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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初把轮船称为“车轮船”“烟船”等。当时生活在中国的德国籍新教传教士郭实猎（K.F.A.Gützlaff，1803—1851年）在1833年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中，对轮船做了专门的介绍，并且给出了多种中文译名：“炊气船，或曰水蒸船，即俗称火船者是也。其用滚水之蒸气，而使机关转行，令船快走，故名也。”
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方面先后共派出66艘战船，其中轮船约有20艘（3艘属于英国海军，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的轮船至少有14艘）。当时正处于木质风帆船向蒸汽铁甲战舰过渡时期，英军主力依然是木帆船，蒸汽轮船由于“吨位小，炮火弱”等原因只能承担探哨、拖曳等辅助任务。在这些轮船中，最著名的就是铁壳明轮巡航舰“复仇女神号”（Nemesis），英国侵略者对此船在鸦片战争中的作用有过详细的叙述。
正是在鸦片战争期间，轮船伴随着英国侵略军首次出现于浙江沿海。1840年6月30日，英军舰队进入舟山洋面，其中包括几艘武装轮船。7月6日，英军占领定海。自此开始，浙江各级官员经常提到轮船，但名称很杂乱，有“火轮船”“烟菡夹舩（船）”“车轮夷舩”等。1840年7月下旬，清军侦察兵还潜入英军占领下的舟山，绘下了英军轮船的详图。1840年10月25日，钦差大臣伊里布派遣心腹家仆张喜冒充六品官员到舟山与英军谈判。张喜借机参观了英军的轮船，并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不过，许多高官显然并不相信张喜这个小人物对轮船所作的介绍。1842年8月，当中英双方官员在南京举行谈判时，两江总督牛鉴还以为轮船是用牛拉动的，直到看到轮船之后才改变看法，“始叹而信之”。
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官员在一次次的惨败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英军“船坚炮利”的威力，于是出现了研习和仿制轮船的热潮。1840年夏，嘉兴县丞龚振麟奉命调到宁波，负责督造军械。龚振麟目睹英军轮船“出没波涛，维意所适”，决心仿造，并且制造出以人工推动的轮船。此外，广东、江苏方面也有人仿造轮船，其中潘世荣、郑复光、丁拱辰、何礼贵等人还曾试图仿造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当然，在仿制轮船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笑话与闹剧，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个宁波用人的故事。1842年夏天，英军侵犯江苏，束手无策的两江总督牛鉴听说上海有个姓丁的宁波用人会造轮船，于是高价聘请其制造轮船，并且为他提供充裕的物资和人员。结果，轮船虽然造出来了，但“举火而不行”。这个丁姓用人辩解说：轮船“其巧在机，予一人知之，不能尽众人知皆知也”。
在这个故事中，那个姓丁的宁波用人固然是以江湖骗子的形象出现的，但轮船未能建成，显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他。因为制造轮船，需要许多方面的知识及条件，例如热能动力学及流体力学方面的知识，特定强度的钢材，等等。诚如这个丁姓宁波人所说，制造轮船仅仅“一人知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众人知皆知也”。一个普通的宁波用人，竟然也掌握一些关于轮船的知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波人对于轮船的认识还是比较丰富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出现在宁波并不是偶然。
一、宝顺轮：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的猛烈炮火激发了清朝官员仿制西方船炮的热情。但朝野上下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的冲击，更没有觉察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一直根据传统的朝贡体制来处理中英关系。在清朝君臣的心目中，英国是“犬羊成性”的“蛮夷之国”，英国人是“人形”“畜类”、英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被认为是“化外蛮夷”为了向天朝皇帝“乞恩”而鲁莽地“寻衅”“滋事”。1842年英国军舰达到目的后退出长江，被认为是“恭顺”地“就抚”了。所以，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官员并没有痛定思痛，而是习故蹈常，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幻觉中，“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在此背景下，刚刚萌发的学习西方船炮的热情也随之烟消云散了。鸦片战争结束后不到半年，道光皇帝在看完广东官员进呈的关于轮船的资料后，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842年12月12日）下令说：“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著即无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无庸购买。”
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断然拒绝了轮船这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运工具，但西洋的轮船却仍乘风破浪接踵而至，并且很快投入商业航运中，以获取高额利润。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头十年（1843—1853年），西方来华的商业船只绝大多数还是木帆船，但轮船的重要性却已日益突出，不仅出现了奔走于香港、广州、上海等中国港口之间的轮船航班，还出现了从中国至斯里兰卡、英国等地的定期轮船航班。西方轮船航运进入中国后，沉重打击了中国传统的帆船运输业，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对此，清朝官员曾这样概括说：“洋人轮船之入中国，为害最甚。”
不过，就如西方轮船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引进轮船一样，西方轮船带来的商业利益，也没有催生出中国人购买轮船的激情。中国人引进轮船的动力，最终来自国内为朝廷运输漕粮的需求。
漕粮，简单地说就是古代中国由政府组织运输的、主要通过水路从各地运往京城的粮食，它直接关系着京城的安危，清朝人将其视为“天下之大命所系”，甚至有人认为“国家大计，莫过于漕”。自秦汉至明朝，漕粮主要是通过河流进行运输的，只有在元代才出现过以海运为主的特殊现象。清朝建立后，漕粮一直通过运河进行运输。虽然康熙、嘉庆时期屡次议论过海运，但都没有付诸实施。清代的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对于清代前期的漕粮海运过程，后来负责浙江海运的马新骀有过概述：“道光六年（1826年），江苏以高堰决、运道梗，创行海运，后一岁辄罢。而二十七年（1847年）及咸丰初元，乃复行之。然三次海运，惟行之苏省，而浙省不与焉。浙之行海运，则自咸丰三年（1853年）始。”
浙江漕粮海运，除运河滞塞不通这一自然原因外，更主要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咸丰三年二月初一（1853年3月10日），江苏和浙江联合举行“恭祀海神”仪式，拉开了浙江漕粮海运的序幕。此时，太平军正顺江而下，直逼南京。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然后迅速占领了周边地区。在此背景下，浙江漕粮更不可能通过运河北运了，而只能依赖海运。
清代中国，有“南洋”“北洋”之划分。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通州）、海（海门）、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现代学者对于“南洋”和“北洋”这两个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其实，在不同的地区，人们对“南洋”“北洋”的理解亦非完全相同。在宁波地区，“由镇海出口，定海一隅孤悬海中，由定海而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上，则为北洋”。从事北洋贸易的商船称为“北船”，从事南洋贸易的商船称为“南船”。“南船常运糖、靛、板、果、白糖、胡椒、苏木、药材、海蜇、杉木、尺板”等货物，“北船常运蜀、楚、山东、南直棉花、牛骨、桃枣诸果、坑沙等货，其船系沙船、弹船”。从事南洋航运的船帮，被称为“南号”“南帮”“南洋商舶”等；从事北洋航运的则被称为“北号”“北帮”“北洋商舶”等。在两大商帮中，“以北洋商舶为最巨，其往也，转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辽东也。其来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甬东”。
浙江漕粮的海运任务，主要是由宁波北号商帮完成的。例如在咸丰三年（1853年）的漕粮海运中，浙江省派出了193艘沙船，其中来自宁波的有130多艘。起初，宁波北号商帮因担心海运漕粮无钱可赚，千方百计“迟疑推诿”。最后，清政府只得无奈地同意，承运漕粮的船只，可以仅载运八成漕米，另外两成用来装载船商自己的货物，而且这两成货物“论石而不论价，由海关免税放行”。这一税收优惠条件，保证了船商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这样，宁波的商人不仅乐于承运漕粮，而且还纷纷添置船只，北号船只由此增加到“三百余号之多”。
不过，运输漕粮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是海盗的劫掠。特别是太平天国于1853年定都南京后，清政府对江浙地区的统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致使社会更加混乱，“海盗充斥，肆掠无忌惮，狙截商船，勒赎至千百金不止”。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根本无暇进行海防建设，所以本来就已腐败不堪的清军水师更加没有能力来保护漕粮海运，甚至连出海捕盗的勇气都没有。段光清（时任宁波知府、宁绍台道等职）咸丰五年（1855年）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二月，海运开兑。时洋面多盗，省中行文饬水师护送商船出洋。水师畏之，提军叶绍春亦赴镇海催之，仍不出口。”
日益猖獗的海盗，严重威胁了漕粮的运输，而清军水师又根本无力保护漕粮海运。在此背景下，浙江巡抚何桂清等人开始认识到，“漕粮舍海运别无良策”“海运舍轮舶别无良策”。对于深受海盗之害的宁波北号船商来说，这种认识更加明确。特别是在南号商帮又不愿帮助北号巡洋护航的情况下，北号商人最后决定集资去购买外国轮船。当时的宁波著名学者董沛（1828—1895年）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对此有记载：宁波运送漕粮的船只于“春夏之交，联帆北上，虽有兵船护行，盗不之畏也。每劫一舟，索费尤甚，至遣其党入关，公然登上座，争论价目。诸商人咸愤之。慈溪费纶鋕、盛植琯，镇海李容昌于众，议购夷船为平盗计。顾船值颇巨，未易集事。宿松段光清方兼道府之任，莅事宁波，为请于大府，令官商各垫其半，岁抽船货之入，络续归还，以乙卯五月十二日始计数捐厘，并充历年薪水、佣资、衣粮、弹药诸经费。鄞县杨坊、慈溪张斯臧、镇海俞斌，久客海上，与洋人习，遂向粤东夷商购买大轮船一艘，定价银七万饼，名曰‘宝顺’。设庆成局，延鄞县卢以瑛主之，慈溪张斯桂督船勇，镇海贝锦泉司炮舵，一船七十九人。陈牒督抚，咨会海疆文武官，列诸档册。此甲寅冬季事也”。
出资购买宝顺轮的是一批从事漕粮海运的宁波商人，购买这艘轮船的目的是给漕粮护航。那么，这艘船是如何购得的呢？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自中原底平，海道无风鹤之警，宝顺船窳朽，亦复无用。然原其始，则费纶鋕、盛植琯、李容三君之功不可忘也。周道遵修鄞志，乃以属之鄞人林鸣皋、粤人郑寿阶，郢书燕说，流为丹青，恐阅者因而致疑，故详书其本末，勒石于天后祠中，俾后人有考焉。”也就是说，周道遵在其所修《鄞县志》中，将购买宝顺轮之事归功于鄞县人林鸣皋和广东人郑寿阶。为了避免后人被周道遵误导，董沛特地撰写了这篇《书宝顺轮船始末》。
宁波商人购得西方轮船后，给中国传统的船舶管理体制带来了挑战，因为在清政府的船舶管理制度中，并无关于轮船的相关规定。亲自为宝顺轮发放执照的段光清在日记中对此有过记述：“定例：商船出洋，必有地方官印照，各处海口方许进出。北号既买轮船，商人拟请印照。宁波向日商船，悉由府给执照。北号司事来署，与余相商，余谓：自来商船，俱填某号，某船，某商，从未给过轮船执照，今以外国之船，而给中国之照，恐多窒碍；且朝廷和洋人而实忮洋人，若我中国有涉及洋人之事，稍有不是，则干议非轻矣。司事皆曰：所言诚是；然轮船则既买矣，无照又不能行，将若之何？司事亦本地大绅也，皆不得主意。余谓之曰：不给执照，无以过北洋，若赴北洋验有执照，必达天听；然海运现需轮船护送，我不能怕处分，而置地方公事不管也，且给执照，被议再讲。”由此可见，段光清实际上是冒着风险违规给宝顺轮发放执照的。
宝顺轮自1855年夏天开始执行捕盗护航任务后，取得的成就确实不少。董沛的《书宝顺轮船始末》记载说：“七月七日在复州洋轰击盗艇，沉五艘，毁十艘。十四日在黄县洋、蓬莱县洋，复沉四艘，获一艘，焚六艘。余盗上岸逃窜，船勇奋力追击，毙四十余人，俘三十余人。十八日在石岛洋沉盗艇一艘，救出江浙回空运船三百余艘。北洋肃清，轮船回上海。二十九日巡石浦洋，盗船二十三艘在港停泊，轮船率水勇船进扼洞下门，两相攻击，自卯至未，盗船无一存者。余盗窜黄婆岭，追斩三百余级。九月十三日在岑港洋沉盗船四艘。十四日在列港洋沉盗船八艘。十八日复在石浦洋沉盗船二艘。十月十八日复在烈港洋沉盗船四艘，南界亦肃清。三四月间，沉获盗船六十八艘，生擒盗党及杀溺死者二千余人。”
经过一年的实战锻炼，张斯桂等人熟练掌握了轮船驾驶技术，于是在1856年“撤退西人，自行驾驶护运”。宝顺轮在剿盗护航中的出色表现，也获得了咸丰皇帝的肯定，他要求宝顺轮和太平轮正式参与1856年的漕粮海运，承担护漕任务。
除追剿海盗外，宝顺轮在宁波的地方治安中也多次发挥作用。1858年，浙东爆发了史致芬领导的农民起义。童华在《节略》中说，当史致芬亲自率起义军（又被称为“湖人”）前来攻打宁波城时，宁绍台道段光清“札饬张君轮船截断浮桥，以当其冲，仅发一炮而乌合瓦解，一郡安堵”。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859年1月18日）在宁波出版的《中外新报》，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宝顺火轮船，宁波北商所置，以巡洋缉盗者也。船内诸司多英国人，由三江口驶入浮桥，横截江面，湖人乃退至大教场，将演武厅焚毁而去。当日英国领事闻之，尽提英人在宝顺船者，严加训饬，以为内地官民不睦，非比外洋寇盗，我外国人只可处和，不得有所偏护也。”
宁波人购得宝顺轮之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发展时期。目睹了宝顺轮的威力后，一些清朝官员也想到了利用它来对抗正在节节取胜的太平军。
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攻占宁波。陈培源在《张鲁生太守传》（以下简称《太守传》）中说，张斯桂在宁波城被太平军攻克后，“联系英美领事，各出兵轮拦江横截，贼遂不敢越甬东一步”。张斯桂自己说：“迨发逆窜扰宁郡，桂乃力保江东，与西人之保江北者相为犄角。”在童华的《节略》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太平军占领宁波后，宝顺轮奉吴煦之命前往上海。张斯桂对此有记述：“苏松太道吴煦闻轮船之得力也，遂札调来沪。”童华在《节略》中写道：宝顺轮刚到上海，“适逢两江制宪薛公奉旨饬救浙省围城之急，随留以装载军火、粮饷，航海从黄道关而去。此乃昧于关内沙线之浅，非轮舶所能入，则不知地理之故也；又值时方冬至，彤云密布，朔风将起，碍难放洋，必强之使行，此不知天时之故也。敦促再三，勉从其令。一出吴淞，风雨大作。夜抵关前，飓风愈紧，沙水又浅，风帆顿折，锚链忽断，船遂搁浅，几濒于危，印委各员相对涕泣。次早贼众胥来夺船，乃知杭城已陷，乍浦亦失，不得已，严阵以待。挨至午后，潮涨船浮，乃能出险，复逆行而至历港，避风数日，仍回申江”。在保存下来的清代档案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江苏巡抚薛焕（即童华所说的“两江制宪薛公”）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13日）的奏折中写道：“又据江苏候补知府赵炳麟禀称，十三日由火轮船装载银钱军械，拖带运解火药等物之船出吴淞口，连日风潮猛烈，船身搁浅，以致轮船受伤，行驶不能自主，于十九日飘至宁波之金塘山内洋，沙线不熟，隆冬潮汛日枯，能否收泊澉浦，殊无把握”等语。对照童华的记载，赵炳麟所说的这艘轮船就是宝顺轮，只不过时间更加准确。咸丰皇帝对这艘漂至金塘山内洋的宝顺轮也颇为关心，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13日）特地询问：“杭城呼吸存亡之际，非由沪速筹运济，他路更属缓不济急..前由火轮船载运军火银钱飘至宁波内洋后，能否收泊澉浦，该委员有无饰词，须确切查明。..仍著薛焕竭力筹办。”咸丰皇帝本希望宝顺轮能给处于“呼吸存亡之际”的杭州带来一线希望，可是他不知道的是，杭州城在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12月29日）已被太平军攻占。
