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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一线起步，再到业内小有名气，一转战宁波海洋渔业公司，便临危受命，攻克为国争光的灯光围网捕鱼技术。
  从一线捕鱼到技术改进，从生产调度到产品加工，从近海捕捞到驰骋远洋..我把一生都献给了海洋捕捞事业。
  回忆过往峥嵘岁月，我对这份事业，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文创港再出发，我相信必定大有可为。
  舟山十年
  我最早是在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工作的。
  1962年，国家水产部在舟山建立舟山海洋渔业公司，这是一个部属企业。1963年，我从浙江海洋大学毕业，当时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了这里，也算是舟山海洋渔业公司里开天辟地的建设者。
  在那个热火朝天干革命的年代，即便是有文化的大学毕业生，也必须到一线去，到最艰苦的工作岗位上去历练自己，踏踏实实做出属于自己的成绩，才会有人信服你。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被分配到舟山海洋渔业公司后，又直接被分配到了渔船上，当一名最普通的船员。因为自己吃苦耐劳，所有普通船员能干的苦活累活我都不挑，再加上相对的文化优势，能够把自己所干和所学结合起来，不断进行改进总结，经过几年的磨炼，我慢慢脱颖而出。
  参加工作的第一个五年，我都是在船上度过的。这五年的工作经历，也成了我日后宝贵的工作经历。因为最开始是从船上成长起来的，我对基层一线一直很有感情，即便后来当了领导，我也一直和一线的船长、船员们相处得很好。另外，我在这五年里，对基层一线的生产作业有了非常深刻的理解，这给我日后从事生产技术研发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在舟山，我一共工作了十年。前五年在船上，是一个学习成长的过程；后五年我上岸了，主要负责生产指挥调度和捕鱼技术、设备的改进工作：对网具的改进，哪里有鱼群、是什么品种、怎么洄游、用什么捕捞技术更好，每次渔船出海都要带什么物资，都是我要研究的内容。
  临危受命
  1973年，我被商调到宁波海洋渔业公司。
  在来宁波工作之前，我在业内已经算是小有名气。当时业内的全国性学习会议，我是经常去学习交流的。当时宁渔的渔捞科副科长是我同学，宁渔的领导层在听说有我这个人才后，觉得比较需要。经过我同学的介绍，就把我商调过来了。
  来到宁渔后，公司也非常重视我。我来公司后，第一个负责的重点任务就是研发灯光围网捕鱼技术，同时还兼顾部分生产调度工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临危受命，接了这一件重任。
  我来到宁渔的时候，恰逢中日海洋渔业谈判。长期以来，中国和日本在东海海域都有渔业争端，当年日本的捕鱼设备和技术更加先进，时常会有日本渔船大批量进入中国沿海渔场，掠夺中国的海洋水产资源。为和平解决海洋渔业争端，中日两国进行了多次谈判，以调解两国的渔业纠纷。
  因为中国当时没有成熟的灯光围网捕鱼技术，在谈判的时候，日本方面就提出，将灯光围网捕鱼技术排除在谈判范围外。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宁渔作为当时国内的大型渔业公司之一，顶着压力开始研发灯光围网捕鱼技术。
  灯光围网捕鱼都是成组的，每个船组一般需配备2～3艘灯船、1艘放网船和1艘运输船，其中放网船是核心，也是建造难度最大的一艘船。灯船白天侦察、跟踪鱼群，供放网船瞄准捕捞；夜间根据渔场的风、潮流和鱼群密集程度，确定光诱队形和诱集方式（锚泊或漂流）。当鱼群诱集到适当程度时，各灯船以慢速将鱼群引至主灯船周围后熄灯离开。放网船即选定位置，以主灯船为目标放网包围，收拢底环后主灯船即驶出网圈，由放网船起网捞鱼。
  我们当时采取的是“两条腿走路”的办法，一边在宁波渔轮厂，采用最新开发的技术，制造全新的灯光围网渔船；一边利用原来的渔船，进行专门化的改造，扩充我们的灯光围网船队。
  两边加起来，我们一共建造了五组灯光围网渔船。这五组渔船，也可以说是我们的“争气船”。渔船建好后，在中日海洋渔业谈判中，日本方面再也没办法把灯光围网捕鱼技术排除在谈判范围之外，为中国方面争取了极大的主动权。
  一网鱼装了二十几船
  新的灯光围网船的投用，极大地提升了捕捞效率。就简单的船队自持力来说，以前的拖网船每次出海半个月就要回港补给，灯光围网渔船一次出海能坚持一个来月，捕鱼时间直接翻倍了。
  更夸张的是在单次捕捞量方面。新的灯光围网船投用后，有一次我随船出海，去基层调研渔船的实际使用效果，以方便再次改造提升。这次经历，让我至今难忘。
