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1842年7月24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英《南京条约》，宁波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各帝国主义势力大规模地入侵，一定程度上促使宁波的工商业和商品经济更加活跃。1843年11月，上海正式开辟为商埠，英国人在现在的北京路以南一带开始划地圈租界，在以后的二三十年时间内，宁波的多数钱业家族集团纷纷去上海开设钱庄。我国东南沿海的金融中心，开始向上海转移。创业扎根早期上海滩的，其中慈溪县的代表人物有史可查的有近十家，现根据时间先后叙述如下：
  严信厚（1828—1906），字筱舫，慈溪费市人。17岁前在宁波鼓楼前恒业小钱肆当学徒，后去上海小东门宝成银楼供职，旋至杭州信源银楼当文书。与当时杭州富商胡雪岩交往甚好，得胡荐于李鸿章。1870年被李保为候补道，加知府衔。1885年任天津盐务帮办。1886年，严在天津东门里经司胡同自设同德盐号，经营盐业，积累了不少财富。以后又在上海设立源丰润票号（钱庄）总店，并在江南各省及京津两地设立源丰润分店十余处，经营国内总汇和商业拆放业务，并吸收官僚存放款，范围不断扩大，盛极一时。后又以候补道身份被派往上海道道库惠通官银号任经理，掌管上海道进出公款。1897年5月27日，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在上海成立，该银行总董有九人，资本为白银五百万两，在南京、汉口、定海等处都有分行，严信厚和叶澄衷都是主要发起人。1902年奉旨筹设上海商业会议公所，严为总理，这是我国第一个商会组织。1904年改组为上海商总会，严为第一任总理。1906年夏，严病逝于天津寓所。后由其子严义彬（子均）承业，严子均多财善贾，颇有父风，使严氏产业一度继续生辉。总结严信厚一生，曾开设的钱庄达24家之多，上海有恒隆、恒赉、永聚、恒大、恒祥、源吉、德源；宁波有信源、衍源、永源、五源、鼎恒、复恒、泰亨慎等，除钱庄金融业之外，严还投资各种实业计有：上海内地自来水公司、同利机器纺织麻袋公司、华新纺织局、龙华造纸厂、祥源五金号、上海中英药房、宁波通久源纱厂、宁波通久源面粉厂、华兴水火保险公司、绵州天一垦务公司、江西景德镇瓷业、慈溪火柴厂等等。
  慈溪三七市董家。慈溪董杏芳、董尔奇等六七个家族人员，在1700年前后开始涉足全国经商，估计应属同一宗族，但笔者至今尚未见确切的史料记载。目前介绍的慈溪三七市董家，在近代上海钱庄史上占有一定地位，创业人是董棣林。他在清嘉庆年间（1796—1820），往来东北、上海做药材生意，积有资产。其子董耿轩、董友梅在沪设大生沙船号（沙船业，本是江苏沿海商人经营的船运业，贩运货物为主。宁波的货船不称沙船，叫蜑船或三不像船。），运销各地土产，兼营房地产业务，传至孙辈乃广设钱庄。董友梅有二子：董仰甫、董慎甫，董慎甫之下又有二子：董子成和董子咸。经营钱庄金融业的主要是后四位董氏人员，惜原资料中对这四位的生卒年月均无记载，以20或25年为一代计，估计董氏开设钱庄在1846—1870年这段时间内。在上海开的有泰吉、会大、晋大、泰大，杭州有阜生、阜康，汉口有同大，宁波有义生、祥余、瑞余、恒裕、正余、阜生、阜康共14处。但因开设的时间较早，具体情况目前未能查考到。
