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我在清华大学上学期间，是我国历史发生转折的时期，即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page-1]
社会，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是我个人历史发生转折的时期，即由一个不闻时事的学生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一
我原本是一个只读书不闻“窗外事”，更不过问政治的学生。例如，1947年轰轰烈烈的持续一个多月遍及60多个城市的“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我在上海竟然一无所知。到清华大学后由于一个偶然事情，居然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当时清华有一个惯例，就是一年级住在“善斋”不分系，二年级以后才分系住。我是机械系，和我住在一起的有航空系、经济系等系同学（一室四人）。1947年寒假，我不回家，航空系那位同学要回家（上海）。他对我说，他已报名参加由同学自己举办的“中学生寒假补习班”，借用北京大学（当时在城里沙滩）的教室，也住在北大宿舍。我想这是一件好事。一来西方有一句话，叫“Teachingislearning（教人也是自学）”，二来也可以逛逛北京城。因此我就答应下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位航空系同学，在上海念中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而进城举办“中学生寒假补习班”也是清华地下党组织的一项活动。
由于北大校方不同意借教室，因此，“补习班”的组织者，一方面继续和北大校方交涉，一方面借了一些书供参加者阅读。有时还一面围着火炉，一面吃一些花生米之类的零食，对有些书的内容作些讨论。所读书中印象深的有：翦伯赞的《中国通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这些都是我过去从未接触过的新思想。因为在政治上，我只是在小学的每星期一上午规定的纪念周上听老师讲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了这些书，再加上别人的引导，感到其所讲的不但内容新，而且也是救国救民的良方。加上当时又发生了“于子三事件”。于子三是杭州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关在监狱中死去。死者身旁有玻璃片。国民党政府说于子三是自己用玻璃片割开喉咙的血管而死的。广大的学生则认为于子三是被国民党特务残暴地杀死的。于是在很多城市掀起了一场抗议国民党政府暴行和纪念于子三的学生运动。北平也不例外。我是由“补习班”的组织者带我参加在北大红楼广场上举行的追悼于子三等活动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主要是看。但通过这个“看”，使我具体感受到当时在学生中最主要唱的一首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中的歌词：“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等所表达的含义，深表赞同，并产生了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首先是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思想。回校后，在“补习班”一些参加者的介绍下，又参加了一个由跨系同学组成的读书会。在读书会中，我开始读一些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虽然这些书的内容，我并不能很好理解，却使我开始信仰马列主义。
1948年开学后，我被推为班里参加学生会的代表。罢课游行的事都通过学生会讨论后通过组织的。在讨论要不要罢课游行时，我都发言表示赞成。通过后就回到班上征集同学签名参加，都很踊跃报名。在1948年上半年，有过两次罢课游行，其中一次是抗议国民党军队枪杀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大学生。游行时走在前面的是几十个穿着青年军制服和钢盔的从青年军退下来的同学。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北平驻有青年军部队，并且镇压过学生游行队伍。让退伍的青年军同学穿着青年军制服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如果碰到青年军来镇压，就含有“（现役）青年军不打（退役）青年军”的意思。在我参加的读书会中就有一个从青年军退下来的气象系同学。他告诉我，青年军是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是为了去缅甸作战而组建的部队。国民党为组建这支部队提出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是十分激动人心的。可以说当时参加青年军的都是一些为了抗日的热血青年。每次游行都是走进城去，回来时则有所不同。一次是学校通过交涉用十轮大卡车送回来的：一次则是走回来的，走到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大门口附近，预先埋伏在门对面马路边的暴徒，一面稀稀拉拉地呼叫“打倒职业学生（国民党对领导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员的诬蔑称呼）”等口号，一面向游行队伍扔掷石头。
由于我的活动比较显露，组织上决定让我去解放区。先到清华附近成府路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穿着长袍的小照片，扮成一个商店的学徒，做了一个假“派司”，并告我去的路线以及到什么地点，如何和交通员接头等。后因学生运动的方针改为蓄积力量，迎接解放，不再进行较为激烈的活动，告我不必走了。
我是在1948年夏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一个小组，三个人，组长是化工系的同学，另一个组员是和我同时入盟的同班同学。同年12月，我们两个盟员同时入党，介绍人也是组长则是在上海上中学时入党的同班同学。我入党后就当上了支部委员。但后来就取消了。因为按党章规定，新入党的还有候补期，而候补党员是不能当支部委员的。为什么当时没有按党章规定办呢？是因为当时地下党只有一本油印的党章，大多数党员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条规定。
我对当时从事学生运动的学生的才干是十分钦佩的。在“于子三事件”中，看到国民党报纸有关诬蔑学生运动的报道后，我亲眼见到“补习班”组织者问一个我不认识的学生是不是要写反驳的文章，他说：是，并且很快就写出来，第二天就散发出去了。在开大会时，听说国民党特务要用暴力袭击会场，很快就贴出一批揭露和力图制止暴行的标语，很能打动人心。例如，有一付对联式的标语，我只记得其中—联：“何不思其源”。这是指当时北平市长是毕业于北大的何思源，要袭击北大就忘了自己的母校。这样，在他的名字中嵌入“不”、“其”，就把这个意思非常巧妙地表达出来了。学生会讨论通过罢课游行的决定都要经过激烈的辩论。那时，学生会主席站在凳子上，在听取各种意见后，合并相同的意见，归纳成若干意见。再就这几种意见进行讨论。再归纳为较少几种意见。再讨论，最后归纳为二三种意见进行表决。在归纳时，是不能拉下与会者曾发表过的意见的。否则就要被指责为不民主，就要被扣上“强奸民意”的帽子，支持国民党的学生就会趁机制造混乱，使会议归于失败。因此，我对这个学生会主席（可惜我已不记得他的名字）清晰的头脑、杰出的归纳意见和驾驭会议的能力，至今想起来仍钦佩不已。
