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北区图书馆 内容
我家是一个普通的职员家庭，父亲3岁丧父，在慈城念了一年半私塾，到宁波小钱庄学过徒，母亲14岁丧父，在东城小学毕业后留校当了最年轻的女教师，上二代孤几寡母，一无家产。1924年父亲凭着岳家与黄楚九的一丝亲戚关系，到上海进入他创办的中法大药房当柜员，刻苦自学，直到任中级职员。但他先后生下7个子女，家庭负担很重。我是老大，随祖母住在慈城读小学和初中，16岁来到上海读了高中和大学，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使我提高觉悟，才能为国家人民做了一些能做的工作，这是完全应该的，更是不值得骄傲的。
古人云“百年树人”，在旧社会家族中要出一个大学生，往往需要一定的书香气氛、家长的远见卓识、财力的支持和本人的努力，才有可能。象我这样的家境，尤其在宁波人重商习业成风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几乎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我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我从小学到大学（专科）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白读书、苦读书、读好书”甚至还有“白吃饭”的求学过程。我今已年逾八旬，抚今追昔，除了应该感谢培养我的学校和老师之外，更值得缅怀的是那几位创学、办学的先贤，他们栽播的读书种子，不但早已开花结果，而且弘杨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崇高道德，对于我国当前科教兴国、建设希望工程、适应国际人才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复兴中华民族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普迪二校”是一所很好的小学。如所周知，是乡贤秦润卿先生继普迪一校（1914年办）之后于1925年创办的义学。利用县校士馆（考棚）原址稍加修改而成。在校学生200余人，教师10来人。非但不收学费，还供书、文用品。我记得校士馆的仪门当时有一副对联：“经验就是学问，学问就是经验”，这是当时教育改革中，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的理论。校礼堂后面廊下放油印机的台板，是一块长约2.5米宽约0.6米的白底黑字木牌，书有“平民学校”，不知为何没有挂出来。（“普二”没有校牌，只在校士馆的西辕门额上，用青砖铸上“普迪二校”四个中型字样）。因为当时正值教育改制和陶行知先生提倡办“平民学校”的时候。我从1930年初读至1936年。学生中无论是巨富（校董）徐文卿的儿子，李寿山的侄子，应谓渔的子、侄、孙，还是北门外农民的儿子，或是东门外“堕皮嫂”的儿子，后来了解还有一位蒋介石母系姓王的侄孙（三年级时到南京去了），无不一视同仁，一样对待。相反他们校董的子弟还要实足缴纳学杂费20元/学期（约比其它小学贵5元）。普迪毕业生，凡升到慈中（慈湖中学）者，均由普迪学会代缴学费12元/学期，本人只需缴杂费16元/学期。凡普迪毕业生绩优者，还可由秦润卿先生介绍到上海五和针织厂、大东袜厂等当练习生或学徒。在六年级的时候，往往有一二位同学突然停学了，过几天，他却穿着簇新长袍，在课中走进教室，腼腆地向老师和同学鞠躬行礼，大家起立用惊异和羡慕的目光送视他，原来这是一种道别仪式，他要离乡习业去了。在学校形成的良好风气，我至今印象很深。普二在教学中有几个特点：1、读古文。五六年级语文几乎全是古文讲义，摘自《左传》、《孟子》、《古文观止》等，偶有白话文，学的也是当时令人似懂非懂的象钱基博（钱三强之父）《我之对于读经问题》等。国文教师均业余用功自学，造诣很深。有一位干欐卿老师，是我家邻居，三十多岁了，天天可闻其朗朗读书声。