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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曾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其科举制度就是这灿烂文明中一颗夺目的明珠。尽管它在岁月的流逝中褪尽了昔日的光泽，但这种对世界各国选官制度产生过重要影响而被誉为“中华第五大发明”的制度至今仍在吸引着人们关注的目光，而其金字塔的顶端——一甲三名的称谓“状元、榜眼、探花”至今仍是作为古代文化中使用频率最高、最为鲜活、最富生命力的词汇之一。
  一甲是进士之首，是参加科举考试士子中最具代表性的群体。一甲及第，是成千上万举子梦寐以求的目标。因此一甲三名在唐宋时已有专称，到明代更成为定制。据《明史·选举志》记载：“三年大比，以诸生试之直省，曰乡试。中式者为举人。次年以举人试之京师，曰廷试，亦曰殿试。分一、二、三甲，以为名第之次。一甲止三人，曰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状元、榜眼、探花之名，制所定也。”
  状元、榜眼、探花一起统称为“三鼎甲”。如鼎之三足，撑起了科举考试这一选才大鼎。在宋至清的800年间，慈城这一文献名邦跻身于鼎甲的共有八人。其中四人是状元，分别为南宋的姚颖、方山京和明代的姚涞、杨守勤。一人是榜眼，即清代的杨九畹。三人为探花，分别为明代的袁炜、王应选和清代的姜宸英。笔者曾有《慈城状元考》一文评述慈城的四个文状元和武状元胡应时。今续作此文以述慈城的榜眼和探花。
  明代慈城鼎甲
  明代慈城鼎甲除状元姚涞和杨守勤外，还有嘉靖十七年（1538）的探花袁炜和万历二年（1574）的探花王应选。
  袁炜（1507—1565），字懋中，号元峰。浙江慈溪（今慈城）人，世居慈城下横街。明嘉靖十七年（1538）殿试第三名。
  与姚涞一样，袁炜是明嘉靖年间慈城的神童，在他身上附有许多美丽传说。据说他出生前，父母于同日都梦见一黑龙降临其家。而袁炜肤色黧黑，双瞳炯炯如电，短小精悍，敏绝颖异。他五岁时便能作对子，且多有奇特之语。十岁时，他随父亲到清道观观看县令审案。因他人小站在最前面，县令见他神情专注，气宇不凡，便问：“这是谁的小儿？”他父亲忙答：“是小儿的犬子。”县令又问：“他会不会作对子？”父亲答道：“刚刚开始学。”县令这时看见道观上空有两只白鹤翩翩起舞，便出了一联求对：“三清殿上飞双鹤。”小袁炜应声答道：“五色云中驾六龙。”县令连声称：“答得好！答得好！”在旁的学政却说：“只能算他用得好，这是林洪宫词中的‘五色云车驾六龙’的活用，一字之改，恰对上联。大概他刚刚读过这首诗。”县令于是又给袁炜出了一联：“投子四方开六面。”袁炜立即对出：“丈夫一德贯三才。”这回连学政也不得不佩服袁炜对答如流，称赞说：“真是个神童啊！”
  袁炜从10岁开始专习八股文，读书过目成诵。17岁补县学生，熟读经史，精研诗赋，以博雅称冠一时。
  在未应举时，袁炜曾在教馆谋生。当时教官常以应对水平评定学问。有一鄞县秀才失馆在家，无聊之余误入府衙，被府吏抓住后送往大堂审讯，秀才详述窘境。知府怜之，说如能应对就为他荐一馆，并出了上联：“遍地是先生，足见斯文之盛。”秀才应声回答：“沿街寻弟子，方知吾道之穷。”知府大为赞赏，立刻为其荐馆。袁炜失馆后便仿其例闯入府衙。知府照例出了上联：“湖山倒影，鱼游松顶鹤栖波。”袁炜随声应对：“日月循环，兔走天边乌入地。”以兔喻月，以乌比日，浑然天成。知府深赏其才，当即为之荐馆。
  嘉靖十六年（1537），慈城城外的夹田桥东又涨起一洲，此沙洲如镜圆而隆起。十六年前夹田桥涨沙洲，向录预言慈溪将出状元，结果次年姚涞一举夺魁。这次又会是谁呢？这一年30岁的袁炜赴杭州参加乡试，获得第二名，离解元仅一步之距，当为经元。第二年他赴北京一举夺得会试第一名，为会元。廷试时，考官初拟陆师道为状元，但嘉靖皇帝御笔批为二甲第五名，改袁炜为第一。倘如此袁炜将是慈城第一个连中三元的状元了，因他是乡试经元、会试会元、殿试状元，比之姚涞更胜一筹。夹田之兆又现祥瑞。然而可惜的是嘉靖皇帝在文华殿读卷时，因袁炜试卷对当时边事政策直陈其弊，意气激扬，使自尊心极强的嘉靖皇帝大为不快，又将袁炜改为第三，为探花，擢茅瓒第一。袁炜因此与状元失之交臂，与三元失之交臂。直到57年后，杨守勤才以同样的经历荣膺三元桂冠。
