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每年立夏过后，汗衫就开始穿在身上了。汗衫这东西，原本是19世纪末的洋货舶来品。当时的中国老百姓还习惯以布料做内衣裤，官僚贵族们至多也就以绫罗绸缎、呢绒哔叽等高级衣料来做内衣。这时候市场上出现的洋货针织内衣，被人们视为日常生活中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后来才慢慢发展成大众日用商品。在汗衫发展史上，宁波人写有光彩的篇章，书写这一篇章的是慈城人任士刚，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他被誉为“汗衫大王”。
  任士刚，1896年诞生于江北区慈城镇下横街（今民生路）任氏老屋。任氏为慈溪世族，在城内有泰丰木行、泰丰钱庄等产业，家资颇丰，因此，任士刚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1924年，29岁的任士刚毕业于香港大学土木工程系，获硕士学位，由校方介绍到上海英商怡和洋行任建筑部监工职务。当时全国反帝、反封建浪潮逐步高涨，各界民众展开了“抵制洋货，使用国货”的爱国行动。任士刚看到上海针织品市场长期被法、日等国洋货占领的局面，决定辞职，自筹资金办针织厂，创立国货商标，誓与洋品牌争夺市场。于是他联合罗庆藩、杨光启、钱箕传、梁悟庵等四位同学集资2万两银子，组建了一家名叫“五和”的针织厂。厂址就建在当时的上海爱文义路（今北京西路）永吉里。所谓“五和”，意为“五个老板和气生财”，任士刚兼任总经理。
  1928年，成立4年的“五和”针织厂终于创立自己的品牌产品——“鹅牌”汗衫。在当时“抵制洋货，使用国货”的风口浪尖，“鹅牌”汗衫一成品牌，便走出上海，风靡全国。而且由于引人进口机器，科学管理，加强技术改造，质量一点也不比洋货差，已完全赶上洋货。厂房也因此搬迁至许昌路进一步发展，职工增至100余人。
  此时任士刚显出宁波人在外创业特有的本色。首先他想到的是，如何来依法保护“鹅牌”商标名称与“五和”企业的名称。他向当时民国政府主管部门申请商标注册，为预防今后被人仿冒，分别注册了有一只鹅、两只鹅和五只鹅的商标，另外，还先后注册了“金鹅”、“银鹅”、“天鹅”、“蓝鹅”、“白鹅”等一系列与“鹅”有关的商标名称，以及与“五和”厂名读音相似的“五禾”、“五荷”等商标。具有如此强烈的商标和企业名称保护意识，在当时上海的企业家中是极为少见的。
  在注册商标的同时，任士刚又一手策划了产品的广告宣传。他们先是在南京路成都路口仙乐斯草坪的池塘内，用当时价格较高的水泥浇筑了五只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人见人爱的大天鹅，引得过往行人驻足观看，成为当时南京路上一大景观。为加大品牌的国内知名度，广告宣传开始逐步延伸到周边城市，如在绍兴兰亭，任士刚借用王羲之书写的“鹅池”名碑、墨华亭等风景点效应，长期认养一群群美丽多姿的白鹅，并在兰亭悬挂“兰亭鹅池为东南第一胜景”，“鹅牌”汗衫为“东南第一佳品”等大型书法条幅，使各地书法爱好者、旅游者来到那茂林修竹、风景清幽的鹅池旁，既能欣赏到一块块珍贵的书法碑碣，又能领悟到那一群群白鹅的“活体”广告内涵，从而加深了对“鹅牌”商标的印象。在风景秀美的杭州西湖，任士刚又制作形态各异的白鹅型游艇，让一只只游动的“大白鹅”，终日荡漾在西湖湖面上。登上游艇的广大游客，既观赏到了西湖美景，又可享受到“鹅牌”商标注册人提供的服务。这一系列出色的品牌包装手段，是任士刚认真研究洋人营销之道的结果，令当时国内企业界人士大发感慨。
  1931年，五和厂在大获佳誉的基础上，又创制成功60支麻纱汗衫，产品更加供不应求，且大量出口南洋、泰国各地，名声大振。任士刚由此出任中国国货公司董事长，为提倡国货，发展民族工业竭尽全力。1932年“一·二八”事变，五和厂地处战区虹口，一度停工，但任士刚运筹得法，且社会提倡国货趋势日甚，五和厂进一步走向全盛时期，年生产额达200万元以上，职工发展到900余人。
  1937年抗战爆发，日军侵占上海。一向以“使用国货，抵制洋货”为己任的五和针织厂，便成为日商的眼中钉。此时的任士刚又显出宁波工商者的爱国情怀。他在《申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外感与外侮》的“鹅牌”广告文章，文中写道：“鹅牌卫生衫可防止外感，吾人从人身的外感，便想到国家的外侮。国人应精诚团结，共御外侮。”别有用心的日商抓住这些词句，雇佣和教唆一批日本浪人，放火焚烧五和厂，使五和厂几乎陷入绝境。幸亏任士刚早有预见，已在康定路设立五和二厂，尚能维护生产，逐渐恢复元气，才免于倒闭。但是任士刚气愤过郁，加之精力消耗太多，于1939年身患高血压、心脏衰弱以致半身偏瘫。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士刚身卧病榻，指挥五和厂重建，因过于劳累于次年病逝于上海寓所，享年51岁。同年，一代“汗衫大王”魂归故乡，安葬于慈城北门大庙山麓。1958年，因故坟墓又迁葬于慈城黄夹岙公墓。
  如今，我们每每以宁波服装文化为自豪，“汗衫大王”任士刚堪称宁波服装文化中的一位重要前辈级人物，且精神可颂，值得我们铭记。他的后人任顺弥女士是当今荣登“2004中国富豪榜”榜首的荣智健的夫人，也可谓是宁波商帮文化中美好的姻缘连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