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童姚马径张，铜钿银子好打墙
  江北区庄桥街道地处宁波新三江口姚江北岸，东邻329国道，南临姚江，西接洪塘街道，北靠灵山，与镇海相隔。区域面积35.15平方千米，背山面水，自然风光秀美，人文历史悠久。
  庄桥是宁波较早的建制镇之一，1959年7月建立。1984年9月原庄桥乡并入，1990年10月原洋市乡4个行政村并入，1992年5月扩镇并乡时与原费市乡合并，组建庄桥镇，共辖26个行政村、1个牧场、2个渔业队。2004年7月撤镇建街道。近年来在城市化加快推进的过程中，辖区后姜、邵家、颜家先后实行撤村建居，其中邵家村已于2014年1月完成股份制深化改革（即股份制终止）。现庄桥街道下辖16个行政村、13个社区、撤村保留股份制经济合作社3个、牧场1个、渔业队3个（2008年6月，原姚江第四水产养殖场划归庄桥管辖）。辖区总人口10.81万，其中户籍人口4.26万，流动人口6.55万。
  庄桥历史悠久，人文底蕴深厚。庄桥籍名人辈出，遍布各地。在商界，涌现了童祥权、童鼎昌、童在厚、费志洽、邵敬亭、严信厚等一批商业巨子。其中，童在厚创办了上海百年老店童涵春堂，是近代著名药材商；严信厚参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银行、第一个商会和第一批工厂，被誉为宁波帮鼻祖。因近代商帮兴盛，故有“童姚马径张，铜钿银子好打墙”的说法。
  在文艺界，涌现了张汝钊、姚有信、邵荃麟、林杉、周柏春、姚慕双、葛祖兰等一批文艺巨星。其中，张汝钊为宁波现代女诗人，曾任宁波市立图书馆馆长；邵荃麟为现代文学评论家、作家，曾主编《人民文学》《大众文艺丛刊》等多种有影响的国家级刊物；林杉为新中国第一代电影剧作家，曾创作《上甘岭》《党的女儿》等红色经典影片。
  在教育界，涌现了严修、孔爱菊等一批知名人士。其中，严修为近代著名教育家，曾创办南开大学，被尊为“南开校父”；孔爱菊为香港甬港联谊会名誉会长，先后创办了宝韵幼儿园、宁波爱菊艺术学校。
  在医学界，涌现了邵一鸣、严仁英、应大明、严鸿志等一批医学精英。其中，邵一鸣为中国首席艾滋病专家；严仁英为妇产科专家，是中国妇幼保健医生队伍的创建者之一，被誉为“中国的围产保健之母”；应大明为儿科专家，曾主编《小儿肿瘤学》《儿童血液系统疾病的预防与治疗》。
  庄桥居民临水而栖，青砖黛瓦屋檐下，家家土瓮储天水；老街沿河而走，户户开门为店，桨声市声飘书香。
  《严修日记》中有载，1898年，严修从天津南下经宁波赴老慈溪东乡（即庄桥街道费市）老家宗祠祭祖，与族弟严子均从江北岸乘肩舆下乡，“舆行十五里至章桥，廛市颇整。一路多循小河而行。章桥似亦水路小码头也。又八里至东乡祖祠”。
  庄桥之名源于一棵大樟树搁在河两岸。古时造桥成本高，以樟树作桥，方便两岸居民来往。而“樟”的读音近“庄”。20世纪80年代，河两岸多栽种有樟树，就这样，水与香樟树成了庄桥的特征，而这样的选择想必是一代又一代的庄桥人铭记造福于他们的树与水的结果。
  庄桥曾是老慈溪的建制镇，现是宁波中心城区江北区的一个街道。前者是流淌千年历史的文明之地，后者是领略百年西洋文明的交流之岸。
  据史书记载，唐代自高祖武德至高宗麟德的四五十年间，开创马政。“武德时期初创马政，以太仆寺卿张万岁负责全国，张万岁对于唐朝的马政作出贡献。”只是不知是马径村的张万岁出仕当马管的呢，还是当马管的张万岁年老隐居归至庄桥，或者是张万岁的后裔迁至庄桥。
  马径村的张家以经营药业起家。清嘉庆十年（1805年）张氏族人张锦在杭州创办“张同泰”药号。此后，张氏族人“抬头吃皇粮，伸手抓市场”，周旋于官商间，往返于海内外，使庄桥这样一个小村在宁波乃至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华盛顿纪念塔上，镶嵌着188块具有各国文化特色的纪念石，其中一块是1853年传教士代宁波府向美国赠送的华文碑。这次赠送的成功离不开马径村的张氏兄弟。这两兄弟，一个是清政府驻日本副使张斯桂，一个是近代外交史上的第一任翻译张斯枸。
  张汝钊是宁波现代女诗人，曾任宁波市立图书馆馆长。这位经历坎坷的女人最后皈依了佛门，法名慧超、本空，她潜心研究佛学，曾两次赴日本、印度讲学。她著有《绿天簃诗词集》《海沤集》《般若花》《烟水集》，是浙东佛教界颇有影响的法师。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女士出身经商世家，最终成了文化学者。
  从马径村现存的后新屋、张氏墓、张氏房、乾坤房、张氏宗祠等文物古迹中，张家作为望族而具备的显赫声名与雄踞一方的实力一目了然。
  马径张氏家谱家训
  家谱
  在乡村，人们极少重视家庭档案，凡是老物、家什、衣饰，包括证件、票据，一旦过期没用，都难逃被嫌弃被扔之命运。除非是金银首饰，因为值钱，会代代相传。除此之外，还有一份重要的“传家之宝”就是家谱。家谱并非人人都有，一般一个家族有一套，不过记录的历史有长有短。旧时，族长太公会谦虚地说：“虽然我们家族家谱短，但我们对家教也是重视的。”但历经“文革”，许多家谱已被当作“四旧”烧毁，仅有部分被保存了下来，弥足珍贵。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地方志与家谱是读史查史经常要碰到的文献档案资料。方志多半能看得到，但许多家谱里的珍贵文献不一定会公开。清初史学家万斯同给方苞看明史《列传》的目录。方苞很奇怪，问他为什么目录中记载江南一带人物多而其他省份的人物却少。万斯同向他解释说，这是因为江南一带重文藻，人死后都有状、志、家传，其他地方很少，只能根据《实录》编写，但《实录》所载极简略，对这些人的事迹又不能凭空而构，所以只能把他们附于大传之后，实在不能附，“则惟据《实录》所载，散见于诸《志》，此所谓不可如何者也”。大概也可以这样理解，江南地方经济条件好，重视文化教育，所以撰写收集个人的档案资料较多，编史书的时候，参考的材料就多，因此列入传记系列的就多。
