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看来志趣各异，终是琴瑟难调
  张汝钊，这位民国时期著名的女诗僧、社会活动家，在26岁那一年，遭遇了人生中第二次心灰意冷，亦是有如谷底的黑暗。
  那一年，距离她经历五卅运动，被南方大学以“闹风波”的名义开除学籍才刚满13个月。在章太炎先生的帮助下，她转入国民大学，终于在英文文学系毕业，峰回路转，她心怀憧憬与梦想。在打算去美国留学，并办理好一切手续之后，却遭遇了家人的百般阻挠，未能成行。
  弱小的身躯，站立在1926年的上海街头，往来的行人和黄包车熙熙攘攘，张汝钊的心中却莫名地空寂。她不禁开始回忆起自己前20年的人生，想着想着，她觉得自己已然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一如几十年后，她终将获得的常人所难以比及的成就。
  敏而好学的神童才女
  张汝钊少有才名，12岁能做韵诗，15岁遍读四书五经及诸子百家，时人多有称她为神童才女，殊不知，张汝钊的童年其实并非一帆风顺。
  1900年，世纪之交的农历正月十三日，张汝钊出生在马径村。马径张氏是当时慈溪庄桥（今江北区庄桥街道）一带的名门望族，祖先在杭州经营“张同泰”药号，到了张汝钊的父亲张宏骧已经是第四代。张家一贯以书香传世，张宏骧也是饱读诗书，妻子杨氏知书识礼，母亲宓氏亦是山北名士之后。张汝钊便是出生在这样一个儒商之家，衣食无忧，更有几代的文化积淀。
  然而，在她2岁时，父亲便不幸去世。虽然家底殷实，但张汝钊上有一位8岁的姐姐张汝軏，下有一位刚满周岁的弟弟张鲁庵（号咀英），对这个有3个年幼孩子的家庭来说，一下子失去了主心骨，仍然是不小的打击。年幼失怙，张汝钊尚不知悲痛为何物，父亲的葬礼对当时的她来说也没有特殊的感觉。此后，她仍在母亲和祖母的抚育下慢慢成长。还在牙牙学语之时，祖母宓氏就开始教她读《寒山诗》及《白香山诗》，待到完全会说话，张汝钊已经深知它们的诗韵。
  转眼过去了五载春秋，7岁时，张汝钊和姐姐张汝軏一起，陪弟弟张鲁庵读书。这段陪读经历，可以说是张汝钊一生中最为愉悦的时光。因为天资聪慧，又敏而好学，张汝钊的学习领悟能力是姐弟三人中最强的，常常受到老师的表扬与称赞。每天吵着去读书，笑着去上学，她“每听讲古之英雄豪杰及志士仁人之士，辄欣然向往之而欲效其为人”，少年时期就有成为志士仁人的志向。而这种天资与好学的态度，也使贪玩的弟弟张鲁庵“十分不悦”。也许，小小年纪的张鲁庵当时并不知道“嫉妒”为何物，但当他看到与自己几乎同龄的姐姐这样受到老师的赞赏，感觉自己受到了轻视，心中非常不快，经常跑到母亲那里撒娇，希望姐姐不再陪读。终于，经不住这般软磨硬泡，母亲杨氏不再让张汝钊陪读，那一年，张汝钊刚刚12岁。
  虽是如此，杨氏仍然爱惜这个“神童”女儿，把家里的藏书全部交给了张汝钊。于是张汝钊就开始了自学，仅3年时间，就把家中丰富的藏书读了个遍。这种独特的读书经历，让独立自强的思维开始扎根，小小年纪，张汝钊就深知“读书是知识之津粮”，还“特别留意词章古学，希望能以此保存国粹”。对她来说，这样的童年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较一般人家的女孩子，已经幸福许多。只是事实却常常为“失望”所设计，她的命运之船，早在5岁时，就已经偏离了航道，驶往了另一个方向。
  一纸婚约，命运的旋涡
  望族之间大多相互联姻，庄桥的望族也是如此，他们姻亲成网，使整个城镇成了亲连亲、手挽手的大家庭。这样，只要有一户经商成功，有关系的就会带着外甥、内侄去学生意。这些亲戚学会了生意，又带着兄弟族人去学生意。如此周而复始，一代带一代，越带越多，生意越做越兴旺。
  而张家早早定下联姻，则是因为张宏骧不幸早年离世。对于这样一个大家庭，外亲的帮扶尤为重要，张鲁庵9岁接手“张同泰”药号，更需要联姻亲家的支持。但在姐弟们的三段联姻中，张汝钊最为抗拒，也最“大动干戈”。
