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一千八百年前，一位老人回慈城定居时，捐献了自己的住宅并建造了普济寺，之后，这位老人又在普济寺内设书室，招收弟子，传授儒学。这位老人就是阚泽（字德润），他创办的学室就是唐大中二年（848）被县令李楚臣复立为“德润书院”的雏形。
  过了八百年，又有一位老人隐居慈湖北岸，谈妙涧旁，筑“谈妙书屋”，招收弟子，传授理学。谈妙书屋就是慈湖书院的前身，而这位老人就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杨简，人称“慈湖先生”。
  阚泽的书室（德润书院）已经延绵了一千多年了，杨简的书室也近一千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宁波市最古老的高等学府。也许人们认同这个“老”字，但不认同“高等学府”。其实我们从两位创办人的来历就可以认同是“高等学府”了。德润与杨简虽不是同时代人，但他们都是儒学家。阚泽是三国时著名学者，曾任吴国的中书令（相当于宰相），强调以礼治国，为孙权治国提供了不少理论依据。杨简是朱熹的学生，后又从师于陆九渊。朱熹与陆九渊并不是一个学派的，互相间观点甚至很对立。然而朱熹与陆九渊两人并没有因学术观点的不同而互相诬陷与攻击，朱熹反而请陆九渊到他的岳麓书院讲学。作为他们的学生，杨简吸取了两位先生的理论之精华，他教育弟子读书要“眼到、口到、心到”，这是朱熹倡导的读书方式。杨简还继承和发扬了陆九渊“心即理”的理学，提出“人心自明，人心自灵”的观点，对后世的唯心主义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杨简的心学观点像是架在陆九渊与明代哲学家王阳明的“心学”理论的桥梁。
  阚泽与杨简都是在晚年用尽一生俸禄积蓄创办了学府，讲学授教。正是他们的人格魅力与丰厚的学识影响着邑人，于是求学者慕名而来，求教于他们的门下。
  在宁波文化教育史上，自从宁波府形成之后，文化教育就呈现了两个特色，其一就是以科举为目的的官方教育，其二就是私人讲学的学府（唐朝以后称书院）。而这些学府或者说书院，除教育外，还作学术研究。这样从南宋的杨简到明代王阳明、清初的黄宗羲，姚江两岸就像一只巨大的文化摇篮，哺育了中国学术史上著名的“浙东学派”。
  虽然没有教学课本，也没有教学大纲，这种学府的教育方式使我们无法想象，但慈城的书院之所以留存了千年，是因为学府提倡“转益多师”，把孔子的“三人行，则必有我师”的“师说”理论学活了。在这样的教学与学术的环境中，也许是受这种学习气氛的感染，慈溪县的县令陈麟走进了“宝峰书院”的大门，求学于赵偕先生。赵偕是杨简的再传弟子，他在慈城西门外的大宝山创办了宝峰书院。今书院已毁，但书院遗址还留有书法家钱罕所书的“宝峰璅翠”的石碑。宝峰书院与德润、慈湖号称慈城三书院。
  三书院既有师承关系，又各有特色，它们对慈城文化教育的贡献，不仅仅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文人学士，倡导了崇师尚学的风气，而且使小城有了千年学府的记载。虽然慈城三书院与中国最有名望的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相比要逊色一点，但这里终究成了教育的圣地，这也是慈城古文化中让人赞叹的一点。
  应该说教育是投资巨大的公益事业，古人称之为善举。从茅棚的书屋到像模像样的书院，钱从哪儿来呢？依今思古：书院的开支不会太少，先生的费用，教学的费用，学生的笔墨纸砚，学生的伙食，学堂的修葺费用，如果说要造新的“教育楼”，那费用更多。是不是过去的学府，其教学费用来源于“学田”，我不得而知。我想慈城的书院教学的费用可能来源于学田。慈溪县志建置卷详尽记载了书院的沿革情况，每一介绍之后还罗列了田地的明细账，我想这大概就是书院“学田”吧。账目记载着地的大小，所在的位置，还分别注有姓氏。田的大小计量单位细到“忽”，这样的记录至少表明两点，其一是古人对钱不含糊，其二是学堂的费用窘迫。我们要感谢那些划田给书院的土地主，因为你们的默默奉献，为江北文化，为江北英才提供了滋养。因为有你们的春种秋收，才使慈城出了519位进士，其中有状元姚涞，他以经学、诗学、史学而成为当时翰林院三绝；其中有被明太祖尊称为“帝师”的桂彦良，还有聪明过人的赵文华。这些教学成果不正印证了“慈湖书院”是江北的“高等学府”吗？
