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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堕民”——中国的“吉普赛人”
  每次从东门进出慈城，总能看到一排低矮的平房，虽然曾经猜测过这里住的可能是贫民，但从没有将他们与特殊的人群——“堕民”联想起来。近日才知，这一方旧称为“东门外天门下”的街居（原称为村落），原是慈城“堕民”——华夏历史上最受歧视的劳动者的集居地。他们是封建制度下特殊的奴隶阶层，他们姓氏单一，有的是夫妻同姓、一家同姓、一院同姓，其中以任姓居多。
  “堕民”，也称“惰民”，其来历众说纷纭。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认为：堕民是宋将焦光瓒部下的后裔。南宋时，金兵南下，宋将领率士兵投降，后金兵北归，宋人引以为耻，遂贬这些降金的将士为堕民。而明代徐渭的《青藤书屋文集》，则说是元灭宋后，将俘虏及罪犯集中在绍兴、宁波一带，编为“怯怜户”，不得与平民同列，这些人好逸恶劳，只能以吟唱玩乐和乞讨为生，故称“惰民”。另一说法是元朝覆灭时，驻守在宁波、绍兴一带的元军卒被俘后将被处死之际，他们哀求免死，发誓愿世世代代作为汉人的奴隶。这一说法也例证了慈城的堕民从不过端午节的习俗，因为正是端午节这天他们被汉人打败而被贬为奴。还有一种说法，说堕民原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中不肯投降于朱元璋的部属，朱元璋统治全国后，将这些反抗者编入贱籍，在他们的门上钉上“丐户”的匾额。
  据清光绪《慈溪县志》载，堕民相传为宋罪俘之遗故摈之。明太祖定户籍，匾其门曰“丐”。其男女自相配偶，不与良民通婚姻；在里巷间任猥下杂役；积镪巨富禁，不得纳资为官吏。
  从“堕民”的分布范围和历史传承的可能性来看，光绪《慈溪县志》载的焦部之卒似乎不可信，因为元灭南宋后，南方的汉民族皆为南人，地位已极低下，不会再有这种阶层了。徐渭的说法也同此理，如元朝分等，当分五等，这又于史实无据。因此，元末驻守在宁波、绍兴的元军士卒被俘后贬为“堕民”的说法似乎较为合理。这正好与慈城“堕民”自己的传说相印证，也与清雍正年间下诏废“堕民”籍相呼应。而且关于堕民的资料目前所见的，也都是明中叶以后的史籍记载。
  大凡“堕民”所从事的职业也多为婚丧、喜庆、祠庙祭祀等服务业，有送娘、值堂、剃头和阉鸡等，而慈城的“堕民”还有一个区别与其他地区“堕民”的行当——详梦（慈城方言，直读，与像字同音，意也同）。“堕民”居无定所，一般以乡野僻壤的庙宇、大户人家的祠堂为家，几人群居，少男少女自相配偶后，则以家为单位，像“吉普赛人”那样过着游荡的生活，他们一路乞讨，撒下一路歌声，渐渐地，他们开始定居于城郊村野。居住在天门下的“堕民”就是如此。然而即使居有定所的“堕民”，也因行当的缘故，他们仍像吉普赛人那样走四方。他们几乎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但相当多的男性“堕民”是无师自通，吹拉弹唱样样皆通，似乎是天才的音乐家。慈城的“堕民”因定居在天门下清道山的山脚下，每年去清道观替冬至求梦的人们详梦，更犹如吉普赛人替人看手相那般，替人详梦也成了“堕民”的一个行当。因此可以说：“堕民”是中国的“吉普赛人”。
  居有定所的慈城的“堕民”，有专门的居住地，看起来似乎比其他地方的“堕民”，譬如那些流落祠堂庙宇的“堕民”略优一筹。但是他（她）们也是被贬于城外，同样有许多禁忌：一禁入学读书，二禁进入仕途，三禁从事工商，四禁耕种田地，五禁与平民婚配，六禁高声说话，七禁昂首阔步，八禁聚众集议，九禁夜间喧哗，十禁成群结队。