说到这里，还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当时领导地下党的是查汝强（总支书记）。清华解放后，他在生物馆一个教室里召开了一次全体党员大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我已记不清了。能记得的一句是：这个教室也是“一二·九运动”时“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召开过全体会议的地方。开会后，他就调走了，由彭佩云接任。反右运动中查被打成右派。后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查是一个有水平、有能力的人。在查1990年9月20日去世后，199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金风写的题为“哲人其萎，哀思绵绵”的纪念他的文章。文章中充满了惋惜之情。确实，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知扼杀了多少人才啊。
至于我为什么会从一个只读书不闻窗外事的人，到清华半年后变得热衷于学生运动，以至参加地下党呢？我自己的反思是既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主要有二：一是儒家的书是教人从政的书。《大学》开头就说，做人就是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书，我虽然读得不多，小时读了一些，潜意识里不免受了它的影响。二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遭受了一连串割地赔款的屈辱所激发的民族感情，特别是抗战中亲身经历日本侵略，又有了具体的感受。这种民族感情集中到一点就是盼望国家能富强起来，个人能为国家的富强尽一份力量。近因主要是，抗战胜利后听到的是国民党政府种种腐败丑闻，对中国从此以后能在它领导下走上一条振兴之路的强烈愿望是落了空了。而我在上海念中学时，对中国大地上还有共产党、解放区，而且还和国民党存在激烈的斗争一事，说来好笑，又是一无所闻。而到了清华后，一是加深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认识，不但腐败而且专制独裁；二是不但知道了还有共产党，而且还知道了它的一些理论依据和治国之道，是复兴中国的希望所在。因此，吸引我跟着它参加推翻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工作。而从外因来说，地下党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方式促使其进步则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不同的方式也有其共同的内容，就是结社和通过结社传播新思想。而当时清华大学采取兼容和保护学生的办学方针，又为这种结社和传播新思想提供了活动的空间。
二
我在1947年就读清华机械工程系时，校长还是梅贻琦。在梅贻琦1948年冬天离开清华到1952年冬天蒋南翔入长清华的四年期间，由叶企荪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我的毕业文凭上的落款就是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荪。梅贻琦1931年12月3日到校后在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梅的领导下，清华确实是大师荟萃。我在校四年期间接触的大师有一些，但不多，而且都是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现将我印象深的一些情况回忆如下：
吴晗。我入学后想听听历史课。当时有两人讲中国通史，一个是吴晗，一个是雷海宗。对这两个人，我以前都没有听说过。我就任意挑选，挑了吴晗。在第一堂课上，吴晗说，有人讲历史，讲一件一件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好比一个一个铜板，是散的，看不出历史发展的脉络。这讲的是谁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讲雷海宗的教法。吴认为要用一根绳子把这些铜板串起来。这根绳子就是阶级斗争。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阶级斗争，而且还要用阶级斗争观点讲历史。过去我只在小学听老师讲：孙中山说，中国没有阶级，只有大贫、小贫。后来我才知道吴是和国民党政府作坚决斗争、并在学生运动中竭力保护进步学生免受迫害的有名的民主教授。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作为起点的。我在单位（第五机械工业部生产办公室）批判会上介绍了上面说的有关吴晗的情况，并对吴晗成为“反革命”感到不能理解。不料由于这个发言，竟把我作为“吴晗爪牙”而揪了出来，成为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个被揪出来的典型人物。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张奚若。解放前清华常举行教授讲演会，自由去听。我听过一次张奚若（政治系主任）的讲演。讲西方民主。我印象深的是他讲英国伦敦有个有名的海德公园，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表个人政见和进行政治辩论的地方。他在英国念书时也鼓起勇气去那里发表意见，和别人进行辩论，并取得了声誉。1949年成立新中国时，国名原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奚若提出，最科学的叫法，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采纳。1957年在帮助党的整风时，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被打成大右派。可见这位政治系主任只懂资本主义政治，不懂社会主义政治。
梁思成。我也听过他的一次讲演。他把不懂得保护文物的人叫做“半个人”。他举例说，有一个地方修一条公路，缺石子，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就让工人将附近一大批有文物价值的石碑砸成碎石子铺路。梁说这个工程技术人员就只能称之为“半个人”。解放北平时，解放军曾派人请梁思成在北平的地图上标出有文物的地方，以便在作战中加以保护。但是，解放后，在建设北京中要拆迁一些古建筑时，梁就成为一个“阻挠者”了。记得有一次从颐和园搭北京团委书记的汽车回城时，这位团委书记批梁思成就批了一路。说梁反对拆天安门前东西两侧的三座门，天安门前的华表向北移一点也要反复查看是否破坏了原来的布局，拆城墙更是竭力反对，连拆赛金花这个婊子的坟也哭了一鼻子，还说梁提倡盖有大屋顶的房子，农民批评我们说，共产党进城怎么一古劲儿盖大庙，等等。1956年，我参加当时计划委员会组织的襄樊地区选择工业用地工作。为了了解汉水泛滥情况，领导让我以保护文物为名，请了一批当地乡绅回忆汉水发大水情况。从座谈情况来看，这些乡绅对汉水两岸的文物情况，一是了如指掌，二是关怀备至，一如梁思成。因此，我感到保护文物也要有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并且对传统文化有深厚感情的人。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人基本上已被扫荡掉了，或者不敢说话了，或者说话也没有人听了。因此造成很大损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在现在这种不重视保护文物的局面已有很大改观。