  “盛世修谱”，家谱又开始热门起来。家谱里有大量的人物传，大都是家族中较有成就的。编修家谱其实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人来到这个世上，其实雪泥鸿爪，苦且短，呼吸之间，一辈子就过去了。大部分人并非叱咤风云的人物，不会有单独的传记来记录其生平。但家谱不一样，家谱里面，只要出生三天以上，有取过名字，都会记录，包括每个人最简单的“生娶卒葬”：生于何时，娶谁做妻房，生有几子几女，逝于何时，埋骨哪里。虽然简单，但这是对每一个生命的平等记录。小时候听老先生讲故事，说修谱的人必须是有功名的人，因为修谱的时候，列祖列宗都盯着，是否遗漏，是否实事求是。一旦没有敬畏之心，大祸即临，只看那油灯的光都是绿的。这类怪谈，极类《聊斋》，鬼神之事自然不足以谈，这种说法，大概也是为了警示修谱必须认真，必须尊重每一个生命。
  修家谱，最重要的是和亲睦族，传递一家人需要团结的理念。从家谱来看，虽说同姓同族血缘更亲一些，但追溯源头，都是中华儿女，子生孙，孙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每个人都宠爱自己的子女，但对其他人的子女也应该兼爱，孟子所谓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推己及人，是应倡导的大爱。
  家谱里记录了许多家训，这是家教的重要内容，我们面临的文化环境千变万化，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如何让孩子们从小明辨是非、激浊扬清，让公正、公平、自律、守纪等意识渗透其心田，需要好的教育。因此，耳濡目染的家教是十分重要的。家训一类的话语都是长辈写给晚辈看的。陶渊明《杂诗十二首》之六有言：“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我们小的时候，总是嫌弃老人教育孩子时话多啰唆，等自己有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感觉到自己话也很多。但话虽然多，却都诚实。知堂先生说：“古人的家训这一类东西我最喜欢读，因为在一切著述中这总是比较的诚实，虽然有些道学家的也会益发虚假得讨厌。”又说：“我常想，一个人做文章，要时刻注意，这是给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这样写出来的无论平和或激烈，那才够得上算诚实，说话负责任。”在南宋宰相史浩的著作中，有一篇《童丱须知》，童丱即童蒙，是教育孩子的。《童丱须知》开篇陈述创作意图：“予起身寒微，颇安俭素。非官至，未尝陈觞豆。退处率多暇
  日，间口占数语以训儿孙，使知事君事亲、修身行己之要。录之几百篇，目曰《童丱须知》。不敢以示作者，姑藏其家。欲其易晓，故鄙俚不文。然比之嘲风弄月，则有间矣。留心义方者，有取于斯焉。”所谓“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实仰仗良好的家教。历史上的《朱子家训》《颜氏家训》都十分有名，我们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又说“富不过三代”，一个家族的兴起和发展都要依靠家教。
  最后一个是家谱的学术作用，涉及人类学、历史学等多个方面。
  马径张氏家谱
  马径张氏家谱在历史上有过几次较大的编修。第一次是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由张大基（字性本，号恒畦）先生等编修的《马径张氏草谱》（该谱首先绘制了马径张氏谱系，并采《浙江茅山张氏宗谱》）和乾隆年间由张夏声（字符音）先生等编修的《马径张氏“五二四房”房谱》。两谱均以张宰为马径张氏始迁之祖，惜已失传。
  第二次是道光三十年（1850年）由张肇梅（庠名梅，字春占，号耐仙）聘请谢海槎先生等编修的《马径张氏印谱》。该谱将《马径张氏草谱》和《马径张氏“五二四房”房谱》合为一谱，今未见原本。
  第三次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由张宏订（庠名鸿鼎，字百铭，号柏龄，又号幼竹）和张锡尧（字企唐，又字憩棠，号雪晓）先生等编修的《慈东马径张氏宗谱》，在宁波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均有藏本，马径张氏家庙永思堂有藏本复印件。
  从2010年开始，历时3年，重修《宁波马径张氏宗谱》。全谱收入前言和序文8篇，凡例3篇，家训与排行表各1篇，世系图与外编世系图各1套，记、传赞、状述、寿赠、艺文、墓文、杂录等计144篇，跋文和后记2篇。所成谱稿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本次编修与前一次编修时隔87年，将1926年到2013年在宁波的族人信息基本收齐，但在宁波之外的族人信息多有漏缺。
  家训
  马径张氏家训从敦孝友、端品行、课诵读、勤耕种、择交友、慎嫁娶、严丧祭、戒奢华八个方面来教育自己的子孙。
  这八条家训，虽不多，从字面意义上看也并不难理解，但千百年来，谆谆教诲的无非儒家这些修身齐家的理念，只是要做到知行合一却是非常难的。