  赵立诚（字朴斋），在上海沪北钱业会馆先董祠石碑上钱业功绩尤著先董名单中，排列第二位，属宁波钱庄业开创者，慈溪人，生卒年月不明。从其与李也亭交友合伙及第八子赵家艺在1876年出生推测，估计赵立诚在1820年前后出生，咸丰年间（1851—1861）迁往宁波市区（现海曙区）居住。早期是钱庄的跑街，据说也从事过航运业。镇海小港李氏家族的第一代李也亭（1807—1868），15岁到上海南市南码头曹德大酒店当学徒，后从事沙船运输，搞货物贩卖。李创业期间资金调用都是同乡赵朴斋协助，赵当时是钱庄的跑街，若没有这一层关系，恐怕李也亭一时也还无法发迹，因当时一般钱庄对风险较大的沙船贩运业都不愿意放款。以后李、赵成为组织钱庄业的合伙者，陆续开设了慎余、崇余、立余三家钱庄，这三家钱庄均在1868年之前在上海开立。赵立诚生有八子，其中第六、七、八子，即是辛亥革命期间宁波有名的赵氏三兄弟，同盟会早期的成员，曾因变卖家产在经济上支持孙中山先生闹革命而誉满江浙。这三兄弟在从事推翻清王朝搞革命之外，在当时的金融业上也颇有业绩。老六赵家蕃（约1870—1924），字匊椒。1912年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委任赵家蕃担任全国造币厂厂长，老七赵家荪任行长，该行曾代浙江省军政府发行军用券，为当时主要的货币，一度流通于宁波，后并入中国银行。老八赵家艺（1876—1924），字林士。1920年，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成立开业，赵家艺任常务理事，还有闻兰亭、周佩箴、盛丕华、郭外峰等人，公推虞洽卿为理事长，张静江、戴季陶、蒋介石等都曾在交易所中当过经纪人或任过职。
  林韶斋（？—1906），字敦安。太平天国期间，安徽巨商程衡斋为了保持产业，遣其四子程卧云携资十万两到上海租界经商，卧云看中了钱庄业，先后设延泰、安培、咸泰三庄。在1876年到1888年这十三年中，由上虞罗韵楼、慈溪林韶斋主理其事。程卧云逝世后，其财产分与其子程子文、程子仁、程子美及孙程觐岳等继承、改组。1889年成立协源、1896年成立协大、1897年成立延源，均由林韶斋任总督理，沈文灿、罗越卿任经理协理。
  旧时的钱庄业属比较封闭性质的行业，吸纳新人员必须经有地位及身价的人介绍与担保，从不公开招聘，林是秦润卿的表叔，1891年在林的保荐下，秦进入协源钱庄学业。所以可以这样说，林是秦进入钱业界的引路人。1906年林韶斋逝世后，协源改组为豫源钱庄，秦润卿先生方脱颖而出，任该庄经理，协理为沈晋镛。豫源钱庄在1919年又改名为福源钱庄，直至1952年止，均由秦先生担任总经理，兼督福康、顺康二庄。关于秦润卿先生的事（已有另文详述），他应归属于20世纪的老慈溪金融业的人物。
  周金箴（1847一？）又名晋镳，慈溪人。周是严信厚的亲信，依附于严，与严同舟共济。早年在上海道龚照瑗创办的华新纺织局中与严信厚同为协理。清光绪二十年（1894）又与严信厚在宁波投资创办通久源纺纱织布局。光绪二十八年（1902）成立上海商业会议公所时任坐办，光绪三十年（1904）商业会议公所改称商务总会，周仍任坐办，后任第四、五、六届总理，并继任沪军都督府顾问。曾任中华银行董事，四明银行发起人，总董。
  除以上五位，根据现有资料还有四位。上海沪北钱业会馆在光绪十五年（1889）成立，馆内先董祠碑有十二位钱业功绩尤著的先董名单，原文摘录如下：
  1.经芳洲先生，为绍帮钱庄开创者。
  2.赵朴斋先生，为宁帮钱庄开创者。
  3.胡小松先生，为绍帮钱庄开创者。
  4.屠云峰先生，守正不阿为同业所信仰，凡有争执，得屠一言立解，老成持重。
  5.宋子美先生，老成持重，同业资为表率。
  6.冯泽夫先生，曩昔钱业，与各业往来，以信用为重。票据现金之授受，均无凭证，冯君首创回单制度，以便钩稽，同业称便。
  7.陈笙郊先生，北会馆乃公所创造，为首任中国通商银行经理。