  当时是早春二月的一个凌晨，海面的寒风凌厉刺骨，冰冷的海水冻得人手脚麻木，但是船上的船员都很兴奋。当时正好赶上了一拨大黄鱼汛，在围网船队的精心配合下，整个鱼群都被围进了大网里。网船起网的时候，网眼里都塞满了大黄鱼，人跳到网里面都沉不下去，到最后渔网都被撑破了。
  这一网鱼，最后装满了二十多艘前来运鱼的运输船，从下网到把鱼全部捞上来，花了整整两天时间。这样的大丰收，在之前是没有遇到过的，海上的船员一个个都高兴得不得了。
  不过当时大家并不知道的是，这基本上算是大黄鱼最后的辉煌了。虽然后续还有过几次大黄鱼大丰收，但到八九十年代后，大规模的大黄鱼汛基本在东海绝迹了。到现在，大家能吃到的都是养殖大黄鱼了。
  生产指挥调度
  1980年，我从围网组的组长升任生产指挥室副主任。当时的生产指挥室，是我们整个公司的生产指挥中心。整个船队的生产和保障工作，以及渔获的再加工任务，相应的指令都是由指挥中心发送出去的。
  负责生产调度工作，压力很大。当时我们每天早上都要开调度会议，直接关系到生产的各类分厂和配套车间，包括船厂、船修车间、船队、网厂、鱼品厂、冷冻厂、鱼粉厂等十来个部门，都要派人参加会议，所研究的各类问题，都要我去综合协调，保证没有部门拖后腿。当时为了准确掌握生产一线情况，我每天都要骑着自行车，在公司内的各个生产部门之间巡查一遍。
  公司的核心是船队，船队里面的各种渔船，就像现在的汽车一样，都是有保养维修周期的，分为小修、中修和大修。当时基本上是三年一次小修，五年一次中修，十来年一次大修。因为码头资源有限，怎么安排好每一条渔船的维修保养期，确保渔船靠港时间最少，在海上捕鱼时间更长，是最基础的工作。
  船修好之后，就要安排船期出海去。出海前，根据相应的任务属性，首先要装好渔网，十来吨的一张网，装起来都要好几个小时。除此之外，还要配齐冰块、油料、维修零配件、淡水、生活用品等各种物资。物资装运好，船员到位后，渔船就可以出海了。这中间，需要协调到的内部部门就有十来个。
  在没有突发事件的情况下，一般船舱装满渔获，或者船上物资快耗尽时，渔船就要返港了。回港后，首先要把船上的渔获卸载下来。卸载渔获的同时，立马要安排渔船的航次修理工作，以及各类物资的补给工作。我们当时的工作要求是，在48小时内，返港的渔船就要再次出海。在当时，渔船返港后的码头，各路人马齐聚，整个码头一片热火朝天。
  从渔船上卸下来的渔获，要立马安排送到理鱼车间。车间的理鱼工人要按照鱼的种类、大小、品相进行分拣。分拣好的鱼是一盘一盘装好的，品相好的直接送进冷冻库，以冷冻鱼的形式，根据水产部的调拨指令，输送到全国各地市场。有一种比较特殊的橡皮鱼，一般是单独分开，作为加工鱼片的原料单独售卖，或者交由公司专门生产鱼片的车间进行再加工。
  当时是计划经济时代，我们的渔获在全国都是硬通货。所以在生产物资保障方面，我们也占有很大的优势。在燃油、钢材、水泥、木头、煤炭等大宗生产物资上，当时宁渔能够从中央争取到的量，比整个宁波市的调拨量还要多。公司当时还有一艘油轮，专门负责到大连去运输船用柴油。
  也是因为各种资源丰富，1974年开始，公司在清水浦新建了一个生产基地。但因为距离遥远，再加上各类配套比不过孔浦这边，员工都不愿意搬迁过去。再加上各种变故，基地建到一半就停了下来。
  远洋捕捞
  到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近海的过度捕捞和捕捞能力的持续增长，东海渔业资源日益萎缩，近海捕捞长期处于一种“僧多粥少”的局面，发展远洋捕捞已成为一种新的趋势。
  90年代，国家开始支持远洋捕捞事业。1994年，宁波远洋渔业公司成立，与宁渔共用一套班子，设两块牌子。我当时任宁波远洋渔业公司的老总，宁波远洋渔业公司的牌子，还是我亲自去北京，从农业部背回来的。
  其实从80年代开始，宁渔就开始探索远洋捕捞事业了。1987年，公司派出一艘渔船赴伊朗海域合作捕鱼。当地丰富的渔业资源，让初到这个海域的船员乐开了花。然而，因为宗教原因和饮食习惯问题，当地人并不食用带鱼、鳗鱼等无鳞鱼种。不少鱼即便是捕捞上来了，也无法在本地市场进行售卖。
  在伊朗海域进行尝试后，公司又先后派出渔船，去索马里、西澳大利亚等海域进行远洋捕捞。但远洋捕捞天然具有高成本、高风险、高收益的特点，当时我们的渔船设备，在近海捕捞是没问题的，但要跨洋捕捞，整体水平还是跟不上。1994年，我们成立宁波远洋渔业公司，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解决这些问题。
  伴随着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公司的效益也开始慢慢下降。即便成立了新的远洋渔业公司，也无法快速建立起一支规模化、现代化的远洋捕捞船队。直到1998年我正式退休，公司也没能像发展近海捕鱼事业一样，把远洋捕捞的规模发展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