叶企荪。解放后有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他正在看一张新挂上去的中国地图。见我进来，就问我，蒙古西北部的一个突出部分怎么画到苏联去了。我当然回答不出来。但是他这种发问的思想感情，我是能理解的。他是我们的长辈，我正是在小时像他那样的长辈的教育下才知道我们的国家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和从而产生的要求雪耻的民族感情的。而在国土的沦丧中最使我们念念不忘的就是被英国割去的一千多平方公里的香港、被日本割去的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台湾，特别是被沙俄割去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土地。而在解放初期，在我们的思想中还把蒙古看成是中国的地方。我记得在清华解放后（1948年底）而北平尚未解放（1949年2月）期间，第一个来清华大礼堂作报告的是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当时流行提条子要求作报告者回答问题的做法。要求光未然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蒙古还能不能回到中国来。他的回答是能回来，受到群众的热烈鼓掌。他还回答了其他很多问题，包括苏联拆迁东北工业设备等。同学们还希望他再来作报告。而组织上告诉我们的是，光正在痛哭流涕地作检讨，因为那次来清华作报告是一次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吴景超。吴景超是和费孝通等齐名的社会学家。解放后，有一次，我碰到他。他不认识我，但他大概猜出我是党员。他就主动向我宣传他的人口观点。大意是，四亿多人口，每年要增加一千多万人，其中，城市要增加一二百万，为了让这一二百万人就业，一万人的工厂每年就要盖一二百个（那时万人工厂近乎天方夜谭），这是做不到的，所以要节制生育。这是我听到的比邵力子、马寅初等后来公开宣传节制生育早好几年。说明当时确有一批学者早已看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可惜那时这些学者是报国无门，向我们当时还不懂这个问题的人说，是毫无用处的。
刘仙洲。他教我们热工学。但他不仅教我们书，解放前，还带我们参观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带我们游览八达岭长城等。他虽然年纪已很大，还向我们表露还要完成三百万字的写作计划。在我的心目中，他完全像一个传统的令人尊敬的学者和忠厚的长者，是我们的师表。
钱伟长。他教我们理论力学。他好在教书中插一些和教本科书不相关的话。有一些话很有用。有一次，他说，他最近学懂了一门学科，润滑学，他准备开这门课。他说要弄懂一门学科，至少要看这个领域中三本书。这也成为我以后学习新东西的方法。我的体会是，这样做，一是可以相互补充，了解得更全面些；二是可以知道这个领域中的不同流派，不致局限于一种观点。
余瑞璜。物理系教授，在光学上有很深造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去听过他在小范围内的“交心”。他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不相信马、恩、列、斯，也不相信毛泽东。他只相信爱因斯坦。如果爱因斯坦从右边打我一个耳光，我还要请他从左边再打我一个耳光。余瑞璜这里所说的“相信”实际是“崇敬”的意思。这说明余是专心致志于本门科学内做学问，有自己的崇高境界，不愿分心于其它方面，包括政治。这是解放前做学问的人的典型思想，当然为解放后所不容，因为科学家也要学政治，也要政治挂帅。我感到需要理解科学家的思想。科学家需要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一门心思地驰骋在自己的领域中，特别是要使自己已经进入的思维不能中断，及时捕捉住自己的灵感或思想火花，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例如，我看过一篇文章，说鲁迅有一次在理发时突然来了一个创作灵感，不顾别人看了好笑，马上中止理发，回家把想到的马上写下来。搞科学和搞文学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余瑞璜在当时只能交出这种不合时宜的心，并服从当时的安排。我想现在已经可以还科学家本来应有的这种权利了。
三
我们机械系这个班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作了一个小小的教学改革试验。大学毕业后一般要实习一年。有人提出能否在三年级后实习一年，回来再念四年级，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学得更扎实些。学校同意了这个试验。我们这个班正常是1951年毕业，现在要推迟到1952年毕业。学校同意在1952年毕业后仍划在1951年级行列内。由于是试验，采取自由报名方式。我们班大约有100人左右，有一半人报名参加。实习是定向的、自愿的。有30多人选择去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10多人去一个重型机器厂的筹备组。我报名参加前者。汽车工业筹备组副组长是孟少农（组长是郭力）。孟少农原是清华机械系教授，教汽车的。我到清华上学时，他已去了解放区。解放后回到北京，负责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是他提出搞这个教学改革试验的。动机似乎是预定一批清华学生。由于后来还在汽车工业筹备组内设立了坦克工业筹备组，所以我在1952年毕业后就分配到坦克工业系统工作。
四
我回到学校念四年级后，不知道被谁推荐去学生会搞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中午吃饭时的广播工作。为此，给我配备了一个小班子，包括两个广播员。但写稿的任务基本上落在我的身上。这样，除了念书外，我每天还要写一篇广播稿。不过效果还不错，同学们即使吃完饭一般也要听完广播才离开食堂。我还在图书馆举办了两次时事宣传活动。一次宣传国际时事，一次宣传国内时事。形式都是写出提纲后，请会画画的同学根据提纲内容在大字报纸上画成画，配上必要的但尽可能少的文字或数字，因此在内容表达上比较形象、生动。当时学生会还组织每一个班级都去看，甚至有外宾来访时，学校领导也领着这些外宾去看。清华一直是中央对知识分子宣传教育的重点。解放初期，中央领导经常来清华作报告，彭真、薄一波、邓颖超等都来讲过，甚至时任法制委员会主任的王明（陈绍禹）也来讲过婚姻法。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京后就马上来清华作报告，一讲就是六个多小时。中央还给清华配备了固定的宣传员，有艾思奇、蒋南翔、刘鼎。其中艾思奇还是清华的政治辅导员，给我们上大课，讲社会发展史，当时称之谓讲“猴子变人”。到1952年就不主动来了，要去请。我就请过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伍修权。记得到了伍的办公室后请他去清华作报告，他要我请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去，到了陈的办公室，陈说你还是请伍去，我又到伍的办公室请伍去，最后伍还是答应了。