  第一条是敦孝友。我们常说百善孝为先，儒家最重要的伦理道德即为孝，人生之初，就要处理与父母、兄弟之间的关系。“首孝悌，次谨信”，历代统治者都重视“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些关系处理好了，人生的大多数关系也就处理好了。
  第二条是端品行。端品行是立身之本，在端品行里翔实地记录了哪些事可以做，哪些事不能做，许许多多，非常细碎。可以看出来，家训就是父母的絮絮叨叨。如孔子所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自己不想要的，也不要施加在别人身上。许多人，说起来头头是道，但做起来往往是“死蟹一只”。许多道德知识，其实从幼儿园开始就在教育，到后来，还是有许多人会做错。“勿以机巧愚人，勿以权诈弄世，勿尚游侠之行，勿为轻薄之谈，勿以博弈饮酒结纳匪类，勿以游惰放纵贻笑乡邻；存心宜忠厚，勿利己而害人；处事贵和平，勿恃才而傲物”。
  第三是课诵读。在古代，“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读书从事举业是显亲扬名的晋升之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从一个种田人，到穿红袍的状元郎，科举能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的命运。现在说起科举，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批评声，不过在旧时代，这是唯一一种较公平的选才方式。比其他国家的选官制度要高明许多。而且不从“学而优则仕”的角度出发，读过书，从事其他行业，能理解得更快些。旧时，读书并不普及。读书人非常少，“书犹药也，可以医愚”，提倡读书，提供义学，是维续一个家族长盛不衰的金科玉律。“务使以《经》《书》为本，以《子》《史》为用，以唐宋诸大家古文为驱使。”家训里还详细提到了书目，而且说读书如炼九转丹，不可操之过急，这些话都非常有道理。
  第四是勤耕种。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良好的经济条件，多数是通过辛勤的劳动获得。旧时生产力低下，一夫不耕，则有人因此饥饿，一女不织，则有人因之受寒。而且一分汗水一分收获，这些个简单道理，朴实易懂。
  第五是择交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交友不慎，容易跌入无穷深渊。
  第六是慎嫁娶，娶新妇，嫁女儿，首要考虑人品，而不是财产，娶了不好的新妇，再多再好的嫁妆、财产，也会因为持家不慎而败亡，选择女婿也是如此。
  第七是严丧祭，慎终追远是深入国人骨髓的理念。有条条框框的规定要遵守，而且并非表面上走一个过场，要切切实实做好各种事，做到对祖先的尊重。发自内心。
  第八是戒奢华，“生财之道有二，开其源而节其流而已。勤农桑所以开其源也，尚俭约所以节其流也。”通俗易懂的老话常说，“会赚不如会俭”，一旦生活奢侈，挥霍无度，那赚再多的钱，有再大的家业也会分崩离析，宛如冰消。
  这些家训条理清晰，主次分明，引经据典，有说理，有议论，有排比，无微不至，是一篇多好的家教论文！试想，子孙聚集在家庙祠堂中诵读这些教诲时，会有多少人因为许多事情没有做到而脸红？会有多少人因为许多道理暗合于行而窃喜？
  马径张氏宗祠
  为什么要祭祀祖先？首先从生理上讲，人身是父母生的，一代又一代的相传相继，形成小的家庭和大的家族。从经济关系上看，在广大农村，最重要的家产就是土地和房屋，现在称它们为“不动产”，多是祖先留存下来的，有的家庭如果还拥有金银财宝，即“动产”，也会代代相传留给子孙后代。所以家庭的现实生活需要祖先保佑，家庭的盛衰荣辱、地位权势也与祖先密切相关。
  在中国，历代封建帝王都十分重视对祖先的祭祀，祭祀祖先很早就成了国家的重要礼制内容之一。皇帝祭祀祖先的场所是太庙，在《礼记·曲礼下》中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朝廷营造宫室时，首先会营造宗庙，可见宗庙在国家礼制中的重要地位。太庙有多大规模，在《周礼》中也有规定：古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天子祭祖的七庙分别为祭始祖、高祖、曾祖、祖、父的五庙加祭远祖的昭穆二庙。以下诸侯、大夫、士都规定不同数目的庙，只有庶人百姓不许设庙，而只能在自己家里祭祖。每逢清明，百姓带着祭品到先人的坟地，在坟头竖起白幡，招请祖先的灵魂来这里接受子孙后辈的祭拜。每逢春节和祖辈的生日、忌日，百姓会在家中堂屋设供，面对祖先牌位行叩拜之礼。这种状况到明代有了改变，因为朝廷越来越认识到，农村是国家的最基层，加强农村宗族的力量能够起到稳定民心、聚合国力的作用，所以逐渐允许庶民百姓设庙祭祖了，这种民间专门祭祖的场所称为祠堂。清代朝廷进一步梳理宗族的功能，雍正皇帝在《圣谕广训》中明确提出：“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可以说将这种功能进行了简要的归纳。家庙即祠堂，它的功能是祭祀一家一族的祖先。在有的农村，把供同族子弟学文化的家塾也设在祠堂里，将供赡养贫困人家的义田也交由祠堂管理。续修族谱是宗族的一件大事，由一族之长作出决定，选定有文化的族人，在祠堂内举行一定的仪式，宣告续修族谱的开始。如此一来，祠堂的功能更多样化了，它逐渐成为一个家族的政治中心。
  祠堂的公有性功能决定了祠堂在村落中所处的位置：它们必然都被安置在村落的中心地带，也有的被安置在村口处，以起到保佑家族的象征作用。