  袁炜生性豪放、行为狷介，却获得了嘉靖帝的信任，御史包孝曾以其行为不羁予以弹劾，但嘉靖帝并不处理。任侍读后，他常常在西苑值班，由于思路敏捷、出口成章，所写青词常胜人一筹，因而深得皇帝的欢心，眷遇日隆。一次，袁炜以副使身份册封唐王，临行时例送许多礼物，袁炜分文不受，尽却馈赠，使唐王大为感动，以礼送之。其后袁炜担任顺天乡试主考，秉公取士，顺利完成任务。在翰林院时，有一次嘉靖皇帝要一些词臣撰文以进，袁炜也在其中，结果众文上报，皇帝对袁炜之文最为赞赏，并赐以裘衣白金以示恩荣。袁炜的杰出才干，使嘉靖帝对他信任有加，嘉靖三十五年（1556）内阁推举修撰全元立掌管南京翰林院，嘉靖帝不准，特别选用袁炜。袁炜上疏力辞，愿以原官供奉。这使嘉靖帝更为感动，立即提拔为侍读学士，两个月后，又手诏袁炜为礼部右侍郎，第二年，加太子宾客兼学士，赐一品服。三年秩满，进阶通议大夫，封二代，转礼部左待郎。此时刚逢吏部尚书和礼部尚书退休，皇帝特令袁炜兼管两部事务。吏礼两部事繁权重，但袁炜从容理政，坚持原则，因而在推荐官员方面常与首辅严嵩等人不合，袁炜以理力争，执抗再三。同事者为他担忧，但袁炜不为所动，持论益坚。嘉靖四十年（1561），袁炜被晋升为太子少保、礼部尚书、翰林学士。后又被召入内阁。至年底，加太子太保、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同少师严嵩、徐阶同在内阁办事。因他们都擅写青词，被称之为“青词宰相”。其晋升之速，前所未有。
  袁炜之所以深得嘉靖皇帝信任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才思敏捷，才华横溢，才情卓绝，所作青词和诗文甚合圣意。嘉靖皇帝笃信道教，常以青词奏告道君，因而常于夜半传出片纸，命阁臣们撰写青词。每当此时，袁炜举笔立就，而且最为工巧，最合上意。遇有朝野上下进献珍奇祥瑞之物，也是袁炜的赞词写得最美；逢到皇帝懊恼之事或异事怪状之时，更是袁炜的措辞最为得体。如有一次，西苑永寿宫有一只狮猫死了。嘉靖帝十分痛惜，为猫制金棺葬于万寿山之麓，又命当值的诸位儒臣撰词超度。此事太出乎人之意料，大家都窘迫无措，不知从何下笔。唯有袁炜挥笔成章，文中有“化狮为龙”等语最称圣意，嘉靖皇帝龙颜大悦，丧猫之痛随之变为得文之喜。在袁炜所对的诸联中有一联在当时流传天下，脍炙人口，几至无人不知。此联全文为：
  洛水玄龟初献瑞，阴数九，阳数九，九九八十一数，数通乎道，道合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岐山丹凤两呈祥，雄鸣六，雌鸣六，六六三十六声，声闻于天，天生嘉靖皇帝，万寿无疆。
  如此恭维之作怎不得皇帝欢心？但从艺术上看，此联以数入联，以典抒情，文气直贯，对仗工巧，不愧为联中绝品。
  嘉靖四十一年（1562），袁炜出任会试主考官。他慧眼识才，选取的一甲三名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都是一时俊杰，后都位至内阁宰辅，成为万历朝的名臣。一甲三名同至宰辅，这在明代是极少的，从中可见袁炜的识人之才和选人之德。然而袁炜虽有选才之德，但性格刚烈、为人峻峭，对他的得意门生要求严厉。当会试结束后，新进士纷纷执礼拜见恩师，但袁炜一如既往，一概拒之，士风为之肃然。申时行、王锡爵、余有丁按例进入翰林院供职。这些人员列名鼎甲，皆一时之俊，但与袁炜相比，才情识见均逊一筹。而自此每有应酬文字或皇上所派撰事玄诸醮章，以至翰林馆中重要文章，袁炜都要叫这三位门生到他的私宅，代他属草，稍不如意，先是厉声呵斥，继而恶语相向。探花余有丁是鄞县人，与袁炜同属宁波府。一次袁炜竟大骂道：“你怎么得名‘有丁’？当呼为‘余白丁’！”其傲慢无礼一至如此。有时袁炜要入值西苑，就将房门反锁而去，屋内不备饭菜，使三个门生整天挨饿，苦不堪言。在严嵩被贬后，袁炜与徐阶同值内阁，袁炜秉公竭诚，凡事期于至当而不恤人情，其性格又刚明严整，遇事如不当意或见人有过，就当面指斥，毫不留情。理解他为人的自然忘其恩怨，但位居其上的徐阶和心胸褊狭的人却为之含恨。袁炜对得意门生和同僚如此严厉，对有真才实学的下层寒士却如春风拂人。一次阁试瓶中紫牡丹诗，吴中士子王稚登（百谷）有“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太极殿中烟”之句。袁炜为之击激赏，数落翰林院中的翰林们说：“你们以诗文为职业，能写出王秀才的这十四个字吗？”便以国士之礼引入为记室校书秘阁，王百谷因此从寒士跻身中枢。