1952年8月毕业。组织上让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由全国学生会主席（姓田，名字忘了）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学联理事会（代表团中在校学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我，另一个是沈阳医科大学的一个女同学）。
行前，团中央在北京饭店设宴为我们送行，有第一书记冯文彬、书记蒋南翔、国际部部长吴学谦等。由于这时中央已决定冯文彬调离团中央，由胡耀邦接任，因此胡也来了。但因为正式文件还没有到，所以仍由冯致欢送词。
我们是在8月21日早6时在西苑机场乘飞机去莫斯科的。而这一天正好是北京市在中山公园举行大学生毕业典礼，朱德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我未能参加。
那时，从北京到苏联的飞机是24人座的飞机。由于天气原因，还被迫降在蒙古一个叫三山坦的机场。这个机场似乎没有跑道，飞机就在沙地上降落和起飞。这天晚上飞机场场长请我们吃了一顿烤全羊。但只请代表团（除我们这个代表团外还有一个去华沙参加工会会议的代表团），不请其他乘客。在其他乘客中有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李强（后外贸部长），气得他大发脾气。第二天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据说，该市的房子基本上是由中国去的人盖的，所需蔬菜由中国去的人种的，但是我们去时，这些中国人基本上已被请回中国了。第三天到苏联的伊尔库茨克，换48人座的飞机。据说那时周恩来总理的座机也是48人座的。24日到莫斯科。前后四天。回来时也是如此，但多了一天，即10月6日由莫斯科起飞，10日到北京。回来时，在蒙古境内只在乌兰巴托住了一天，多出的时间都在苏联境内。莫斯科到布加勒斯特则是火车。8月26日动身，28日到。
到莫斯科后，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回国时，即9月26日自布加勒斯特乘飞机回到莫斯科后，苏联共青团中央还要我们在莫斯科住一段时间，并在莫斯科过国庆节。住到10月6日。住在莫斯科郊区共青团别墅里。白天游览，晚上看戏。这些都表示苏联对中国的特别友好，也含有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先进程度，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也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想法。如，国庆节那天，大使馆把国内在莫斯科的人召去庆祝国庆，并由当时在莫斯科的李富春给去的人作了一个报告。报告的中心内容是要学苏联。李富春在报告中强调了苏联的先进性。他举例说，不要说别的，就是我们的民间舞蹈经过苏联专家一指导也好看多了。
代表团是在8月28日到布加勒斯特的。9月5日国际学联理事会开会，11日结束。会上发生的一个插曲是，英美代表发言中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对我方作了一些指责，我代表团团长随即要求再次上台作了反驳。15日参加会议的代表，组成若干代表团分赴罗马尼亚各地，报告会议情况。我去克鲁其市，并由中国代表，也就是我，任这个团的团长。到该市下火车后，在车站发表讲话，后又在该市为这次会议专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了报告。这些都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地位的提高。17日回到布加勒斯特后，罗方特地把我们单独留下来，游览一些地方，表示格外的友好。
50年前这一情景还深忆脑中，而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已由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真是沧海桑田，一言难尽。
10月10日回到学校后，21日就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六局，也就是坦克工业局，报到分配在长春一个发动机厂工作。
五
最后，还需要说一下我在北京的一个亲戚，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工业学院（现改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当教授的王成柏，对我说的，有的还写成文字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也可以反映解放前北平教育事业的一些侧面。
我在《童年杂忆》中曾提到我家的长工，因为曾在我母亲家干过20年左右，因此，一直称我母亲为“二小姐”。那末“大小姐”是谁呢？到北平后，我见到了这位“大小姐”。这就是我母亲的堂姐，比我母亲大一岁（1908年生），我的大姨母。姨父也姓王，而且是同县同宗，但不同支，我是黄山这一支，他是县城的一支。若论王姓家族来说，他比我高出三辈，我要叫他太公。而从亲戚关系来说，只比我高出一辈。他、姨母和我母亲都是90多岁去世的，都是高寿。
他在育英中学（现北京四中）上中学，四年后，也就是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1929年毕业。没有上过小学。那时中学4年，大学预科2年，本科4年。后来把预科2年改为高中2年，初中仍为4年。实行数年后又改为初中高中各三年，即所谓四二制改三三制。
北京大学入学考试是，先考国文、英文、数学。及格后榜示。理学院再考物理和化学，文学院、法学院再考历史、地理。榜示后再检查身体，及格后才正式录取。1923年投考2488人，录取近160人，占6.4％（1947年，我考清华时，投考13450人，录取552人，占4％）。早年北京大学理学院图书馆分设各系，进门只需签名即可进入阅览室，随便从书架上取书阅读。桌面又长又宽，读者面对面，但有50cm高的木板隔开彼此不能见面。同时两个座位之间也有木板隔开，左右之间也不能见面。在这个小空间内有电灯可开关。地板上铺有麻布地毯，加以大家走路避免出声，彼此不谈话，仅偶尔用纸传语，因此异常安静。人走关灯，书放回原处。可以把自己的书包带进去，出入不检查，但未闻丢过书。当时宿舍一般是二人一室，也有一人一室的。
北平有一个慈谿试馆。馆址在王府井之西、北京饭店之北百余米处的小甜水井胡同9号。民国前专供慈谿来京考生免费住宿，且有适当帮助。对名落孙山、经济困难者可资助回乡。他在1934年住入该馆，1958年迁出。清代，招待考生经费每年200两银子。
