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有道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也是时代的结晶。当然从广义上讲，时代是最重要的环境因素。正如近人所言：人才之兴也，因乎地理，实因乎时势。1近代以来，在宁波江北这一论土地面积不到一般县域1/5的弹丸之地走出一批批在全国各个领域出类拔萃乃至世界上都响当当的人物，而且高潮迭起，经久不衰，这在中国人才史上都是相当罕见的现象。无疑江北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区域环境铸就了这一辉煌，其中以下三个方面的因素尤为重要：
  （一）亦农亦商的经济环境
  历史上，现江北一地尤其是旧慈谿山南地区农业生产较为发达，特别是经济作物的种植唐宋以后相当普遍，成为当地农民收入的重要补充。但明清以来由于人口的大幅度增加，可耕土地严重不足，使人多地少的矛盾日显突出。到清代，即使与同样处于人多地少困境的邻县镇海、奉化相比，当时慈谿县的情况尤为严重。据康熙十年（1672）统计，慈谿有26246户、63184人，镇海13150户、33279人，奉化17149户、44772人，而当时三县的田地面积大体相近。40年后，慈谿又增加近3000人，而同期的镇海只增加242人，奉化增加123人。2如此人多地少的困境，在农业生产技术难以突破的情况下，农耕文明的发展到了尽头，迫使人们寻求农业以外的出路。
  与农业上的困局相比，江北一地的商业不仅源远流长，绵延不绝，而且近代伊始的江北岸更以独特的区位优势成为宁波现代商业贸易的集聚地。位于慈城南面的句章是宁波最古老的港口，开始于秦朝，后移至三江口，被认为是当时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的四大港口之一。故此地素有对外贸易的传统。到明代，以县城慈城为核心的慈谿县域商品经济已经相当活跃，当时慈谿一地市镇林立，集市贸易十分繁荣。有学者指出明清时期慈城一地经济已经从农工商并重转向以商业为重，确非虚语。3而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吸引大批域内外商人来此贸易，而且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与思想观念，刺激本地商人走出去经营。4所谓“古道遗风鲜有存者”，5从商、崇商的社会氛围已经形成。
  鸦片战争后，江北岸独特的区位优势受到了西方殖民者的青睐，传教士、外国领事、商人等纷至沓来，并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外人居留地。作为近代宁波开埠标志的江北岸外人居留地，到19世纪末，已逐渐发展为五洋杂处的洋场，更成为近代宁波对外交通与贸易吞吐的必经中枢，宁波最早的近代商业、服务业均在这里兴办。史称江北岸“道、咸以还，轮船麇集，市肆栉比，洋场风气，濡染较先。兼之汽车、铁道、轨辙交错，人杂语庞，匪复昔比。”6清末民初的江北岸成为近代宁波经济最活跃的地方，呈现出一片兴旺景象，其中位于外马路、中马路的外滩成为店铺林立，人声嘈杂，码头连片，汽笛声回响的地方。当时，旗昌、太古、三井、怡和等许多著名的洋行都在宁波外滩设有分支机构。1890年，在外滩的外国公司与洋行达28家。7在此前后许多著名的中国金融、贸易、航运企业也纷纷进入江北。成立于1872年的著名洋务企业——轮船招商局次年就在江北岸设立分局。1875年，又建造起码头。中国最早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成立的第二年即1899年也在江北岸设立兑换处，后发展为除上海以外的第一家分行。
  显然，与传统商业相比，近代商业贸易业的发展更加迅猛，对人们的冲击与影响也更为巨大。与自给自足的凝滞的农业经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商业的发展不仅使当地的经济充满活力，而且使人口的流动成为必要和可能，从而为人才的成长乃至脱颖而出提供了社会条件。
  （二）持续发展的文化教育事业
  人才之兴，始于教育，根基于文化。历史上以慈城为县城的慈谿文化灿烂，教育发达，学风鼎盛。宋雍熙元年（984年），慈谿即有县学之设。庆历八年（1048年），时为鄞县令的王安石还特地写了《慈谿县建学记》。特别是南宋以来，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下，以孔庙为枢纽的官学和以书院为核心、私塾为基础的私学相辅相成，推动慈城文化教育事业的持续发展，使之成为浙东学术重地和教育名城。其中由南宋大儒杨简创办的慈湖书院一度成为全国著名的书院之一。文化教育的发展，使慈城历史上呈现人才辈出、群星璀灿的景象，其中尤以科举人才众多而闻名遐迩。唐宋以来，慈城以534名进士、5名状元、1名榜眼、3名探花、3名会元（省元）以及2400多名举人的耀眼数字，成为名符其实的科举名城。8