  古时的媒人有被称作“鸩媒”的，大多含有贬义，除指善于言辞外，多被用于害人者。《楚辞·离骚》中吟：“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清代袁枚的《随园诗话》卷十三中记录：常熟王陆禔《苏台纪事》诗云：“无奈鸩媒偏作恶，不容雁婿永追随。”更有直接用鸩媒指代毒药的，清代金农《短睡十韵》中有句：“成埃腾觚飞爵忘漏促，沉湎何啻是鸩媒娇。”
  对张汝钊来说，5岁时为她做媒缔结的婚约，当是“鸩媒”无误。15岁时，婚约如期而至，她被要求嫁与镇海董家的少爷。面对这桩娃娃亲，她曾在婚前“以独身自立之主义坚请于母氏”，又听说她的未婚夫为人纨绔，不思进取，于是坚决不肯出嫁，但“母氏坚不之许”。
  面对这种情况，张汝钊尝试了各种办法，却都难以回转，走投无路之下，她第一次对人生感到心灰意冷，想到了自杀，“仰药图尽数次”。国学家邹弢形容她当时是“齐妻不能喻其哀，巴妇无以形其苦”。
  这纸婚约，就像命运的旋涡，把张汝钊这条小船转得颠簸不堪，几欲翻沉。此时，生命中的第一座灯塔向她亮起了明灯。当时，广学会基督教传教士梅立德夫人在宁波传教，机缘巧合之下与张汝钊相识。其时，张汝钊的才名早已传入梅立德夫人耳中，在张汝钊多次求死未果之后，梅立德夫人对这位才女分外惋惜，开始了对她的劝慰。
  梅立德夫人深知张汝钊对文学的热爱，鼓励她立志求学，虽嫁为人妇，依旧可有独身自立之姿。梅立德夫人的怜惜和引导逐渐让张汝钊放弃了轻生的念头。张汝钊对此也是感恩备至，她在《忆梅夫人》诗中写道：“百结柔肠千点泪，此心只有君能知。怜我青年欲自杀，微言大义醒我痴。见我蹉跎甘自弃，成名立业尝相期。怕我凄凉无好友，看山问水同予嬉。谓我微才堪大用，逢人到处说项斯。末路贫愁逢知己，指迷正误真吾师。”此后，两人常相伴结游，也由此结下了一世的跨国友谊。而通过梅立德夫人，张汝钊也开始了解西方的学识与文化，开拓了自身的视野。
  重返学堂之路
  在婚后头两年，张汝钊没有放弃对学识的追求。17岁时，她对丈夫仍抱有一丝期望，为了争取让自己重返学堂，也盼望丈夫回心向学，在她的坚持和努力下，夫妻两人一起来到上海求学。
  在去上海的渡轮上，张汝钊看着波涛汹涌的江水暗暗起誓：自己前17年的人生如一条小船般，被命运捉弄已经成为历史，她将像此刻乘坐的渡轮一般，乘风破浪，行驶出属于自己的航路。
  经过充分的温习和备考，18岁时，张汝钊进入上海启明女校。从小的耳濡目染让她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初入女中，她就向学校里著名的国学教师邹弢先生呈诗，其诗曰：“国粹沦亡最可怜，中流砥柱仗高年。先生若许传衣钵，愿典金钗作酒钱。”令邹弢先生大为震惊。彼时思想日益开化，许多进步青年尤其是女青年迈入学堂，已蔚然成风。但像张汝钊这样以一介学子之身，表达出对国学和国粹强烈追求和崇敬的，邹弢从未遇到过。
  尤其是“愿典金钗作酒钱”一句，既表明了她一心向学的决心，也点出了她当时所面对的窘境。来到上海后，没过几天，丈夫就无心向学，热衷于社交和游玩吃喝。志趣各异，又有了年幼的儿子，张汝钊觉得虽然琴瑟难调，但只要维持夫妻关系，互不干扰就好。谁知丈夫也不支持她继续上学，让她在求学路上“飘零四方，贫困潦倒，艰苦备尝”。
  饶是如此，张汝钊依旧在19岁时考入英国人创办的上海柏美兰学校高中部，以优异成绩学完了全部课程。然而学校规定不入基督教的学生不发毕业文凭，心在国家的张汝钊义无反顾地放弃了文凭。
  待到21岁，张汝钊又考入了上海沪江大学。此时，不论是婆家还是娘家都不支持她继续读书，并以幼子需要照顾相挟。求知欲愈发强烈的张汝钊在思忖再三之后，毅然将儿子董景业寄养在外，专心读书，也致使母子关系一直十分疏远，成为她毕生的遗憾。然而，由于学费无人供给，她只能转入南方大学，衣行节俭。但正如著名画家、诗人罗云先生所评价的：“读书之志愈坚，吟咏之声不绝。”当时的张汝钊沉浸在学海任意遨游，虽清苦寂寞，却快乐非常。她自述道：“愈历艰难，寸心愈坚；百折不回，以达素志。”