  从明朝开始，慈城的“堕民”一直聚集在东门外，由于禁忌诸多，又由于在众目睽睽的歧视之下，这一特殊阶层的人群生生不息，“堕民”文化形成了世界唯一、浙东特有的民俗文化。但由于堕民的地位极其低下，使这一文化资料和研究极其薄弱，特别是经过上世纪翻天覆地的巨变，现在宁绍一带几乎已没有“堕民”聚居的地方了。而慈城却意外地保存着这一阶层聚居的村落，这对研究慈城的历史文化和浙东社会史实在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文标本，这也是慈城古县城可开发的旅游文化资源之一。
  二、“堕民”的行当
  中国自秦汉以来，一直是宗法制度和君长官僚体制结合的社会形态，形成了尊卑有序、贵贱有别的等级制度。皇帝君临天下，天下则有官与民之分，庶民又分为士农工商四民，庶民之下还有所谓贱民。“堕民”是贱民的一类，清光绪《慈溪县志》记载了“堕民”的三不得；四民居业不得占，四民所籍不得籍，四民所常服不得服。也许正因为如此，慈城“堕民”的行当只剩下送娘、值堂、吹行、剃头、阉鸡和详梦等业了。
  （一）送娘
  送娘的行当是送娘子做的，然而人们常将两者统称为“送娘”或者“送娘子”。儿时，我随外婆到城西的乡下喝表舅的好日酒。我们拦轿门时，新娘的身后跟着一个手挚火熜的人。如今想起送娘子的模样，记起当时人们轻看送娘子的眼神，才恍然大悟：送娘子的低微，是因为她是堕民。慈城的送娘子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还有慈城送娘子伴随新娘去夫家时，她的双肩常背一对大灯笼，如果两亲家相差路远，灯笼太重，就用红绸替代灯笼，另外，慈城送娘子要将新娘的席子放在轿后。
  旧时，慈城的婚俗中确有伴娘一职，称为“随嫁接嫁娘姨”，是大户人家为陪护新娘而专门雇请的。据软板桥陈家大小姐的回忆，她家嫁囡娶媳妇时总要请一个随嫁接嫁娘姨，一般雇请的时间，短的为一星期，长的则为半月。其职责就是伴随新娘，因为新娘离开生活多年的娘家，到了一个陌生的夫家，既要“行不动裙，笑不露齿，话不动唇”，又要递茶送汤侍候公婆。而这对从没离开过父母的千金小姐而言，她既要承受离开双亲的难过，又要应付婆家的族规家法，所以有随嫁接嫁娘姨陪伴，新娘的心理上有个依靠，行动上有个帮衬。虽然随嫁接嫁娘姨也是跟随新娘的，且与送娘子的工作性质相差无几，但两者有质的区别，就是伴娘不是堕民，而送娘子是“堕民”。
  送娘子，简称送娘，俗称堕贫嫂。送娘，一旦被东家雇请，其职责有帮助东家筹办嫁妆，也有教姑娘行新婚礼俗和代送新娘过门等。
  有的大入家婚礼十分讲究，常雇送娘与裁缝师傅同时进门，裁缝师傅负责做衣裳，而送娘代表东家谋筹嫁妆，指挥家佣购物备料，奔走于小姐与裁缝间，为小姐策划嫁衣的款式，向裁缝传达小姐的意愿，直到嫁妆备齐。而后进入婚俗的下一阶段——搬嫁妆，这样送娘的聘期就长了，约需一个月。在老慈城的印象中，有个送娘子叫阿根嫂，她长相清秀，口齿伶俐，手脚利索，粗细能干，又能见风使舵。据说，槐花树门头的冯家嫁囡专门雇佣阿根嫂，聘期长短不一。
  婚礼时，送娘是娘家与夫家间的联系人和代理人。一般除媒婆外，送娘是夫家了解娘家的第一人，所以两亲家日后的和睦，与送娘的行为直接关联。阿根嫂让慈城人惦记的因素，就是她在这方面做得很圆滑，夫家谁稍有不满意之神色，几乎都逃不过她的眼睛，而且她会千方百计从中斡旋，以减少两亲家间的疙瘩。
  当迎亲花轿登门时，送娘要为新娘开面化妆。俗话说：“小姑开面第一次，大嫂绞面月一次。”女人的第一次绞面称开面，是旧时姑娘变为媳妇的一种仪式，一般在上轿前施仪。为图吉祥，送娘子先用红鸡蛋按在姑娘的上额，自上而下擂到下巴，再用棉纱线在额头、左右面颊绞三把，边绞边念着“抬去烘烘响（慈城俗话，有娶新娘兴旺发达之意）”的祝语，当绞后颈的发脚时，祝语则是“享后福”等等。