根据童华的记载，当太平军于1862年5月中旬围攻松江时，宝顺轮也参与了抵抗太平军的行动。也就是在松江解围之后，洋枪队中的外国军官嚣张跋扈，致使张斯桂离开宝顺轮。童华在《节略》中这样写道：宝顺轮回到上海后，“才得交卸，又饬：迅赴松江救护郡城。停泊数日，贼逼渐近，洋将名华尔者添拨洋将来船督率，关道吴公亦添派武弁来船监军，该将弁复傲睨一切，不可向迩。张君乃将轮舶交卸，洁身登岸，不屑与哙等为伍”。这样，宝顺轮就在华尔的指挥下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外国文献的记载与此相吻合：“1862年5月初，常胜军至少使用着三艘轮船：熙春茶号（Hyson），玫瑰号（Rose）和宝顺号（Paoshun）。”
对于宝顺轮的最后下落，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说得非常含糊：“自中原底平，海道无风鹤之警，宝顺船窳朽，亦复无用。”现代学者据此认为：“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中，为封锁宁波港航道，‘宝顺’号轮船被装满石块沉于镇海口，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或者认为，在中法战争中，“为防法军从甬江入口进攻宁波，遂将‘宝顺’轮装满石子，凿沉于镇海口堵江，战后去向不明”。
其实，宁波的官员虽然计划将宝顺轮沉入镇海口以阻挡法国军舰，但同时也清楚地表示，这个计划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实行。宗源翰在借到宝顺轮之时就说：“至于沉石，则不到临事不轻为之。”1885年3月初，当法国军舰已在镇海口与清军交战时，薛福成还是对浙江巡抚刘秉璋说：
“惟宝顺横泊口门，与沉无异，非到紧急可勿沉也。”
清朝官员在镇海口“钉桩沉船”，固然阻挡了法国军舰进入甬江，但也封锁了航道，断绝了交通，影响中外商人的贸易，还影响民众生活和政府的税收。宁绍台道薛福成在致浙江巡抚刘秉璋的信中明确写道：“今所患者，洋人之饶舌，商民之多言，而厘税济饷犹第三层也。”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签订停战协议。农历三月初二（4月16日），当法国军舰尚未离开镇海口的时候，薛福成就向刘秉璋报告说：“向留宝顺轮船阻泊口门，尚未沉下，今即拽开以让船路。”这样，宝顺轮终于幸免于沉江阻敌之厄运。
中法战争期间，宝顺轮就是作为一艘年久“窳朽”的“旧轮”而准备用来沉入江底的。中法战争后不久，宝顺轮的生命历程也就结束了。1887年7月14日，上海出版的《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礼拜四拍卖》的公告，全文如下：“启者于廿四日两点钟在华顺栈拍卖宝顺轮拆下旧篷、桅、绳索、舢板、旧生熟铁、铁丝绳、铜器、杠柜、大锚链数节、什物等货，俱不限价，各宝号欲意者，届期请至该栈面拍可也。此布。倍发行启。”由此可知，宝顺轮最终是由于年久朽腐而被拆解的。当时可能很少有人关注过《申报》上的这条公告，后来的人们更是完全遗忘了宝顺轮的最后归宿，但正是这艘由宁波商人引进的外国轮船，揭开了中国轮船时代的序幕。正如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所说的那样：“中外臣工，咸知轮船之利，有裨于军国。曾文正首购夷船，左文襄首开船厂，二十年来，缘江缘海，增多百余艘，皆宝顺船为之倡也。”
二、张斯桂：从秀才到知府的轮回
宝顺轮的经历是丰富的，而其首任船长张斯桂的一生则更富传奇色彩。
张斯桂，字景颜，号鲁生，清代宁波府慈溪县（现为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马径社区）人。2004年，马径张氏祠堂和张斯桂故居被确定为宁波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张斯桂的传记资料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履历档案（以下简称《履历》）。第二种和第三种分别是前面已多次引述过的陈培源所撰《太守传》和童华所撰《节略》，这两种传记资料都收录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所藏1926年永思堂木活字刻本《慈东马径张氏宗谱》中。
根据《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张斯桂祖父名叫张大堮（字蓉川，号莲溪，1763—1838年），是个国学生，家谱资料说他“博览群书，于历朝史鉴，尤洞窥其本原”。张斯桂的父亲名字叫张肇霭（字麒书，1794—1859年）。张肇霭生有两子，即长子张斯桂，次子张斯枸。张斯桂本人出生于清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1817年1月31日），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1888年4月16日）去世。对于张斯桂的家庭经济状况，我们不太清楚。1850年来到宁波生活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后来成了张斯桂的好友。丁韪良说，张斯桂“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borntotheinheritanceofwealth）。不过，童华在《节略》中却说，张斯桂“第家本寒素，向无恒产。当入泮之年，即奉严训，令其分居析爨，设馆授徒，赖修脯以自给。是以课徒勤谨，一年无假期”。根据丁韪良及童华的记述，张斯桂可能出生在一个败落的富裕家庭中。
作为一个传统的富家子弟，张斯桂的人生道路也是从读书开始的，以求借由科举之梯而踏上仕途。童华在《节略》中说，“张君幼习举子业”，陈培源《太守传》也说他“少为诸生，以文章有声于时”。实际上，张斯桂已经在科举的道路上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慈东马径张氏宗谱》注明张斯桂的身份是“郡庠生”，说明他已通过了童试，成了宁波府学中的生员（秀才）。所以，丁韪良根据西方的学位体系，说张斯桂已获得了“学士学位”（baccalaureate）。《太守传》中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迭犯海口，宁波亦遭陷沦，公目击焉，以为此后之军政，当改弦更张无疑也。于是讲求西学，凡水陆行军之制，炮火测量之术，竭十余年心力，深窥奥邃”。童华《节略》的记载也与此相似。丁韪良也说，张斯桂因为感悟到了新时代的风潮，于是主动离开了传统的科举之途。我们现在无法确定丁韪良的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张斯桂没有考取举人。《履历》说张斯桂的身份是“附贡生，”这是他后来通过捐输得来的。
鸦片战争结束后，宁波成为对外开放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英国圣公会、美国长老会、浸礼会等基督教差会派出了大批传教士来到宁波，并且以此为基地向周边发展。在到达宁波的外国传教士中，有两个人与张斯桂关系最为密切，一个是前面所说的丁韪良，另一个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
（D.B.McCartee，1820—1900年）。麦嘉缔于1844年6月来到宁波，是第一个进入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丁韪良把张斯桂写作ChangLuseng（张鲁生），并说他曾向麦嘉缔学习医药知识。宁波长老会所编的《麦嘉缔传》写道：“张君鲁生，甬人也，早年受业先生之门，知先生深。”麦嘉缔在自传中说，他有个“老朋友”，名字叫ChangSz'kwei，曾动员他所在的商号购买了“宝顺”（Paoshun）号轮船去护卫漕运。显然，麦嘉缔的这个“老朋友”就是张斯桂。麦嘉缔写道：“几年前，张斯桂想让我教他英语，我问他为什么要学习英语，他说是为了能够阅读西方科学著作。我劝他放弃这一念头，因为他的年纪已在55—60岁之间，同时，我答应为他介绍关于化学、物理方面的知识。”可见，张斯桂本人关于西方的科学知识主要来自麦嘉缔。不过，麦嘉缔说张斯桂年纪已经55—60岁，显然有误。张斯桂当时实际上只有30来岁。张斯桂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对他们两人的深厚关系也有述及：“吾友麦君嘉缔，美国医士也。学问渊博，气度冲和，其寓吾宁波也最久，其与吾交契也最深，晨夕过从，考究奥窔，多所获益。”
丁韪良所著《花甲忆记》中译本有这样一段话：张斯桂的弟弟张廷芳（ChangTingfang）则以中国公使随员的身份访美，随后又在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担任了十多年的秘书之职。其实，张斯桂只有一个弟弟，名叫张斯枸（字听帆），根本不叫张廷芳；清朝派驻英国的外交官中也没有一个名叫张廷芳的人。丁韪良所说的ChangTingfang，其实是“张听帆”。
由于中译者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所以将ChangTingfang误译成“张廷芳”。根据《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张斯枸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一（1842年10月4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五月去世，享年57岁。这部宗谱中的《慈溪张公斯枸传略》说，张斯旬是“慈溪诸生。不喜习章句，常究心经世有用之学，遂绝意科举。咸丰季年，粤寇陷浙东，公避地沪滨，乃从美国丁韪良问西学，半年即大进，由是通英国语言文字，旁涉天算、舆地、声光、化学，以及枪炮、机器制造，无不洞窥堂奥”。根据童华的《节略》，张斯枸的成长，主要得益于其兄张斯桂的培养。童华说，张斯桂“又悯其胞弟，年轻失教，不学无术，无与共功名，乃授之诗文，循循善诱，渐能启悟。迨学业与年俱长，乃为之完娶。不数年而游庠，遂将生平所学水陆战阵之法、测量绘图之术，以及矿学、医学、化学、光学、雷电等学，一一口讲指划而尽授之。犹若不足，又出重资，聘一西人教习英文。而其弟亦能殚精竭虑，好学不倦，遂致多材多艺，无事不可以器使”。据此，除丁韪良外，还有另一个“西人”教授张斯枸英语。张斯桂的好友张文虎（1808—1885年）在1865年7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张斯桂“又示乃弟听帆所撰《英语》七章，学英国语言文字者，所不可不习也”。说明张斯枸在英语学习上已颇有成就，可惜不知张斯枸所著《英语》七章最终下落如何。
在当时的宁波，张斯桂无疑是对西方文化最有了解的中国人，他本人也因此被北号商人聘为宝顺轮船长。《履历》记载，张斯桂由于护卫漕运有功，“由附贡生在护运案内出力奏奖”，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奉旨，以复设教谕，不论双单月归部铨选并分发试用”。这样，已经离开科举这一“正途”的张斯桂，又开始通过保举这一“异途”向官僚体制回归。
1862年4月初，李鸿章率领淮军来到上海，月底被清政府任命为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决定学习西式装备和西式战法，并且广揽人才。恰好，张斯桂因与常胜军不合而离开宝顺轮。于是，张斯桂被李鸿章招聘，协助训练淮军。《节略》说：“李爵相初应署抚之任，带兵来沪，札饬张君随营差委。时方招募洋将教练洋阵，而中国宿将狃于故常，未肯俯就洋法，常与洋将两相支吾，张君常力为劝解，故洋将知其调和之善，喜与共事，每逢操演，必来邀请，如是者半年。”
就在李鸿章以西式军法训练淮军时，曾国藩也在努力学习西方军事科技。1861年秋，湘军攻克安庆，曾国藩开始着手筹建安庆内军械所，并且聘请李善兰（1811—1882年，别号壬叔）等掌握西方科技的学者为顾问。而张斯桂正是李善兰的好友。上海人张文虎则是李善兰和张斯桂的共同朋友。我们从张文虎的一些诗作标题中，就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壬叔与鲁生对弈，屡败而苦战不已，沓前韵为戏，索缦老和之》《与缦老、壬叔、鲁生、汤衣谷（裕）同出朝阳门游钟山，舆中戏作》《与缦老、壬叔、鲁生、陈小浦、广文（方坦）游元武湖即事》。张斯桂在李鸿章的淮军中待了半年后，在李善兰的推荐下，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在1863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李壬叔带来二人。一张斯桂，浙江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一张文虎，江苏南汇人，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为阮文达公所器赏。”不过曾国藩误把张斯桂当作了杭州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的张斯桂很快获得了曾国藩的赏识。
童华在《节略》中说，曾国藩把张斯桂调到安徽九江（今属江西），“先委阅火药局，次则委阅军械所，又委练洋枪炮队。乃教以步伐止齐，并放开花炮子之法。教成试之，颇称灵便。则中国之能放开花弹，不自近年金陵始，实自癸亥皖营始也”。根据《节略》，张斯桂曾向曾国藩、李鸿章上书《柔远策》十卷，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藏有《柔远策》抄本。此外，正是通过张斯桂，“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得以结识曾国藩。容闳在其自传中写道：“一八六三年，余营业于九江。
某日，忽有自安徽省城致书于余者，署名张世贵。张宁波人，余于一八五七年于上海识之，当时为中国第一炮舰之统带，该舰属上海某会馆者。嗣升迁得入曾文正幕中。”文中的“张世贵”，英文原作ChangShiKwei，实际上应是“张斯桂”，而中译者误作“张世贵”。容闳说，张斯桂向曾国藩推荐容闳，并代表曾国藩邀请容闳赴安庆。两个月后，张斯桂再次来信邀请。这样，容闳于这一年九月到达安庆，与张斯桂等人见面后，又谒见曾国藩。从此，容闳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自己这样写道：“抵安庆之明日，为予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而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宁波人张斯桂。
1863年，丁韪良在上海翻译了《万国公法》一书。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本西方国际法学著作..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直接促进了清末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诞生”。《万国公法》对日本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丁韪良说，张斯桂自告奋勇为《万国公法》写了一篇序文，此文表现了他对中外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当时极为罕见。序文为书增色不少，同样也为他开启了通往外交界的大门。这篇序文是张斯桂于1863年端午节在上海所写的，文中将当时的世界局势比作强国争霸的“春秋之世”，通过分析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兴起的过程，强调只有通过自我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振兴。序文指出了国际法的重要性，认为丁韪良的这一译作“亦大有裨于中华，用储之以备筹边之一助云尔”。
张斯桂在曾国藩大营中的活动，留下的资料极少。幸好在上海图书馆珍藏着张文虎在南京期间所写的日记，其中有关于张斯桂的大量记载。根据《张文虎日记》可以知道，1864年张斯桂主要生活在上海。1864年12月16日，张斯桂和他的儿子从上海来到南京，住在仓巷，直到1865年8月29日才从南京乘坐轮船返回上海。在此期间，张文虎、张斯桂、李善兰等人密切相处，有时甚至天天在一起，他们还多次一起拜访曾国藩。从张文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张斯桂在南京期间，比较清闲，生活也十分富足。例如，他不仅有仆人，而且到南京后不到一个月，即“新买一马，将乘之遍历诸胜”。张文虎在同治四年六月初一（1865年7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张鲁生来，携示所拟《祠山开煤论》。以金陵诸山出煤者不少，地方以风水之故不放开；然今西夷将于此间开马头，若彼一来，势必开矿，而反以为彼利，不若自我而开，彼至则无及矣。”近来，笔者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找到了张斯桂的一部文集，题为《游艺斋杂著》，其中收有《请开煤矿论》。对照内容，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张文虎所说的《祠山开煤论》。大概张斯桂后来将其名改定为《请开煤矿论》。
1865年5月，清廷以僧格林沁被捻军所杀而急令曾国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北上山东追剿捻军。这样，张斯桂也就离开南京返回上海了。张文虎在1865年8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早起，与壬叔至仓巷，送张鲁生上轮船，并托寄朱贡三信。”随后的几年，张斯桂主要在上海及周边城市活动。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派遣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前往欧洲游历。他们抵达上海后，于这一年二月初四（3月20日）拜会了丁韪良。第二天，张斯桂前来拜访张德彝。这一年冬天，张斯桂沿长江到过武汉。他在《楚游记》一文中写道：“桂于丙寅冬自春申之旧浦趁杨泰之轮船，泝长江，抵夏口，访汉东之名胜，考楚北之封圻。”