  嘉靖四十一年（1562），万寿宫建成，袁炜又升为太保。两年后又进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领尚书如故。封三代，授柱国。第二年，以积劳成疾，累疏乞休，朝廷同意致仕。令其侄子大轮护行，船至安山驿，病重而卒，年五十八，是时风雷大作，船不可行。讣告上闻朝廷，嘉靖帝甚为悲悼，连日遣官谕祭，予以营葬并赠少师，谥文荣。著作有《袁文荣公文集》，其门生榜眼王锡爵作序。
  袁炜才识宏博、学问渊奥、辨析疑义、河悬冰解，援笔千百言立就，为诗文富丽丰赡，卓然成一家之言。其思维之敏捷、学识之丰赡、才能之杰出均远出人，但他恃才傲物，常斥人过。武英殿大学士徐阶对袁炜的傲气甚恨，因此当袁炜死后，徐阶当政便把他审定的典籍翻倒重来。一时朝野闻袁色变，不敢提及袁炜之名。有人甚至劝王稚登不要以袁炜门人自称。但王稚登不忘恩师，断然谢绝说：“冯驩任安，彼何人哉？”故乡的人民更不会忘记这位才华横溢、刚直清亮的乡贤。乡人在县学前为袁炜立起了太子宾客坊，在北门外建起了袁少师祠，专祀建极殿大学士赠少师袁炜，并在祠中开办元峰书院，每岁春秋致祭。深受袁炜之恩的王稚登（百谷）从京师赶到慈城，拜祭在袁炜祠中，用血泪凝成了一曲人间真情的挽歌——《谒袁文荣词》：
  云中烟火映荒祠，遗像萧条入拜疑。
  马策叩门惟有泪，雀罗张户不胜悲。
  山光夜暗围棋墅，海色寒埋挂剑枝。
  千载何人能下士，断肠空忆郑当时。
  当百年后的袁少师祠在天翻地覆的巨变中冷落不堪，人们却难以忘记这个充满火一样激情和诗情的赤子。袁宗泗的《故少师祠》道出了袁氏后人也是慈城人对这位先贤遭遇的深切同情：
  丞相祠堂草不锄，可怜三径日荒芜。
  百年世事真棋局，一览江山总画图。
  石去平泉谁是主，鹤归华表自相呼。
  空庭独立频惆怅，几片风花落满湖。
  湖山依旧在，先贤谁与归？如今何处去寻袁少师的遗迹？何处去怀袁文荣的遗德？
  王应选生于明嘉靖三十八年（1538），这一年正是袁炜中会元、探花的一年。37年后，在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的殿试中，王应选沿着袁炜的科举之路，考取了一甲第三名，是为慈城第二个探花。
  王应选，字俊卿，号午山。代少有隽才、博通文史，也是姚涞、袁炜式的神童。由于他早年以恩贡入京都求学，地方典籍对他的事迹记载不多，使我们难以细究他的成才之路和立世之风。但从史籍零星的记载中，我们仍可梳理出王应选的经历和风骨。
  王应选曾受业于同乡学者颜鲸，以文章精妙与郑光弼、钱仲选、陈应式并称为“颜家四弟子”。颜鲸是当时宁波的著名学者，曾任明太仆寺少卿。他交游甚广，曾与宁波著名文学家屠隆等同游慈湖。其诗句“湖光晴带晓烟平，四面佳山翠绕城”贴切地描述了慈湖特有的风景。他的《重修清道观碑记》中对慈城环境的描述为各级志书所采用。其开首之句云：
  慈，环山而奠，邑居冈峦，绣错如锦。左方有峰特起，翠磴连云，迤逦而前趋，江流亘其下；南眺星村远岫，历录献奇；东瞻则沧海蓬壶，缥缈烟霞间，日出扶桑，潋滟飒沓，飞黄漾碧，濯紫流丹，闪射莫可名状。山之西麓，井社联络，雕甍鸟革，摩牙斗角，不知几千百家，诚选胜之名区也。
  这成为慈城风水的写真长卷。在这样的良师教诲下，王应选学业大进，技艺大长，其“琼隽之才，笙簧六籍，蔚为文栋”。腹有诗书气自华，满腹经纶的王应选少年得志，被选为恩贡入京师太学读书深造，自是“其英风劲骨，更神挺不挠”。
  到京师太学学习后，王应选英姿勃发，才情并茂，声望日隆，连权相严嵩也知太学生王应选是个人物。他想罗致门下，特意派人传言要王应选入严府相会，严嵩将“虚席邀之”。对这个许多士子不敢奢望的好运，王应选却漠然置之，说：“相门可游耶，此复何相之门而可游进耶？”他婉言谢绝了严嵩的“美意”，保持了一个正直士子的清节。
  隆庆四年（1570），王应选以恩贡生资格参加顺天府乡试，获第六名，时年32岁。四年后，王应选参加万历二年（1574）甲戌科会试，获第二名，殿试获第三名，为该科探花。他以卓越的成就证明了他确是一个堪为文栋的“琼隽之才”。
  万历六年（1578）重修《大明会典》，大学士张居正请王应选为纂修官。王应选接受任命，潜心述作，但积劳成疾，在参加纂修后未多久就英年早逝，年约40岁。天妒隽才，致使王应选未及一展雄图即含憾而殁，令人惜之悲之。
  清代慈城鼎甲
