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1950年出生，宁波老江东人，现居住于宁波江北。1978年进入浙江省宁波市盐业中转站工作，先在装卸班任装卸工，后任装卸班班长、股长。国企改革后，王宗音进入浙江省宁波晶泰盐业发展有限公司，2010年12月退休。
  在盐业系统工作33年间，王宗音从基层到管理层，经历了盐业产销重大转型、多次“盐改”，见证了宁波盐业系统的变迁。
  1978年，我支农归来，子承父业进入了浙江省宁波市盐业中转站。我从装卸工做起，一直做到班长，后任营销股股长，但无论在哪个岗位，到码头装卸盐袋都是我的日常工作。
  20世纪80年代，盐业中转站改制成为宁波晶泰盐业公司，我继续为宁波盐业系统服务，直至2010年到了退休年龄。因单位需要，我继续工作了几个月，一直到2011年才正式告别我工作了一辈子的盐业系统。
  在宁波市盐业中转站，我走过了33年的风雨历程。对古老盐业的漫长发展历程来说，33年只不过是白驹过隙，但对我来说，这33年就是我的全部，是我作为宁波盐业人的青春和热血。
  “每个盐袋200斤重”
  1970年，20岁的我去了温岭支农。8年后，我回到宁波，来到父亲所在的宁波市盐业中转站，当了一名装卸工。
  我们盐业站的盐主要来自舟山、象山、宁海、梅山等地，供应宁波的盐主要来自梅山盐场。各个盐场的盐通过船只到达我们的盐业码头，经装卸分运后通过铁路运输到浙江各地。
  宁波在浙江盐业系统中发挥着枢纽作用。濒临东海，海涂和海水资源丰富，发展海盐生产条件优越，盐生产的历史非常久远，从唐代开始，宁波就是浙盐的重要产区。
  当时在我们盐业站，装卸是最主要的工作，100多个员工里面一大半都是装卸班的工人。每天，我们就根据计划表，在码头等候船只。船来了，我们便窝身进入船舱，每3个盐袋堆成一摞，捆好绳子后由起重机吊到汽车上，拉进仓库。
  看似简单的活，其实并不轻松。那时候的船只不大，大部分只有一人高，而且里头非常闷热。进去没多久，我们就汗流浃背。每个盐袋有200斤重，我们需要将3个盐袋摞高，这非常考验体力、臂力和技巧。有时候，刚进码头的盐袋需要马上通过铁路运往各处，我们就得爬进火车的车厢堆放盐袋。天热的时候，车厢的铁皮十分烫人，我们在里面不仅要被“蒸煮”，还干着重复的体力活。我记得那时候我整个人晒成了炭，还磨出了满手的老茧，但我从没有喊过累。
  我在装卸这个岗位上做了两年，可能是领导看我年轻能吃苦，还能调动同事的情绪，没半年我就被提拔为班长，那两年我陆续当过4个班的班长。从装卸工到装卸班的班长，我的工资是没有变动的，而且每天都要跟往常一样和同事们到码头装卸盐袋，我想这既是工作所需，也是被身边人热火朝天的干劲所感染的。赶上下雨天，为了盐的质量考虑，我们不用去码头装卸盐袋。但我记得有一次，大概是1979年，盐袋刚从码头拉进露天的站台，突然下起瓢泼大雨，工人们一时间都手忙脚乱。七八位在室内办公的党员看到这个情况，立即冲出来，帮忙拉篷布盖住盐袋，第一时间保护住了财产。现在想起他们冒雨冲来的画面，我仍然会感动。不仅如此，每年的台风季节，盐业站的党员干部都放下家人，不顾自家房子的安危，坚守在单位，这让年轻的我看到了什么叫作无私奉献，也在我心里埋下了一颗一生献给盐业的种子。
  平时，我们的工作节奏都相对稳定，但到了三四月份榨菜丰收的季节，我们就忙得团团转。特别是宁波余姚等地对腌制盐的需求暴增，我们常常要忙通宵。每天都有一辆接一辆的车子驶进盐业站，运走满满的盐袋。
  我的妻子蒋静梅是象山人，我们是在8年支农岁月中相识的。我们夫妻俩都在盐业系统，她比我晚一年进单位，做的是文书工作，每天和打字机相伴。刚开始我们的家庭条件并不怎么样，结婚头两年我跟她一起住在江东我父母的房子里，两人每天骑车上下班。穿过灵桥，沿着甬江，还要骑过一段没有修好的马路，到单位就灰头土脸的。但是那样的日子也很幸福，那是很多现在的年轻人难以体会的简单的幸福。
  “我在这里看尽了人情世故”
  盐粒虽小，但它承载着民生国计。那时，我们国家对盐采取的是专营制度，由地方向上报计划，我们根据具体需求，经装卸发往各地。对于我们盐业系统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保证供应，让老百姓都吃得上盐。但这其中，也经常碰到让我们头疼的难题。
  20世纪80年代，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需要运送的军用物资非常多，我们用来运盐的车皮很紧张。最要命的是，宁波几百公里外的金华市当时发生了一件因盐而起的大事。政府按计划发放了盐票，但未料到宁波的盐迟迟没有送达，导致“哀鸿遍野”，这样的形容真的一点都不夸张。
  怎么办呢？我们只能不计成本地找来汽车，通过一辆辆汽车将金华人民的“生命之盐”从宁波送出。为什么说是不计成本？因为当时的运输费都是由我们单位出的，为了金华百姓能吃上盐，这些钱必须要花。看着一辆辆解放车从仓库门口开走，我真的是松了一口气，也切实体会到缺盐的忧虑。
  回望过去，我一直算是个相对幸运的人。从基本生活来看，我刚做装卸工的时候，每个月到手工资有32元，比一般外头的工人要高。1980年结婚，女方要求我家准备一辆凤凰牌自行车。当时凤凰牌自行车是“有价无市”的代名词，但是单位替我解决了这张“车票”，让我顺利地买到了自行车。