1867年6月，张斯桂撰写了关于钱塘江海塘治理的小书《海宁塘末议》，书中写道：“自咸丰五年（1855年）海盗充斥，漕运梗塞，因奉宪督率轮船护运到津，南北两洋往返频仍。暇则梭巡海面，缉捕盗艘，几及十年。沿海口岸阅历殆遍，而于浙江洋布尤熟若户庭。至咸丰辛酉冬，浙省被围，曾奉江苏抚宪谕，载军火粮饷直抵鳖子门外，故其形势如示指掌。”大概在1867年年底，张斯桂撰写了《驳上海新闻纸报英国新造大铁甲轮船语》一文。此文开头写道：“同治六年十一月份英吉利国报称该国新造大铁甲轮船一只，有四千三百马力，铁甲厚四寸，炮门处厚七寸，大炮四尊，炮子重一百七十八磅；次炮二十尊，炮子重一百十五磅，兵丁六百二十名。可称伟器。”不过，张斯桂以“粗解轮机、炮火等法”之专家的观点分析了这种新型军舰的弱点，指出它并非“无敌”于天下。张斯桂还以英国建造新型军舰为例，呼吁“积弱之余”的中国进行改革：“虽然英国富强已甲天下，而犹恐有敌国外患一能胜予，故常惟日不足求一制人而不制于人之策，洵能励精图治，享国久长，则凡积弱之余，岂可因循坐误而不翻然变计乎？”
1868年年底，张斯桂和他的弟弟张斯枸又从上海来到南京，与张文虎等人经常聚会。1869年4月至6月，在张文虎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至（上海）南昼锦里拜张鲁生、听帆，略谈”之类的记载。同治十年十月初十（1871年11月22日），薛福成在上海“访刘开生、刘子迎、张鲁生、容纯甫。回铁厂后，复与陈荔秋、冯竹如、郑玉轩畅谈”。可见，在1870年前后，张斯桂主要活动于上海及周边地区。
张斯桂自己说，当他于1865年离开曾国藩后，本来“不复作出山想矣”。但此时的中国，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其重要人物就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沈葆桢于1867年起接替左宗棠担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同治十年（1871年），沈葆桢因其父亲去世而照例丁忧，夏献纶暂为代办船政。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斯桂和他弟弟张斯枸来到福州船政局。童华在《节略》中说：“辛未冬，船政代理大臣夏复命委员来招，遂感激而愿自效焉，乃偕胞弟斯枸同到船署”。不过，童华在下文又说：张斯桂兄弟两人“壬申孟春，同赴闽省船署”。据此，张斯桂和张斯枸于1871年接受夏献纶之聘请，1872年春到达福州船政局。张斯桂自己在《使东节略》中也写道：“嗣蒙沈文肃殷勤致聘，遂偕胞弟斯枸同抵船政署。除总巡各厂、兼管学堂外，为之造水雷、制电线，凡署中委员学生专心于制造军火之法、算学测量之术，有绘图立说禀请宪鉴者，皆发交桂处代阅代批。又遇武弁之操演洋阵、兵轮之习练水军，请宪驾校阅者，桂皆随侍左右焉。”这类记载，在沈葆桢的信件中得到了印证。光绪元年（1875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GreatNorthernTelegraphCo.）在与福建官员就购赎福建电话线路问题进行谈判时，提出了许多敲诈性质的条件，其中关于为中国方面培训电话人才的条件是每年费用三万元、培训合同为期三年。沈葆桢反对接受大北公司的这些要求，他在写给丁嘉炜（字蕴石）的信中说：“至福、厦局，岁费三万元，未免过巨。三年亦为期太久，彼殆以华人无谙习电报者耳。船局中贵同乡张鲁生、张听帆昆季均熟电学，可否进而商之。”此外，沈葆祯在1875年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也提道：“电线演熟似不难，如张鲁生兄弟皆能之。”
张斯桂与沈葆桢之间的私人关系更是密切。1873年，沈葆桢的妻子去世，“挽联极多，惟慈溪张鲁生司马一联为冠”。这副挽联为“为名臣女，为名臣妻，江右佐元戎，锦伞夫人分伟绩；于中秋生，于中秋逝，天边圆皓魄，霓裳仙子证前身”。这一联佳作，在《壶天录》（卷上）、《粟香随笔》（卷七）等书中皆有记载。《节略》说，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以历年护运功，得保举尽先知县加同知升衔”。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斯桂档案中也说，“该员于咸丰七年（1857年）至同治十二年在浙江、江苏两省当差，累保以知县选用加同知升衔”。《履历》仅说“复在捐输案内请奖，经户部核准，以知县双月选用加同知升衔”，没有记载年代。虽然这些文献没有说明是何人举荐了张斯桂，不过，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已在福州船政局工作两年了，因此推断，很大可能是沈葆桢保举了他。根据《慈溪张公斯枸传略》，张斯桂的弟弟张斯枸也是由于沈葆桢的保举，“以附贡生报捐通判”，从而开始踏上仕途。
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为章仲山（号无心道人）的《心眼指要》做过注释。《心眼指要》是一部堪舆名作，道光十六年（1836年）初版。张斯桂评注的《心眼指要》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章仲山的序文后面有“同治十二年仲秋之朔，张斯桂评于闽省船政署内”之署名。在这部抄本上，张斯桂的注文共有20条，有的注明是“同治癸酉八月鲁生注于闽省船政署内”，有的注文只有一句，如“此辨罗经方位之阴阳”，有的略长，如“三吉即三卦之合时者。用挨星法挨得三卦到何方位，便是吉。即《都天宝照》所谓‘躔何位、落何宫、来何地’是也。鲁生氏注”。从这些注文中可以看出，张斯桂对看风水选墓穴也是颇有研究的。
1871年12月，一批琉球漂流难民因误入台湾东南部原住民生活的牡丹社而被杀。日本以此为借口，蓄谋侵占台湾。从1874年2月起，日本就不断派人到台湾进行侦测并测绘地图，为军事侵略做准备。5月，日本军舰登陆台湾琅峤，开始武装侵略。清政府对于日本的侵台活动一无所知，直到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三（1874年4月18日），才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的来信中获知“日本运兵赴台湾沿海迤东地方，有事生番”。三月二十九日（5月14日），同治皇帝下令，“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四月十四日（5月29日），同治皇帝又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沈葆桢于五月初一（6月14日）率领随从，分别乘坐三艘轮船从福州马尾启程，赶赴台湾。沈葆祯的助手潘霨于次日抵台。沈葆祯本人在经过澎湖等地后，于6月17日到达台湾安平。沈葆桢的随行人员中也有张斯桂，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与沈葆桢同船抵达台湾。从此，张斯桂在台湾直接参与了一系列对日交涉活动。
沈葆桢的助手潘霨在奏折中曾写道，五月初八（6月21日），“偕台湾道夏献纶带同随员张斯桂等，并邀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乘轮船由安平冲涛出海，下午已抵琅峤，风涛倒卷，舢板不得拢岸，群跃而登。晚宿车城，次早，直叩倭营，晤其中将西乡从道。持臣葆桢照会，及彼公使柳原前光信函，与之反复辩论。迨其报谒，复逐条穷诘”。张斯桂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之一，无疑参与了和日本人的辩论。童华的《节略》对此也有记载，但夸大了张斯桂在此次辩论中所起的作用。
就在沈葆桢他们来到台湾之前不久，日本人成富清风等人向台湾的头围县丞衙门报案，说他们的船只因遭遇风暴而于5月21日漂至歧莱（今花莲），结果“被该处生番抢去银钱”。这一“失银事件”，实际上是成富清风等人“为日军侵占北路的苏澳或花莲港”而捏造出来的故事。为了避免日本人以“失银事件”为借口别生事端，台湾道夏献纶派遣张斯桂等人前往花莲查案。沈葆祯在奏折中写道：“通判洪熙恬，委员张斯桂、李彤恩及税务司好博逊等，十六日船至花莲港勘视，以浪大难泊，折回新城，用舢板登岸。是日天气晴明，风亦不恶，而浪击沙岸，倒卷而去，小舸几为所沉，幸土人拖之上岸。”张斯桂等人经过实地调查，证明日本人并“未曾被抢”，成富清风等人所称“窃盗银物”之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日本人“失银事件”调查清楚后，张斯桂还带领福建船政学堂的艺生绘制了花莲一带的地图。沈葆祯在奏折中报告说：“委员张斯桂同艺童将该处地图连日画毕，遂于二十一日同好博逊、李彤恩先归苏澳。”
清政府自1683年统一台湾后，将台湾原住民生活的广大区域划为“番境”，禁止汉人进入，更禁止汉人与里面的原住民通婚。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正是利用了这种汉番分治的政策，提出了“番境”是否属于中国领土的问题。有鉴于此，沈葆桢向朝廷建议，必须“开山抚番”，实现汉番融合，“以绝彼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台湾的开山，分南、北、中三路进行。张斯桂参与了台湾的“开山抚番”。光绪三年三月初六（1877年4月19日）的《进呈台湾全图并各番族形状风俗折》中明确写道：“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形颇为熟悉。”此外，沈葆桢在1875年10月的《请奖剿番开山出力人员折》中还写道：“张斯桂并随赴南路筹防，均属不辞艰险，办理妥协。”在张斯桂所著《游艺斋杂著》中，还收录了《台东开山祭文》，其开头说：“维皇建极同治之十有三年，岁在甲戌，月逢季夏，分巡台澎使者夏献纶谨以羊一、豕一，祭告于台东山川土地之神前。”这篇写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天的祭文，向我们展示了开山的一些细节。对于祭山的时间，张斯桂在这篇文章中仅说是“季夏”（农历六月）。夏献纶自己的奏折，则提供了更加准确的时间。夏献纶说，他于该年五月二十九日（7月12日）到达旗后，此后经过澎湖、沪尾、鸡笼，于六月初三（7月16日）到达苏澳。六月十六日（7月29日）至二十一日（8月3日）已“开路九百七十余丈”。由此可见，张斯桂的这篇开山祭文作于农历六月十六日之前。
张斯桂自己说，在台湾期间，“办公之暇，或寻煤铁于鸡笼山，或采硫磺于金堡里，地方官不到这区，桂皆亲历之焉”。有学者指出：“张斯桂何以至鸡笼寻煤铁，至金山采硫磺？这不是张斯桂有博物的癖好，可能是代夏献纶前往勘探，此即童华所谓：夏献纶‘其所不到之处，必遣之往’之意。因为当时轮船烧煤，故沈葆桢相当重视鸡笼开矿之事，曾令夏献纶与好博逊商议此事，另外沈葆祯亦希望开采台北的磺油。张斯桂至鸡笼一带，应与此有关。”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74年10月31日），中日两国经过反复谈判，在北京签订专约，中国向日本支付了50万两白银，日本军队则于这一年12月1日从台湾撤出。日军侵略台湾事件虽然结束了，但它“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序幕”。《北京专约》签订后，清政府真切感受到日本的威胁已近在咫尺，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74年11月5日），同治皇帝要求大臣们就海防建设发表意见，并且“限于一月内复奏”。远在台湾的沈葆桢收到上谕后，于光绪元年正月初十（1875年2月15日）所写的奏折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并且在奏折中特地附上“浙江修补道刘璈、候选知县张斯桂条议”，供朝廷参考。张斯桂等人的条陈，很快引起李鸿章等人的注意。李鸿章在光绪元年正月十四日（1875年2月19日）写给丁日昌的信中，除了称赞沈葆桢“洋务、船政，比之时人，似胜一筹”外，还推荐了张斯桂等人的条陈：“其复议稿及日意格、张斯桂条陈抄呈台鉴。”
光绪元年二月十七日（1875年3月24日），沈葆桢上奏说，他已批准浙江候补道刘璈（字兰洲）离开台湾回湖南老家去为其父“奔丧守制”。沈葆桢在给黎兆棠（字召民）的信中还说：“兰洲以父忧去，嘱其葬后即来，而茔地未定。渠极慎重此事，过沪且攫鲁生以行，恐遥遥无期”。大概是由于张斯桂精于选择墓地，所以刘璈邀请张斯桂一起回湖南以便给其父亲挑选墓地。但我们不清楚张斯桂是跟随刘璈一起离开台湾，还是张斯桂本人由于某种原因早已到达上海。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蒸汽机的使用也逐渐增多，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煤炭。但当时中国的煤炭主要依靠进口，为此，李鸿章于1874年密令轮船招商局会办盛宣怀调查国内的煤炭资源，而盛宣怀又将此事交给张斯桂办理。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有一封撰写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的《盛宣怀密札张斯桂文》。盛宣怀在信中说：“上年奉直隶爵阁督部堂李密谕：中国地面多有产煤产铁之区，饬即密禀查复等因。..兹访得湖北省武穴、蟠塘及田家村一带山内旧有煤洞，所产煤质即好，滨江水口尤便。..因思该令前在台湾等处所议开煤章程，甚属简便妥当，合即密饬该令轻装速赴该处察看..此举关于富强大局，幸勿诿延。”盛宣怀此处所说“该令前在台湾等处所议开煤章程”，证明张斯桂在台湾期间确实考察过煤矿。同时也说明，盛宣怀大概看到过张斯桂在南京所写的《请开煤矿论》。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张斯桂写信向盛宣怀汇报了考察结果。张斯桂在信中说：他于四月初九（5月13日）从上海启程，十三日（5月17日）在武穴登岸，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于十九日（5月23日）到“山前山后查看情形”，此外，又于二十八（6月1日）、二十九（6月2日）两天到阳城山进行实地调查；“因随带煤样六七斤来沪呈缴，伏乞察核施行”。张斯桂的此次考察，对于清政府决定开采广济煤矿具有重要作用。李鸿章在1875年6月底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广济阳城山所产之煤，既经张令斯桂亲往察看，出产尚宽，煤质尚好。而彼处绅士已有以风鉴为言者，积习误人，牢不可破。执事拟俟诸务料理就绪，即赴该镇详切开导，议令利益同沾，或无阻挠，仍往鄂省禀办。”
1875年6月2日，张斯桂还在湖北阳城山考察，他结束考察返回上海的时间，当在6月10日左右。沈葆桢在写给丁嘉炜的信中提道：“鲁生适沪，日内当来；听帆则在局也。”从沈葆祯信中“日内当来”推断，张斯桂回到台湾的时间应是1875年6月底了。
光绪元年七月八日（1875年8月8日），远在台湾的沈葆桢收到一份上谕，光绪皇帝除了要求沈葆桢尽快“来京陛见”外，还要求：“福建内地并台湾所属各县及各番社，着详细绘图呈览；并着将各种番族形状另行详绘成帙，一并呈进。”沈葆祯收到这份上谕后，非常重视，经与其他官员商议，决定福建内地的地图由各地方官负责绘制，“台湾全图及番族情状由臣葆桢绘呈”。根据沈葆祯后来所写的奏折，台湾地图的绘制是由张斯桂负责的。此外，张斯桂还率领福州船政局的学生绘制了台湾各地原住民的风俗图。沈葆桢这样写道：
“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形颇为熟悉。因令其督率船政艺生等，按道里考察山川，略照西法测量远近，分别向背，内极番寮，外周海口，区分界画，旁注地名，凡数阅月而全图成。复将南北中路各番族状貌风俗，以及出产花果，详细分图凡三十又六幅，每幅俱缀说其旁。”这本由36幅分图组成的台湾原住民图说，即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台湾风俗图》，不久前由陈宗仁整理出版，定名为《晚清台湾番俗图》。
在张斯桂《游艺斋杂著》中，收录了一篇题为《植物图说序（为日本伊藤圭介撰）》的文章。此序文的大意是：同治二年（1863年），张斯桂的好友麦嘉缔“往游日本，自此重洋远隔，相见无期，不胜孤陋之虑。今秋予自台南行辕遄返闽南，工次得其函寄日本国伊藤先生《植物图说》一书，乞序于予，既慰三秋之感，又增一隙之明”。序文最后署名是“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八月朔，中华张斯桂鲁生撰”。张斯桂在序文中虽然说他从台湾返回闽南的时间是“今秋”，可是他在光绪元年八月十五日（1875年8月31日）已在福州为《植物图说》撰写序文了，因此，他从台湾返回的时间实际上是在农历七月。沈葆桢是在七月八日（8月8日）收到关于绘制福建、台湾地图的上谕的，就算张斯桂是在农历七月最后几天离开台湾的，那么，张斯桂带领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在台湾绘制地图及《台湾风俗图》的时间也只有20天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完成绘制台湾地图及《台湾风俗图》的全部任务，显然难度很大。张斯桂等人无疑利用了他们此前在台湾绘制的地图，且许多后续工作应当是在福州完成的。