  4年断断续续的大学时光，更加增长了张汝钊的学识，培养了她的进步思想和抗争精神。1925年临毕业之际，张汝钊正式走上历史舞台，参与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与2000多名上海工人、学生一起抗议日本军人的暴行，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反帝传单，更上台进行演讲，揭露帝国主义列强杀顾正红、抓捕学生的罪行，并反对“四提案”。租界当局对爱国学生的爱国行为实施镇压，张汝钊在5月30日下午被英警逮捕入狱。狱中，张汝钊身为热血爱国青年的勇敢和正义第一次得到抒发，坚贞不渝的她展示了一名知识女性的爱国情怀，被当时的学界赞为“灵性出万象，风骨超常伦”，还被誉为“才女中的义女”。然而出狱后，她即被校方以“闹风波”名义开除了学籍。文学前辈邹国丰先生听闻此事，曾如此评价：“急公好义世有几，英雄究不及英雌”“古来才女如珠串，才而且义我罕见”。张汝钊自己也在《五月卅日》中写道：“五月卅日事，悲痛摧肝肠。..可叹吾国内，兄弟仍阋墙。..此身拼一死，增我家国光。”将身临五卅运动的情状尽抒笔端。而她在《访秋（瑾）墓遗址》中亦写道：“感我身世长落拓，半生遭遇与君同。何日沙场了夙愿，与子携手高唱大江东。”在追忆前辈的机遇中表达了心中的夙愿。
  虽然学界和民间对张汝钊这位“才女中的义女”十分追捧，但已经无学可上的她再次感受到了来自家庭“相夫教子”的压力。此时，生命中的第二座灯塔章太炎先生出现了。在他的帮助下，张汝钊进入国民大学学习，并在该校的英语系毕业。
  重返学堂这条路，张汝钊走得坎坷，也收获颇丰。26岁这一年，她从求学期间所作的千余篇诗文中挑选出117首诗、47篇词，编辑出版了《绿天簃诗词集》。这时的张汝钊“眼前诗思清于水，未到秋来已觉秋”，诗词修养臻于成熟。文学前辈邹弢、罗云、王蕴章、王肇先生等纷纷为诗词集撰写序文；文坛名家老梅、罗文甫、宋淼、罗华、李雄芳、许遂、张锡诚（张鲁庵）、邹国丰、张汝軏、舒昌森、诸懿德、张蛰公等12位诗人为诗词集题词。其中，王蕴章先生称张汝钊诗词“憔悴婉笃似少陵，雄健豪放似太白”；罗云先生称张汝钊诗词“忽而悲壮慷慨有英雄志士拔剑起舞之态，忽而缠绵绮丽写深闺幽怨之思，忽而林泉旷达作高人隐逸之想”。一时，张汝钊被民国文坛誉为“东方罗兰”，张汝軏、张汝钊两姊妹被国人称为“慈溪姐妹花”。
  就在诗词集出版不久，张汝钊结合国内时事，有感而发：“予每感国势之不振，痛女界之昏暗，深信非游学先进各国和求良法终不能挽以颓俗而作之新。”为此，她积极准备赴洋求学，甚至用英文写成了《政治学概论》，“得到官费保送留欧美学习政治的机会，同时得到派往美国考察社会状况的差事”，内心的喜悦和激动溢于言表，开心得“能乘风万里，也可以差慰平生的壮志”，一如她诗中所说：“明年拟遍历环球，长风万里作壮游。”
  可以出国游学的喜悦让张汝钊的思绪像一只雄鹰遨游天际，已扶摇千里。可是丈夫的百般阻挠和婆家、娘家的反对，最终导致其不能成行，这像一支猎枪，一枪将雄鹰射下了天空。内心的极大落差，让张汝钊站立在1926年的上海街头时，莫名地空寂。她想起自己要做一艘渡船乘风破浪的誓言与眼前境况的落差，她以为自己经历过贫苦求学、五卅运动的内心已经足够坚强，她满以为自己可以战胜将要遇到的一切苦难，但她终究倒下了，“大病一载，双目几至失明”。
  宁波市立图书馆首任馆长
  1926年末，大病初愈后的张汝钊与丈夫渐行渐远，随后离开了上海，进入浙江司法厅供职，次年回到了故乡宁波。