经费来源是试馆房产租金。试馆在小甜水井9号外还在其它三处共有房60多间。废科举后，于1902年成立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从1902年起将200两银子改为300银元。这笔钱就作为县里考入北京大学学生的奖学金。他每年可得50—60元。另外，浙江省政府对上北京大学的每人每年给64元。当时的学费是每学期10元，学校伙食费每月3—6元。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时，还当家庭教师、在中学教书，每月收入共约30元左右。收入大大超过支出。如果和毛泽东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月收入8元相比，还很富裕。他在30年代就成为教授，工资是300多元。他对我说，300多元是什么概念呢？他说当时黄金，卖给银行是40元一两，向银行买是42元一两（老秤，16两一斤）。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那时有名的教授一个月有拿到600元一月的。可见那时教授的收入是很高的。他的一个储蓄方法是，买金子，打成一两重的戒指。文化大革命时，他被揪斗、抄家，并把抄出来的东西办了一个展览会。因为北京工业学院那时属兵器工业系统，我和我爱人都在兵器工业部机关工作，因此，我爱人去看了这个展览会。她看后告诉我说，戒指足有100多个。后来这些戒指由政府以100元一两的价格收购去了。后来姨父告诉我，他最可惜的还不是这些金子，而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一本放清朝邮票的集邮册和一部王氏家谱。我还为此给该校写了一个报告，要求学校还给金子，找回清朝邮票和王氏家谱。无结果。
他任过10个学校的教授：北大工学院、北平临时大学、北洋大学北平部、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沈阳医学院、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华北大学、北京工业学院。为各高校开过10门课：化学泛论、无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理论化学、物理化学、高等无机、近代化学、化学计算、电化学。共教学生约万名。编写多种教材近二百万字。我问过机关里一些上过他课的同事对他的评价（当然不告诉他是我的亲戚）。他们告诉我，他们叫他“教书匠”，也就是说，书教得非常好，但没有搞科研。
他还告诉我，他对1947年时北洋大学北平部教师的年龄作过一个大概的统计：教授（43人），最高61岁，最低35岁，平均46岁：副教授，分别为64，31，38；讲师，分别为38，30，34.7；助教，分别为43，22，27.2。
社会，建立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也是我个人历史发生转折的时期，即由一个不闻时事的学生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
一
我原本是一个只读书不闻“窗外事”，更不过问政治的学生。例如，1947年轰轰烈烈的持续一个多月遍及60多个城市的“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学生运动，我在上海竟然一无所知。到清华大学后由于一个偶然事情，居然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当时清华有一个惯例，就是一年级住在“善斋”不分系，二年级以后才分系住。我是机械系，和我住在一起的有航空系、经济系等系同学（一室四人）。1947年寒假，我不回家，航空系那位同学要回家（上海）。他对我说，他已报名参加由同学自己举办的“中学生寒假补习班”，借用北京大学（当时在城里沙滩）的教室，也住在北大宿舍。我想这是一件好事。一来西方有一句话，叫“Teachingislearning（教人也是自学）”，二来也可以逛逛北京城。因此我就答应下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位航空系同学，在上海念中学时就参加了地下党，而进城举办“中学生寒假补习班”也是清华地下党组织的一项活动。
由于北大校方不同意借教室，因此，“补习班”的组织者，一方面继续和北大校方交涉，一方面借了一些书供参加者阅读。有时还一面围着火炉，一面吃一些花生米之类的零食，对有些书的内容作些讨论。所读书中印象深的有：翦伯赞的《中国通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和《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这些都是我过去从未接触过的新思想。因为在政治上，我只是在小学的每星期一上午规定的纪念周上听老师讲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看了这些书，再加上别人的引导，感到其所讲的不但内容新，而且也是救国救民的良方。加上当时又发生了“于子三事件”。于子三是杭州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被国民党政府抓去关在监狱中死去。死者身旁有玻璃片。国民党政府说于子三是自己用玻璃片割开喉咙的血管而死的。广大的学生则认为于子三是被国民党特务残暴地杀死的。于是在很多城市掀起了一场抗议国民党政府暴行和纪念于子三的学生运动。北平也不例外。我是由“补习班”的组织者带我参加在北大红楼广场上举行的追悼于子三等活动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学生运动，主要是看。但通过这个“看”，使我具体感受到当时在学生中最主要唱的一首歌曲，“团结就是力量”中的歌词：“向着法西斯蒂开火”、“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中国”等所表达的含义，深表赞同，并产生了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首先是推翻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思想。回校后，在“补习班”一些参加者的介绍下，又参加了一个由跨系同学组成的读书会。在读书会中，我开始读一些马列著作，如《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虽然这些书的内容，我并不能很好理解，却使我开始信仰马列主义。
1948年开学后，我被推为班里参加学生会的代表。罢课游行的事都通过学生会讨论后通过组织的。在讨论要不要罢课游行时，我都发言表示赞成。通过后就回到班上征集同学签名参加，都很踊跃报名。在1948年上半年，有过两次罢课游行，其中一次是抗议国民党军队枪杀东北流亡到北平的大学生。游行时走在前面的是几十个穿着青年军制服和钢盔的从青年军退下来的同学。因为当时国民党在北平驻有青年军部队，并且镇压过学生游行队伍。让退伍的青年军同学穿着青年军制服走在游行队伍的前面，如果碰到青年军来镇压，就含有“（现役）青年军不打（退役）青年军”的意思。在我参加的读书会中就有一个从青年军退下来的气象系同学。他告诉我，青年军是全副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部队，是为了去缅甸作战而组建的部队。国民党为组建这支部队提出的口号“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是十分激动人心的。可以说当时参加青年军的都是一些为了抗日的热血青年。每次游行都是走进城去，回来时则有所不同。一次是学校通过交涉用十轮大卡车送回来的：一次则是走回来的，走到燕京大学（现北京大学）大门口附近，预先埋伏在门对面马路边的暴徒，一面稀稀拉拉地呼叫“打倒职业学生（国民党对领导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员的诬蔑称呼）”等口号，一面向游行队伍扔掷石头。
由于我的活动比较显露，组织上决定让我去解放区。先到清华附近成府路的一家照相馆照了一张穿着长袍的小照片，扮成一个商店的学徒，做了一个假“派司”，并告我去的路线以及到什么地点，如何和交通员接头等。后因学生运动的方针改为蓄积力量，迎接解放，不再进行较为激烈的活动，告我不必走了。