张斯桂、张斯栒兄弟两人自1872年起就跟随沈葆祯，不仅展现了过人的西方科技知识，而且不辞艰辛，勤奋工作。沈葆桢对他们非常赏识，并且不断寻找机会向朝廷进行推荐。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875年6月26日），日军侵台事件平息后，沈葆桢上奏请求对福州船政局的“积年出力各员”进行奖励。他在奏折中写道：“同治十二年十月间，《奏奖出力洋员、洋匠折》内，复经申请将中国出力之员弁、工匠一体保奖，均蒙允准在案。正在遵照核办，上年五月奉命巡台，因而中止。现在洋防稍定，谨细加考核……兹择其尤为出力者，开列清单，出具考语。”其中对张斯桂兄弟的评价是：“同知衔候选知县张斯桂、候选通判张斯枸二员，通晓西学，谙造水雷、电线各机器。张斯桂慷慨坦直，张斯枸粹然儒者气象，其性行迥非目前以晓洋务、市重居奇者比。应如何恩予录用之处，可否援照成案，送部引见？恭候钦定。”光绪元年六月十三日（1875年7月15日），军机大臣奉旨：“张斯桂、张斯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1875年10月，沈葆桢在《请奖剿番开山出力人员折》中，再次保举了张斯桂。沈葆祯认为“张斯桂并随赴南路筹防，均属不辞艰险，办理妥协”，故保举为“同知不论双单月尽先前选用”。光绪元年十月十六日（1875年11月13日），光绪皇帝同意了沈葆桢的建议，在上谕中说“张斯桂着以同知不论单双月尽先前选用”。这样，张斯桂就从“同知衔候选知县”晋升为“同知不论双单月尽先前选用”。更加重要的是，正如陈宗仁所指出的那样，此前沈葆桢向朝廷推荐张斯桂兄弟，希望“送部引见”，请求“恩予录用”，实际上是“希望可以破格升擢”。因此，当光绪皇帝同意“张斯桂、张斯枸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后，许多官员感到意外。郭嵩焘在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八日（1876年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鲁生、听帆以船政保举，奉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察，亦一奇也。”
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一日（1875年8月21日），沈葆祯出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十月初一（10月29日），沈葆桢“由海道入江赴任”，十月初七（11月4日）抵上海，九日（11月6日）自上海启程，十一日（11月8日）到达南京。从福州启程时，沈葆桢带上了《台湾番俗图》，“携至上海装裱”。张斯桂兄弟两人也随同沈葆桢自福州经上海来到南京。李鸿章在光绪元年十月二十四日（1875年11月21日）夜写给福建巡抚王凯泰（字补帆）的信函中就提道：“张鲁生闻随幼帅入江，另有委员会同洋人经理否？”
早在1875年7月15日，光绪皇帝就下令“张斯桂、张斯枸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这样，张斯桂兄弟就得到北京接受考察。此外，被带到上海的《台湾番俗图》正好装裱完毕，因此，沈葆祯就让张斯桂携带《台湾番俗图》进京。沈葆桢在光绪二年三月六日（1876年3月31日）奏折中说，《台湾番俗图》在上海的装裱“于今年竣工，即派张斯桂恭赉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进。图中形势有笔墨所不及详者，可否即由总理各大臣传询该员之处，伏候圣裁。尽先选用同知张斯桂及候选通判张斯枸应请总理衙门遵旨考察，兹谨将进呈台湾地图及番社各图并送张斯桂等到京听候考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此折交张斯桂，敬谨赉呈。”陈宗仁指出：“在此折中，张斯桂之名一再被提及，先是令张斯桂绘图，接着是令张斯桂恭赉、代进，最后是图画内容有不详者，可问张斯桂”，表明沈葆祯有意创造机会突出张斯桂，使其能够受到朝廷的重视。
沈葆桢于光绪二年三月六日（1876年3月31日）在南京写完上述奏折后不久，张斯桂兄弟两人就启程前往北京。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八日（1876年7月9日），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张鲁生、听帆昆仲自上海来，带到意城、子瀞及王少樵三信。”由此可知，张斯桂兄弟抵达北京的时间当在七月初，他们应当是乘坐轮船从上海到达天津，然后由天津再往北京的。
张斯桂兄弟到达北京后，沈葆桢于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一日（1876年7月12日）专门给总理衙门写了两份咨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存有这两份咨文的抄件，第一份（编号01-05-006-03-035）写道：“闰五月二十一日，南洋大臣沈葆桢文称：案照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以船工告成奏奖案内奉旨，张斯桂、张斯枸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钦此。查该二员除现经奏明前赴贵衙门听候考察抄折另咨外，相应给咨。为此，咨呈贵总理衙门，谨请查照收考施行。”第二份咨文（编号01-34-007-09-001），则请总理衙门代为转进“台湾地图一幅，台湾番社各图三十六幅”。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的另一份档案（编号01-34-007-09-004），总理衙门于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8日）专门致函张斯桂，说他所“赍呈两江总督奏呈台番舆图折件，本衙门已于闰五月二十六日具奏代呈。本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也就是说，闰五月二十六日（7月17日）光绪皇帝见到了张斯桂负责绘制的《台湾番俗图》。
大约过了三个月，总理衙门完成了对张斯桂本人的考察。《履历》记载：“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明：通晓洋务，堪备使才。奉旨，依议。旋经吏部带领引见，奉旨俟选同知，后以知府即选。”这样，张斯桂就从“尽先选用同知”晋升为“知府即选”，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又迈上了一个台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们经过考察，强调张斯桂是个“通晓洋务，堪备使才”的外交人才，这就为张斯桂后来出使日本创造了条件。其弟张斯枸也在此次送部引见中得到晋升。《慈溪张公斯枸传略》写道：“其时总理衙门当事诸公皆称其才，咨送吏部，奉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选用。”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崩溃，近代外交制度开始出现。当时，清政府正在组建派赴英国的外交使团，即将就任驻英国大使的郭嵩焘建议张自牧、张斯桂作为驻英使团的参赞，但李鸿章对此有疑虑。李鸿章在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九日（1876年10月16日）夜里写给郭嵩焘的信中说：“拟派二张参赞，自牧虽未见过，才尚精核；鲁生习洋语不精，年力渐颓，能任重致远否？熟悉商务条理，亦正不易耳。”
可能是由于李鸿章对张斯桂的疑虑，郭嵩焘后来放弃了推荐张斯桂出任参赞的打算，但他依然提议张斯枸担任驻英使馆的文员。郭嵩焘在光绪二年九月十五日（1876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具折请训，并保举出洋随员：参赞二人：张自牧、黎庶昌；翻译二人：德明、凤仪；文案四人：汪树堂、张斯旬、李荆门、罗世琨。”九月二十一日（11月6日），张斯桂、李善兰等人也到郭嵩焘住处前来送别。九月二十五日（11月10日），郭嵩焘一行离开北京，出天津，经上海、香港等地，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张斯也随之同行，开始了他在异国的外交生涯。
清政府在选派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原来打算让浙江人许钤身担任郭嵩的副手。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875年8月28日）的上谕说：“候补侍郎郭嵩、直隶候补道许钤身着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许钤身并着赏给二品顶戴。钦此。”不过，由于郭嵩焘等人对许钤本身意见很大，所以，后来朝廷放弃了这一决定，改由刘锡鸿（字云生）担任出使英国的副使，而任命许钤身为出使日本的钦差大臣。光绪二年八月十三日（1876年9月30日）上谕：“前经简派二品顶戴直隶候补道许钤身出使英国，着改派该员充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但还没有等到许钤身去赴任，清廷很快又改变了决定，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二（1877年1月15日），将许钤身“发往福建船政局差委”，另外任命何如璋（字子峨）为出使日本国正使，张斯桂为副使，并赏加三品顶戴。这样，张斯桂虽然无缘出使英国，但阴差阳错间成了出使日本的副使。当时上海出版的《申报》将此作为佳话进行了报道：“查张氏同怀昆中，今冬均充皇华之选，一往东洋，一往西洋，实从来未有之事，亦可谓盛极一时矣。”所谓“一往东洋”，指的是张斯桂作为使日副使；“一往西洋”，指的是其弟张斯枸作为随行人员出使英国。
张斯桂于1876年农历八月在北京接受当面考察后，就来到了上海，而没有返回家乡宁波。童华在《节略》中说，由于张斯桂生活在上海，“久违乡里，本地官访问无着，详请浙抚，征之金陵督署。明春始奉到沈文肃公饬，知乃应命而起”。1877年，张斯桂来到北京待命。根据《曾纪泽日记》，1877年8月，曾纪泽（1839—1890年，字劼刚）常与张斯桂交谈，有时甚至“谈极久”。此外，曾纪泽、董沛等人还写诗祝贺张斯桂出使日本。
1877年8月29日，何如璋、张斯桂进宫向光绪皇帝辞行。然后他们从天津乘坐轮船于9月25日抵达上海。11月27日，全体使日官员登上“海安号”军舰由吴淞口出航，11月30日驶入长崎港。随后，经神户、大阪、京都、横滨等城市后到达东京。12月28日，何如璋与张斯桂正式向日本明治天皇递交国书。从此，张斯桂开始了在日本的外交生涯。在日本生活期间，张斯桂广交朋友，与宫岛诚一郎、大河内辉声、石川鸿斋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不少日本人有过诗文往来。此外，张斯桂接待过来自中国的不少著名人物，包括1879年游历日本的王韬，1880年出洋考察路过日本的丁韪良。张斯桂本人在日本期间也撰写了许多诗作，其中《使东采风集》的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2019年经张帆等编注后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使东诗录》原来收录在王锡祺所编的《小方壶斋丛书》中，现经标点后收入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
作为一名外交官，张斯桂参与处理了不少事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琉球交涉”事件。中国外交使团到达日本之时，日本正在加紧吞并琉球的步伐。1879年3月8日，日政府派兵占领琉球，随后正式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但是琉球人民不愿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同年7月3日和7月23日，琉球国王密令向德宏两次赴天津拜谒李鸿章，请求出兵讨伐日本。10月24日，又有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三人，“剃发改装，附舟北上”，直至北京总理衙门，“长跪哀号，泣血吁请”。
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以及琉球人民的悲切请求，清朝官员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当放弃琉球，因为中国内忧外患日甚，自顾尚且不暇，而琉球地瘠民贫，根本没有必要为此“孤悬海外”的“黑子弹丸之地”而与日本交恶。掌握朝政的李鸿章等重臣就持此意见。另一种认为，中国不能放弃琉球，因为琉球关系到中国海疆的安危，争琉球即保台湾，即保中国南境。在日本直接处理琉球问题的何如璋、张斯桂即持此意见。由于与李鸿章等人观点不同，致使何如璋、张斯桂等人在处理琉球问题时非常被动。李鸿章本人也因此对何如璋、张斯桂大为不满。1879年9月8日，李鸿章特地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密函，指责何如璋“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同时认为“副使张鲁生（张斯桂）久不相能”。这密信还写道，何如璋与张斯桂之间矛盾深重，“其正、副不和则通国皆知”。尽管李鸿章对何如璋、张斯桂的指责有失公允，但他说何如璋与张斯桂两人之间有矛盾，则是事实。沈葆桢为此曾写信安慰张斯桂说：“今居东而所见不甚相符，定知非公之过。第人到晨夕聚处，虽兄弟夫妇，是非岂能绝无参差？但能多言情，少说理，纵极纠纷事，顷刻亦雪消冰释矣。时艰至此，忍辱负重，两宫且有说不出苦处，况在吾辈？”
李鸿章等人对何如璋、张斯桂在日本的外交活动颇多非议，这直接影响了何如璋和张斯桂的外交生涯。他们在日本任期满后，都未能获得连任。1882年2月9日，新任驻日公使黎庶昌到达日本横滨。何如璋办完移交手续后于3月1日搭船回上海，1883年10月被任命为船政大臣。张斯桂于光绪七年十二月（1882年1月）任满后，“奉旨：着张斯桂回京”。这样，张斯桂也于1882年上半年离开日本回国。他回国后，还将从日本带回的刺槐种子赠送给左宗棠。
光绪八年六月初二（1882年7月16日），张斯桂来到北京总理衙门“呈报销差”。总理衙门对张斯桂做了比较高的评价：“查该员张斯桂学问夙优，于中外情形最为留心，频年在江苏、福建当差，以及奉使日本，复多阅历，报称之情老而弥奋，应以如何如何量予录用之处，伏候圣裁。”结果，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四日（1882年8月7日）军机大臣奉旨：“张斯桂着以知府即选。钦此。”
经过一套复杂的官员任命手续，张斯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出任广平府（今河北省邯郸市一带）知府。但此时张斯桂年事已高，精力有限，遭到许多人的指责和弹劾。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1888年4月16日），到广平才两年的张斯桂卒于任上，享年73岁。他的传奇人生，就此结束。光绪十九年（1893年），王锡祺在张斯桂《使东诗录》的跋文中感叹说：张斯桂“赍志遽殁，惜哉！”在张斯桂去世后不久所修的地方志中，也可找到关于张斯桂的记载。
张斯桂是近代最早走向世界的浙江人之一，他丰富的经历还折射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这里，我们仅以被现代人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汪士铎（1802—1889年）的诗作《张鲁生小照》作为本节的结尾：“郭钦不可见，魏绛乃多辞；荐食忧鳞介，求才忆虎貔。大风通帝梦，未雨逮天时；磊落如公等，终当侍赤墀。”
三、张斯枸：从宁波走向西欧
张斯桂的弟弟张斯于1876年跟随郭嵩出使英国。光绪四年（1878年），郭嵩又兼任驻法国公使。这样，张斯也经常奔走于英国、法国之间。1879年1月，新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抵达巴黎及伦敦，接替郭嵩焘。曾纪泽特地安排张斯枸陪同郭嵩回国。他们于光绪五年正月初十（1879年1月31日）离开伦敦，经过漫长的旅行，于光绪五年三月初五（1879年3月27日）回到上海。几天后，张斯栒等人还为郭嵩焘庆祝生日。张斯枸陪同郭嵩焘到达上海后，随即经日本返回欧洲。五月初三（6月22日），郭嵩焘收到张斯枸从日本长崎发出的信件，说已与其兄张斯桂见过面了。1879年8月，张斯枸回到英国。曾纪泽在8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张听帆自上海归，来谒，一谈。”第二天，“与听帆谈甚久”。
曾纪泽与张斯桂兄弟本来就非常熟悉，来到欧洲出任公使后，与张斯枸几乎朝夕相处，两人关系更加密切。曾纪泽称赞张斯枸“造就卓有可观”，多次请求朝廷对他进行奖励，并且大力保举张斯栒。1879年，张斯还受驻德公使刘锡鸿之邀，到德国工作过几个月。尽管刘锡鸿与郭嵩焘之间水火不相容，但刘锡鸿在《英轺私记》中却多次提到了张斯栒。从1880年农历四月开始，中国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陈兰彬（1816—1895年，字荔秋）将张斯调到美国工作，大概于1882年初张斯桂才重新回到曾纪泽手下工作。曾纪泽于1886年卸任驻英等国公使后，刘瑞芬（1827—
1892年，字芝田）、薛福成先后担任驻英等国公使，这两人对张斯枸都有很高的评价。薛福成在日记中就多次提到张斯枸。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斯结束了20多年的异国外交生涯回到中国，并且受到了朝廷的嘉奖，“由知府奏保道员，赏加二品顶戴”。根据家谱资料，张斯枸本人写过《环瀛日记》一书，记载其海外生活。此书藏于家中，没有出版，后来不知下落，甚为可惜。此外，曾纪泽在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三日（1879年1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阅张听帆所作游苏葛兰笔记”。文中的“苏葛兰”，现在写作“苏格兰”。遗憾的是，张斯枸的这部《游苏葛兰笔记》也下落不明。