  行完开面仪式，送娘子帮新娘穿袄着裙，护着新娘与双亲辞别，待花轿出门在夫家拜堂、吃贺郎酒等场面也少不了送娘子。旧俗的婚礼虽然是三天没大小，但在家族制、君长官僚制统治了几百年的慈城，越是大场面越是讲究礼仪，这样送娘子的作用就越显得举足轻重了。为了讨东家欢喜，送娘子要将整个婚礼安排得井然有序，不能出一点差错，以免留下被人说三道四的遗憾。为了陪护好新娘，在戏弄的场面上，送娘子既要制造喜庆的气氛，又不能损宾客的脸面，要趁主客捧腹大笑之机，在不知不觉中替新娘解围。阿根嫂在这方面做得很出色，也讨东家欢喜，所以逢年过节，她总是特别忙，有时忙不过来，不得不分一些生活让同行做。在慈城，即使寻常百姓嫁囡也要聘用送娘子，只是时间短一些，少则二三天，多至半月。
  说到送娘子，就要说绞面。绞面是送娘子的经常性行款，旧时，每隔一二个月就要上门为约定的妇女绞一次面，长期雇佣的，工钿一年结算两次，如果临时的，则现绞现拿。有时，送娘子还被大人家的女主人临时约去，在他们走亲访友之前为其美容一番，这相当于现代女性在出门客前上美容院一趟。
  绞面是送娘子的一手绝活。一根两尺把长的棉纱线，用两手的指头绷成一种不规则的几何图，用一定速度滚动了几下，便可绞去脸颊上汗毛，脸色会变得红润光滑，有的还能把眉毛绞得细如柳叶。这种手艺简直可与现代的美容师媲美，只可惜由于人们歧视堕民，谁也不会去研究此手艺，如今，真像人们忘记送娘一样，也淡忘了绞面的这一绝技。送娘子还有剃头的手艺，谁家孩子满月也少不了她，当然也是说一通好话，得一些赏钱了。
  （二）值堂
  旧时，较大规模的红白大事、喜庆、祭祀，均需有值堂这个角色，慈城的大户人家遇此事也不例外。值堂受总管派遣，是东家雇用人中的二号人物。总管受东家之托主持大事，而值堂是总管的参谋、助手，他受总管之托，指挥雇工经办所需的物资，设计布置喜堂、灵堂、祭堂等环境。智谋双全的值堂，会得到东家的器重和人们的赞扬，只可惜现在我没听到像阿根嫂那样让老慈城惦记的值堂。
  （三）吹行
  吹行是什么样的？我们从影片《骆驼祥子》里可见一二。老舍笔下的祥子从车夫沦落成一个吹手，可见吹行“堕民”的地位是社会最底层了。吹行以器乐为主，最普遍的是二胡，兼唱昆曲（后也有唱京剧的）堂会。在天门下，曾有个老郎殿，是专供堕民吹手祭拜的。原来吹行是属于堕民的艺术行当，吹手要唱昆曲，这对斗大的字不识一个的堕民来说无疑出了难题。所以小堕民拜老堕民为师，入吹行之前都要到老郎殿拜一拜老郎菩萨，说是拜过之后登台唱曲也就不会昏场忘词了。
  婚礼中的贺郎酒、做寿时的长寿酒均有器乐配奏和唱昆曲，名曰“小唱酒”，为此，吹行中还有“小唱班”、“小堂茗”之说。据老慈城回忆：吃小唱酒时，席间还有指挥者，大家团团圆圆围坐一起，待打击乐器奏停，笙声吹响，宴席才算开始宾客才能动筷。慈城的吹行中有个叫如法的吹手，音吹得准，唱也唱得好，演起包公来更活灵活现，一些能说会道的吹手还兼做众家人，所谓众家人是与送娘子的行当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众家人陪伴新郎。
  旧时的婚俗，新郎要到新娘家迎娶新娘，新婚夫妇三日内要回门。按习俗，接新娘回门之时，娘家人是可以吵新郎的，而且有越吵家越兴旺之说，所以这种吵几乎到了捉弄的地步。比如，新人要拜高堂，吵新郎的人就在新郎跪拜的矮凳脚上缠一只木纱团，这样新郎下跪就会因四脚不平而人仰凳翻，从而招来一阵哄堂大笑。慈城还有个叫阿昌的吹行“堕民”，他曾当过众家人，十分称职，他陪同的新郎谁也没出过洋相。阿昌随新女婿回门，在新郎要坐之前总将凳子暗探一下，有时会搜出暗藏的鸡蛋壳，有时会搜出麦穗等。阿昌会接过娘家人递给新郎的烟，先捏一下，再点燃，以暗探卷烟内是否藏进火柴梗。吃团子时，阿昌还会挟开团子，看看馅内是否裹进了辣椒，否则新郎吃上辣椒团，吞咽困难，有失文雅……