  永思堂，是马径张氏的祠堂。2004年4月1日，张氏祠堂（永思堂）被评定为江北区文物保护点。马径张氏于清嘉庆年间修缮祖堂五间，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祠堂由族人集资大修，新增门楼、厢房和戏台，使格局完整。现宗祠坐北朝南，布局规整，分别由前进、左右厢楼、戏台和大厅主体建筑组成，内设前后天井，占地面积920平方米。
  建筑布局规正、传统，前进中间为三开间大门，两侧各置耳房三间，为九开间，硬山顶，前飞檐，船篷轩，梁架正贴施中柱，后双步梁。戏台顶为歇山式，四周飞檐，有部分木结构雕刻损坏。大厅为五开间，硬山屋面，进深八柱十一檩，明间为抬梁结构，次、稍间正贴施中柱，穿斗结构，后三间为双步梁。该建筑用材硕大，做工精细，人文内涵丰富，保存完整，结构富有地方特色，是江北地区晚清宗祠的典型代表之一。
  马径张氏族人每年都会举行盛大的清明祭祖仪式。每到这一天，不管身在何方、工作有多忙，张氏后人都会赶来参加祭祖仪式。2016年4月1日上午11时，众多族人到齐，永思堂门口摆着香案，族长张惠康扯着沙哑的嗓子，提醒族人整理衣冠，准备祭祀。在庄严的氛围中，按照辈分先后，七十多位张氏族人纷纷给始祖拜大礼。“我要知道我是从哪里来的，我的根在哪里！”张国健如是说。作为张氏后人，他特意从美国旧金山赶到庄桥马径村，就是为了参加这次祭祖仪式。因为“根”的牵引，许多和张国健一样的张氏后人回到了故乡。平日里，他们四散在世界各地，在祭祖仪式前夕，他们从天津，从上海，从世界各地赶来。虽然路途遥远，但他们说，“家是我们的根，是我们一辈子的精神财富，无论到哪里，都无法割舍”。
  村内社庙
  光绪《慈溪县志》（杨泰亨撰）载：西汉王庙，县东南三十里，《雍正志》：马径穆家村，祀汉高祖（《溪上遗闻别录》）国朝嘉庆三年（1798年）重修。
  另外马径村有修建于1846年的证教禅寺，旧称证教庵。旧志上有名录：证教庵，县东南三十里，马径永福桥东，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里人张梅重建，俗名桥头庵。马径张氏家谱里有一篇谢洁贤撰写的《证教庵记》，文章较短，但很明了。录文如下：
  永福桥之东有证教庵焉，不知始于何代。或有谓“十方庵”者，或有谓“张氏家庵”者。访之里人，俱莫详其所自。余于道光戊子岁偶过其地，见夫佛殿禅房倾己殆半，心窃感之。癸卯秋，吾郡风雨大作，民居多坏，而是庵之仅存者亦几几无存矣。
  张子耐仙会其母七十寿，谨遵慈命，重建殿宇五楹，颇为巍焕。阅二年又集族内之乐善诸君，量为劝捐，共得制钱七百余缗，益以己资。为造门厅两庑计，遴族人行之，蓉滨、福标司其事，不逾年而是庵成，且度庵西之地筑积翠亭于其侧，便行人也。
  余于修谱之暇，亦尝一一游览，窃叹今昔之改观非张子之力不及此。《礼》曰：“有其举之，莫敢废也。”爰志之，以告后之董其事者。
  张梅，字春占，号耐仙（耐先），是张锦晚年所生的独子。
  是中华老字号“张同泰”第二代传人。据当地老百姓讲，他们村就只有桥头庵一个民间信仰点。
  村内桥亭
  在江南，在宁波，一年四季的雨是很多的，“清明时节雨纷纷”“雷响惊蛰前，四十九日不见天”“五月梅子黄时雨，大旱不过七月半”，台风来了，虽然不免兴师动众，但也带来大量的雨水。充足的雨量，使得宁波的村落周边河网密布，河畔的杨柳树，纵横的稻田，“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描摹的情境，几乎随时能在这块土地上找到。江河纵横，水上不时有捕鱼的小船经过，也有载客的船，还有运肥料、垃圾的船，只是随着汽车的普及，载客的船在20世纪中期已基本消失，现在河上、江上偶尔有一些船经过，基本是清淤泥或水草的。
  修桥铺路造凉亭，是旧时的三大公益事，宁波话常说“吃素念佛一世，不如修桥铺路一记”。把利自己的禅修功德，换成利大众的公益事，让信仰更具体而实际化。旧时，修桥铺路造凉亭也几乎是人人参与的事，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造好桥，有一个简单庄重的仪式，要德高望重的人先过桥。出过钱的，出过力的，如果条件允许，会在桥边上立一块功德碑，写上造桥的经过——某人倡议，某人赞成，某人慷慨捐助，最后附上具体捐助者的名单。许多桥碑，经过岁月的洗礼，文字多已湮灭，但这一份造福百姓、人人有责的心却能永久流传下去。
  水乡宁波有各种各样的桥，有半月形的拱桥，有桥上有廊屋的廊桥，有简约的平板桥。宁波的桥，多数用鄞西的梅园石构，这种紫红色的凝灰岩，细腻、易于取材，是上好的石材，用来雕刻也是极好的。桥额上通常会请人题字，一般都会请名家题写，比如北渡村，有一座听泉桥，就是著名的清末维新派代表康有为题写的。地方上的一些书法家，如张琴、高振霄、钱罕、沙孟海等，也会给一些桥题名。这些题名不一定会落上题名者的名字，因为很多桥底下都通航，把自己的名字题在高高的桥额上，对桥下来往的人不是特别尊敬。而且有一些书家特别自信，认为即使自己不写名字，懂行的人也能认得出这是谁写的。也有一些桥额是不知名的当地乡绅所写，刻得很深，虽然不出名，但也比现在的一些书法家写的要好得多。
  桥上一般都有桥栏，可以供行人倚靠休息。桥栏这个地方，因为人来人往，所以新鲜事特别多。旧时的通信和现在天差地别，网络时代的信息传递快捷，真假难辨，旧时就更不用说了。“南门外三市撞死了一只小羊”传到鼓楼前，就变成了“三市死了一个小娘”，来来往往的行贾坐商，带来的各地的新鲜事，在这里汇编，并传往村里的各个角落，这些传闲话的人，被称为“桥头老三”。
  马径村也有许多桥，这些桥都是平板桥，用以连接桥两岸，简单实用，跨度也不大，一来桥下不通大船，二来无须奢侈摆阔，平实牢固，桥额上题上桥名，名下记有建桥时间。每每看到这种简易的纪年，像看到一句警世的偈语。“世上常见百年树，世上少见百年人”，桥这类建筑物，看似只是一种建筑，但也是有生命力存在的。
