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秦家浩
  去年5月份我从山东省政府特邀顾问的工作岗位上退下来了。人到暮年容易怀旧，没有了在职时的繁琐公务，自己常常回顾起以往的岁月和故乡的景物。尤对浙江经济、宁波经济近年来取得的不凡成绩，对这些成绩背后折射出的地域文化、传承基因，对作为宁波人的自己一生的成长历程，不时地进行研究思考。此时恰逢故乡江北区政协谢振声先生造访，受命小作赘文，留作乡人共勉。
  一、深厚的浙商文化是宁波人受益无穷的动力源泉
  宁波商帮久负盛名、历久不衰。当历史上的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时，崛起于明朝天启、万历年间的宁波商人集团，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地区，并在五口通商后渐成鼎盛。而在改革开放后，宁波人更是抓住难得的历史机遇，借风发力、迎头直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奇迹。马克思·韦伯曾在他的文化史观中提出有关观点，他认为文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法国经济学家佩雷斯特经过近半个世纪的研究后也宣称，“精神气质”在一个地区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那可以肯定的是浓郁的浙商文化基因正是经济能够持续快速良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宁波与浙江大多数地区一样生存环境与条件十分恶劣——人均耕地少、国家投入少、可利用的矿产资源少。但宁波人却没有俯首缩足、没有悲天悯人，他们历尽千辛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尽千方百计，通过自己的打拼闯出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也形成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浙商文化。而其中的文化精髓我认为有三点，即是敢于创新、从小做起、艰苦创业。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宁波人很早即冲破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束缚，从舍利取义、以农为本的旧有思维转变为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现代意识。形成了做事精明、脑子灵活、善于创新的特征，而此正符合当代奥地利经济学家熊彼特的企业家“创新”说，是宁波人在经济发展中取得巨大成就的根本所在。
  从小做起，不轻视微小机会是浙商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征。故人曰：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对于收破烂、弹棉花、补鞋、打铁、小炉匠等小玩意，许多商人是不屑为之的。而宁波人对诸如此类的小生意却不嫌不弃、专心经营，从蝇头微利、点点滴滴做起，聚少成多、积沙为丘，为创业积累了原始资本和宝贵经验。
  坚持艰苦创业是浙商文化的第三个特点。浙商文化中认为成功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的，他们牢记“成由节俭败由奢”的故训，许多人都是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创造的财富也几乎都用在投资再发展上，最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二、用浙江人精神激励自己，努力在不同岗位做出突出成绩
  从出生到上大学前，我一直是在故乡宁波生活学习的。美丽宁静的姚江、古朴苍茫的孔庙、巍峨耸严的保国寺都留下了我儿时的足迹，听着满腹经纶的老先生传经授业，感受着年长的族人诉说着周边乡人成功的经历带来的自豪，我的身体心灵被那浓浓的浙商文化所浸润，血管里流淌着宁波人代代相传的文化基因。我开始了一生艰难曲折的奋斗历程。
  1955年9月告别了生我养我的故乡宁波，我迈入了著名的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开始了自己难忘的大学生涯。新中国的大学生活是艰苦紧张而又快乐的，我家中兄弟姊妹8个全部都在上学，父母已无力承担大学时期的费用，凭借刻苦求读和优异的成绩，我用国家发的人民助学金完成了四年的学业。由于祖父身在台湾，我的家庭出身成为了自己人生道路上一道难以逾越改变的屏障。由此，专业成绩始终名列前茅的我没有资格加入党组织，毕业时更没有被推荐到国家科工委进行研究工作。出身不由已，道路可选择。由于自己的突出表现，毕业时我还是最终被推荐留校任教。但由于工作需要，我开始了自己人生历程中的第一次转行，从一名机械设计专业的毕业生转到电工教研室工作。
  转到电工教研室后，我从零开始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教学相长，教研并进，很快成为了教研室的业务骨干。我忘记了条件的恶劣，出身的不好，我用一贯的努力快乐的为新中国的教学科研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但好景不长，随着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我又从一名普普通通的教研人员被抛向了风高浪急的政治前沿。我被扣上了走“白专道路”、光研究业务、不讲政治的高帽子。以往正常美好的教学科研生活被全部打乱。
  在那风雨如磐、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我没有气馁没有退缩，始终相信党是伟大英明的，此时的形势和困难只是暂时的，光明始终会要来临的。为了躲避政治斗争强大的冲击，我向组织提出了调往妻子工作的青岛，要求去远隔千里的海滨小城、踏入工厂一线接受再教育、再改造。申请竟奇迹般的得到了组织的允许，我踏入了人生的又一个巨大转折点。