  清代慈城的鼎甲有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科的探花姜宸英和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的榜眼杨九畹。
  姜宸英（1628—1699），字西溟，一字苇间，号湛园，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丁丑科殿试第三名，为探花。故居在今尚志路，称探花第。
  姜宸英是明朝太常寺卿姜应麟（明万历十一年进士）的曾孙。姜应麟因首先上疏反对无端虐待皇太子朱常洛而享誉士林。姜氏为慈溪望族，时称“东镇桥姜氏”。姜宸英的族祖姜思睿为明崇祯时名臣，以干练、清刚为世所重。
  姜宸英是清初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书法家。他生性狂狷不羁，性情刚烈。当抗清领袖张苍水在杭州被害后，其儿子已在镇江被杀，其在宁波的家产籍没入官，其著作也遭到严禁。姜宸英却无视清廷的禁令，在文网恢恢的康熙年间，毅然收集到张苍水的遗著——《奇零草》，并为之作序，以寄托一己的仰慕敬重之情。在这篇充满挑战的序中，姜宸英用了极高超的手法以攻为守表达心声。文中援引历史成例作为依据，运用给文网严酷的清王朝戴高帽唱赞曲的手法，论证“臣各为其主，凡一切胜国语言，不足避忌”。其中暗蕴着对清廷日益严酷的文字狱的反抗。人们从“帝之盛德事”的侃侃而论中感受到姜宸英锋芒四射的批判。在这篇序中，姜宸英着意于“人心”，着墨于“人心”。意即其人得人心，其诗文行人心，其精神得人心！得人心之书岂可禁绝，又岂能禁绝？于是他断言张苍水的著作“虽其拚抑于一时，然要以俟之百世”，这就是人心的不可欺。最后姜宸英堂皇表示：“余欲稍掇拾公遗事成传略一卷，以备惇史之余，犹惧搜访未遍，将日就放失也。悲夫！”此序一出，风行天下，为张著作中影响最大的序跋。这与全祖望记述史可法事迹的《梅花岭记》堪称为歌颂抗清英雄、弘扬民族气节的双璧。
  姜宸英为文雄浑肆醇，为诗沉郁旷达，为书神韵飘逸。其声名誉满天下，名动京师。康熙皇帝对他的才学称誉不已，曾对身边的大臣说：“姜西溟（宸英）古文当今作者。”
  姜宸英作为文学大家，其文疏古排宕、峭拔挺劲，甚得欧阳修的神韵。他一生读书，以《四书五经》为根本，终生致力于精细深邃的注疏，对诸子百家和历代史籍均披阅一遍，刻苦钻研。其著述考稽以证经史之语，考论礼制精复者居多。他的散文内容风雅渊博，笔法雄健遒劲，文心缜密细微，结构严整回环。《奇零草序》足为其文风例证。
  姜宸英诗作非常丰富，凡咏史、赠人、田园、山水之作均有佳作。他作诗效法杜甫因而以沉郁为特色，但同时也参学苏轼，故诗亦有清新旷达、富有变化的特征。姜宸英久游山水，吟咏之作甚多，其《惜花》、《宜亭》为其名作。我们从《惜花》一诗中可欣赏到姜诗的风韵：
  一春强半是春愁，浅白长红付乱流。
  剩有垂杨吹不断，丝丝绾恨上高楼。
  该诗以惜花为名抒惜春之情。首句“一春强半是春愁”极言春愁之多；次句“浅白长红付乱流”描述百花被东风摧折后的惨状；诗中最后两句堪称一篇之诗眼。东风肆虐，众芳零落，但并不是荡然无存，那柔软而又坚韧的垂杨枝条是吹不断的。面对这随风飘拂飞舞的千丝万缕，诗人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想象：“丝丝绾恨上高楼”。此诗最大的特点就是作者非常丰富的想像力，通过含蓄的、委婉曲折的表现方法来调动读者的感受，从而引起心灵上的共鸣。姜宸英的诗集《苇间诗集》中有很多这样的佳作。
  姜宸英的书法成就很大，被称为“康熙四家”之首。其书法效法钟繇、王羲之，风格直逼柳公权。他的书法风格一生有数次变化。年少时即知笔法，又以学米芇、董其昌书出名；至康熙二十七年（1688）后，才用第四指学晋人书；康熙三十六年（1697）后，方用大拇指专攻小楷，从此书法风格闳肆稚健，行草为其强项，风格神韵飘逸。他的书法既有北宋人意，入晋人室，长于临摹古人小楷，称重一代；又妙在以自己性情，融合古人神理，使人百看不厌。至晚年，姜宸英的书法艺术更臻妙境，其书法作品被视为“神品”，为人们所争相珍藏，可谓是慈城的第一书法大家。
  姜宸英由于善写诗文又精于书法，因此很早就负盛名，成为享誉全国的名士，常应当时达官显宦、文人学士之请为其家人作碑或为著作作序。他与秀水（今嘉兴）朱彝尊、无锡严绳孙并称为“江南三布衣”，其名声远在身列科甲、职为公卿的儒臣文官之上。
