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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14年（1925）农历五月之望，按照当年的皇历记载，这一天是黄道吉日。
  从清早起，居住在慈城镇的人们，便络绎不绝地涌向日新路秧田弄，观看今天在这里举行的周氏全恩堂宗祠的开祠仪式。
  其实，这座新建成的祠堂，总共只有单进三间平房，连同前后院在内占地不足一亩，同西面半里处那座瓴檐交叠、巍峨壮观的周氏合族宗祠相比，简直就像个蹲坐巨人身旁的侏儒。像这类貌不惊人的建筑，在慈溪县城里几乎遍处皆是，为什么竟能吸引来这么多观众呢？原来，这上千位居民聚到这里来观看的并不是这座祠堂本身，而是出资建筑这座祠堂的人——一位当时已驰名全国的同乡艺人周信芳。
  这座重建的周氏全恩祠堂至今已将届花甲之龄了，虽曾几经沧桑，但那三间祠堂正屋都还未坍坏，而尤为难得的是东屋靠墙边的那块刻着“重修全恩堂碑记”的石碑，竟还完整如昨，毫无缺残。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这倒可谓是个奇迹了。根据此碑文所载，这座小小祠堂里所奉祀的全都是周信芳单支直系的祖先，他的祖父、曾祖、高祖……这座祠堂也是他单独出资五千银元，在一片废墟瓦砾上兴建起来的，因此，与其说这是座宗祠，倒不如说是一座家祠。
  可周信芳为何在他才进入壮年时便要在故乡兴建这座家祠呢？人们都知道，他并不是个宗族观念很深的人，而五千银元在当时确实算得上是笔巨款，尽管他当时已成为京剧名角，可这笔钱也几乎是他大半年辛苦跋涉、辗转演出的收入。据碑文记载，他是遵从他父亲的意志才出资建造这座祠堂的。那么，他的父亲又为何如此热衷于兴建这座家祠呢？
  这一趟我们回乡寻“根”，有幸见到当年同周信芳过从甚密的族叔周信涛先生，又在当地政府帮助下，访问了一些本镇耆老和旧邻子孙，这才了解到建造这座祠堂的端倪。
  周氏家族世居在慈溪县县城慈城上，虽不能像号称“冯半城”的冯家和世代簪缨的严家那样算得上是个本城华族，但在明朝弘治年间也曾出过江西道监察御史。一个从五品的监察御史，当然算不上是什么显宦，但据说是这位周御史在当年颇有些廉明清正的官声，于是便成为合族的荣耀。从此以后，这一支族人便自称为“周御史房”。在后代子孙中，又曾出过几个知县、同知、训导等中小官吏和一些举人、秀才，因此也算得上是个书香门第了。周信芳的曾祖父周亦溪做过一任县学教谕，后来，家道逐渐中落，再也无法支撑住“书香门第”的架子，他的父亲周慰堂就到县城一家布店里去当学徒。
  当时，在中国北方诸省中京戏已兴起了几十年，正逐渐向南蔓延传播。除掉偏南的闽、粤、桂等几省以外，各地的京戏观众逐渐增多，从达官贵人、缙绅巨贾到引车卖浆、荷锄扶犁的下里巴人，喜爱京戏的都大有人在。在这样的形势下，大大小小的京戏班便雨后春笋般在各地应运而生。慈溪是宁波府属中的一个大县，交通便利，人烟稠密，当然不会例外。在清朝光绪初年，县城里便出现了第一个京戏戏班——春仙班。由于当时慈溪县里根本还没有专用的戏馆，除掉上大宅门里去演堂会以外，演出的场所都是酒楼茶坊，或是神庙戏台，有时甚至就在露天。因此这春仙班实在仍旧是个“草台班”，只是人数比一般的草台班多些，生、旦、净、末、丑等行当也显得齐全一些。
  这春仙班里有位唱青衣的坤伶，艺名俞桂仙，是本城秀才俞穆卿的堂妹，自幼离家赴安徽学艺，先学徽腔，后改京戏，当时是春仙班里的一根台柱。
  根据老人们的叙述，春仙班出现在慈溪县城里的那一年，周慰堂正好20岁，刚从布店里学徒满师，当上了正式伙计。不知是迷上了京戏还是恋上了班里的那位坤角台柱，总之，他从此一头栽进了这个戏班。每逢戏班在县城演出的日子，布店打烊以后，他便赶到戏班里去当“义务工”，从跑腿当杂差到检场、剧务，什么都干。同时他自己也学起戏来，开始偶尔跑上龙套，串上名宫女，逐渐技艺有所长进，便就粉墨登场，“票”上出开锣戏或在压轴戏中串上名配角了。