我是在1948年夏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一个小组，三个人，组长是化工系的同学，另一个组员是和我同时入盟的同班同学。同年12月，我们两个盟员同时入党，介绍人也是组长则是在上海上中学时入党的同班同学。我入党后就当上了支部委员。但后来就取消了。因为按党章规定，新入党的还有候补期，而候补党员是不能当支部委员的。为什么当时没有按党章规定办呢？是因为当时地下党只有一本油印的党章，大多数党员都不知道还有这样一条规定。
我对当时从事学生运动的学生的才干是十分钦佩的。在“于子三事件”中，看到国民党报纸有关诬蔑学生运动的报道后，我亲眼见到“补习班”组织者问一个我不认识的学生是不是要写反驳的文章，他说：是，并且很快就写出来，第二天就散发出去了。在开大会时，听说国民党特务要用暴力袭击会场，很快就贴出一批揭露和力图制止暴行的标语，很能打动人心。例如，有一付对联式的标语，我只记得其中—联：“何不思其源”。这是指当时北平市长是毕业于北大的何思源，要袭击北大就忘了自己的母校。这样，在他的名字中嵌入“不”、“其”，就把这个意思非常巧妙地表达出来了。学生会讨论通过罢课游行的决定都要经过激烈的辩论。那时，学生会主席站在凳子上，在听取各种意见后，合并相同的意见，归纳成若干意见。再就这几种意见进行讨论。再归纳为较少几种意见。再讨论，最后归纳为二三种意见进行表决。在归纳时，是不能拉下与会者曾发表过的意见的。否则就要被指责为不民主，就要被扣上“强奸民意”的帽子，支持国民党的学生就会趁机制造混乱，使会议归于失败。因此，我对这个学生会主席（可惜我已不记得他的名字）清晰的头脑、杰出的归纳意见和驾驭会议的能力，至今想起来仍钦佩不已。
说到这里，还需要提到的一点是，当时领导地下党的是查汝强（总支书记）。清华解放后，他在生物馆一个教室里召开了一次全体党员大会。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这次讲话的主要内容我已记不清了。能记得的一句是：这个教室也是“一二·九运动”时“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召开过全体会议的地方。开会后，他就调走了，由彭佩云接任。反右运动中查被打成右派。后为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查是一个有水平、有能力的人。在查1990年9月20日去世后，1991年2月10日《人民日报》曾发表过一篇金风写的题为“哲人其萎，哀思绵绵”的纪念他的文章。文章中充满了惋惜之情。确实，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不知扼杀了多少人才啊。
至于我为什么会从一个只读书不闻窗外事的人，到清华半年后变得热衷于学生运动，以至参加地下党呢？我自己的反思是既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主要有二：一是儒家的书是教人从政的书。《大学》开头就说，做人就是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的书，我虽然读得不多，小时读了一些，潜意识里不免受了它的影响。二是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遭受了一连串割地赔款的屈辱所激发的民族感情，特别是抗战中亲身经历日本侵略，又有了具体的感受。这种民族感情集中到一点就是盼望国家能富强起来，个人能为国家的富强尽一份力量。近因主要是，抗战胜利后听到的是国民党政府种种腐败丑闻，对中国从此以后能在它领导下走上一条振兴之路的强烈愿望是落了空了。而我在上海念中学时，对中国大地上还有共产党、解放区，而且还和国民党存在激烈的斗争一事，说来好笑，又是一无所闻。而到了清华后，一是加深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认识，不但腐败而且专制独裁；二是不但知道了还有共产党，而且还知道了它的一些理论依据和治国之道，是复兴中国的希望所在。因此，吸引我跟着它参加推翻国民党政府的革命工作。而从外因来说，地下党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方式促使其进步则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些不同的方式也有其共同的内容，就是结社和通过结社传播新思想。而当时清华大学采取兼容和保护学生的办学方针，又为这种结社和传播新思想提供了活动的空间。
二
我在1947年就读清华机械工程系时，校长还是梅贻琦。在梅贻琦1948年冬天离开清华到1952年冬天蒋南翔入长清华的四年期间，由叶企荪任校务委员会主任。我的毕业文凭上的落款就是校务委员会主任叶企荪。梅贻琦1931年12月3日到校后在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大会上发表的就职演说中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在梅的领导下，清华确实是大师荟萃。我在校四年期间接触的大师有一些，但不多，而且都是我认识他们，他们不认识我。现将我印象深的一些情况回忆如下：
吴晗。我入学后想听听历史课。当时有两人讲中国通史，一个是吴晗，一个是雷海宗。对这两个人，我以前都没有听说过。我就任意挑选，挑了吴晗。在第一堂课上，吴晗说，有人讲历史，讲一件一件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好比一个一个铜板，是散的，看不出历史发展的脉络。这讲的是谁呢？后来我才知道这是讲雷海宗的教法。吴认为要用一根绳子把这些铜板串起来。这根绳子就是阶级斗争。这是我第一次听说阶级斗争，而且还要用阶级斗争观点讲历史。过去我只在小学听老师讲：孙中山说，中国没有阶级，只有大贫、小贫。后来我才知道吴是和国民党政府作坚决斗争、并在学生运动中竭力保护进步学生免受迫害的有名的民主教授。1966年文化大革命是以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作为起点的。我在单位（第五机械工业部生产办公室）批判会上介绍了上面说的有关吴晗的情况，并对吴晗成为“反革命”感到不能理解。不料由于这个发言，竟把我作为“吴晗爪牙”而揪了出来，成为机关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二个被揪出来的典型人物。这是我始料不及的。
张奚若。解放前清华常举行教授讲演会，自由去听。我听过一次张奚若（政治系主任）的讲演。讲西方民主。我印象深的是他讲英国伦敦有个有名的海德公园，是一个可以自由发表个人政见和进行政治辩论的地方。他在英国念书时也鼓起勇气去那里发表意见，和别人进行辩论，并取得了声誉。1949年成立新中国时，国名原定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张奚若提出，最科学的叫法，应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被采纳。1957年在帮助党的整风时，张奚若批评毛泽东“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过去，迷信将来”，被打成大右派。可见这位政治系主任只懂资本主义政治，不懂社会主义政治。
