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著名爱国人士、史学家陈训慈，字叔谅，1901年7月5日生于浙江慈溪官桥村（今慈城西7公里）。陈氏兄弟姐妹众多，他排行第四，其二哥是民国闻人陈布雷。陈训慈1915年从慈溪县立高等小学毕业，后入效实中学读书。1924年1月，他毕业于东南大学史学系，历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浙江省图书馆馆长、浙江大学教授等职。新中国成立后，陈训慈任浙江省政协委员、省博物馆顾问。
  陈先生潜心研究，博古通今，上世纪30年代就著有《世界大战史》和《近世欧洲革命史》，而后撰写出版过《甲午战争历史教训》、《浙江图书馆小史》、《五卅痛史》，翻译过《历史之价值》、《史之过去与将来》。而他用力甚勤的是地方史研究，这方面的著述择其重要的有《晚清浙江文献概述》、《浙江省史略》、《清代浙东之史学》等。
  1937年七七事变后，陈先生满怀爱国热情，联络浙江大学、浙江博物馆等单位创办了《抗敌导报》，呼吁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8月，为免遭日寇空袭，杭州文澜阁的《四库全书》等大量珍贵图书急需抢运转移。被士林仰为“典中之魁”、“治学之公器”的《四库全书》，是我国古代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清乾隆时期先后集中4000余人，耗时15年才编成此书。这部含3500余种、7900多卷、36000余册的巨型丛书，是我国古代图书前所未有的大结集，曾先后共抄录7部，4部存北方，3部存江南。到民国时，江南库书仅有文澜阁一部了，且该部经过补校，较为完整齐全。作为历史学家，时任浙江省图书馆馆长的陈训慈认为，这样的国宝文物，誓不能遭毁或沦入敌手。他为此毅然变卖部分家产，向亲朋筹款，又集合一些有责任心的馆员同仁，决心靠自己的力量将书护送到安全境地。在兵荒马乱中，他们将36000余册阁本库书和其他善本、外文书装入200多只大木箱，由水路抢运至富阳。陈先生是在杭州沦陷前三天最后一个撤离图书馆的。鉴于日军进逼，为保住江南仅存的这一部《四库全书》，他们历尽艰险，先用车将书送至建德，又辗转运至龙泉山区。最后在竺可桢校长等有识之士帮助下，陈先生借得6辆大卡车，每车都有专人押运，万里迢迢、千辛万苦地将库书运抵贵阳大后方，先放在威西门外张家祠堂，为防空袭又转移到山上山洞里。陈先生派专人负责管理，自己亦多次去藏书处查阅，采用放生石灰吸潮、翻晒等法以防止库书受潮损坏，终于保住了国宝。其间，文弱的陈先生早已不堪劳累，曾大病一场，并因此落下了咯血遗症。抗战胜利的第二年，《四库全书》由贵阳运回杭州，完好地保存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图书馆古籍部。
  经过历年战争和变迁，原有的7部《四库全书》保存下来的现今只剩4部，分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甘肃图书馆和浙江图书馆。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陈训慈和其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江南仅存的这部国宝可能已不存于世。陈先生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我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深受人们的尊敬。1991年，陈先生因病与世长辞，其好友沙孟海写道：“双目难瞑，未及见家室团圆、宗邦统一；千秋佳话，主要是政协供稿、文澜保书。”这副挽联道出了陈训慈先生的一生功绩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