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丁韪良的建议下，奏请创办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由于张斯枸英语能力很强，对西方了解深入，并且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所以他回国后不久，即被张之洞调往湖北出任自强学堂总办（校长）。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8年1月14日）的《札委张斯枸总办自强学堂并兼为本衙门洋务文案》中写道：“查有候选道张道斯枸，前在欧美各国已二十年，迭充英、法等国使署参赞官，精通方言，历办交涉事宜，堪以派委总办自强学堂。”现在的武汉大学也将张斯枸认定为第二任校长。
1898年初，日本邀请中国官员前往日本观摩军事演习。清政府对此非常重视，特派当时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张斯枸前往日本联络观摩。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1898年11月24日），张之洞向远在日本的张斯等人连发两电。第一封电文要求他们“务往各学堂、营垒、工厂详加浏览考究”。第二封电文则对观察演习之事做了非常详细的询问，例如“看操时，日本备供应否？较之接待欧洲各国人相同否？南北洋委员共到几人？”等。张斯枸等人则于两天后对这些问题做了详细的答复。此时的日本政府急于拉拢中国对付沙俄，因此日本天皇还向张斯枸亲赐二等宝星以示外交优待。为了学习日本军事技术，张之洞还选派了一批自强学堂的高才生到日本留学。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1898年12月22日）指示张斯栒“务在长崎候湖北学生到东，带赴东京安置妥当”。1899年5月，日本大将川上操六去世。张之洞致电正在日本的张斯枸，请他代行吊唁之礼。当张斯枸办完此事准备回国时，突然患病，不久在日本神户病逝，年仅57岁。张斯栒的灵柩运回国内后，朝廷特地加封张斯枸为从一品，并赏给治丧银一千两。
张斯枸先后出任英、法、德、美、俄等五国翻译官二十余年，是晚清出使国家最多、工作时间最长的外交官，为近代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晚年出任自强学堂第二任校长，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过，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张斯枸的家庭教育是完全失败的。
张斯的长子张宏湄出生于同治三年（1864年），自小跟随张斯枸在英国生活、学习，生活也就“西化”了，甚至连汉语也不会讲了。光绪七年五月二十二日（1881年6月18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张听帆之子来一坐，全不能华语矣，以英语相答。”张宏湄在英国成为一名医生，并且娶了一位英国女子为妻，在英国安家立业，这下就更加“西化”了，结果导致了与其父亲张斯枸之间的文化冲突。张德彝在《稿本航海述奇汇编》中对此有生动的记载：“记前自光绪丙子年，同事张听帆携其少君（乳名阿宝，当年十五岁）到伦敦。即送乡居学习英文。按听帆之意，必欲其兼学洋文，得有进步，而光宗耀祖也。待其英文有成，兼学医术，十余年间，自娶英女为妻，生有子女，听帆连随数任，皆不知也。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薛星使任满，听帆致书令子同归，子未允，听帆不欲独行，遂迁居海边，独居二年之久。既知子已有室，乃屡次促其携眷回华，至上年始同回沪，父家居昼锦里，而子媳孙女皆住洋店。父欲子亦移入华房，子不遵。
父怒乃谓，如不移来，须仍回外国，今而后尔莫视我为父，而我亦不以尔为子。昨闻阿宝携其妻与子女已到伦敦，将入英籍。由此观之，其携带幼童出洋者，可不慎欤！”通过张宏湄这一反面教材，张德彝告诉人们，张斯枸将少年张宏湄带到英国去学习是非常愚蠢的。而《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在记载张宏湄时，也只有“听帆长子，娶英国口氏，名宏湄（字大宝），自幼随父出洋英国，头等医士。生于同治三年甲子”之类的简单文字，而张宏湄那个英国妻子的姓氏及出生日期则为空白。
在晚清中国人的眼中，“西化”的张宏湄无疑是家庭教育失败的典型。但在今天的中国人心目中，张宏湄可能会被视为成功融入英国主流社会的精英。面对当今中国的少年留学潮，回首那个被当作异类的张宏湄，我们不能不感慨：时代的变化是多么巨大！
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方面先后共派出66艘战船，其中轮船约有20艘（3艘属于英国海军，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出的轮船至少有14艘）。当时正处于木质风帆船向蒸汽铁甲战舰过渡时期，英军主力依然是木帆船，蒸汽轮船由于“吨位小，炮火弱”等原因只能承担探哨、拖曳等辅助任务。在这些轮船中，最著名的就是铁壳明轮巡航舰“复仇女神号”（Nemesis），英国侵略者对此船在鸦片战争中的作用有过详细的叙述。
正是在鸦片战争期间，轮船伴随着英国侵略军首次出现于浙江沿海。1840年6月30日，英军舰队进入舟山洋面，其中包括几艘武装轮船。7月6日，英军占领定海。自此开始，浙江各级官员经常提到轮船，但名称很杂乱，有“火轮船”“烟菡夹舩（船）”“车轮夷舩”等。1840年7月下旬，清军侦察兵还潜入英军占领下的舟山，绘下了英军轮船的详图。1840年10月25日，钦差大臣伊里布派遣心腹家仆张喜冒充六品官员到舟山与英军谈判。张喜借机参观了英军的轮船，并做了比较详细的描述。不过，许多高官显然并不相信张喜这个小人物对轮船所作的介绍。1842年8月，当中英双方官员在南京举行谈判时，两江总督牛鉴还以为轮船是用牛拉动的，直到看到轮船之后才改变看法，“始叹而信之”。
鸦片战争期间，清朝官员在一次次的惨败中真切地感受到了英军“船坚炮利”的威力，于是出现了研习和仿制轮船的热潮。1840年夏，嘉兴县丞龚振麟奉命调到宁波，负责督造军械。龚振麟目睹英军轮船“出没波涛，维意所适”，决心仿造，并且制造出以人工推动的轮船。此外，广东、江苏方面也有人仿造轮船，其中潘世荣、郑复光、丁拱辰、何礼贵等人还曾试图仿造以蒸汽为动力的轮船。当然，在仿制轮船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笑话与闹剧，其中较为典型的是一个宁波用人的故事。1842年夏天，英军侵犯江苏，束手无策的两江总督牛鉴听说上海有个姓丁的宁波用人会造轮船，于是高价聘请其制造轮船，并且为他提供充裕的物资和人员。结果，轮船虽然造出来了，但“举火而不行”。这个丁姓用人辩解说：轮船“其巧在机，予一人知之，不能尽众人知皆知也”。
在这个故事中，那个姓丁的宁波用人固然是以江湖骗子的形象出现的，但轮船未能建成，显然不能完全归咎于他。因为制造轮船，需要许多方面的知识及条件，例如热能动力学及流体力学方面的知识，特定强度的钢材，等等。诚如这个丁姓宁波人所说，制造轮船仅仅“一人知之”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众人知皆知也”。一个普通的宁波用人，竟然也掌握一些关于轮船的知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宁波人对于轮船的认识还是比较丰富的，同时也说明了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出现在宁波并不是偶然。
一、宝顺轮：近代中国引进的第一艘轮船
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军舰的猛烈炮火激发了清朝官员仿制西方船炮的热情。但朝野上下其实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全球化浪潮对中国的冲击，更没有觉察到一个全新的时代正在到来。整个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一直根据传统的朝贡体制来处理中英关系。在清朝君臣的心目中，英国是“犬羊成性”的“蛮夷之国”，英国人是“人形”“畜类”、英国所发动的侵略战争，被认为是“化外蛮夷”为了向天朝皇帝“乞恩”而鲁莽地“寻衅”“滋事”。1842年英国军舰达到目的后退出长江，被认为是“恭顺”地“就抚”了。所以，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朝官员并没有痛定思痛，而是习故蹈常，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幻觉中，“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坊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在此背景下，刚刚萌发的学习西方船炮的热情也随之烟消云散了。鸦片战争结束后不到半年，道光皇帝在看完广东官员进呈的关于轮船的资料后，于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一日（1842年12月12日）下令说：“火轮船式，该省所造既不适用，著即无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无庸购买。”
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断然拒绝了轮船这一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海运工具，但西洋的轮船却仍乘风破浪接踵而至，并且很快投入商业航运中，以获取高额利润。在鸦片战争结束后的头十年（1843—1853年），西方来华的商业船只绝大多数还是木帆船，但轮船的重要性却已日益突出，不仅出现了奔走于香港、广州、上海等中国港口之间的轮船航班，还出现了从中国至斯里兰卡、英国等地的定期轮船航班。西方轮船航运进入中国后，沉重打击了中国传统的帆船运输业，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对此，清朝官员曾这样概括说：“洋人轮船之入中国，为害最甚。”
不过，就如西方轮船的军事威胁并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引进轮船一样，西方轮船带来的商业利益，也没有催生出中国人购买轮船的激情。中国人引进轮船的动力，最终来自国内为朝廷运输漕粮的需求。
漕粮，简单地说就是古代中国由政府组织运输的、主要通过水路从各地运往京城的粮食，它直接关系着京城的安危，清朝人将其视为“天下之大命所系”，甚至有人认为“国家大计，莫过于漕”。自秦汉至明朝，漕粮主要是通过河流进行运输的，只有在元代才出现过以海运为主的特殊现象。清朝建立后，漕粮一直通过运河进行运输。虽然康熙、嘉庆时期屡次议论过海运，但都没有付诸实施。清代的漕粮海运始于道光六年（1826年）。对于清代前期的漕粮海运过程，后来负责浙江海运的马新骀有过概述：“道光六年（1826年），江苏以高堰决、运道梗，创行海运，后一岁辄罢。而二十七年（1847年）及咸丰初元，乃复行之。然三次海运，惟行之苏省，而浙省不与焉。浙之行海运，则自咸丰三年（1853年）始。”
浙江漕粮海运，除运河滞塞不通这一自然原因外，更主要的是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咸丰三年二月初一（1853年3月10日），江苏和浙江联合举行“恭祀海神”仪式，拉开了浙江漕粮海运的序幕。此时，太平军正顺江而下，直逼南京。3月19日，太平军攻克南京，然后迅速占领了周边地区。在此背景下，浙江漕粮更不可能通过运河北运了，而只能依赖海运。
清代中国，有“南洋”“北洋”之划分。包世臣在《安吴四种》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出吴淞口迤南，由浙及闽、粤，皆为南洋；迤北，由通（通州）、海（海门）、山东、直隶及关东，皆为北洋。南洋多矶岛，水深浪巨，非鸟船不行。北洋多沙碛，水浅礁硬，非沙船不行。”现代学者对于“南洋”和“北洋”这两个概念，有着不同的见解。其实，在不同的地区，人们对“南洋”“北洋”的理解亦非完全相同。在宁波地区，“由镇海出口，定海一隅孤悬海中，由定海而下，则为南洋，由定海而上，则为北洋”。从事北洋贸易的商船称为“北船”，从事南洋贸易的商船称为“南船”。“南船常运糖、靛、板、果、白糖、胡椒、苏木、药材、海蜇、杉木、尺板”等货物，“北船常运蜀、楚、山东、南直棉花、牛骨、桃枣诸果、坑沙等货，其船系沙船、弹船”。从事南洋航运的船帮，被称为“南号”“南帮”“南洋商舶”等；从事北洋航运的则被称为“北号”“北帮”“北洋商舶”等。在两大商帮中，“以北洋商舶为最巨，其往也，转浙西之粟，达之于津门、辽东也。其来也，运辽燕齐莒之产，贸之于甬东”。
浙江漕粮的海运任务，主要是由宁波北号商帮完成的。例如在咸丰三年（1853年）的漕粮海运中，浙江省派出了193艘沙船，其中来自宁波的有130多艘。起初，宁波北号商帮因担心海运漕粮无钱可赚，千方百计“迟疑推诿”。最后，清政府只得无奈地同意，承运漕粮的船只，可以仅载运八成漕米，另外两成用来装载船商自己的货物，而且这两成货物“论石而不论价，由海关免税放行”。这一税收优惠条件，保证了船商可以获得较高的利润。这样，宁波的商人不仅乐于承运漕粮，而且还纷纷添置船只，北号船只由此增加到“三百余号之多”。
不过，运输漕粮也面临着一些风险，其中最主要的是海盗的劫掠。特别是太平天国于1853年定都南京后，清政府对江浙地区的统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致使社会更加混乱，“海盗充斥，肆掠无忌惮，狙截商船，勒赎至千百金不止”。另一方面，由于清政府致力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根本无暇进行海防建设，所以本来就已腐败不堪的清军水师更加没有能力来保护漕粮海运，甚至连出海捕盗的勇气都没有。段光清（时任宁波知府、宁绍台道等职）咸丰五年（1855年）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二月，海运开兑。时洋面多盗，省中行文饬水师护送商船出洋。水师畏之，提军叶绍春亦赴镇海催之，仍不出口。”
日益猖獗的海盗，严重威胁了漕粮的运输，而清军水师又根本无力保护漕粮海运。在此背景下，浙江巡抚何桂清等人开始认识到，“漕粮舍海运别无良策”“海运舍轮舶别无良策”。对于深受海盗之害的宁波北号船商来说，这种认识更加明确。特别是在南号商帮又不愿帮助北号巡洋护航的情况下，北号商人最后决定集资去购买外国轮船。当时的宁波著名学者董沛（1828—1895年）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对此有记载：宁波运送漕粮的船只于“春夏之交，联帆北上，虽有兵船护行，盗不之畏也。每劫一舟，索费尤甚，至遣其党入关，公然登上座，争论价目。诸商人咸愤之。慈溪费纶鋕、盛植琯，镇海李容昌于众，议购夷船为平盗计。顾船值颇巨，未易集事。宿松段光清方兼道府之任，莅事宁波，为请于大府，令官商各垫其半，岁抽船货之入，络续归还，以乙卯五月十二日始计数捐厘，并充历年薪水、佣资、衣粮、弹药诸经费。鄞县杨坊、慈溪张斯臧、镇海俞斌，久客海上，与洋人习，遂向粤东夷商购买大轮船一艘，定价银七万饼，名曰‘宝顺’。设庆成局，延鄞县卢以瑛主之，慈溪张斯桂督船勇，镇海贝锦泉司炮舵，一船七十九人。陈牒督抚，咨会海疆文武官，列诸档册。此甲寅冬季事也”。
出资购买宝顺轮的是一批从事漕粮海运的宁波商人，购买这艘轮船的目的是给漕粮护航。那么，这艘船是如何购得的呢？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的最后有这样一段话：“自中原底平，海道无风鹤之警，宝顺船窳朽，亦复无用。然原其始，则费纶鋕、盛植琯、李容三君之功不可忘也。周道遵修鄞志，乃以属之鄞人林鸣皋、粤人郑寿阶，郢书燕说，流为丹青，恐阅者因而致疑，故详书其本末，勒石于天后祠中，俾后人有考焉。”也就是说，周道遵在其所修《鄞县志》中，将购买宝顺轮之事归功于鄞县人林鸣皋和广东人郑寿阶。为了避免后人被周道遵误导，董沛特地撰写了这篇《书宝顺轮船始末》。
宁波商人购得西方轮船后，给中国传统的船舶管理体制带来了挑战，因为在清政府的船舶管理制度中，并无关于轮船的相关规定。亲自为宝顺轮发放执照的段光清在日记中对此有过记述：“定例：商船出洋，必有地方官印照，各处海口方许进出。北号既买轮船，商人拟请印照。宁波向日商船，悉由府给执照。北号司事来署，与余相商，余谓：自来商船，俱填某号，某船，某商，从未给过轮船执照，今以外国之船，而给中国之照，恐多窒碍；且朝廷和洋人而实忮洋人，若我中国有涉及洋人之事，稍有不是，则干议非轻矣。司事皆曰：所言诚是；然轮船则既买矣，无照又不能行，将若之何？司事亦本地大绅也，皆不得主意。余谓之曰：不给执照，无以过北洋，若赴北洋验有执照，必达天听；然海运现需轮船护送，我不能怕处分，而置地方公事不管也，且给执照，被议再讲。”由此可见，段光清实际上是冒着风险违规给宝顺轮发放执照的。
宝顺轮自1855年夏天开始执行捕盗护航任务后，取得的成就确实不少。董沛的《书宝顺轮船始末》记载说：“七月七日在复州洋轰击盗艇，沉五艘，毁十艘。十四日在黄县洋、蓬莱县洋，复沉四艘，获一艘，焚六艘。余盗上岸逃窜，船勇奋力追击，毙四十余人，俘三十余人。十八日在石岛洋沉盗艇一艘，救出江浙回空运船三百余艘。北洋肃清，轮船回上海。二十九日巡石浦洋，盗船二十三艘在港停泊，轮船率水勇船进扼洞下门，两相攻击，自卯至未，盗船无一存者。余盗窜黄婆岭，追斩三百余级。九月十三日在岑港洋沉盗船四艘。十四日在列港洋沉盗船八艘。十八日复在石浦洋沉盗船二艘。十月十八日复在烈港洋沉盗船四艘，南界亦肃清。三四月间，沉获盗船六十八艘，生擒盗党及杀溺死者二千余人。”
经过一年的实战锻炼，张斯桂等人熟练掌握了轮船驾驶技术，于是在1856年“撤退西人，自行驾驶护运”。宝顺轮在剿盗护航中的出色表现，也获得了咸丰皇帝的肯定，他要求宝顺轮和太平轮正式参与1856年的漕粮海运，承担护漕任务。
除追剿海盗外，宝顺轮在宁波的地方治安中也多次发挥作用。1858年，浙东爆发了史致芬领导的农民起义。童华在《节略》中说，当史致芬亲自率起义军（又被称为“湖人”）前来攻打宁波城时，宁绍台道段光清“札饬张君轮船截断浮桥，以当其冲，仅发一炮而乌合瓦解，一郡安堵”。咸丰八年十二月十五日（1859年1月18日）在宁波出版的《中外新报》，对此有更加详细的记载：“宝顺火轮船，宁波北商所置，以巡洋缉盗者也。船内诸司多英国人，由三江口驶入浮桥，横截江面，湖人乃退至大教场，将演武厅焚毁而去。当日英国领事闻之，尽提英人在宝顺船者，严加训饬，以为内地官民不睦，非比外洋寇盗，我外国人只可处和，不得有所偏护也。”
宁波人购得宝顺轮之时，正值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发展时期。目睹了宝顺轮的威力后，一些清朝官员也想到了利用它来对抗正在节节取胜的太平军。