  与此同时，以商人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办学活动在江北一地由来已久并持续兴盛，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特别是清末以来，以商人为代表的民间社会助学高潮迭起，蔚为壮观，乃至成为江北人的价值取向与目标追求，从而汇成为推动地方教育事业发展与进步的强大力量。助学主体由传统官绅转近代商人，助学形式更为多元。在近代中国长期处于贫困落后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江北近代教育得以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无疑在于民间助学活动的广泛开展。如1909年慈谿县以旅外商人为主的私人捐助教育费22554元，占当年教育经费52％。民间助学活动的有效进行不仅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而且有力地推动全社会尊师重教风尚的形成，更为普及新式教育以及探索新式教育的发展途经提供了珍贵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在商人主办的学校中，十分注重教育与实业、社会的结合和协调发展，积极与世界潮流接轨，如重视英语、计算科目以及教学实践环节，以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形式实现对新式教育本土化的改造，从而有力地带动宁波近代教育的革新与发展。同时将行之有效的企业制度引入到教育领域，从而为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民国时期江北许多学校都设立校董制度，对学校的经济与发展方向负有全部责任，这是近代商人根据企业的投资制度与西方教育的某些成例所建立的教育投资制度，它实际上是商人自发组织的教育慈善基金会，而不是绑在某个企业或个人身上的负担，因而它不会以企业或个人的兴衰而起落。
  商人办学方面钱业巨子秦润卿堪称典范。其办学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致多年后从慈城走出去的台湾著名实业家应昌期对其赞颂不已，说“近代尤为令人钦佩的要数抹云老人秦润卿了。他一生热爱故乡的公益教育事业，先后筹资创办了宁波效实中学、慈湖中学、普迪小学。……秦润卿还筹资创办了抹云楼图书馆，将天一阁、醉经阁流失的图书珍藏于阁中。受到故乡先辈的影响，这些年来，我这个游子也为家乡的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尽了一点绵薄之力。”10
  1915年秦润卿联合李寿山、王荣卿等旅沪同乡集资12000元（约值现人民币五六百万元），在慈城西郊创办“普迪学校”。寓普及文化、启迪民智之意。为了办好普迪，秦润卿聘请鄞县名士谢缄三为校长，并将学校一切事务托付给他，自己则担任学校董事会的董事长，负责筹集办校经费等。学校对于那些贫寒子弟，免收学费并供应纸张文具，以至被人看作贫民学校。学校的日常开销、教员工资等，全部由秦润卿负责筹款拨给。
  远在上海的秦润卿对学校的发展一直予以关注，对教师更是备加爱护。他深知办好一个学校的关键在于教师，为此努力为教师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教师只求安心教学，待遇从丰，全部经费由润老筹拨”。111932年冬，校长谢缄三因病去世，秦润卿闻讯后，“特地从上海专程到慈城主持追悼会，在会上致悼词时，润老声泪俱下，全场为之感动。
  多年后，”12从慈城走出去的台湾著名实业家应昌期先生还对普迪学校赞不绝口：“更令人称颂的是，凡进人普迪小学读书，都可以完全免费，课本、练习本、笔墨，全可都不要钱，这普迪小学便是专门给穷人孩子读书的，而有钱人家的子弟还进不了这所学校的大门哩！学生毕业后，成绩优良的，还给介绍工作。这在当时国内可是一件罕见的培育贫民子弟翻身的事呢！穷人的孩子能不高兴么？”13
  1933年，慈谿县政府拟创办慈谿县立中学，邀请当地名儒杨省斋、杨逊斋及秦润卿等人商议，希望他们支持，并请陈谦夫任校长。秦润卿即捐银千两表示支持，后来他又捐资协助该校在原慈湖书院附近购地数十亩扩建校舍。慈谿县立中学即后来的慈湖中学，在秦润卿等旅外慈谿人的大力支持下，迅速发展成为浙东一所著名学府。
  民国时期慈谿被认为是近代浙江教育最发达的一个县份，据统计，1925年初，全县就有各类小学138所，教职员512人，学生9266人。14一大批贫寒子弟即是在秦润卿等呵护下得以接受现代教育而后走上社会，走向海内外的。如早年就学于秦润卿创办的普迪二校的袁上岳先生半个多世纪后充满感激地说：“自己经历了一个白读书，苦读书，读好书，甚至白吃饭的求学过程。我今已年逾八旬，抚今追昔，除了应该感谢培养我的学校和老师外，更值得缅怀的是那几位创学办学的先贤。他们栽播的读书种子，不但早已开花结果，而且弘扬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崇高道德，对于我国当前科教兴国、建设希望工程、适应国际人才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复兴中华民族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袁上岳还表示“现在全国富人日益增多，凡富裕而有志于爱祖国，爱家乡，造福于桑梓，积其德于子孙的人士，对照先贤的榜样，其自勉兮！”15
  显然，近代以来弹丸之地的江北能成为各类人才的摇篮，无疑得力于其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与基础教育的普及，而这方面以新式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大力支持和参与教育事业居功至伟。
  （三）西方文明的深入影响
  进入近代以来，以江北岸外滩为中心，以洋货与传教士载体的西方文明纷纷深入江北城乡各地，对推动人们了解与认识西方文明发挥了重要作用，许多江北人即是由此接受和认同西方文明进而模仿与追求，从而成就自己的事业。