2、打手心。当时小学多已废体罚，而普二对语文背诵不出者，要用木尺（俗称“稿方”）打手心，但一般不超过三下。唯有训育老师（六年级班主任蒋国英老师兼）特做了一条弧形截面的长竹尺，正反两面打起来都很疼。尤其在顽皮学生触犯校规时，要受到它的笞罚。3、巡察员。课间休息时间，学生嬉戏打架时，由巡察员（高年级学生担任）来维持秩序，当裁判，犯错误者罚“面壁”，站立至上课铃响才回教室。有解决不了者则上告“老蒋先生”，在学生群中算是件大事了。4、演古装历史剧。以上海美专毕业的陈古童、浙江体专毕业的张国祥老师为主，编导、音乐、化妆、服具全拿，对7～12岁的男学生（普迪全是男生），唱、念、做、打全教，其唱腔类似昆剧，曾先后演出过《缇萦救父》、《王昭君》、《尽忠报国》和《卧薪尝胆》等剧，在全县独树一帜。普二师资好，待遇厚（当时一般教师为20元/月，优于兄弟学校），班子稳定，气氛融洽。教师业余大都以自学、自娱为主。师生情谊较深，1935年举行10年校庆，校友纷纷送礼，是日演出《卧薪尝胆》，校董李寿山先生（时年60，深度近视眼）登台演讲。校董王伯元先生也曾来校演讲。翌年举行校运动会，旅沪校友一呼百应，寄来大量奖品助阵。由于普二离我们家较近，家族兄弟中先后就读的不下10人，都享受了“白读书”的优惠。
慈溪县立初级中学（今慈湖中学）实际上的县经费仅占三分之一，大半靠秦润卿先生为首募集支持（1944年陈谦夫校长先生来沪，准备抗日胜利后复校等事宜，润卿先生就把他自己在福源钱庄三楼的办公（兼卧）室让给他住）。在“校长先生”（这是当时大家对他的昵称和尊称）筚路篮缕，惨淡经营下，形成了校风正、师资好、治学严的特色。1936年一1939年先生还同时为新校舍从募资到建造至落成，直到被敌机炸毁，朝朝暮暮，操劳奔波，形影不离。其情景迄今回思，犹感人肺腑。当年慈中第一次给人感觉是“小效实”。首先校长先生是效实中学的老校长，许多教师是效实校友，还有张苓思、毛道愚等几位教师每半周跋涉于慈湖与高桥（效实战时的迁址）之间，两面任教。许多规章制度甚至连作业用纸也仿效实。1939年夏我毕业时列第一名，荣获“六六老人”奖学金（每级一名）。五十八年后的1997年，我和旅沪校友会负责同志专程到崇明访谒91岁高龄的当年理科老师江圣述先生，为他祝寿。江先生深有所感地说：“慈中是我任教过的学校中最好的学校，也是我感情最深的学校”。
我在慈中的成绩，提高了父亲让我升学的积极性。从慈中升到效实也应是顺理成章的。效实上海分校除了没有慈湖的山水环境之外，同样具有校风纯正、师资好、教学严的本色，有好多慈中的老同学，好几位慈溪籍令人景仰的名教师，我们班上还有叫“阿大、阿二⋯⋯阿六”，后成为“一六学会”进步组织投身革命的种子。遗憾的是每学期48元的学费对我父亲是沉重的负担（比慈中时多3～4倍），又无奖学金可以争取。下学期经父亲托人介绍转入一所质量较差的学校，免了一半学费（20元），但我不满意，后悔转学。但为争取免学费，高二起转入辅仁中学，该校系无锡名校，战时迁沪，为圣约翰大学校友所办，对每级第一名学生可全免学费，我只好去试试。该校教学质量也较高，除国文、中国史外，全用英文课本。由于与四所教会大学为邻，同在一座（“慈淑”，今称“东海”）大楼内，有时还请大学教授来任教或代课，如东吴的叶冶镳（教化学）、之江的俞调梅（教数学）先生。然而那时我的复习困难却更大了，由于“孤岛”里房小人挤，我家人多，二间亭子间，有时还有客人来打牌，可以说根本无法复习功课。我只能跼躅于床头，利用桌子的一半，靠墙边用二只肥皂箱堆叠书籍，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功课。还要争取考第一名，而且必须考第一名（第二名也不行）。否则付不出学费，就意味着失学。我终于在四个学期中，竟有三个学期考到了第一名，减轻了父亲的负担。后来我也在社会上找到一位马受百先生，他是陆天宝银楼的经理，组织“培才”奖学金，通过考试，我被结对助学至高中毕业。这样又进一步减轻了父亲的负担。马先生是回教徒，为人正派，在那个年代，就往来于南非一带，经营钻石珠宝，解放后他的店改为上海钻石工厂，可能是上海钻石界的老前辈。