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攻占宁波。陈培源在《张鲁生太守传》（以下简称《太守传》）中说，张斯桂在宁波城被太平军攻克后，“联系英美领事，各出兵轮拦江横截，贼遂不敢越甬东一步”。张斯桂自己说：“迨发逆窜扰宁郡，桂乃力保江东，与西人之保江北者相为犄角。”在童华的《节略》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太平军占领宁波后，宝顺轮奉吴煦之命前往上海。张斯桂对此有记述：“苏松太道吴煦闻轮船之得力也，遂札调来沪。”童华在《节略》中写道：宝顺轮刚到上海，“适逢两江制宪薛公奉旨饬救浙省围城之急，随留以装载军火、粮饷，航海从黄道关而去。此乃昧于关内沙线之浅，非轮舶所能入，则不知地理之故也；又值时方冬至，彤云密布，朔风将起，碍难放洋，必强之使行，此不知天时之故也。敦促再三，勉从其令。一出吴淞，风雨大作。夜抵关前，飓风愈紧，沙水又浅，风帆顿折，锚链忽断，船遂搁浅，几濒于危，印委各员相对涕泣。次早贼众胥来夺船，乃知杭城已陷，乍浦亦失，不得已，严阵以待。挨至午后，潮涨船浮，乃能出险，复逆行而至历港，避风数日，仍回申江”。在保存下来的清代档案中，也有类似的记载。江苏巡抚薛焕（即童华所说的“两江制宪薛公”）在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13日）的奏折中写道：“又据江苏候补知府赵炳麟禀称，十三日由火轮船装载银钱军械，拖带运解火药等物之船出吴淞口，连日风潮猛烈，船身搁浅，以致轮船受伤，行驶不能自主，于十九日飘至宁波之金塘山内洋，沙线不熟，隆冬潮汛日枯，能否收泊澉浦，殊无把握”等语。对照童华的记载，赵炳麟所说的这艘轮船就是宝顺轮，只不过时间更加准确。咸丰皇帝对这艘漂至金塘山内洋的宝顺轮也颇为关心，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十四日（1862年1月13日）特地询问：“杭城呼吸存亡之际，非由沪速筹运济，他路更属缓不济急..前由火轮船载运军火银钱飘至宁波内洋后，能否收泊澉浦，该委员有无饰词，须确切查明。..仍著薛焕竭力筹办。”咸丰皇帝本希望宝顺轮能给处于“呼吸存亡之际”的杭州带来一线希望，可是他不知道的是，杭州城在十一月二十八日（1861年12月29日）已被太平军攻占。
根据童华的记载，当太平军于1862年5月中旬围攻松江时，宝顺轮也参与了抵抗太平军的行动。也就是在松江解围之后，洋枪队中的外国军官嚣张跋扈，致使张斯桂离开宝顺轮。童华在《节略》中这样写道：宝顺轮回到上海后，“才得交卸，又饬：迅赴松江救护郡城。停泊数日，贼逼渐近，洋将名华尔者添拨洋将来船督率，关道吴公亦添派武弁来船监军，该将弁复傲睨一切，不可向迩。张君乃将轮舶交卸，洁身登岸，不屑与哙等为伍”。这样，宝顺轮就在华尔的指挥下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外国文献的记载与此相吻合：“1862年5月初，常胜军至少使用着三艘轮船：熙春茶号（Hyson），玫瑰号（Rose）和宝顺号（Paoshun）。”
对于宝顺轮的最后下落，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说得非常含糊：“自中原底平，海道无风鹤之警，宝顺船窳朽，亦复无用。”现代学者据此认为：“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中，为封锁宁波港航道，‘宝顺’号轮船被装满石块沉于镇海口，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或者认为，在中法战争中，“为防法军从甬江入口进攻宁波，遂将‘宝顺’轮装满石子，凿沉于镇海口堵江，战后去向不明”。
其实，宁波的官员虽然计划将宝顺轮沉入镇海口以阻挡法国军舰，但同时也清楚地表示，这个计划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实行。宗源翰在借到宝顺轮之时就说：“至于沉石，则不到临事不轻为之。”1885年3月初，当法国军舰已在镇海口与清军交战时，薛福成还是对浙江巡抚刘秉璋说：
“惟宝顺横泊口门，与沉无异，非到紧急可勿沉也。”
清朝官员在镇海口“钉桩沉船”，固然阻挡了法国军舰进入甬江，但也封锁了航道，断绝了交通，影响中外商人的贸易，还影响民众生活和政府的税收。宁绍台道薛福成在致浙江巡抚刘秉璋的信中明确写道：“今所患者，洋人之饶舌，商民之多言，而厘税济饷犹第三层也。”1885年4月4日，中法双方在巴黎签订停战协议。农历三月初二（4月16日），当法国军舰尚未离开镇海口的时候，薛福成就向刘秉璋报告说：“向留宝顺轮船阻泊口门，尚未沉下，今即拽开以让船路。”这样，宝顺轮终于幸免于沉江阻敌之厄运。
中法战争期间，宝顺轮就是作为一艘年久“窳朽”的“旧轮”而准备用来沉入江底的。中法战争后不久，宝顺轮的生命历程也就结束了。1887年7月14日，上海出版的《申报》刊登了一则题为《礼拜四拍卖》的公告，全文如下：“启者于廿四日两点钟在华顺栈拍卖宝顺轮拆下旧篷、桅、绳索、舢板、旧生熟铁、铁丝绳、铜器、杠柜、大锚链数节、什物等货，俱不限价，各宝号欲意者，届期请至该栈面拍可也。此布。倍发行启。”由此可知，宝顺轮最终是由于年久朽腐而被拆解的。当时可能很少有人关注过《申报》上的这条公告，后来的人们更是完全遗忘了宝顺轮的最后归宿，但正是这艘由宁波商人引进的外国轮船，揭开了中国轮船时代的序幕。正如董沛在《书宝顺轮船始末》中所说的那样：“中外臣工，咸知轮船之利，有裨于军国。曾文正首购夷船，左文襄首开船厂，二十年来，缘江缘海，增多百余艘，皆宝顺船为之倡也。”
二、张斯桂：从秀才到知府的轮回
宝顺轮的经历是丰富的，而其首任船长张斯桂的一生则更富传奇色彩。
张斯桂，字景颜，号鲁生，清代宁波府慈溪县（现为宁波市江北区庄桥街道马径社区）人。2004年，马径张氏祠堂和张斯桂故居被确定为宁波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关于张斯桂的传记资料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收藏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的履历档案（以下简称《履历》）。第二种和第三种分别是前面已多次引述过的陈培源所撰《太守传》和童华所撰《节略》，这两种传记资料都收录在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所藏1926年永思堂木活字刻本《慈东马径张氏宗谱》中。
根据《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张斯桂祖父名叫张大堮（字蓉川，号莲溪，1763—1838年），是个国学生，家谱资料说他“博览群书，于历朝史鉴，尤洞窥其本原”。张斯桂的父亲名字叫张肇霭（字麒书，1794—1859年）。张肇霭生有两子，即长子张斯桂，次子张斯枸。张斯桂本人出生于清嘉庆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五日（1817年1月31日），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1888年4月16日）去世。对于张斯桂的家庭经济状况，我们不太清楚。1850年来到宁波生活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后来成了张斯桂的好友。丁韪良说，张斯桂“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borntotheinheritanceofwealth）。不过，童华在《节略》中却说，张斯桂“第家本寒素，向无恒产。当入泮之年，即奉严训，令其分居析爨，设馆授徒，赖修脯以自给。是以课徒勤谨，一年无假期”。根据丁韪良及童华的记述，张斯桂可能出生在一个败落的富裕家庭中。
作为一个传统的富家子弟，张斯桂的人生道路也是从读书开始的，以求借由科举之梯而踏上仕途。童华在《节略》中说，“张君幼习举子业”，陈培源《太守传》也说他“少为诸生，以文章有声于时”。实际上，张斯桂已经在科举的道路上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慈东马径张氏宗谱》注明张斯桂的身份是“郡庠生”，说明他已通过了童试，成了宁波府学中的生员（秀才）。所以，丁韪良根据西方的学位体系，说张斯桂已获得了“学士学位”（baccalaureate）。《太守传》中说，鸦片战争期间，英国侵略军“迭犯海口，宁波亦遭陷沦，公目击焉，以为此后之军政，当改弦更张无疑也。于是讲求西学，凡水陆行军之制，炮火测量之术，竭十余年心力，深窥奥邃”。童华《节略》的记载也与此相似。丁韪良也说，张斯桂因为感悟到了新时代的风潮，于是主动离开了传统的科举之途。我们现在无法确定丁韪良的这个说法是否属实，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张斯桂没有考取举人。《履历》说张斯桂的身份是“附贡生，”这是他后来通过捐输得来的。
鸦片战争结束后，宁波成为对外开放的五口通商城市之一，英国圣公会、美国长老会、浸礼会等基督教差会派出了大批传教士来到宁波，并且以此为基地向周边发展。在到达宁波的外国传教士中，有两个人与张斯桂关系最为密切，一个是前面所说的丁韪良，另一个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麦嘉缔
（D.B.McCartee，1820—1900年）。麦嘉缔于1844年6月来到宁波，是第一个进入宁波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
丁韪良把张斯桂写作ChangLuseng（张鲁生），并说他曾向麦嘉缔学习医药知识。宁波长老会所编的《麦嘉缔传》写道：“张君鲁生，甬人也，早年受业先生之门，知先生深。”麦嘉缔在自传中说，他有个“老朋友”，名字叫ChangSz'kwei，曾动员他所在的商号购买了“宝顺”（Paoshun）号轮船去护卫漕运。显然，麦嘉缔的这个“老朋友”就是张斯桂。麦嘉缔写道：“几年前，张斯桂想让我教他英语，我问他为什么要学习英语，他说是为了能够阅读西方科学著作。我劝他放弃这一念头，因为他的年纪已在55—60岁之间，同时，我答应为他介绍关于化学、物理方面的知识。”可见，张斯桂本人关于西方的科学知识主要来自麦嘉缔。不过，麦嘉缔说张斯桂年纪已经55—60岁，显然有误。张斯桂当时实际上只有30来岁。张斯桂在光绪元年（1875年）所写的一篇文章中对他们两人的深厚关系也有述及：“吾友麦君嘉缔，美国医士也。学问渊博，气度冲和，其寓吾宁波也最久，其与吾交契也最深，晨夕过从，考究奥窔，多所获益。”
丁韪良所著《花甲忆记》中译本有这样一段话：张斯桂的弟弟张廷芳（ChangTingfang）则以中国公使随员的身份访美，随后又在中国驻伦敦公使馆担任了十多年的秘书之职。其实，张斯桂只有一个弟弟，名叫张斯枸（字听帆），根本不叫张廷芳；清朝派驻英国的外交官中也没有一个名叫张廷芳的人。丁韪良所说的ChangTingfang，其实是“张听帆”。
由于中译者缺乏足够的历史知识，所以将ChangTingfang误译成“张廷芳”。根据《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张斯枸出生于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初一（1842年10月4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农历五月去世，享年57岁。这部宗谱中的《慈溪张公斯枸传略》说，张斯旬是“慈溪诸生。不喜习章句，常究心经世有用之学，遂绝意科举。咸丰季年，粤寇陷浙东，公避地沪滨，乃从美国丁韪良问西学，半年即大进，由是通英国语言文字，旁涉天算、舆地、声光、化学，以及枪炮、机器制造，无不洞窥堂奥”。根据童华的《节略》，张斯枸的成长，主要得益于其兄张斯桂的培养。童华说，张斯桂“又悯其胞弟，年轻失教，不学无术，无与共功名，乃授之诗文，循循善诱，渐能启悟。迨学业与年俱长，乃为之完娶。不数年而游庠，遂将生平所学水陆战阵之法、测量绘图之术，以及矿学、医学、化学、光学、雷电等学，一一口讲指划而尽授之。犹若不足，又出重资，聘一西人教习英文。而其弟亦能殚精竭虑，好学不倦，遂致多材多艺，无事不可以器使”。据此，除丁韪良外，还有另一个“西人”教授张斯枸英语。张斯桂的好友张文虎（1808—1885年）在1865年7月23日的日记中记载，张斯桂“又示乃弟听帆所撰《英语》七章，学英国语言文字者，所不可不习也”。说明张斯枸在英语学习上已颇有成就，可惜不知张斯枸所著《英语》七章最终下落如何。
在当时的宁波，张斯桂无疑是对西方文化最有了解的中国人，他本人也因此被北号商人聘为宝顺轮船长。《履历》记载，张斯桂由于护卫漕运有功，“由附贡生在护运案内出力奏奖”，咸丰六年（1856年）六月，“奉旨，以复设教谕，不论双单月归部铨选并分发试用”。这样，已经离开科举这一“正途”的张斯桂，又开始通过保举这一“异途”向官僚体制回归。
1862年4月初，李鸿章率领淮军来到上海，月底被清政府任命为署江苏巡抚。李鸿章目睹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决定学习西式装备和西式战法，并且广揽人才。恰好，张斯桂因与常胜军不合而离开宝顺轮。于是，张斯桂被李鸿章招聘，协助训练淮军。《节略》说：“李爵相初应署抚之任，带兵来沪，札饬张君随营差委。时方招募洋将教练洋阵，而中国宿将狃于故常，未肯俯就洋法，常与洋将两相支吾，张君常力为劝解，故洋将知其调和之善，喜与共事，每逢操演，必来邀请，如是者半年。”
就在李鸿章以西式军法训练淮军时，曾国藩也在努力学习西方军事科技。1861年秋，湘军攻克安庆，曾国藩开始着手筹建安庆内军械所，并且聘请李善兰（1811—1882年，别号壬叔）等掌握西方科技的学者为顾问。而张斯桂正是李善兰的好友。上海人张文虎则是李善兰和张斯桂的共同朋友。我们从张文虎的一些诗作标题中，就可以知道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多么密切：《壬叔与鲁生对弈，屡败而苦战不已，沓前韵为戏，索缦老和之》《与缦老、壬叔、鲁生、汤衣谷（裕）同出朝阳门游钟山，舆中戏作》《与缦老、壬叔、鲁生、陈小浦、广文（方坦）游元武湖即事》。张斯桂在李鸿章的淮军中待了半年后，在李善兰的推荐下，成为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藩在1863年5月的日记中写道：“李壬叔带来二人。一张斯桂，浙江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一张文虎，江苏南汇人，精于算法，兼通经学、小学，为阮文达公所器赏。”不过曾国藩误把张斯桂当作了杭州萧山人。“工于制造洋器之法”的张斯桂很快获得了曾国藩的赏识。
童华在《节略》中说，曾国藩把张斯桂调到安徽九江（今属江西），“先委阅火药局，次则委阅军械所，又委练洋枪炮队。乃教以步伐止齐，并放开花炮子之法。教成试之，颇称灵便。则中国之能放开花弹，不自近年金陵始，实自癸亥皖营始也”。根据《节略》，张斯桂曾向曾国藩、李鸿章上书《柔远策》十卷，北京的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藏有《柔远策》抄本。此外，正是通过张斯桂，“中国留学生之父”容闳得以结识曾国藩。容闳在其自传中写道：“一八六三年，余营业于九江。
某日，忽有自安徽省城致书于余者，署名张世贵。张宁波人，余于一八五七年于上海识之，当时为中国第一炮舰之统带，该舰属上海某会馆者。嗣升迁得入曾文正幕中。”文中的“张世贵”，英文原作ChangShiKwei，实际上应是“张斯桂”，而中译者误作“张世贵”。容闳说，张斯桂向曾国藩推荐容闳，并代表曾国藩邀请容闳赴安庆。两个月后，张斯桂再次来信邀请。这样，容闳于这一年九月到达安庆，与张斯桂等人见面后，又谒见曾国藩。从此，容闳的人生道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自己这样写道：“抵安庆之明日，为予初登政治舞台之第一日。”而其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宁波人张斯桂。
1863年，丁韪良在上海翻译了《万国公法》一书。这是“译成中文的第一本西方国际法学著作..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启蒙作用，直接促进了清末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诞生”。《万国公法》对日本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丁韪良说，张斯桂自告奋勇为《万国公法》写了一篇序文，此文表现了他对中外关系的理解，这种理解在当时极为罕见。序文为书增色不少，同样也为他开启了通往外交界的大门。这篇序文是张斯桂于1863年端午节在上海所写的，文中将当时的世界局势比作强国争霸的“春秋之世”，通过分析英国、法国、俄国、美国兴起的过程，强调只有通过自我改革才能实现国家振兴。序文指出了国际法的重要性，认为丁韪良的这一译作“亦大有裨于中华，用储之以备筹边之一助云尔”。
张斯桂在曾国藩大营中的活动，留下的资料极少。幸好在上海图书馆珍藏着张文虎在南京期间所写的日记，其中有关于张斯桂的大量记载。根据《张文虎日记》可以知道，1864年张斯桂主要生活在上海。1864年12月16日，张斯桂和他的儿子从上海来到南京，住在仓巷，直到1865年8月29日才从南京乘坐轮船返回上海。在此期间，张文虎、张斯桂、李善兰等人密切相处，有时甚至天天在一起，他们还多次一起拜访曾国藩。从张文虎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张斯桂在南京期间，比较清闲，生活也十分富足。例如，他不仅有仆人，而且到南京后不到一个月，即“新买一马，将乘之遍历诸胜”。张文虎在同治四年六月初一（1865年7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张鲁生来，携示所拟《祠山开煤论》。以金陵诸山出煤者不少，地方以风水之故不放开；然今西夷将于此间开马头，若彼一来，势必开矿，而反以为彼利，不若自我而开，彼至则无及矣。”近来，笔者在广东省中山图书馆找到了张斯桂的一部文集，题为《游艺斋杂著》，其中收有《请开煤矿论》。对照内容，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张文虎所说的《祠山开煤论》。大概张斯桂后来将其名改定为《请开煤矿论》。