  8.袁联清先生，同业尝代客户收取英商银行汉口汇票，迨票款收到，客户提用之后，该英商银行忽诉追某庄，责令返还票款。当时上海会审公廨主权旁落，一以陪审领事之意旨为从违，初审败。袁君代延担文律师，沥叙理由，上诉于英京最高法院，卒获胜利。（袁联清另有一名叫袁鎏，与慈溪罗秉衡同属于上海北市钱业公馆的创事者。）
  9.谢纶辉先生，为业数十年，中流砥柱，不亢不卑，继陈笙郊先生后，为中国通商银行第二任经理。
  10.孙获洲先生，领导南市，深负时望。
  11.胡稑芗先生，诚恳和蔼，为户部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之首席副理，沟通银钱两业，承上启下，夙具苦心，对银钱业栈司，体恤备至，举殡之日，二业全体栈司，自动请假执绋，其受下属爱戴如此。
  12.朱五楼先生，辛亥国体变更，此公维持沪市金融甚力。即陈果夫先生之外舅。
  就笔者目前所知这12人名单中，除上文已谈到的第二位赵朴斋是慈溪人外，还有第六位冯泽夫、第八位袁联清和罗秉衡均是慈溪人。另外，本文没有详细介绍的还有一位是与上文林韶斋同代的慈溪人洪念祖，洪为湖州许氏与洞庭山万氏财团合设的宏大钱庄总督理，宏大在1892年开设，洪任职近二十年。对于冯泽夫、袁联清、罗秉衡、洪念祖，这四位因目前笔者所接触的材料有限，有待以后补充。
  在此，我们对以上几位人物的发迹史再细细分析一下，以便了解历史的真貌：严信厚因交识官方，在1886年后才自设同德盐号而发家，后转入钱庄业。董棣林在1796—1820年间从事当时最赚钱的沙船贩运业，其二子仍继父业，至孙辈才转入钱庄业，时间上推算也是1840年以后的事情。赵朴斋在钱庄跑街开始，这钱庄当然不可能是他自己开的，他与李也亭合开钱庄也是1868年之前的事。他们资金的原始积累也是靠沙船业。林韶斋在1876—1888年这十三年中，从事徽商投资的钱庄业。这四位一开始都不是自己搞钱庄业起家的，而是创业发家后看到钱庄业更能赚钱后转入的，不赚钱的行业，有头脑的商家是不会青睐的。时间上都是在上海开埠前后，所以也说明江浙地区的整个钱庄业是在清中期才兴旺起来。还有一点，有史记载，宁波籍人士在上海最早从事钱庄业的还是应该算镇海方家，老方中的方亨宁（字建康）在1822年之前，在上海南市开泰和钱庄，可能规模不大，或许对整个上海钱庄业谈不上有什么贡献，故上海北市先董祠内也没有方氏的名字。
  上文是慈溪籍人士清中期在外地从事金融业颇具代表性的事例。现在叙述一下当时慈溪县境内的各种金融机构、货币种类及货币流通状况。金融机构有典当业、钱庄业、钱会三个主要类型，详述如下：典当亦称质库，是中国旧式收取押物进行放款的信用行业，以贫民、小生产者为主要对象。慈溪县典当业早期设置情况已难查考，现仅能查到的是1918年的情况，共九家（同元、震和、义和、九和、承泰、集义、咸泰、义成、益和）。
  当物作价往往因物而异，也有的因时而异，如衣服、钟表等一般为原值的30％—40％。取赎期为18个月，逾期2个月未取称为“绝当”，故有句老话“十八不来娶，二十要赖亲”。物品在典当期间，按照典当款还须支付给当店利息，月息在一分半到二分，即每千元月息是15—20元。绝当后的物品由当铺自行处理。在货币流通正常、市场物价稳定的情况下，典当业坐收其利，全年盈利每家平均在万元左右。
  钱庄业是当时主要的金融机构，平时多与商家往来，因此有“操全权而牢笼百业”之说，有独资或合伙经营，且负无限责任，多由具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富商大贾等开设。根据其资金多少，经营范围不同，钱庄还可分三种类型：大同行庄、小同行庄、现兑庄。慈溪县的钱庄概属后两种，这是1933年统计的11家：泰丰、涵源、丰源、鸿元、瑞大、鼎元、勤大、慎裕、泉余、承源、包源泰。