辅仁中学对第一名毕业生还有一种待遇，就是保送圣约翰大学。这对我这样经济困难的家庭，简直是痴人做梦。我原来向往的是投考国立交大读公费生。可是1941年12月8日，日寇进入租界后，1942年夏汪伪文教汉奸丁默村要来接管交大，交大宁为玉碎，停止招生，于是又破了我的这个梦。正面临毕业即失业之际，从辅仁母校得知诚孚纺织专科学校（当时为避敌伪耳目，称“诚孚高级职员养成所”）专向苏工、上中、扬中、南模、效实等名校招收高才生，免费，供食宿，要“铺保”，毕业后须为其工厂服务二年。因得知已较晚，连夜通宵备考，欣然应投，蒙录取第16名（共约60名）。后来知道，当时还有几位在交大、圣约翰、之江、大同大学读了一二年的同学，再来投考诚孚的。诚孚为金城、中南银行集团所属诚孚信托公司所办，创办人李升伯先生（1896～1986），上虞人，是著名的纺织企业家，曾任大生纺织公司经理，是末代状元张謇先生建设南通、开发苏北的得力助手（其早年事迹被收载《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通过听他的讲课，知道先生是一位崇高的爱国人士，具有远见卓识，而又身体力行，矢志不渝。60年后的今天，我们好多诚孚校友回想当年在敌伪机构密布的“孤岛”，能找到这样一所正派的学校造就我们，而没有迷入岐途，误投到敌特的狗洞里去，丢失青春和政治生命，真是好幸也好险啊。
诚孚延名师，如交大的曹风山，后来的朱物华、陈维稷教授，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纺织老师，教英语的美国人MissAlbert，还聘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的篮球教练陆翔千先生教体育，朝出操，晚打球，对我们进行强制性的锻炼。请公司的高级职员教管理。用二年时间，不放寒暑假，学完大学本科课程。再到工厂实习一年，由厂里学问、经验丰富的厂长、工程师任指导。从做微细的纤维实验到拆装多种纺织机器，运转操作以至粗到甩12磅大锤，打铁金工，都要实习到，然后选择一个部门定岗。鉴于日本纺织技术远远领先于我国，我们还利用学校已学的日文基础，于业余或工余常到“内山书店”购阅日本纺织技术书籍，以充实学习内容。1944年因形势日紧，学校停办，先生亲自资助许多同学去当时抗日后方参加纺织建设。1945年抗日胜利，李先生出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组织我们100多名前三届学生，几乎得心应手地接过上海、青岛、天津的日资纺织厂的装备，投入正常生产。第一次有力地显现了先生办学取得的硕果。我们也就开始走上了工作岗位。1948年中纺举办（全国性的）纺织专门技术研究班，选派优秀技术人员参加（好比现在的“研究生班”），分六组83人，用半年时间调研、写论文，实践操作，导师为中日籍各门高级专家，诚孚校友入选者29人占35％，结业时六组榜首6人，诚孚占5人，当时诚孚纺专已正名复校（解放后并入华东纺织工学院再改组为中国纺织大学，东华大学），声名为之大振。而巧合的是诚孚5人榜首中，有3人竟是我宁波籍的“效实坯子”（效实校友），即杨光世（曾任北京联合大学纺织学院院长）、张令慧（曾任北京市纺织局副局长）和我，可见诚孚、效实等母校基础扎实非同一般。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三次夺魁，可以说是苦学的结果（我在求学和工作期间还常去夜校等“充电”，如英语会话、日语、俄语、会计、珠算、书法、打字。）没有这些基础，没有党的领导，我后来也不可能为党为人民在事业上上做出这样的成绩。