  到青岛后，一位老领导看到我的专业成绩很优秀，怜才惜才的他没同意让我下工厂一线，让我留在了山东省纺织科学研究所。单位的改换、人际关系的生疏使我在青岛免去了众人的注意，我幸运的躲开了政治斗争的直面冲击，成为了研究所图书馆的一名不起眼的读者。当大多数人们都在那个时代失去了理智，用迷茫注释虚度的青春时，我变得异常清醒执着，利用图书馆的有利条件，查阅资料、博览群书，用知识充实自己武装自己。
  苦难阻止了我暂时的前进，却给了一生前进的动力。我记起一生苦难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孙子膑脚，兵法修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韩非囚秦，《说难》、《孤愤》⋯⋯”，孟子说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困乏力其身”，我虽不能比他们，但他们的精神却时时在激励着自己克服困难、努力前进。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当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科学研究工作者同全国人民一起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积蓄了十年力量的我终于从一名大家眼里默默无闻的小技术员变成了基础深厚、专业精通、不断创出成果的工程师。其中发明织物染色升华牢度仪（LFY-6A）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织物起毛起球仪（LFY-5A）等三仪器获1978年省市科学大会奖，织特磨擦仪静电仪（LFY-4A）1979年山东省科技成果奖，感应仪静电测定仪（LFY-4B）等六仪器获纺织部科技成果奖。同时与同事合作编写出版了《纺织材料静电的消除》、《纺织材料静电测仪》两部专著，发表专业技术论文、经济类论文二十余篇。我也由此在1977年获得了中纺部科技交流会先进生产者奖，1978年获得了全国、山东省科学大会奖，1979年被评为青岛市劳动模范，1982年被评为山东省劳动模范。我先后担任了山东省纺织科学研究所工程师，仪器研究室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四化建设的需要，一大批知识分子相继走上了各级行政领导岗位。在这人才流动的大潮中，1983年5月我被组织选任为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从一名科研工作者转变成一名政府领导人员，角色的巨大转变是我经历中前所未有的。历史的重任、组织的期望、人民的重托把我又推向一个崭新的舞台。从此开始了青岛市政府副市长、代市长、市长、山东省政府特邀顾问长达20年的政府工作经历。如今的青岛正在由改革开放之初的海边小城努力向世界闻名的国际化大都市迈进，这是全体青岛市人民及历届市委、市政府共同努力的结果。作为曾经在其中工作过的一员，看到眼前一片繁荣发展的景象，我的心中经常充满了幸福和自豪，因为这正是千千万万的青岛市人民所希望看到的，更是我所努力并向往已久的。
  三、作为浙江人自豪而不自满，不断努力为人民作出新贡献
  这是一片美丽富饶的土地，这里孕育了悠久而灿烂的浙商文化；这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群体，他们的成绩让世界垂目青睐。从过去到现在，宁波大地走出了难以数点的英雄大家、仁人志士，而他们正是浙江千千万万勤劳人民的典型代表，他们身上铭刻的正是浙商文化代代相传的基因印迹。我曾经就读的慈湖中学、宁波中学培养出的学生，仅我所知就有大革命时期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的卓兰芳、湖北省委书记卓恺泽、北伐军独立团团长裘古怀，解放后的浙江省两位省长--沙文汉、沈祖伦，中科院院士严恺、任美锷、冯定、石钟慈、王阳元、贺贤土，书法泰斗沙孟海等等。而从海外宁波籍人来看，据有关资料统计就有73000多人，加上他们的后裔达30多万人，他们分布在世界6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拥有遍布世界的商业管理销售网和大批掌握现代化科技、生产工艺和管理知识的专业人才。著名的有已故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影视界巨头香港邵氏兄弟有限公司总裁邵逸夫、纺织巨头香港南丰纺织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廷骅、美国全美中华总商会永远总顾问应行久、美国原副州长吴仙标、日本孙氏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孙忠利、新加坡宁波同乡会会长水铭漳等。由一推十，自此可见宁波、浙江的各界名人真是无法统计、难以笔书了。
  作为一名乡音未改的浙江人，看到如今的家乡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听到遍布长城内外世界各地的浙江人传来的佳音捷报，离开家乡近半个世纪的我感到的是由衷的自豪和振奋。所幸我为党和人民工作数年，也做出了一点成绩，也算继承了故乡人民的优良传统，没有辜负乡人的殷殷期待。此时虽到了可享受“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闲憩生活的时候，但我也深知“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自满安逸从来不是我们浙江人的特点脾性。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以后的日子里，我还将继续继承浙江的文化基因和优良传统，不断学习、工作，为党和人民贡献最后的力量光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