  永福桥
  该桥建于1773年，横跨童家河塘，为马径村东西向的主要通道。桥长12.87米，宽2.56米，单孔跨度3.17米，是一座石砌单孔平板八字桥。南侧桥板刻有“永福桥”“乾隆癸巳年建”字样。永福桥设计简单、实用，保存基本完整。
  日新桥
  该桥建于清乾隆年间，位于马径村新桥头，横跨牌楼港河，桥上原设木栅，是马径村南北相交的通道。桥长13.7米，桥宽4.7米，跨度4.4米，是一座石砌单孔平板八字桥。西侧桥板刻有“日新桥”“乾隆年建”字样。整体基本完整，形制简单、实用，是江南村落小桥的典型范制。
  马径村街亭
  该街亭建于民国甲子年（1924年），位于村中心。亭边原有村河流过，是古马径村中心，也是出入马径村的必经之地。街亭是当地流行的一种独特的公共建筑，具有休息、交流、出行送别和象征等多种功能，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
  马径村的凉亭是过街亭，它的样子就像一座硬山顶的房屋，只不过是四面通风的。屋檐下都有以柱子为脚的长凳，是老百姓“讲大道”的地方。村民纳凉、聊天常聚于此，公共利用率较高。街亭呈长方形，石柱木屋梁架，上覆两坡顶，小平瓦屋面，石柱顶上通过榫卯和木头短柱交接，木架构简洁、朴实。据调查，梁架未动，维修时只修葺过瓦屋面原有六根方石柱，后背面中间石柱损毁，20世纪90年代维修时用木柱替换，柱间有三条石板凳，供人休息。石柱上有亭联两幅，字迹端庄工整，并有年代标记：民国甲子年（1924年）。南面石柱亭联：晓日初生姑暂坐，夕阳将下莫迟行；北柱亭联：静坐常思自己过，闲谈莫论他人非。传统道德修养的培养以耳濡目染的方式浸润人心。
  村内各房及名人旧居
  村落里除公共建筑和公共设施外，余下的就是民居。宁波的民居多数是老墙门、三合院或走马楼，民居中除了因为建筑本身而有名，则以名人故居最为有价值，最让人津津乐道。
  家族大了，会分成几房，比如一父生四子，就可能分“春、夏、秋、冬”四房，或“梅、兰、菊、竹”四房，如果生五个儿子，就可能分“仁、义、礼、知、信”五房。一朋友家的祖辈的两兄弟，就被定为“金、玉”二房。也有以数字命名的。这是宁波的习俗，其他许多地方，并非每一代都分房。马径村就是如此，一房聚居的房子，通常以房号命名。我们常常听到有人介绍自己是这个家族的“长房长孙”，这在旧时代是一个绝对的继承优势，因为以前都是“嫡长制”，“长房长孙”是标准的第一顺位继承人。
  宁波旧时住房以砖木结构为主，多坐北朝南，但朝南的方向一般会稍偏东或偏西，居宅以二层三合院为多，适合合族聚居，有“前厅后堂，四明两廊”式，也有“三间两弄”式，清末民初，受西学东浙的影响，还出现了一种“石库门”式的西洋风格的民居。
  自古至今，中国人讲究天地人和、天人合一，老房子反映的是一个家族的兴衰。一大家子窝在一座老房子里面，从柴米油盐聊到国际风云变幻，这里有无所不包的邻里闲谈，有趴在院内看蚂蚁搬家的孩子，有爱管闲事的大妈，当然还有葡萄架下的闲敲棋子声，以及老枣树上婉转啼鸣的鸟儿。这里承载了许多温情的故事，展现了中国人特有的生活审美。老房子给一代又一代的人们，提供了一个安定、宁静、和睦、整洁、舒适的生活环境。敞亮的老房子承载着老百姓几百年来的日常生活，散发着经久不息的文化魅力。如今的都市高楼林立，很多古老的人文地理现象行将消失，而这也恰恰成为现代人怀念老房子的理由。老房子成了物化的乡愁，当老房子消亡，地域的特征模糊，群落的生活形态趋同，同时失去的是我们的文化特征和我们的民族性，同时断裂的是我们的人文景观和我们的文脉..我们开始缅怀老房子，缅怀构成它的一砖一瓦、点缀它的一花一木、围成它的一天一地，更缅怀它所承载的生活形态。
  后新屋
  马径后新屋原为清末著名外交家张斯桂、张斯枸兄弟俩的故居，占地面积2950平方米，面朝东南，整体空间布局较为完整，为四厅二堂，四明二房。现存前后二进，院落三重，中轴依次为台门、二门、前厅、后厅。左右各为厢楼贯穿，东侧厢楼边另有偏房贯穿前后。
  门厅为硬山顶，三开间，明间梁架为中柱落地，前后双步梁为三柱结构形式。前、后两厅梁架均为穿斗式，硬山顶，三间两弄，明间均为九柱九檩，建筑屋顶与东西侧厢房相接。两侧厢房均为两层，东厢房南立面为歇山顶，西厢房已做改动。东侧偏房为硬山顶，南北贯穿。
  该建筑形制简朴，构件硕大，功能齐全，人文内涵丰富。
  坤房
  张氏坤房即现今马径109号民居，该宅系清末工商地主张振来旧宅。主要建筑分乾房、坤房两大区块，中间有隔墙区分，中轴线上有门楼、前厅、后厅，两侧各有厢房、东西偏房、柴房、谷仓等，是一座三重的成合院落。门楼及主体建筑面朝东南，所有偏房为东西朝向，占地面积约2900平方米。门厅为五开间（左右各设耳房两间及东西偏房，成“一”字形排开），硬山顶，明间前沿设小八字墙，梁架为穿斗结构，以中柱为对称，前后双步梁。前厅为五开间，左右各有厢房两间，重檐硬山顶，檐廊顶部均为船篷轩，月梁雕刻细腻。后厅为三间两弄，左右厢房各两间，重檐硬山顶，明间七柱九檩，无楼板，檐廊顶部为船篷轩，穿斗梁架。东西偏房基本对称，分隔也较为明显，均为硬山式屋顶，贯穿南北。
  竹房
  张氏竹房即现今马径101号民居。现保存的建筑为五栋，分三进两弄，东西两路偏房，为门楼、左右厢房、前厅、后厅的合成院落格局。建筑整体为东南朝向，晚清风格。竹房是典型的晚清浙东村落大宅形制，布局合理，功能齐全，保存基本完好。
  大门通排七间，硬山顶，穿斗梁架，中柱落地，进深为五柱七檩。东西梢间均采用连廊与厢房相接，厢房为两开间，沿廊贯穿至后进。中轴前厅为五间两弄，重檐硬山顶，明间采用复合式双重屋顶，穿斗梁架，八柱十檩，中柱落地，前后各三间，为单步月梁结构。梢间为九柱十一檩，后三间为双步梁，中柱落地。后进为七开间横成一排，单坡顶，进深为单开间。东西有两路偏房，均为东西向。西路偏房前半部保存完好，东路偏房有局部改成两层混凝土楼板楼房，格局基本完整。