李升伯先生早年就提出，当时正在萌芽起步的纺织工业是使我国工业化，摆脱贫困落后的重要支持。必、须“培养人才，改良棉种，改进管理和自制纺织机械”。除创办诚孚纺专外，先生在抗战期间，解放前夕筹建世界一流的大型的经纬纺织机械厂，解放初赶在美国对华禁运前，不惜一切代价，排除万难，将在美国和瑞士订购的纺织机械制造母机抢运到香港、菲律宾，然后再转运回国，为此先生负债，至1971年才将债务理清。50年代初，由国家将经纬纺织机械厂建成，完成夙愿。1978年先生回国定居，大力提倡发展服装，从国外寄来大批服装书刊，促使国内大专院校陆续成立服装专业，培养人才。综其一生，为我国纺织事业作了不朽的贡献。先生专孜于事业，虔信基督，伉俪情深。我的老师、先生的亲密助手、诚孚第三任校长，华东纺管局第一位党外副局长、华东纺院首任院长、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至退休）宁波人士张方佐先生早在1946年为先生50诞辰祝寿时称赞说：“李先生家里没有一桌麻将。”
同样，先贤秦润卿先生自律甚严，自奉俭约，不饮酒、不玩牌、不赌钱、不纳妾，不常添置衣服，公私分明，生活规律，吾甬人均盛为传颂。
缅怀先贤们的高风亮节，仅从其私生活一面，均已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现在全国富人日益增多，凡富裕而有志于爱祖国，爱家乡，造福于社会，造福于桑梓，积其德于子孙的人士们，对照先贤的榜样，其自勉兮！
慈湖中学
古人云“百年树人”，在旧社会家族中要出一个大学生，往往需要一定的书香气氛、家长的远见卓识、财力的支持和本人的努力，才有可能。象我这样的家境，尤其在宁波人重商习业成风的情况下，是很不容易做到的，几乎也是不可想象的。然而我却是一个特殊的例子，我从小学到大学（专科）可以说是经历了一个“白读书、苦读书、读好书”甚至还有“白吃饭”的求学过程。我今已年逾八旬，抚今追昔，除了应该感谢培养我的学校和老师之外，更值得缅怀的是那几位创学、办学的先贤，他们栽播的读书种子，不但早已开花结果，而且弘杨他们的爱国精神和崇高道德，对于我国当前科教兴国、建设希望工程、适应国际人才竞争、增强综合国力、复兴中华民族仍然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
“普迪二校”是一所很好的小学。如所周知，是乡贤秦润卿先生继普迪一校（1914年办）之后于1925年创办的义学。利用县校士馆（考棚）原址稍加修改而成。在校学生200余人，教师10来人。非但不收学费，还供书、文用品。我记得校士馆的仪门当时有一副对联：“经验就是学问，学问就是经验”，这是当时教育改革中，美国教育家杜威博士的理论。校礼堂后面廊下放油印机的台板，是一块长约2.5米宽约0.6米的白底黑字木牌，书有“平民学校”，不知为何没有挂出来。（“普二”没有校牌，只在校士馆的西辕门额上，用青砖铸上“普迪二校”四个中型字样）。因为当时正值教育改制和陶行知先生提倡办“平民学校”的时候。我从1930年初读至1936年。学生中无论是巨富（校董）徐文卿的儿子，李寿山的侄子，应谓渔的子、侄、孙，还是北门外农民的儿子，或是东门外“堕皮嫂”的儿子，后来了解还有一位蒋介石母系姓王的侄孙（三年级时到南京去了），无不一视同仁，一样对待。相反他们校董的子弟还要实足缴纳学杂费20元/学期（约比其它小学贵5元）。普迪毕业生，凡升到慈中（慈湖中学）者，均由普迪学会代缴学费12元/学期，本人只需缴杂费16元/学期。凡普迪毕业生绩优者，还可由秦润卿先生介绍到上海五和针织厂、大东袜厂等当练习生或学徒。在六年级的时候，往往有一二位同学突然停学了，过几天，他却穿着簇新长袍，在课中走进教室，腼腆地向老师和同学鞠躬行礼，大家起立用惊异和羡慕的目光送视他，原来这是一种道别仪式，他要离乡习业去了。在学校形成的良好风气，我至今印象很深。普二在教学中有几个特点：1、读古文。五六年级语文几乎全是古文讲义，摘自《左传》、《孟子》、《古文观止》等，偶有白话文，学的也是当时令人似懂非懂的象钱基博（钱三强之父）《我之对于读经问题》等。国文教师均业余用功自学，造诣很深。有一位干欐卿老师，是我家邻居，三十多岁了，天天可闻其朗朗读书声。2、打手心。当时小学多已废体罚，而普二对语文背诵不出者，要用木尺（俗称“稿方”）打手心，但一般不超过三下。唯有训育老师（六年级班主任蒋国英老师兼）特做了一条弧形截面的长竹尺，正反两面打起来都很疼。尤其在顽皮学生触犯校规时，要受到它的笞罚。3、巡察员。课间休息时间，学生嬉戏打架时，由巡察员（高年级学生担任）来维持秩序，当裁判，犯错误者罚“面壁”，站立至上课铃响才回教室。