  此时的宁波，百废待兴，图书馆事业也处于逐渐好转的阶段。1927年，乡绅张美翊的藏书场所薛楼被改建为宁波市立图书馆，宁波市公共图书馆事业开始兴起和发展。当年，章太炎先生得知张汝钊回到了宁波，在他的推荐下，张汝钊被聘为宁波市立图书馆的首任馆长。在得知二姐成为图书馆馆长之后，其胞弟张咀英（张鲁庵）马上捐资银洋3000圆，于中山公园荷池旁建图书馆“范阁”，赠予宁波市立图书馆。
  作为宁波市立图书馆首任馆长，面对被北洋军阀劫掠后薛楼的八九万卷藏书，尤其其中还有不少善本珍籍，张汝钊和助手不避秽臭，拭去秽积，细心整理，损坏者补缀，脱篇者装订，残缺者抄补，而后按四库分类法汇编书目，每部夹以木板，每种裱以布签，每册附以书号，详载其著者姓名、出版年月、地点、购入时间价格等项，按序入藏并制订章则。据当时帮忙一起整理的周劭回忆：“如是者年余，当时工作之艰辛，反引以为荣。”
  经过张汝钊的悉心整理和修补，范阁图书有了详细的分类编目，在按序入藏、制订章则后，于1927年9月顺利开馆迎接读者，谱写了宁波公共图书馆的历史。在1928年到1930年间，经张汝钊多方努力，图书增加近万册，充实了馆藏。同时制定了《联络市内各图书馆暂行办法》，开创了馆际协作关系和业务领导关系。
  除了主持图书馆工作，她也获得了难得的博览群书的机会，积累了学养。张汝钊自己说，得益最多的，是“《理学宗传》《明儒学案》和《王文成全书》”，在图书馆的4年间，她几乎读书忘情，“几疑身入琅嬛境”，度过了一生中唯一的“坐拥书城不羡仙”的惬意时光。
  由基督入佛国
  后世人提及张汝钊，除了民国女诗人的身份，还有一项便是“天台宗高僧”，而她的入佛经历，也颇为传奇。
  张汝钊回到宁波的那一年，在好友梅立德夫人的影响下加入了基督教。也是在这一年，张汝钊作《归田咏》三章诗，称“五斗羞折腰，归田计已熟”，直言对从政之路的背离，人生观开始发生重大转变。
  1928年夏天的一天，天气炎热，好友梅立德夫人邀请她去“海天佛国”普陀山游览避暑，她爽快地答应了。自小受笃信佛教的母亲和祖母影响，她知道普陀山是著名的观音菩萨道场，佛灵山秀，石奇景美，金沙碧浪，海阔天空，值得一游。于是在第二天，她与梅立德夫人等六七位女友从宁波轮船码头上船前往普陀。
  中午时分，船到普陀山短姑道头。女伴们登岸后，先到观音洞庵吃过午饭，然后游历附近一带的胜景。观音洞在梅岑山（即普陀山）西麓，传说为观音大士示现之处，洞广如室，中间有一天然石柱支撑，上粗下锐，倒注入地，有垂云倒浪之奇。洞内环行可通，石柱、石壁上镌观音大士像；洞顶白石累叠，古树嵌生，风景奇特。女伴们望着这一处处佳景，感到目不暇接，不禁赞声啧啧。梅立德夫人要张汝钊即兴作诗，以助游兴。汝钊想了想，当场吟了一首《上观音洞》诗：“观音圣迹访遗踪，更上南山第一峰。万里烟霞空色相，一天云气荡心胸。惊涛拍岸声疑虎，怪石蟠空势似龙。到此顿消尘俗虑，隔林飞度一声钟。”
  梅立德夫人忙取出手提包中的钢笔和笔记本，把诗记下来。女伴也都称此诗有气派，特别是五六两句，是全诗的金句，描摹这海边的惊涛和怪石形态，真是曲尽其妙！殊不知，这也是张汝钊多年积压情绪的释放。
  她们游毕西天景区，又游了普济寺、南天门一带，到离法雨寺不远的极乐庵住宿，打算吃过晚饭后去海边游泳，以消除一天的疲劳，并领略海阔天空的普陀夜景。
  正当她们吃过晚饭，各人提着一袋游泳衣裤准备出发时，只见门口急急走来一个年轻僧人，手中拿着一张纸条，对大家问询说：“诸位女居士，印光老法师让我送信，叫大家千万别去海边游泳！”说着递过纸条。大家围过来看，只见上面写着：“诸居士！南海多旋涡，所谓惊涛如虎，防不胜防。每年有人惨遭灭顶，切勿儿戏，后悔莫及！”
  张汝钊此时有些惊讶，她曾在图书馆里读过《印光法师文钞》，对印光的学问文章十分佩服，只不过自己前一年在梅立德夫人的介绍下受了洗礼，加入基督教，并未想探访这位老和尚。她略一沉吟，谢过送信的师父，便把手中的衣物放下，提起手提包，约女伴们一起去法雨寺拜访印光老法师。