  中新房
  中新房即现今马径49—77号民居。该建筑群为晚清风格，现存建筑是一座由门楼、大厅、正屋、左右厢房和西后楼组成的四合院，整体建筑为东南朝向。
  建筑东侧为一台门，做工精致、古朴，通排东西朝向六间房，重檐硬山顶。台门东西沿廊相贯穿，大厅面朝北，为三间二弄，两弄贯穿南北走廊。明间穿斗梁架，进深六柱八檩，中柱落地，硬山顶，次间沿廊均采用连廊相连接。正屋面朝东南，为七间二弄，重檐硬山顶，前廊改动较大，沿柱、屋檐均改为砖混结构，穿斗梁架。明间进深为六柱八檩。
  永善堂
  建于清末，面朝东南，建筑整体空间布局尚存。占地面积917平方米，建筑总面积572平方米，共两层，为砖木结构。该建筑形制简朴，梁柱、台门装饰较精美，有一定的历史人文价值。
  岁时节令
  岁时节令，是时光年轮上的齿轮，是钟表上的时刻，周而复始，它是智慧的先人在长年累月中积累下来的，有些与农耕文明相关，有些与信仰相关，有些与节气相关，一年四季，为平淡的日子添上许多乐趣和仪式感，它们的主题是团聚，是慎终追远，是纪念；它们的形式是狂欢，是热闹，是沉默。生活因为有岁时节令而变得可爱，食物因岁时节令而变得丰富多彩。
  马径村旧属慈溪，今属江北。而现今的慈溪有一半以上的乡镇归旧时的余姚。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然浙东一隅，风俗虽有差别，但大同小异。从旧志里面整理出的风俗，是一幅长长的《清明上河图》，从中可以体会前人的生活与现在的不同。许多节俗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样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传承与弘扬。
  春节
  正月初一为春节，旧称元旦。是日，人们早起，着新衣、戴新帽、穿新鞋，以示辞旧迎新。谓穿未下过地的新鞋，新的一年可脚轻手健。男主人起床，口念吉词先开门，放炮仗于门口，称“开门炮”。开门炮一般放三个，要“带四放三”，留一个作“备炮”，宁波话“备炮”即出典于此。炮仗放得越高越响，寓意新年越吉利。若是“吹、吹、吹”的哑炮，则视为不吉，要马上说：“哦，吹吹响，今年会发财。”并立即补放一个。
  大族、大户人家供奉祖先遗容画像于祠堂或中堂（堂前间），一般悬五代之内的祖宗像，称为“供帧子”“供影子”“供金紫（昔绘像皆金冠紫衣）”，均同义。有的宗祠族规规定，男子16岁才可拜祭，女子不在内。由轮到当办者分发麻饼（亦称吉饼）一双或碗两只。各家幼者依序拜尊长，称“拜岁”。除夕夜分“压岁钱”，用红纸包起来压在幼者枕头底下，谓“压岁”。
  是日，早上吃汤团（汤圆），寓意团团圆圆。有些人家全家吃素一天。这天的最大特点是让家里的日用器物“休息”，也让家庭主妇休息，不扫地、不乞火（不向别人请求点火、点香烟）、不杀牲、不动刀剪、不倒马桶、不洗涤衣服，也不打骂孩子、不讲不吉利的话。早晨见面忌说“早”字，谓说了要招来今岁跳“蚤”多。走路如跌跤，要马上说：“哦，元宝一跌。”此晚，未昏即眠，不点灯火，点灯谓今年将招来许多蚊蝇。睡前放“关门炮”，晚上不出门，俗称过“太平夜”。
  初二至初七初八，迟的到十五，各家出门走亲戚“拜岁”，一般先至亲后远亲，少拜长以婿拜翁、甥拜舅、侄拜姑等为重，互相款待酒席，称“岁饭”“岁酒”。
  初五为财神日，经商人家最重此日，“请财神”后才开门营业，称“开市”。信佛者，有的于初七夜走七座桥，且不走回头路，初八拜八个寺院，俗称“走七桥”“拜八寺”。
  其间，民间娱乐活动有舞龙灯、跑马灯、大头和尚等。与别地稍异者有“佯扫地”，即乞丐（此时称“发财人”）背负筐，手握缀有红球的扫帚，佯作扫地状，口唱俚歌：“撩起金丝帚，瑞格（象声）一把扫。扫到东，老板屋里有青龙，青龙盘米缸，黄龙盘谷仓；扫到南，老板屋里发大财，大元宝使箩抬，小元宝使船载。”
  新中国成立后，贺年等习俗不变，迷信色彩多已消失。机关团体举行团拜，开展拥军优属、拥政爱民活动，慰问老干部、老工人、老教师、老科技人员、敬老院老人和春节期间坚持生产、工作的职工。路上熟人相逢，拱手或握手，互祝吉祥。
  元宵
  正月十五为元宵节，因是一年中最早一次月圆，故称“上元节”。十三日为“上灯夜”，十八日为“落灯夜”，其间为“灯节”。有的地方会行灯会、演“灯头戏”。祠庙和民家悬灯，称“灯祭”。灯的花样纷呈，较佳者有十二个月连环走马灯，较多者为兔灯，寓意玉兔伴着月宫嫦娥，以地上的兔灯和“玉兔东升”相呼应，以慰其寂寞。
  上灯夜，兴吃“芦稷汤果”。十四夜，有“照蛇虫”习俗，儿童手提纸灯遍照屋角、墙脚、灶下等阴暗处。是日，农家在田头、田塍点火烧野草“驱邪”，俗称“驱蝗虫”，田塍干草燃着时犹如条条火龙，故又称“谭火龙”。此为岁时习俗和农业生产除虫害相结合的一种习俗。
  元宵夜，闹花灯，放鞭炮，吃汤圆。有的行灯会与“社火”相结合。是夜，少女相约于厕间、猪栏迎祭紫姑，亦叫“迎祭厕姑”，并扶乩，以卜长大后的智愚和婚姻。相传厕姑名何媚，山东寿阳李景之妾，因不容于李妻，常役以秽事，于是日悲愤而死，后被奉为厕姑，俗称“屙缸姑娘”。
  清明
  农事节气与习俗相融合。旧时，各家的门、窗皆插挂杨柳，妇女头发簪柳梢，小孩头上戴柳圈，寓意“思青（亲）”。俗谚“清明戴杨柳，下世有娘舅”。