有解决不了者则上告“老蒋先生”，在学生群中算是件大事了。4、演古装历史剧。以上海美专毕业的陈古童、浙江体专毕业的张国祥老师为主，编导、音乐、化妆、服具全拿，对7～12岁的男学生（普迪全是男生），唱、念、做、打全教，其唱腔类似昆剧，曾先后演出过《缇萦救父》、《王昭君》、《尽忠报国》和《卧薪尝胆》等剧，在全县独树一帜。普二师资好，待遇厚（当时一般教师为20元/月，优于兄弟学校），班子稳定，气氛融洽。教师业余大都以自学、自娱为主。师生情谊较深，1935年举行10年校庆，校友纷纷送礼，是日演出《卧薪尝胆》，校董李寿山先生（时年60，深度近视眼）登台演讲。校董王伯元先生也曾来校演讲。翌年举行校运动会，旅沪校友一呼百应，寄来大量奖品助阵。由于普二离我们家较近，家族兄弟中先后就读的不下10人，都享受了“白读书”的优惠。
慈溪县立初级中学（今慈湖中学）实际上的县经费仅占三分之一，大半靠秦润卿先生为首募集支持（1944年陈谦夫校长先生来沪，准备抗日胜利后复校等事宜，润卿先生就把他自己在福源钱庄三楼的办公（兼卧）室让给他住）。在“校长先生”（这是当时大家对他的昵称和尊称）筚路篮缕，惨淡经营下，形成了校风正、师资好、治学严的特色。1936年一1939年先生还同时为新校舍从募资到建造至落成，直到被敌机炸毁，朝朝暮暮，操劳奔波，形影不离。其情景迄今回思，犹感人肺腑。当年慈中第一次给人感觉是“小效实”。首先校长先生是效实中学的老校长，许多教师是效实校友，还有张苓思、毛道愚等几位教师每半周跋涉于慈湖与高桥（效实战时的迁址）之间，两面任教。许多规章制度甚至连作业用纸也仿效实。1939年夏我毕业时列第一名，荣获“六六老人”奖学金（每级一名）。五十八年后的1997年，我和旅沪校友会负责同志专程到崇明访谒91岁高龄的当年理科老师江圣述先生，为他祝寿。江先生深有所感地说：“慈中是我任教过的学校中最好的学校，也是我感情最深的学校”。
我在慈中的成绩，提高了父亲让我升学的积极性。从慈中升到效实也应是顺理成章的。效实上海分校除了没有慈湖的山水环境之外，同样具有校风纯正、师资好、教学严的本色，有好多慈中的老同学，好几位慈溪籍令人景仰的名教师，我们班上还有叫“阿大、阿二⋯⋯阿六”，后成为“一六学会”进步组织投身革命的种子。遗憾的是每学期48元的学费对我父亲是沉重的负担（比慈中时多3～4倍），又无奖学金可以争取。下学期经父亲托人介绍转入一所质量较差的学校，免了一半学费（20元），但我不满意，后悔转学。但为争取免学费，高二起转入辅仁中学，该校系无锡名校，战时迁沪，为圣约翰大学校友所办，对每级第一名学生可全免学费，我只好去试试。该校教学质量也较高，除国文、中国史外，全用英文课本。由于与四所教会大学为邻，同在一座（“慈淑”，今称“东海”）大楼内，有时还请大学教授来任教或代课，如东吴的叶冶镳（教化学）、之江的俞调梅（教数学）先生。然而那时我的复习困难却更大了，由于“孤岛”里房小人挤，我家人多，二间亭子间，有时还有客人来打牌，可以说根本无法复习功课。我只能跼躅于床头，利用桌子的一半，靠墙边用二只肥皂箱堆叠书籍，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做功课。还要争取考第一名，而且必须考第一名（第二名也不行）。否则付不出学费，就意味着失学。我终于在四个学期中，竟有三个学期考到了第一名，减轻了父亲的负担。后来我也在社会上找到一位马受百先生，他是陆天宝银楼的经理，组织“培才”奖学金，通过考试，我被结对助学至高中毕业。这样又进一步减轻了父亲的负担。马先生是回教徒，为人正派，在那个年代，就往来于南非一带，经营钻石珠宝，解放后他的店改为上海钻石工厂，可能是上海钻石界的老前辈。