  来到寺庙后，张汝钊见印光法师神态庄严，既严肃又慈悲，便上前合掌，先是感谢老法师的规劝，接着又探问老法师怎么会事先知道。老法师微微一笑说：“这几天天气很热，刚来山的游客，往往傍晚都会到法雨寺前的千步沙海边游泳。千步沙别看它平时很静很美，但海潮来时奔腾呼啸，来如飞瀑，退若曳练。遇大风，则沙间怒涛壁立，吼声震天，飞沫溅空，真是惊险极了！我刚才在寺前经行念佛，看到七八位刚到山的游客——大概就是你们吧——经过法雨寺前，向极乐庵方向走去，边走边谈游泳的事。我怕你们不知道海边的险情，晚间去洗海水浴发生危险。故特遣一僧告知！如此而已！阿弥陀佛！”印光说罢，从架上取下几本新出版的《增广印光法师文钞》，送给大家每人一本，劝大家“老实念佛”！女伴们都站起身来恭敬地接过。张汝钊则从手提包中取出一本两年前出版的《绿天簃诗词集》，在上面签了名作为回谢，敬奉老法师教正，印光也欣然接受。大家小坐了一会儿，怕影响老法师的工作，便起身拜别，回到极乐庵休息。
  次日清晨，她们刚起床，法雨寺的一位山童又送来一封书信，说是专门交曙蕉居士（张汝钊字曙蕉）的。张汝钊忙打开来看，上面写道：
  “曙蕉居士鉴：观所作诗，其声调意致，实不让古人。但只是诗人之诗，其衷曲愁怨，似绝未闻道者之气象。即与君题序者，皆与君同是一流人物。君既有此慧根，忍令以悲怨而消磨之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我既有佛性，可任其被烦恼盖覆，历劫不得发现乎？当移此愁怨以念佛，则生入圣贤之域，殁预莲池海会。倘真有宿根，当不负老僧此一呵斥也！”
  “呵斥”两字从她的眼前跳过时，张汝钊猛地一震！因为当时她已在诗坛备受尊崇，听惯了夸奖的话，这次却破天荒地受到斥责！仿佛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从头顶凉到脚底。但平静下来仔细一想，《绿天簃诗词集》中的诗词也的确是些愁风怨月之作，或叹命运的多蹇，或怨造化的不公..长此愁叹下去，的确也只能折磨自己，此刻，印光法师就像是张汝钊生命中的第三座灯塔，开始亮灯，为她指引迷航。
  经过一天的思量，第三天上午，她决定不去游山，独自一人去拜访印光法师。到了门口，却见坐在桌前的印光早已望见，笑着喊道：“张居士你早呀！我知道你一定会再来的呢！进来坐吧！”
  交谈之中，印光法师又是一番开导。张汝钊的心灵受到了触动，她暗下决心，从此要开始研究佛学。她和女伴在普陀山共住了一个星期，游遍了海天佛国的山山水水。离别普陀山那天，她再次前往法雨寺，向印光告辞，法师又诚诚恳恳地劝她皈依佛教、了生脱死，坐谈了两个小时之久。直到舆夫催她，说要是再坐谈就赶不上去宁波的航船了，她才恭敬礼拜告别。印光送她到门口说：“多多保重，后会有期！”
  张汝钊回到宁波后，就写信对印光老人的三次教诲表示感谢。印光回信开示：“大凡聪明人，多皆傲物而自是，不肯受人呵斥。光愧无学问道德，不能稍益于世，因兹抱一他山石之素愿，欲令纯金良璞，皆由我粗砺之质，以成世宝。是以三次相见，不以赞而以勉，不以人情而以佛法为指示。其书与三次之语，呵斥颇切，意必此后绝不过问。而书中所叙，颇生感激，足见宿根深而见理明，不自是而肯听善言。倘能将才人习气、西欧虚派尽情放下，以敦本重伦，躬行家庭教育，俾一切女流，同仰懿范，再加以生信发愿、自修净业、自行化他、同期解脱，以为闺范母仪、女流师范。则吾国之兴，断可必矣。”勉励她“若不以《文钞》文字刺眼，祈详阅而实行之。此后再阅古德净土各著述，则势如破竹，循流得源矣”。
  29岁时，张汝钊游宁波阿育王寺后作了长篇诗文，诗中“南北炮台形势好，为防夷氛来海岛。十万貔貅不敢前，永护佛法僧三宝”之句，表明了兵强炮坚与御敌护佛的观点。也是在那一年，张汝钊携子同游洪塘名胜后作诗“功名富贵非吾志，愿作逍遥自在人”，淡泊名利的价值取向逐渐显现。
  多年之后，张汝钊呈上了自己所著《般若花》中的“已将慧剑斩情魔，十斛明珠委逝波。壮志全消豪气尽，年来只觉一身多”等诗，印光评点说：“汝之诗意义甚佳，然欲避绮语之讥，须当行其事。否则何止绮语，乃妄语、戏语、欺三宝语也。光四十余年不作诗，故不为和。”