  如此的古城婚俗文化，真少不了众家人临场的机智与灵敏，以至过了70多年，小城人回忆起那些往事来仍趣味十足。
  （四）剃头
  剃头的行当始于清朝，清朝前男人蓄发留须，清朝始男人剃额发梳辫子头，就有了剃头的行当，旧时这类叫剃头郎。但剃头是堕民承担的，因此剃头行业没有像木匠那样列入手艺行列。到民国时，老老少少剪辫子，要剃头的人多了，剃头郎也多了，于是剃头行当成了堕民的主要行业。如今已过古稀之年的阿毛大爷还保存着一只黑包，包内有一把梳子、一把剃刀（后有轧刀）和一块有桌面大的红布，这便是剃头郎的全部吃饭家什。旧时剃头一人要6到8个铜板，包剃一年一人40斤谷，每隔20日剃一次，每年早稻成熟时结算一次。剃头行当分拎包剃头、肩挑剃头和开店剃头三个档次，俗话“剃头担子单头热”说的就是担子剃头的行当。
  过去，堕民为了生存，常要学几个能够维持生计的行当，剃头郎还会弹唱吹拉这一手，所以有的剃头店专备有一些乐器，供爱好乐器的年轻人学习取乐。前两年，我在采访一家子的农民乐队时，说到兄弟四人的音乐启蒙乐器，竟都是离家不远的剃头店的那把二胡。
  （五）阉鸡
  阉鸡，俗叫结鸡，是“堕民”从事的技术性行当之一。
  上了年纪的慈城人都还记得：每年的初夏时节，小巷常有“结鸡嗬”的吆喝声。吆喝的人一般身着一套黑衣，手臂挽黑色的钩子洋伞，腰悬着阉鸡用的工具，边走边有节奏地吆喝着。若有人下顾结鸡生意，结鸡人便从腰间取出工具，解开布包，将一块黑布垫在双膝上，用布包内的两只筷夹住鸡的两翅，筷系的细麻绳系住鸡的两爪，在鸡腿下拔去一撮毛，取出锃亮的刀子一划，再用两只弹弓夹子绷开切口，迅速用小勺子找到类似糯米粒大小的睾丸，再用一根系在竹片上的棕榈丝套住睾丸，轻轻地一拉，结鸡的手术算做完了。
  相传阉鸡技术为古代名医华佗所创。华佗因为替曹操医治脑肿瘤，被误认要谋害曹操而被杀。临死前他嘱托将解剖医书遗赠徒弟。华佗老婆因丈夫为医病被杀，移恨于医道，遂焚书解恨，徒弟闻讯赶来，只抢出了阉割技术的那几章，即当时的阉鸡、阉猪、阉狗和阉牛。不知是此技术泯灭人性，还是什么原因，后来一直没人从事这个技术性的行业，只被堕民继承下来。
  现年78岁的庆钿老人可能是慈城最后一位结鸡人了。他是17岁时跟父亲学到结鸡手艺的，后跟着父亲操作几回也深得乡人赞赏，可他独自出门结鸡，人家一看是小顽（方言，指小男孩）结鸡，手艺不牢靠，就信不过他。一天跑下来，他结不了几只鸡，按市价结一只鸡5分的收入，着实让他难以维持生计，他只得再替人剃头。但出门剃头时，他仍随身带着结鸡工具，东家见了，让他试一只，他常常出手不凡，渐渐地，剃头郎“小耳朵”（因右耳生了一块多肉，人们叫他绰号“小耳朵”）还会结鸡的名声也就传开了。
  （六）详梦
  详梦为慈城堕民的一绝，既是堕民临时性的行当，又是慈城堕民区别于其他地方堕民的特征之一。旧时，每年的冬至夜，人们都在慈城的清道观静坐求梦。
  详梦虽说比较难，但只要摸透求梦者的心理即可，应变而说就行了，而堕民们特别是送娘子尤其会奉承说好话，似乎是天生一块详梦的料。再说，天门下与清道观只有一步之遥，每年冬至，一些能说会道的堕民早起，就等候在百步阶下或半山腰，以碰碰运气。
  民国年间，有一送娘子碰到宁波来求梦的南门外余回生堂的袁老板。他因梦见戴着头枷上刑场而垂头丧气，送娘子一见便上前搭腔：“东家，您为何岙庄庄（慈城方言，意为心情不好）？昨夜梦见啥嘞？”袁老板有气没力，说出梦境。送娘子一听，连说是好梦、好梦，要恭喜东家。袁老板不解，一见送娘子的神情，便从怀里摸出钞票，问道：“喜从何来？”送娘子嘻嘻一笑，说：“东家将来是南门第一家，这不是喜事一桩吗？”至后，余回生堂生意兴隆，果然应了送娘子所说的第一家。据说袁老板专程来东门答谢送娘子，这送娘子将这些谢款作为盘缠送儿子到上海学生意去了。
  尽管详梦是个好行当，但由于“堕民”文化程度低，即使能说会道，但也不是所有的“堕民”所能从事的，由于清道观求梦只在每年的冬天，所以详梦最终难成“堕民”经常性维持生计的行当，而且袁老板也不是常有的。