  姜宸英虽名满天下，才超群伦，但仕途却极其蹉跎。其经历堪为古代中国士子求取功名的“标本”。因此，他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中绕不过的人物。
  姜宸英的声名早为康熙皇帝所知，众多考官都争相录取姜宸英为门生。但在漫漫几十年的科举路上，姜宸英却踟蹰独行，久困考场，直至70岁的衰年才中进士，其曲折艰难令人难以想象。
  康熙十八年（1679），为了延请名儒硕彦入仕，康熙皇帝特下旨于三月举行博学鸿词科，仅考诗赋，由他亲试录用。考前他还特地对身边的大臣说：“江南有三布衣尚未中举入仕，一个是秀水朱彝尊，一个是无锡严绳孙，一个是慈溪姜西溟。”对姜宸英特以字相称，以示看重。参加这次考试程式简单，只要有两个高官联名推荐即可参试，且考文章诗歌，这又是姜宸英的拿手好戏。姜宸英的知交侍读学士叶方蔼、侍讲韩菼准备联名举荐姜宸英。谁知到推荐时，叶方蔼被任命为阅卷官，是受命阅卷的四位学士之一，按例提前进入紫禁城，无法与韩菼和姜宸英联系。等韩菼获知消息独自向朝廷推荐时，却错过了开科日期。这次考试朱彝尊、严绳孙的诗都写得不符标准，但仍以诗作被评为一、二等录取，而姜宸英却因此失之交臂。“江南三布衣”自此仅剩他一人在科举路上孑然独行。
  姜宸英没参加特科考试使叶方蔼十分后悔，当叶方蔼受命担任《明史》总裁官后，就举荐姜宸英入明史馆，使他与特科中第者一样，获得同修《明史》的待遇。姜宸英当了明史纂修官，食七品官的俸禄，开始明史刑法志的修撰。在《刑法志》中，他历述明朝三百年来种种弊端，如设立枷、开廷杖，乃至于建东厂、西厂等等，又溯本求源，清晰、透彻地分析这些弊病的产生原因及演变结果。他的分析切中要害，批驳得淋漓尽致，足以给后人为前车之鉴。除了《刑法志》外，姜宸英还撰写了列传四卷及世袭的少数民族首领传记《土司传》二卷。后来，徐乾学任《大清一统志》主持，慕名拜请姜宸英参加编写。在此期间，他撰写了专论江防和海防的文章，其中专门论述“倭寇”一文特别引入深省。这些著述奠定了他史学家的地位。
  在文坛上声名越响，姜宸英以科举登第的欲望也越强。但事与愿违，此后几十年间，姜宸英外困场屋，郁郁不得其志，其迫切之情难以解释。据说姜宸英年纪很老还没有考取举人。朱彝尊劝他不要再去应试。看着这位与己齐名却未经乡试、会试被特科录为进士的老友，他百感交集，怒形于色，拒不答话。姜宸英一生不吃猪肉，也讨厌别人吃肉。一天朱彝尊开玩笑说：“假如有人在乡贡进士榜上写着蒸猪肉一盘，吃了就以淡墨写上你的名字，你是否吃呢？”姜宸英笑着答道：“猪肉又不是马肝。”意为猪肉不是马肝那样有毒，但吃不妨。由此可见他对科举功名的渴望。
  皇帝要取他为臣子，考官要录他为弟子，他又迫切要做举子。但为什么总不能如愿以偿呢？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姜宸英生性刚直、为人正派，容不得不平之事。姜宸英在北京时，与权相明珠的儿子纳兰性德为忘年之交，他常住在纳兰家中。明珠有一宠仆安三势倾京城，高官世卿都争相巴结，唯独姜宸英视之如仆，从不答理。对此性德深为忧虑，在一次喝酒时劝他对安三和善些，好托他向父亲求情。姜宸英闻之大怒，将酒杯掷于地上，大骂纳兰性德无耻之极，并即刻整理行李搬出相府，直至性德再三赔礼方止。如此他却结怨于安三。康熙二十六年，权相明珠的党羽联合攻击清官汤斌，姜宸英的好友、吏部侍郎翁叔元依附明珠，参与其事，一时舆论大哗。翁的弟子何焯声言断绝师生关系。姜宸英写信指斥翁的行为，翁叔元见后向其请罪，但求不要公开此信，但姜宸英不为私情所动，仍于次日公布，此文一出，京师轰动，正气骤升。但翁叔元自此衔恨，任吏部尚书后与明珠联手，千方百计阻止姜宸英中式。第二个原因是姜宸英生性狂狷、心性高傲，从不把学识才华均在其下的考官放在眼里，不屑为之周旋。赴考时不是因为酩酊大醉误场，就是率性而作，不依格式应试，以致违规不能“上线”。康熙二十七年（1688）他参加礼部会试首场时已被拟取为第二，在第三场考试时，他在表联中用了“涂尧《尧典》、《舜典》字，点窜《清庙》、《生民》诗”二句，监试御史不知出处，指出来让他改写，姜宸英却说：“这出自唐李商隐《韩碑》诗，非我杜撰。”御史受此抢白，恼羞成怒，竟借细故将其名取消，以致他再度落第。直到康熙三十六年（1697），姜宸英再次赴试，那一年他已70岁了。他的试卷又不合格，受卷官见到都很惋惜，认为再不将他选上就没有希望了。因此商议誉录后送康熙皇帝钦选。在殿试读卷时，康熙帝拿起进呈试卷，问有没有浙江姜宸英的卷子。当时在旁的内阁学士韩菼回答：“姜宸英在史馆很久，认识他的字，第七卷应当是。”康熙帝启封后一看到飘逸神韵的文字和精彩深刻的内容，大为感动。他本想擢为状元，但姜宸英年纪实在太大，于是改为探花。他欣喜地说：“老名士了，积学能文，至老犹笃，可拔置一甲第三名，以此规劝天下读书人。”姜宸英于是荣登一甲第三名，授编修，成为皇帝钦定的“探花”。姜宸英对经皇帝特拔为“探花”的名次并不服气。他既庆幸终登鼎甲之列，又耻居状元李蟠之后，为此特作诗一首相嘲：