  这样约摸度过了年半光景。有一天，当春仙班离开慈溪到外县去演出的时候，这位布店的年轻伙计忽然失踪了。不久，从邻近的县份里传来了消息：周慰堂已娶俞桂仙为妻，并正式起艺名为金琴仙，在春仙班里演“二路旦”了。
  对此，他的父亲是喜，是忧？是额手称庆抑或是气愤填膺？人们不得而知。然而，这件事在周氏宗族中却造成了极大的震惊。在旧社会里，尤其是在封建社会里，优伶是被看做同娼妓并列的“贱业”，这是决不能容忍的。对于这样的“不肖子孙”岂能不立即采取断然的制裁措施？于是便由族长召集会议，开祠堂，行仪式，禀祖先，对周慰堂进行了“缺席裁判”：宣布把他和他的子孙后代永远逐出祠堂，再也不承认他们也是这个谱传已三百多年的浙江慈溪“周御史房”的后代一脉了。
  “逐出祠堂”——在现代的中国人看来，这该只是件丝毫不足介意的小事，只值付诸一笑而已。然而那是在上世纪末，发生地又是在县城，因此这该算是个十分严厉的制裁措施，其严厉程度并不亚于欧洲中世纪的“逐出教门”。有谁一旦被赶出祠堂，便成了没有根蔓的浮萍，既没有家世，也没有故乡，更没有宗教和亲戚，就连所用的姓氏也算是被“顶冒”的了。在封建社会里，只有犯了“十恶”大罪和受到严厉官刑的人才会受到这“逐出祠堂”的族规制裁。
  在此后的那几年里，周慰堂夫妇所过的是怎样的生活，现在当然已无法尽知其详了，只能从周信芳30年前所写的自传片断中约略地了解到一些大概：他们跟着戏班在江浙两省的各个水陆码头、城镇乡村之间，过着漂泊流离的卖艺生涯，忍受着土豪地痞的欺凌，饱尝着生活的煎熬，在给社会带来精神上娱乐的同时却又承受社会所给予的歧视。“年年难唱年年唱，处处无家处处家”，这正是当时流浪艺人生活的高度概括。当没有地主邀约唱戏的时候，整个班子就操“副业”糊口，女的为喜庆人家当“喜娘”，男的则当赞礼和鼓乐手，再兼唱小曲和演堂会。这样，这些流浪艺人在整个社会的眼里，便完全被划入到“堕民”阶层中去了。
  “堕民”——这个名词在今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可在新中国成立前，在浙东一带却存在过数百年之久。“堕民”又称“怯怜户”，在绍兴一带又叫“乐户”和“丐户”。
  关于“堕民”的起源有好几种说法。一说是元军攻取南宋之后，将俘虏和罪人及其妻孥集中于绍兴一带，以后便成为“堕民”。另有一种传说：南宋时金军南下，宋将焦光瓒率部投降，以后金军北退，宋人引以为耻，便将焦军部属贬籍为“堕民”。还有一种说法：朱元璋当了明太祖之后，便把曾经同他争夺天下的张士诚、方国珍的部属悉数贬为“堕民”。由于历代的史籍中对于这些被称为“贱民”的人并无专门记载，所以至今还无法判定究竟哪一种最为确凿。然而，据一些社会史学者的研究考证，认为最后那种说法较为可靠。无论起源如何，总之在成为“堕民”之后，这类人便沦入社会的最底层，就同印度种姓制度下的“不可接触的贱民”那样，不准同一般平民通婚，不准读书应考，不准设肆开店，甚至连一些被认为“尚属上乘”的劳动职业也不容他们厕身其间。他们大多都在婚丧喜庆中充当杂役，或是当串巷吆喝、买卖废旧物件的小贩，当然也有一部分当乞丐和拾荒者。虽然清朝雍正年间曾明令为“堕民”削籍，但实际上只放宽了原来对“堕民”们所实行的居住和迁徙限制，他们并没有获得其他权利，社会所给予他们的限制和歧视依然如故。
  日月相易，寒暑更替，这样又过去了三四个年头。公元1894（甲午）年农历十二月十九，周慰堂夫妇跟随戏班到江苏清江浦演出时，生下了周信芳。虽然周慰堂已被族中公议逐出祠堂，但他还是按照族中的辈分排行，给儿子起名为信芳。其中也很可能包含着对故乡和宗族的眷恋，也许还包含着对被逐出祠堂的抗议。