  当时我们盐业站有两种编制，分别是国有企业编制和集体编制，同工不同酬大概是当时企业的通病。不过还好，我的妻子是国有企业编制，1983年的时候她们单位分了房子，位于现在江北区的浮石社区，我和她终于住进了属于我们两个的家——虽然那间筒子楼小屋只有32平方米，但我们一住就是36年。在当时来看，有一个自己的家是多么让人开心的事啊。现在我们依然“扎根”于此，可以说这个房子见证了我们的青年和中年，陪伴着我们的老年。
  从工作方面来看，我也自认为是比较一帆风顺的。2000年前后，我们单位进行了体制改革，我幸运地留了下来。去留的标准是是否有文化、有技术，如果二者不能占一，那就买断工龄，也就是下岗。下岗对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是相当沉重的打击。
  当时我也算是个干部了，我们每天晚饭都不吃，分组去下岗的工人家里给他们个人和家属做思想工作，希望他们配合。当时人人都指着我们鼻子骂，昔日的同事成了敌人一样。我们也理解他们的苦处，但是不得不服从组织的安排。最后我们都完成了任务，从这些离开的同事眼中我看到浓浓的不舍。我想，这不仅是对工作的不舍，也是对宁波盐业人这个身份的不舍吧！这让我更加珍惜手中的工作。
  现在想来，宁波盐业中转站所在的孔浦算是当时宁波比较繁华的地方了。宁波最早的公交车——1路车从这里经过，运载着成百上千的工人上下班。我们盐业站在木材厂和木材公司中间，离省中转冷库、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不远，这一带基本都是省级单位。我们盐业站建有仓库、加工车间、铁路，从码头通往外边的公路也修得很好。虽然不及宁渔公司生活设施丰富，但在这里上班的我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走到了管理层。和宁盐的33年，我充满了幸福感。
  “宁波盐业进入了新阶段”
  在我看来，加碘盐的推广也是宁波盐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
  我们盐业站的盐主要分为工业盐、口盐及腌制盐，其中以口盐，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食用盐为主。我们现在的食用盐主要都是加碘盐。加碘盐的推广和实施也有一段历史，在宁盐工作的我有幸见证了这一切。
  1985年，国家对食用盐生产开始有碘含量指标，到1992年，发布了食用盐国家标准。当时，浙江省也正式出台了相关条例，要求我们这些盐业单位扩大加碘盐的供应。
  而我们宁波加碘盐的生产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将海盐变成符合要求的加碘盐，靠的就是我们。最开始，加碘的工艺有干、湿两种方法，但是后来，考虑到“干”法的缺陷，基本统一成“湿”法加碘。
  食盐加碘，就是在普通的食盐中加入一定量的碘酸钾。按照重量来看，碘的价格比黄金还要贵。我们在生产中，每隔1小时就要对加碘盐的杂质、水分等要素进行化验。从生产中到生产后，但凡发现检验不合格的批次，我们就要进行报废，以保证加碘盐的生产质量，保护老百姓的身体健康。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花上千美金的运费和上万的化验费，将生产出的加碘盐样品送往世界卫生组织进行化验。
  1996年，我所在的宁波盐业站已经改制成为浙江省宁波晶泰盐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在1998年获得了定点生产证书。2005年，我们全省的盐业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盐业公司从政府划归到省盐业集团，成为集团的子公司。为了整合加碘盐的生产，宁波这边规定加碘盐集中由我们公司统一加工。我们用两年就完成了生产线的改造，并且开发出海精盐新产品，让碘盐质量有了新突破。
  2011年，晶泰从江北搬到了镇海招宝山。那是一个完全现代化的车间，每个车间只需要一个技术工人。在从江北搬离的这个“节骨眼”，我也正式退休了，退休前我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助理。
  现如今，人们对盐的要求越来越高，超市里盐的种类也越来越多。看到这些盐，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当年装卸盐袋的场景，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让我觉得很奇妙。可以这么说，在宁波盐业的33年，我与甬江北岸、与江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如今每每路过这里，总是心生感慨。虽然当年的那个宁波盐业站占地不过20亩，但也牵系了不少老盐业人的心。
  如果可以，我真想将孔浦那座老教堂和盐业中转站中间的区域打通，打造成一个可以供新人拍婚纱照的场所，让年轻人知道这里曾有一个盐业中转站承担着全省盐业运输的重要使命，也让我们这些老人还能有机会在他们的图像中看到过去，看到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