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徐，20世纪中国杰出作家，因小说《鬼恋》成名而被誉为“文坛鬼才”，他“不仅擅长编故事写小说，而且也精通新诗、散文、戏剧和文学评论”，故也称全才。自1939年发表小品集《春韭集》以来，他笔耕不辍，陆续创作长、中、短篇小说70余部（篇），再加上散文等其他作品，估计撰文2000多万字。为此，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史家司马长风把他与鲁迅、郭沫若并论：“环顾中国文坛，像徐这样十八般武艺件件精通的全才作家，可以数得来的仅有鲁迅、郭沫若两人，而鲁迅只写过中篇和短篇小说，从未有长篇小说问世，而诗作也极少，郭沫若也没有长篇小说著作，他的作品除了古代史研究不算，无论诗、散文、戏剧、批评，都无法与徐的作品相比。”这种评论或许出自作者的偏爱，但从中或多或少可以看出徐在文学史上的地位。
  20世纪的中国文坛，我们有过数不清的盲点，他们是无数曾经耀眼的星星。徐就是群星中的其中之一，然而徐却像划过天空的彗星，留下一道眩目闪烁的光环后湮没于历史的尘埃里。尽管他的代表作《风萧萧》于1943年在《扫荡报》连载后，“重庆江轮上，几乎人手一纸”，再现“洛阳纸贵”；尽管《风萧萧》迷住了当时海内外的华人，这一年堪称为“徐年”；尽管以后两年，此篇连出五版，而几乎使这个发生于抗战时期上海的生动、曲折、惊险的故事家喻户晓，但人们还是将他遗忘了，即使在他的故乡知道徐的人也不多，中青年人更少。
  许多海内外记载徐生平的资料，简略地介绍他为浙江慈溪（老慈溪）人，有的资料则是捕风捉影地推测他为“浙江慈溪西郊的祝家渡”或“生于慈溪（老）罗江的徐家”。于是，徐到底是哪儿人，成了海内外研究徐的学者的疑惑，尤其是在他故去后，徐的身世成了众说纷纭之谜。
  徐是浙江慈溪人，但不在慈城的西乡，而在慈城东南的洪塘乡，就是如今江北区洪塘镇的竺杨村。初夏的一天，我为寻访徐的故居，去了在地图上没有标示的那个小村，去那个令一个漂泊于异乡的孤魂牵挂了半个多世纪的小村。
  徐的作品大都充满浪漫、唯美的色彩，但他也写过一些飘洒着泥土芬芳的乡土作品，像《私奔》、《责罚》、《滔滔》。作品中描写江南农村景色的画面，作者全是以他的故乡——洪塘竺杨水乡为背景的，从字里行间人们不难读出故乡的影子在他的作品中犹如生命中少不了的灵魂那般。
  “小城外有青山如画，/青山前有水如镜，/大路的右边是小亭，/小亭边是木槐荫，/木桥边是我垂钓的所在，/槐荫上有我童年的脚印。/桥下第三家是我的故居，/破篱边青草丛中有古井，/传说有大眼长发的少女，/为一个牧童在那里殉情。/最后请就站在那里远望，/看马鞍山上是否有微云。”这是徐晚年的诗作——《幻寄》。诗中的那景与我眼前的情景是多么的相似啊：竺杨村的竹叶依然纤纤，槐木依然青青，虽然青草丛中少了古井，也少了牧童，但马鞍山上仍飘着微云。徐的故居在离马鞍山不远的小村，小村二十几幢农舍躲藏于一片深深浅浅的绿茵间。1908年深秋的一天（徐自己也弄不清哪一天生日，就将11月11日当作了生日），徐诞生在这里。
  故居，虽不见雕梁画栋，但经过一个多世纪风霜浸染的老屋，那五开间两明轩的二层小楼也足见房主昔日的殷实富裕。徐的父亲徐韬，号荷君，是慈溪县著名学者、号称“江南才子”的冯君木先生的弟子，清朝光绪三十年（1904）中的举人，曾当过北洋政府财政部秘书和上海中央银行监事会秘书。他生了三女一子，儿子取名为徐伯，乳名叫传琮，徐是他成名后用得最多的笔名（徐的笔名还有东方既白、任子楚、迫），渐渐地笔名替代了本名。
  徐父怕儿子会被宠娇，刚牙牙学语，就请了老先生教四书五经，当徐.5岁时又被父亲送入离家两里远的承裕学校住读。承裕小学是宅前张村乡绅张鹤年的母亲创办的私塾，规模不大，但在当时的农村算是比较正规的乡村完小。对于童年的往事，徐曾回忆：
  当我生下来的时候，一个算命先生说这个孩子养不大，如果养大准是个克星。果然，我的父母不久就分居了，我被送到了学校。我喜欢到学校读书，可是不愿意住宿，那时乡间没有电灯，厕所远在郊外，有几次逃学回家，可是每次都被送了回去。有一次，在学校的楼上看到家里着火，我想回家，可校长不同意，我只好在那儿干着急。
  我们从徐的回忆了解他在故乡度过的童年轶事，然只言片语实在让人无法揣摩这位著作等身的作家是如何形成如此罗曼蒂克、超现实情感的成长背景的。一般作家都是“文如其人”，而徐的文与人则极端地相反，他的谈话从不洋洋洒洒，尤其很少与人谈起寂寞而缺少家庭温暖的童年。
  想想也是，一个5岁的孩童，本应在父母膝下嬉戏、撒娇的，而年幼的徐却离开了家庭，离开了母亲，住读在乡间的学校。在陌生的环境里，必定他“稚弱而胆怯的心灵是孤独的”。然而，这种孤独、这种寂寞往往就是培植文学家的胚胎。欧洲的夏洛蒂、艾米莉、安妮三姊妹不就是在寂寞中孕育出了恢宏、壮美的传世杰作吗？