辅仁中学对第一名毕业生还有一种待遇，就是保送圣约翰大学。这对我这样经济困难的家庭，简直是痴人做梦。我原来向往的是投考国立交大读公费生。可是1941年12月8日，日寇进入租界后，1942年夏汪伪文教汉奸丁默村要来接管交大，交大宁为玉碎，停止招生，于是又破了我的这个梦。正面临毕业即失业之际，从辅仁母校得知诚孚纺织专科学校（当时为避敌伪耳目，称“诚孚高级职员养成所”）专向苏工、上中、扬中、南模、效实等名校招收高才生，免费，供食宿，要“铺保”，毕业后须为其工厂服务二年。因得知已较晚，连夜通宵备考，欣然应投，蒙录取第16名（共约60名）。后来知道，当时还有几位在交大、圣约翰、之江、大同大学读了一二年的同学，再来投考诚孚的。诚孚为金城、中南银行集团所属诚孚信托公司所办，创办人李升伯先生（1896～1986），上虞人，是著名的纺织企业家，曾任大生纺织公司经理，是末代状元张謇先生建设南通、开发苏北的得力助手（其早年事迹被收载《浙江古今人物大辞典》）。通过听他的讲课，知道先生是一位崇高的爱国人士，具有远见卓识，而又身体力行，矢志不渝。60年后的今天，我们好多诚孚校友回想当年在敌伪机构密布的“孤岛”，能找到这样一所正派的学校造就我们，而没有迷入岐途，误投到敌特的狗洞里去，丢失青春和政治生命，真是好幸也好险啊。
诚孚延名师，如交大的曹风山，后来的朱物华、陈维稷教授，刚从英国留学回来的纺织老师，教英语的美国人MissAlbert，还聘参加过1936年奥运会的篮球教练陆翔千先生教体育，朝出操，晚打球，对我们进行强制性的锻炼。请公司的高级职员教管理。用二年时间，不放寒暑假，学完大学本科课程。再到工厂实习一年，由厂里学问、经验丰富的厂长、工程师任指导。从做微细的纤维实验到拆装多种纺织机器，运转操作以至粗到甩12磅大锤，打铁金工，都要实习到，然后选择一个部门定岗。鉴于日本纺织技术远远领先于我国，我们还利用学校已学的日文基础，于业余或工余常到“内山书店”购阅日本纺织技术书籍，以充实学习内容。1944年因形势日紧，学校停办，先生亲自资助许多同学去当时抗日后方参加纺织建设。1945年抗日胜利，李先生出任中国纺织建设公司副总经理，组织我们100多名前三届学生，几乎得心应手地接过上海、青岛、天津的日资纺织厂的装备，投入正常生产。第一次有力地显现了先生办学取得的硕果。我们也就开始走上了工作岗位。1948年中纺举办（全国性的）纺织专门技术研究班，选派优秀技术人员参加（好比现在的“研究生班”），分六组83人，用半年时间调研、写论文，实践操作，导师为中日籍各门高级专家，诚孚校友入选者29人占35％，结业时六组榜首6人，诚孚占5人，当时诚孚纺专已正名复校（解放后并入华东纺织工学院再改组为中国纺织大学，东华大学），声名为之大振。而巧合的是诚孚5人榜首中，有3人竟是我宁波籍的“效实坯子”（效实校友），即杨光世（曾任北京联合大学纺织学院院长）、张令慧（曾任北京市纺织局副局长）和我，可见诚孚、效实等母校基础扎实非同一般。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三次夺魁，可以说是苦学的结果（我在求学和工作期间还常去夜校等“充电”，如英语会话、日语、俄语、会计、珠算、书法、打字。）没有这些基础，没有党的领导，我后来也不可能为党为人民在事业上上做出这样的成绩。
李升伯先生早年就提出，当时正在萌芽起步的纺织工业是使我国工业化，摆脱贫困落后的重要支持。必、须“培养人才，改良棉种，改进管理和自制纺织机械”。除创办诚孚纺专外，先生在抗战期间，解放前夕筹建世界一流的大型的经纬纺织机械厂，解放初赶在美国对华禁运前，不惜一切代价，排除万难，将在美国和瑞士订购的纺织机械制造母机抢运到香港、菲律宾，然后再转运回国，为此先生负债，至1971年才将债务理清。50年代初，由国家将经纬纺织机械厂建成，完成夙愿。1978年先生回国定居，大力提倡发展服装，从国外寄来大批服装书刊，促使国内大专院校陆续成立服装专业，培养人才。综其一生，为我国纺织事业作了不朽的贡献。先生专孜于事业，虔信基督，伉俪情深。我的老师、先生的亲密助手、诚孚第三任校长，华东纺管局第一位党外副局长、华东纺院首任院长、中国纺织科学研究院首任院长（至退休）宁波人士张方佐先生早在1946年为先生50诞辰祝寿时称赞说：“李先生家里没有一桌麻将。”
同样，先贤秦润卿先生自律甚严，自奉俭约，不饮酒、不玩牌、不赌钱、不纳妾，不常添置衣服，公私分明，生活规律，吾甬人均盛为传颂。
缅怀先贤们的高风亮节，仅从其私生活一面，均已足以令人肃然起敬！现在全国富人日益增多，凡富裕而有志于爱祖国，爱家乡，造福于社会，造福于桑梓，积其德于子孙的人士们，对照先贤的榜样，其自勉兮！
慈湖中学