  三、“堕民”的生活
  1925年，慈溪三七市的一户徐姓农家，因想要在城里攀一家亲，意欲将独生女儿嫁到慈城。徐姑娘的婚姻是送娘子做的媒，说是男家有田有屋，徐父徐母也就应允了这桩婚姻。可谁料到，徐姑娘嫁到的慈城，是东门外天门下的慈城，那是堕民居住的地方。结果成了堕民媳妇的徐姑娘仿佛从一个世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新婚第三天，家里来了几个陌生人搬走新房内的一切，徐姑娘做梦也想不到媒婆所说的“屋”是租的，原来婆家家徒四壁，唯一值钱的是一块铺板，所谓的“田”原来是堕民脚埭的“埭”的谐音，脚埭是“堕民”服务东家的范围。
  虽然徐姑娘由娘家的二等民（当时的农民位于四民的第二）降为等级外的堕民了，然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属鸡、嫁狗属狗的封建婚姻观又使她不得不接受这一切。从22岁起，她“从一而终”60多年，亲身经历了“堕民”的生活。
  （一）“堕民”的言行举止
  徐姑娘嫁到任家不久，堂嫂替她从妯娌处讨得一些脚埭。按堕民的行规，这些脚埭原是她婆婆的，婆婆死后，脚埭就给了媳妇。堕民身份的代代相传犹如继承遗产似的，徐姑娘分得婆婆的脚埭，也相承了其婆婆的身份，也就是说，她不再是徐家的小姐或是被人尊敬的少奶奶了，而是低人一等的“堕贫”嫂。过去，慈城有首童谣：“堕贫嫂，屙痨造，草籽地里拾把刀。东躁躁，西望望，当作宝贝割卵泡。”人们如此羞辱他们，而他们却要恭恭敬敬地称东家为“老爷”、“小爷”和“太太”。旧时，慈城的婚礼有“三日没大小”的习俗，然而“堕民”们却没有“吵”新人、“闹”新房的权利，连“新娘子”、“新郎官”都喊不得，他们要恭称新郎为“姑爷”，恭称新娘为“姑娘”。堕民的服饰也得与众不同，堕民成年男性着长袍，束腰撩绞，牵左角塞于腰间，女性则着黑色罗裙。20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政府颁布了全民服制条例，而堕民的服饰却没有因条例而变化。除服饰外，堕民的发型也有讲究：清朝时，堕民男的梳长辫子头，发辫常盘结于颈间，民国时只能剃光头或小平头，不能理西式头；女的可以梳发髻，但发髻偏高，差不多要到头顶了，而且不能戴耳环。女堕民出门时，常带蓝伞和蓝包袱，这种蓝色包袱被慈城人称为“赏盘”。徐姑娘嫁到天门下后，由于服饰的禁忌，她的一些嫁妆衣只能垫箱底。后来，男堕民的着装稍微开禁，她就将这些女装改成男装。之后她家境每况愈下，一件黑色的上衣和一条黑色的筒裙竟成了她出门走东家唯一的行头。
  慈城城内的堕民大多居住在天门下一带，城外的零星居住在妙山等几个村，他们出门上街都非常醒目，一般只能到划定的脚埭内活动。堕民进出脚埭的东家一般不能走大门，只能走后门或边门，上街走巷也只能靠右低头而行。多少年来，官规、族约和乡风民俗对堕民形成了有形抑或无形的歧视，这种歧视影响着堕民的言行举止，直接摧残着特殊人群的人性与精神。长期的自卑心理，渐渐使堕民养成行如乞丐的行为，其表现用倒、挖、兑、拜和缠五字可以概括。
  关于送娘子的五字言行，徐老太实在佩服堕民们的缠功。有些堕民向东家结算工钿或花销时，要这要那，要了还要，要个没完，尤其是有的送娘子，真到了恬不知耻的地步，人给一盘，她好话说尽，非要两盘。由此，有的东家了解了，反而先装得浅一些，待他们一讲好话，再加顶满。
  徐姑娘所嫁的男人叫如法，8岁时丧父失母，成年后全靠堂嫂做媒做主才娶到了一个农家的女儿，这对天门下的居民来说是件大喜事。因为几百年来，堕民的婚嫁是自相配偶，天门下的成年男女大都是慈城的堕民间自相配偶，或者通过行业的联系与外乡的堕民婚嫁的。例如：天门下的王姓居民是从陆埠王地岙嫁到天门下的，陆埠的王家也是以剃头为业，至于是不是丐籍不得而知。当时慈城是县城，乡下的姑娘嫁进城，自然是件高兴的事。然而这是送娘子当的媒婆，由她连骗带哄促成的一桩婚姻。
