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慈城位于宁波市区西北面30公里，是一座按照我国传统城市规划制度建立起来的千年古镇。相传越王勾践为了向后代子孙表彰自己灭吴封伯的功绩，在此建句章城。自唐以来，这里一直为慈溪县治所在地，至1954年才因行政区划更改，成为县属慈城镇。
  历史上，慈城名人辈出，仕宦不断，他们或世居慈城，或辞官还乡，都曾先后营建颇具地方特色的府第宅院，过着闲情逸致、怡然自得的封建士大夫生活。根据县志记载，慈城屡遭倭寇、洋人骚扰，但至今仍有大量明清时期建筑物星罗棋布地分布在大街小巷，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明代民居就是其中的精华所在。经初步调查认定，按营建年代顺序排列，有明早期的大耐堂、莫驸马宅，嘉靖时期的姚镆故居、甲第世家、福字门头、冯岳台门布政房，明末清初的桂花厅八幢。在调查中发现，尽管有些建筑的台门、厢房、后楼略有改动和拆并，但作为宅第主要建筑的大厅却全都为明代原构。在一个面积不到4平方公里的小城镇集中保留了如此多的明代民居，在浙江实为罕见。厅堂一般是作为一个家庭迎来送往、聚集议事和祀拜天地祖宗的非常重要的场所，是维系这个家庭绵延繁盛的象征，所以人们对祖宗传下来的“老屋”采取慎重的态度，不作轻易改建，并努力为之增光添彩。如北宋真宗宰辅向敏中的后代迁居慈城后营建的住宅厅堂，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仍挂有十六七块匾额，其中最早的一块“大耐（能）堂”系明代天顺年间遗物。另外，厅堂本身在营建中，严格按照明代规制精心设计，选料、用材和装饰等也都极为考究，不易遭到人为和自然的破坏。宁波城区的大方岳第、范宅等明代民居，也可以见到类似情况。这就是这些民居能历经四五百年风雨沧桑而得以保存下来的主要原因。
  这些建设从总体风貌来看，与我国江南传统民居风格基本一致，随宅第主人的身份和宅基所在位置、大小而确定建筑规模和格局。基本形式是由大门、前厅、后楼和两厢房组合成三合院或四合院，成为一个封闭式的封建大家庭。大门和照壁朝向的巧妙布置，使宅院主入口空间序列产生强烈的变化，又具有良好的隐秘性。慈城明代民居具有鲜明的个性特色，对丰富浙江明代建筑类型、研究古建筑发展史有很大帮助。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为了克服人字坡屋面呆板沉闷的格调，有利于通风、采光，采用大反翘屋面，屋脊用板瓦竖叠成中间低两头翘起的弧形鸱尾脊，曲线和曲面在这里得到了有机结合。翼楼往往有重檐和转角出跳，轻盈别致，使整个屋顶产生动感美。另外，厅堂与厢房关系处理上，与清代民居也有显著的区别。厢房南北方向通排相连，结构上与厅堂没有直接的联系，有的仅仅将厢房檐廊作为厅堂的梢间或长廊，这样既突出了主体建筑，又有各自独立的空间。上述这些情况，在明早期建筑中更为明显。这种屋面和建筑空间关系的处理手法，可以说是受唐宋时期宏伟、严整、开朗的建筑风格影响，只不过空间尺度变小，布局更加紧凑而已。
  2.早期建筑的开间、进深受明代初对百官宅第规格限制的痕迹比较明显，厅堂为五间七架，后楼五间五架，大门三间四架。正统十二年（1447）以后，政令稍有变通，开间进深略增多。梁架结构的组合也新颖多变，几乎无一雷同，有抬梁式、混合式，有时为了使厅堂明间与次间的空间组合有更大的灵活性，采用偷柱造法，把前金柱变为童柱，横梁下置四扇平板门，需要时可移去，以扩大明间空间。这些结构一般是通过梁、柱、檩和过渡性构件斗拱的组合实现的，而很少用串枋，以达到简洁明快的目的。例如嘉靖进士钱照的甲第世家，明间为抬梁式，施五椽栿，平梁上为蜀柱，前后端加于两童柱之上。两童柱骑于五椽栿上，另有一答牵，前端架于骑在两童柱前端与后童柱相交，后端则架于后金柱之柱头科上。梁栿均粗壮硕大，呈月梁形。而大耐堂梁架与此又有明显的不同。其明间梁架施中柱，前后分别以单梁和双步梁相结合。前廊为船篷轩，抱头梁上支两坐斗，施十字科，承双檩。另外，斗拱在慈城明代民居中的应用已有较固定模式，基本上失去了结构性功能，仅仅是作为宅第规格、等级的标志，以致对清代民居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主要有三种施用类型：一、檐柱、脊瓜柱上端施坐斗承十字拱；二、梁柱交接处施丁头拱；三、明间前置一斗三升，后置一斗六升，各四朵，次、梢间各减半。
  3.各种雕饰件线条流畅明快，如梁的两端缘双重弧线，端首为卷草纹。相对木雕来说，砖雕就要细腻得多。现还可以见到用水磨青砖砌筑的照壁、围墙，其梭柱、梁架、斗拱、椽子磨制得非常清晰逼真，图案以海浪纹和卷草纹为主，人物、鸟兽类则不多见。
  4.其他方面：如柱础，有鼓式和毡帽式两种，前者最大腹径在二分之一以下；后者粗矮，沿位于中下部，上为圆柱形，下部稍外鼓。与清代不同的是沿口上皮用弧线过渡到上部，而清式采用折线，质地多系红石。梁架的隔断多用苇秆、细竹片为内芯，外抹谷壳烂泥，俗称泥壁墙。天井用厚重的条石铺设，而厅堂多为夯实的三合土，牢固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