  宁波习俗重祭祀，尤其以上坟祭祖、做清明羹饭为重，海内外游子多归里上坟。旧时，上坟节令食品为青团、麻糍、乌糕（乌米饭），并担牲礼祭祖，富家还雇吹鼓手吹打。上坟时清除杂草，铲新土压坟顶，插上挂有纸球的筱竹梢，以示后代子孙已尽孝祭祖，同时亦寓意祖宗保佑全家平安、兴旺发达。祀毕，分麻糍或麻饼给当地农家，以期照顾坟墓。因按人次争先恐后领取，俗称“抢麻糍”。麻糍要切成菱形。除墓祭、家祭时做清明羹饭外，有祠堂田（亦称太公田）的大族还有祠祭，由各房轮值，当办者按菜谱置菜宴请族人，称吃清明羹饭。主菜要过秤，若未做到相应分量，要在空碗内放上相等价值的钱，由吃者分取。盘内鹅头颈归族长吃，意为“带头者”。还按人分碗或分猪肉。有的把妇女排除在外，或在有妇女吃饭的桌上减少酒的壶数（男桌两壶，有妇女的桌上放一壶）。
  新中国成立后，扫墓寄托哀思的方式仍沿袭，做羹饭、烧纸钱改为送花圈，以缅怀先烈和祖先。
  端午
  五月初五端午节，为民间传统节日，本名“端五”，亦称“端阳”。各家门口插菖蒲及艾，俗称“蒲剑斩千妖，艾旗招百福”，有的还在艾旗下面挂一个大蒜头，或用菖蒲根削制成艾人孩，悬于床头。相传，此日为战国时期楚国爱国诗人、三闾大夫屈原投汨罗江身亡的日子，为纪念屈原，民间有悬香袋、吃粽子、赛龙舟的习俗。香袋，表示屈原的品德节操馨香溢世；粽子，原用来作鱼的饵料，为防止鱼把屈原的尸体吃掉，后演变成节日食品；划龙舟，则表示竞相营救屈原。此日，药铺结清赊账，并向老客户赠雄黄、香料粉。民间姑娘忙于制作虎形、人孩形、鸡心形、粽子形、菱形、绣球形等各种形状的彩色香袋，袋内塞棉花，掺入香粉，挂在孩童胸前或悬在床帐或摇篮上，谓可驱邪。此日午时有喝雄黄烧酒解百毒习俗，先将雄黄烧酒晒在太阳下，并掺入切细的菖蒲根，每人啜一口，谓可解毒。又有喷雄黄烧酒于屋角，亦有倒写“蛇”字贴壁上。乡间还有吃“五黄六白”习俗。黄瓜、蛋黄、黄鱼、黄鳝、黄蛤，称“五黄”，豆腐、茭白、小白菜、白条鱼、白斩鸡、白切猪肉，叫“六白”，各地稍有不同。尚有罕闻者，是日午时，有吃蜒蚰螺（蜗牛）炖蛋和清炖癞蛤蟆的习俗，谓端午日午时前（尤以午时为佳）捉到的癞蛤蟆、蜗牛、蜈蚣均可入药，故端午节又称“药送节”。食用时，将蛋钻个小孔，把蜗牛肉塞进蛋内，封口后清炖，谓食后可清凉解毒。
  旧时习俗，女婿多备“端午担”送岳父母家，少者四色，多者八色，其中鱼要成双，鹅头颈涂红颜色，路上鹅叫得越响越好，说越叫越发，称“吭吭鹅”。这一天大人给小孩手臂系上五色手绳，叫“健绳”，待之后弃绳时，要粘上糯米饭，抛至屋瓦上让飞鸟衔去，谓孩子可无病无痛、长命百岁。
  民国张延章《鄞城十二个月竹枝词》里说：“五月端阳老虎画，艾旗蒲剑辟群妖；雄黄细蘸高粱酒，苍术还须正午烧。”描端午老虎、做布虎是宁波人过端午的另一习俗，意为用“百兽之王”的老虎来镇住蛇、蜈蚣、蜥蜴、蜘蛛、蝎子“五毒”。是日，有用雄黄在婴孩额上写上“王”字（示兽中之王）的，有给孩子穿虎纹的衣服，缝制布虎和老虎枕头的，谓“年年端午五月五，剥过粽子做布虎”。与别地稍异者，宁波雕版印刷的端午老虎，花色特多，四五寸见方的纸上，绘有一虎一孩、一虎二孩、一虎三四孩，或二虎一孩、二虎二孩、二虎三四孩，虎、孩姿态各异，还有李存孝七岁打虎、杨香虎下救父等故事图。20世纪30年代时，曾有人收藏150余种此类版画。将黑色版画“端午老虎”纸供孩童填上红蓝等颜色戏玩，称“描端午老虎”，描好后贴在门或墙上，谓可辟邪。
  新中国成立后，端午节迷信色彩大减，吃粽子、小孩挂香袋、悬蒲艾仍盛行。近年，未婚男青年（俗称毛脚女婿）向女方家中送端午节礼品花费趋重。
  七夕
  农历七月初七，传说是天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一年一度鹊桥相会的日子，民间称“乞巧节”“汰头节”。旧时妇女于此日采摘槿树叶揉成汁液，放入水中洗头发。相传织女用槿叶汁洗头，故头发乌黑。是夕，妇女陈列瓜果于月下，乞求织绣技巧进益，在月下以线穿针，以能穿过且穿得快者为“得巧”；仰望星空，认准一组七颗星，一口气连念“锁星犁星，七簇扁担稻桶星，念过七遍会聪明”七遍，成者，谓“乞巧”。亦有相约去茄树丛中卧地贴耳听声响，听得锵锵声音者以为织女来临，视为“得巧”。亦有以三条长凳搭桥，两条相接，另一条搁于上端，少女相扶走过凳子，称七女“走仙桥”。
  在此季节，男子有吃“童子鸡”习俗。农民于此时挑“新鸡娘”上市卖，每只一斤至一斤四两，论只出售，价稍贵。鸡的煮法与平常不同，将鸡放入陶罐，放在镬里炖，火要用红稻草（早稻草）烧，烧完三脚（撮）即可。吃法亦异，要一人吃一只鸡，连汤喝光，谓可滋补。
  新中国成立后，牛郎、织女相会的神话故事仍广为流传，“乞巧”活动已不流行。
  中秋节
  八月十五中秋节，全国皆然，是个大节，唯宁波兴十六日为中秋。中秋，最早源于古代帝王秋天祭月的礼制，后演变成赏月、团圆的风俗，“月是故乡明”，旅外游子在这一天思乡归里，阖家团聚。宁波以十六日为中秋的来由，按民国《鄞县通志·文献志·习俗》载：中秋本八月十五日，相传元末方国珍以己生日改之（见《桃源志》）；一说为史越王（即南宋宰相、鄞人史浩）之母以十六日生故易之。以后传说各异。一说史浩从临安返里过节，归途马失前蹄，坐骑受伤，夜宿绍兴，于十六日才到宁波，故百姓也等至此日过节；另一说谓史浩之子史弥远，时任宰相，归途受官员宴请而延期，此说已为乾隆《鄞县志》纠误。清时袁钧《鄮北杂诗》云：“鄮峰（指史浩）寿母易中秋，七百年中俗尚留。从此非时来竞渡，家家十六看龙舟。”又记：“吾乡以十六为中秋，始于史忠定（即史浩），闻志以为弥远，非也。”
  清时万斯同《鄮西竹枝词》云：“鄞俗繁华异昔年，田家何事尚依然。西郊九日迎灯社，南郭中秋斗画船。”民国《鄞县通志》载：“各乡祠庙为会祀神，以龙舟竞渡，谓之报赛，与各处端午竞渡不同..今则竞渡之风已息，演戏敬神者尚有之。”民国张延章《鄞城十二个月竹枝词》云：“八月中秋月饼圆，节筵都作一天延。城东更比城西盛，鼓吹通宵闹画船。”
  中秋以吃月饼示团圆，宁波月饼以苔菜月饼、水晶月饼别具风味。此时新鸭肥嫩，全鸭炖芋艿为时新佳肴，俗称“鸭扑芋”。新中国成立后，每逢中秋，各家团聚、吃月饼，亲友间亦互相馈赠月饼。一些团体举行联欢活动。民间有吃“鸭子芋艿”、水塔糕等习俗。