  天门下的送娘子们还兼当媒婆。她们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虽然促成一桩又一桩的婚姻，但是牵的“红线”不知葬送了多少人的幸福，俗话说拣亲择媒，慈城的大户人家也明这个理，很少叫送娘子做媒的。而送娘子常为一丁点的蝇头小利而损害他人的幸福，这也让慈城人更加歧视堕民。
  上述堕民的言行举止，究其原因，有社会外加于堕民的，也有堕民自卑心理所致，这些或多或少影响了堕民的形象，人们也更嗤之以鼻。据说，一位任姓的堕民到上海去营生，人们一听他是来自慈城的天门下，姓任的，谁也不理他。走投无路的他不得不改名瞒姓，才得以生存下来。
  （二）堕民的喜怒哀乐
  严格地说，堕民的喜是依附于东家的，事实也是如此。天门下的堕民们平时很少有娱乐活动，即使逢年过节，堕民与堕民间也没有拜年贺岁的习俗。据阿宝大爷回忆，那时过年情景是：人家热热闹闹拜年，我们冷冷清清守家。让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记忆最深的是：他儿时过年曾去过乡下的外婆家，但他只去了一次。慈城堕民过年既简单又繁琐。简单就是像平时一样，只向脚埭的东家贺年拜岁就了事，而繁琐是因为贺年拜岁直接影响着一年365天一家子的温饱。所以如何贺年获得更多的赏物，如何去拜岁得到更多的压岁包，这也操碎了堕民一家之主的心。为了讨东家的欢喜，慈城的堕民过年有向东家送金贴银的做法。从腊月初开始，家家户户就买黄豆准备做“金条”了。所谓“金条”，是用黄豆粉和饴糖做成形似油果的食品，“金”条内嵌芝麻，喷香蜜甜洋口，味道好，色金黄十分吉样。做好“金条”，买来“元宝”，每年的腊月廿三前，送娘子便捧着果桶，肩背着装有“金条、元宝”的包裹，开始奔走了。一敲开东家的门，送娘子便一脸喜气，虔诚地递上一桶“金条”（一般是“金条”20到30根不等）、四只大元宝（米粉制成，意寓四平八稳），再道出“老爷、太太，‘金条、元宝’来勒”的祝语。这样的贺年往往让东家笑逐颜开，能得到一果桶的赏米（约十来斤重），若遇东家好心情，还有可能是两桶。
  天门下的任姓民居都没有祠堂，只有一间被称为祖堂的房子，是专门用来供放五服之内的任姓众亲牌位的。正月初一，堕民们一般不出家门，他们最多上祖堂一次，去祭奉祖宗。
  初二到初八，堕民要拖儿带女去脚埭的东家一一拜岁。据徐老太回忆：她的脚埭在城里有20多户人家，城外还有3到4个村。拜岁时，她是空手去的，回礼有赏物和压岁包。赏物是一盘年糕（意寓年年高）、一盘粽子（形似元宝，音寓多子多福）和一盘面（音有万万年，意寓长寿）。压岁纸包内装的是钱，有2角、4角、6角不等，辈分越大，给的压岁纸包装的钱越多。徐老太每年到城外的杨家拜岁，杨家是四代同堂的大家庭，一人就能收到十多只纸包。他们常常一家三人同行，收到的拜岁纸包塞都塞不及，塞钱时那种心急慌忙的神情常招来杨家大小捧腹大笑，看杨家人大笑，他们一家也嘻嘻哈哈跟着笑，但心里却在想拜岁纸包，那种心不在焉的样子又惹得人们大笑。过年的大喜日子，人们追求的就是笑声，是像浪花般一浪高过一浪的喜悦。
  旧时，慈城人过新年、端午、中秋和重阳四大节日，而慈城的堕民从不过端午节，这一节日他们既不出门，也不走东家去讨赏。因为在慈城尚有堕民的祖先败在端午节之说，说是端午那一天正午，堕民的祖先被打败而罚为奴，只准“下役”。至于中秋、重阳两节，贺节讨赏的堕民也有，只不过没形成什么规矩与习俗。农历十二月廿三是祭灶日，慈城城乡家家户户要祭拜灶神菩萨，而堕民祭灶却在次日的傍晚，并且只能在这一天的傍晚，否则将被处罚。