  望重彭城郡，名高进士科。仪容好绛勃，刀笔似萧何。木下还生子，虫边更出番。一般难学处，三十六饽饽。
  从此，李蟠的“悖饽状元”雅号便传遍士林。
  两年后，姜宸英被任命为顺天（己卯1699）乡试副主考，与主考官同科状元李蟠共同主持乡试。饱受科场之苦的姜宸英对有真才实学的士子特别青睐。当时在北京求学的慈溪士子姚观慕名拜访他，又呈上几篇诗文向他请教。姜宸英看后大为赞赏，认为是个人才。于是人前说姚，时时赞扬。在阅卷中，他看到一篇写得很好的文章时，便对仆人说：“这份试卷一定是姚相公的了。”以后又看到一篇更好的文章时，他又对仆人就：“这份试卷肯定是姚相公的了。”他的率性之语，令旁边的同考官目瞪口呆，忍俊不禁。发榜后，姚观果然名列榜中。由于这次乡试高官子弟参加的人数很多，考前京城中许多大官为子弟说情行贿。与李蟠、姜宸英同年的榜眼严虞惇更仗是同列鼎甲的身份为他儿子公开求情。还未揭榜，京城已到处流传名次谁先谁后。而姜宸英在考前到处为姚观扬名的行为更引人注目。到顺天乡试放榜时，达官子弟比比皆是，名次与传闻几乎相同。于是落第士子哗然愤怒，舆论沸沸扬扬。京城到处贴满了小揭帖：“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这老姜指的就是年逾古稀的姜宸英，小李指的是刚过而立之年的主考官李蟠。过了几天，京城的长安街又贴出了一篇很长的揭帖。大意为：没想到顺天主考官李蟠、姜宸英等灭绝天理，昧着良心，上不顾皇帝的嘱托，下不顾贫寒文士的痛苦，利欲熏心，权势取重。朝廷大臣子弟四五个名列前茅，部臣子弟十几个均中高等。..张翩因为钱送少了，议定的魁选改作为他人。姜宸英的姻亲加同乡姚观得中科名哪里是因为文章好。..不看文章专看价，满汉贵族豪门俱欢欣。多看卷变为多看钱，让南北贫寒子弟锐气尽丧。这样录取人，说什么公正…李蟠得了个状元，竟拜倒在太监鲍三老门下。姜宸英父母死了不奔丧，早见其不守孝道。甘受玷辱的人一定没有廉耻，不讲孝道的人肯定没有忠心。这样的败类简直是玷污朝廷。我们呼求公道，冒着生命危险，请求天子的尚方宝剑，斩杀这两个元凶…
  这份公揭指名道姓，把贿赂公行、豪门称霸的科场黑幕撕开示众。其文义愤填膺，痛斥丑行，一时传遍京城，引起强烈的震动。但所指非人，张冠李戴而官场争斗从无真理，欲以此取名继功者借机发难。监察御史鹿佑据此向康熙皇帝奏请查办李蟠、姜宸英，二人被逮捕入狱。
  由于清廷对科场作弊处理极严，但姜宸英的人品才情深为康熙帝欣赏依赖，于是康熙令九卿詹事科道会同议处主考官李蟠和姜宸英。九卿等议复将主考李蟠、副主考姜宸英革职。康熙认为如此不能弄清内情、平复众议、儆戒后人，决定对该科所取举人进行复试。而在狱中的姜宸英并不知这些，全只听说主考官将在正月明正典刑。他自知清白无辜，却因为姚观而被人诽谤。一生清白的他怎忍让人说他枉法取士，忧愤之中便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正月十一日在狱中服毒自尽，时年72岁。自尽前他作自挽联以泄其愤。联云：
  这回算吃亏受苦，只因入了孔氏牢门，坐冷板凳，作老猢狲，是只说限期弗满，竟挨到头童齿豁，两袖俱空，书呆子何足算也！
  此去却喜地欢天，必须假得孟婆村道，赏剑树花，观刀山瀑，方可称眼界别开，和这些酒鬼诗魔，一堂常聚，南面王无以加之。
  此联诙谐的言语中饱含着对良莠不分的社会舆论的不满和对人间正义的绝望，读之使人为之心颤。
  正月十七日，即在姜宸英自尽的第六天之后，清廷对该科顺天举人进行复试。康熙帝亲自命题出卷，并在乾清门对姚观进行面试。结果中举士子的答卷基本上都顺理成章，除几个四等的被取消举人资格外，三等以上均允许以举人身份参加会试。姚观的试卷尤为出色。面试时，姚观不负姜公之望，才思敏捷，应对得体。康熙帝大为惊赞，钦定姚观为顺天（北京）乡试举人，始知姜宸英无辜受罪。通过复试，澄清了事实，康熙皇帝感叹地说：“落第的人在外面诽谤是免不了的，揭帖指斥的不一定是事实。”但他也深知顺天乡试的特殊难处，平民子弟因难以竞争易生怨恨以迁怒主考，于是决定从下科起顺天乡试中的官员子弟另编官字考卷，按一定比例录取，以免再次发生这样的悲剧。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时任刑部尚书的王士禛对姜宸英的冤死十分痛惜，感叹说：“吾在西曹，使湛园以非罪死，愧何如矣。”《溪上遗闻集录》和陈康祺的《郎潜随笔》都记录了时人的评论：“满朝臣僚，皆知先生之无罪。而王新城（指王士禛）亦有我为刑官，今西溟以非罪死，何以谢天下之语。知同时公论，早以西溟之连染为冤。”