  历史的是是非非，历史的功与过，人们心中有杆秤。慈城间曾有两个庙，其中的一庙联书有：“东庙阚，西庙房，两庙门户相当，方敢并座。”这一奇联直至千余年，才被一位在北京的慈城人对出下联：“南京河，北京城，双京水土平分，可成霸业。”原来将阚字拆开为门敢，而将房字拆开为户方，慈城的东庙是祀阚泽，西庙是祀房琯（房琯是慈溪县第一任县令，后官至宰相。他在任职期间，为民办了许多实事，其一就是发动民工开挖了慈湖）。人们为了纪念杨简先生，改原德润湖为慈湖。
  20世纪90年代初，又有一位老人捐资了1300多万元人民币重建了慈湖中学，这位老人就是台湾实业家应昌期，在慈湖学子的心目中，阚泽、杨简与应昌期是慈湖的三大贤。因为没有他们，这里的山，这里的水充其量只能构成山水风光，而如今，这里却成了治学圣地。
  “鱼戏慈湖水、鸟鸣师古亭”，慈城的山特灵，慈城的水特秀，慈湖中学是求知仙境、育人圣地，这些语句是慈湖学子对母校的赞美。
  四棵古银杏高高耸立着，它们是这块土地上的古书院向着现代学堂发展的见证。
  清朝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德润、慈湖两书院的遗址上，创办了慈湖中学堂。之后，沧桑百年，学堂在风风雨雨的磨难中不断发展、不断壮大，至今已发展成占地面积有134亩，建筑面积有3万多平方米，拥有三幢教学楼、两幢宿舍楼和办公楼、综合楼、体艺类等教学设施，健身房、体育场，多媒体电化教室，慈湖中学的学子们是在国际一流水平的学校里学习着、生活着。
  古银杏高高耸立着，昔日的慈湖中学堂也是好事多磨。宣统元年（1909），县立中学堂一律停撤，至1934年又恢复中学堂，并委任陈谦夫先生为首任校长。应该说陈先生是位热心于教育事业的老人，他为学堂的发展沥尽了心血。然而陈先生所碰到的一些事正如余秋雨所写的那样：“教育事业本想靠着自身特殊的温度带领人们设法摆脱一个怪圈，结果也陷于这个怪圈之中。”余秋雨所指的怪圈就是人们燥热的过程与顽强的奋斗最终仍会组成一种整体性的无奈和悲哀。
  陈先生到任后，他看到因校舍小，学生的操场是租用农地，学生的住宿又借宿普济寺的僧寮。于是他要兴建校舍，没有钱，陈先生奔波于沪甬两地，募捐筹建资金，可是等筹到了钱，校舍用地却又节外生枝了。
  中国的土地那么大，可以任其荒芜，可以沦为战场，可要一块搞一项事关子孙后代千秋大业的文明事业，常常就有人从中作梗了。这并不是我开玩笑，这是现实中随时可见的事实。原来，陈先生新建校舍要拆除几乎倒塌的寥寥庵，而老庵的老尼被人唆使，她从奉化溪口蒋氏家庵的摩诃殿借来一张蒋介石母亲的照片，悬挂在寥寥庵大殿佛龛正中，并诡称蒋母生前曾到此庵拜佛诵经，遗愿要将此庵原址整修扩大，还凭借教会的信件作证，扬言绝不能拆庵。陈先生无奈，只好亲自去南京寻找慈湖学堂的校友陈布雷先生。陈布雷当时任国民政府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他伺机将此事向蒋介石面陈后，才得以解决。
  新校舍竣工不久，日本人的几枚炸弹却又炸毁了新慈湖的校舍，之后，劫后残存的校址也被日寇、汪伪军拆毁成了一片废墟。陈先生多年的心血，特别是晚年的追求全部毁于一时，他怎么也想不到……老人因此郁郁而病，一病久久不起……
  如今湖光山色映衬着崭新的教学楼，喳喳鸟语伴随琅琅读书声，慈湖中学以“校风正，师资好，治学严，质量高”而著称四邑，沧桑百年，学校不仅培养了一批国家的栋梁之才，而且还培训了一批普通劳动者，从慈湖岸畔走向宁波，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16000多名学子中，有科学家、教授、工程师、文学家、实业家、企业家，还有劳动模范。
  千年学府，百年慈中，学府、书院、学堂、学校的兴兴衰衰和衰衰兴兴在美丽的慈湖湖畔绵延了一千多年。千余年来，虽然教育的辛劳、苦恼、委屈与无奈一直伴随着，但所有的一切都被一种力量战胜了。这种力量就是教育家的人格魅力，而教育家的这种人格魅力也浇铸了教育的灵魂。还是余秋雨先生说得对：“教学说到底是人类的精神和生命在一种文明层面上的代代递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