  上述所有的节日都不是堕民自己的节日，只有在农历五月廿五这一天，才是天门下居民的节日。据说这天是都神殿的五都菩萨生日，殿内的戏台要演戏，这一天天门下可热闹了，因为看社戏是堕民的一种娱乐。
  每年的五到八月是堕民们的闲季，俗称五六月为“五荒六月”，这期间，人们行婚礼的少，堕民们有更多的快乐。这样吹行的吹手可以随心所欲尽情地乐一乐了，台上演戏的和台下看戏的，有的都是一家人，可化了装的孩子常让台下的母亲认不出谁，这样节外生枝又闹出不少笑话。这不是戏剧却似戏剧的场面是饱尝着生活艰辛的天门下的居民们最欢快的时光，然而这情景太少，一年也只有这么一回。
  其实，吹手堕民原可自娱自乐的，可为生计而奔波的劳动者哪有空闲、哪有心情去取乐呢？即使被人叫去演出，他们也只是为演出而演出。因为堕民班子的演出是没有酬金的，只有东家备的一份点心。而就是这份点心堕民们也是非常乐意去的，既可以自己享口福，还可以让儿女享口福，这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呀！60多岁的阿香，年幼时常随父亲吃点心，而父亲演戏时她早进入梦乡，也常常梦见吃到从没有吃过的好东西，但戏文班子的鼓板一停，流着口水的她醒来，吃的却是臭咸菜年糕汤，但她吃得津津有味。虽然当时吃的点心除庙宇供菩萨的馒头外，还有冷泡饭，但那时的点心却是她吃到的最好吃的东西。
  可是，世辈奔忙于社会婚丧礼俗的堕民们，而碰到自己一生最大的喜事却不能热热闹闹，结婚不准吹闹，也不准坐花轿，只能简单地在家里和祖堂前拜一下天地，就算完婚了。徐姑娘虽然是坐着花轿进的任家门，同样由送娘子送到天门下，可送娘子没有与往常一样双肩背着一对大红灯笼而来，其后的婚礼也冷冷清清。
  （三）堕民的经济收入
  堕民的行当虽被视为下贱，但经济收入却不少，若会精打细算的话，其生活超过一般的平民，部分堕民也有发财致富的。堕民的收入是最典型的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没得，不劳者还有被赶出脚埭的风险。他们的经济收入大致有：
  1.贺年拜岁的收入（见堕民的过年一节）；
  2.稻熟谷的收入。
  稻熟谷其实是堕民的劳务收入，比如包剃头、包绞面，门门可以收的费用，一般以谷代钱。但慈城的堕民们在稻熟谷之时，专门买来一些糖饼，挨家挨户去分饼讲好话，以多一些赏谷。每年早稻成熟的季节，堕民自雇挑担、摇船进村入户，挨家挨户按人口多少分糖饼，边分边说些好话，如“你家稻谷割也割不及，余粮万万斤”之类，那东家听了好话，就将二三畚箕的稻谷（一般是20到30斤）回送给堕民。据徐老太回忆，她的脚埭之一是彭山夏家村，一年的稻熟谷可收千把斤（含劳务费和讨得两部分），然而她家的房租就要付800斤。
  3.帮忙花销的收入
  服务于人们的婚嫁、丧葬、寿庆和小孩满月等等，统称帮忙，东家一般不给工钿而给花销。花销有毛巾、布料、鞋袜、帽子等日用品，也有红纸包、大米等。给的多少视活动场面、服务时间和东家的富裕程度而定。
  据徐老太回忆，送娘子除花销一元或二元的红纸包外，还至少好倒两桌菜肴。旧时，慈城的婚俗，娘家要备上轿饭、待新娘饭，这两桌饭菜新娘子吃剩后，送娘子可以名正言顺倒回家的。上轿饭一般有四碗菜：全鱼、全鸡、烤肉和芋艿，而新娘饭菜更多，至少有十碗，这样倒来的菜拿回家后，一家人可吃好几天。
  4.祠庙事茶包的收入
  服务祠庙活动属于公务活动，这是义务性质的，但每年年底祠庙活动有三四十元银洋的开销，有的叫押岁包，也有的叫茶包。像吹行堕民经常到各祠庙演出，平时虽没工钿，但年底却有一笔茶包的收入。
  5.上门服务的收入
  剃头、结鸡、绞面等行当大多是临时性的服务，一般现做现收（除包年结算外），工钿往往按质论价，给钱收钱，给粮收粮。
  四、穷苦的“堕民”