  尽管因此被赶出了宗族，也尽管因此而沦为“堕民”，但周慰堂却并没有因此嫌弃他自己所从事的这项“贱业”。最有力的明证便是当他的独生子长到5岁的时候，便把他带到杭州，拜当时有名的京戏文武老生陈长兴为师，练功学戏。周信芳7岁时登台，在《铁莲花》中演娃娃生，开始起艺名为“麒麟童”，11岁跟随著名艺人王鸿寿（艺名三麻子）到芜湖演出时，又改名为“七龄童”。
  当周信芳首次到上海演出，在丹桂第一台以“麒麟童”艺名登台主演时，已经是1907年了。当时，慈溪的周氏族人已经从《申报》和《时报》等报纸所刊登的消息、戏评和戏码广告中，知道了自己的这位同族子弟已在上海成了名伶。当时，确有些人能为周氏宗族中有人在这全国第一大码头扬名而暗自感到高兴；但优伶毕竟还是优伶，即使是名伶，所操的也还是“贱业”，何况又是被议决“逐出祠堂”的？因此有不少同族人，还是耻于承认这名噪一时的少年名伶也和他们一样同属那位三百多年前的周御史的后代。
  如此，又过了五年多，辛亥年爆发了武昌起义，清王朝被推翻了，全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然而，对于聚居在慈溪县城东隅的周御史房的族人来说，除了剪掉拖在脑后的发辫，不用再向县太爷叩头跪拜以外，最大的事件便是族中出了个周仰山。
  周仰山也是那位江西道监察御史的后裔，排行和周慰堂同辈，若是有谁把他的一生经历详细整理一下，便足能写下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传记。他自幼家境贫寒，少年时曾以砍樵为生，后来得人资助进塾念书，以后当过馆师和幕友。辛亥革命前夕，他已有40多岁，集资在宁波城里开了家海货行，同时结识了徐锡麟、陶成章等革命家，秘密加入了光复会。他不仅敛款资助革命，还亲自参与筹划在浙江的反清起义。辛亥革命之后，他除了参与地方政务以外，还在中国南方兴办实业，先后集资筹办了宁波电力公司、苏州电力公司和其他一些民族工业，还成为当时“南四行”之一的四明银行的主要发起创办人。直到1941年在上海去世时止，他一直是江浙两省中有名的实业家和浙江财团中的主要人物。
  清王朝被推翻后，像这样一位对辛亥革命有过贡献的光复会骨干，受到充分的重视当然是可想而知的。周仰山虽没有担任什么实职，但在浙东的政商两界中却是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宁波的实业和金融界中执掌牛耳。慈溪的周氏族人们当然也以族中出了这么一位名人而引以为荣，再加他在族中的辈分也并不低，因此便在族长去世之后，推举他当了周御史房的族长。
  周仰山和周慰堂是出了五服的同族兄弟，过去也并无甚多往来，但他毕竟是位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光复会成员，受到先进思想影响较多，当然远较以前那位族长来得开明、通达。再加上他少年时也曾经受过生活的煎熬，备尝贫困的辛酸，因此对周慰堂的遭遇颇为同情。据说他当了族长之后，在头一回召开的祠堂会上这样说过：“当戏子的也是人，现在既然光复了，五族共和，国民平等，为什么慰堂还不能重回祠堂呢？”
  虽然说这话的是本族族长兼地方上的著名绅士，然而沿袭达数千年之久的族规和族权的力量还是极为深远的。要接纳一个被逐出而沦为“堕民”的本姓子孙重归宗族，这绝不可能不受到某些人的强烈反对，因为这种做法的本身便意味着对族权的蔑视和对宗族尊严的亵渎。所以，周仰山先生这一主张，一直拖延了五年之后方才见诸行动。