  这确是一场冤狱，揭帖中的不实之词随处可见。如文中指责姜宸英不孝，而事实上姜宸英性行敦厚，事亲极孝，诗文集中家事多缠绵恳挚之言。他所写《梦梨》一诗可作证明，他曾经客居中州，做梦时食大梨而甘甜，想留给母亲，没得结果怅然而醒，因此作《梦梨》诗寄给两位弟弟。他弟弟追溯月日，那天正是他母亲病入膏盲，想吃大梨，偏偏寻觅不得。姜宸英如此纯孝，岂有不孝之行？安污不孝之名？慈孝之乡的孝子以“不孝”之名遭人陷害，这也是入世间悖于情理的冤屈之一了。时至如今，也常有此类悲剧产生，这也是人世中一种最难忍受的折磨。
  姜宸英一生著作宏富，有《湛园未定稿》、《湛园集》八卷、《海防诗集》十卷、《江防总论》一卷、《海防总论》一卷、《札记》二卷等。光绪十五年（1889）他的全部著作被刊行，辑为《姜先生全集》三十三卷。
  姜宸英死后葬于慈城东北的花盆山。道光十一年（1831）邑人冯云濠、叶维新在城东的德润书院先觉堂左边建起了姜湛园祠，祭祀姜宸英，冯汝霖捐钱二百贯置田产作岁祀之用。咸丰十一年（1861）祠毁于战火，光绪十年（1884）冯可镛集捐重建，并将冯云濠所刻的姜宸英、徐元文、朱彝尊小像和同游上方山诗嵌于墙中。
  如今姜宸英的坟墓和祠堂已难觅其踪。但他跌宕蹉跎的命运和惊神泣鬼的才华却被人时时记起并予以缅怀。此幸抑或不幸？有山川在，有人民在。是非世有评说，公道自在人心。作为慈城的文魂，姜宸英将永远留在故乡人民的心中。
  杨九畹（1794—1837），字兰畬，号余田。世居慈城东城，其故居在尚志路探花第东侧。嘉庆二十四年（1819）己卯科进士第二人，授翰林院编修，为榜眼。
  杨家是慈城的望族。南宋时杨门一族即以文章学问名世，其中以杨简所创的慈湖学派最为著名，其后其子杨恪、五世孙杨芮克承家学，以诗书传家。明嘉靖间杨淡于慈湖书院西购小楼三楹，名为“鸠居”，以传家学。其后杨世恩、杨守勤父子学宗慈湖，文达天下，杨守勤以会试、殿试俱第一列名该科鼎甲之首，号为“杨三元”。入清后杨氏后人在科举路上续写辉煌。杨九畹以嘉庆二十四年（1819）一甲第二名的成绩获得榜眼，成为慈城历史上唯一一个榜眼，也是最后一个鼎甲，使慈城的三鼎甲终成完璧。杨九畹是杨守勤的族孙。杨氏一门竟出状元、榜眼，可谓是慈城的科甲盛事，也足以证明杨氏的人才之众。这由此也奠定了杨氏一族在慈城科举史上的显赫地位。
  杨九畹的祖父杨锦、父亲杨灏都是秀才，以学行重于乡里。杨九畹从小就喜欢读书，七八岁时就能日诵千言，及长更博览群书，除四书五经外，他还关注史地杂著，这使他有了超越常人的见识和气度，为文自是文气充沛、气势磅礴。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考中进士后，他按例被选人翰林院，为编修，三年后期满散馆，于道光初年（1821）应朝中考试获一等，循例应加官升职，因此被提为御史候补，道光三年（1823）升任陕西道监察御史。由于杨九畹生长于江南，关心经济，深知清廷漕运弊端所在和地方经济运行的不合理原因，于是先后六上奏章，分别论述了改革海运、折征济赈、整饬旗兵、开发边疆垦土、安置罪犯、安置工匠和统一教盐税等策。其所言都是当时亟待解决的要事，又论据充实、言辞恳切，因此受到时论的肯定，杨九畹的识见也为时所重。道光六年（1826）他以知府出守甘肃庆阳。庆阳地瘠民贫，不务农事。杨九畹深知以农为本乃是致富之道，于是以知府不尊不耻与民同耕，教乡民如何耕作、播种，给那里的人民送去了江南先进的农业技术。从此庆阳人民以农为业，大垦荒田，生活逐渐富裕。同时他又修复了凤城书院，置田产作为教育费用。他还与府学生员讲群经大旨，讨论文章作法，边城文风一时大开。此年经礼部引荐，道光帝接见了杨九畹，对他的才千政绩予以肯定。