梁思成。我也听过他的一次讲演。他把不懂得保护文物的人叫做“半个人”。他举例说，有一个地方修一条公路，缺石子，一个工程技术人员就让工人将附近一大批有文物价值的石碑砸成碎石子铺路。梁说这个工程技术人员就只能称之为“半个人”。解放北平时，解放军曾派人请梁思成在北平的地图上标出有文物的地方，以便在作战中加以保护。但是，解放后，在建设北京中要拆迁一些古建筑时，梁就成为一个“阻挠者”了。记得有一次从颐和园搭北京团委书记的汽车回城时，这位团委书记批梁思成就批了一路。说梁反对拆天安门前东西两侧的三座门，天安门前的华表向北移一点也要反复查看是否破坏了原来的布局，拆城墙更是竭力反对，连拆赛金花这个婊子的坟也哭了一鼻子，还说梁提倡盖有大屋顶的房子，农民批评我们说，共产党进城怎么一古劲儿盖大庙，等等。1956年，我参加当时计划委员会组织的襄樊地区选择工业用地工作。为了了解汉水泛滥情况，领导让我以保护文物为名，请了一批当地乡绅回忆汉水发大水情况。从座谈情况来看，这些乡绅对汉水两岸的文物情况，一是了如指掌，二是关怀备至，一如梁思成。因此，我感到保护文物也要有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受过传统文化教育并且对传统文化有深厚感情的人。在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人基本上已被扫荡掉了，或者不敢说话了，或者说话也没有人听了。因此造成很大损失，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在现在这种不重视保护文物的局面已有很大改观。
叶企荪。解放后有一次我去他的办公室，他正在看一张新挂上去的中国地图。见我进来，就问我，蒙古西北部的一个突出部分怎么画到苏联去了。我当然回答不出来。但是他这种发问的思想感情，我是能理解的。他是我们的长辈，我正是在小时像他那样的长辈的教育下才知道我们的国家一百多年来所遭受的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割地赔款的屈辱和从而产生的要求雪耻的民族感情的。而在国土的沦丧中最使我们念念不忘的就是被英国割去的一千多平方公里的香港、被日本割去的三万多平方公里的台湾，特别是被沙俄割去的一百五十多万平方公里的东北土地。而在解放初期，在我们的思想中还把蒙古看成是中国的地方。我记得在清华解放后（1948年底）而北平尚未解放（1949年2月）期间，第一个来清华大礼堂作报告的是光未然（黄河大合唱的词作者）。当时流行提条子要求作报告者回答问题的做法。要求光未然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蒙古还能不能回到中国来。他的回答是能回来，受到群众的热烈鼓掌。他还回答了其他很多问题，包括苏联拆迁东北工业设备等。同学们还希望他再来作报告。而组织上告诉我们的是，光正在痛哭流涕地作检讨，因为那次来清华作报告是一次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
吴景超。吴景超是和费孝通等齐名的社会学家。解放后，有一次，我碰到他。他不认识我，但他大概猜出我是党员。他就主动向我宣传他的人口观点。大意是，四亿多人口，每年要增加一千多万人，其中，城市要增加一二百万，为了让这一二百万人就业，一万人的工厂每年就要盖一二百个（那时万人工厂近乎天方夜谭），这是做不到的，所以要节制生育。这是我听到的比邵力子、马寅初等后来公开宣传节制生育早好几年。说明当时确有一批学者早已看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可惜那时这些学者是报国无门，向我们当时还不懂这个问题的人说，是毫无用处的。
刘仙洲。他教我们热工学。但他不仅教我们书，解放前，还带我们参观石景山钢铁厂（首钢前身），带我们游览八达岭长城等。他虽然年纪已很大，还向我们表露还要完成三百万字的写作计划。在我的心目中，他完全像一个传统的令人尊敬的学者和忠厚的长者，是我们的师表。
钱伟长。他教我们理论力学。他好在教书中插一些和教本科书不相关的话。有一些话很有用。有一次，他说，他最近学懂了一门学科，润滑学，他准备开这门课。他说要弄懂一门学科，至少要看这个领域中三本书。这也成为我以后学习新东西的方法。我的体会是，这样做，一是可以相互补充，了解得更全面些；二是可以知道这个领域中的不同流派，不致局限于一种观点。
余瑞璜。物理系教授，在光学上有很深造诣。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我去听过他在小范围内的“交心”。他说，他对政治不感兴趣。他不相信马、恩、列、斯，也不相信毛泽东。他只相信爱因斯坦。如果爱因斯坦从右边打我一个耳光，我还要请他从左边再打我一个耳光。余瑞璜这里所说的“相信”实际是“崇敬”的意思。这说明余是专心致志于本门科学内做学问，有自己的崇高境界，不愿分心于其它方面，包括政治。这是解放前做学问的人的典型思想，当然为解放后所不容，因为科学家也要学政治，也要政治挂帅。我感到需要理解科学家的思想。科学家需要自由支配自己的时间，一门心思地驰骋在自己的领域中，特别是要使自己已经进入的思维不能中断，及时捕捉住自己的灵感或思想火花，有所发现、有所创新。例如，我看过一篇文章，说鲁迅有一次在理发时突然来了一个创作灵感，不顾别人看了好笑，马上中止理发，回家把想到的马上写下来。搞科学和搞文学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余瑞璜在当时只能交出这种不合时宜的心，并服从当时的安排。我想现在已经可以还科学家本来应有的这种权利了。
三
我们机械系这个班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作了一个小小的教学改革试验。大学毕业后一般要实习一年。有人提出能否在三年级后实习一年，回来再念四年级，有助于理论联系实际，学得更扎实些。学校同意了这个试验。我们这个班正常是1951年毕业，现在要推迟到1952年毕业。学校同意在1952年毕业后仍划在1951年级行列内。由于是试验，采取自由报名方式。我们班大约有100人左右，有一半人报名参加。实习是定向的、自愿的。有30多人选择去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10多人去一个重型机器厂的筹备组。我报名参加前者。汽车工业筹备组副组长是孟少农（组长是郭力）。孟少农原是清华机械系教授，教汽车的。我到清华上学时，他已去了解放区。解放后回到北京，负责筹建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正是他提出搞这个教学改革试验的。动机似乎是预定一批清华学生。由于后来还在汽车工业筹备组内设立了坦克工业筹备组，所以我在1952年毕业后就分配到坦克工业系统工作。
四
我回到学校念四年级后，不知道被谁推荐去学生会搞宣传工作。主要任务是中午吃饭时的广播工作。为此，给我配备了一个小班子，包括两个广播员。但写稿的任务基本上落在我的身上。这样，除了念书外，我每天还要写一篇广播稿。不过效果还不错，同学们即使吃完饭一般也要听完广播才离开食堂。我还在图书馆举办了两次时事宣传活动。一次宣传国际时事，一次宣传国内时事。形式都是写出提纲后，请会画画的同学根据提纲内容在大字报纸上画成画，配上必要的但尽可能少的文字或数字，因此在内容表达上比较形象、生动。当时学生会还组织每一个班级都去看，甚至有外宾来访时，学校领导也领着这些外宾去看。清华一直是中央对知识分子宣传教育的重点。解放初期，中央领导经常来清华作报告，彭真、薄一波、邓颖超等都来讲过，甚至时任法制委员会主任的王明（陈绍禹）也来讲过婚姻法。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京后就马上来清华作报告，一讲就是六个多小时。中央还给清华配备了固定的宣传员，有艾思奇、蒋南翔、刘鼎。其中艾思奇还是清华的政治辅导员，给我们上大课，讲社会发展史，当时称之谓讲“猴子变人”。到1952年就不主动来了，要去请。我就请过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伍修权。记得到了伍的办公室后请他去清华作报告，他要我请亚洲司司长陈家康去，到了陈的办公室，陈说你还是请伍去，我又到伍的办公室请伍去，最后伍还是答应了。
1952年8月毕业。组织上让我作为列席代表参加由全国学生会主席（姓田，名字忘了）为团长的代表团参加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第六届国际学联理事会（代表团中在校学生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清华大学的我，另一个是沈阳医科大学的一个女同学）。