1865年5月，清廷以僧格林沁被捻军所杀而急令曾国藩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北上山东追剿捻军。这样，张斯桂也就离开南京返回上海了。张文虎在1865年8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早起，与壬叔至仓巷，送张鲁生上轮船，并托寄朱贡三信。”随后的几年，张斯桂主要在上海及周边城市活动。同治五年（1866年），清政府派遣斌椿率同文馆学生张德彝前往欧洲游历。他们抵达上海后，于这一年二月初四（3月20日）拜会了丁韪良。第二天，张斯桂前来拜访张德彝。这一年冬天，张斯桂沿长江到过武汉。他在《楚游记》一文中写道：“桂于丙寅冬自春申之旧浦趁杨泰之轮船，泝长江，抵夏口，访汉东之名胜，考楚北之封圻。”
1867年6月，张斯桂撰写了关于钱塘江海塘治理的小书《海宁塘末议》，书中写道：“自咸丰五年（1855年）海盗充斥，漕运梗塞，因奉宪督率轮船护运到津，南北两洋往返频仍。暇则梭巡海面，缉捕盗艘，几及十年。沿海口岸阅历殆遍，而于浙江洋布尤熟若户庭。至咸丰辛酉冬，浙省被围，曾奉江苏抚宪谕，载军火粮饷直抵鳖子门外，故其形势如示指掌。”大概在1867年年底，张斯桂撰写了《驳上海新闻纸报英国新造大铁甲轮船语》一文。此文开头写道：“同治六年十一月份英吉利国报称该国新造大铁甲轮船一只，有四千三百马力，铁甲厚四寸，炮门处厚七寸，大炮四尊，炮子重一百七十八磅；次炮二十尊，炮子重一百十五磅，兵丁六百二十名。可称伟器。”不过，张斯桂以“粗解轮机、炮火等法”之专家的观点分析了这种新型军舰的弱点，指出它并非“无敌”于天下。张斯桂还以英国建造新型军舰为例，呼吁“积弱之余”的中国进行改革：“虽然英国富强已甲天下，而犹恐有敌国外患一能胜予，故常惟日不足求一制人而不制于人之策，洵能励精图治，享国久长，则凡积弱之余，岂可因循坐误而不翻然变计乎？”
1868年年底，张斯桂和他的弟弟张斯枸又从上海来到南京，与张文虎等人经常聚会。1869年4月至6月，在张文虎的日记中，还可以看到“至（上海）南昼锦里拜张鲁生、听帆，略谈”之类的记载。同治十年十月初十（1871年11月22日），薛福成在上海“访刘开生、刘子迎、张鲁生、容纯甫。回铁厂后，复与陈荔秋、冯竹如、郑玉轩畅谈”。可见，在1870年前后，张斯桂主要活动于上海及周边地区。
张斯桂自己说，当他于1865年离开曾国藩后，本来“不复作出山想矣”。但此时的中国，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其重要人物就是林则徐的女婿沈葆桢。沈葆桢于1867年起接替左宗棠担任福建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同治十年（1871年），沈葆桢因其父亲去世而照例丁忧，夏献纶暂为代办船政。也就在这个时候，张斯桂和他弟弟张斯枸来到福州船政局。童华在《节略》中说：“辛未冬，船政代理大臣夏复命委员来招，遂感激而愿自效焉，乃偕胞弟斯枸同到船署”。不过，童华在下文又说：张斯桂兄弟两人“壬申孟春，同赴闽省船署”。据此，张斯桂和张斯枸于1871年接受夏献纶之聘请，1872年春到达福州船政局。张斯桂自己在《使东节略》中也写道：“嗣蒙沈文肃殷勤致聘，遂偕胞弟斯枸同抵船政署。除总巡各厂、兼管学堂外，为之造水雷、制电线，凡署中委员学生专心于制造军火之法、算学测量之术，有绘图立说禀请宪鉴者，皆发交桂处代阅代批。又遇武弁之操演洋阵、兵轮之习练水军，请宪驾校阅者，桂皆随侍左右焉。”这类记载，在沈葆桢的信件中得到了印证。光绪元年（1875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GreatNorthernTelegraphCo.）在与福建官员就购赎福建电话线路问题进行谈判时，提出了许多敲诈性质的条件，其中关于为中国方面培训电话人才的条件是每年费用三万元、培训合同为期三年。沈葆桢反对接受大北公司的这些要求，他在写给丁嘉炜（字蕴石）的信中说：“至福、厦局，岁费三万元，未免过巨。三年亦为期太久，彼殆以华人无谙习电报者耳。船局中贵同乡张鲁生、张听帆昆季均熟电学，可否进而商之。”此外，沈葆祯在1875年写给李鸿章的信中也提道：“电线演熟似不难，如张鲁生兄弟皆能之。”
张斯桂与沈葆桢之间的私人关系更是密切。1873年，沈葆桢的妻子去世，“挽联极多，惟慈溪张鲁生司马一联为冠”。这副挽联为“为名臣女，为名臣妻，江右佐元戎，锦伞夫人分伟绩；于中秋生，于中秋逝，天边圆皓魄，霓裳仙子证前身”。这一联佳作，在《壶天录》（卷上）、《粟香随笔》（卷七）等书中皆有记载。《节略》说，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以历年护运功，得保举尽先知县加同知升衔”。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张斯桂档案中也说，“该员于咸丰七年（1857年）至同治十二年在浙江、江苏两省当差，累保以知县选用加同知升衔”。《履历》仅说“复在捐输案内请奖，经户部核准，以知县双月选用加同知升衔”，没有记载年代。虽然这些文献没有说明是何人举荐了张斯桂，不过，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已在福州船政局工作两年了，因此推断，很大可能是沈葆桢保举了他。根据《慈溪张公斯枸传略》，张斯桂的弟弟张斯枸也是由于沈葆桢的保举，“以附贡生报捐通判”，从而开始踏上仕途。
同治十二年（1873年），张斯桂为章仲山（号无心道人）的《心眼指要》做过注释。《心眼指要》是一部堪舆名作，道光十六年（1836年）初版。张斯桂评注的《心眼指要》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章仲山的序文后面有“同治十二年仲秋之朔，张斯桂评于闽省船政署内”之署名。在这部抄本上，张斯桂的注文共有20条，有的注明是“同治癸酉八月鲁生注于闽省船政署内”，有的注文只有一句，如“此辨罗经方位之阴阳”，有的略长，如“三吉即三卦之合时者。用挨星法挨得三卦到何方位，便是吉。即《都天宝照》所谓‘躔何位、落何宫、来何地’是也。鲁生氏注”。从这些注文中可以看出，张斯桂对看风水选墓穴也是颇有研究的。
1871年12月，一批琉球漂流难民因误入台湾东南部原住民生活的牡丹社而被杀。日本以此为借口，蓄谋侵占台湾。从1874年2月起，日本就不断派人到台湾进行侦测并测绘地图，为军事侵略做准备。5月，日本军舰登陆台湾琅峤，开始武装侵略。清政府对于日本的侵台活动一无所知，直到同治十三年三月初三（1874年4月18日），才从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ThomasFrancisWade）的来信中获知“日本运兵赴台湾沿海迤东地方，有事生番”。三月二十九日（5月14日），同治皇帝下令，“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四月十四日（5月29日），同治皇帝又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沈葆桢于五月初一（6月14日）率领随从，分别乘坐三艘轮船从福州马尾启程，赶赴台湾。沈葆祯的助手潘霨于次日抵台。沈葆祯本人在经过澎湖等地后，于6月17日到达台湾安平。沈葆桢的随行人员中也有张斯桂，但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与沈葆桢同船抵达台湾。从此，张斯桂在台湾直接参与了一系列对日交涉活动。
沈葆桢的助手潘霨在奏折中曾写道，五月初八（6月21日），“偕台湾道夏献纶带同随员张斯桂等，并邀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乘轮船由安平冲涛出海，下午已抵琅峤，风涛倒卷，舢板不得拢岸，群跃而登。晚宿车城，次早，直叩倭营，晤其中将西乡从道。持臣葆桢照会，及彼公使柳原前光信函，与之反复辩论。迨其报谒，复逐条穷诘”。张斯桂作为中方的主要代表之一，无疑参与了和日本人的辩论。童华的《节略》对此也有记载，但夸大了张斯桂在此次辩论中所起的作用。
就在沈葆桢他们来到台湾之前不久，日本人成富清风等人向台湾的头围县丞衙门报案，说他们的船只因遭遇风暴而于5月21日漂至歧莱（今花莲），结果“被该处生番抢去银钱”。这一“失银事件”，实际上是成富清风等人“为日军侵占北路的苏澳或花莲港”而捏造出来的故事。为了避免日本人以“失银事件”为借口别生事端，台湾道夏献纶派遣张斯桂等人前往花莲查案。沈葆祯在奏折中写道：“通判洪熙恬，委员张斯桂、李彤恩及税务司好博逊等，十六日船至花莲港勘视，以浪大难泊，折回新城，用舢板登岸。是日天气晴明，风亦不恶，而浪击沙岸，倒卷而去，小舸几为所沉，幸土人拖之上岸。”张斯桂等人经过实地调查，证明日本人并“未曾被抢”，成富清风等人所称“窃盗银物”之事根本就没有发生过。日本人“失银事件”调查清楚后，张斯桂还带领福建船政学堂的艺生绘制了花莲一带的地图。沈葆祯在奏折中报告说：“委员张斯桂同艺童将该处地图连日画毕，遂于二十一日同好博逊、李彤恩先归苏澳。”
清政府自1683年统一台湾后，将台湾原住民生活的广大区域划为“番境”，禁止汉人进入，更禁止汉人与里面的原住民通婚。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正是利用了这种汉番分治的政策，提出了“番境”是否属于中国领土的问题。有鉴于此，沈葆桢向朝廷建议，必须“开山抚番”，实现汉番融合，“以绝彼族觊觎之心，以消目前肘腋之患”。台湾的开山，分南、北、中三路进行。张斯桂参与了台湾的“开山抚番”。光绪三年三月初六（1877年4月19日）的《进呈台湾全图并各番族形状风俗折》中明确写道：“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形颇为熟悉。”此外，沈葆桢在1875年10月的《请奖剿番开山出力人员折》中还写道：“张斯桂并随赴南路筹防，均属不辞艰险，办理妥协。”在张斯桂所著《游艺斋杂著》中，还收录了《台东开山祭文》，其开头说：“维皇建极同治之十有三年，岁在甲戌，月逢季夏，分巡台澎使者夏献纶谨以羊一、豕一，祭告于台东山川土地之神前。”这篇写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夏天的祭文，向我们展示了开山的一些细节。对于祭山的时间，张斯桂在这篇文章中仅说是“季夏”（农历六月）。夏献纶自己的奏折，则提供了更加准确的时间。夏献纶说，他于该年五月二十九日（7月12日）到达旗后，此后经过澎湖、沪尾、鸡笼，于六月初三（7月16日）到达苏澳。六月十六日（7月29日）至二十一日（8月3日）已“开路九百七十余丈”。由此可见，张斯桂的这篇开山祭文作于农历六月十六日之前。
张斯桂自己说，在台湾期间，“办公之暇，或寻煤铁于鸡笼山，或采硫磺于金堡里，地方官不到这区，桂皆亲历之焉”。有学者指出：“张斯桂何以至鸡笼寻煤铁，至金山采硫磺？这不是张斯桂有博物的癖好，可能是代夏献纶前往勘探，此即童华所谓：夏献纶‘其所不到之处，必遣之往’之意。因为当时轮船烧煤，故沈葆桢相当重视鸡笼开矿之事，曾令夏献纶与好博逊商议此事，另外沈葆祯亦希望开采台北的磺油。张斯桂至鸡笼一带，应与此有关。”
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二日（1874年10月31日），中日两国经过反复谈判，在北京签订专约，中国向日本支付了50万两白银，日本军队则于这一年12月1日从台湾撤出。日军侵略台湾事件虽然结束了，但它“拉开了近代日本侵略和压迫中国的序幕”。《北京专约》签订后，清政府真切感受到日本的威胁已近在咫尺，同治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74年11月5日），同治皇帝要求大臣们就海防建设发表意见，并且“限于一月内复奏”。远在台湾的沈葆桢收到上谕后，于光绪元年正月初十（1875年2月15日）所写的奏折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并且在奏折中特地附上“浙江修补道刘璈、候选知县张斯桂条议”，供朝廷参考。张斯桂等人的条陈，很快引起李鸿章等人的注意。李鸿章在光绪元年正月十四日（1875年2月19日）写给丁日昌的信中，除了称赞沈葆桢“洋务、船政，比之时人，似胜一筹”外，还推荐了张斯桂等人的条陈：“其复议稿及日意格、张斯桂条陈抄呈台鉴。”
光绪元年二月十七日（1875年3月24日），沈葆桢上奏说，他已批准浙江候补道刘璈（字兰洲）离开台湾回湖南老家去为其父“奔丧守制”。沈葆桢在给黎兆棠（字召民）的信中还说：“兰洲以父忧去，嘱其葬后即来，而茔地未定。渠极慎重此事，过沪且攫鲁生以行，恐遥遥无期”。大概是由于张斯桂精于选择墓地，所以刘璈邀请张斯桂一起回湖南以便给其父亲挑选墓地。但我们不清楚张斯桂是跟随刘璈一起离开台湾，还是张斯桂本人由于某种原因早已到达上海。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蒸汽机的使用也逐渐增多，这就需要越来越多的煤炭。但当时中国的煤炭主要依靠进口，为此，李鸿章于1874年密令轮船招商局会办盛宣怀调查国内的煤炭资源，而盛宣怀又将此事交给张斯桂办理。在上海图书馆所藏盛宣怀档案中，有一封撰写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的《盛宣怀密札张斯桂文》。盛宣怀在信中说：“上年奉直隶爵阁督部堂李密谕：中国地面多有产煤产铁之区，饬即密禀查复等因。..兹访得湖北省武穴、蟠塘及田家村一带山内旧有煤洞，所产煤质即好，滨江水口尤便。..因思该令前在台湾等处所议开煤章程，甚属简便妥当，合即密饬该令轻装速赴该处察看..此举关于富强大局，幸勿诿延。”盛宣怀此处所说“该令前在台湾等处所议开煤章程”，证明张斯桂在台湾期间确实考察过煤矿。同时也说明，盛宣怀大概看到过张斯桂在南京所写的《请开煤矿论》。
光绪元年（1875年）五月，张斯桂写信向盛宣怀汇报了考察结果。张斯桂在信中说：他于四月初九（5月13日）从上海启程，十三日（5月17日）在武穴登岸，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于十九日（5月23日）到“山前山后查看情形”，此外，又于二十八（6月1日）、二十九（6月2日）两天到阳城山进行实地调查；“因随带煤样六七斤来沪呈缴，伏乞察核施行”。张斯桂的此次考察，对于清政府决定开采广济煤矿具有重要作用。李鸿章在1875年6月底写给盛宣怀的信中说：“广济阳城山所产之煤，既经张令斯桂亲往察看，出产尚宽，煤质尚好。而彼处绅士已有以风鉴为言者，积习误人，牢不可破。执事拟俟诸务料理就绪，即赴该镇详切开导，议令利益同沾，或无阻挠，仍往鄂省禀办。”
1875年6月2日，张斯桂还在湖北阳城山考察，他结束考察返回上海的时间，当在6月10日左右。沈葆桢在写给丁嘉炜的信中提道：“鲁生适沪，日内当来；听帆则在局也。”从沈葆祯信中“日内当来”推断，张斯桂回到台湾的时间应是1875年6月底了。
光绪元年七月八日（1875年8月8日），远在台湾的沈葆桢收到一份上谕，光绪皇帝除了要求沈葆桢尽快“来京陛见”外，还要求：“福建内地并台湾所属各县及各番社，着详细绘图呈览；并着将各种番族形状另行详绘成帙，一并呈进。”沈葆祯收到这份上谕后，非常重视，经与其他官员商议，决定福建内地的地图由各地方官负责绘制，“台湾全图及番族情状由臣葆桢绘呈”。根据沈葆祯后来所写的奏折，台湾地图的绘制是由张斯桂负责的。此外，张斯桂还率领福州船政局的学生绘制了台湾各地原住民的风俗图。沈葆桢这样写道：
“船政委员张斯桂随臣驻台，曾派往南北各路番社，全台地形颇为熟悉。因令其督率船政艺生等，按道里考察山川，略照西法测量远近，分别向背，内极番寮，外周海口，区分界画，旁注地名，凡数阅月而全图成。复将南北中路各番族状貌风俗，以及出产花果，详细分图凡三十又六幅，每幅俱缀说其旁。”这本由36幅分图组成的台湾原住民图说，即故宫博物院所收藏的《台湾风俗图》，不久前由陈宗仁整理出版，定名为《晚清台湾番俗图》。
在张斯桂《游艺斋杂著》中，收录了一篇题为《植物图说序（为日本伊藤圭介撰）》的文章。此序文的大意是：同治二年（1863年），张斯桂的好友麦嘉缔“往游日本，自此重洋远隔，相见无期，不胜孤陋之虑。今秋予自台南行辕遄返闽南，工次得其函寄日本国伊藤先生《植物图说》一书，乞序于予，既慰三秋之感，又增一隙之明”。序文最后署名是“光绪元年岁次乙亥八月朔，中华张斯桂鲁生撰”。张斯桂在序文中虽然说他从台湾返回闽南的时间是“今秋”，可是他在光绪元年八月十五日（1875年8月31日）已在福州为《植物图说》撰写序文了，因此，他从台湾返回的时间实际上是在农历七月。沈葆桢是在七月八日（8月8日）收到关于绘制福建、台湾地图的上谕的，就算张斯桂是在农历七月最后几天离开台湾的，那么，张斯桂带领福州船政学堂的学生在台湾绘制地图及《台湾风俗图》的时间也只有20天左右。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要完成绘制台湾地图及《台湾风俗图》的全部任务，显然难度很大。张斯桂等人无疑利用了他们此前在台湾绘制的地图，且许多后续工作应当是在福州完成的。
张斯桂、张斯栒兄弟两人自1872年起就跟随沈葆祯，不仅展现了过人的西方科技知识，而且不辞艰辛，勤奋工作。沈葆桢对他们非常赏识，并且不断寻找机会向朝廷进行推荐。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1875年6月26日），日军侵台事件平息后，沈葆桢上奏请求对福州船政局的“积年出力各员”进行奖励。他在奏折中写道：“同治十二年十月间，《奏奖出力洋员、洋匠折》内，复经申请将中国出力之员弁、工匠一体保奖，均蒙允准在案。正在遵照核办，上年五月奉命巡台，因而中止。现在洋防稍定，谨细加考核……兹择其尤为出力者，开列清单，出具考语。”其中对张斯桂兄弟的评价是：“同知衔候选知县张斯桂、候选通判张斯枸二员，通晓西学，谙造水雷、电线各机器。张斯桂慷慨坦直，张斯枸粹然儒者气象，其性行迥非目前以晓洋务、市重居奇者比。应如何恩予录用之处，可否援照成案，送部引见？恭候钦定。”光绪元年六月十三日（1875年7月15日），军机大臣奉旨：“张斯桂、张斯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1875年10月，沈葆桢在《请奖剿番开山出力人员折》中，再次保举了张斯桂。沈葆祯认为“张斯桂并随赴南路筹防，均属不辞艰险，办理妥协”，故保举为“同知不论双单月尽先前选用”。光绪元年十月十六日（1875年11月13日），光绪皇帝同意了沈葆桢的建议，在上谕中说“张斯桂着以同知不论单双月尽先前选用”。这样，张斯桂就从“同知衔候选知县”晋升为“同知不论双单月尽先前选用”。更加重要的是，正如陈宗仁所指出的那样，此前沈葆桢向朝廷推荐张斯桂兄弟，希望“送部引见”，请求“恩予录用”，实际上是“希望可以破格升擢”。因此，当光绪皇帝同意“张斯桂、张斯枸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后，许多官员感到意外。郭嵩焘在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八日（1876年7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鲁生、听帆以船政保举，奉旨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察，亦一奇也。”
