的晒太阳、打牌，古镇的古建筑确实也都留下来了。当然我们看到有很多的空屋，但基本上她们将来都会以原貌保留。如果只就这点，还是令人开心的。相对于其它地区的完全改观，后代人完全找不到祖先住所，我们家的后代始终是有“家”可回的。那天在车上，我看见有位老先生用人力拉货车后面载的不是货而是另一半4，这就像我们台湾早期农村的景象。姚副主任说，这是慈城百姓普遍的生活景象，有些人家门口摆着自己做的年糕出售，暖阳照在大地，在这里时间似乎真是静止的。在这样一个回乡的午后，虽然只有短短的三个小时，但收获是满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