  这里的泰丰钱庄估计是民国期间重新注册登记的，但还是慈溪县里规模最大的一家。原是创办五和针织厂的任士刚先生的曾祖父任衍云开设的，首设时间估计在1821—1836年。据其亲属回忆，地点在目前下横街“天天歌舞厅”这一位置，当然现在是看不出一点遗迹了。另上述的“震和当铺”是任土刚先生的父亲任仲辛开的，也就是办中城小学的那一位。
  以下着重谈一下《宁波金融志》内容以外的、目前史料中少有记载的、以老慈溪县所遗存的实物材料为主而整理成文的“钱会”。详细的叙述已在《古镇慈城》第十二期刊登，今再简要介绍如下：这批实物均出自目前慈城镇云湖村曹氏后裔，1997年笔者在三北周行旧货市场发现的。材料所处的时代背景是清乾隆到宣统，涉及七个皇帝，但中心材料以道光朝为主。人员是曹朝佐（？一1853），早年外出谋生，曾在淮安开过“丽源钱庄”，有钱后捐过清政府的准九品官。其妻叶氏，生有二子，长子曹景祥、次子曹景范。朝佐的兄长曹朝和，其次子曹景蒂，这些人员在附图中会出现。材料中发现了当时的民间在金融业上广泛地存在“钱会”这种机体。钱会是长期的、固定的、有一定经济价值的产业，在财产分割的分书中遗传、继承。钱会还根据其总资金多少、成立时间的长、短，可分成轻、重钱会两大类。重的会，例如“赐福财神会”，从乾隆年间出现直到清末光绪年间，时间上长达百余年之久；该会还以会的名义购置了田地，达十七石一斗（古时田亩计量，有时按其产粮数计算，一亩田年产不到一石也有）；同时，还发现类同目前金融机构相似的吸收资金、放出信贷、转账结算等有关的凭证，有兴趣的读者可查看原文。此处重点再介绍一下“轻会”和“会票”，所谓“轻会”就是时间上延伸稍短一点，一般十年，参会者均无息还本，实是亲朋好友之间的一种借贷或零存整取的一种储蓄。现把“金兰会约”和曹朝佐发的“会票”原文记述如下：
  会约：
  “荷蒙：亲友高谊玉成十贤人，认会壹个，计实足六串制钱壹佰千文整。其会一年一转，限定四月初十晴雨无阻，各赍现钱赴席，银洋出入均照慈城市价，概不高抬，务求始终如一，以金雅意云耳。今将会上芳名开例于左：曹朝佐姨丈、郑鸿儒记。合收座第九会，应点出钱六千五百文，首会挨次发还原本。道光拾壹年四月日，立首会郑鸿儒拜订。”
  会票：
  “凭票取典价钱壹佰千文六底串钱（当批消）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三十日立曹朝佐发（花押）”
  （上三折页是金兰全约的全文，下右是曹朝佐发的会票，下中是曹朝佐在咸丰四年纳田税后官方出的收据，下左曹是朝佐侄子曹景蒂发的会票。）这两张票是有紧密联系的，在会约中有“计实足六串制钱壹佰千文整”，在会票中有“凭票取典价钱壹佰千文”，总金额相同。会约中有“六串制钱”四个字，会票中也有“六底串钱”四个字，因此钱的性质也相同。另外从时间上测算也相符，会约是道光十一年（1831）签的，朝佐座第九会，即九年后还本，应该讲是道光二十年（1840）可收本；会票中写的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收回钱，推迟了五年。这是因为曹朝佐曾把二十年应收回的一百千文钱，又典给当时急需要钱的人或典给会中，约定再五年后收回。故在会票的金额前多了一个“典”字。一百千文钱在当时可买田3.9亩，也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当时云湖村落中，曹朝佐在淮安开“丽源钱庄”，应属有钱、有地位的人。在道光二十五年曹发这张会票时，他本人肯定不在云湖，假设其在淮安，而且在淮安要支付一百千文钱，若要付现钱，又得牵涉到钱的携带问题，只好写此票支付。