  准许周慰堂和他的子孙还族归宗的决定，是周仰山亲自通知的。当时周慰堂虽还不到50岁，但已谢别红毡，息影舞台，依靠儿子周信芳挣的包银，在上海英租界爱多亚路上的耕莘里中赁下一楼屋供合家居住。据说在接到接纳他还族的通知之后，他的心情十分激动，兴冲冲采办好供品礼物，带了他的独生子回到家乡，准备扫墓祭祖。这是他20多年来头一回回到家乡，也是周信芳出生22年来头一回踩上祖先的家园。尽管他们在那20多年中并没有因为被逐出祠堂而耿耿于怀，那么这一回他们确是带着游子还乡的兴奋心情回乡去的。
  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失望。当父子俩回到家乡时，祠堂的大门对他们仍旧是紧闭着。他们被告知：必须拿出三千块银元作为修缮费用，才能允许他们进入祠堂祭奠祖先，否则，即使是族长的决定也无法通融。
  于是，围绕着这笔“修缮费用”的问题，又开展了一系列交涉。
  那些负责管理祠堂的同族，到客栈里来磋商了好几回，最后表示可以让价到二千银元，再减便没有商量余地了；并且表示钱款可暂缓交纳，只消写下一张欠字，便准许父子俩进祠祭祖。周信芳当时正在上海丹桂第一台当台柱，上演自己编写的剧本《英雄血泪图》以及《哭祖庙》、《风流天子》、《走麦城》等剧目，每月包银四百银元左右，平时也略有一些攒积。因此，他劝自己的父亲就答应了这要求，办理好归宗还族，也免得这回徒劳一番，空望一场。然而周慰堂却不能应允，始终不肯写那张欠条。后来，他在私下里曾不止一次对周信芳说：“要钱好说，可情理不通，难道就因为我们是唱戏的，就非得要罚出笔钱，才能被承认为周家的子孙吗？”在宁波回上海的轮船上，他还和儿子说过；“等以后有一天能自己出钱修造一座祠堂，那就可以永远免去这些纠葛了。”
  他们的这次还祠归宗没有成功，兴然而来，索然而归。但父子俩对周仰山先生的那番好意还是十分感激的，除掉日常问候以外，每年正月初一，都要到巨籁达路的宅第里去向他拜年。他们也并没有责怪那些阻拦还祠的人。因为在当时要求一个“玷污祖先门第”的不肖子孙付出一些经济上的代价是顺理成章的事。
  历史的年轮又滚过了几圈，到了民国14年，周信芳已过了而立之年，在赴北京演出载誉归来之后，应宁波之邀，到天然舞台演出自编的《汉刘邦》。在这之前，他已秉承父亲的旨意，委托专人赍资到慈溪县城，在事先选下的那片废墟上重建了这座全恩堂，各项费用共计五千银元。
  虽然已相隔多年，但至今在这座祠堂附近还能寻访到一些当年曾参与开祠仪式的旧邻。据那几位老人回忆，那天确是盛况空前，不但鼓乐喧天，观者如潮，并且还有不少上海和宁波的闻人、名士、伶界同仁送来了喜幛、喜联等贺礼。其中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周氏父子俩穿着长袍马褂，手执炷香，在赞礼中朝着祖先神主三跪九叩的情景。
  这座以周信芳父亲名义修建的全恩堂就是这样建成的。据说，无论在建祠、开祠或在以后的多次祭奠中，都没有遭到那些反对他们一家归宗的族人的干预和阻挠。人们已无法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了。也许是由于周信芳当时已经驰名全国，身份已不同于一般的“戏子”了；也许是由于当年曾力主让他们一家归宗的周仰山当时还健在，并且仍旧当着族长；也许是那些闻人、名士们送来的喜幛、贺联使某些人生出了敬惮之意；也许是当天并没有人愿意当“出头椽子”领头进行干扰，而过后便“生米煮成熟饭”了……也许这一切都并不为什么原因，真正的原因只是他们并不想进行干扰，因为他们中间的大多数毕竟都是些心地善良的人，只是有时候头脑会让那些数千年沿传下来的意识和习俗操纵着罢了。
  本文是长篇传记《艺人周信芳》中的第一章。本篇在文字上有所删节。作者之一周易是周信芳的次女，现居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