  到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江北岸为据点的洋货已深入江北各地，并为人们广泛接受，所谓“农夫醘妇通体洋货”。同时江北外人居留地市政建设开始起步。特别是1898年江北工程局设立后，江北市政建设有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且引入西方的市政管理措施，使市政管理专门化、法制化，从而有力地改善了江北市容市貌。宽敞的马路、整洁的街面以及电灯、洋房、教堂，西方文明在这里集中展示。
  期间，外国教会及其传教士在江北一带积极从事文化教育、医疗及其他社会公益活动。一种完全不同于传统文化的西方文化以各种物质或精神的载体直接呈现在江北人的面前。教堂、报刊、学校、医院以及近代市政设施纷纷在江北岸出现，这不仅为外滩增添了许多新鲜色彩，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江北走向近代化的进程。1854年江北岸出版了第一份近代报刊《中外新报》，它是外国传教士在中国首批出版的中文报刊，比上海第一家中文报刊《六合丛谈》早3年，为浙江省新式报纸之始。之后，又相继有《宁波日报》、《甬报》等近代报刊出版。这些教会创办的报刊，除了明显的“文字布道”作用外，也刊载一些“西学”和“新学”。为长期处于闭关自守的宁波人打开了一扇窗户，使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过来，看到世界之大，西方文化之奇，新事物、新知识迭出，反顾自身种种弊端，从而激发起自强的决心。自此以后，宁波人自己的报刊陆续出现。传教士也是宁波近代印刷出版业的始作俑者。1845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将原设澳门的印刷所迁至江北岸，定名为“华花圣经书房”。同年9月，投入使用。印刷机器来自美国。1860年迁往上海，并改名美华书馆，后发展成为外国传教士在中国所办规模最大、设备最齐全的机械化的印刷出版机构。其中在江北的15年间共出版了100余种西方书籍，其中宗教类占81％，科学文化等占19％。
  外国传教士在创办近代学校上取得了更大成就，而江北岸是他们办学的一个中心。随后慈城、庄桥、洪塘等繁华之地也有教会学校的设立。1844年即宁波开埠的当年，英国基督教长老会东方女子教育会的传教士爱尔德赛从南洋来到宁波江北岸传教，自费创办一所女塾。这是浙江第一所洋学堂，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女子学校。之后，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江北槐树路开办了浙江境内最早的男子洋学堂。19世纪60年代起，宁波教会学校进入了迅猛发展阶段。不仅数量猛增，而且规模也不断扩大，并开始出现教会中学。如1881年北美长老会在宁波江北岸设立的崇信书院，1912年改为崇信中学。据《宁波教育志》载，到1912年，西方国家在宁波已经开办了18所新式学校。这些按西方模式创办起来的学校，带有许多中国传统书院不曾有过的新鲜气息，对宁波传统的教育体制产生了撞击，促进了宁波教育的近代化。从教育内容看，宁波各学堂所学的内容开始采用西方的教学体系，教授曲线学、微积代数、三角几何、外语等。如华英书馆就由出国留学生教授英文、算学。洋文书馆开设英、俄、法三国语言。从教学方法看，也更为合乎学生接受知识的规律，强调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注意锻炼学生的体魄。近代中国第一个女留学生金雅妹、海上闻人袁履登以及杨坊、周宗良、方液仙等宁波帮重要人物都曾就读于江北教会学校。
  可见，西方文明有力地促进了近代江北人思想观念的弃旧趋新，从而形成一种开放、务实的商业社会环境。这对近代江北与江北人的影响是长远的、根本的。近代以来，大批江北人就是通过外滩观察、了解西方文化和外面的世界。以江北外滩为中心扩散的舶来物，也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江北人的日常生活与思想观念。显然，外滩是近代江北乃至宁波人得以“领风气之先”的重要因素。不少后来在外面成就大业的江北人，都是在家乡接受最初的现代文明洗礼逐步成熟起来而后大步走向世界的。

1南苕外史：《沈敦和》，上海集成图书公司，1911，第1页。 2雍正《宁波府志》，转引自杨馥源主编：《儒魂商魄》，宁波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3杨馥源主编：《儒魂商魄》，宁波出版社，2007年，第65页。 4杨馥源主编：《儒魂商魄》，宁波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5明成化《慈谿县志》，风俗。 6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礼俗，宁波出版社，2006年版影印本。 7陈梅龙、景消波译编：《近代浙江对外贸易及社会变迁》，宁波出版社，2003年，第38-39页。 8戴松岳：《风流千古说慈城》，《古镇慈城》第3期。 9夏明华主编：《宁波教育志》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2页 10应昌期：《慈城，我可爱的故乡》，《中国名城》，1997年，第3期。 11周采泉：《金融巨子秦润卿的一生》，孙善根、周晓昇编：《秦润卿史料集》，天津古籍出版社，2009年。 12周采泉：《金融巨子秦润卿的一生》。 13应昌期：《慈城，我可爱的故乡》。 14《慈谿全县学校统计》，《时事公报》1925年4月30日。 15谢振声主编：《江北之骄》（2），学苑出版社，2005年，第67-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