行前，团中央在北京饭店设宴为我们送行，有第一书记冯文彬、书记蒋南翔、国际部部长吴学谦等。由于这时中央已决定冯文彬调离团中央，由胡耀邦接任，因此胡也来了。但因为正式文件还没有到，所以仍由冯致欢送词。
我们是在8月21日早6时在西苑机场乘飞机去莫斯科的。而这一天正好是北京市在中山公园举行大学生毕业典礼，朱德同志出席会议并讲了话，我未能参加。
那时，从北京到苏联的飞机是24人座的飞机。由于天气原因，还被迫降在蒙古一个叫三山坦的机场。这个机场似乎没有跑道，飞机就在沙地上降落和起飞。这天晚上飞机场场长请我们吃了一顿烤全羊。但只请代表团（除我们这个代表团外还有一个去华沙参加工会会议的代表团），不请其他乘客。在其他乘客中有当时中国驻苏联大使馆商务参赞李强（后外贸部长），气得他大发脾气。第二天到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据说，该市的房子基本上是由中国去的人盖的，所需蔬菜由中国去的人种的，但是我们去时，这些中国人基本上已被请回中国了。第三天到苏联的伊尔库茨克，换48人座的飞机。据说那时周恩来总理的座机也是48人座的。24日到莫斯科。前后四天。回来时也是如此，但多了一天，即10月6日由莫斯科起飞，10日到北京。回来时，在蒙古境内只在乌兰巴托住了一天，多出的时间都在苏联境内。莫斯科到布加勒斯特则是火车。8月26日动身，28日到。
到莫斯科后，苏联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接见了代表团全体成员。回国时，即9月26日自布加勒斯特乘飞机回到莫斯科后，苏联共青团中央还要我们在莫斯科住一段时间，并在莫斯科过国庆节。住到10月6日。住在莫斯科郊区共青团别墅里。白天游览，晚上看戏。这些都表示苏联对中国的特别友好，也含有让我们看看他们的先进程度，坚定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这也是当时很多中国人的想法。如，国庆节那天，大使馆把国内在莫斯科的人召去庆祝国庆，并由当时在莫斯科的李富春给去的人作了一个报告。报告的中心内容是要学苏联。李富春在报告中强调了苏联的先进性。他举例说，不要说别的，就是我们的民间舞蹈经过苏联专家一指导也好看多了。
代表团是在8月28日到布加勒斯特的。9月5日国际学联理事会开会，11日结束。会上发生的一个插曲是，英美代表发言中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对我方作了一些指责，我代表团团长随即要求再次上台作了反驳。15日参加会议的代表，组成若干代表团分赴罗马尼亚各地，报告会议情况。我去克鲁其市，并由中国代表，也就是我，任这个团的团长。到该市下火车后，在车站发表讲话，后又在该市为这次会议专门召开的群众大会上作了报告。这些都表示新中国成立后，国际地位的提高。17日回到布加勒斯特后，罗方特地把我们单独留下来，游览一些地方，表示格外的友好。
50年前这一情景还深忆脑中，而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已由社会主义国家变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真是沧海桑田，一言难尽。
10月10日回到学校后，21日就到第二机械工业部第六局，也就是坦克工业局，报到分配在长春一个发动机厂工作。
五
最后，还需要说一下我在北京的一个亲戚，解放后一直在北京工业学院（现改名为北京理工大学）当教授的王成柏，对我说的，有的还写成文字的一些情况。这些情况，也可以反映解放前北平教育事业的一些侧面。
我在《童年杂忆》中曾提到我家的长工，因为曾在我母亲家干过20年左右，因此，一直称我母亲为“二小姐”。那末“大小姐”是谁呢？到北平后，我见到了这位“大小姐”。这就是我母亲的堂姐，比我母亲大一岁（1908年生），我的大姨母。姨父也姓王，而且是同县同宗，但不同支，我是黄山这一支，他是县城的一支。若论王姓家族来说，他比我高出三辈，我要叫他太公。而从亲戚关系来说，只比我高出一辈。他、姨母和我母亲都是90多岁去世的，都是高寿。
他在育英中学（现北京四中）上中学，四年后，也就是1923年考入北京大学理学院预科，1929年毕业。没有上过小学。那时中学4年，大学预科2年，本科4年。后来把预科2年改为高中2年，初中仍为4年。实行数年后又改为初中高中各三年，即所谓四二制改三三制。
北京大学入学考试是，先考国文、英文、数学。及格后榜示。理学院再考物理和化学，文学院、法学院再考历史、地理。榜示后再检查身体，及格后才正式录取。1923年投考2488人，录取近160人，占6.4％（1947年，我考清华时，投考13450人，录取552人，占4％）。早年北京大学理学院图书馆分设各系，进门只需签名即可进入阅览室，随便从书架上取书阅读。桌面又长又宽，读者面对面，但有50cm高的木板隔开彼此不能见面。同时两个座位之间也有木板隔开，左右之间也不能见面。在这个小空间内有电灯可开关。地板上铺有麻布地毯，加以大家走路避免出声，彼此不谈话，仅偶尔用纸传语，因此异常安静。人走关灯，书放回原处。可以把自己的书包带进去，出入不检查，但未闻丢过书。当时宿舍一般是二人一室，也有一人一室的。
北平有一个慈谿试馆。馆址在王府井之西、北京饭店之北百余米处的小甜水井胡同9号。民国前专供慈谿来京考生免费住宿，且有适当帮助。对名落孙山、经济困难者可资助回乡。他在1934年住入该馆，1958年迁出。清代，招待考生经费每年200两银子。
经费来源是试馆房产租金。试馆在小甜水井9号外还在其它三处共有房60多间。废科举后，于1902年成立京师大学堂，1912年改名为北京大学。从1902年起将200两银子改为300银元。这笔钱就作为县里考入北京大学学生的奖学金。他每年可得50—60元。另外，浙江省政府对上北京大学的每人每年给64元。当时的学费是每学期10元，学校伙食费每月3—6元。他在北京大学上学时，还当家庭教师、在中学教书，每月收入共约30元左右。收入大大超过支出。如果和毛泽东当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月收入8元相比，还很富裕。他在30年代就成为教授，工资是300多元。他对我说，300多元是什么概念呢？他说当时黄金，卖给银行是40元一两，向银行买是42元一两（老秤，16两一斤）。我看到过一篇文章说，那时有名的教授一个月有拿到600元一月的。可见那时教授的收入是很高的。他的一个储蓄方法是，买金子，打成一两重的戒指。文化大革命时，他被揪斗、抄家，并把抄出来的东西办了一个展览会。因为北京工业学院那时属兵器工业系统，我和我爱人都在兵器工业部机关工作，因此，我爱人去看了这个展览会。她看后告诉我说，戒指足有100多个。后来这些戒指由政府以100元一两的价格收购去了。后来姨父告诉我，他最可惜的还不是这些金子，而是他父亲留给他的一本放清朝邮票的集邮册和一部王氏家谱。我还为此给该校写了一个报告，要求学校还给金子，找回清朝邮票和王氏家谱。无结果。
他任过10个学校的教授：北大工学院、北平临时大学、北洋大学北平部、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大学、沈阳医学院、中国大学、中法大学、华北大学、北京工业学院。为各高校开过10门课：化学泛论、无机化学、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理论化学、物理化学、高等无机、近代化学、化学计算、电化学。共教学生约万名。编写多种教材近二百万字。我问过机关里一些上过他课的同事对他的评价（当然不告诉他是我的亲戚）。他们告诉我，他们叫他“教书匠”，也就是说，书教得非常好，但没有搞科研。
他还告诉我，他对1947年时北洋大学北平部教师的年龄作过一个大概的统计：教授（43人），最高61岁，最低35岁，平均46岁：副教授，分别为64，31，38；讲师，分别为38，30，34.7；助教，分别为43，22，2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