  在他11岁那年，徐随父亲离开故乡去上海，虽然他回到了家，但由于父母的分居，这个都市里的家仍缺少爱与欢乐，伴随他的仍是孤独与寂寞。在一个又一个的日子里，徐除了读书还是读书。与书相伴，与书中的人物交谈，品尝其中的喜怒哀乐，领略文字的美妙成了他的童年、青少年时代生活的一大乐趣，以致书籍成了他终生的良伴。
  1927年，徐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四年后获得学士学位，留校任助教，并研修两年心理学。在北大读书时，他发表了诗作，当时学校的一位杨教授读了他的诗后，评论：徐志摩的诗，其感情流于轻浮，而徐的诗其感情比较凝重。我们难说此评论的价值有几何，但至少这个评论或多或少影响过徐的创作，毕竟新诗是徐最早的文学创作。作为文学新秀，他崇拜鲁迅，鲁迅也赞赏他。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珍藏有两幅墨迹，就是当年鲁迅为徐书写的，后由徐的女儿捐献出来。
  1936年，他去法国巴黎大学继续研究哲学，因抗战爆发，第二年就回国到了上海。此后，他一度就职于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二战期间担任《扫荡报》驻美特派员，先后在中央大学师范学院、新加坡南洋大学和香港珠海书院、新亚书院、中文大学、浸会学院等院校的中文系任教。其间徐全身心致力于写作和编辑刊物，曾与林语堂办过《论语》、《人世间》（半月刊），还与冯宾符合办过《读者》（徐的大姐嫁给冯宾符的哥哥冯都良，徐、冯两人算是亲戚了）。
  尽管故乡留给徐的是孤独与寂寞，但他仍深深留恋着故土。他有过三次婚史，前两次都是在宁波举行的婚礼。平时虽然他是寻无踪影，来去匆匆，但被人们戏称为“野猪”的他，也曾几度来宁波。1948年，徐专门为母亲买了宁波小沙泥街45号的房子。房子装修时，他还亲自设计了书房和一些家具，其中做了一张用四只洋酒瓶当脚的茶几。后来，他带着儿女，小住了几天。这之前，为躲避日本人的飞机，徐〓回到故乡——竺杨，这样，他与在家乡的亲戚有了更多的接触。
  徐〓的堂弟，年逾八旬的徐传明，至今还依稀记着那时已经蜚声文坛的堂哥仍是平易近人的普通人，没有与众不同，只是特别喜欢吃砂罐饭，每顿一罐，顿顿是新蒸的。新中国成立前夕，由于战争，曾在中纺七厂当统计的徐传明失业回家，途经上海，去泰山公寓拜见徐。按响门铃后，里面的狗狂叫，吓得徐传明不知所措。不料徐一听有亲戚来访，亲自走出来迎接，临别时还赠了一笔巨款，足够堂弟过上两三年。在故乡，他常与堂弟们一起逃难，老房子多门，墙门、里门、房门不便于逃难，徐就建议拆除老屋的边门，说是日本人的飞机来时，逃难的人好跑得快些，并且亲自动手拆卸门板。
  那时候，徐是拎着贴有《和平日报》社标签的行旅箱，从楼前的小路走出去的，夕阳下，留下细长细长的身影。如今我再踏上这条小路，忽然想起徐作品所描述的：“一条大路，走着走着，分叉变成了两道，走着走着，分叉变成了四道，大道一直延伸到很远很远……”这不就是徐走出去的那条小路吗？
  他从这条小路走到了上海，走到了重庆，走到了更远的地方，自1950年后的30年间，徐一直居住在香港。但徐一直认为自己在那儿是客人，在客居的日子，他从没有改变浓重的老慈溪乡音，偶尔在异乡碰到老乡，用乡音交谈时，他总是喜出望外，滔滔而谈，一改往日说话的简单扼要。
  1980年10月5日，患胃癌的他魂断香港，一位友人送了一幅“风萧萧兮慈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挽联。慈水，是徐的故乡——老慈溪的别称，由此可见徐先生的晚年是多么想念故土，想念故乡，想念亲人。
  这种思念，我们读着徐的诗便可一一感知：“最可爱是春天里燕子飞来，/寄居在堂前的旧梁，/他们唱我们童年的歌曲，/赞美我流落的海外，/久久没有见我家乡，/我的家乡远在江南，/寄存着古旧的音响。”
  这是游子思念的倾吐，无限的思念终于冲破无形的禁锢。上世纪70年代末，徐与北大校友会联系，想回内地探亲。后他委托到北大进修的西柏林自同大学东亚研究所罗梅君女士捎信给当时北大的副校长冯定先生，同时他拜托罗女士到北京的大姐徐黎和家里，代为看望亲人并索要照片。然而，一切的一切都晚了，漂泊了半个多世纪的徐终究未了心愿而离开了人间。
  如今，小楼依旧，然屋顶的炊烟不见了，昔日灶下做饭的人，也过世的过世，远走他乡的远走他乡了。此时，房顶上长出的茅草随风摇曳着，这情景让人觉得有些凄凉，可喜的是堂前旧梁下的雏燕已长齐了羽毛，它们叽叽喳喳还是唱着我们童年的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