  从此以后，她在生活、工作和修持中每遇到疑难，便写信向印光请教。法师总是慈悲地复信，对她的一些知见加以拨正，开示念佛法门，并指教立身处世之重大关节，字字切要，语语警策。张汝钊自称：“每一拜读，如对圣颜，汗流浃背，惭愧无地！”深感“谊重恩深，无可答报”，却不料1940年的一天，她得到印光圆寂的讯息，如同晴天霹雳，她悲痛异常，作诗道：“噩耗传来一月迟，经窗雪夜哭吾师。人天眼目何归处，肠断神农昼寝时！”“一片鞋皮彻底酬，百千偈语止中流。摩挲颈上痕依旧，千古令人痛不休！”
  在印光圆寂之后，她开始反思教诲，觉得佛法必须亲证，于是专心致志从天台宗大德根慧老法师在宁波观宗寺学修法华三昧，后又回慈溪闭关，修《法华忏》二十一天，持《楞严咒》七天后，指令出家。1950年农历二月初八日，从根慧法师披剃，赐名“本空”。从此焚弃笔砚，专心读律，并在上海、宁波等地讲演《法华》《地藏》《金刚》《遗教》诸经，每天晨修忏法晚念佛，放蒙山，夜习禅观，成了一位苦行高僧。
  从蒋经国的老师到天台宗高僧
  在50岁出家之前，张汝钊依旧“自愿”或“被迫”地融入世俗生活。30岁至50岁，是她学术成就最为突出的时期，同时，这也是她饱经战火和动乱的20年。
  在30岁生日之际，她以30首七律诗组成的长篇诗组《三十初度述怀》，叙述了自己前30年的生命历程。此时的她，不觉得自己是条小船，也不想再成为一艘渡轮，只希望在三座灯塔的照耀下，在生命的河流中自由航行，感悟人生。这一年，她辞去了宁波市立图书馆馆长一职，在迦耶农林实践农禅生活，“从此学农兼习静，心田福地任耕栽”“今古诗书闲中读，炎凉事态静中看”，开始了半退半隐、半农半禅的生活。同时，她与两名女工一起，在生产劳动中切身体验人生意味，在寂静心境中参悟佛法要义，探寻宇宙本质和生命含义，“立一心为宗，照万法如镜”。虽然当时有许多友人劝请张汝钊返回社会服务，但她心静如水，“肥遁不应”，诗中“多生积习真难了，一日三缄辞职书”之句，道出了她当时的真实情状。
  32岁时，她成为印光法师的在俗弟子，被授法名“慧超”，正式开始亲证佛法的历程。但农禅生活也没有让张汝钊完全放弃关心时事，同年，她受教育家陈谦夫先生嘱托，作了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的诗文《难鸡篇》，诗中“奋翮振起一长鸣，惊醒沉沉睡狮梦；愚公之力尚能移山兮，三户之存终把强秦灭”之句，生动地写出了中国军民抗日的壮举和驱强逐寇的自信；“激昂奋起挥天戈，努力恢复旧山河”之句，直接喊出了夺回被占国土的时代最强音。
  这种半修半俗的生活似乎让张汝钊十分自在，1933年，她又拜太虚法师为师，被授法号“圣慧”。此时的她，历参法舫法师、宝静法师、静心法师等多位法师和居士，借此加深对佛教“救度”意识的理解。在武昌佛学院参学期间，张汝钊写下了《参观武汉佛教之印象》，全面介绍了武汉佛教界的情况，被聘为“武昌菩提精舍和武昌佛学院女众院两院佛学教授”。在修佛教学期间，她遵照林孟群先生的临终嘱托，作了《林孟群先生家传》。同一年出版了《蕉园三十征诗汇刊》。
  随后的两年，张汝钊出版了文学著作《海沤集》，收录文著16篇，诗词71首。罗家伦先生在序文中希望她能以诗文“抒性灵于纸上，富藻采于人间”，并由赵叔孺先生题写了书名。精修佛学也终于有所成果，出版了佛学著作《般若花》，收录佛学著述11篇、诗词48首，其中的《白居易诗中的佛学思想》《佛教与耶教的比较》《现代思潮与人间佛教》等论著，在文学界和佛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虚法师曾为《般若花》题词：“携将佛国菩提种，散作人间般若花。若了六艺同正觉，一齐高驾白牛车。”