光绪元年七月二十一日（1875年8月21日），沈葆祯出任两江总督兼通商事务大臣。十月初一（10月29日），沈葆桢“由海道入江赴任”，十月初七（11月4日）抵上海，九日（11月6日）自上海启程，十一日（11月8日）到达南京。从福州启程时，沈葆桢带上了《台湾番俗图》，“携至上海装裱”。张斯桂兄弟两人也随同沈葆桢自福州经上海来到南京。李鸿章在光绪元年十月二十四日（1875年11月21日）夜写给福建巡抚王凯泰（字补帆）的信函中就提道：“张鲁生闻随幼帅入江，另有委员会同洋人经理否？”
早在1875年7月15日，光绪皇帝就下令“张斯桂、张斯枸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这样，张斯桂兄弟就得到北京接受考察。此外，被带到上海的《台湾番俗图》正好装裱完毕，因此，沈葆祯就让张斯桂携带《台湾番俗图》进京。沈葆桢在光绪二年三月六日（1876年3月31日）奏折中说，《台湾番俗图》在上海的装裱“于今年竣工，即派张斯桂恭赉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代进。图中形势有笔墨所不及详者，可否即由总理各大臣传询该员之处，伏候圣裁。尽先选用同知张斯桂及候选通判张斯枸应请总理衙门遵旨考察，兹谨将进呈台湾地图及番社各图并送张斯桂等到京听候考察缘由，恭折具奏。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再：此折交张斯桂，敬谨赉呈。”陈宗仁指出：“在此折中，张斯桂之名一再被提及，先是令张斯桂绘图，接着是令张斯桂恭赉、代进，最后是图画内容有不详者，可问张斯桂”，表明沈葆祯有意创造机会突出张斯桂，使其能够受到朝廷的重视。
沈葆桢于光绪二年三月六日（1876年3月31日）在南京写完上述奏折后不久，张斯桂兄弟两人就启程前往北京。光绪二年闰五月十八日（1876年7月9日），郭嵩焘在日记中写道：“张鲁生、听帆昆仲自上海来，带到意城、子瀞及王少樵三信。”由此可知，张斯桂兄弟抵达北京的时间当在七月初，他们应当是乘坐轮船从上海到达天津，然后由天津再往北京的。
张斯桂兄弟到达北京后，沈葆桢于光绪二年闰五月二十一日（1876年7月12日）专门给总理衙门写了两份咨文。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存有这两份咨文的抄件，第一份（编号01-05-006-03-035）写道：“闰五月二十一日，南洋大臣沈葆桢文称：案照光绪元年五月二十三日以船工告成奏奖案内奉旨，张斯桂、张斯枸均着饬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听候考察，钦此。查该二员除现经奏明前赴贵衙门听候考察抄折另咨外，相应给咨。为此，咨呈贵总理衙门，谨请查照收考施行。”第二份咨文（编号01-34-007-09-001），则请总理衙门代为转进“台湾地图一幅，台湾番社各图三十六幅”。根据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的另一份档案（编号01-34-007-09-004），总理衙门于闰五月二十七日（7月18日）专门致函张斯桂，说他所“赍呈两江总督奏呈台番舆图折件，本衙门已于闰五月二十六日具奏代呈。本日，军机大臣奉旨：知道了”。也就是说，闰五月二十六日（7月17日）光绪皇帝见到了张斯桂负责绘制的《台湾番俗图》。
大约过了三个月，总理衙门完成了对张斯桂本人的考察。《履历》记载：“光绪二年（1876年）八月，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奏明：通晓洋务，堪备使才。奉旨，依议。旋经吏部带领引见，奉旨俟选同知，后以知府即选。”这样，张斯桂就从“尽先选用同知”晋升为“知府即选”，在清朝官僚体系中又迈上了一个台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大臣们经过考察，强调张斯桂是个“通晓洋务，堪备使才”的外交人才，这就为张斯桂后来出使日本创造了条件。其弟张斯枸也在此次送部引见中得到晋升。《慈溪张公斯枸传略》写道：“其时总理衙门当事诸公皆称其才，咨送吏部，奉旨以同知直隶州知州选用。”
鸦片战争后，中国传统的朝贡体制崩溃，近代外交制度开始出现。当时，清政府正在组建派赴英国的外交使团，即将就任驻英国大使的郭嵩焘建议张自牧、张斯桂作为驻英使团的参赞，但李鸿章对此有疑虑。李鸿章在光绪二年八月二十九日（1876年10月16日）夜里写给郭嵩焘的信中说：“拟派二张参赞，自牧虽未见过，才尚精核；鲁生习洋语不精，年力渐颓，能任重致远否？熟悉商务条理，亦正不易耳。”
可能是由于李鸿章对张斯桂的疑虑，郭嵩焘后来放弃了推荐张斯桂出任参赞的打算，但他依然提议张斯枸担任驻英使馆的文员。郭嵩焘在光绪二年九月十五日（1876年10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具折请训，并保举出洋随员：参赞二人：张自牧、黎庶昌；翻译二人：德明、凤仪；文案四人：汪树堂、张斯旬、李荆门、罗世琨。”九月二十一日（11月6日），张斯桂、李善兰等人也到郭嵩焘住处前来送别。九月二十五日（11月10日），郭嵩焘一行离开北京，出天津，经上海、香港等地，于1877年1月21日抵达英国。张斯也随之同行，开始了他在异国的外交生涯。
清政府在选派郭嵩焘出使英国时，原来打算让浙江人许钤身担任郭嵩的副手。光绪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875年8月28日）的上谕说：“候补侍郎郭嵩、直隶候补道许钤身着充出使英国钦差大臣，许钤身并着赏给二品顶戴。钦此。”不过，由于郭嵩焘等人对许钤本身意见很大，所以，后来朝廷放弃了这一决定，改由刘锡鸿（字云生）担任出使英国的副使，而任命许钤身为出使日本的钦差大臣。光绪二年八月十三日（1876年9月30日）上谕：“前经简派二品顶戴直隶候补道许钤身出使英国，着改派该员充出使日本国钦差大臣。”但还没有等到许钤身去赴任，清廷很快又改变了决定，光绪二年十二月初二（1877年1月15日），将许钤身“发往福建船政局差委”，另外任命何如璋（字子峨）为出使日本国正使，张斯桂为副使，并赏加三品顶戴。这样，张斯桂虽然无缘出使英国，但阴差阳错间成了出使日本的副使。当时上海出版的《申报》将此作为佳话进行了报道：“查张氏同怀昆中，今冬均充皇华之选，一往东洋，一往西洋，实从来未有之事，亦可谓盛极一时矣。”所谓“一往东洋”，指的是张斯桂作为使日副使；“一往西洋”，指的是其弟张斯枸作为随行人员出使英国。
张斯桂于1876年农历八月在北京接受当面考察后，就来到了上海，而没有返回家乡宁波。童华在《节略》中说，由于张斯桂生活在上海，“久违乡里，本地官访问无着，详请浙抚，征之金陵督署。明春始奉到沈文肃公饬，知乃应命而起”。1877年，张斯桂来到北京待命。根据《曾纪泽日记》，1877年8月，曾纪泽（1839—1890年，字劼刚）常与张斯桂交谈，有时甚至“谈极久”。此外，曾纪泽、董沛等人还写诗祝贺张斯桂出使日本。
1877年8月29日，何如璋、张斯桂进宫向光绪皇帝辞行。然后他们从天津乘坐轮船于9月25日抵达上海。11月27日，全体使日官员登上“海安号”军舰由吴淞口出航，11月30日驶入长崎港。随后，经神户、大阪、京都、横滨等城市后到达东京。12月28日，何如璋与张斯桂正式向日本明治天皇递交国书。从此，张斯桂开始了在日本的外交生涯。在日本生活期间，张斯桂广交朋友，与宫岛诚一郎、大河内辉声、石川鸿斋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与不少日本人有过诗文往来。此外，张斯桂接待过来自中国的不少著名人物，包括1879年游历日本的王韬，1880年出洋考察路过日本的丁韪良。张斯桂本人在日本期间也撰写了许多诗作，其中《使东采风集》的抄本现藏上海图书馆（2019年经张帆等编注后由华夏出版社出版），《使东诗录》原来收录在王锡祺所编的《小方壶斋丛书》中，现经标点后收入钟叔河主编的《走向世界丛书》。
作为一名外交官，张斯桂参与处理了不少事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琉球交涉”事件。中国外交使团到达日本之时，日本正在加紧吞并琉球的步伐。1879年3月8日，日政府派兵占领琉球，随后正式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但是琉球人民不愿接受日本的殖民统治。同年7月3日和7月23日，琉球国王密令向德宏两次赴天津拜谒李鸿章，请求出兵讨伐日本。10月24日，又有琉球耳目官毛精长等三人，“剃发改装，附舟北上”，直至北京总理衙门，“长跪哀号，泣血吁请”。
面对着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以及琉球人民的悲切请求，清朝官员中出现了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当放弃琉球，因为中国内忧外患日甚，自顾尚且不暇，而琉球地瘠民贫，根本没有必要为此“孤悬海外”的“黑子弹丸之地”而与日本交恶。掌握朝政的李鸿章等重臣就持此意见。另一种认为，中国不能放弃琉球，因为琉球关系到中国海疆的安危，争琉球即保台湾，即保中国南境。在日本直接处理琉球问题的何如璋、张斯桂即持此意见。由于与李鸿章等人观点不同，致使何如璋、张斯桂等人在处理琉球问题时非常被动。李鸿章本人也因此对何如璋、张斯桂大为不满。1879年9月8日，李鸿章特地给总理衙门写了一封密函，指责何如璋“于交涉事情历练未深，锋芒稍重”，同时认为“副使张鲁生（张斯桂）久不相能”。这密信还写道，何如璋与张斯桂之间矛盾深重，“其正、副不和则通国皆知”。尽管李鸿章对何如璋、张斯桂的指责有失公允，但他说何如璋与张斯桂两人之间有矛盾，则是事实。沈葆桢为此曾写信安慰张斯桂说：“今居东而所见不甚相符，定知非公之过。第人到晨夕聚处，虽兄弟夫妇，是非岂能绝无参差？但能多言情，少说理，纵极纠纷事，顷刻亦雪消冰释矣。时艰至此，忍辱负重，两宫且有说不出苦处，况在吾辈？”
李鸿章等人对何如璋、张斯桂在日本的外交活动颇多非议，这直接影响了何如璋和张斯桂的外交生涯。他们在日本任期满后，都未能获得连任。1882年2月9日，新任驻日公使黎庶昌到达日本横滨。何如璋办完移交手续后于3月1日搭船回上海，1883年10月被任命为船政大臣。张斯桂于光绪七年十二月（1882年1月）任满后，“奉旨：着张斯桂回京”。这样，张斯桂也于1882年上半年离开日本回国。他回国后，还将从日本带回的刺槐种子赠送给左宗棠。
光绪八年六月初二（1882年7月16日），张斯桂来到北京总理衙门“呈报销差”。总理衙门对张斯桂做了比较高的评价：“查该员张斯桂学问夙优，于中外情形最为留心，频年在江苏、福建当差，以及奉使日本，复多阅历，报称之情老而弥奋，应以如何如何量予录用之处，伏候圣裁。”结果，光绪八年六月二十四日（1882年8月7日）军机大臣奉旨：“张斯桂着以知府即选。钦此。”
经过一套复杂的官员任命手续，张斯桂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出任广平府（今河北省邯郸市一带）知府。但此时张斯桂年事已高，精力有限，遭到许多人的指责和弹劾。光绪十四年三月初六（1888年4月16日），到广平才两年的张斯桂卒于任上，享年73岁。他的传奇人生，就此结束。光绪十九年（1893年），王锡祺在张斯桂《使东诗录》的跋文中感叹说：张斯桂“赍志遽殁，惜哉！”在张斯桂去世后不久所修的地方志中，也可找到关于张斯桂的记载。
张斯桂是近代最早走向世界的浙江人之一，他丰富的经历还折射出了中国现代化过程的复杂性与特殊性。这里，我们仅以被现代人誉为“中国的马尔萨斯”的汪士铎（1802—1889年）的诗作《张鲁生小照》作为本节的结尾：“郭钦不可见，魏绛乃多辞；荐食忧鳞介，求才忆虎貔。大风通帝梦，未雨逮天时；磊落如公等，终当侍赤墀。”
三、张斯枸：从宁波走向西欧
张斯桂的弟弟张斯于1876年跟随郭嵩出使英国。光绪四年（1878年），郭嵩又兼任驻法国公使。这样，张斯也经常奔走于英国、法国之间。1879年1月，新任驻英法公使曾纪泽抵达巴黎及伦敦，接替郭嵩焘。曾纪泽特地安排张斯枸陪同郭嵩回国。他们于光绪五年正月初十（1879年1月31日）离开伦敦，经过漫长的旅行，于光绪五年三月初五（1879年3月27日）回到上海。几天后，张斯栒等人还为郭嵩焘庆祝生日。张斯枸陪同郭嵩焘到达上海后，随即经日本返回欧洲。五月初三（6月22日），郭嵩焘收到张斯枸从日本长崎发出的信件，说已与其兄张斯桂见过面了。1879年8月，张斯枸回到英国。曾纪泽在8月12日的日记中记载：“张听帆自上海归，来谒，一谈。”第二天，“与听帆谈甚久”。
曾纪泽与张斯桂兄弟本来就非常熟悉，来到欧洲出任公使后，与张斯枸几乎朝夕相处，两人关系更加密切。曾纪泽称赞张斯枸“造就卓有可观”，多次请求朝廷对他进行奖励，并且大力保举张斯栒。1879年，张斯还受驻德公使刘锡鸿之邀，到德国工作过几个月。尽管刘锡鸿与郭嵩焘之间水火不相容，但刘锡鸿在《英轺私记》中却多次提到了张斯栒。从1880年农历四月开始，中国驻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公使陈兰彬（1816—1895年，字荔秋）将张斯调到美国工作，大概于1882年初张斯桂才重新回到曾纪泽手下工作。曾纪泽于1886年卸任驻英等国公使后，刘瑞芬（1827—
1892年，字芝田）、薛福成先后担任驻英等国公使，这两人对张斯枸都有很高的评价。薛福成在日记中就多次提到张斯枸。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张斯结束了20多年的异国外交生涯回到中国，并且受到了朝廷的嘉奖，“由知府奏保道员，赏加二品顶戴”。根据家谱资料，张斯枸本人写过《环瀛日记》一书，记载其海外生活。此书藏于家中，没有出版，后来不知下落，甚为可惜。此外，曾纪泽在光绪五年九月二十三日（1879年1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阅张听帆所作游苏葛兰笔记”。文中的“苏葛兰”，现在写作“苏格兰”。遗憾的是，张斯枸的这部《游苏葛兰笔记》也下落不明。
189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在丁韪良的建议下，奏请创办湖北自强学堂（武汉大学前身）。由于张斯枸英语能力很强，对西方了解深入，并且具有丰富的外交经验，所以他回国后不久，即被张之洞调往湖北出任自强学堂总办（校长）。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1898年1月14日）的《札委张斯枸总办自强学堂并兼为本衙门洋务文案》中写道：“查有候选道张道斯枸，前在欧美各国已二十年，迭充英、法等国使署参赞官，精通方言，历办交涉事宜，堪以派委总办自强学堂。”现在的武汉大学也将张斯枸认定为第二任校长。
1898年初，日本邀请中国官员前往日本观摩军事演习。清政府对此非常重视，特派当时具有丰富外交经验的张斯枸前往日本联络观摩。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十一日（1898年11月24日），张之洞向远在日本的张斯等人连发两电。第一封电文要求他们“务往各学堂、营垒、工厂详加浏览考究”。第二封电文则对观察演习之事做了非常详细的询问，例如“看操时，日本备供应否？较之接待欧洲各国人相同否？南北洋委员共到几人？”等。张斯枸等人则于两天后对这些问题做了详细的答复。此时的日本政府急于拉拢中国对付沙俄，因此日本天皇还向张斯枸亲赐二等宝星以示外交优待。为了学习日本军事技术，张之洞还选派了一批自强学堂的高才生到日本留学。张之洞于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十日（1898年12月22日）指示张斯栒“务在长崎候湖北学生到东，带赴东京安置妥当”。1899年5月，日本大将川上操六去世。张之洞致电正在日本的张斯枸，请他代行吊唁之礼。当张斯枸办完此事准备回国时，突然患病，不久在日本神户病逝，年仅57岁。张斯栒的灵柩运回国内后，朝廷特地加封张斯枸为从一品，并赏给治丧银一千两。
张斯枸先后出任英、法、德、美、俄等五国翻译官二十余年，是晚清出使国家最多、工作时间最长的外交官，为近代中国的外交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晚年出任自强学堂第二任校长，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上也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不过，在当时的中国人看来，张斯枸的家庭教育是完全失败的。
张斯的长子张宏湄出生于同治三年（1864年），自小跟随张斯枸在英国生活、学习，生活也就“西化”了，甚至连汉语也不会讲了。光绪七年五月二十二日（1881年6月18日），驻英法公使曾纪泽在日记中写道：“张听帆之子来一坐，全不能华语矣，以英语相答。”张宏湄在英国成为一名医生，并且娶了一位英国女子为妻，在英国安家立业，这下就更加“西化”了，结果导致了与其父亲张斯枸之间的文化冲突。张德彝在《稿本航海述奇汇编》中对此有生动的记载：“记前自光绪丙子年，同事张听帆携其少君（乳名阿宝，当年十五岁）到伦敦。即送乡居学习英文。按听帆之意，必欲其兼学洋文，得有进步，而光宗耀祖也。待其英文有成，兼学医术，十余年间，自娶英女为妻，生有子女，听帆连随数任，皆不知也。至光绪二十年（1894年）薛星使任满，听帆致书令子同归，子未允，听帆不欲独行，遂迁居海边，独居二年之久。既知子已有室，乃屡次促其携眷回华，至上年始同回沪，父家居昼锦里，而子媳孙女皆住洋店。父欲子亦移入华房，子不遵。
父怒乃谓，如不移来，须仍回外国，今而后尔莫视我为父，而我亦不以尔为子。昨闻阿宝携其妻与子女已到伦敦，将入英籍。由此观之，其携带幼童出洋者，可不慎欤！”通过张宏湄这一反面教材，张德彝告诉人们，张斯枸将少年张宏湄带到英国去学习是非常愚蠢的。而《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在记载张宏湄时，也只有“听帆长子，娶英国口氏，名宏湄（字大宝），自幼随父出洋英国，头等医士。生于同治三年甲子”之类的简单文字，而张宏湄那个英国妻子的姓氏及出生日期则为空白。
在晚清中国人的眼中，“西化”的张宏湄无疑是家庭教育失败的典型。但在今天的中国人心目中，张宏湄可能会被视为成功融入英国主流社会的精英。面对当今中国的少年留学潮，回首那个被当作异类的张宏湄，我们不能不感慨：时代的变化是多么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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