  重阳
  九月初九为重阳节。民国《鄞县通志》载：“士人登高燕赏，以茱萸汛酒饮之。各家制角黍（昔时尚有牡丹糕，不知所昉，想亦象形），亲戚互相馈遗，谓之挑重阳担。设酒馔以祀祖先，祀毕，家人欢聚享食。惟登高之风，今已不行。”尚有裹重阳粽子、吃重阳糕习俗，有谓“糕”与“高”谐音，寓“登高”意。农历九月菊花盛开，如今常常举办菊花展览。
  祭灶、谢年、做年糕
  “农历腊月二十三那天，家家户户都要祭拜灶神，这种仪式被称为‘祭灶’。通常用放在烤炉上方壁龛内的一小张画像或者是一幅草图来代表这位守护神。”这是英国人美魏茶写的1843年在宁波过春节的一段见闻，发表在当时的《中国丛报》上。
  美魏茶1842年年底来到宁波，没过多久便遇上中国农历春节，他在宁波完整地度过了这个欢快喜庆、丰富多彩且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传统节日。
  祭灶，在旧时宁波人的过年习俗中非常讲究，用净茶（白开水）一盅，供“祭灶果”，尚有纸摺神马，焚香燃烛。祭灶果数量虽少，一般一袋一斤，但有红球、白球、麻球、油果、寸金糖、脚骨糖、白交切、黑交切等8色，相传为使灶君尝到甜头，粘住他的口，以免他上天奏陈时说了“不该说的话”，影响家里来年福祉。
  祭毕，祭灶果由孩子分食。旧时，孩子的闲食非常少，祭灶果是非常受孩子们欢迎的食物之一。现在，超市、传统老字号的糕饼店仍有售卖祭灶果。
  农历新年前，家家户户去陈迎新、购置年货，这一习俗延续了千年。在1843年，美魏茶特别写到旧历年最后一天，“零售商店里挤满了顾客”“很多店家会延长营业时间，一般会迟1个小时”“在一年中仅此一天，百货商店会开放至午夜甚至更晚，依然灯火通明、熙来攘往”。
  若论过年的食物，宁波年糕是一项极为重要的食品。1843年1月29日，也就是除夕这一天的日记里，美魏茶记述了宁波人做年糕的过程。
  在过年的前期准备中，“对于‘年糕’或者叫‘节节糕’的加工制作是排在第一位的。这是一种米粉和水的混合物，需要用手来揉搓面团，在制备这样的面水混合物时要用很大的力气。然后再将面团放在盘子上，将其缩小成各种体积和形状的糕饼。糕饼师和甜食制造商都忙得不可开交”。
  在老宁波人的记忆里，做年糕是互助式的：舂年糕，必须由力量强的男人来，手巧的可以捏元宝、鲤鱼等做谢年祭品，还有相应的年糕模板。
  宁波家家户户做年糕，希望来年讨个好彩头。美魏茶所见，“凡是家人团聚的地方，展示和布置这些糕饼的场合都是让人感到非常愉快和活跃的场景”。
  “家族里的所有成员都被分派了任务，特别是其中的年轻一代。在劳动中的嬉戏逗乐让这一圈忙碌的人都活跃起来。在大家族中，男人和女人都被召集起来协助准备工作。这些食物的储存量往往是巨大的。米面团的形状和制作模具多得数不清，每一块上面都盖上图案或用红笔装饰点缀。这种食物不是烤的，在吃的时候要用热水和加入少许糖的酒浸透。”美魏茶这样写道。
  年糕也是“谢年”的一大供品。谢年，即鲁迅小说里的《祝福》，鲁迅描绘的是绍兴风俗，宁波的旧时风俗大抵如是。据《鄞县通志》《宁波市志》记录，岁终祀神，又称送年，是一年中祭神最隆重的一次。
  谢年日子，一般拣在祭灶后至除夕前一两天。其中，供品有“五牲”或“七牲”，放置木质红漆祭盘中，全鸡、全鹅、猪头或整刀肉、满盘高叠的年糕必须要有。鲤鱼要活的金色雄鲤，鱼眼上贴圆形红纸，一般挂在供桌桌档，以防跳动。各种供品寓全福、年年高升、年年有余意。尚有“四盘调和”，即盐、酒、豆腐、葱，城里人家会增加水果、干果。
  除夕
  岁末，叫“过年”。除夕，称三十年夜，月份小称廿九夜。辞旧迎新的这天，是一年到头最忙碌的一天。旧时“过年”，多围绕祀神祭祖、祈求吉祥进行。易门神，贴春联，房门贴写有“青龙吉庆”字样的青龙纸或笑呵呵的和合二仙，农家谷仓亦贴青龙纸。此夕，做年夜羹饭祭祖，祭毕，家人聚食，称“吃年夜饭”。席间长辈搛菜给孩子吃，讲吉利话，讨新岁彩头。对全鱼多不动筷，留至新岁，寓“年年有余”意。餐毕，长辈分“压岁钱”给孩子，压于枕下。此夜，要把次日（正月初一）需动刀的食物切好。地也扫好，扫时要从外面扫进来，边扫边说“元宝扫进来了”，将畚斗里的垃圾倒在灶前火缸里。扫地毕，洗净扫帚，柄上扎元宝年糕，以敬“扫帚公公”和“扫帚婆婆”。以米筛盛酒馔搁凳上，在卧室祀“床公床婆”，祈小孩终岁平安。农家还在地头祀“地孔大王”，牛栏、猪舍、鸡笼祀各神，祈求五谷丰登，家畜平安。传灶神廿三夜上天，除夕夜下界，清点名册，故媳妇须在夫家过年。此日，各家水缸都要挑满水，米缸盛满米，置元宝年糕、如意年糕和鱼、肉、饭各一碗于米缸内，谓之“缸缸满、甏甏满”。各室点灯，大户人家高烧明烛，通宵达旦，有的燃一斤重的龙凤红烛，从日落点起至初一日出止，谓之“接光”。信佛妇女坐夜待晓，或径至寺庙坐夜“守岁”。
  在美魏茶的记述中，1843年的1月29日，“人们‘坐在家中’，在宁波，这种庆祝方式被称作‘守岁’，也叫‘守爹娘完存’，意为‘守护父亲和母亲，确保他们的安全’。当新年到来的时候，人们坐着吃上一盘热气腾腾的年糕；破晓时分，人们外出并以如下顺序来表达他们的敬意：第一，家神；第二，祖先；第三，父母；第四，城隍；第五，兄弟姊妹；第六，亲朋好友”。
  美魏茶观察到，那时，在最初的两三天，除了一些水果摊等还在营业，没有其他商店开门，所以要准备足够一段时间食用的、新鲜的和腌制的食物。
  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各家打扫卫生，筹办年货。除夕晚合家聚宴，吃完年夜饭后观看电视，多不出门。长辈分给小孩“压岁钱”，数额趋增。除夕十二点来临，鞭炮齐响，迎接新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