  然而与俗世若即若离的生活没有经过几年，张汝钊结识了居士蒋瑞莲，并受她之邀，礼瞻了宁波法昌寺。1936年，张汝钊在全面研究《法华经》后，撰写了长篇佛学论著《法华三昧之检讨及修学之经过》，阐述了法华三昧的佛学原理和亲证实践。次年与蒋瑞莲一起创办了奉化法昌佛学院，张汝钊担任讲师，招收僧尼100余名。在法昌佛学院教学期间，她还与秋瑾昔日的战友觉明法师不期而遇。同是才女的二人相见恨晚，每夜秉烛夜谈，逐渐从相识变为了相知，并相互引为知己，觉明法师成了张汝钊求佛路上最为亲密的伙伴。
  作为浙江第一家女子佛学院，法昌佛学院盛极一时，却因抗日战争和流行疾病袭扰，只开办了9个月。
  佛学院虽然“中道崩殂”，但张汝钊的学识和涵养得到了蒋瑞莲的深刻认同。原来，蒋瑞莲是蒋介石的同母妹妹，两人感情不错。此时蒋介石的子女蒋经国、蒋方良正好从苏联回国，在蒋瑞莲的推荐下，蒋介石聘请张汝钊作为子女的国文和英文老师。虽不愿牵扯政治太多，张汝钊依旧回到了慈城的迦耶农林，一边养病，一边参学教书。
  几年后，战争形势变得严峻，张汝钊不得已避兵深山，一边参悟佛法奥义，一边向同来避兵的钱太希（钱罕）求教国学，深入研读了《周易》《论语》《老子》《庄子》及宋明理学，到1940年前后，她的国学功底变得炉火纯青，佛法参悟也渐入佳境。这四五年的时间，她还在慈湖中学等学校教书。她当时的学生——上海《新民晚报》前副总编辑周珂女士在《铁蹄下的萌动》中回忆：“我们读中学时听张汝钊老师教语文课，张老师不用日占时期规定的教科书，一个学期只讲一本《孟子》。”虽然入佛门已久，但张汝钊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和不畏强权的铮铮铁骨，依旧存在，并愈发坚硬。
  然而这样苦中作乐的日子并未过多久，在1939年，张汝钊得到了一个悲痛的消息：觉明法师在苏州圆寂。作为早年心中的革命前辈秋瑾的战友，张汝钊对这位中年相逢的知己一直有着特殊的感情，心中默默将二人比作伯牙子期，谁知相知不过三年，“子期”就撒手西去，令“伯牙”的心中无限悲伤。痛定思痛之下，她撰写了长篇诗词进行哀悼，诗中“风前洒泪伤知音，伯牙从此休鼓琴”之句，诉说了她与觉明法师之间虽不长远，却异常深厚的感情。
  自觉明法师圆寂之后，张汝钊辞去了所有的工作，在家耕种修佛，既是缅怀先友，更是给予自己时间磨炼心性。一年后，她在洪塘开讲《法华经》《起信论》和《观经》，现场居士法师几百人，无一人出声，全都专心地听讲和记笔记。此后她又回杨村掩关静习了五年。其间若有所得，作了《天台宗与禅宗》一文，全面而又详细地阐述了天台宗与禅宗的渊源与关系，而她在佛学理论界的地位也就此确立。
  1945年，在宁波观宗寺根慧法师的再三邀请之下，45岁的张汝钊再次出山，成为观宗寺学社的讲师，同时帮助根慧法师整理讲稿，编撰了《经筵集零》《谷音》《佛说阿弥陀经性乐义味》等典籍。
  三年在观宗寺的清修，让张汝钊想了很多，年少失怙、婚约的风波、求学的艰辛、中年痛失母亲与知己..人生中大大小小的挫折与困苦，逐渐变得淡薄而模糊起来。1948年的一天清晨，张汝钊突然开化，沉吟作诗：“湛寂清明自在天，跏趺稳坐一枝莲。”此时，她对寺庙生活已经怡然自得，对自身的心性也已把握自在，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禅定已至。
  见到张汝钊已经有所成，根慧大师正式将慈城的妙音精舍传给了张汝钊，作为她的弘法道场使用。自此，张汝钊开始在精舍闭关修习与讲经说法，而慈城的妙音精舍也因为张汝钊的才情和慧根，为佛家弟子和世人所知晓，闻名天下。
  一年之后，张汝钊已觉六根清净，俗世烦恼已除，在她50岁这年的农历二月初八，由根慧法师在观宗寺为其剃度，并正式赐予她佛家法号本空，字又如，号宏亮。自此，她由才女、蒋经国的老师，正式成为天台宗高僧，开始了“日日禅定境，夜夜琉璃月。时时清凉水，处处般若花”的生活。
  一生坎坷求果