  杨九畹不仅精于经济，善开文风，而且明辨奸佞，善于断狱。在庆阳时，他审判的两起案件大得人心。一件是为民辩诬。庆阳府合水县一县役公报私仇，诬陷严某偷盗旅客银子，杨九畹不偏听偏信，而是深入调查，结果查出真盗，使严某冤情得解，释放回家。另一件案件更为离奇难审。宁州百姓陈甲之妻刘氏与其夫之弟有私情，后不想继续这种关系，就设计将其灌醉杀死，然后埋尸于刘监生土坑中。弟媳到刘家看到血渍，就向知州控告刘监生杀了其夫。知州牟某急于破案，同里正到刘家挖坑得尸，遂断监生杀人。监生不服，诉于杨九畹处。杨九畹细加审问，各方辞语不一，料定其中必有隐情。于是从陈甲之女处着手，细加盘问，七岁的女孩不知作假，童心无忌，道出真相。一场冤狱顿时冰消，刘监生终释重负。真相明后，知州羞愧难当，而杨知府清名更盛。除了劝农、兴农、平狱外，杨九畹还是一个处理民族矛盾、协调民族关系的高手。道光十年（1830），青海西宁道辖区内的丹噶尔番与回民械斗，这两个民族都民风勇猛、桀骜不驯，大斗之后必酿祸乱。众官闻之视为畏途。杨九畹毫不畏惧，单骑而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两族百姓见知府来谕，当即听命和解，一场内乱消弭于杨九畹的笑谈之中。
  此后，杨九畹辗转边疆各省，在喀拉沙尔、宁夏府、平庆泾道任职。所到之处，克己奉公，各有政绩。道光十五年（1835）升任为广东南韶连道。到任后杨九畹首先整顿税务，清除积弊，又缉捕群盗，安定地方，吏治为之一清。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进犯广东。清兵四集应战，杨九畹负责供给粮饷，安缉地方，为此他不惮辛劳，竭力经营，并根据当地民情和英军进犯之势向清军统帅提出防守之策、进军之略。可是昏聩无能的清将不采纳他的建议，遂使其志空酬、其策空献，时人皆为深惜。道光二十二年（1842），壮志未酬的杨九畹卒于道台任上，年六十岁。有二子，长子聿蒸，字绮云，议叙府经历；次子聿燕，字书云，附贡生，议叙府同知，中咸丰元年（1851）本省乡试副榜。
  将慈城鼎甲中的榜眼、探花与状元比较是一件很有意义和价值的研究。作为慈城文人的杰出代表，他们既有共同的特点，又有明显的差异，共同形成了慈城文人的秉性，其同与异凸显了慈城文人的特性。同与异是如此的强烈又是如此的鲜明，使人不禁惊叹。慈城的榜眼、探花与状元一样都身负绝学，学识渊博，思维敏捷，德才皆备。他们对父母都极具孝心，对亲朋都坦诚相待，对奸邪都势不同流。这些共同点在历代志书中都特别强调：
  盖立教以孝云。嗣后张无择、孙之翰继之，称三孝，乡民益敦伦而尚行。..青衿之士皆知兴起道义。..皆知尚廉耻而畏清议。（嘉靖《宁波府志》）
  士大夫皆矜名节，重清议。“缙绅先达，忘势与里巷齿，学校之士，弦诵声洋洋出金石。自兹科第接踵，巍然浙东望邑，然文胜质漓矣！”（雍正《宁波府志》）
  风俗淳庞，贤士辈出，敦尚礼义，耻于浮邪，子孝臣忠，卑幼者能恭敬长上，朋友以诚信相孚，乡党之间蔼然和气，其士子往往以德业淬厉，底于成才。
  （慈溪《县旧景》）
  综上所述：凡孝亲敬友、知耻明理、看重名节、畏惧清议是慈溪文人的共性，作为文士的代表群体，三鼎甲自然具有这些共性。再加上科举夺冠所需的智慧、才能、德行和学识，就奠定了慈城鼎甲的共同基础。然而研究他们的生平和成就，榜眼、探花与状元的差异竟如此悬殊，对比竟如此强烈。与慈城的状元命运相比，慈城的榜眼、探花们的影响比状元广大得多，仕途也比状元通达，以至做到宰辅重臣，其政绩和文学成就更是远胜状元。像袁炜、姜宸英等都是名震南北、声传占今的鸿儒巨卿，流风所及，至今未泯。究其原因，他们与状元正各自代表了慈城文人的不同特点。如果说慈城的状元在个性上大都敦厚诚朴、重义轻官、独善其身、抱朴守阴，显示了慈城文人淡泊名利、清静无为、旷达通变的特性，那么慈城的榜眼、探花在个性上却大都凌厉刚烈、率性任情、清亮执拗、志在必得，显示了慈城文人注重事功、激荡人生、安世济民的抱负。换言之，慈城的状元较多地显示了慈城文人阴柔温馨的一面；慈城的榜眼、探花则更多地显示了慈城文人阳刚热烈的一面。两者相合正是千百年来流淌在慈城文运中的完美传统。
  犹如慈城的状元在仕途上的蹉跎恰恰印证了他们情操的高尚和人格的尊严，慈城的榜眼、探花在人生上的奋斗和事业上的成功更证明了他们创造的激情和执著的信念是一种多么珍贵的财富。无论是状元的情操还是榜眼、探花的激情，都是值得我们研究、继承和发扬的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而这些也真正成为慈城鼎甲所具有的特殊的光彩和不朽魅力。正是这种魅力吸引着一代代后人走近他们，聆听这些高贵灵魂的叮咛和诉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