  据几位年老的堕民回忆：天门下方圆几里的堕民村落，有近十个支系（其中任姓有六七个支系，顾、陈两姓有三四个支系），约150户的堕民，几乎家家都是贫困之家，他们住的是碎瓦垒起低矮的棚屋，即使那些小屋也不是自己的，也只是租住的，只有一户被人们称为“乌大门”，可惜现在已经被拆毁。据说：乌大门内，前面是几间小屋，后面有两间楼屋。另外天门下还有个老郎殿和五神殿。现在天门下还保存着几间老屋，其中一处是任姓的祖堂所在，三门面的小屋，中间是祖堂，旁边则是堕民的居屋了，外一间叫白房住一家堕民，内一间叫黄房是另一家堕民的住处。
  如此的居住环境，如此被人瞧不起的地方，使那儿的居民一旦条件允许便想离开天门下。一户以剃头为生赚了点小钱的任姓居民，终于在民国初年硬着头皮离开了牛棚似的小屋，迁居到城西的五马桥，租房开了一家剃头店。可开店后，日子仍过得十分窘迫，家里没有米缸，餐前店里有钱，就拿去买些米，没钱的话一家大小就饿肚皮。前后新屋冯家的账房先生是这家小店的长主顾。一次他看任家日子十分难熬，就开口说先到冯家仓房去拿十斤米，据说米进店的第一顿，一家老小眼睛一亮，大家围坐在桌边，摸着这桶白花花的大米，谁也不觉得饿了。
  还有一户任姓人家，儿子为分得脚埭而与母亲吵了架，从此不相往来。任母无奈，娶了个外乡人当“上门女婿”，后来这家的开销也靠这个女婿赚的脚埭钱。可几年后，他赚的钱越来越少，家里难以维持生计，丈母娘火冒三丈，天天逼骂他，结果把他骂出了家门，一去不归。
  如此的生活，哪儿有钱造房，所以一百多户人家除几家祖传的外，多数人家是租借小屋的，这样稻桶谷的收入，有一半要付房租，剩下的家家都寥寥无几了。对于自己的生活，堕民自编了一首人民曲（此曲流行于20世纪40年代末）：
  “从不劳动很惬意，进出包车用娘姨，吃喝嫖赌浪荡小爷百样才惬意。只晓得自已来惬意，不晓得人民死勿死，封建剥削打主意，还话自己好福气，不知道万恶社会坏东西。”
  从堕民的经济收入来看，其多种方式收回劳动报酬似乎相当可观的，而且那些脚勤、手巧、嘴甜、缠功深的送娘子，每次出门回来都肩挑手挈，担担桶桶均是收入，也是用之有多，吃之有余吧。如此看来，堕民的生活应该是温饱无虞，但堕民的生活又相当的艰难。究其原因有：
  一是社会的层层盘剥。鲁迅先生在《我谈“堕民”》一文中说：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对一个堕民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是因为堕民的收入有赖于此，为了依赖东家、巩固脚埭，堕民不得不向日渐贫困的脚埭们献媚取钱。而为了一点点犒赏，有些人还要出钱买奴才的权利，堕民更被人们瞧不起。而那些有钱或无钱但比堕民有地位的人们，变着法儿向堕民盘剥，如房租等，这对堕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本来贫苦的更加贫苦。
  二是堕民间自相摧残。民国初年，一些生活比较清苦的平民不管堕民的丐籍遗臭万年，仍冒着被逐出祠堂的风险，而加入了堕民的行当，或者出钱向堕民买脚埭，这样就造成原脚埭的混乱。面对这种局面，本来无组织无规范像一盘散沙似的堕民，心更散，行动更乱，大家相互倾轧（其实是不正当竞争手段），明争明吵，有的大打出手。当时手段有“塞屁眼”（堕民术语），即是为了抢剃头生意，有的堕民向小孩子塞一块小糖，而吃了一次糖的小孩，下次剃头还想吃糖，就认准送糖的剃头郎，这样原堕民的脚埭就渐渐消失了。还有手段是杀价：本来脚埭内的价格每剃一只头8分钱，另一堕民进入后降价为每头7分或者6分。如此自相摧残导致堕民更加贫困。
  三是疾病残废致贫。由于堕民间近亲繁衍，又受社会歧视，堕民的平均寿命低于当时社会平均年龄，堕民人群身体素质差，残疾人多，因此生活也就更加困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