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古县城直街，自观音堂至骢马桥脚，历史上一直是最繁华的地段，横街则东起市心口西至鹅行跟为最。这两条街道，沿街店铺林立，各业齐全，几乎集古城商贾之大成。不仅如此，而且在各商铺门前，还有不少小商贩在此设摊，或卖蔬菜，或售水产，或出售其他土特产，品种繁多，不可胜数，尤以四、八两个市日为最。四郊农民，都进城赶集，大街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尤以市心口为最，这是因为市心口有一家大源行。
  大源行坐落在下横街口，坐北朝南，在市心口转角的恒茂烟店隔壁，有一个四开间双层木结构店面。行里职员不多，但业务却是十分繁忙，营业时间也与其他商铺不同，一般商店都在早晨六七点钟开门，到下午五六点钟打烊，而大源行则不同，它的开门时间，可能是清晨两三点钟，而打烊时间，往往要比一般商店迟，这是因为它的客户往来和业务上的需要。它的主要业务是把客户运来的大宗土特产或蔬菜瓜果，出售给各小商贩或卖主。通过买卖，他们从中收取佣金，作为支付职员的工资。所以市场上的各个体商贩，是他们的常客。这些商贩从大源行贩去土产、蔬菜，再零卖给前来上市的居民，从中获利，赖以维持生计，过上安逸的生活。另一方面，大源行可以确定市场上流通的各类物品的价格，商贩们则根据批发价格，再加价零量出售，到市场上流通。对此广大居民也都认可，没有意见，自然而然地形成了一种自发的市场经济格局。大源行之所以有权自由定价，据说还有段艰难的历程呢。
  大源行创立于辛亥革命以前，它的创业者主是骢马桥下的应氏家族应德孚先生的先人。创办之初，这是一家私营的小商行（牙行），专营代客销售来自乡间或外地的蔬菜瓜果，并酌收佣金，作为开支。但当时商业上往来的业务比较复杂，有现销的，有赊销的，有记账的，也有委托代理的，形式各异。其后因某些经营不当，逐渐形成了不少滞账，导致周转失灵，无法继续。到德孚先生接手后，就向当地政府呈文申请，要求政府协办。后来省政府批文下来，叫他们直接向省政府领取“牙帖”（是当时一种工农业许可证），并每年上缴一定数量的金额。这样才改名为“大源官行”，仍由德孚先生为掌柜。从此以后，他们就有了定价的权利。他们所定的价格，也就成了官价。据其后告知，他们所定的价格都有历年的市场价作为依据，不是盲目确定的。凡是一种产品，在本年度第一次上市时，其价格往往是比较高的，以后随着上市产品的增加，价格便逐渐回落。例如茄子，在当时旺盛时，市场价不过五六分一斤，而第一次少量上市时，开秤价可高达一角九分二，超过当时的肉价几近一倍（当时的肉价是一角二分左右），这些茄子只有当时的吃客才买得起，一般的平民从不问津的，这就是大源行的定价法则，历久不变。所以国家币制稳定时期，物价就不会大起大落，市场也十分稳定。大源行从晚清时期创立，历经民国，直到解放，约有近百年的历史，经久不衰。另一方面，它与农村经济有着紧密的联系，大源行的货源，大半来自农村或邻近县城。随着季节的转变，农村产品也不断变化，如冬季的蔬菜，春季的毛笋，夏季的瓜果杨梅，秋季的橘子、柿子等等，一年四季，络绎不绝。因此市场上也就热气腾腾、永无休止。大源行不但对市场繁荣起着很大的作用，而且大大地激活了城乡经济，古城的繁荣昌盛，大源行确实功不可没。
  大源行的货物来源是多渠道的，有肩挑的，有车载的，有船运的。骢马桥边有一个船埠头，几乎是大源行的专用埠头。来船一靠埠头，就和大源行挂上了钩，大源行直接派人去船上司秤销售，为来船服务。肩挑的零担货物，则把它放在行内，任凭买主来行挑选，货主以后再来结算。有时上市的货物少了，小商贩们会早早前来争购，所以大源行必须提早开门，以适应市场的需要。在大源行任职的员工们，除了勤杂工外，其司秤、记账的人，都有一定的水平。司秤的称起一宗货物，就会高声吆喝：“写账喽…字号货物×价格，总计×元×角×分。”秤杆放落，就把价钱报得一清二楚，记账的就立即记下，从不含糊。其斤两的心算速度，确实惊人，与现在的神算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市心口由于经常能听到这些吆喝声，而显得十分热闹。
  这司秤工作，开始由掌柜德孚先生亲自主持，后来又培养出几个助手，协同进行。德孚先生老成持重，在商界颇有威望，人都不直呼其名，而以“老王先生”称之，后来年事高了，就由其儿子应坤华和应坤瑞两位来接替。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初期，其孙儿也主持过几年，不久就由慈城供销社接管了。
  笔者认为大源行虽然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产物，但它的存在对古城的持续繁荣和兴旺发达起了很大的作用，而且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既有利于社会的稳定，也促进了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不失为一个市场经济的先例，是为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