  在正式出家后的那年冬天，本空法师（张汝钊）接到根慧法师来函，嘱咐她撰写缅怀印光的文章一篇，以纪念大师圆寂十周年，她便在大师像前焚香祷拜后动笔。第二天晚上就做了个奇怪的梦，她醒后追述说：“见我先师印公老人，在一广博严丽的大殿中，展开黄色坐具礼佛，身躯高大，光明赫烨，命我在其后拜佛讫。我即稽首问曰：‘十载翘诚，今得一见，愿兴慈悲，开示愚蒙！’师曰：‘汝好自弘法，毋得厌倦。临命终时，我当来接。’我曰：‘见师相好光明，得非大势至菩萨耶？’师曰：‘是！不错！’我不觉长跪合掌，说我上月所作之《赞大势至菩萨偈》以赞之曰：‘金瓶宝冠拥青螺，百亿牟尼漾碧波。绝妙香尘严极乐，无边光色净娑婆。摄生方便归安养，念佛圆通渡爱河。足步莲花大势至，现前接引见弥陀！’”
  原来，她梦证了印光就是大势至菩萨。虽然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但这个梦仍然被佛界广为认同和传颂。本空遂写了《追慕原始要终之第一位大导师》一文，纪念印光往生十周年。
  次年，本空突然大病一场，病后嘱咐弟子圆修法师将自己近20年来所作诗文“悉付一炬”，圆修法师不忍，偷偷留下了文稿。次年，将文稿示于汤掬梅居士。两年后，汤掬梅编辑出版了本空法师1935年至1953年间的作品，取名《烟水集》，收录文著27篇、诗词146首。至于为何要自烧诗文，答案一直到本空法师圆寂都没有揭晓，但从她1956年所作的《丙申病中杂感四首》中仍可窥探一二。“腐朽未中栋梁选”一句，可以看出她年近花甲仍在反思自己在俗时未对国家民族有所建树怀有深深的遗憾。不过，从后一句“此生不了为僧事，乘愿重来托后身”的诗中，亦可看出她出家后对佛学事业的专注和一往无前。
  此间的几年，本空法师频繁往返于宁波与上海、国内与国外的佛教界，两次赴印度、日本讲学，弘扬佛法，一心求果，受到了礼佛弟子们的推崇与拥戴。这种感觉，一如她第一次出版《绿天簃诗词集》时在文坛受到的崇拜。但此刻她的心境却早已不同从前。
  到了1957年后，本空病重，终于久卧床榻，难以走动，最后在1969年的农历九月十二日，圆寂于慈城娑罗庵，葬在了慈城黄夹岙。
  纵观这位女诗人、女高僧的一生，就像一艘小船成长为巨轮后又变为一叶扁舟。张汝钊从小“以英雄豪杰自任”，却壮志难酬。求学时，以儒学经世之说为文化主脉和立志根基，以西方先进科技为知识体系和认知工具，刻苦求学，格物致知，探索救国救民之道。青年时，她“以古圣贤自命”，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疾恶如仇，见义勇为，为国家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也曾试图通过仕宦之路救国拯民，然屡屡碰壁，事与愿违。由于婚姻的创伤，她一度归入基督教，而后结缘印光法师与太虚法师，渐渐心归佛法。步入中年，她一边教书，一边依旧关心时政，常感慨自己“虽有四方之志，卒困于家事之羁绊，不能拯斯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以略尽天下兴亡匹妇有责之义”。在百般的无奈和对人生无常的纠结之中，她留下了诸多锦绣诗文和佛学论著。50岁起，她身心并驱，亲证佛法，受到了佛界的广泛认同和景仰。
  一生走在坎坷崎岖的道路上，张汝钊始终思索求果。作为一位文学家，她的论著立意深远，文思缜密，文笔隽秀，引经据典，可谓宏论万千；作为一位诗人，她更将自己全部的心志以诗文告诸天下，几至“以诗纪事”，而她的诗词，亦是意味深长，令人每次吟咏，都有新意；作为一位佛学家，她的研究深而成果丰，在女界之中世所罕见；作为一位僧尼，她在亲证佛法的道途上一如既往，令佛界广为推崇。
  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个求果的过程，张汝钊自认一生求果而不得，实际上，在她走过的每一步，路过的每一处草舍旁，都开满了芬芳而又鲜美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