接受此会票的人，也应是熟人，很可能也是云湖人，至少相信曹在云湖有钱一百千文，于是拿了这票到云湖来取这一百千文现钱。通过这一解释，我们就可理解淮安开会票付钱，云湖实际结算收钱，完成了货币异地交割过程。本文第一部分曾介绍明末清初出现了会票能使沉重的硬通货币轻松地长途流通，在这里又一次详细证实了。老慈溪县云湖村能完整地同时保存下“会约”和“会票”若干张，这在国内近代金融史记载中是绝无仅有之事，单纯的一方会票，在国内有关的资料中曾出现两次，一次是1982年徽州的23张会票，另一次是台湾戴学文的一张。所以也能证明笔者的在本文第一部分曾阐明的观点：就存世数量来说，会票比大明宝钞少得多了。
  另外，这批材料中还发现了鲜为人知的、更为精彩的实物证据，有两张1845年使用的“支票”。一张是双联票，具体文字“祈发钱叁千文此上永兴庄丁未十一月三十日周永兴单”，右边有骑缝编号及一钤印。另一张是三联票，票上文字“祈发钱陆千文此上咸亨庄照甲九月二七日×××单”，左、右边均有骑缝编号及钤印多处。这种票当时都是商店开出来后，按票面上书的值在市面上流通，也可马上到所写的钱庄去支钱。《宁波金融志》第34页有这样的一段话：“清朝发行纸币先后两次，除咸丰年外，清初的顺治年间也曾发行过一次。..此外，在市上流通使用的尚有钱庄、典当和鲜咸货行签发的钱票。鲜咸货行发行的钱票又称‘咸单’和‘鸟头票’..冰鲜客商到海洋渔区收购时，不带现款，用钱票收购，其左右两联有发票单位铃记和骑缝章，编有文字号码和发票日期，以一个月为过账或兑现时限，向发票单位结算。因该票所书‘祈发洋若干元’字样中的‘祈’字酷类鸟形，故俗呼‘鸟头票’..凡钱庄、银楼、米行、绸布庄等各业均乐于收用，因而常行用市上，辗转流通的。”因为《宁波金融志》中没有实物图片，对于“鸟头票”和“咸单”究竟属何类型，长期使人困惑，这一次披露将予澄清。中国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也认为：“这帖或书帖大概可以说是世界上早期的支票。”因为西方国家在1845年还未把支票使用确立于法律。东方聪明的中国人，有些发明创造确是令世界叹为观止，老慈溪县云湖村的遗物又是一次有力的证明。
  “会票”和“鸟头票”在当时慈溪县的民间是乐于接受、广为流传的，严格地讲也是一种货币。除此之外，当然是官方的各种货币，有大清宝钞、大清官票、银两、铜钱等等，到清末后期币制更加混杂，有中间无孔铜板、中外生产的银洋圆、各种私人银行发的银票等等，笔者不一一细述了。
  通过上文的介绍可以看到，清中期慈溪县金融业仍然绚丽多彩、眩人耳目，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目前公认的“宁波帮开路者”，就是慈溪县费市的严信厚先辈。上海沪北钱业公馆先董祠的石碑上至今还铭刻着宁波钱庄开创者——慈溪赵朴斋先生。还有这些国内金融史上绝无仅有的“会约和会票”、世界上早期的支票——鸟头票，时间延续达100余年的赐福财神会等先后发现，也使老慈溪的金融业史料锦上添花。当然这些发现有其偶然性，但偶然性中存在着必然性，因为“钱会”在清中期的慈溪县民间金融业中的确兴旺发达、广泛普遍存在过。我们也看到了另一个历史事实，由于上海开埠，大、小城市的崛起和形成，慈溪县商贾中的佼佼者开始移居，栖身外地。赵朴斋先生在咸丰年间已搬往宁波市区，现代著名文人冯骥才先生的祖上在清后期也已定居天津。这些外迁的人大都是饮水思源，念念不忘这一“慈溪根”，但不能排除有相当数量，名气声望不很高的先辈，远离了家乡以后，随着时间和距离的远去，双方之间关系愈来愈疏远，时间一长无人问津了，一
  切将无法再钩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